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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曾报道北京崔各庄乡红砖美术馆“法国当代艺术现场展”开幕式上，发生的馆方与去世员工家属之间发生的冲突事件，该事件至今尚未有进一步解决的结果揭晓。“澎湃新闻”特刊发艺评论界人士关于此事件的评论，评论认为：“很多当代艺术机构都面临不少困难，但这不是可以回避人文建设的理由和借口。”
2017年5月27日，刘彧宽的父母持其遗像出现在红砖美术馆的一个开幕式上，散发传单为儿子叫屈，随后，十余名美术馆人员以暴力将刘的双亲拖离现场。图为事件现场照片。
从公开的事实来看，红砖美术馆的形象受损那是一定的。刘彧宽，2016年12月30日猝死，生前在红砖美术馆任公关经理，艺术圈内对其昵称“胖胖”。2017年5月27日，刘彧宽的父母持其遗像出现在红砖美术馆的一个开幕式上，散发传单为儿子叫屈，随后，十余名美术馆人员将刘的双亲拖离（没错，是拖离而非劝离）现场，强行塞压进两辆车中开走。此过程被现场人员拍摄下并上传，引起艺术圈内一阵热议。还有一些信息是：刘彧宽的双亲手上、身上均有不同程度的淤青和擦伤；刘家称馆方拖欠刘彧宽死前一个月的工资……而馆方在事后的声明中声称拖欠工资失实，同时也承认当天“因处理经验不足，伤害了刘彧宽父母的情感，影响了当日受邀出席开幕现场的国内外各界来宾还媒体朋友，我们对此深表歉意”。
红砖美术馆在北京虽地理位置欠佳，但因其规模较大、此前做过一些有影响力的展览，因而在当代艺术界内，也会时不时被人提及。引起此事件的直接原因是刘的父母在现场散发传单，根本原因是刘家认为刘彧宽的猝死是“过劳死”并且馆方不认可他的工作，而馆方则在补偿问题上没能和刘家达成一致。这些情况，在刘彧宽父母的说明和红砖美术馆的声明中袒露无遗。
原本不该出现这样不愉快的事件，员工猝死，是“大家都不想的”，但既然发生了，善后事务就尤为重要。我本人曾先后在上海北京两大国内知名的民营美术馆任媒体总监，一方面我在设想，假如在我任上馆内出现员工猝死的情况，如何在舆论上善后；另外我也设想，假如猝死的是红砖其他员工而刘彧宽需对此事有舆论善后责任，他会怎么做？当然这答案无解，设想毕竟只是设想，何况馆与馆的实际情况不同、人的性格也有差别。但无论怎样，首先安抚好家属的情绪这实属第一要务，正当年华正茂的大小伙子猝死，搁谁家父母都难以接受，作为人文关怀的象征性实体——美术馆，处理此事首要得考虑人文性（艺术本就有强烈的人文关怀），这是难以推脱的责任和义务。
有没有劳动合同？法律层面的条文虽然冰冷，但毕竟是处理事务时可依据的准则之一。我不知道刘彧宽生前和美术馆有没有签订规范的劳动合同，更不知道合同条款是什么。从事后的事态发展看，双方均有着脱离某些依据的情绪之举。缺乏了事务中枢的“谈判”是可怕的，因为双方的进退都有着各自充足的理由。在北京，一条人命补偿（注意不是赔偿）多少算合适？一个美术馆的经济实情，能出多少钱来善后？在没有事务中枢的状况下，最初的“谈判”必然无法合拍。因为一方可以说人命无价，多少钱都买不回，而另外一方则可以说“帐上没钱，实属无奈”。
在更大的一个层面上，我们还可以看到或推断出，有不少艺术机构在人文关怀上尚需补课。当代艺术界的许多从业者很多时候都凭着一腔热血和理想憧憬一头扎进这个笑了哭哭了笑的圈子，许多人都把自己的青春年华给了说不清想象的未来，在实际操作层面就相当于在某一段时间内把自己“押”给了相关机构，机构就是娘家就是能挡一片天的安全伞。我们常说中国当代艺术要发展、要规范、要这样要那样，具体到现实情况，发展、规范的操作者和执行者是谁？是以艺术机构为代表的法人单位，是具有影响力的每一件事。虽然大家都很清楚，无论在北京还是在上海还是其他地方，很多当代艺术机构在生存层面都举步维艰，但这不是可以回避人文建设的理由和借口。
此事件发生后，有诸多当代艺术圈人士在微信朋友圈纷纷表示“若无一个合理的解释，终身不踏进红砖美术馆”，这表明了一个态度，也充分显示了红砖美术馆在应对此事上欠妥而带来的负面效应。危机公关本就是一个成熟的机构（无论是不是美术馆）在舆情方面应该重视的护城河，一次欠妥的处置引发的危机会将此前积累的诸多口碑毁于一旦。红砖美术馆之所以处置欠妥，事实上可以看作是在中国的美术馆发展进程中许多方面的不专业和未能高瞻远瞩，有些时候，所谓欠妥是一时冲动下不理性的情绪化决定。什么是专业？什么又是放远眼光？简单来说就是牢牢把握住“美术馆应该做什么、美术馆应该传递什么”这些基本底线。在当下，美术馆建设的专业性没有明确标准，但是底线却是清晰存在的。
死者已矣，时间永存！我们并不指望一次孤立的突发事件可以引起美术馆以及其他艺术机构在劳动力分配、在工作质量认定、在突发意外补偿、在人文关怀建设上的巨大改观，但至少它也敲了一次警钟，提醒着所有从业者再次注意：美术馆建设任重道远的“道”，依然还只在脚下而没有行走多远，并且，路途依然还很崎岖。
作者系美术馆前从业人员、艺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