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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至少有6个二线城市针对人才松绑住房限购。笔者认为，重视人才、服务人才无疑要提倡、鼓励，但这些城市的做法似乎已超出网罗英才、打造城市竞争力的范畴。比如，有的城市将人才扩展至大专甚至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有的城市提出人才可以低于市价20%的水平买房、租房，有的城市将人才住房与保障房、租赁混为一谈。始于2016年10月的楼市高压调控已持续一年有余，从这个角度看，某些城市有以炒作人才房来托底楼市的嫌疑。
十九大报告明确，住房要回归居住属性，要构建租购并举的住房新制度，实现全体人民住有所居。因此，每个城市设计住房制度时，户籍人口和非户籍人口应一视同仁，人才和一般人群应一视同仁，甚至不该过分区分人才和非人才。但凡在城市居住，并通过就业、纳税或缴纳社保为城市做贡献的人，都应纳入新的住房制度框架。而且，从培育住房租赁，构建租购并举的住房新制度来看，恰恰是非人才范畴的、2.45亿外来人口(或称新市民)，才是最该支持的。
延揽人才发展经济，思路上没有问题，但是，城市活力或核心竞争力如何，本质上是人口集聚的结果，关键取决于公共服务和成本。一般商品可以通过现代物流增加供应、降低成本，但公共服务、房价是“本地化”的。人才选择到哪里就业，也要货比三家，即哪里就业机会更好(收入更高)，哪里的成本最低(支出更少)。现在来看，大城市尽管就业机会好，收入高，但成本也高，主要体现在房价、子女教育等公共服务、生活费用支出高。因此，近两年收入相对高，但成本更低(或称“性价比高”)的中部二线城市、“新一线城市”成为人才流入重点区域。网调显示，2017年应届毕业生签约“新一线”城市比例与北上广深持平，但希望在“新一线”城市就业的达37.5%，高于一线城市29.9%的水平。近年来，由于高房价、教育高成本(如高价学位房)、各种限制政策挤出外来人口，热点城市餐饮、家政、保安等生产生活和消费服务业价格不断上涨，从而造成人才用脚投票。
但是，2016年以来，二三线城市的房价也开始快速上涨，热点二线城市、都市圈内的三四线城市，房价甚至领涨全国。房价是基础成本，它上涨以后，不仅滞后带动企业或个人租房、餐饮服务、营商成本上升，还有变向驱赶外来低收入人群的负面效应，进而继续拉高生产生活和消费服务业价格。因此，这些城市靠低房价、低成本等优势来吸引人才，前景如何很难预料。相反，如果支持外来人口，特别是低收入人群解决住房问题，公共服务和高房价困局反而能得到缓解。
外来人口和中低收入者大量迁入，不仅降低城市生产生活和消费服务价格，还以更高的边际消费倾向、更大的公共服务成本分摊效应(他们更多使用地铁、公交等大型设施)，为城市经济做贡献。甚至，由于人口红利减少，所谓低端产业从业人员，工资并不低，人才和高端产业的薪资也没那么高。通过租赁，外来人群和低收入人群在城市稳定下来，三五年后他们中的一些人也会去买房，他们不仅是需求主力，也是有效需求，从而成为房价和实体经济的稳定器。炒作人才住房显示地方托底楼市的动机不减。近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加快住房制度改革和长效机制建设，唯有此，才能解决激励不相容，地方以各种钻空子消解调控的问题，避免调控再次陷入轮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