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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9日浙江卫视新一期《演员的诞生》播出之后，演员袁立接连发布微博，称节目组后期将她剪辑成一个“神经病”。她还公开了与节目组某工作人员的微信对话截图，控诉节目组以确保晋级为名邀约，最后却遭到淘汰。对此，浙江卫视发布声明表示，该工作人员在邀请袁立参加节目过程中，因私人感情在邀约中出现不符职业规范的言辞，节目组已经对该工作人员停止工作、等待进一步处理。
12月14日，袁立发微博称，这件事“闹得全国沸沸扬扬，非常打扰别人！我很抱歉！我希望大家尽快不要再关注此事。”鉴于纠纷暴露的问题已超出双方个人恩怨，虽然袁立希望公众“不要再关注此事”，有些话我还是要说。
无论对袁立还是对浙江卫视，这一事件对其公众形象的影响，恐怕都难说是正面的。两败俱伤的结果，真的无法避免吗？
事实上，只要双方当初签一份书面合同，纠纷本可以不发生。关于合同，袁立微博是这么说的：“（直到）第二天离开，都没有签一纸合同。这方面的工作人员，露了一下脸，告诉我他很忙，会签的！直到结束，都没签。”
合同并非一定要写在纸上，微信交流可以，口头的也行。口头合同省事，但如果不能留存录音等证据，一旦一方反悔，另一方维权就比较困难。重要事项，比如录一场给多少钱，还是白纸黑字踏实。
这一事件中，双方争论的焦点，不是钱（劳务费已付清），而是工作人员以确保晋级为名的邀约。袁立感觉受了骗，而浙江卫视将工作人员承诺归结为“因私人感情在邀约表述中出现不符职业规范的言辞”。浙江卫视的说法，在法律上恐怕站不住脚，节目组工作人员就和节目有关的事项与演员所做的沟通，不应被认为是个人行为。
问题在于：确保晋级的承诺有效吗？这样的承诺，是对第三人（与她同场竞技演员）的“命运”作出处分（不能晋级），况且节目尚未录制，即内定结果，违背公序良俗，显属无效。如果双方签书面合同，合同里不会有、也没人敢在合同里写上这样的条款。可以接受失败就来，不接受选择不来，那样的话，也就不会有节目组工作人员的口头承诺，袁立也不会有被忽悠的感觉。
其他涉及双方权利、义务的内容，也都可以在合同中写清楚。袁立最不满的，是节目组将她剪辑成一个“神经病”。她是否被剪成了“神经病”，不同的人判断不一样，但袁立的质疑让人思考：参与节目的演员对于后期剪辑，是否应该有一定发言权？“演员不同意就不播”不现实（特大牌演员或另当别论），但播出前让演员看一看，如果有人对剪辑有不同看法，通过一定途径表达诉求，必要时对节目做些改变，从现实看不无必要。而要做到这点，合同里加一条款也就够了。
这样看，袁立和浙江卫视发生纠纷，只因为差了一份书面合同。不分析没签合同责任在谁了，只是想提醒：法治社会，一切活动、环节都按法律要求来，纠纷虽仍难完全避免（个别人签了合同也不认），但一定会少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