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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书评君关于“文学革命”百周年的推送说，我们绝大多数人现在的所读、所写、所学，已百年前的国人已彻底不同。转变的发生要追溯至自晚清就开始的文学变革、白话运动，以及100年前由青年胡适、陈独秀发起的“文学革命”。最初由一篇篇试探性的文章踏出来文学革命，在“五四”之后呈现出摧枯拉朽一般的社会效应。
在新锐青年以冲破语言的限度试图冲破思想的限度之后，五四时期，变革从文学层面走向更宽阔的向度。这一时期涌现出一大批青年人才，他们一直影响着我们现在对整个世界，对政治、文化和社会的看法。



北京“五四大街”。
与文学革命或新文化运动这种百周年才得以隆重庆祝的历史事件不同，五四运动是“幸运的”，如学者陈平原所说，1919年发生以后，它从来没被遗忘过，但遗憾之处在于，因每年都被纪念，它容易成为口号而失去新鲜感。
每一段历史都在等待契机在当代苏醒。“五四”是让人神往的过去，还是值得当代青年和知识分子深思、感伤的时刻？来到“触摸历史，进入五四——五四名人信札文化沙龙”的现场，我们跟随孙郁、陈平原、杨念群等学者一起追溯何为“五四”，何谓“青年”。
重温信札：从细节而不是口号入手理解一个时代
问：我们今天是在一个信札展览现场。近些年很多学者都在学术研究中留意公藏、私藏的人物信札，它们的研究意义在哪里？



孙郁（1957-），辽宁大连人，曾做过知青、文化馆馆员、记者，长期从事鲁迅和现当代文学研究。2002年到鲁迅博物馆主持工作并担任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2009年起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主要著作有《革命时代的士大夫——汪曾祺闲录》、《鲁迅忧思录》、《鲁迅与周作人》等。
孙郁：大概2003年的时候，我策划过一个展览叫“走进民间藏家展”。很多民间的近现代文物的收藏者都来了。私人的收藏会丰富，我们公共领域看不到的东西，会带来一些很有趣的一些东西。当时沈从文全集正在编，我突然从香港的藏书家那里发现沈从文的新文学讲稿，就给沈从文的儿子打电话，说全集里有没有你爸爸的讲义。他说没有。私人收藏很重要，可能会改写我们对历史的认识。
后来在文物界工作的时候，尤其在博物馆工作的时，我看了很多民国时期人的信札。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和现代文化，从原始资料，特别是手稿出发来研究历史还是非常有限的，但有一些我们看似不重要的东西，却能够揭示出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风俗人情。



《鲁迅遗风录》
作者：孙郁
版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6年9月
“批评的良知。”
鲁迅很迅疾，但字很柔，很美，内心暖意的东西文字里面感受出来；周作人的文章很散淡、很沉潜，很克制自己，很老道，字却非常随意。字能读其人的丰富性。回到手稿，回到最初的写作的氛围里面就会发现很多有趣的话题。在这个意义上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关注原初的资料，或许会给我们的学术研究带来新的亮色。
问：这些年公众在展览、在著作中看到的五四时代的信札越来越多，它也成为在教科书、在研究著作以外，后人理解这个时代的一个路径。如何看待其新意和局限？



陈平原，1954年生于广东潮州，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及系主任，研究领域包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国小说与中国散文、现代中国教育及学术、图像与文字等。著有《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千古文人侠客梦》《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中国散文小说史》《中国大学十讲》《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大学何为》《北京记忆与记忆北京》等。
陈平原：五四是一个很幸运的时代。1919年发生以后，1920年起每年都纪念。五四的好处是在于从来没被遗忘过。五四的遗憾的地方就是因为它每年都被纪念，就容易成为口号，就容易让人家厌烦，或者说某种意义上没有新鲜感。
所以50年代以后，我们现在感叹，那个成为口号的五四在逐渐离我们远去。我们最大的愿望就是让我们重新理解1915年前后，一直到20年代，那一代年轻人他们走过来的道路，也理解1919年5月4号那一天发生的大量的、有趣的、激动人心的细节，从细节，不是从口号入手来理解一个时代。
当然，只有书札是没办法解读历史的。只有个别性的书札会触动我们的感觉和一些长期思考的问题，最后影响到学术界。绝大部分的信札之所以有意义，很大程度是一个媒介，或者一种怀旧。我特别希望在2019年，五四100周年的时候能有这么一场大型的展览，让散落在各地的展览馆、博物馆、私人收藏的零散的信札有一个机缘走到在一起，然后做成专题的著作，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什么叫五四。



《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
作者：陈平原
版本：北京大学 2005年9月
“借助细节，重建现场；借助文本，钩沉思想；借助个案，呈现进程。”
理解五四：放青年人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地度日，合理地做人。
问：我们固然可以确认五四运动或者新文化运动（或者更准确地说，文学革命）的百周年，确认历史上它们发生在何时何地，标志性的文章刊发在哪一期。但无论是新文化运动还是五四运动，它们又是一个更广泛的概念。我们要如何从这样一个角度去理解五四？



杨念群，1964年1 月生于北京，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所长，主要学术兴趣是中国政治史、社会史研究，并长期致力于从跨学科、跨领域的角度探究中国史研究的新途径。主要著作有《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杨念群自选集》《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雪域求法记—一个汉人喇嘛的口述史》《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等。
杨念群：五四本身的意义不是一个政治事件，更多的是一个长时段的文化事件。大家知道教科书基本把五四看成反巴黎条文签字事件引起的，是中国共产党兴起的政治势力的一个起点。但国民党那边会理解成自由主义个人觉醒的运动，这是多元的解释。我自己理解，五四运动的时段，如果从文化的角度来解释，从1915年一直延伸到1923年，可能还更往后延。这个时期涌现出一大批影响到当代学术文化和意识的人才，他们一直影响到我们现在对整个世界的看法，对政治、文化和社会的看法。
我们原来理解五四往往把它理解为一场政治运动的一个最重要的阶段，三大工人罢工运动的历史框架里，五四是一个现代史的开端和近代史的终点。换一个角度，应该更多从文化角度和它产生一大批民国精英的角度来理解。
梁任公（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认为中国经历了大致三个时期。第一个是器技之道。我们被洋人打了之后感觉到疼，从军事的角度进行抵抗。后来进入桎梏阶段，形成戊戌变法的制度变革。第三阶段就是五四，所谓人的最终的觉醒。所有的制度和所有的器技都是由人来完成的，人在伦理的层面没有觉醒，整个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无法得到改变。
我看中国的改革开放，跟任公所定位的所谓三个阶段非常吻合。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我们就是器技之道，后来90年代末开始出现了文化的国学热、儒学热，中国的历史循环又是再一个五四为终点，或者现在为起点的这样一个循环的框架里面重新走一遍。所以今天我们是不是也应该从这样一个角度来重思对文化本身的理解，把五四放在文化的脉络里面进行重新定位。
问：五四一代人至今影响着我们对世界，对政治、文化和社会的看法，为什么那个时代的“青年”有这样大的能量？





《青年》及其改后的《新青年》封面。
孙郁：陈独秀办青年杂志，后来改成新青年，其实有一个深意在里面。那一代人认为老一代已经被污染了，被专制的语言污染了，年轻人还是洁白的像白纸，是有希望的。新文化运动初期，青年人的想法都在这个杂志里面他们的热情提出来。但每个人的体验不一样，像冰心，像胡适的文字还是比较有暖意的，鲁迅的文字就是有沉重感。他要“肩住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就是让年轻人解放，激活他们身上的创造力。
刚刚去世不久的王富仁说，五四那代人最好地保持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对人性，对社会，对未来，对人类共有的价值的承担。恰恰是新文化运动这些人激活了我们沉睡上千年被专制主义压制的东西，边缘化的东西。1905年以后，清政府对民间社团不再压抑，到1911年以后，青年社团非常活跃。1927年，考古学进入到中国，刺激了金石学转入考古学也是一些青年人，当时新的学科也是青年人建立起来的，新诗、新小说、新散文、新电影是青年人创造的。
当时这样一个自由环境，人们的内心的力量爆发出来。有人说五四怎么把中国传统文化断送了，这个判断我认为是有问题的、正是那些人把我们民族的想象力、创造精神释放出来了。
重说青年 ：“青年”本质上是精神向度的问题
问：作为当代知识分子，回望那样的青年，有什么样的感触？对于我们重构当下最大的启发是什么？



杨庆祥，1980年生，2009年获中国人民大学文学博士学位，现供职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兼任中国现代文学馆首批客座研究员、特邀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出版有《分裂的想象》等著作。
杨庆祥：我正好看保罗·霍普写的《个人主义时代之共同体重建》。上世纪60年代以后，所谓的共同体和社会资本已经消耗掉了，没有办法建构起一个非常有效的尤其是精神上的沟通的共同体。现在看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构不成共同体，因为小圈子并不是共同体，一定是有一个明确指向的使命感的东西，这一点恰恰是五四那一代人所拥有的，那种普遍分享共同的历史的使命感和历史的信念。这类似于本雅明的历史的天使，知识分子今天最大的问题就是这样，没有人有知识或者有自我意识召唤这样历史的天使，重新激活很僵化、体制化的东西。
五四最重要的精神其实就是青年的精神。青年不是一个生理的问题，是心理问题，是精神向度的问题。去年《鲁迅遗风录》出版，我跟孙老师专门谈这个问题，对鲁迅这代人的精神打捞，就是告诉现代的年轻人，真实的、有血肉感的五四的东西的存在，激活更年轻的一代进入到历史的现场。当然，去到历史的现场是为了返回来重构一个当下。



许知远，1976年出生，200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计算机系微电子专业，北京单向街书店的创办人之一，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曾任《经济观察报》主笔。出版有《那些忧伤的年轻人》《中国纪事》《我要成为世界的一部分》《纳斯达克的一代》《昨日与明日》《转折年代》《思想的冒险》《这一代人的中国意识》等。
许知远：五四的青年是什么样子的？他们面对的是另一次全球化的过程，是由一个铁路、电报、电影、报纸、杂志构成的全球化的过程。他们要挣脱挣脱思维的窠臼产生新的理念，新的探知世界的方式。青年成为这样一个标志，记载着某种社会异端的浮现，又代表社会进步历史观的未来。但后来，青年崇拜被证明是一个让人悲伤的事情，五四一代的年轻人很快分成阵营。
重说青年，因为太渴望中国社会这种充满多元声音的时代。 这一百年白过了，我一打开电视，全部在探讨婆媳关系，五四面临的娜拉要出走啊，又回来了。巨大的控制系统无所不在的入侵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行为准则。
五四那代人又是很幸运的，他们面对一个中央权力的瓦解和帝国的瓦解之后带来的暂时的自由，就像当年春秋时代，面对一个巨大的周天子帝国瓦解之后的一个短暂的自由时代。我是1976年生的，经历了半自由的时刻。我的下一代，80后、90后的青年们，他们可能都不知道半自由时代意味着什么，他们想象不到80年代可以讨论这么多问题。我不知道这轮的全球化是不是能够帮助我们。
五四是充满希望的，但在很多人面前，也是一个巨大的感伤的时刻。



《五四运动史》
作者：周策纵
译者：陈永明 张静
版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后浪 2016年3月
回归事件现场，考证每一个细节，作者尽其努力还原历史真实。
杨念群：我对中国最大的不解就是，长寿变成我们现在的一个生活的非常让人向往的事，其实活那么长干什么啊？五四时期的人平均寿命都非常短，但很精彩，他们不断用生命碰撞陈腐秩序。你看鲁迅身上的那种一个都不饶恕的气质，现在哪个老年人能说出这种话来？而中国当代的老年文化是用年龄和寿命维持声望，维持尊严，实际上是最没尊严的东西。五四在这点上给大家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标准。
五四的这种所谓青年的标准是青年的精神实际上是在晚清就已经留下来了。很多遗老遗少身上其实就有所谓青年的品质。我当时点《杨度日记》的时候，读到杨度跟梁启超跑到湖南去识务学堂，两个人不欢而散，但到日本之后这两个人就和好了，甜蜜得要命，一天写12遍信都不嫌烦。什么意思？那个年代我可以跟你吵架，跟你的政见不同，但过几年我们两个可能非常好。这实际上一直延续至五四学术交流基本的气质，那是年轻人的气质。
现在我已经过了50岁了，我怕变成了一个道貌岸然的人，教训年轻人应该怎么样，这个是非常悲惨的事。我们现在弥漫的一种暮气。我们这代知识分子里面追求长寿的时候，追求成为学术大佬的时候，应该想想五四那个时候的“青年”。鲁迅认为要把阳光给青年，你看鲁迅在鲁迅所有的照片，青年簇拥在他的周围，他点着一根烟，你不觉得鲁迅是老师，鲁迅是他的朋友、是他的同辈。这是我们这代知识分子最缺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