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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总统曾被看成是美国种族关系改善的标志。但是事与愿违，近来美国种族关系出现明显的倒退，而且矛盾从传统的黑白冲突向其他族群延伸，尤其是被视为“模范族群”的亚裔。从美国印度裔人士屡屡遭到白人攻击乃至枪杀，到前些时候美联航公司以暴力将越南华裔医生拖下飞机的新闻，都披露出歧视亚裔的趋势。
这并不仅是民间现象。在“美国优先”口号下，特朗普近日签署行政令，收紧H-1B签证计划；新近在白宫与特朗普女儿女婿争权斗争中处于下风，美国“另类右翼”的领军人物、白宫首席策略顾问班农，公开抱怨硅谷被亚裔控制（原话是“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的硅谷总裁来自南亚或亚洲”）。如此种种，无不显露促成特朗普当选的美国本土主义和民粹主义的中坚力量——蓝领白人阶层，对各种“外来族群”，尤其亚裔在美国不断上升的社会地位的不满。
这一社会趋势，说到底是美国社会竞争的自然产物。蓝领白人民粹主义上升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在全球化和高科技革命浪潮中社会经济地位的下降，而亚裔恰恰是这两大浪潮的主要赢家。造成这输赢变化的关键因素，是教育竞争。

从这个角度，美国的民粹主义有更广的反知识反专业人士的内涵。特朗普竞选总统时称气候变迁是骗局，上任之后猛删减科研预算，都是对民粹主义反智心态的回应。在4月22日世界地球日，美国科学家聚集华府抗议，代表知识精英对这种反智主义的担忧。
美国教育竞争的大趋势，使得美国民粹主义运动的反智主义呈现某种种族主义色彩。以美联航暴力逐客事件为例，当事人不仅是亚裔，还正好是个医生，绝非偶然。这是因为美国亚裔在医生职业中占据越来越超常的比率。除了被美联航暴力驱逐的医生，是在海外受到专科教育，据正式统计，2015年美国国内各医学院总共培养出1万8705名医学博士，其中亚裔3701名，几乎占了两成（19.8%）。亚裔在美国总人口中只占5.6%，所以新毕业的亚裔医生数量，超过了人口比率的三倍半。
医生是高教育高收入职业中比较显眼的一种。白宫顾问班农抱怨的硅谷高科技职业之外，美国整个高等教育和精英教育的状况无不如此。今年3月底，美国人口普查局发表公告，宣布美国成人中大学本科学位的比率，2016年达到有统计数字以来的最高点——33.4%，这反映了社会竞争日益决定于教育竞争的大势。但是公告也显示，同一比率在亚裔中是55.9%，高出美国人口平均三分之二。
在精英教育领域，这一差距更加惊人。以人口普查局有详细数据的2015年为例，亚裔拥有博士学位的比率（4.2%）超过了白人（1.8%）的2.3倍。
再举一个例子。4月初美国大学招生发榜后，《纽约时报》刊载长篇报道，介绍全美“高考”平均分数最高的学霸学区——波士顿北郊勒克星顿镇激烈的名牌大学升学竞争。报道特别介绍：因为大批高教育高收入精英人士不断移入，勒克星顿镇的亚裔人口比率达到了22%，导致本镇半数以上成人具有研究生学位（全美平均是11.8%）。
在美国，金钱是社会竞争的最终指标。教育竞争的激化，反映了美国职场的“杠铃化”现象：中产阶层职位日益减少，高收入职业越来越集中在受过精英教育的高技能群体。再次引用人口普查局最新的详细数据，2015年美国亚裔家庭年收入中位数是7万7166美元，超过白人家庭（6万2950美元）几乎四分之一。与前述各个族群的教育水平对照一下，就可以清楚看出教育竞争与社会经济地位的直接关系。
大家知道，近年来推动美国民粹主义运动的主要原因，是低教育白人社会经济地位下降。上述数据清楚说明蓝领白人沉沦的主因，是在教育竞争中日渐落后，而亚裔地位则通过教育竞争不断上升。这一趋势，不能不使得经济地位决定的美国社会竞争，展现新的种族化层次。
除了医生、硅谷、华尔街等高收入领域，还有众多的政府职能部门也需要高教育和硕士、博士学位。只要在华府开过几场会，就可以领教到这些政府部门越来越多的亚裔高级职员和专家。这不能不在蓝领白人的反知识精英和反“大政府”心态中添加种族色彩。
这里还须注意到美国社会竞争中的老牌赢家——犹太族群，以及右翼白人中反犹主义的抬头。但是美国犹太族群毕竟积累了一个多世纪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资源，包括特朗普的乘龙快婿。在这些因素下，美国亚裔的教育和经济成功，使得他们难免成为白人民粹主义怨气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