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门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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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ckHu

侠之大者，为国捐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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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ngyang221

回复lacavb：本来就是空，只是反复阐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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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CHINA

这才是特么百年不遇的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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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xander

回复CF99999：没有预测出此次大牛市其实是没有预料到某组织能够如此的下三烂，无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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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fss

回复lacavb：在A股市场，在交易大厅扔块石头，如果砸死十个人，至少有九个像你这样的根本不知风险为何物的傻缺，当市场向下的时候，这样的货会把前面赚的全部还给市场，还要倒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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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评论（19）
最新 最早 最热
miniusa

曲终而人散，股终死小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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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usa

一将功成万骨枯！！！现今诵卷大悲咒，只愿神州大地不会出现几连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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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foo1

心头镜，慢慢磨，学问功夫细细做。谁信世间炒作客，飞蛾扑火自投锅。抱元守一，不温不火，躁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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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i8wei8

人家大股东们都减持完了，媒体才开始忽悠，早干嘛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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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383

对大多数散户，能赚点就行了，切勿反反复复贪得无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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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CHINA

这才是特么百年不遇的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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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flowers

no zuo no d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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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Q 540645886

大盘要崩盘的节奏，还是现货白银比较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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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99999

这种事没人能预测准的！他们预测不到牛市的到来，自然也就预测不到牛市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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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xander

没有预测出此次大牛市其实是没有预料到某组织能够如此的下三烂，无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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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20164@qq.com

除了跳大神，我想不出谁有能力预测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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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i8wei8

还没料到它们如此的无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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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imulang5

激动人心的时刻快到了。

这可能与这两大板块今年以来大幅上涨、很多公司估值严重泡沫化相关。创业板指数在过去12个月内已经上涨了两倍，市盈率达到140倍。这意味着按照上市公司目前的盈利能力，投资者需要140年才能收回投资。

“这是关于信心的投票。”交银国际首席策略师洪灏称，“它显示股票价格高了。”

洪灏又补充表示，在狂热市场中，高管减持只会使股价上涨放缓，并不会使股价上涨停止。

不但上市公司高管在减持，主要基石投资者在锁定期结束后也开始减持。据西南证券数据显示，5月份，基石投资者减持中国上市公司股票金额1090亿元，较上个月翻了一番。

“国家队”也在减持。根据港交所披露的公开信息，“国家队”中央汇金于5月26日在A股场内减持工行和建行，金额分别为16.29亿和19.06亿元。

令人担忧的是，伴随上市公司高管减持的是，公司业绩下滑。

根据《投资者报》统计，在5月以来被集中减持的863家上市公司中，在去年或今年一季度净利润同比出现下滑的公司有516家，约占总数的六成。其中去年和今年一季度净利润同比连续下滑的公司多达206家。

股市暴涨，产业资本趁机套现数千亿元，逃离A股“围城”。

仅2015年前5个月，A股公司股东累计套现约3598.51亿元，已经超过去年全年水平，产业资本套现明显加速。

根据Wind数据统计， 5月份，723家上市公司发布重要股东减持公告，股东累计减持102亿股，套现1545亿元，较4月800亿元的套现金额大增93%。6月1日-10日，两市重要股东合计减持34亿股，套现568亿元。综合上述统计，在5月1日~6月10日，两市重要股东合计减持136亿股，套现2112亿元。

另据同花顺iFind数据显示，截至5月末，2015年以来已有1072家上市公司发布了重要股东或高管减持公告，累计减持市值约3598.51亿元。这一数字已超过去年全年的减持规模。特别是4月沪指站上4000点以后，产业资本套现明显加速，397家上市公司股东合计套现1895亿元，仅4000点以来套现额就接近去年全年的水平。

银河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孙建波表示，产业资本在高位减持并不鲜见，产业资本的考虑是将资金从高估值股票中抽离，继续投资估值低的公司或进行再创业；而反过来看，被减持的板块个股此时估值多半已偏高。

作为上市公司的重要管理层，高管们被认为是上市公司的“内幕知情人”，他们往往比外人更了解所属上市公司的核心价值，因此其减持行为更容易被市场解读为利空。

数据显示，5月份以来，两市多达1403名高管(或其亲属)进行了减持，其合计减持24亿股，由此套现569亿元。高比例减持的公司主要为创业板和中小板公司。在63家减持比例超过总股本5%的公司中，有35家为中小创公司，占比55%。

报道提到一些细节：

     · 当有人问朔伊布勒是否和默克尔争吵时，他会飙出一串侮辱人的说法，还会用上“业余经济学家”这种词说默克尔。不过这话的性质可能没那么严重，因为朔伊布勒也自称“二流经济学家”，还说希腊财长瓦鲁法基斯（Yanis Varoufakis）是“伟大的经济学家”。

     · 朔伊布勒很清楚，在大多数希腊人眼中，自己就代表了卑鄙的德国人。他也努力改变这种坏印象，比如上周瓦鲁法基斯去柏林与他会晤，开会以前他还送给对方一盒欧元形状的巧克力，那本来是一位儿童电视节目的记者送给他的。朔伊布勒当时说：“瓦鲁，紧张的时候用来补充营养吧，你会需要它的。”

可后来一开会，朔伊布勒听着瓦鲁法基斯列出那些要求——什么养老金不能减少、增值税不能增加、希腊想减免债务、还想要新一轮援助（德国专家估计大约得300亿欧元），他已经没兴趣和对方交流。他对手下说，觉得自己年纪太大，没法不停抽打同一群死马。

     ·  在最近一次CDU议员会议上，按惯例应该先由朔伊布勒做和希腊谈判情况的简报，这次他却说没什么可汇报的：“形势和两周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现场的与会者都会心地笑了，大家都知道，他的意思是，对希腊人找到合理的解决方法失去信心。但朔伊布勒首先是在暗示，默克尔的斡旋没能推动谈判。

归根结底，报道认为，默克尔与朔伊布勒在对局势的评估方面并没有冲突。两人都不相信希腊国有资产的私有化行动有任何进展，也都担心希腊政府那些朝令夕改的政策会吓跑投资者。他们的分歧是希腊面临的后果。

从公事角度看，两人的分歧体现了他们各自肩负的责任不同。朔伊布勒要管好钱袋子，而默克尔关心的是国际舞台会发生什么，比如要是其他欧元区国家切断对希腊的援助，俄罗斯总统普京会不会趁虚而入？又比如，假如离开欧元区，希腊会不会破产。朔伊布勒不需要担心这些。

最后，报道说，默克尔知道朔伊布勒有多顽固，可每次他最后还是守住了底线。默克尔的幕僚期望朔伊布勒会支持她对希腊的决策，哪怕内心并不情愿。但问题是，今年9月朔伊布勒就满73岁了，上了年纪的老人家容易固执己见，他还有没有可能一直那么好说话呢？

德国媒体近日爆出，在对待希腊的问题上，德国总理默克尔和财长朔伊布勒（Wolfgang Schäuble）的冲突已经在酝酿。一个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女性，一个是从政50多年的元老，这样两个人对影响欧元区未来命运的问题难免有分歧，但是不是真到了发生冲突的地步？

华尔街见闻文章曾提到，出于对地缘政治的担忧，德国总理默克尔准备做出让步，让希腊仍留在欧元区，但德国财长朔伊布勒认为，除非希腊政府采取措施确保其能留下来，否则愿意让希腊退出。德国《明镜》周刊网站昨日文章也提到两人的观点分歧：

     · 两人最初看法一致。希腊申请第一轮救助时，他们都不同意让IMF参与救助。但现在默克尔愿意让希腊留在欧元区，为此可以付出很高代价，因为希腊退出可能带来金融市场动荡等后果，她不愿冒险动摇欧盟的根基。

     · 而朔伊布勒认为，欧元区成员必须遵守规定，整个组织才能生存，希腊要准备接受“条件”才能得到帮助。他认为已经对希腊做了足够的让步。他对希腊危机能得到满意的解决结果已经不抱希望，认为希腊离开欧元区最符合欧洲的利益。

两人的关系也很微妙：

 朔伊布勒是德国政府的元老，1972年就做了议员，当时默克尔还没高中毕业。1998年，朔伊布勒是基督教民主联盟（CDU）和基督教社会联盟（CSU）在西德下议院的领袖，那时候他还让默克尔做过自己的秘书长。后来他因为CDU捐款丑闻不得不退下前台，2000年让默克尔接任。

现在，默克尔是政府的领导者，但朔伊布勒表现出独立的个性，他不会对任何人屈服。而如果现在朔伊布勒也反对默克尔，她就难以在议会赢得多数议员支持，所以，默克尔的命运实际上在朔伊布勒手中。

两人都明白这种利害关系，所以不得不痛苦地竭力掩盖分歧。从性格上说，默克尔喜欢和不太老练世故的人共事，朔伊布勒显然不是那种人。他虽然欣赏默克尔渴望权力的进取心，但又觉得默克尔面对困境时太犹豫。他们俩的发言人现在要花大量时间想些委婉语，掩盖两人彼此的不满。

面向对象的数据模式
 
在内存中保存所有东西的其中一个好处是，软件可以设计成模仿现实世界中数据的关系。这意味着业务逻辑处理器可以迅速根据内存内的指针去找到数据，而不是被迫去进行耗费高的数据库查询任务。这意味着数据不需要复制就能访问了，而且可以当场就被修改。这个优化提供了比任何数据库为基础的方案高一个数量级的性能表现。
 
交易大小
 
一个每秒可以处理10万次交易的区块链在每一秒都会产生大量数据。在一些正在竞争的网络如瑞波和比特币里，平均交易的大小是250字节。而在比特股上，相似的交易仅仅是100个字节。换句话说，其他正在竞争的系统在同样数量的交易情况下需要2.5倍的带宽去处理。假设连接到互联网的带宽是1Gb/s，只需要0.1秒就可以将一个含有10万次交易的区块传播出去。竞争性的网络需要0.25秒。如果考虑到延迟和点对点网络的多次中转过程，很明显交易的大小会影响到区块的间隔，因此影响到确认的延迟。
 
交易的大小通常是一个CPU必须在关键的通道上处理的数据数量的指标。因此，它可以显示出在在一个单线程里面CPU命中速度有多快。在所有的协议里面一些优化是可行的，如果假设所有的节点都有之前所有广播的交易，而且只需要一个转账ID的排序表去广播所有的区块。这将会是一个具体的实施细节。
 
结论
 
设计一个高性能的区块链并不是什么火箭科学，而且既不需要复杂难懂的协议，也不需要在网络上的所有节点里分处理任务。反而，要建造一个高性能的区块链最需要的事情应该是在核心业务逻辑上去除与关键性、订单依赖性和评估无关的计算任务，并且设计一个可以帮助优化这些事项的协议。这就是比特股做了的事情。
 
原文：https://bitshares.org/technology/industrial-performance-and-scalability/
译者：打超人的小怪兽
稿源（译）：比特股之家（http://www.bts.hk/bts20-high-performance.html）

 
为静态校验设计交易
 
对交易来说，有很多特性是可以进行静态检查的，而不需要引用当前的全局状态。这些检查包括参数的范围检查、输入的去冗余和数组排序等。通常来说，有很多检查是可以被进行的，如果交易包含它“假设”是全局状态的数据的话。在这些检查被执行后，业务逻辑处理器必须要做的事情就只有去确保这些假设还是正确的，这个过程总结下来就是检查一个涉及交易签名时间的对象引用的修改时间戳。
 
智能合约
 
很多区块链正在整合一种通用的脚本语言去定义所有的操作。这些设计最终将业务逻辑处理器定义为一个虚拟机，而所有的交易被定义为由这个虚拟机运行的脚本。这个方案有一个在真实处理器上的单线程性能极限，并且由于将所有东西强制通过一个虚拟处理器去执行，让问题更严重了。一个虚拟处理器即使用上了实施编译技术（JIT）也总会比一个真正的处理器要慢，不过计算速度并不是这种“任何东西都是一个脚本”方案的唯一问题。
 
当交易被定义在这么低的层次上，意味着静态检查和加密算法操作还是会被包含到业务逻辑处理的环节里，这也让会让整体的吞吐量降低。一个脚本引擎永远不应该要求执行一个加密算法签名检查的请求，即使这个请求是通过原生的机制实现的。
 
根据我们从LMAX上学到的课程，我们知道一个为区块链设计的虚拟机应该考虑到单线程表现。这意味着在一开始就要为实施编译优化，而且最常用的智能合约应该通过区块链原生支持，而只有那些不常用的、定制的合约会运行在一个虚拟机上。这些定制的合约设计的时候要考虑性能，这意味着虚拟机应该将可以访问的内存范围限制到可以放在处理器缓存上的级别。

分配ID并避免哈希计算
 
在单线程系统的系统里面，处理器周期是需要被保留的稀缺资源。传统的区块链设计使用加密算法基础上的哈希计算去生成一个全球独特的ID系统，以实现统计学上不会有碰撞的保证。进行这些哈希计算的问题是，它会耗用越来越多的内存和处理器周期。与一个直接的数组索引相比，这种方式会显著地占用更多处理器的时间去查找一个账户的记录。例如，64位的整数对比和操作起来都要比160位以上的ID更简单。更大的哈希ID机制意味着CPU缓存里面的空间更少了，而需要更多的内存。在现代的操作系统里不常访问的随机存储器是会被压缩的，不过哈希识别器是随机数，这是没法压缩的。
 
幸好区块链给了我们一个在全球内分配独特的ID的方法，这些ID互相之间不会起冲突，因此完全避免使用像比特币地址那样的哈希算法为基础的识别器去引用一个账号、余额或者许可。
 

从业务逻辑处理器中去除签名校验
 
所有在加密货币网络的交易依赖于用加密算法签名去校验权限。大部分情况下，请求的权限可以由其他交易的结果改变。这意味着在业务逻辑处理器里面，权限需要被定义成与加密算法计算无关的情况。
 
要达到这个目的，所有的公钥需要分配一个独特的和不可代替的ID。当ID被分配后，输入分解器可以校验提供的签名与指定的ID是否匹配。当交易到达业务逻辑处理器后，只需要去检查ID就可以了。
 
这个同样的技术可以在拥有不可代替的静态ID的对象上实现去除前提条件检查。

高性能区块链
 
要建造一个高性能的区块链，我们需要使用LMAX同样的技术。这是几个必须实现的事项：
 
将所有东西放在内存上，避免同步原语（锁定，原子操作），避免在业务逻辑处理器上不必要的计算。
 
由于内存的设计是高度并行的，因此越来越便宜。追踪互联网上每个人的账户余额和权限所需要的数据量是可以放在小于1TB的RAM内存上，这用不到15000美元的价格就能买到了，而且可以装在商品化（高端）的服务器主板上。在这个系统被30亿人采用之前，这类硬件会在普通的桌面计算机里面看到。
 
真正的瓶颈不是内存容量的需求，而是带宽的需求。在每秒100万次交易和每笔交易占256字节的情况下，网络会需要256MB每秒的数据量，即1Gbit/s的带宽。这样的带宽在普通的桌面计算机上并不是常见的。不过，这样的带宽只是二代互联网100Gbit/s带宽的一点而已。这个二代互联网被供应给超过210个美国教育机构、70家公司和45个非盈利机构和政府机构。
 
另一句话说，区块链技术可以轻松将所有东西保存在内存里，而且如果设计的合理的话可以扩展到支持每秒百万级别的转账。

LMAX Disruptor分解器技术
 
LMAX 分解器提供了一个在单线程上可以实现什么表现的学习例子。LMAX是一个针对终端顾客的交易平台，目标是成为世界上最快的交易所。它们一直很慷慨地将他们学到的东西公布出来。
 
这是它们架构的概要总览：
 
业务逻辑处理器是所有顺序交易和订单匹配发生的地方。它是一个可以每秒处理百万级别订单的单线程。这个架构可以很容易地用在加密货币和区块链设计的领域。
 
输入分解器扮演的角色是从很多来自不同源头的用户里面收集订单，然后分配给它们一个确定的顺序。当给它们分配好顺序后，它们会被复制、记录然后广播到很多冗余的业务逻辑处理器。输入分解器是高度并行的，而且容易分包到一个计算机集群系统中。
 
当业务逻辑处理器处理完输入后，一个输出分解器负责通知那些关心结果的人。这也是一个高度并行的任务。
 
最终，通过在业务逻辑处理器里使用单线程样品化处理器和Java虚拟机，LMAX可以在每秒内执行600万次交易。如果LMAX可以达到这个成绩，那么加密货币和智能合约平台平不需要在每秒连10个交易都不到的情况下去考虑集群网络方案。

 
背景
 
区块链是一个下达关于确定去修改一个共享的全局状态交易的全球账本。这些交易中包含的命令可以改变其他交易的有效性。例如，你不能在你的支票存入生效前去从你的银行账户理解支取金钱。在能够影响一个特定的账户的所有先前交易都被处理之前，你不可能知道一个交易是否有效。
 
如果两个无关联的账号没有共享任何通用的依赖关系的话，理论上这两个账号的交易可以是在同一时间进行处理的。实际上，在一个由具备仲裁条件的智能合约驱动的账本上识别哪些交易是真正独立存在的耗费是很棘手的。唯一的保证两个交易是真正独立存在的方法，是通过维护完全分离的账本，然后定期在它们之间传输价值。如果要用这种性能表现的权衡关系去打比方的话，可以像是非一致内存访问架构（Non-Uniform Memory Access ，NUMA）和一致内存访问架构（Uniform Memory Access ，UMA）之间的关系。
 
实际上，一致内存访问架构对开发者来说是更容易去设计的，而且耗费更低。非一致内存访问架构通常是在建造超级计算机和大型计算机集群时作为不得已的方法去采用的。
 
计算机产业逐渐意识到通过平行计算去实现性能的扩张并没有早期那么容易，毕竟那时候最需要做的事情只是提高处理器的频率而已。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处理器的设计者们在尝试去采用多线程设去提高性能之前都在拼命去提高单线程的性能。当多线程还不够的话，而且只有这样的话，集群计算这个方案才会被考虑。
 
很多加密货币产业的人在没有探索过在技术上一台电脑的单个核心能实现什么之前，就尝试通过用集群计算的方案去解决可扩展性的问题。

每秒可以实现超过10万次转账
 
为了给业界提供一个有可能代替现有的金融平台的方案，高性能的区块链技术对加密货币和智能合约平台来说是必须的。为了能够实现比VISA和MasterCard加起来每秒可以处理的交易数量更高的级别，比特股从底层开始重新设计。通过股份授权证明机制，比特股网络可以在平均一秒的时间内确认交易，唯一的限制只是光速。
 
总览
 
要达到这个产业里面最顶级的性能，比特股借鉴了从LMAX交易所里面学到的经验。这个LMAX交易所可以在每秒内处理高达6百万次的交易。在这个经验里面，关键点是以下这些：
 
1、将一切东西放在内存里面
2、将核心的业务逻辑放到一个单线程里面
3、将加密算法操作（哈希和签名）放在核心业务逻辑以外
4、将校验的操作分成状态独立和状态依赖检查
5、使用一种面向对象的数据模型
 
通过遵守这些简单的规则，比特股在没有进行任何显著性优化工作的情况下就实现了每秒处理10万次转账的性能。如果有进一步的优化工作的话，会让比特股可以达到跟LMAX交易所相近的性能表现（即每秒600万次）。
 
应该需要注意到，比特股达到的性能表现是高度依赖其中的一个兼容交易协议。如果想用业务逻辑运行在一个进行加密算法操作和用哈希识别器去调用所有对象的虚拟机上的话，是不可能去达到同样层级的性能表现的。区块链天生就是单线程的，而单核的CPU的性能是各种资源中最短缺的、最难扩展的一个方面。比特股设计成能够让这个单线程的执行达到极可能的高效。

中国：消费尚处第三阶段早期，发展潜力巨大

中国目前正处于日本消费的第二阶段末期、第三阶段早期。中国目前人均GDP大约1.1万国际元水平，相当于日本1970s早期、消费第二阶段末期水平。2014年人口自然增长率约5.2‰（图表31），65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重约10.1%（图表32），相当于日本1980s中期水平，对应日本消费第三阶段早期水平。




与日本当年情况更为相似的是，中国的新生代——80后、90后正在成为消费主体。他们出生、成长于改革开放后的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与上一代人相比，他们的物质条件可谓极大改善，过年买衣服、过生日买礼物是很多人都有过的童年记忆。因此，这一代人天生具有比父辈更高的消费倾向。此外，作为中国第一批独生子女，很多80后、90后们的消费能力与父母甚至祖父母辈的储蓄水平直接相关。不仅如此，80后、90后们对信用卡、消费信贷的接受程度也远高于长辈，金融杠杆对消费的撬动作用有望在这一代人身上得到应验。

随着80后、90后们步入社会、收入提高，中国的消费也逐步从过去的大众化、同质化走向个性化、多样化。中国游客海外抢购奢侈品不再是新闻，二线奢侈品牌早已开进国内三线城市商场；年轻人推崇个性、小众，在各式亚文化群体中寻找自我认知……沿着日本消费的发展路径，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也已经并将继续经历餐饮、外卖行业的发展，更便捷、更贴近生活区的连锁便利店的发展，以及本土高端消费品牌的崛起等现象。而与日本当年不同的是，中国有更多层的消费者结构、更广阔的市场以及更发达的互联网技术和物流体系，这无疑给中国的居民消费提升增加了更多可能。

“国产至上”理念在食品消费中悄然流行。日本消费者非常重视食品安全，近年来屡次出现进口蔬菜农药残留超标、进口牛肉虚假包装等问题，令消费者担心进口食品质量。此外，大量进口低价农产品使得日本的粮食自给率降至40%以下，政府大力宣传自给率低下的严峻形势，呼吁民众购买本国大米以增加本国农民的种植信心。“国产至上”“身土不二”的理念开始在日本流行。

对简约与环保的推崇进一步延续。作为第三阶段追求个性化消费的延续，第四阶段日本消费者仍表现出对简约风格的追求，同时对自然、环保、去工业化的重视程度也日渐增强。无印良品、优衣库作为日式消费风格的代表受到人们的喜爱，而同档的美国品牌GAP受欢迎程度明显较低（图表27）。出于对降温减排的重视，日本上至政府下至居民夏天不开空调，通过风扇、洒水等方式降温。



年轻一代的“乡土情结”兴起。城市长大的年轻人对都市生活开始厌倦，回到农村、接触自然的向往增强。2006年内阁府调查显示，20-29岁的年轻人中有30.3%的人希望回到农村定居，这一比例远高于其他年龄段（图表28），许多年轻人利用业余时间参加社区的农业小组，到郊外学习种植蔬菜。城市化稳定期，人们开始重新发掘各地的风土和物产，希望在自然中寻求新的寄托和宁静。



老龄化带动医疗健康产业发展。2013年，65岁以上的老人占日本总人口的数量突破25%。与此同时，日本的老年人是最为富有的一个群体，年龄在65岁以上的老人掌握了全日本50%的储蓄，再加上优厚的退休金和年金，很多日本老人退休后的生活相当富足，他们的身影出现在全球各个著名景点。医疗健康产业作为人口老龄化直接受益行业，发展速度明显加快。世行统计数据显示，日本人均医疗支出从2000年前后平均2600美元水平，猛增至2012年的4787美元；2012年，医疗卫生支出占日本GDP的比重已高达10.3%（图表29、30）。

从单一灰度消费到个性化、小众化感性消费时代。1984年，日本作家藤冈和贺夫在《再见大众》一书中首次提出“小众”概念，认为过去按照性别、年龄、学历、收入等划分的“大众”分类已不适用，日本已进入“感性市场”的小众时代。财富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后，人们开始追求存在感，追求个人风格——大家都买的，自己反而不买，流行什么，自己就讨厌什么。在这样的消费需求转变下，1980年杂货品牌店“无印良品”一开业就受到消费者的热捧。无印良品的本意是“没有商标的优质产品”，极简的设计、自然的材质、上乘的质量满足了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同一时期诞生的“东急手创馆”出售各式DIY家居用品，也迎合了消费者想要“与众不同”的需求。

“标志迷恋”带动国际奢侈品牌及本国高端品牌。收入提高后消费者对品质的追求也同步提高，这不仅激发了日本国内高端消费，也带动了国际奢侈品消费，这一时期曾被称为日本的“标志迷恋”时代。而这种对高端品牌的追捧，正是这一阶段消费者追求与众不同、追求存在感的另一种表现方式。早在1970s，日本游客在欧洲大量购买奢侈品便引发关注；1980s-1990s，他们强大的奢侈品购买力更席卷香港、台湾、首尔的免税店。JP Morgan曾估算，1980s时香榭丽舍大街LV店零售额的80%被日本游客买走 ，当时法国、意大利等地的奢侈品店员纷纷学习日语。1972年Gucci在东京开设旗舰店，1978年LV也进入日本市场。时至今日，日本仍是主流奢侈品牌最重要的单一市场，许多品牌都有专门日本市场开发的产品线。尽管日本国土面积不大，但开设有37家CHANEL、49家Gucci、34家Bulgari、64家Ferragamo、50家Tiffany & Co.、115家Coach及252家LVMH集团下属品牌店，其奢侈品消费能力一度占全球的47%。此外，这一时期的日本本土高端设计师品牌也趁势崛起。1970s涌现的日本设计师如山本宽斋、三宅一生、山本耀司、高田贤三、川久保玲等，他们的自创品牌都发展为世界级奢侈品牌。

第四阶段：简约、环保、自然的回归

人口增速的由正转负，标志着日本消费从第三阶段进入第四阶段。日本的人口增速自1970s起逐步降低，2005年首次出现了总人口的负增长，此后曾有几年反复，自2011年起再次陷入负增长（图表24）。日本国立社会保障和人口问题研究所的数据表明，20-64岁的适龄劳动人口绝对量在2000-2005年间达到峰值，此后逐年下降。而1990s起“终身雇佣制”逐步瓦解，2013年日本企业的非正式雇佣员工已达到36.7%，进一步降低了日本年轻人结婚、生子的意愿。人口负增长、经济疲软某种程度上唤醒了日本民众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进而对消费行为产生影响——第三阶段个性、小众的消费偏好仍在延续，但新的消费特征也渐渐显现。



具备自我意识和危机感的Z世代“新新人类”成为第四阶段的消费主体。此时处于消费舞台中心的是80后、90后的“新新人类”，他们的童年伴随互联网成长，从小生活在信息爆炸的环境之中，同时又经历了日本经济泡沫破裂及“失去的十年”，具备强烈自我意识的同时，也带有长期的危机感、责任感。日本内阁府的调查显示，自2004年以来，日本民众对国民利益、社会利益的重视程度明显上升（图表25、26）。

第三阶段中，新生消费群体促使日本的消费从大众化、同质化走向个性化、多样化。

变化一：“新人类”成为消费主体。第二阶段出生的人口成为第三阶段的消费主体，他们成长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都市之中，没有经历过战争及重建，价值观与父辈截然不同。特别是1963-1969年出生的“新人类”一代，当他们在1980s成长为青少年时，曾引发全社会对“代沟”问题的大讨论，这与2000年前后中国对“80后”的讨论十分相似。“新人类”儿童时代起就在父母带领下在商场购物，具有与生俱来的消费欲望。

变化二：婚姻推迟，更多女性进入职场。由于教育水平逐步提高、社会制度走向健全，80年代起日本年轻人中选择迟婚甚至不结婚的比例快速增加，这一趋势一直延续到2005年后才有所放缓（图表14）。日本男性首次结婚的平均年龄由1985年的29.6岁，上升至2005年的31.1岁。女性表现更为明显，25岁结婚、生子、不工作的传统观念遭到抵触，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职场，首次结婚的平均年龄从25.8岁上升到了29.4岁。



变化三：家庭结构裂变。1975年前，4-6人家庭一直是日本社会家庭规模结构的主流；然而1975年起，1-3人的独居家庭、核心家庭占比达到50%，首次超过4-6人大家庭，日本的家庭结构出现裂变（图表15）。年轻人迟婚、不婚的比例不断增加进一步加剧了这一现象。经过30多年时间，日本平均每户家庭成员数量从1975年的3.3人，降至2005年的2.6人（图表16），单身独居、已婚无子的家庭比例越来越高。



“新人类”一代消费倾向提高；家庭的小型化，使消费品由家庭为主转向个人为主；单身的年轻人在消费时较少考虑家庭负担，结婚年龄推迟为个人消费品打开市场……日本人口结构变化，促使消费从“大众化”的第二阶段转向“个性化”的第三阶段。

从家庭到个人。追求生活品质的未婚年轻人不断增加，使得耐用品消费从家庭为单位拓展到个人为单位。1980s到2000年前后，30岁以下的单身年轻人中，录像机、个人电脑、音响、汽车等商品的普及率出现明显提高（图表17-20）；男性消费者对这类产品的消费能力明显高于女性。



从厨房到餐馆。日本传统文化中，做饭是女性家庭成员的责任。然而随着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家庭、个人不再自己做饭，或将做饭视为闲暇时的娱乐。日本餐馆行业市场规模从1975年的3.3万亿增加到1997年的13.4万亿（图表21），年均增长6.7%，亚洲金融危机后出现负增长。而日本外卖行业的市场规模从1975年的0.4万亿增至2004年的5.9万亿（图表22），平均每年增长10%；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外卖行业不仅没有受到影响，其增速反而猛增至18.1%。整个餐饮行业的兴起，一方面反映了日本女性地位的提升，另一方面也说明在消费的第三阶段，居民的消费倾向出现了从物质向高品质服务的过渡。



从超市到便利店。日本的便利店模式可以追溯到1974年，零售巨头伊藤洋华堂引进美国便利店7-11，自此开启了日本小型连锁零售店的新业态。与大型超市不同，便利店选址离居住、工作场所更近，营业时间更长，更适合快节奏的年轻人和小家庭。此外，日本的便利店并不仅仅是小型超市的概念，还出售快餐，提供缴费、ATM、打印等服务，满足消费者对生活便利的多种需求。日本主要零售业态营业额数据显示，超市、百货店的营业额在1990s开始下降，而便利店仍然保持快速增长（图表23），甚至连美国品牌7-11也于2005年变身日本公司。

“局部大城市消费”模式在三大都市圈大规模复制，大众消费全面崛起。这一时期中产阶级主要是战后婴儿潮一代，消费行为相似、消费产品标准化，女性在25岁前后结婚、男性30岁前后有两个孩子是这一代人典型的生活路径。收入的普遍提高激发了他们的消费热情。这一阶段的消费仍然围绕对西式生活的模仿展开，以耐用品为例，1972年，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作为家庭最主要的三大电器，普及率几乎达到100%（图表12）。



第三阶段：“新人类”个性化消费时代

1973年的石油危机令全球的经济发展戛然而止，日本也未能幸免。然而，尽管经济告别高速增长期，但此时日本已是发达国家，收入不再是制约消费增长的掣肘因素。1975-2004年第三阶段期间，消费群体的新特征使得日本消费形态走向多样化、个性化。

1970s人均GDP突破1万亿国际元，日本消费率出现向上拐点。研究表明，当一国人均GDP超越1万国际元时，消费率出现拐点。日本于1971年人均GDP突破1万国际元，而家庭部门支出占GDP的比重也在这一时期出现增长（图表13）。此后的30多年中，家庭部门消费占比趋势性提升，直至2000年左右稳定在60%附近。经济下行而消费率提高，这与日本政府促进消费的政策密不可分。1986年出台的《前川报告》明确提出“扩大内需”的主张；1990s初日本经济陷入衰退后，鼓励居民消费更成为重振经济的重要举措之一。为此，日本政府相继出台了个人所得税减免、鼓励消费信贷、增加连休假日、增加社保支出等政策。

第二阶段：大众消费全面崛起

1947-1972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石油危机前，是日本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其中，1947-1955年“复兴增长”期间，日本人均GDP从战争期间的1,555国际元恢复至2,772国际元的战前水平。1956-1973年“高速增长期”内，日本创下了年均9.5%的实际GDP增速记录，并于1968年跻身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人均GDP从不足3,000国际元增至10,735国际元，成功实现了战败国到发达国家的转变（图表10）。



“人口稠密的一代”形成“新中产阶级”。二战及战后鼓励生育政策催生了日本“人口稠密一代”，他们在1950s-1960s初中毕业后涌入城市求职，带来东京、大阪、名古屋三大都市圈的繁荣。三大都市圈大规模人口净流入现象一直持续到了1970s初（图表11），1950-1977年日本城镇化率从37%上升到76%。这些受过教育的初中毕业生们从事公司职员、政府行政人员、学校教师、医生、律师等“白领”职业。由于劳动力相对短缺，为防止员工跳槽，许多日本企业实行“年功序列工资制”，即同一企业内连续工作时间越久、工资越高，并形成终身雇佣制度。这些上班族们拥有相似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及稳定增长的工资收入，迅速形成“新中产阶级”。1960s后期的国情普查中，认为自己达到中产水平的日本民众超过8成；1970s甚至出现“一亿总中流”的说法，即1.1亿日本总人口中，有1亿人属于中产阶级。

第一阶段：局部大城市消费萌芽

20世纪初期的日本刚刚经历了近五十年的明治维新，无论政治体制、生产关系还是社会氛围，都已做好全面迎接现代工业文明的准备。1919年杜威访日期间曾在信中写道“There is no doubt a great change is going on”，事实也确实如此。从1912年大正天皇即位到二战前期，日本GDP增速从-7.3%到15.8%不等，整体达到年均4.1%左右；1940年人均GDP达到2,874国际元，相当于1912年的2.1倍（图表8）。



城市化伊始，人口向大城市聚集。工业的发展令人口迅速向东京、大阪等大城市聚集，期间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使得东京平民区大面积损毁，加快了东京向现代化都市迈进的步伐。1920年，东京人口370万，占全国人口的6.6%；而20年后的1940年，东京人口已达到736万，占全国人口的10.2%（图表9）。与东京类似，大阪人口数量也在20年间从259万增加到474万。

城市富裕阶层消费萌芽，崇尚西化消费。城市化初期局部地区、少数人口的富裕为消费提供了萌芽的土壤。受“脱亚入欧”思潮影响，这些“新富阶级”崇尚西式消费。1923年，在东京银座销售西药、化妆品、苏打饮料及冰激凌的资生堂开始建立连锁店网络；1929年，三得利公司生产出日本本土的第一瓶威士忌；炸猪排、可乐饼、咖喱饭成为大正时代的“三大洋食”。

特征三：日本消费随着其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呈现出从“大众消费”全面崛起到八十年代后个性消费涌现的特点，走过了从大众到个性、从奢侈到简约的百年轮回。第一阶段，从大正天皇即位到二战前，日本尚处于工业化、城市化早期，居民消费刚刚崛起，主要集中在局部大城市，“脱亚入欧”思潮下，消费也崇尚“全面西化”；第二阶段，从战后复兴到1970s石油危机前，日本完成了工业化、城市化建设，大众消费全面崛起；第三阶段，经济低迷中的日本鼓励消费，消费出现多样化、个性化特征，品牌意识强烈；第四阶段，人口负增长、经济低迷激发了日本民众的社会意识，居民消费“返璞归真”，开始走向简约、环保（图表5-7）。

特征四：家庭规模缩小促进了家用及个人用品消费的增长。在4-6人家庭占主流的年代，居民消费主要围绕家用展开，如购买家电、去超市批量购物等。1980s后，1人独居、2人无子或3-4人的核心家庭成为日本社会主要家庭结构，家用电器等的消费总量增加的同时，个人消费也快速增长，便利店等小型业态得到发展。此外，女性角色的转变推动了日本消费结构的变化。1980s起日本年轻女性迟婚甚至不结婚的比例快速增加，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职场。女性收入的提高带动了个人消费能力，餐饮、外卖等行业获得快速发展。

特征五：“标志迷恋”与“无印良品”并存，反映了消费者重视品质、追求自我存在感的多元消费。日本消费者对品牌的态度看似矛盾，一方面他们表现出对高端奢侈品狂热的“标志迷恋”，时至今日仍是主流奢侈品牌最大的单一市场；另一方面，他们又喜欢“无印良品”等简约、无明显商标的产品，也愿意自己DIY家居用品。两类消费并行不悖，反映的都是日本新生代消费者对自我的宣泄和对与众不同的追求。

特征六：“崇尚西式”的理念一度主导日本消费观，但近几年“国产至上”的观点悄然流行。日本对西方文化的推崇可追溯至19世纪晚期明治维新时期，直至1970s末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广告中仍宣传其产品属于“典型的美式生活”。然而进入21世纪后，在食品消费等领域出现“国产至上”观点，人们宁愿多花钱也要购买本国生产的食品。这当中，日本本土产品品质的不断提升、对工艺的精益求精、食品安全的高标准都是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