丢了不帮找，找也找不到，还不给开车补办，中国国情，那头都是有钱才办事

我之前在所谓的国企一年拿10w，跳出来后拿30w。累是累了点，但我觉得值。现在回过头看，让我重返那种腐朽落伍的单位我还不乐意了。

尼玛是会玩，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贪污的钱有用于公务开支，真的是可悲的，你说你当初不贪污多好，还能受到表彰，说不定就升官发财了呢。

新疆那边怎么今年老是发生地震啊，看来是地球的版块太过于活跃的，希望那边没有什么人员伤亡，不然就太不幸运了，居住在哪里的人民。

肯定是假的啊，就是为了推销自己的产品，真的是什么都拿来做的实验都用在自己的身上，凉茶我个人喝着觉得对于自己的胃不是很好的啊。

说的和真的一样我差点信了你的鬼话，你说你不为赚钱是为了神魔，站着说话不腰痛。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12月4日独家报道《成都男子称“被诊为艾滋后等死7年”复查未感染，拟起诉疾控》，被误诊为“艾滋病”的钟啸伟12月6日说，四川英济律师事务所律师欧阳九、佘勇通过报道得知他经济困难后，决定免费为他提供法律援助。

欧阳九表示，因为钟啸伟和被告人疾控中心无合同约束关系等情形，他们12月5日向被告所在地的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提交诉讼申请。由于钟啸伟的经济条件实在太差，他们还向法院申请诉讼费的减免缓。


男子确诊“艾滋病”，七年后复查未感染

澎湃新闻此前报道，原本打算2009年“五一”结婚的钟啸伟，婚前检查时，血样经成都市疾控中心送检，四川省疾控中心确证其血样HIV抗体为阳性。

钟啸伟说，2008年12月至2016年1月这七年来，他认为自己活着的唯一目的就是等死。

他表示，“等死”的7年间，发现自己身体无任何艾滋病人症状，于是他于2015年12月25日到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实验医学科抽血检查，结果显示其HIV抗原体复合检测为阴性。

接到情况反馈的金牛区疾控中心2016年1月22日将钟啸伟血样送检，得到的结果依然是HIV抗体阴性。

对于检查结果，称自己过了七年“人不人、鬼不鬼”生活的钟啸伟，2016年1月决定向四川省疾控中心和成都市疾控中心讨说法。

当年对血样进行检验的四川省疾控中心工作人员说，钟啸伟送检的血样至今仍保存在疾控中心，复查发现该血样的检测结果仍为阳性。疾控中心只对样品负责，至于送检血样是不是钟啸伟的，与他们没有关系。

成都市疾控中心相关负责人此前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说，由于HIV抗体不会从阳性变为阴性，省疾控中心保存的“钟啸伟”血样肯定不是钟啸伟本人的，出错可能与血样检测登记信息漏洞有关。

对于钟啸伟过去七年的经历，成都疾控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他们也深表遗憾，希望钟啸伟通过法律程序解决此事。

钟啸伟说，快两年时间了，省市疾控部门没有任何说法，他只能通过诉讼维权。


得到阴性的结果后，钟啸伟曾多次到成都市疾控中心讨说法。

成都两律师免费法律援助

钟啸伟说，随着低保这个月提高80元，他每个月的生活费变成了630元，除此再无经济收入。更多的时候，他还需要依靠母亲王素珍的退休工资救济。

由于过去七年常年把自己关在家中，钟啸伟说自己习惯将窗帘拉上生活，已经不习惯与外界联系。他说，目前正在尝试从过去走出来，去面对新的生活。

四川英济律师事务所律师欧阳九告诉澎湃新闻，通过报道得知钟啸伟的事情后，得知钟的经济困难，他和律所同事佘勇决定免费为钟啸伟提供法律援助。该所此前也曾为四川师范大学凶杀案被害人芦海清提供免费法律援助。


已向法院起诉省市疾控部门

法院将组织双方调解

欧阳九发给澎湃新闻的民事起诉书显示，成都市疾控中心被列为第一被告，四川省疾控中心是第二被告。他说，他们在和武侯区人民法院立案庭交换意见后，诉讼请求主要包括：被告在区级、市级、省级、国家级卫生行政部门艾滋病检测网络中更改原告艾滋病的错误登记信息；两被告在省级以上纸质媒体和网络媒体向原告书面认错、赔礼道歉，恢复原告的名誉，确认原告没有患艾滋病；赔偿给原告从2008年至今造成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害。

欧阳九说，提出这些诉讼请求，是依据《全国艾滋病检测技术规范（2009年修订版）》中对样品的采集和处理有明确规定，要求检测机构应当做到采样前准备、采集和处理样品、样品的保存、样品的运送、样品的接收等与样品容器表面的标记完全一致，且应当为样品制定唯一性编码（编号），保证其唯一性。

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第五十八条：“患者有损害，因下列情形之一的，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一）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之规定。

欧阳九认为，作为检测方的成都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四川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检测过程中出现重大过错，给钟啸伟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应当赔偿给钟啸伟造成的一切损失。

澎湃新闻了解到，钟啸伟向法院提交诉讼申请当天，还先向武侯区人民法院进行诉讼费的减免缓申请。

欧阳九说，在提交诉讼申请后，法院审查后出具《先行调解告知书》，将组织双方进行先行调解，届时如果拒绝调解，本案正式立案转为诉讼程序进行审理。目前，调解时间还未确定。

2017年12月5日到12月6日，《财富》国际科技头脑风暴大会在广州举行。会上，广药集团董事长李楚源宣布：国家863计划研究结果表明，喝王老吉可延长寿命大约10%。

以下为广药集团董事长李楚源发言实录：

李楚源：因为我们对生命的研究，对人的寿命，还有提高生命的质量，这两个都非常重要。因为现在全球新药的研发有54%是从植物药里面研发出来的，所以我觉得植物药研发是一个有前途的空间。

我们中医药，现在的研发已经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像我们的伟哥支付、莫拉德模式在美国就有实验室，跟我们广药有合作，大家桌面上放的王老吉是一个植物饮料，我们最近也有一个研发，是国家的计划，研究出来，常喝王老吉，提高寿命达到10%，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所以我觉得全球的企业资本，我们欢迎来中国开发中药，为人类的寿命延长和质量的提升提供机会。谢谢。

2017年12月6日,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筹协调下,经中央有关部门和云南省追逃办、省公安厅扎实工作,“百名红通人员”第28号李文革回国投案。目前,全国“百名红通人员”已到案51人,其中党的十九大后到案3人。

李文革,男,1968年10月出生,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国税局原工作人员,涉嫌合同诈骗罪,2013年8月逃往加拿大。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缉令号码A-939411-2014。

2015年4月22日“百名红通人员”公开曝光以来,经过两年多不懈努力,到案人员已超过半数,反腐败追逃追赃工作取得重要阶段性胜利。取得这一成果,最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在于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的直接领导和中央追逃办各成员单位的通力协作,在于各地追逃办和一线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在于国际社会的有力支持和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

中央追逃办负责人表示,李文革的归案是我们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具体行动,彰显了党中央的坚定决心和信心。在“12·9国际反腐败日”来临之际,中方愿与国际社会携手打击腐败,让外逃腐败分子无法遁形、无处藏身。下一步,我们将乘胜追击,加大追逃追赃工作力度,切断腐败分子后路,为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作出更大贡献。

新华社北京12月6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以下简称《反间谍法》），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国家安全机关负责本细则的实施。

公安、保密行政管理等其他有关部门和军队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密切配合，加强协调，依法做好有关工作。

第三条 《反间谍法》所称“境外机构、组织”包括境外机构、组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分支（代表）机构和分支组织；所称“境外个人”包括居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

第四条 《反间谍法》所称“间谍组织代理人”，是指受间谍组织或者其成员的指使、委托、资助，进行或者授意、指使他人进行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活动的人。

间谍组织和间谍组织代理人由国务院国家安全主管部门确认。

第五条 《反间谍法》所称“敌对组织”，是指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危害国家安全的组织。

敌对组织由国务院国家安全主管部门或者国务院公安部门确认。

第六条 《反间谍法》所称“资助”实施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间谍行为，是指境内外机构、组织、个人的下列行为：

（一）向实施间谍行为的组织、个人提供经费、场所和物资的；

（二）向组织、个人提供用于实施间谍行为的经费、场所和物资的。

第七条 《反间谍法》所称“勾结”实施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间谍行为，是指境内外组织、个人的下列行为：

（一）与境外机构、组织、个人共同策划或者进行危害国家安全的间谍活动的；

（二）接受境外机构、组织、个人的资助或者指使，进行危害国家安全的间谍活动的；

（三）与境外机构、组织、个人建立联系，取得支持、帮助，进行危害国家安全的间谍活动的。

第八条 下列行为属于《反间谍法》第三十九条所称“间谍行为以外的其他危害国家安全行为”：

（一）组织、策划、实施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

（二）组织、策划、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的恐怖活动的；

（三）捏造、歪曲事实，发表、散布危害国家安全的文字或者信息，或者制作、传播、出版危害国家安全的音像制品或者其他出版物的；

（四）利用设立社会团体或者企业事业组织，进行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

（五）利用宗教进行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

（六）组织、利用邪教进行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

（七）制造民族纠纷，煽动民族分裂，危害国家安全的；

（八）境外个人违反有关规定，不听劝阻，擅自会见境内有危害国家安全行为或者有危害国家安全行为重大嫌疑的人员的。

第二章 国家安全机关在反间谍工作中的职权

第九条 境外个人被认为入境后可能进行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活动的，国务院国家安全主管部门可以决定其在一定时期内不得入境。

第十条 对背叛祖国、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嫌疑人，依据《反间谍法》第八条的规定，国家安全机关可以通缉、追捕。

第十一条 国家安全机关依法执行反间谍工作任务时，有权向有关组织和人员调查询问有关情况。

第十二条 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反间谍工作任务时，对发现身份不明、有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嫌疑人员，可以检查其随带物品。

第十三条 国家安全机关执行反间谍工作紧急任务的车辆，可以配置特别通行标志和警灯、警报器。

第十四条 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反间谍工作任务的行为，不受其他组织和个人的非法干涉。

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反间谍工作任务时，应当出示国家安全部侦察证或者其他相应证件。

国家安全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应当严格依法办事，不得超越职权、滥用职权，不得侵犯组织和个人的合法权益。

第三章 公民和组织维护国家安全的义务和权利

第十五条 机关、团体和其他组织对本单位的人员进行维护国家安全的教育，动员、组织本单位的人员防范、制止间谍行为的工作，应当接受国家安全机关的协调和指导。

机关、团体和其他组织不履行《反间谍法》和本细则规定的安全防范义务，未按照要求整改或者未达到整改要求的，国家安全机关可以约谈相关负责人，将约谈情况通报该单位上级主管部门，推动落实防范间谍行为和其他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责任。

第十六条 下列情形属于《反间谍法》第七条所称“重大贡献”：

（一）为国家安全机关提供重要线索，发现、破获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案件的；

（二）为国家安全机关提供重要情况，防范、制止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发生的；

（三）密切配合国家安全机关执行国家安全工作任务，表现突出的；

（四）为维护国家安全，与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进行斗争，表现突出的；

（五）在教育、动员、组织本单位的人员防范、制止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工作中，成绩显著的。

第十七条 《反间谍法》第二十四条所称“非法持有属于国家秘密的文件、资料和其他物品”是指：

（一）不应知悉某项国家秘密的人员携带、存放属于该项国家秘密的文件、资料和其他物品的；

（二）可以知悉某项国家秘密的人员，未经办理手续，私自携带、留存属于该项国家秘密的文件、资料和其他物品的。

第十八条 《反间谍法》第二十五条所称“专用间谍器材”，是指进行间谍活动特殊需要的下列器材：

（一）暗藏式窃听、窃照器材；

（二）突发式收发报机、一次性密码本、密写工具；

（三）用于获取情报的电子监听、截收器材；

（四）其他专用间谍器材。

专用间谍器材的确认，由国务院国家安全主管部门负责。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十九条 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由有关部门依法予以处分，国家安全机关也可以予以警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条 下列情形属于《反间谍法》第二十七条所称“立功表现”：

（一）揭发、检举危害国家安全的其他犯罪分子，情况属实的；

（二）提供重要线索、证据，使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得以发现和制止的；

（三）协助国家安全机关、司法机关捕获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的；

（四）对协助国家安全机关维护国家安全有重要作用的其他行为。

“重大立功表现”，是指在前款所列立功表现的范围内对国家安全工作有特别重要作用的。

第二十一条 有证据证明知道他人有间谍行为，或者经国家安全机关明确告知他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行为，在国家安全机关向其调查有关情况、收集有关证据时，拒绝提供的，依照《反间谍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处理。

第二十二条 国家安全机关依法执行反间谍工作任务时，公民和组织依法有义务提供便利条件或者其他协助，拒不提供或者拒不协助，构成故意阻碍国家安全机关依法执行反间谍工作任务的，依照《反间谍法》第三十条的规定处罚。

第二十三条 故意阻碍国家安全机关依法执行反间谍工作任务，造成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人员人身伤害或者财物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并由司法机关或者国家安全机关依照《反间谍法》第三十条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二十四条 对涉嫌间谍行为的人员，国家安全机关可以决定其在一定期限内不得出境。对违反《反间谍法》的境外个人，国务院国家安全主管部门可以决定限期离境或者驱逐出境，并决定其不得入境的期限。被驱逐出境的境外个人，自被驱逐出境之日起10年内不得入境。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五条 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履行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以外的其他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职责，适用本细则的有关规定。

第二十六条 本细则自公布之日起施行。1994年6月4日国务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实施细则》同时废止。

（原标题：突发：韩国仁川近海发生船只相撞事故 13死2失踪）
韩国仁川近海发生船只相撞事故 致13人死亡2人失踪事故现场（图源：韩联社）
当地时间12月3日早上6时9分许，韩国一艘载有22人的9.77吨级海钓渔船在仁川近海灵兴岛灵兴大桥南部约3公里海上同一艘336吨级的供油船发生撞击事故，事故导致海钓船倾覆。事发时海钓船上共有22人，截至发稿时，已确认13人死亡，另有2人失踪。
另据中新网报道：事发时渔船上共有22人，其中2人是船员，其他人是乘客。事发后，韩国当局出动4架直升机和14条船只展开救援，目前搜救行动正在进行。韩国总统文在寅已下达指示，要求全力救助受伤人员和营救失踪人员。

（原标题：最高检察院内刊：中国体坛高层触目惊心的腐败）
最高检察院内刊:中国体坛高层触目惊心的腐败
从早期的中国足协副主席谢亚龙到“金哨”陆俊的锒铛入狱，再到当下的国家花样游泳领队俞丽、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被提起公诉，中国体坛过去30年虽然取得了非常辉煌的成绩，但各类腐败乱象及有关体育“能人”的争议一直持续不断。
在中国体育界，很多金牌项目的背后，都有一个俞丽式的人物。一方面，他们引领着队员在国内外赛事上取得了骄人的战绩，为竞技体育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另一方面，他们又在各自的圈子内拥有很高的权威和‘话语权’，因为缺乏监督，他们掌握着运动员的‘生杀’大权，甚至操纵比赛，将各种腐败行为掩盖在金牌的光环之下。”
俞丽是中央巡视组进驻国家体育总局后第一个被带走调查的官员。之后，2015年5月，国家体育总局自行车击剑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中国马术协会副主席沈利红被带走调查；2015年8月4日，国家体育总局排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潘志琛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组织调查，2016年4月，检察机关以受贿罪对潘志琛立案侦查；2015年9月，中纪委对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肖天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2016年9月1日，河南省南阳市中级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肖天受贿一案。据检察机关指控，肖天先后收受相关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796余万元。
肖天
最高检察院内刊:中国体坛高层触目惊心的腐败
生于1957年，安徽蚌埠人。原安徽省击剑队运动员，1977年考入北京体院（ 现北京体育大学），1981年分配到当时的国家体委工作。历任老山自行车击剑中心击剑处处长、老山自行车击剑中心主任（正厅）等职。2005年8月任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党组成员。
2016年12 月26日，河南省南阳市中级法院公开宣判国家体育总局原副局长肖天受贿案，对被告人肖天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0 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 万元；对肖天受贿所得财物予以追缴，上缴国库。法院经审理查明：1997 年至2014 年，被告人肖天利用担任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主任、竞技体育司司长、局长助理、副局长等职务上的便利，或者利用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工程承揽、赛事承办、工作安排、职务晋升等事项上提供帮助，本人直接或通过他人索取、非法收受相关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796 万余元。
2016年10月31日，中央任命北京市原市委副书记苟仲文为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原局长刘鹏卸任，有分析认为，随着国家体育总局局长的换人，中国体坛或将掀开反腐大幕。事实上，早在2009年，针对中国足球赌球、假球等种种黑幕，最高检曾指定辽宁省检察院成立专案组，在中国足坛发起了一场历时3年的“反赌打黑”专项行动，数百人被带到辽宁协助调查，57人受到法律制裁。此次整顿效果显著，一定时期内遏制住了职业足球中的“假”“赌”“黑”。
“当前我国体育界的腐败，既有社会不正之风在体育领域的延伸和反映，也有我国体育职业化发展过程中自身存在的‘潜规则’。”中国体育法学研究会理事、清华大学体育法研究中心主任田思源说，体育行风行纪问题由来已久，且形式多样，诸如近年来的“假球”“黑哨”“赌球”“兴奋剂”“运动员参赛选拔黑幕”“选手年龄造假”“操纵干预比赛”“明星运动员商业代言纠纷”等事件逐渐进入公众视野，体育领域的违纪违法问题不但腐蚀了一大批官员，而且从国家层面已经极大地妨碍了中国体育改革和体育事业的发展。
“让你上，拿金牌；不让你上，你无名”
2014年7月28日，中央第十一巡视组进驻国家体育总局进行巡视。此轮巡视后，以俞丽为开端，总局多位官员接连被查处，多地的一些裁判员、教练员被带走协助调查，诸多体育“潜规则”逐一浮出水面。
“我注意到，巡视组向体育总局反馈巡视意见很多，首当其冲的，还是运动员、裁判员的选拔选派不规范、不公开、不透明的问题。”田思源分析说，中国竞技体育经过多年的发展，在一些王牌的优势项目上，出现了“让你上，拿金牌；不让你上，你无名”的诱惑；在水平一般的项目上，因为垄断、不透明的选拔机制，也存在“不花钱就难入选”的“潜规则”。
像俞丽利用职权左右队员进国家队已不是个案。据《体坛周报》报道，当时和俞丽一起被中纪委带走的，还有国家举重队的一位王牌教练，这位教练牵扯到2012年伦敦奥运会中国举重队的一桩丑闻。中国举重队一直是奥运会的“金牌大户”，但在伦敦奥运会女子53公斤级举重比赛中，名不见经传的湖北选手周俊三次抓举全部失败，创造了中国举重队在奥运会历史上的最差战绩；而在周俊之前的13名举重选手，一共获得12金1银。
当时，国内比周俊成绩好的选手不乏人选，周俊何以会获得奥运会参赛资格？在周俊抓举失败后，很多媒体将核心指向了中国体育深层次的问题——选拔机制、省市平衡、利益照顾等多方面。在北京奥运会，中国女举派出的4人全部夺得金牌。因女举的强大，只要入选女子举重国家队，能为国出战就意味着基本能获得金牌，国内的选拔竞争极其激烈。在这种地方利益争夺纠葛下，因为湖北体育局认为周俊训练比其他运动员好，坚持“保送”周俊参赛，国家举重队高层为照顾湖北这个“奥运名额”，结果出现了意外状况。周俊“交白卷”被视为不透明的选拔机制结出的“恶果”。
业内人士透露，在竞技体育中虽然实力是第一位的，但在不少绝对优势的项目上，派谁去都能拿奖牌的情况下，国家队运动员的选拔就成为一个利益攸关的问题，由此更容易引发一些私下的权钱交易。即便是中国足球这样一个“丢人”项目，也是腐败到了“极致”，每一届国家队队员的大名单都充满了是非争议，连中纪委网站都曾刊文批评中国足球的管理乱象。
13岁进入国家青年队、1996年夺得全国青少年锦标赛冠军的乒乓球选手唐娜，因在国家队中无缘参加世界锦标赛和奥运会，最终改变国籍、远赴韩国打球，后在韩国乒乓球锦标赛上10战全胜，名列女单第一。“在中国，我永远没有机会。中国乒乓球协会并不是通过选拔赛，而是提前指定有潜质的选手进行集中培育。”代表韩国队参加国际比赛后，唐娜“炮轰”中国国家队选拔制度不公，并表示“现在韩国是我的祖国……希望能够在奥运会上夺得第一名”，引起国内外舆论一片哗然。
“在体育总局内部，各个项目中心的选拔机制和规定都不一样，有的项目是主教练给出国家队名单，有的项目是中心主管领导说了算，选拔过程不透明，选出的结果也不公示，非常混乱。”田思源对比说，国外的竞技体育完全是运动员凭借自己的实力说话，比如举行职业联赛或由第三方组织的公开选拔比赛，不管平时成绩怎样，如果在选拔比赛中没有进入决赛或取得一个好名次，那么就不能参加奥运会。
中央巡视组也曾点名指出“运动员、裁判员选拔选派不公开、不透明，寻租现象较为严重”的问题，专项巡视后，体育总局研究制定了《国家队运动员、教练员选拔与监督工作管理规定》，要求各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以体育总局上述规定为遵循制定各项目实施细则，根据项目特点进一步细化各项目国家队运动员、教练员和全国体育竞赛裁判员选拔选派与监督工作的操作措施、程序及违规处罚措施，并经体育总局审核后公布实施。
“关键是选拔的过程要公开透明，结果要公示，并接受社会监督。”田思源说。
操纵比赛、金牌“内定”
操纵比赛，被圈内人士认为是体坛腐败的第二大“恶疾”。操纵比赛，被圈内人士认为是体坛腐败的第二大“恶疾”。
近年来，在一些项目好成绩“光环”的掩盖下，少数体育官员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和权力，成为重要比赛结果的操纵者。在第十二届全运会上，为了“照顾”东道主辽宁队的“金牌任务”，国家花游队前“掌门”俞丽先后收受了辽宁游泳中心主任20万元的贿赂，结果导致花游项目出现重大打分纠纷。
当时，四川队的蒋文文/蒋婷婷组合得分意外低于东道主选手吴怡文/黄雪辰组合，赛后，蒋文文/蒋婷婷召开新闻发布会哭诉“金牌内定”，宣称“赛前就有人放话，辽宁组合一定会得到金牌”。这场风波中，很多证据指向俞丽，认为其有“操控比赛”的重大嫌疑。
无独有偶，十运会上，因与中国跳水队的某领导“交恶”，跳水名将田亮被打压。比赛前，在裁判休息室里，一位体育界高层要求“无论田亮跳得有多好，最多只能给8.5分”。比赛中，在田亮一次完美入水后，除了一位裁判按标准给出9.5的高分以外，其他裁判果然只给出8.5分，这位给高分的裁判最终失去了“最佳裁判”评选的资格，因得罪领导不久后便辞职。
后来，圈内一赫赫有名的跳水国际级裁判林某对媒体透露：“跳水裁判近乎傀儡状态，上面想让谁得金牌，就会授意裁判多打分，压其他对手的分数。只要上面暗示了，想整人很容易，比赛都是有很多替补裁判的，你不听话，不用你就行了，很多人在那儿等着。”
一名体育界知情人士告诉《方圆》记者，类似于跳水、花游、体操等主观打分项目，由于缺乏统一计量的客观标准，裁判主观判断性较强，而一些项目内部人士又有极大的影响力，这就为“暗箱操作”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说到体坛腐败，中国足球总是被当成反面典型。而要论操纵比赛的腐败程度，无疑是中超足球联赛最为严重——“贿赂高官，买通裁判，甚至买通对手打假球、打黑球，是一些足球俱乐部的惯用手段”。谢亚龙、南勇、杨一民三位中国足协前主（副）主席，就是因操纵足球比赛收受贿赂而被捕入狱；著名“金哨”裁判陆俊，在刑拘后交代“自2011年全运会足球比赛就开始和足协官员勾结吹假球”。
“还有的省份，为了多拿金牌，私底下搞利益勾兑。”知情人士举了一个例子，在某年冬运会的男子速滑赛场上，来自两队的四名选手按照次序比赛进行了一圈又一圈， 却丝毫不见短道速滑应有的冲刺与追赶等刺激场面，现场观众直呼“太假”。这一冬运会男子速滑赛场上的“奇景”被业内人士解读为“金牌内定”。因为这场比赛内幕复杂，按照比赛规则，领先选手夺冠有利于两队的利益。
“很多比赛被人为操纵的痕迹明显，不但违背体育道德，更是在挑战观众的智商，但社会大众对此又无可奈何。因而有必要建立专门的体育行风监督队伍，而这支监督队伍必须脱离体育主管部门的控制，完全引入社会监督，这样才能让比赛干干净净。”田思源建议。
赛事审批、经营混乱
“目前中国体育的发展，还面临着一个很大的体制障碍，那就是赛事审批。大到运动会、锦标赛的举办，小到民间的一个商业赛事，都需要体育主管部门的审批。”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廉政研究院院长乔新生接受《方圆》记者采访时指出，每有赛事，体育主管部门都会收取不菲的审批管理费用，却不提供实质性的服务，实质上是一种变相的“权力寻租”。
“连企业举办一个三人篮球赛，都需要篮协审批，这是很荒唐的，在国外也是不可想象的。在国际上，奥运会、NBA等赛事都是非政府机构举办，体育赛事完全靠市场化运作，根本没有官方审批一说。”乔新生对比说，多年来，体育总局及各地体育主管部门在赛事管理上已经形成了庞大的“利益链条”，赛事审批权已经成为牟取部门灰色利益的工具。
对于赛事审批，篮球明星、全国政协委员姚明曾在“全国两会”上提案建议“取消赛事审批”。在姚明看来，赛事审批费的收取和使用成为外界无法监控的灰色地带， 管理费往往由各个运动项目的管理中心收取，标准也千差万别，这其中有可能滋生腐败；而体育管理部门以行政之手干扰了本来可以由市场来调配的资源配置，客观上形成垄断，抑制了部分市场主体的办赛热情和良性竞争，严重阻碍了社会力量办体育的热情，造成人为设立办赛“门槛”的事实。
姚明认为，在当下发展阶段，体育赛事审批并没有存在的必然理由。姚明的这一建议被当年政府工作报告采纳，但业内人士认为，各级体育部门已实行赛事审批多年，想要从内部改革，拿掉这块“利益蛋糕”，肯定困难重重。
直到中央巡视组点出“赛事审批不规范、不透明，凸显部门利益”等问题，体育总局才被迫整改表态，“取消商业性和群众性体育赛事审批，除全国运动会、全国冬季运动会、全国青年运动会等全国综合性运动会以及涉及国家安全、政治、军事、外交等事项的少数特殊类型体育赛事之外，其他赛事一律不需审批”。
除了赛事审批，业内人士还指出，一些商业赛事的经营也很混乱，比如中国足球一系列腐败丑闻中，足协官员在赞助商洽谈过程中存在利益输送的“猫腻”也一直不绝于耳，体育赛事的经营成了部分官员“中饱私囊”的“利器”。“要防止赛事审批和经营过程中的腐败，就必须从改革体制入手，加大体育部门简政放权的力度，权力一旦下放给市场，体育官员便不再有寻租的空间。”乔新生建议。
根本原因：“四不像”体制、权力集中
多名业内人士和专家在接受《方圆》记者采访时均指出，无论是赛事审批和经营中的“猫腻”，还是运动员、教练员的选拔中出现的乱象，或是比赛中的各种弄虚作假，归根结底的根本原因在于现行的体育管理体制导致权力过于集中。
“在现有体制下，体育总局下面的各项目中心不仅是行政机构，还有事业单位，还兼有社团，一些中心还经营着企业，可以说是一个‘四不像’体制。”乔新生比喻，这种集行政、事业、社团、企业四位一体的管理体制拥有强大的行政权力，从制定行业的法规条文到选拔运动员、教练，从审批体育赛事到举办体育活动，从判定赛事纠纷到体育奖金的发放，迅猛发展的竞技体育给各项目中心带来了潜在的可观效益。
乔新生认为，“四不像”体制下的各项目中心，凭借行政机构和社团的多种身份，不断强化自身在行政权力和经济利益两方面的控制，这正是滋生体坛腐败的温床。记者注意到，在国家层面，体育总局和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登录体育总局网站，记者看到，总局下设很多个协会，其中，奥运项目的协会有篮球、田径、乒乓、摔跤、网球、体操、击剑、射击、排球数十家；非奥运项目的协会有飞镖、壁球、电竞、航空运动、钓鱼、武术、龙狮、摩托、台球、龙舟、门球、信鸽、桥牌等数十家。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受国际体育单项联合会管辖的各个单项体育协会都是社会团体，而非政府机构。有的国际单项体育组织章程中，明确禁止各国单项协会在运作中受行政干预。”乔新生介绍说，中国的体育管理体制有自身的特殊性，从计划经济时代起，为了发展国家体育事业，各项目协会直接隶属体育行政机构，合署办公、 集中行使职权，发展到今天出现了“政企一家、管办不分”的局面。
类似于中国足球，其推行职业化发展已经二十年了，市场运作一直实行商业化，而管理却又是行政体制，这种由行政管理主导市场化运作的“双轨制”，使得足球联赛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官商勾结”“假球黑哨”等丑闻，有评论认为，泱泱大国之所以足球水平老上不去，就是这种体育体制的“先天性缺陷”。
“管办不分”的另一个体制弊端，是导致体育官员兼职现象严重。如落马的体育大佬肖天，除了体育总局副局长的身份，他还兼着中国奥委会副主席、国际击剑联合会终身荣誉委员、中国击剑协会主席、中国滑冰协会主席、中国马术协会主席、中国体育战略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体育法学研究会会长、国际篮联副主席等数职。
“这就为官商勾结、钱权交易提供了空间和机会。如果是一个体育经纪人、赛事主办者在体育商业活动中获利，无可厚非；但如果由一个兼职的体育行政官员来做这些事，其获取酬劳的行为肯定是违纪违法的。”乔新生分析，只有通过改革体制、转变职能、简政放权才能最终解决问题。
针对体育腐败，中央巡视组组长张化为亦提出过建议：推进体育管理体制改革取得新的突破，认真解决行政、事业、社团、企业不分问题，实现政事、政社、政企分离，管办分离，规范干部在协会、企业大量兼职等问题。
扭转“金牌至上”的错误政绩观
除了体制上的原因，要杜绝体坛腐败，田思源认为，从体育总局到地方体育局，要扭转“金牌至上”的错误政绩观。
“我国当前竞技体育的运行模式和考核体系是以金牌为导向的。金牌的多少，与地方体育官员的升迁、运动员的前途、教练员的奖金等利益链条直接挂钩，这种‘金牌至上’的政绩观已严重扭曲了顽强拼搏、追求卓越的体育精神。”田思源告诉《方圆》记者。
中央巡视组曾指出：面对金牌带来的政治荣誉、经济利益，少数领导干部出现了完全错误的政绩观，片面追求运动成绩、金牌数量，疏于对运动员、教练员的教育、引导和严格管理，甚至给予错误的政策导向，导致少数运动员、教练员在赛场上为取得好成绩不择手段，公然违背体育精神和体育道德，甚至铤而走险违反国家法律法规。
以全运会为例，据田思源观察，全运会历来是各体育局角力的主战场，奖牌背后关系到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体育局价值数亿的“利益大盘”。每到全运会前夕，一些省份尤其是东道主，便开始下达“金牌任务”，从省体育局到各项目中心再到教练、运动员，一层一层往下压，伴随金牌而来的政治荣誉和经济利益，令一些地方体育部门往往不择手段，进而赛场上衍生出各种“黑幕奇闻”和不正之风。
被誉为体坛“反黑斗士”的浙江省前体育局局长陈培德，曾犀利指出：“体育界有一种腐败，唯独体育界有，别的领域没有，就是竞赛。竞赛中的腐败不是个人行为，往往是集体行为、组织行为、政府行为。”
“虽然体育精神讲求的是更高、更快、更强，但这一切都是在公平、公正、阳光的前提下进行。在赛场上，金牌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一国的体育水平，但公平正义更代表着国家的体育形象，为了追求金牌而产生体坛腐败，不但与体育的原始精神价值背道而驰，也是在抹黑中国的体育形象。”田思源说。
国家体育总局就中央巡视组提出的问题，公布了一系列整改措施，其中，最受舆论关注的，就是“今后在全运会等全国综合性运动会不公布金牌、奖牌榜”，对此，舆论褒贬不一，有评论认为不公布金牌榜无法根治“金牌至上”的顽疾，属于“换汤不换药”。
“民众反感的不是金牌榜，而是为获得金牌产生的种种腐败行为，关键是要扭转以金牌为导向的体育考核体系和发展模式，只有建立科学、全面的体育发展评价体系，‘金牌至上’的观念才能消除。”田思源说。
将体育改革发展纳入法制轨道
防止和遏制体坛腐败，法治建设至关重要。在田思源看来，我国体育法治现状目前存在“四化”短板——立法迟延化、执法利益化、监督形式化和司法边缘化，“构建一套行之有效的体坛腐败防范与治理体系是一项迫切任务”。

“《体育法》作为行业根本法，大多数都是原则性规定，类似于操纵比赛问题、仲裁纠纷问题、运动员和裁判选拔问题等都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来规定，现有体育法律体系尚不能有效遏制体育腐败的蔓延，依法治体的局面还远未形成。”田思源建议，立法机关应及时修改《体育法》，制定《职业体育条例》《体育竞赛反不正当竞争条例》等法律规范，以明确职业体育违纪、违法的法律责任，完善职业体育管理体制。
“当前的体坛腐败，主要是竞技领域的腐败，因而有必要从利益导向、利益分配、利益惩罚等方面构建竞技体育反腐约束机制。一方面要着力解决在运动员选拔、裁判打分、赛事审批等环节发生的问题；另一方面要在体育事业‘去行政化’上多下功夫，从全民体育、群众体育等多角度建立体育发展的科学评价指标。”乔新生建议。

（原标题：【十九大精神进军营】北纬53度的坚守：漠河中队武警战士的“强军梦”）
兵心连党心，哨位连北京。
为充分展示十九大精神进军营涌现的新实践、新举措、新风采。近日，武警部队政治工作部在中央网信办和军委政治工作部网络舆论局有力指导支持下，组织策划了“我在哨位上向党报告·网络面对面”系列采访宣传活动，20余家中央主流网媒和商业网站的编辑记者，来到东海之滨，跋涉西部天山，登上南海三沙，走进神州北极，踏上中原郑州，深入武警部队位于祖国东西南北中5个具有地标特点的执勤哨位，切身感受武警官兵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火热场景，现场聆听武警官兵在哨位上向党报告的铮铮誓言！
【十九大精神进军营】北纬53度的坚守：漠河中队武警战士的“强军梦”
位于北纬53度的黑龙江大兴安岭北麓漠河县，冬季漫长而寒冷，长达9个月之久，最低温度能达零下54.5度。常年的物资匮乏、气候恶劣，被外界称为“高寒禁区”。这里驻扎着一支的部队——武警漠河县中队。（图文/张钰）
【十九大精神进军营】北纬53度的坚守：漠河中队武警战士的“强军梦”
漠河的县城，只有一个镇子的大小。即使在最繁华的街道，路上的行人也寥寥可数。”吃水用麻袋，开门用脚踹，五月六月吃干菜”，这曾是漠河苦寒环境的真实写照。在外人看来，这里的生活艰苦乏味，但对于漠河县中队的官兵来说，却有不一样的人生体验。
【十九大精神进军营】北纬53度的坚守：漠河中队武警战士的“强军梦”
冷，是初来漠河的官兵最真实的感受。20岁的张钰富出于辽宁朝阳，当兵前，家乡冬季的最低温度为-12度。克服严寒，在极端天气下执行任务，是对张钰富身体和毅力的双重考验。
【十九大精神进军营】北纬53度的坚守：漠河中队武警战士的“强军梦”
“卧倒”、“匍匐前进”、“托举”....随着一声号令，一连串高难度的动作一气呵成，这是漠河中队练场上日常的一幕。中队自1983年8月组建至今，已在漠河坚守了34年。
【十九大精神进军营】北纬53度的坚守：漠河中队武警战士的“强军梦”
2013年6月8日早上八点，距离漠河县城90公里外的阿木尔林业局发生了一起持枪杀人案。县公安局请求武警中队支援，中队接到指令后，立即采取兵分三路的战法。排长朱军飞带领一组沿江布控，一班班长白海波带领二组把守沿途公路，指导员伍逢成带领防爆小分队沿逃跑方向实施追捕，成功将犯罪嫌疑人抓获。（漠河县中队供图）
【十九大精神进军营】北纬53度的坚守：漠河中队武警战士的“强军梦”
2007年入伍的老兵钟岩已在漠河坚守了10年。钟岩从小就有一个“军人梦”，“我爷爷是名军人，我爸爸因未能成为一名军人而遗憾，他一直希望我能完成他的梦想”，钟岩说，“我的梦想是成为龙江最优秀的神枪手”。
【十九大精神进军营】北纬53度的坚守：漠河中队武警战士的“强军梦”
“砰砰砰....”，总队选拔比武场上，钟岩打出了48环“好成绩，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武警黑龙江总队比武榜上，百米精度射击第一名、狙击特种射击第一名。两次荣立三等功，协助公安机关成功处置阿木尔特特大持枪杀人案和漠河倒卖枪支贩毒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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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9岁的孙天恒，是漠河中队最年轻的一名上等兵。漠河县中队的人员名册显示，中队的平均年龄只有21岁，90%是”95后“。“习主席的报告中‘军队是准备打仗的’这句话令我印象最深刻”，孙天恒说，明年就要面临退伍了，但还想留在部队干，自己很年轻，很多东西需要学习。
【十九大精神进军营】北纬53度的坚守：漠河中队武警战士的“强军梦”
1987年，黑龙江大兴安岭发生特大火灾，大火烧了整整28天，101万公顷森林受害，5万多人受灾，211人丧生。林火袭来之时，中队营房和看守所处在危急之中，中队长杜忠武不顾个人生命危险，果断指挥，一面抢救装备物资，一面将来不及戴任何戒具的犯罪嫌疑人押上卡车，成功转移犯罪嫌疑人，荣立二等功。
【十九大精神进军营】北纬53度的坚守：漠河中队武警战士的“强军梦”
站岗，是中队的日常任务之一。凌晨三点，漠河的气温达到了零下18度，战士尹航接替战友站“二班岗”，他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不到半个小时，全身已被冻透。而这，还不是漠河最冷的季节。
【十九大精神进军营】北纬53度的坚守：漠河中队武警战士的“强军梦”
由于中队重建，目前营区没有完全封闭，夜间需要派兵巡逻。“站岗不站二班岗”是部队里流行的一句顺口溜，尹航说：“只有当过兵的人，才能体会”。
【十九大精神进军营】北纬53度的坚守：漠河中队武警战士的“强军梦”
指导员李季航来查看二班岗战士营区巡逻情况，从基层成长起来的李季航已到了而立之年，可阳光帅气的李季航依然单身，先后处了四个对象都因漠河的偏远苦寒而没有“然后”。“苦，可我更爱这里”，李季航对漠河县中队有太多的“舍不得”。前不久，李季航主动提出了继续任职的申请。
【十九大精神进军营】北纬53度的坚守：漠河中队武警战士的“强军梦”
中队有一个传统，每逢新兵下队，都要到营队后山上种下一颗樟子松。年复一年，后山上的樟子松变成了一片森林。
【十九大精神进军营】北纬53度的坚守：漠河中队武警战士的“强军梦”
经过几十年的接力建设，中队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开始的一排平瓦营房到新修的小楼，从泥泞的土路到水泥路，中队的硬件设备和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十九大精神进军营】北纬53度的坚守：漠河中队武警战士的“强军梦”
1998年以前，漠河的蔬菜多从外地运输，价格昂贵。中队的官兵想要吃到新鲜便宜的蔬菜，要等中队干部到475公里外的加格达奇带回来。在专家经过考察，给出了“不可能”的情况下，中队官兵硬是凭借着双手，开垦出了4亩多菜地。（漠河县中队供图）
【十九大精神进军营】北纬53度的坚守：漠河中队武警战士的“强军梦”
中队食堂新鲜亮丽的水果蔬菜，让寒冷单调的漠河，多了一丝暖暖的生活气息。
【十九大精神进军营】北纬53度的坚守：漠河中队武警战士的“强军梦”
刻树皮画是漠河中队的日常文娱活动之一，树皮画是用桦树皮的表皮和深皮所做，大兴安岭白桦树最多，战士们就地取材，将学习十九大中的强军精神和树皮画结合起来。除了树皮画，中队官兵还创办了自己的《兴安卫士报》，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
【十九大精神进军营】北纬53度的坚守：漠河中队武警战士的“强军梦”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现任中队副队长邱发远又来到营队后山的樟子松林，3000多松苗已在这里扎根、成长。明年1月，漠河县中队又将迎来一批新兵，他们更年轻，更有无限可能。

（原标题：唐山又出老赖，撞残母女后玩消失）
 
唐山又出老赖，撞残母女后玩消失（来源：~）

【唐山又现老赖！撞致植物人后玩消失，一分也没给】2014年，河北唐山一家三口被一辆半挂车撞到，致妻子成植物人，女儿行动不便。法院判决肇事车主赔偿64万，但是三年过去，肇事者没再出现，也未提赔偿。受害家庭生活艰辛，妻子孩子的生活都需要丈夫一个人照料。

科学家最新研究发现，偏侧蛇虫草菌所操控的僵尸蚂蚁大脑并未被真菌侵蚀。真菌只是通过操纵蚂蚁机体动作就能达到自己的目的。换言之，宿主蚂蚁就像是被困在驾驶座上的司机，而真菌控制了汽车轮子。

要找到世界上最邪恶的精神控制案例并不是什么难事。你不用去看科幻小说，去到类似巴西这种热带国家的丛林中就可以找到。仔细观察那些距离森林地面25厘米的树叶，看看它的背面有没有什么异样。如果幸运的话，你可能会发现一只蚂蚁紧贴着叶子的主叶脉，似乎为了不掉下去，下颌紧紧钳住了叶子。但事实上，这只蚂蚁的生命已经结束，它的身体属于偏侧蛇虫草菌（Ophiocordyceps unilateralis），也就是僵尸真菌。

当真菌感染木蚁后，它会在蚂蚁体内不断生长，吸收蚂蚁体内的营养物质并控制蚂蚁意识。在一个星期的时间里，真菌会迫使蚂蚁离开自己安全的巢穴，并爬到附近的植物上。它会操纵蚂蚁停留在25厘米高的地方，这一位置的温度和湿度都恰到好处，有利于真菌的生长。此外，真菌还操纵蚂蚁将其下颚死死咬住一片叶子。最后，真菌会从蚂蚁的头部长出一根长柄，形成一个充满孢子的球状囊。而且蚂蚁往往会被操纵会爬上一片悬在其惯常觅食路径上的叶子，这样以来真菌孢子会落到由此经过的其他蚂蚁身上，再依次将它们侵蚀。

这种真菌操控蚂蚁的技巧无与伦比，堪称电子游戏《最后生还者》（The Last of Us）的怪物背后的有机体，或者是电影《天赐之女》（The Girl with All the Gifts）中的僵尸。这也是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昆虫学家大卫·休斯（David Hughes）的痴迷所在，他一直在研究这种真菌。他想知道真菌究竟是如何控制木偶的 - 他最新的实验表明，这种真菌要比想象的更为残忍。

休斯的生马德尔·弗雷德里克森（Maridel Fredericksen）用一种特殊的显微镜把受感染的蚂蚁切成50纳米厚的薄片，切片厚度只是头发宽度的千分之一。她仔细扫描了每一片，将图像编译成三维模型，并标注哪些组织属于蚂蚁，而哪些是真菌。单单标注蚂蚁的一块肌肉就花了弗雷德里克森三个月的时间。为了加快速度，休斯与计算机科学家丹尼·陈（Danny Chen）合作，他通过一种人工智能来区分蚂蚁和真菌。

研究显示，当真菌第一次进入宿主体内时，它就像单细胞一样悬浮在蚂蚁的血液中，不断进行自我复制。但经过一定程度的复制后，正如弗雷德里克森的图像所显示的那样，这些单细胞开始协同工作。它们通过相互建立一种在感染植物的真菌中很常见的短管来相互连接。通过这种方式，真菌之间可以相互沟通和交换营养。

他们也开始侵入蚂蚁的肌肉，要么穿透肌肉细胞本身，要么填满肌肉细胞之间的空间。结果就是显而易见的：红色的肌肉纤维被相互连接的黄色真菌细胞网络所包裹，这是偏侧蛇虫草菌所特有的。休斯的研究小组发现，另一种致命性感染蚂蚁但不操纵思维的寄生真菌也会在肌肉细胞间传播，但不会在单个细胞之间形成管道，也不会将自身导入肌细胞网络中。

每当休斯或其他人讨论僵尸蚂蚁时，他们总是把它作为一个单一的整体，真菌不断在侵蚀和控制宿主。但是你也可以把真菌看作是一个殖民者，它所瞄准的宿主蚂蚁就是其殖民地。单个细胞开始在宿主体内独自存在，但最终会联合起来，融合成一个超级有机体。通过相互联系，这些无脑的细胞可以征服一个宿主生物的大脑。

但令人惊讶的是，他们可以在不需要接触大脑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休斯的研究小组发现，真菌细胞侵蚀了蚂蚁的整个身体，也包括它的头部，但蚂蚁的大脑却没有受到任何伤害。赖斯大学的凯利?维纳史密斯（Kelly Weinersmith）表示，还有其他的寄生虫可以在不破坏大脑的情况下操纵宿主。例如，一只扁形虫会在小鳍底鳉（California killifish）的大脑上形成一个类似地毯的隔离层，使大脑保持完整，同时让这种鱼的行为不规律，引起鸟类——也就是扁形虫下一个宿主的注意。维纳史密斯指出：“但是偏侧蛇虫草菌对蚂蚁的操纵相当精确，以至于真菌不会侵入宿主的大脑，这真是令人惊讶。”

回想起来，这是有道理的。佛罗里达中央大学的克里萨德贝克（Charissa de Bekker）说：“如果这些寄生虫只是侵入并破坏神经元组织，我并不会认为我们观察到的操控行为会像现在这样引人注目。这种操控行为比想象的更为复杂。”她指出，真菌会分泌大量的化学物质，从远端影响宿主大脑。

总体来看，真菌侵入宿主身体，利用宿主机体相互沟通，影响远端的宿主大脑。休斯认为这种真菌还可以更直接地控制蚂蚁的肌肉，真正把操控蚂蚁的行为变成“控制木偶的游戏”。一旦感染发生，他说蚂蚁体内的神经元——也就是大脑控制肌肉的主要方式——开始死亡。休斯怀疑真菌开始接管蚂蚁行为。它有效地将蚂蚁的四肢动作与大脑割裂开来，让自己干预其中，释放化学物质，迫使四肢肌肉收缩。如果这是正确的话，那么蚂蚁就会像囚犯一样在自己的身体中慢慢结束生命。它的大脑就像一个困在驾驶座上的司机，但真菌控制着轮子。

（原标题：马中自贸协定迅速获批 印媒大惊：对新德里敲响的警钟）
【环球时报】当地时间11月29日晚，马尔代夫内阁批准与中国签署马尔代夫—中国自由贸易协定。这一两国经贸领域的正常合作，让印媒大感惊讶，并将之称为“对新德里敲响的警钟”。《印度时报》12月1日称，尽管中马自贸谈判已于今年9月达成，但此次马尔代夫政府通过此协定仍显得“过于迅速”。
《印度快报》报道说，这是马尔代夫与他国签署的第一个自贸协定，也令其成为继巴基斯坦之后，第二个与中国签署自贸协定的南亚国家。这表明马累正在试图向中国示好。马尔代夫总统亚明正计划于本月访华。与中国相比，印度和马尔代夫没有签署自贸协定。该国还是印度总理上任3年半以来，唯一没有到访的邻国。
有匿名消息人士告诉《印度快报》，当印度在马累的外交官将此事报告国内时，新德里非常吃惊。《印度斯坦时报》也用“措手不及”形容印方反应。该报称，一年多前，马尔代夫曾表示将与印度签署首个自贸协定。现在无疑会增加新德里对中国在这个战略性印度洋国家影响力的担忧。

“尽管亚明总统在外交方面声称奉行印度第一政策，但显然他并未对印度的安全关切予以一丁点顾忌。”《印度时报》1日援引马尔代夫反对党的声明，却更像是说出自己的想法。该报说，马尔代夫议会11月29日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与中国的自贸协定，不到10分钟就予以通过，总统亚明连夜签字使之生效。
在中马自贸谈判今年9月达成后，《环球时报》记者到马尔代夫采访。当地商贸人士告诉记者，尽管马中两国经济体量差别很大，但马中自贸协定同样可以做到互惠互利。据中国驻马尔代夫大使馆介绍，中国游客量占到赴马外国游客总数的近1/3。

（原标题：学医7年，读博2年，还是中招！杭州27岁小伙的噩梦，从他第三个男友开始……）
昨天是第30个“世界艾滋病日”，主题是“共担防艾责任，共享健康权利，共建健康中国”。昨天，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杭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分别举办“健康浙江，为‘艾’奔跑”、“全省艾滋病病例宣传教育技能竞赛”以及“杭州市艾滋病宣传教育进社区、进工地主题宣传活动”，并公布了浙江和杭州今年1-10月疫情。
截至今年10月底，现住址在浙江省且存活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共22830例，其中，感染者13602例，病人9228例;杭州市累计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共8229例，其中，病人3211例，死亡登记765例。
1-10月，全省新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4413例，比去年同期上升8.1%，但低于2014-2016年平均13.9%的增幅;杭州市新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1016例。
学医博士是怎么染上艾滋病的?
上周五，我来到杭州市西溪医院(市六医院)，跟着感染科副主任叶荣夏坐了一上午门诊。叶主任接诊了30多位患者，大多都是20多岁的年轻小伙，他们都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27岁的小杰(化名)就是其中一个。他身形瘦削，皮肤白净，笑起来很阳光，看起来帅气又文静。他是一名男同性恋者(男同)。
天气很好，阳光透过长长的走廊玻璃照进来，晒得人暖暖的。
“可以和你聊聊吗?”我试着和小杰打了个招呼。
“可以啊。”小杰笑了笑，欣然应允了我的请求。
门诊护士帮我们找了一个休息室，在一个5平米大小的房间里，小杰和我倾诉了他的故事——
说起来真怕你笑话，我今年读博士二年级了，学了7年医，却得了这个病。我已经很小心了，但还是中了招。
我出生在北方小城，家里条件在当地还算可以。从小父母就特别宠我，是那种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上怕摔了的宠。我觉得父母把我当女儿在养，小时候都跟表姐表妹们玩在一起。从小学到高中，我成绩一直挺好的，同学们都叫我学霸，我也一直是父母的骄傲。我是北方人，但是特别喜欢江南城市的温婉气质。高考，我很顺利地考上了心仪的大学、心仪的专业。2009年，我来到杭州开始向往的大学生活。
大学生活和高中完全不一样，高中三年，我几乎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到了大学，环境变了，学习任务也不那么紧张了，我整个人有点无所事事。身边的同学开始找女朋友谈恋爱，我好像也没有特别的兴趣。我开始浏览一些男同网站，加入了一些男同圈子。
我是学医的，知道男男性行为存在感染艾滋病病毒的风险，所以每次我都做防护措施。并且，每3个月我都会去做一次HIV检测，而前几次的检测，都显示阴性。我以为，自己这么小心谨慎，做足防护措施，是没问题的。
我的噩梦，是从交往第三个男朋友开始的。我们是在QQ上认识的，他比我大一岁，在一家公司上班。他的颜值、谈吐、社会经历，都很吸引我。见面没多久，我们住到了一起，一住就是一年。这期间，我按常规去做了HIV检测，这一次的检测结果，简直就是晴天霹雳，我被感染了艾滋病病毒!
我想我的人生完蛋了，走在街上，恨不得自己被车给撞死。那天我不知道是怎么回到住处的，见到他，我们大吵了一架，他承认对我隐瞒了是HIV感染者的事实。我是被他感染的。那一刻，欲哭无泪……
我和他分手了。
那段日子太难熬了，我一个学医的人，成了HIV感染者，我不知道自己以后怎么办，感觉命运对自己太不公平。我要瞒着家人、朋友、同学，要正常上课、学习，情绪无处发泄。
有一天，我在实验室做实验，突然就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大概过了一个多月，我才慢慢接受了这个事实。
2015年，我来到西溪医院治疗，开始吃药。叶主任跟我说，我发现得及时，免疫系统没有被病毒致命攻击，只要长期按时用药，将病毒量控制在最低水平，完全可以正常工作和生活。
我也积极配合医生的治疗，目前，我体内的CD4维持在500以上，除了吃药出现头晕等副作用，身体其他状况都还好。
现在，博士的学业也进入了紧张和忙碌的阶段，每天要忙着上课、做实验。我没想很多，只想把眼前的事情做好，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好好学习，如果以后有机会，我想从事和艾滋病防护研究相关的工作。也希望我的经历，能带给大家一点警示和教训。
小伙谈三个男友后感染艾滋 学医7年读博2年也中招
西溪医院感染科主任喻剑华说，虽然艾滋病的增长率在下降，但是人数还是在增加。大学生是增长比较快的一个群体，60岁以上人群感染者也在增多。
目前性传播是艾滋病最主要的传播途径。“加强性教育、讲究性道德、性安全，了解性知识，是非常非常必要的。”
喻主任说，发现感染了HIV，一定要及时治疗。“在我们国家，男男同性人群感染HIV，从感染到发病的时间在缩短，只有4-5年时间。临床上碰到过时间更短的。我们的病人中，最小的才14岁，从感染到发病也就2-3年。”
喻主任说，很多感染者抱着侥幸心理，想着感染了不吃药，也一直不会进入发病期。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毕竟精英控制者是非常少的。
“在发病期之前，可以通过吃抗病毒药物，把病毒控制在最低水平，不让它复制，对免疫系统造成危害，CD4维持在500个以上，HIV感染者的存活期可以接近正常人。”
异性性行为传播占较大比重
存在快速向普通人群蔓延和扩散的风险
小伙谈三个男友后感染艾滋 学医7年读博2年也中招
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艾滋病传播的三大主要途径。从省市疾控中心发布的疫情来看，性传播仍是最主要传播途径。全省范围内，今年1-10月新报告病例中经性传播占96.1%，其中，异性性途径传播占58.6%，较去年同期上升10.6%，同性性途径传播占37.5%，较去年同期上升2.9%;在杭州，性接触传播比例达97.3%，其中，同性性行为和异性性行为传播分别占57.3%和40.0%。
“异性传播占据较大比重，预示着我市艾滋病疫情不再局限于传统观念中的男男同性行为等高危人群，存在快速向普通人群蔓延和扩散的风险。”杭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陈珺芬说。
青年和外来流动人群是“主力军”
60岁以上老年病例数增幅明显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的年龄仍以青壮年为主。杭州市近三年新报告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15-24岁青年人群所占比例在20%以上，此外，外来流动人群是“主力军”，约占70%左右。在全省范围内，60岁以上老年人增幅明显，今年1-10月新报告病例数630例，较去年同期上升31.5%。
昨天的疫情发布会上也传来了好消息——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全省各地依据《浙江省艾滋病防治条例》，以遏制与防治艾滋病行动计划为指引，积极落实各项防控措施，防治工作取得了显著进展：

1.全省艾滋病患者病死率持续下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全因病死率从2011年的3.2%降至2016年的1.8%，2017年1-10月为1.4%，同时，艾滋病相关死亡112例，比去年同期减少了35例。
2.截至今年10月底，全省已建成1792家艾滋病检测实验室，形成覆盖省、市、县和社区(乡镇)四级的服务网络，提升了检测能力，能够为公众及时提供检测服务。
3.全省抗病毒治疗水平不断提升。截至10月底，全省正在接受抗病毒治疗19575例，已接受治疗病人病毒有效抑制比例达93.6%。

57岁的北京人娄志英，被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以“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起诉。娄志英编撰的神秘背景，让来自四川的女老板王女士相信，自己可以参与到一个重大的政府项目里，得到高额收益，哪怕抵押商铺，也把总计1780万的钱款打给了娄志英。
而娄志英前后却只给王女士出具了三张借条。之后数年，期待的高回报，就像一颗丢进湖里的石子，没了声响。
11月29日，北京市西城区法院公开审理此案。

▲早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的开庭公告
在整个庭审过程中，头发花白、走路迟缓的娄志英，全盘否认自己利用“军人”背景和王女士商谈生意。她坚持，她们只是投资项目陷入困局，她会想办法把这千万巨款还给王女士。
经红星新闻记者调查，天眼查数据显示，娄志英名下6家公司，有2家都是最高法公布的失信企业；娄志英作为大股东并担任执行董事的北京世尊控股有限公司，因不履行一起标的仅为不足2万元的劳动争议纠纷，被打上了失信企业的标签；而娄志英曾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北京信川吉科贸有限公司，因未履行一笔980.4万元的款项，也被列入“失信黑名单”。
此前，娄志英和她名字背后的公司连续几年都陷入不少民事诉讼当中。其中，娄志英作为大股东的北京世尊控股有限公司，曾陷入和北京银行姚家园支行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而娄志英、北京世尊控股有限公司以及其他数人，曾被法院裁定冻结总共价值1.4亿多元的财产。
这个名下有公司注册资本为1亿元的女老板，这次面临的不仅仅是名誉和信任危机了。
王女士
仅凭三张借条
四川女老板轻易拿出1780万
57岁的娄志英比四川女老板王女士大6岁，曾经很长时间，娄志英是王女士信任的“娄姐”。她们相识于2013年初的北京。王女士女婿陈先生回忆，在四川做矿产生意的王女士，在北京找投资项目时，经人介绍，认识了娄志英。
“一开始，娄志英对我岳母特别嘘寒问暖，也特别关心。”陈先生说，也许因为这样，王女士就轻易对娄志英有了很强的信任感。按陈先生说法，在北京市海淀区马甸东路附近，王女士看到娄志英的几间办公室，这让王女士潜意识里更相信娄志英的实力。
认识一段时间之后，娄志英开始向王女士详细介绍自己的神秘背景，还给王女士看过一些转账短信，表示其资金进出都是千万乃至上亿级的。
陈先生说，王女士文化程度并不高，很早就下海，靠矿产生意赚了一些钱。她对于自己的眼光坚信不疑，而对于娄志英自报的身份，王女士也完全没有任何怀疑，甚至也没有说去查验下。
西城区检察院对娄志英的起诉书中指出，57岁的北京人娄志英，假冒军人身份，在2013年8月到2013年12月间，获取王女士的信任。娄志英用了一个并不存在的重大项目，“几个月钱就能回来”这样的许诺，让王女士先后三次总共转给她1780万元巨款。而如此大的资金往来，娄志英和王女士之间却没有签订正式的合同，只有三张娄志英亲笔签名的借据而已。
这三张借据，金额分别为220万、1200万以及330万，而公诉人查证的王女士和娄志英的转账纪录总额却是1780万。
3张借条拿到1780万的女人:还钱没问题 后有神秘人▲三张借条的翻拍照
对于这样巨额的资金往来，娄志英在庭审时并不否认，但却始终强调，自己和王女士当时是在和一位浙江商人邵名震谈生意，看上了邵名震位于浙江嘉兴的一个养老项目。她自己也投了上千万的资金到邵名震的项目里，而王女士同样也把资金投了进来。
娄志英说，因为邵当时的银行卡被冻结，所以王女士才会把钱先转到自己的账户，然后她再转给邵名震的债权人，希望可以尽快解冻被查封的不动产。哪里知道，邵名震的债权人不止一个，直到现在王女士和自己的钱都陷在了邵名震的项目里。
而自己也在和邵名震打官司，追讨这笔钱。
如此巨大的资金往来，王女士和娄志英之间，只有三张借条。而娄志英将资金打给并未在庭审出现的邵名震后，同样也没有相应的正式协议。娄志英称，他们三人原本准备成立一家公司，只有草签协议，没有正式协议。
陈先生说，王女士多次催促娄志英尽快还钱，可娄志英每次都说快了，沟通了无数次之后，王女士才觉得事情不对。直到2015年4月，王女士才向北京公安海淀分局报警。2016年2月，娄志英被刑拘，之后曾被取保候审。2016年11月，娄志英被正式批捕。
娄志英
神秘录音记录其有身份
其辩护律师称不具证明作用
娄志英是不是以军人身份招摇撞骗，在29日的庭审上，控辩双方始终针锋相对。
检察机关调查发现，不存在娄志英的军人身份，但娄志英一直否认自己曾以军人身份自居。
同时，公诉人拿出多份证人证言，包括王女士的数位朋友、亲属陈述，证明曾多次听到娄志英介绍，自己是部队的、有很强背景。当年为王女士办理1200万贷款的成都一小额贷款公司的职员也专程赶来出庭做证，称曾见过娄志英两次，曾经亲耳听见娄志英说自己是部队的，能量很大。而娄志英对此，均予以了否认。
王女士的代理律师赵志诚当庭播放了一段王女士和自己一个债权人一起去找娄志英商讨如何还钱一事的录音。录音中，娄志英说了这么一段话。
“我在部队……，可以查我去，但是实话实说，我是隐形人。”
“我就是工具，工作根据国家给我的任务变换身份。”
“这个项目我光保证金就给了10亿。”
娄志英虽然承认，录音当中说话的人确是自己，但当时自己是受到了威胁和胁迫，被找王女士的讨债公司威胁，甚至自己还遭受了拘禁。之所以当时没报警，是担心有人去自己公司捣乱。
而娄志英两位辩护律师也同样表示，没有足够证据证明娄志英冒充军人身份。整个过程中，并没有证据表明娄志英出具了包括军官证、军车、军服等任何和军人有关的物件。而娄志英在录音中的话是被胁迫被威胁说的，不具证明效果。这起事件，只是普通的民间借贷纠纷，娄志英并不构成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其实娄志英本人也是受害者。
“如果出来，我愿意想办法去解决那个项目，把那笔剩下的钱还上，我是有偿还能力的。”在持续了一天的庭审结束时，娄志英表情平静地这样说。
娄志英表示要还钱，但当公诉人称已调查到她名下的5套房产时，娄志英却说，这5套房产虽在自己名下，但其实是公司的资产，只是为了少交一点税而放在自己名下的。
红星新闻调查发现，通过天眼查的资料显示，娄志英名下有6家公司。她是注册资本1亿元的北京世尊控股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也是大股东、执行董事。她曾是注册资金2000万人民币的北京信川吉科贸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在她被羁押之后，这家公司法人代表换成了王学辉；她还是北京凯风基业科技有限公司以及天基丝路（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大股东，是北京元勋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和娄志英案关系紧密的邵名震，也是北京元勋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而北京祥云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娄志英曾作为监事，直到今年7月才退出。
3张借条拿到1780万的女人:还钱没问题 后有神秘人
3张借条拿到1780万的女人:还钱没问题 后有神秘人▲娄志英担任法人代表的企业被列入失信名单
和娄志英有关的这6家公司，其中有2家都是被最高法公示的失信企业。一家被列入失信黑名单的原因，是因为没有履行一起不到2万元的劳动赔偿款项。
娄志英曾担任法人代表的北京信川吉科贸有限公司，如今的大股东正是北京世尊控股有限公司，该公司因为没有履行一笔980.4万元的款项，同样被最高法被列入“失信黑名单”。该公司现任法人代表王学辉告诉红星新闻记者，在他看来，让娄志英和王女士如今都处境艰难的，其实是公检法机关现在都难联系到的邵名震。娄志英曾和邵名震关系亲密，所以两个人的名字才会出现在一家公司。但邵名震任董事的那家传媒公司已经停止运营。
关键人物邵名震
涉该案数千万元债务
曾上失信名单目前失联
红星新闻记者曾尝试拨打邵名震电话，但几个号码，一个显示为空号，一个关机，另一个接通之后却始终无人接听。
和娄志英关联紧密的邵名震，其实早就官司缠身。邵名震担任法人代表的浙江开明教育投资有限公司，据天眼查的数据显示，其已遭遇了32起民事案件和执行案件，是29起案件的被执行人。同样也上了失信黑名单。
3张借条拿到1780万的女人:还钱没问题 后有神秘人▲邵名震担任法人代表的企业被列入失信名单
而早在2013年5月，在王女士还没有和娄志英产生如此大的资金往来时，浙江嘉兴中级法院的一纸判决显示，开明公司欠桐乡一家投资公司的数千万债务，愿意用嘉兴两个地块的土地使用权抵偿债务。而该土地上还有一所在建的职业培训大楼，被开明公司作为工程款抵给了另一家公司。娄志英的世尊公司希望用5300万受让土地使用权和在建工程，但法院并没有支持此诉求。
王学辉告诉红星新闻记者，他曾劝过娄志英，不要投邵名震的项目，因为涉嫌烂尾楼。但娄志英却瞒着自己，以个人的资金投向邵名震，还瞒着公司和他，要去给邵名震做担保。王女士和娄志英投向邵名震的的资金总计约3000万元。
王学辉说，娄志英曾在政府部门任职，上世纪90年代下海经商。她对于信任的朋友并无戒心，比如别人借钱不打借条。这也是为什么她拿给邵名震几千万，而没有一张借条的原因。
据王学辉提供的一份娄志英和邵名震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在2016年10月，邵名震曾告诉娄志英，3000万主要用来处理法院诉讼，并还清他的所有债务。邵名震称，3000万会分作两次还，一个月内先还1800万，第二次在春节前再还。之后，他就打包做养老项目，还可以用养老项目向银行贷款。等到把项目整体打包卖出之后，就可以治病、疗养、周游世界了。
而2016年11月，娄志英被检察院正式批捕，邵声称要还的钱，依然杳无音信。
娄志英和邵名震，都被打上了“失信”标签，而关键人物邵名震尚处失联状态。王女士的诉讼代理人新提交的刑事附带民事起诉书中，把邵名震也列为了被告之一，要求除了清退1780万元，还要赔偿王女士因此带来的实际损失479万元。
“我可以想办法帮娄志英还这笔钱，但一定要追究邵名震的责任。”王学辉说，娄志英和王女士两个女人，都是因为邵名震才会落得如此境地。
娄志英和邵名震的借贷纠纷，曾因证据不足而撤诉。王学辉说，这起案件已变成合同纠纷，重新启动。
这场因为钱而开始的复杂故事，仿佛才刚刚拉开帷幕。

（原标题：中国国开行向印度“老赖”追债）
路透社29日报道说，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国开行）已通过法律程序，向深陷债务危机的印度通信运营商信实通信要求偿债。国开行方面证实，已于上周向印度法庭提交诉讼，申请信实通信破产清算。
中国国开行向印度老赖追债 已为其贷款20亿美元
美国《华尔街日报》称，印度信实通信正陷入危机，大额债务本息逾期不还。印度富豪安尼尔·安巴尼旗下的信实通信是印度第二大移动电信运营商，但近年来经营惨淡，已经欠下约70亿美元债务。其中，作为最大债权方的国开行2010年以来已向信实通信提供约20亿美元贷款。?
路透社称，中国的银行根据印度新的破产法，对信实通信采取法律行动。印度莫迪政府于去年出台新的《破产法》，目的是简化破产程序并设定时间限制，以解决印度公司严重的坏账问题。?
熟悉印度商业法律的人士向《环球时报》记者透露，此前案例中，很多待破产公司在运作周期内通过各种方式转移财产，给债权方带来更大损失。印度公司破产周期过长，“老赖”现象多，是印度投资环境差的重要表现之一。《华尔街日报》称，如果印度法院认可国开行的诉讼要求，信实通信可能被迫最多在270天内在法院监督下进行债务重组，否则将被强制宣布无力偿债，由债权方分割其资产。? ??
中国国开行向印度老赖追债 已为其贷款20亿美元
有消息人士向记者表示，信实通信被索债并非偶然，该公司近年来业务持续萎缩。在国开行提出诉讼后，该公司还指责中方“提前提出不合时宜的偿债要求”。事实上，国开行所谓“提前”状告该公司是符合国际商业准则的。如果信实通信破产清算，国开行作为债权方则可实现其部分资产偿债的目标。《华尔街日报》称，传统上印度的银行很少会推动公司破产，一些债权人则期望外国银行发起动议。在此情况下，国开行牵头的维权行动会得到更大响应。

11月30日下午，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局局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大校答记者问。
记者：近日，北京红黄蓝幼儿园涉嫌侵害儿童的情况引发网络热议。北京市公安局25日发布消息称，编造涉军谣言者已被行政拘留。我们注意到，涉军谣言时而发生，屡禁不止。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吴谦：这个问题我讲三点：第一，孩子是祖国的花朵，是国家的未来，我们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方式伤害任何一个孩子。第二，军队是国家的柱石，是人民的卫士，我们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方式诋毁我们的子弟兵。第三，网络是较量无声的平台，是没有硝烟的战场，我们都要擦亮双眼、提高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