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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未未内外有别的处境
来源：voa
纽约 —中国异议艺术家艾未未近年来一直过着内外有别的两种不同生活。在国内，他的日常生活、艺术创作、对外联系无一不受当局严密监控。他的社交媒体账号被封，护照被扣，名字不准出现在中国媒体上，他基本上是个社会隐形人；但在国际上，他的艺术展一个接一个地在北美、欧洲各国展出，他本人继续成为世界上最活跃、知名度最高的中国当代艺术家。上周四，艾未未应邀为纽约新学院（New School）讨论政府对艺术的恐惧为主题（Fear of Art）的研讨会作主旨发言。由于他护照被中国政府扣押，无法出国，只能以视频形式与会。
    

   *国内他是个不存在的人*
    
    在32分钟的视频中，他说，作为一名居住在北京的中国艺术家，他的生活一直被当局的政治压力所打断和扰乱：“我的艺术创作一直被监视。我的所有联系、电话号码、电邮均受秘密警察监控。目前我没有旅行权，我没有护照；直到现在我没有机会在北京举办自己的艺术展；我的名字不能出现在中国的社交媒体和互联网上，没有人可以在报纸或杂志上讨论我的艺术，或是批评我。因此，在这个社会里我就像一个不存在的人。”
    
    艾未未说，最近的例子就有两个：去年4月在上海举行 “中国当代艺术奖15年”展，他是这一奖项前三届评委，但“艺术展开展前20分钟，警察前来要求把我的名字从墙上去除。” 艾未未说，当时会场上有大约三、四十位中国最好的艺术家，多数都是艾未未参与评选出来的，但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表示质疑，“说，‘嘿，这是历史事实，我们应该尊重。’没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5月，在北京的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举行纪念他的已故荷兰籍好友策展人、艺术经纪人戴汉志的大型回顾展。主要内容就是戴汉志、傅朗克和艾未未三人创建的“中国艺术文件仓库”。但中心出于自我审查没有发给艾未未邀请函，并在对外宣传时隐去了他的名字。“他们也没有说这个机构是戴汉志和我一起创建的，而是说‘他跟某人’，我变成了某人。因此，我说，好吧，那我就把我的作品撤出。”
    
    艾未未今年1月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对他的监控无处不在，“我每次外出，都要告诉他们我要去哪儿。”“当我下火车的时候，会有人给我拍照。我去酒店时他们也跟着。”

 *国际上他的艺术活动频繁*
    
    但是，艾未未在国际上的艺术活动并没因为他的旅行权被剥夺而被打断，他的国际声望甚至不降反升。去年1月他通过视频参与在柏林举行的题为《中国梦：注意与性感》的座谈会；4月在纽约布鲁克林举办了首个大型作品展《艾未未：凭什么？》；9月在旧金山臭名昭著的监狱“恶魔岛”展出了“@Large”；10月，他的个展在英国的布伦海姆宫举行。今年4月，艾未未的户外装置艺术作品“铁树”将在加拿大梅耶尔公园亮相。目前他甚至通过Skype从北京导演正在德国拍摄的纪录片《柏林，我爱你》中的一部短片。艾未未六岁的儿子艾老和他母亲王芬已经在去年中移居德国。该短片描述分居两地的父子相互惦念之情。


伊桑•科恩是纽约的一位当代艺术经纪人，他是最早代理中国80年代当代艺术家作品的国际经纪人，艾未未是他最早的客人之一。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于上月底在北京采访了艾未未，并录制了这部在新学院研讨会上放映的视频。他说，艾未未的创作基本自由。“我们在北京会面，大约用了一个小时，讨论他的创作。他现在在写一本书，他希望离开工作室，少一点干扰，他住在工作室附近的一家很好的酒店，在那里处理事务。”
    
    科恩说，中国政府允许他搞艺术创作，他可以在中国旅行，“只是不能离开中国，他的艺术活动仍在继续，可以出口他的艺术品，这是令人兴奋的，所以世界还是可以跟他保持联系。政府并没有停止他每天上推特或Instagram，许多人去访问他，整个世界在关注他，这令人兴奋。”
    
    *一种恐惧两样对待*
    
    这看似矛盾的状况反映了中国政府对待艾未未问题上采取了内外有别的政策：虽然当局对艾未未在国内国际的影响力都有所恐惧，但在国际上，除了旅行，他可以翻墙，可以交流，可以策展；当局不希望因为对他的封杀引起持续不断的抗议浪潮，不希望他的个案变成国际人权话题；但在国内，则必须切断他在社交网站和其他媒体上与大众的联系，不让他对当局的尖锐抨击在社会上，尤其是在年轻人中，对维稳产生“负面”影响，将他的影响力降到最低。
    
    互联网使艾未未成为中国影响力最强的公益维护人之一。艾未未说，极为幸运的是2005年他就成为中国最早利用互联网的艺术家之一。通过互联网，他积极介入各种社会维权活动，声援被打压人士，发表独具创意的看法。人们对他向天安门伸中指、赤身裸体只挡住生殖器的照片，以及在网上疯传的草泥马粗俗笑话都印象深刻。
    
    ２００８年，四川地震后，艾未未因对死亡学生情况进行调查，利用互联网公布真相，与企图掩盖真相的当局发生尖锐冲突。他在赴四川为调查豆腐渣校舍被当局起诉的活跃人士谭作人作证时遭警察殴打致脑出血。如果没有２００９年秋天他在德国的成功手术，他可能已经不在人世。
    
    ２０１１年４月３日，艾未未被中国警方从机场带走后被秘密关押了８１天。他的发课公司被当局以“偷漏税”为名补交税和罚款1522万元人民币。
    
    但是，当局可能没有想到，面对巨额罚款，在短短10天时间内，3万追随者通过互联网对艾未未进行声援，捐赠了900多万元人民币，支持他将北京税务当局告上法庭。
    
    同样可能是当局没有料到的，逮捕艾未未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弹。在他被秘密关押期间，世界各知名博物馆、画廊、基金会，各国艺术界、政界和民众的抗议浪潮愈演愈烈。
    
    不过，艾未未的家庭背景可能也是他被当局允许在国际上拥有相对自由的原因之一。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纪思道2013年在一篇文章中说：“他的出身也和共产党的革命战争紧密相连，其父母曾和中国新一届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父母关系友好。”
    
    从2011年6月出狱至今，艾未未的护照仍被警方扣押。从2013年11月30日开始，艾未未以一种独特方式，每天将一束鲜花放在其工作室门外的一辆自行车车篮里，抗议政府剥夺他的旅行权。他每天在推特上发布消息，并将照片传到网上，截止2月16日，已经是第444天。
    
    *现在的处境挺有趣*
    
    艾未未通过视频参与新学院的研讨会（视频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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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未未在视频中说，“已经4年了。我觉得还行，虽然我的自由被限制，但还可以工作，我的条件还是给了我很独特的地位和压力，使我的抗争、争论和言论变成具体真实的现实，我自己无法做到，只有强大的国家才能做到。我对这样的处境甚至感到有趣。唯一我要问的是：“为什么是我？为什么不是别人？”。
    
    艾未未并不想以流亡者的身份离开中国。科恩认为，艾未未有能力离开中国，但是他可能就此被堵在国门外，像许多的异议人士一样，“那样他就会失去作为一个中国人在国内的联系”。科恩说：“他想得到每个中国人应有的尊严，他要得到自己的护照，想拿着自己的护照离开中国，拿着自己的护照再回到中国，他不想过异议人士的流亡生活。他希望跟政府谈判，拿回自己应得的护照，像正常公民一样，他应该得到这样的待遇，有自己的护照。”
    
    实际上艾未未在中国参与的社会活动，他本人遭受的折磨都成了他艺术创作的源泉。艾未未在中国经受过和观察到的苦难、不公正，正好给了他创作的灵感。被地震扭曲的钢筋、5000多在豆腐渣校舍中丧生学生的名字、他们的书包，以及艾未未在监狱里被两名警察24小时贴身监控的生活，都直接变成了他近年来在国外展出的多件重要作品。
    
    他在继续遭遇当局监控的条件下，将这些个人和别人的经验变成艺术品，出口到世界各国，在各地博物馆展出，把他监控下的艺术活动触角延伸到世界各地，这似乎已经成为艾未未近年来与世界互动的一种独特艺术行为。
    
    艾未未出狱时护照被扣，一年保释期过后当局仍没有还他护照。艾未未说：“每次他们都承诺会还给我，虽然没有迹象显示我会拿到，但他们仍承诺会还给我，所以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拿到。”
    
    *当局会把护照还给他？*
    
    科恩表示，他相信中国政府会（还给他）（they will come around）。他说，“我认为他们会的。他们折磨了未未，他们不希望未未批评他们太厉害。我想只要未未不要走得太远······但是，我认为他说他想说的话，艾未未说，每个创造强大艺术的艺术家必须说真话。”

    
    艾未未在视频中说，他被打压的经历和在纽约的12年，给了他强大影响和心态，使他成为今天为基本权利和言论自由斗争的艺术家。他说，“我从不认为这仅仅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改善所有艺术家和所有人的条件。这些珍贵权利使我们成为我们自己、宣示我自己为个体，这些权利也是人生中最美好的部分。所以我从不为我现在的处境感到遗憾和后悔。”
    
    他也是这么做的。在为期两天的新学院研讨会现场，一直有个摊位，放着艾未未设计的数十种明信片，要求与会的学生、艺术家、商人、活跃人士，根据20多个国家被监禁异议人士、艺术家的信息，向他们发一张明信片，让他们知道，世界上有人关心他们。
    
    科恩在采访的最后说，“我希望中国政府能认识到，艾未未艺术活动的重要性，是添加给中国的强大的独特性，是软实力。
    
    科恩采访艾未未全文：
    
    2015年1月29日，纽约伊桑•科恩艺术画廊负责人伊桑•科恩在北京采访了中国异议艺术家艾未未。以下是根据采访视频翻译的中文副本。
    
    艾未未：我是艾未未，非常高兴能参与“第32届社会研究大会”。作为一名居住在北京的中国艺术家，我的生活一直被政治压力所打断和扰乱。我的艺术创作一直处于监视之下。我的所有联系、电话号码、电邮均受秘密警察监视。目前我没有旅行权，我没有护照；直到现在我都没有机会在北京举行自己的艺术展；我的名字不能出现在中国的社交媒体和互联网上，没有人可以在报纸或杂志上讨论我的艺术，或是批评我。因此，在这个社会里我就像一个不存在的人。
    
    科恩：你的艺术在中国被封杀是因为你的政治立场？还是你的艺术？
    
    艾未未：我认为我的艺术被封杀既由于我的政治立场也由于我对艺术，即我的艺术作品对艺术本质的非常不同的态度和理解。我的艺术介入了社会活动，并试图提高社会对社会正义和公平的认识；不仅于此，它还关系到个性、个人自由和言论自由。所有这些品质被认为是一种政治态度或政治原则，而这是这个所谓的集权社会所惧怕和不允许的实践。
    
    如果看看中国历史，这种情况不是从我才开始的。1949年中共取得政权之前，他们对艺术就有了非常强烈的认知。1942年在延安，中共对艺术应该是什么、什么样的艺术实践是不被允许的等等，就建立了非常明确的原则。甚至今天，这样的原则仍被用于中国的文学艺术界。原则上，每一项艺术作品都必须成为共产主义斗争的一部分，即必须得到党的精确衡量和审查，必须是为党服务的。虽然名义上是为人民的，但人民并没有权利参与，所以人民的权利被党代表了。这就意味着每一件作品都要受到审查。共产党说得很清楚，“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并靠笔杆子维持稳定，即写作和艺术。因此，媒体的言论表达总要受到审查和控制。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维持社会稳定。
    
    科恩：什么时候政府开始对你进行攻击？对你和你的艺术活动进行打压？给你制造麻烦？关键性时刻是在什么时候？为什么？
    
    艾未未：我对政府及其审查制度和严酷待遇的经验从我从事艺术活动前很久就有了，我父亲受迫害，被流放20年，没有写一个字的可能性。从美国回国后，由于审查制度，我甚至不想搞艺术了。由于没有讨论当代艺术的空间，我就做地下书籍，即《灰皮书》和《白皮书》，来促进地下文化。到 2000年，我在上海开了艺术展，因为觉得上海比较安全。我住在北京，上海对当代艺术的经验较少，该艺展名为《不合作方式》（英文名Fuck off）。开展几天后就被封了。
    
    只是到了2005年，我能上网了，我感到自己极为幸运。我可能是首批活跃于互联网上的艺术家之一。2008年中国发生了四川地震，举行了奥运会。我在网上非常活跃，既是为四川地震死亡人数的调查，也是为了与之有关的艺术创作，并因此此导致了跟警察的严重冲突。
    
    当然，国家不愿这些信息被披露出来。作为一名艺术家，我认为这是很基本的事实真相，是我们表达言论的基础。作为一名艺术家，我可以找到一种形式来真正地表达这种信念。所以，通过互联网发动义工，我们去了四川地震灾区做调查和纪录片，发现了死于地震的5000多名学生。这是我开始站在对抗国家谎言前沿的关键时刻。
    
    每天我把当天发现的学生名字贴到新浪博客上去，数十万人跟踪我的行动、转贴我们的发现，这使当局做出决定关闭我的账号。在法庭的一次作证期间，人权活跃人士谭作人的辩护律师——他也是我的律师，要求我出庭为谭作人作证。我们去了四川，当天晚上警察闯入我所住旅馆的房间，殴打我，我被打成脑出血。如果没有2009年秋天在德国慕尼黑那次手术，我早就没命了，不可能在这里。这使我的抗争和争论更为强烈。
    
    科恩：你是否认为中国社会未来会有很多“艾未未”？当局怎么对受过教育的数十万中国学者、商人、律师、医生进行镇压？中国已经有了你所讲的公民社会，中国学生在海外留学，他们回国后难道不希望在这个社会里得到他们在外面所享受的言论自由？
    
    艾未未：当然。今天随着全球化和互联网，随着中国和西方的广泛交流，他们试图进行的这种控制变得极端困难。每年，有5000在美和欧洲的留学生，他们带回去的不仅是知识，还有对现代社会、科学和文化的理解。每天我到购物中心、餐馆，所有认识我的年轻人都会要求跟我合影，跟我握手，或告诉我他们对我的处境有多理解。
    
    所以你看到，一方面国家的极端控制，另一方面自由的理念比任何时候都更强大。我认为对社会正义和个人自由的要求会越来越强大。
    
    科恩：你的个展正在世界各地进行。你的钢筋作品，即用被地震扭曲的建筑物钢筋做成的装置艺术，完美地再现了它们。你觉得中国政府理解你这件作品的意义吗？西方人理解它的含义，它正在摧毁（当局的）软实力和威望，展现所存在的腐败，展现中国政府试图掩盖真相。而你的作品把确实发生的情况大白于天下。难道政府对此不理解吗？
    
    艾未未：我不认为这个政府理解艺术。他们唯一理解的是宣传，即用艺术形式包装的纯粹或单一的信息。因此，他们害怕的是包含多层次和多含义的艺术，甚至是含义不清的、有不可表达情形的艺术，他们会认为这是危险的。所以，如果某样东西可能是危险的，被认为对社会有威胁，那么审查制度就来了。所以，国家和当局不仅把审查制度作为一种原则，因为所有画廊根据规定他们必须在艺术展开始前向当局递交作品，尽管这一规定并没有确实实施，但是每个画廊都知道这个规定可以威胁到他们的生存，因为当局可以随时前来干预，说必须关闭你的画展。他们永远不会给你明确的理由，只会说这件作品不能展出，或者，像早先那样，他们会说因为不符合火警要求，甚至断电。但是今天，他们没有那么粗暴了，但有了文化警察；画廊也会跟当局进行周旋，他们会抹掉名字，或撤下作品，或在声明中暗藏他们的信息，以此图生存。这种情况在中国非常普遍，几乎每一次艺术展都会出现。
    
    科恩：对你描述的情况能不能给出一些具体的例子？你个人经历和遭遇的麻烦？
    
    艾未未：过去几个月就有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在上海举行的一个艺术展中，我被包括在内，这是由上海市政府做的最大的当代艺术展（《中国当代艺术奖15年》，2014年）。这项艺术展有6项当代艺术奖，展出过去15年中被选出的数百名年轻艺术家的最佳前卫当代艺术作品。我曾担任了该奖项前三届的年度评委。由于这是个历史展，必须出现我的名字，因为我曾在那，我是选出这些艺术家的原评委。画展开展前20分钟，警察前来要求该艺术展把我的名字从墙上去除，因为所有名字在展前都已经印在墙上。他们几乎没有时间，必须重新贴全部墙纸，用吹风机吹干，因为20分钟后人们就来看展览了。在开幕式上，策展人乌利•希克很生气。在其主题演讲中，他站起来，说这是无法令人接受的事情。当然，他讲一口完美英语，但是后来他才发现，翻译根本就没翻他那句话。我的作品被撤除，我的名字被拿掉，展场上有大约30、40位中国最佳艺术家，他们都知道我，尽管其中的多数都是我评选出的最佳艺术家，但所有艺术家都没有——哪怕一个人——出来表示质疑，说，“嘿，这是历史事实，我们应该尊重。”没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
    
    大约一、两个月后，北京的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做一个艺术展，纪念我在“中国艺术文件仓库”时的同事戴汉志。戴汉志是早期推动中国当代艺术的外国朋友，他过世了，这一艺展是献给他和我们早期活动的。 “中国艺术文件仓库”是戴汉志、傅朗克和我三人创建的，是我们成为中国首批当代艺术画廊之一的基础。我们做了很多事情，在90年代帮助了很多年轻当代艺术家。
    
    我甚至没有得到那次画展的邀请函。从别人的邀请函上我得知，所有艺术家的名字都在上面，除了我。我英文名字A起头，总在最前面；而他们的名单是从C开始的。我感到很惊讶。我并不惊讶审查制度，我惊讶这种自我审查。他们可以很容易地说，“这是一段历史，我们并没在讲艾未未，但我们在讲历史事实。”他们也没有说是戴汉志和我一起创建了这个机构，而是说“他跟某人”，我变成了某人。因此，我说，好吧，那我就把我的作品撤出。那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自我审查案例。后来我去问警察，为什么我的名字不能出现在那个艺术展上？警察说，“未未，你知道，我们从来不审查这样的外国画廊，这是他们自己（所为），你应该告他们。”这是秘密警察给我的具体回答。
    
    科恩：告诉我们，为什么中国政府不允许你出国？为什么扣押你的护照？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艾未未：2011年我被逮捕，时间不长，81天，但我彻底失踪了，连我妈、我的律师、整个社会都不知道我在哪里，我被置于一个秘密地点，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在哪里，因为我被带了黑头套，被送到了不明之地。在那里我被武警24小时贴身监控，连睡觉都有两名警察在我床旁监视，甚至我洗澡他们都必须站得很近，以至于警服都被打湿。我获释后，当然他们扣押了我的护照。每次他们都承诺会还给我，虽然没有迹象显示我会拿到，但他们仍承诺会还给我，所以我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4年了。我觉得还行，虽然我的自由被限制，但还可以工作，我的条件还是给了我很独特的地位和压力，使我的抗争、争论和言论变成具体真实的现实，我自己无法做到，只有强大的国家才能做到。我对这样的情况甚至感到有趣。唯一我要问的是：“为什么是我？为什么不是别人？”。
    
    我想可能因为我有太多像我父辈那样的经历。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55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在后来的文革和其他政治运动中很多知识分子被镇压。几乎无人可以因为自己争取言论自由而不被整肃。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及我在美国纽约的12年经历，使我理解了当代艺术、当代文化是如何与当代现实生活相联系的，这些给了我强大影响和心态，使我成为今天为基本权利和言论自由斗争的艺术家。我从不认为这仅仅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改善所有艺术家和所有人的条件。这些珍贵权利使我们成为我们自己、宣示我自己为个体，这些权利也是人生中最美好的部分。所以我从不为我现在的处境感到遗憾和后悔。
    
    科恩：81天的监禁怎样改变了你自己？怎样影响了你的艺术创作？你的艺术创作因此被改变了吗？
    艾未未：获释后，我开始意识到我的声音得到了很大支持，不仅来自中国，而且来自全世界，很多纽约、欧洲、香港和其他地方的艺术家、画廊、知识分子和普通人一直在支持我。他们支持我们的是什么？是言论自由。在中国，在政府对我的公司强行施加税收和惩罚之后，在10天内，3万人捐赠了900多万元人民币给我们，支持我们进行抗争、将他们告上法庭。我在监狱时非常恐惧，因为他们告诉我会被判刑13至15年，我的唯一遗憾是也许我没有机会让我儿子了解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所以我出来后，我总是要问我自己，我的艺术或作品能不能告诉我儿子或年轻一代，我是谁，生活是怎样的，为什么言论自由那么可贵。
    
    科恩：这次研讨会的主题是《对艺术的恐惧》，你在旧金山“恶魔岛”展出的作品让很多人意识到许多政府关押了很多知识分子和艺术家。那些关押他们的政府害怕你的艺术创作吗？
    艾未未：所有政府当局他们为什么害怕艺术？因为艺术对每一个人的意义都是非常彻底、清楚和敏感的，艺术能清楚说出真相，可以把一个复杂的问题简单、无辜地表达出来，可以非常强大，可以摧毁腐败的结构。
因此，我觉得作为一名艺术家, 有责任把这些非常基本的原则变成引人入胜、性感和可理解的东

科恩采访艾未未全文：
   
    2015年1月29日，纽约伊桑•科恩艺术画廊负责人伊桑•科恩在北京采访了中国异议艺术家艾未未。以下是根据采访视频翻译的中文副本。
   
    艾未未：我是艾未未，非常高兴能参与“第32届社会研究大会”。作为一名居住在北京的中国艺术家，我的生活一直被政治压力所打断和扰乱。我的艺术创作一直处于监视之下。我的所有联系、电话号码、电邮均受秘密警察监视。目前我没有旅行权，我没有护照；直到现在我都没有机会在北京举行自己的艺术展；我的名字不能出现在中国的社交媒体和互联网上，没有人可以在报纸或杂志上讨论我的艺术，或是批评我。因此，在这个社会里我就像一个不存在的人。
   
    科恩：你的艺术在中国被封杀是因为你的政治立场？还是你的艺术？
   
    艾未未：我认为我的艺术被封杀既由于我的政治立场也由于我对艺术，即我的艺术作品对艺术本质的非常不同的态度和理解。我的艺术介入了社会活动，并试图提高社会对社会正义和公平的认识；不仅于此，它还关系到个性、个人自由和言论自由。所有这些品质被认为是一种政治态度或政治原则，而这是这个所谓的集权社会所惧怕和不允许的实践。
   
    如果看看中国历史，这种情况不是从我才开始的。1949年中共取得政权之前，他们对艺术就有了非常强烈的认知。1942年在延安，中共对艺术应该是什么、什么样的艺术实践是不被允许的等等，就建立了非常明确的原则。甚至今天，这样的原则仍被用于中国的文学艺术界。原则上，每一项艺术作品都必须成为共产主义斗争的一部分，即必须得到党的精确衡量和审查，必须是为党服务的。虽然名义上是为人民的，但人民并没有权利参与，所以人民的权利被党代表了。这就意味着每一件作品都要受到审查。共产党说得很清楚，“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并靠笔杆子维持稳定，即写作和艺术。因此，媒体的言论表达总要受到审查和控制。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维持社会稳定。
   
    科恩：什么时候政府开始对你进行攻击？对你和你的艺术活动进行打压？给你制造麻烦？关键性时刻是在什么时候？为什么？
   
    艾未未：我对政府及其审查制度和严酷待遇的经验从我从事艺术活动前很久就有了，我父亲受迫害，被流放20年，没有写一个字的可能性。从美国回国后，由于审查制度，我甚至不想搞艺术了。由于没有讨论当代艺术的空间，我就做地下书籍，即《灰皮书》和《白皮书》，来促进地下文化。到 2000年，我在上海开了艺术展，因为觉得上海比较安全。我住在北京，上海对当代艺术的经验较少，该艺展名为《不合作方式》（英文名Fuck off）。开展几天后就被封了。
   
    只是到了2005年，我能上网了，我感到自己极为幸运。我可能是首批活跃于互联网上的艺术家之一。2008年中国发生了四川地震，举行了奥运会。我在网上非常活跃，既是为四川地震死亡人数的调查，也是为了与之有关的艺术创作，并因此此导致了跟警察的严重冲突。
   
    当然，国家不愿这些信息被披露出来。作为一名艺术家，我认为这是很基本的事实真相，是我们表达言论的基础。作为一名艺术家，我可以找到一种形式来真正地表达这种信念。所以，通过互联网发动义工，我们去了四川地震灾区做调查和纪录片，发现了死于地震的5000多名学生。这是我开始站在对抗国家谎言前沿的关键时刻。
   
    每天我把当天发现的学生名字贴到新浪博客上去，数十万人跟踪我的行动、转贴我们的发现，这使当局做出决定关闭我的账号。在法庭的一次作证期间，人权活跃人士谭作人的辩护律师——他也是我的律师，要求我出庭为谭作人作证。我们去了四川，当天晚上警察闯入我所住旅馆的房间，殴打我，我被打成脑出血。如果没有2009年秋天在德国慕尼黑那次手术，我早就没命了，不可能在这里。这使我的抗争和争论更为强烈。
   
    科恩：你是否认为中国社会未来会有很多“艾未未”？当局怎么对受过教育的数十万中国学者、商人、律师、医生进行镇压？中国已经有了你所讲的公民社会，中国学生在海外留学，他们回国后难道不希望在这个社会里得到他们在外面所享受的言论自由？
   
    艾未未：当然。今天随着全球化和互联网，随着中国和西方的广泛交流，他们试图进行的这种控制变得极端困难。每年，有5000在美和欧洲的留学生，他们带回去的不仅是知识，还有对现代社会、科学和文化的理解。每天我到购物中心、餐馆，所有认识我的年轻人都会要求跟我合影，跟我握手，或告诉我他们对我的处境有多理解。
   
    所以你看到，一方面国家的极端控制，另一方面自由的理念比任何时候都更强大。我认为对社会正义和个人自由的要求会越来越强大。
   
    科恩：你的个展正在世界各地进行。你的钢筋作品，即用被地震扭曲的建筑物钢筋做成的装置艺术，完美地再现了它们。你觉得中国政府理解你这件作品的意义吗？西方人理解它的含义，它正在摧毁（当局的）软实力和威望，展现所存在的腐败，展现中国政府试图掩盖真相。而你的作品把确实发生的情况大白于天下。难道政府对此不理解吗？
   
    艾未未：我不认为这个政府理解艺术。他们唯一理解的是宣传，即用艺术形式包装的纯粹或单一的信息。因此，他们害怕的是包含多层次和多含义的艺术，甚至是含义不清的、有不可表达情形的艺术，他们会认为这是危险的。所以，如果某样东西可能是危险的，被认为对社会有威胁，那么审查制度就来了。所以，国家和当局不仅把审查制度作为一种原则，因为所有画廊根据规定他们必须在艺术展开始前向当局递交作品，尽管这一规定并没有确实实施，但是每个画廊都知道这个规定可以威胁到他们的生存，因为当局可以随时前来干预，说必须关闭你的画展。他们永远不会给你明确的理由，只会说这件作品不能展出，或者，像早先那样，他们会说因为不符合火警要求，甚至断电。但是今天，他们没有那么粗暴了，但有了文化警察；画廊也会跟当局进行周旋，他们会抹掉名字，或撤下作品，或在声明中暗藏他们的信息，以此图生存。这种情况在中国非常普遍，几乎每一次艺术展都会出现。
   
    科恩：对你描述的情况能不能给出一些具体的例子？你个人经历和遭遇的麻烦？
   
    艾未未：过去几个月就有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在上海举行的一个艺术展中，我被包括在内，这是由上海市政府做的最大的当代艺术展（《中国当代艺术奖15年》，2014年）。这项艺术展有6项当代艺术奖，展出过去15年中被选出的数百名年轻艺术家的最佳前卫当代艺术作品。我曾担任了该奖项前三届的年度评委。由于这是个历史展，必须出现我的名字，因为我曾在那，我是选出这些艺术家的原评委。画展开展前20分钟，警察前来要求该艺术展把我的名字从墙上去除，因为所有名字在展前都已经印在墙上。他们几乎没有时间，必须重新贴全部墙纸，用吹风机吹干，因为20分钟后人们就来看展览了。在开幕式上，策展人乌利•希克很生气。在其主题演讲中，他站起来，说这是无法令人接受的事情。当然，他讲一口完美英语，但是后来他才发现，翻译根本就没翻他那句话。我的作品被撤除，我的名字被拿掉，展场上有大约30、40位中国最佳艺术家，他们都知道我，尽管其中的多数都是我评选出的最佳艺术家，但所有艺术家都没有——哪怕一个人——出来表示质疑，说，“嘿，这是历史事实，我们应该尊重。”没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
   
    大约一、两个月后，北京的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做一个艺术展，纪念我在“中国艺术文件仓库”时的同事戴汉志。戴汉志是早期推动中国当代艺术的外国朋友，他过世了，这一艺展是献给他和我们早期活动的。 “中国艺术文件仓库”是戴汉志、傅朗克和我三人创建的，是我们成为中国首批当代艺术画廊之一的基础。我们做了很多事情，在90年代帮助了很多年轻当代艺术家。
   
    我甚至没有得到那次画展的邀请函。从别人的邀请函上我得知，所有艺术家的名字都在上面，除了我。我英文名字A起头，总在最前面；而他们的名单是从C开始的。我感到很惊讶。我并不惊讶审查制度，我惊讶这种自我审查。他们可以很容易地说，“这是一段历史，我们并没在讲艾未未，但我们在讲历史事实。”他们也没有说是戴汉志和我一起创建了这个机构，而是说“他跟某人”，我变成了某人。因此，我说，好吧，那我就把我的作品撤出。那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自我审查案例。后来我去问警察，为什么我的名字不能出现在那个艺术展上？警察说，“未未，你知道，我们从来不审查这样的外国画廊，这是他们自己（所为），你应该告他们。”这是秘密警察给我的具体回答。
   
    科恩：告诉我们，为什么中国政府不允许你出国？为什么扣押你的护照？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艾未未：2011年我被逮捕，时间不长，81天，但我彻底失踪了，连我妈、我的律师、整个社会都不知道我在哪里，我被置于一个秘密地点，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在哪里，因为我被带了黑头套，被送到了不明之地。在那里我被武警24小时贴身监控，连睡觉都有两名警察在我床旁监视，甚至我洗澡他们都必须站得很近，以至于警服都被打湿。我获释后，当然他们扣押了我的护照。每次他们都承诺会还给我，虽然没有迹象显示我会拿到，但他们仍承诺会还给我，所以我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4年了。我觉得还行，虽然我的自由被限制，但还可以工作，我的条件还是给了我很独特的地位和压力，使我的抗争、争论和言论变成具体真实的现实，我自己无法做到，只有强大的国家才能做到。我对这样的情况甚至感到有趣。唯一我要问的是：“为什么是我？为什么不是别人？”。
   
    我想可能因为我有太多像我父辈那样的经历。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55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在后来的文革和其他政治运动中很多知识分子被镇压。几乎无人可以因为自己争取言论自由而不被整肃。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及我在美国纽约的12年经历，使我理解了当代艺术、当代文化是如何与当代现实生活相联系的，这些给了我强大影响和心态，使我成为今天为基本权利和言论自由斗争的艺术家。我从不认为这仅仅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改善所有艺术家和所有人的条件。这些珍贵权利使我们成为我们自己、宣示我自己为个体，这些权利也是人生中最美好的部分。所以我从不为我现在的处境感到遗憾和后悔。
   
    科恩：81天的监禁怎样改变了你自己？怎样影响了你的艺术创作？你的艺术创作因此被改变了吗？
   
    艾未未：获释后，我开始意识到我的声音得到了很大支持，不仅来自中国，而且来自全世界，很多纽约、欧洲、香港和其他地方的艺术家、画廊、知识分子和普通人一直在支持我。他们支持我们的是什么？是言论自由。在中国，在政府对我的公司强行施加税收和惩罚之后，在10天内，3万人捐赠了900多万元人民币给我们，支持我们进行抗争、将他们告上法庭。
   
    我在监狱时非常恐惧，因为他们告诉我会被判刑13至15年，我的唯一遗憾是也许我没有机会让我儿子了解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所以我出来后，我总是要问我自己，我的艺术或作品能不能告诉我儿子或年轻一代，我是谁，生活是怎样的，为什么言论自由那么可贵。
   
    科恩：这次研讨会的主题是《对艺术的恐惧》，你在旧金山“恶魔岛”展出的作品让很多人意识到许多政府关押了很多知识分子和艺术家。那些关押他们的政府害怕你的艺术创作吗？
   
    艾未未：所有政府当局他们为什么害怕艺术？因为艺术对每一个人的意义都是非常彻底、清楚和敏感的，艺术能清楚说出真相，可以把一个复杂的问题简单、无辜地表达出来，可以非常强大，可以摧毁腐败的结构。因此，我觉得作为一名艺术家，有责任把这些非常基本的原则变成引人入胜、性感和可理解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我还可以称自己为艺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