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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上网、须入党 高校辅导员会很忙

http://www.dw.com/zh/%E5%8B%A4%E4%B8%8A%E7%BD%91%E9%A1%BB%E5%85%A5%E5%85%9A-%E9%AB%98%E6%A0%A1%E8%BE%85%E5%AF%BC%E5%91%98%E4%BC%9A%E5%BE%88%E5%BF%99/a-18858921

多家中国媒体报道，教育部拟出台新规，要求高校辅导员必须是中共党员，并应密切关注学生网络动态。消息引起网民的关注，许多人公开表示不满，有人惊呼"辅导员要变特务了" 。
 
（德国之声中文网）根据中国官媒新华社本周三（11月18日）报道，教育部在其网站公布了《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修改草案并向各地教育部门征求意见。与此前相比，新规对高校辅导员的政治要求更高，要求必须是中共党员。另外，规定还称，辅导员应积极运用现代技术，及时了解网络舆情信息，密切关注学生的网络动态。

今年1月，中国教育部长袁贵仁指出， 要加强对中国高校的意识形态管理 ,。高等教育中应保持意识形态纯洁性，防止西方价值观"浸染"课堂。他表示："绝不能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我们的课堂"。

这番表述引起了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关注和担忧，一些教育界人士表示，这种观点难以让高校接受。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早前接受本台采访时说："100多年来，中国现代化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引进西方价值观、西方制度到中国的过程。无论是民国期间的西方主流价值，还是1949年以后的社会主义观念都是从西方引进的。我觉得已经到了21世纪，突然冒出来要抵制西方观点的说法，我觉得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

有担忧表示，中国学术界在习近平时代将继续受到打压。

人民网本周三一篇关于《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修订草案的报道指出，新规定还要求，辅导员要加强与学生的网络互动，敏锐把握一些苗头性、倾向性、群体性问题。确保每一名专职辅导员每5年参加1次国家级或省级培训。

新规受到了网民的关注和热议，网友在相关新闻留下大量评论：
有人批评说："这是绝对政治绑架，教育本是传递真理教书育人，并不应该带有政治因素和政治色彩！当教育被政治绑架带有统治者的个人色彩时，这个国家的未来也就彻底没救了"。

也有网友讽刺表示："以后发展到幼师也必须是党员，思想教育从娃娃抓起。。。那画面太美不敢想象了"。
"昵称人生得意"问道："大学变成党校？倒车，请注意"。
"网友RF0813写道"："干脆以后神州大地不是你们党的都赶出中国吧"。
"岛民___章"："辅导员要变特务了！！！"
"臣民2805369177"写道："又红又专，怎么感觉又回到文革了"
"世界哪有真情yby"："学校，是培养建设社会的各类人才，不是培养党政领导的地方，所以，此举，不妥！！"

高校辅导员全是傻逼，没有例外

习比起前几届的控制欲更强，什么都要管，现在感觉国内媒体的舆论环境更加不自由

任何个人无法阻挡历史前进的脚步，中共的崩溃只是时间问题。

大陸互聯網開始「部落化」時代
11月21日(六)   

莫之許 獨立評論人


http://hk.on.cc/cn/bkn/cnt/commentary/20151121/mobile/bkncn-20151121000317312-1121_05411_001.html

法國巴黎發生恐怖襲擊，這一事件在大陸也獲得了很大反響。而就在不久前，圍繞歐盟接納敘利亞難民，在大陸網絡上也曾引發一場爭論，許多人以輕蔑的口吻稱呼願意接納難民的歐洲人或支持接納的大陸人為「聖母婊」，在這些人看來，如今，巴黎遭到恐怖襲擊，難道不是「聖母婊」們的報應嗎？此外，也有許多人開始反思恐怖主義的深層原因，一些大作紛紛問世，如一篇名為「政治正確與文明」的文章，嚴厲抨擊虛偽的政治正確，並鼓吹在歐洲實施「強制世俗化」，也有不少公知段子手，提出咄咄逼人的反問，認為伊斯蘭教的基本教義與恐怖主義脫不了關係云云，甚至，還有什麼「日本，一個沒有穆斯林的國家」這樣的神作，都獲得了廣泛的傳播，轉發無數。

本文並不打算反駁上述觀點，不過，即使在經歷多次恐怖襲擊之後，接納難民、尊重多元文化、區分極端分子和溫和穆斯林等等，依舊為歐美社會的大多數人所接受，在歐美以外的地區，這些主張也依舊受到廣泛的支持，這表明，譏笑「聖母婊」也好，動輒就將恐怖主義與「綠教」掛鉤也好，並非不言自明的觀點或立場，從而，在表達上述觀點時，以一種充滿心理優勢、咄咄逼人的姿態出現，恐怕不是因為其背後有充足的事實，或者堅實的論證，而是因為其表達、傳播和接受的回路中，存在某種正反饋機制：以更強勢的方式出現，更可能贏得接受和支持，同時，這一接受和支持又反過來刺激了觀點表達的強勢……

一般認為，網絡空間相對多元、開放，但在實際經驗中，卻常常發現相反的情況，謠言或極端化表達，常常在網絡上暢行無阻，很難得到消除。這種現象，其實早就為人所注意到，2008年6月的時候，梁文道先生在其博客文章「網友——新部落時代的來臨」一文中寫道：「原來開放的世界變成了一個個自我封閉的小教派,每一個教派的成員都在自己的團隊裏找到了歸屬，天天反芻同類人的意見，日日鞏固原有的主張。最後，我們都成了不同俱樂部的『網友』看不見『公共』的存在，卻肯定各自真理的終極，和部落沒什麼兩樣。」這段話，如果用在當下養生、心靈雞湯、文革懷舊之類大幸其道的微信朋友圈，是不是有點似曾相識？

當時的我，對於互聯網的未來要相對樂觀一些，在回應文章「自由艦隊的最終勝利——致非網友梁文道」一文中，我是如此反駁的：「在每一個論壇我都能結識一大批原本並不認識的同道，也能看見若干青年成為自己的同道，我們不願意成為自我封閉的小教派，而更願意在自由、開放、多元的氣息中生存，十多年來，這只艦隊由無到有，由小到大，始終活躍在互聯網上，近來更衝出互聯網，走上了傳統媒體，其所代表的自由、開放、多元的聲音，也日益成為當今中國社會不可忽視的存在」。
其實，無論是在當時還是當下，梁文道先生的觀察都有其對應之物，但我之所以加以反駁，則是出於大陸互聯網在彼時的狀態、作用和影響，與居住於香港的梁文道先生不同，我所體察到的，是1998-2008年這短短十年時間內，大陸互聯網空間公共性的成長，以及其對於大陸社會的巨大影響，以及存在著的巨大潛力。這場爭論發生在2008年6月，正值奧運前夕，即使剛剛經歷了314事件和奧運聖火事件所引發的狹隘民族主義爆發，拜奧運所賜，彼時的大陸互聯網依舊處於相對寬鬆的狀態，而我所歷數的網絡空間從無到有，網絡群體從小到大，網絡輿論從線上到線下的過程，正是那些年活生生的事實，為無數人所體驗和認同，足以支撐我的論點。

這樣一個鮮活的過程，也為許多論者所關注和總結，如吳強博士也認為，「中國互聯網擁護從1998年的一百萬道2010年超過五億.....一個網絡公民社會正在形成，並對中國的政治參與發生著深刻影響」：從BBS到博客，再到此後的微博客，以計算機網絡為基礎，新的公共空間和網絡結構越來越具有社會網絡化的含義，並指向一個「虛擬共同體」；同時，也越來越成為「中國唯一有效的公共輿論空間，形成中國當下幾乎唯一的公開化的、主動的有效的民意表達機制」，進而，通過「網絡意見領袖群體的形成、從網上到往下的聚會（沙龍）和飯局、網絡維權運動的興起」這三個方面，深刻地影響者當代中國的政治參與（以上引文，來自吳強：「網絡公民社會」（2010）），換言之，從輿論到參與，網絡都具備相當強的公共性和擴張性，並被廣泛看做是促進中國走向進一步改變乃至轉型的重要因素。也因此，當時的人們更多地對互聯網的公共性抱有期待，而不大接受網絡部落化或孤島化的呼聲。

不過，這一新興的網絡公共空間，不可能不遭遇到現有權力的反制，「網絡公民社會集體行動的抗爭與管制當局對體制外政治參與的管制並存，這大概是近十年來中國社會和政治最為顯著的結構性變化」，在奧運會過後，尤其是受到北非茉莉花革命的刺激，當局日益主動作為，對大陸網絡公民社會和網絡參與都進行了持續的打壓：2011年早期，北非茉莉花革命後，首先重創了以推特為基地的異見者群體，2013年8月，清網行動則開始了針對以微博為平台的網絡大V的打壓行動，並一直持續至今，與此同時，在2014年10月針對聲援香港佔中而對NGO群體、2015年7月針對維權律師群體，都有大規模的打壓行動，且都指向了網絡公民社會和網絡參與，指向了正在成長的網絡公共性。

受此影響，大陸互聯網絡的公共性被摧毀殆盡，基於互聯網絡的公共參與，無論從規模上還是創新上，都陷入前所未有的低潮。大陸一度出現的虛擬公共空間的萎縮乃至消失，其影響還遠不止此，市場化媒體衰落和微博的凋零，其實也都與互聯網空間的凋敝息息相關，令人諷刺的是，盡管如此，網絡應用的擴展勢頭並未停歇，以微信朋友圈為載體，各種信息的轉發傳播甚至更為熱絡，但是，在網絡公共性日益失去的大背景下，各種信息、觀點、價值之間缺乏有效的衝撞、交鋒、互動，可以觀察到的只是各種孤島的浮現，梁文道先生的「新部落時代」的觀點，如今以一種令人諷刺的形式得到了印證。

互聯網這與既有的權力體制，究竟是前者改變後者，還是後者改變前者？其實，在最開始，筆者對此就有著深深的懷疑，在1998年的「網絡神話」一文裏，我曾這麼寫道：「對網絡施加管制在技術上並非不可能，恐懼的運用之於網絡與針對電話可以達到同樣的效果，在一個因長期專制統治而缺乏自由結社傳統和自發交往積極性的社會裏......網絡就將步個人計算機淪為遊戲機的後塵，成為遠距遊戲機或是少數孤芳自賞者顧影自憐的孤島或群島」。在加入WTO和舉辦奧運的相對寬鬆氛圍下，互聯網公共空間的迅速發展，一度將我從悲觀變為樂觀，然而，最近幾年的情況再一次將悲觀的圖景帶回現場：在專政極權的持續打壓下，一度出現的互聯網公共空間已經奄奄一息，代之而起的是無數個眾聲喧嘩的部落或封閉俱樂部，這樣的轉變，所影響到的不僅是所謂的社會轉型，即使對於每一個個體而言，也是艱難的挑戰：如何保持對信息真偽的鑒別，如何作出理性的認知，如何保有價值觀的健全，都將成為一件越來越難以完成的任務，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話。

2014年12月19日，中国研究院邀请了来自纽约、新泽西、康涅迪克等地的学者举行研讨会，一起当“评委”，给习近平的“期中考试”打分，并展望分析他在本届任期、下一届任期，乃至更往后可能交出的试卷。《新史记》记者马俭、高伐林根据研讨会发言录音，整理了记录稿并交本人审阅（个别人士未能过目审订）。

　　张博树（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

　　关于“党国”的概 念，刚才大家的发言其实已经解释了什麽叫“党国”。冯胜平自己也谈到了——“千秋万代”就是“党国”嘛！我们用学术一点的词：一个党，不但现在执政，而且要 永远执政，虽然说的是“我在代表人民执政”，但反正这个政权永远在我这儿控制着，“国”是属于我这个“党”的，不允许别人染指，这就是“党国”的概念，这 就是人们通常讲的“党国”。“党国”不是仅仅指意识形态立国，虽然意识形态独断是党国的一大特徵。此外，党国不是从共产党开始的，国民党就开始了，而且 “党国”做为一个词，国民党公开地讲，共产党在它自己的官方文件上反倒不这麽讲。

　　再 谈“军国”，胜平自己给“军国”一个定义，似乎它已经不再信仰意识形态了，只是凭实力甚至是凭暴力来维持政权，这是你刚刚解释的“军国”。但按照这个逻 辑，今天的习近平，人家还真不是你那个意义上的“军国”，他不是仅仅靠暴力，他仍然在讲意识形态，尽管他讲的不全是传统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那套，而更多讲 的是“中国梦”，中国梦是他的新意识形态，人家也正在锻造自己的“软实力”。这显然不是你那个意义上的“军国”。

　　就中国自身而言，区分党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和党国作为共产党自己的政体，具有重要的分析价值和方法论意义。在党国实践中，这两个东西是自然捆绑在一起的。在 外交场合，党国名义上打的都是民族国家旗号，似乎中国与其它国家发生的关系（无论合作还是对抗）只是民族国家层面的事，中国捍卫的也只是民族国家利益；但 实际上这里包含着更复杂的逻辑关系，中国不仅仅是一个民族国家，同时还是一个党国政体，它的独裁政治制度，与由大部分成熟民主国家构成的民主世界共同体， 构成一种冲突的态势，这也是我刚才说的联俄制美背后的价值观冲突和意识形态背景。尽管事实上这是一个实质性的问题，但在外交场合和党国的对外文宣中一般是 隐而不显的。

　　习近平上任后，假如我们用类似“习近平新政”这样的词汇来形容他，就包含了内政和外交两个方面的动作，这两个方面的动作简而 言之，对内是要服务于党国中兴，对外是要服务于红色帝国的崛起。而且习近平自认为越来越具有这种实力——尽管内部矛盾仍然很多，危机依然存在，我相信习近 平也不是没看到，但30年经济增长和现在所拥有的那种底气，中国已经达到的体量似乎给了他越来越强的信心，只要摆平内部权争，理顺吏治，重塑“理想”这些 都做到了，他就要这样搏一把。

　　习近平按照现在高度集权（同时也是极权）的方式疯狂推进，不管是整党还是治军还是治理国家，即便假设他没有犯重大错误，既没有遭到对手的暗算，也没有 在内政外交诸方面捅出大娄子，而真的按照他的设想高歌猛进一路前行，那也总会推进到那麽一个点，在这一点上，他将成为一个新的大权在握、干纲独断的独裁 者，成为第二个毛泽东，没有谁再能制约他，包括整个党国机器。问题是，这样的独裁者早晚有退出舞台的那一天，就像毛泽东再能耐也要退出这个舞台一样。他没 有给国家留下任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出路，中国仍然在2000年的皇权继承逻辑和60年的党国接班困境中循环，找不到任何出路。这才是中国真正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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