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游戏占据了你的生活，你得到的只有无限空虚，你从游戏中只能获得辛苦，享受不了乐趣，也放松不了自己。

据《成都商报》报道，12月28日，一辆面包车在四川绵阳长虹大道上违法停放，被当地民警发现并贴违法告知单，48岁的车主吴某赶到现场，满嘴脏话要求民警撤销处罚。遭拒后，他竟用六个月大的孙女四次攻击民警，幸好都被民警接住。后来，为了孩子免受伤害，民警主动抱走了孩子。当晚，吴某因涉嫌阻碍执行公务被行拘7天。
面对交警的依法处罚，不仅拒不服从，还“用六个月大的孙女四次攻击民警”——将一个活生生的孩子还是亲孙女，当做暴力抗法甚至“袭警”的人肉“武器”，吴某这样的暴虐行为令人惊骇。“虎毒尚且不食子”，为人祖父的吴某，怎能这样视亲孙女的生命安危形同草芥？
对其恶劣行为，当地警方以涉嫌阻碍执行公务名义给予处罚，并无不妥。但若严格来说，像这种用幼童四次攻击民警的行为，性质已不止于此，也不止是道德层面“不堪为人祖父”的伦理问题，还涉嫌严重侵害未成年人人身安全的家暴问题乃至违法犯罪问题。
试想一下，如果不是涉事民警每次都及时接住了孩子，如果孩子不幸直接坠地，那此举将导致怎样的后果？不堪想象。
为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尤其避免可能来自监护人、看护人的侵害，我国《刑法修正案（九）》新增了一项重要罪名——“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而将6个月大孙女砸向交警的行为，罔顾其生命安危，堪称泯灭人性，已经符合虐待的定义。而前后攻击多达四次，也显恶劣。
都说“如何对待儿童，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尺”，这通常是就制度和社会机制层面而言。而对个人而言，不伤害幼童，也该是起码的为人底线。将孙女四次砸向交警，就丧失了底线，而对社会来说，要想捍卫保护未成年人安全的文明线，就不能对这类行为纵容。

眼瞅着，这几天北美地区各大高校陆续放假了。但据媒体报道，很多留学生将自己关在出租屋里，足不出户好几天，“吃鸡”玩个够。昼夜颠倒，身在美国，人却过回了北京时间。
“吃鸡”游戏指的是最近一款很火的开放世界策略射击游戏，2017年3月正式上线，中文名是《绝地求生》。该游戏是一款大逃杀类型的游戏，每局游戏允许100个玩家参与，玩家进入游戏会被大型运输机投放到绝地岛上，通过寻找武器和补给射击淘汰其他玩家获得胜利，直到100人只剩一个人，游戏结束。而“吃鸡”这一说法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吃鸡，而是来源于游戏里的一句台词：“大吉大利，晚上吃鸡。”当你成为最后的幸存者，游戏屏幕就会显示这句话。
玩游戏可以说是人们的一种娱乐和消遣的方式，人们在日常工作劳累之余，打开游戏痛快地玩一把，无疑为一种极好的放松方式。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克制自己，及时从游戏的世界抽离出来快速返回学习或工作的岗位上。沉迷游戏，无法自拔，似乎成了大家难以言说的痛苦。
游戏足够吸引人，才会让玩家沉迷，这对游戏开发商而言是个好消息，意味着他们将从玩家手中获得源源不断的财富。可对玩家而言，大多数因缺乏自制力沉迷其中的还是学生群体，尤其是在校的大学生群体，留学生沉迷游戏的新闻爆出似乎并不稀奇，因为国内大学生玩游戏的状况或许不亚于留学生。“吃鸡”游戏火了，大家沉迷“吃鸡”；王者荣耀火了，大家组队“王者农药”；恋与制作人火了；大家心照不宣“李泽言”。游戏设计得再完美，剧情再吸引人，不玩游戏的人还是不玩，沉迷游戏的人继续沉迷。说到底，沉迷游戏还是自己的问题，自制力不足导致沉迷游戏，进而荒废学业、毁了前途，最后害的还是自己。但凡稍有点自制力的人，都会明白游戏只是生活的调味剂，并不是主食，没营养又消耗时间的东西，吃多了只会让自己越来越接近堕落的深渊。适当娱乐，保持生活与娱乐的平衡，才能不让游戏影响生活，将游戏的益处极大地发挥出来，才能毫无顾忌痛快地玩。
沉迷游戏的人在游戏中呼风唤雨、潇洒恣意，满足了欲望，解救了空虚，但却是在舍本逐末，虚拟世界的成就在现实世界并不会有多大作用，反而因为玩游戏日夜颠倒，赔上了金钱和时间，还赌上了健康，而那些原本优秀的人往往不会因为沉迷游戏变得一蹶不振，更多的是本就平平却在游戏中越陷越深的人，这些人并不是没有理想和追求，而是在现实的打击和日复一日的无聊生活中，磨灭了斗志，丧失了激情，放弃了理想，抛弃了追求，甘愿待在舒适圈中，习惯靠打游戏消磨时间。反观优秀的人，他们用别人沉迷游戏的时间充实自己，学习更多本领，不断解锁更多技能，让自己更优秀；他们有追求，有拼搏，有干劲，会学也会玩，把自己的学习和娱乐平衡得很好；他们把游戏看做娱乐的工具，适当娱乐，把游戏看做休息的驿站，调整身心过后，积蓄力量和斗志继续出发。
游戏固然好玩，好玩的东西容易沉迷，但庆幸的是，生而为人，我们还有自制力。除了玩乐和享受，肩上的责任和任务也不应忘记。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用学习的时间沉迷游戏，消耗自己的青春未免太过可惜，适当娱乐，平衡学习和游戏的关系才是正道。当你真正有了理想和追求的时候，你的自制力会告诉你：游戏，我再也不会沉迷了！

据报道，国家发改委办公厅和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发布关于加大清洁煤供应确保群众温暖过冬的通知。通知称，要因地制宜推进清洁供暖，鼓励推广使用清洁煤代替劣质煤；要加快煤炭优质产能释放，进一步加快对符合条件的优质产能煤矿核增生产能力；要加大清洁煤供应力度。
清洁煤以及能源技术，无疑是现时中国需要的、惠民的技术。经济增长以及国民生活水平提高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人均燃料使用量的成倍增加。也正因此，污染防治成为今后3年经济工作中要重点抓好的三大攻坚战之一。
污染防治有路可循，但无捷径可走。具体而言，污染防治尤其是治理雾霾绝非“去煤化”那么简单。正如上述通知所说，去年入冬以来，部分地区天然气供需出现结构性、时段性、区域性矛盾，影响部分群众冬季采暖，而推广使用清洁煤，可以有效缓解当前冬季供暖压力，也是推进散煤治理、构建清洁供暖体系的重要途径。
结构性、时段性、区域性“缺气”的现实，凸显了以现有的天然气进口、运输和处理能力及其体制难以满足需求的严峻现实。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石化产品进口国。在正常贸易体系下，进口量多寡与进口量排名，更多只是影响市场价格的因素。作为煤炭储量和生产大国，无论从什么角度看，中国“去煤化”都不是一个周全的选项。尤其是在世界清洁煤炭技术已达到相当高水平的情况下，中国完全可以引进、跟进、开发煤炭清洁技术，从而提升煤炭开采和利用效率，从整体上降低单位GDP的燃料成本和污染物排放量，提高经济效率和效益，提升国民生活品质。
与美国、俄罗斯等国家既是煤炭储量大国，也是石化资源储量大国不同，中国只是煤炭储量和生产大国。如果说美俄两国在能源战略选择上，只是比较煤炭的清洁化与石化燃料的开采、处理、使用等方面的成本的话，那么中国在能源战略选择上，必须更多地考量国内外运输、国际市场价格波动以及输入地局部危机所带来的风险成本。这些风险成本，正是中国以使用煤炭清洁技术作为污染防治重要途径的经济根据。
以发达工业化国家已有的清洁能源技术，尤其是昔日煤炭进口大国日本的煤炭清洁技术，将煤炭作为清洁能源使用的主要技术障碍已不存在。虽然在工业发达国家，由于石化燃料资源的储备量大或因价格以及进口的便利，在大规模使用石化燃料之后，已经减少或停止了在清洁煤炭技术方面的研发，但是对于煤炭储量大而石化燃料资源缺乏的中国来说，完全有必要在引进相关技术的基础上，进一步研发、开发和应用煤炭清洁技术，将这个可以立竿见影的惠民技术开发出来、推广开去。
以中国现有的科技水平，应该可以将清洁煤炭技术发展至世界一流，这不仅将惠及中国，而且也将惠及世界。

I think,Bitcoin compared with gold, not long enough, not after the baptism of time, so not enough gold stability.

据外媒SlashGear报道称，朝鲜互联网接入上有了很大的改善，比如在其主要机场启动WiFi服务，当然这个无线互联网接入仅限于一些国际旅客。

虽然只是局限的，但外媒认为这标志着朝鲜这个国家的互联网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

报道中还提到美联社记者Eric Talmadge在朝鲜机场体验了这个公共WiFi服务，每30分钟2美元，接入需要输入你的护照号码等。

但让Eric Talmadge不爽的是，他并没有成功接入，至于什么原因也并不清楚，但费用却可以退还。

每年中国高校里的教师节“门庭冷落鞍马稀”的时候，我们总会怀想起“重构师生关系”的话题。
凛冬已至的杭州城，据说最近因一个宿管阿姨的故事而荡漾着盈盈暖意：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学生公寓27号楼的宿管员徐根娣，有一个“过人的本领”——她认识这幢楼里所有的学生，能叫出全部691名学生的名字，并报出宿舍号、学院、班级和籍贯，甚至连他们有什么兴趣爱好，外卖喜欢点什么，女朋友是谁都知道。因为跟孩子们的关系特别“铁”，年满55周岁的徐阿姨要退休了，800多学生在社交网站留言希望学校把她留下来。
高校宿管江湖正能量的传说有很多，但能如“杭电徐阿姨”般在学生中如此“自带流量”，还真是不太多。我有个天马行空的想法：在我们身边的高校里，假设要走的不是徐阿姨，而是朝夕相伴的辅导员、班主任，或科任老师，还会有数百人自发跟校方“请留”当事人吗？
这个问题或许有些尖刻，不过，一个直观感受大概已成共识——这几年，在公共舆论场，除了热火朝天讨论过占全国高校教师的69.83%“青椒”（高校青年教师）的命运，大概很多年都没有看到哪个高校的师生关系能温暖如春了。“大学老师基本上是上完课就走人”、“毕业了，专业老师都不认识我”……这大概是高校学生对老师最标签化的印象。这两年，主流媒体对中国高校师生关系的探讨基本以“无解”来总结陈词。是的，在知乎等平台上，讨论好教师的话题越发稀薄；更多的，是关注或吐槽学习技能和状态之“术”，而非师生关系之“道”。
古人云，“君子不器”。当高校在“术”之考评上对教师施压太重，大概就没有人去关注师生生态建设之情感与价值的关系。当下高校师生关系异化，大概有三重肇因：第一，通识教育中的形式考评太多，而情感教育领域又鲜有关注。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不认识学生那又怎样？比如杭电徐阿姨——每个学期，学校公寓管理中心都要对宿管阿姨进行“认人技能考核”。考试的内容就是看本栋楼的学生照片，然后写出他的名字、宿舍号，如果能写出籍贯，那就加分。“徐阿姨每次都能拿第一名，而且是满分。”问题是，我们的高校，什么时候让老师主动“认人”过呢？一句话，道德自觉解决不了的事情，唯有仰仗制度他律。
第二，在市场化的熏染中，高校师生关系散发出浓郁的“消费型”意味。客观地说，扩招政策之下，不少高校自己主动异化了角色定位，将“传道授业解惑”之公共责任待价而沽，自动忽略了教育的基础性与公益性。结果，你自然不能指望消费者逢年过节想着跟“商家”去表情达意。而杭电宿管徐阿姨则说，“我把他们当自己的孩子，哪有当妈的记不住自己孩子的名字的。”关系定位摆正了，这才有了孩子们对徐阿姨的投桃报李。此外，捎带着可以提下的是，不少高校对青年教师的甄选往往重智商（学历）而轻情商，若是一群“孤僻的学霸”执教课堂，师生关系想融洽也怕是不太容易。
宿管工作是数百号人的工作，也许难度系数并不亚于数十人的课堂。杭电徐阿姨能把这事做得上下皆满意，实在是一门大学问、一种大作为。忽然想起当年轰动全国的“张磊捐耶鲁”的故事——耶鲁2002届毕业生张磊于2010年向耶鲁大学管理学院捐赠888万美元。张磊说，耶鲁管理学院改变了我的一生，我在这里学到了很多东西，不仅仅是金融或企业家精神，还有给予的精神。
学问能改变一个人的履历，精神才能改变一个学生的修为——于此，我们时有切肤之感。当下而言，如果我们的高校及教师能从“杭电徐阿姨”身上学到些什么，中国高校师生关系的重构之路也许会稳妥很多吧。

近日，在社交网络上，两件事先后成为舆论热点。第一件事，是自媒体大V“速报哥”爆料，因常常出演“日本鬼子”角色，并在中国娶妻生子而闻名的日本演员矢野浩二，多年前在日本参加一档综艺节目时，曾经公开批判他在中国生活时遇到的不文明养狗现象，并气愤地总结说“中国人没资格养狗”。第二件事，则是知名拳击运动员邹市明公开宣称，自己在数月前输给日本选手的那场“拳王争霸赛”有人暗动手脚，但WBO（世界拳击组织）在调查之后，否认了邹市明的指控。
这两个前后脚爆发的舆论热点，无一例外地与中国和日本的民族情绪有关，并且都具备相当强的争议性。并且，炒作“矢野浩二辱华”，撩拨民族情绪，很可能收获大量流量与粉丝。对邹市明而言，在比赛过去几个月后发表被人算计的言论，或许可以弥补输给不知名日本选手而造成的形象损害。
这两起事件原本是很容易让人“情绪激动”的热点，不过，大多数网民都表现出了高度的理性，并没有轻易“抗日”。他们先是指出：矢野浩二一直以来都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作为中国人的女婿，将中国视作第二故乡。他通过表演，为反映和反思日本战争罪行作出了贡献，他在电视节目上发表的关于“中国人养狗”的言论虽然有些情绪化，但总体上并非虚言，很多宠物主的素质确实有待提高，此举远远算不上“辱华”。
而在邹市明发表“比赛有人动手脚”的言论之后，大多数网民也纷纷理性地指出：邹市明的指控缺乏证据，并未得到WBO的认可，且击败他的日本选手木村翔穷困潦倒，毫无背景，在现场又是以TKO（技术击倒）而非计分方式战胜的邹市明，几乎没有作弊可能，因此并没有仅因邹市明是中国人就对其予以支持。
长期以来，在国家尊严受到侮辱，同胞受到侵害时，不论在网上还是网下，国人从来都不会退缩不前，这一点无疑值得称道。然而，这种美好的爱国心和民族情绪，有时也会受到撩拨与利用，趋向极端，产生负面效果。
以往，就曾发生过无辜的外国艺人因误传“辱华”而被“抵制”，乃至于这些艺人的粉丝都受到攻击。现实之中，甚至有人打砸同胞购买的日本汽车，乃至伤害车主。这些事件破坏了民族情怀的美好价值，损害了“爱国者”的形象，也撕裂了社会认同。对此，主流舆论一直呼吁，希望广大公众能够理性爱国，平和地抒发民族情绪，不要受某些靠公众的民族情绪牟利者的蛊惑。最近这两起事件说明，公众确实已经变得更加理性，更加不容易受到利用，这一点无疑令人欣慰。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曾经蒙受过不少屈辱与欺凌，这些历史事实在国人心中会留下深深的烙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对于这些屈辱与欺凌，我们自当牢记心中，以此自励。但今天，中华民族早已走出了屈辱的历史，强大起来，成为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坚力量。
今天的国人，不该抱有敏感脆弱的“玻璃心”，动不动就觉得别人“辱华”，而应以自信、自强的态度，开放包容地面对批评，理性有力地反击污蔑。我们既不应媚外，也不应仇外，而应以平等、平和的心态面对中外各国的人与事，这才是一个大国与强国应有的气象和气度。今天，舆论场的表现，说明公众克制情绪的能力确实在进步，迈向理性，迈向包容，实可谓一大幸事。

据报道,赵亮驾驶小客车闯黄灯,恰逢骑电动自行车的李恺在机动车道上逆行,双方车辆发生碰撞。一审法院判决赵亮承担全部责任,由赵亮与保险公司赔偿李恺各项损失共计51万余元。赵亮不服,向法院提起上诉,近日,北京市一中院开庭审理了此案,“闯黄灯是否等同于闯红灯”成为双方辩论的焦点,法院并未当庭宣判。
这起交通事故的事实部分没有争议,争议在于谁该对事故负责。一审法院认为,赵亮闯黄灯的行为,其违法性和可能导致的后果,与闯红灯并无二致,是事故发生的全部原因,故判定其承担全部责任。在二审法庭辩论时,李恺一方同样认为,闯黄灯等同于闯红灯,甚至认为闯黄灯的危害性大于闯红灯。
闯黄灯等同于闯红灯?这种说法值得商榷。道理很简单:如果闯黄灯等同于闯红灯,那还要黄灯干什么?之所以设置三种交通信号灯,定然各有各的功能,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红灯表示禁止通行,绿灯表示准许通行,黄灯则表示警示——“警示”与“禁止通行”毕竟是不一样的,将闯黄灯等同于闯红灯,恐与立法本意不符,且在道理上说不通。
事实上,对于黄灯亮起时车辆能不能通行,以及该受何种处罚,法律上规定得不是很明确,因而曾引发巨大争议,并不断有人对闯黄灯的处罚提出质疑。鉴于此,2013年1月6日公安部下发通知,要求各地交管部门对违反黄灯信号的,以教育警示为主,暂不予以处罚。
闯黄灯违法,赵亮理当对这起交通事故负责,但是否负全部责任,值得商榷。因为,李恺骑着非机动车进入机动车道并且逆向行驶,显然是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同样是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也理应承担一部分责任。
某种意义上,这起案件再次暴露了一个“老问题”,那就是立法和司法对于闯黄灯的违法性质、处罚标准不够明确。虽然有关部门要求对闯黄灯的暂不予处罚,但一个“暂”字显然是权宜之计,而且是在没有发生交通事故的情况下,而一旦发生交通事故,闯黄灯的违法性质、法律责任又该如何认定?相关法律缺少明确规定,在司法实践中也是各案各样,以至于相关争议不断出现。
无论如何,闯黄灯是一种很危险的交通违法行为,此案的警示意义无须赘言。同时,机动车闯黄灯酿成交通事故,往往与另一路口的人和车“抢黄灯”有关——这边看到黄灯闪烁仍加急通行,那边绿灯还没亮起就急于通行,最后可能就会撞到一起。所以,这起事故对于机动车驾驶人、非机动车驾驶人以及行人都具有警示意义。

12月7日，云南保山市公安局隆阳分局以“儿子打老子，雷不劈你警察还治不了你了”为题，对外公布了一起男子多次酒后无故暴力殴打父母的事件。警方表示，男子的行为除了违背了伦理道德，已涉嫌违法，给予其行政拘留15日、罚款500元的处罚。据悉，长期以来，杨某数次酒后无故殴打其父母；12月5日晚，杨某酒后回到家中，无故对已睡下的父亲拳脚相向，母亲闻声赶来劝阻也被打。无奈之下只能跑到派出所报警求助。
“儿子打老子，雷不劈你警察还治不了你了”，云南保山警察的这一标题，无疑非常生动鲜活地诠释了上述这起“男子多次酒后殴打父母”案件，在伦理和法律上的双重悖谬性质。
众所周知，在强调“百善孝为先”、“人之行，莫大于孝”的中华传统文化语境中，“儿子打老子”实际上不仅是一种一般简单的“不孝”行为，更是一种非常严重悖逆基本人伦纲常、应遭“天打雷劈”的“恶逆”行为。事实上，在古代，“儿子打老子”行为，不仅会被视为“恶逆”，而且被列入“十恶不赦”范畴给予最严厉惩处。
无论从保障公民基本人身权利，还是维护基本的社会公序良俗角度来看，“儿子打老子”无疑仍是一种明显的违法行为，无论是否“遭雷劈”，都必须受到法律的严肃制裁。因为“儿子打老子”不仅明显侵犯他人基本人身权利，而且也是一种严重破坏家庭和谐和基本伦理秩序的家暴行为。这正如我国《反家庭暴力法》明确的，“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 “加害人实施家庭暴力，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这种背景下，面对上述“儿子打老子”案件，警方强调“雷不劈你警察还治不了你了”，无论在伦理还是法律上，无疑都是有充分依据的，而当事男子，因此被当地警方给予“行政拘留15日、罚款500元的处罚”，显然一点儿也不冤。
事实上，依据现行相关法律，并结合目前媒体报道情况，上述“男子多次酒后殴打父母”案件，很可能已不止构成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而是涉嫌刑事犯罪，如“虐待罪”。因为依据《刑法》，“虐待家庭成员，情节恶劣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而2015年最高法等发布《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更明确，“对老年人……实施较为严重的虐待行为等情形，属于刑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规定的虐待‘情节恶劣’，应当依法以虐待罪定罪处罚。”而在上述家暴案件中，当事男子不仅“多次酒后殴打父母”，且“将父亲殴打致头破血流”，显然已构成“情节恶劣”，理应依法追究刑责，以儆效尤。
这也就是说，要想有效遏制包括“儿子打老子”在内的各种严重家暴行为，“雷劈”不如“法治”，后者其实远比前者更管用。只有这样，才不仅能充分保护家暴受害人的合法人身权利，而且能有效维护家庭伦理秩序的和谐，进而捍卫“百善孝为先”的中华传统美德。

“这一早上要接待13个检查团，只好让乡里干部全部上阵。”临近年终，频繁的检查评比让东北某乡党委书记备感压力。检查评比是上级督促下级改进工作的重要手段，通过检查评比防差堵漏、激发干劲，很有必要。但是，流于形式、可有可无的检查评比，不仅加重基层负担，影响正常工作，还催生了形式主义和虚假作风。
提到检查评比，舆论场有着太多表情。皱眉头或者苦着脸反映的内心世界，并不是说舆论一概反对，也不是一些检查评比没有意义，事实上现在的检查评比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清理，只是一些检查评比确实存在问题，已经给基层造成了巨大负担，透支了政府部门的公信力。
检查评比乱象，主要带来了两个负担。一是“一早上要接待13个检查团”对应的精力成本。一个早上接待这么多检查团，这种夸张的情节只应该出现在剧本里。这或许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现在检查评比过多过滥已经是不争的现实了。“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基层本身担负着改革发展民生的重任，再来应付各种各样的检查评比，如果没有“三头六臂”，必然影响大事正事。
二是“一次迎检花20万”对应的财力成本。媒体报道称，最近内蒙古一个旗上下气氛紧张，由于在上次检查评比中排名靠后，旗委书记已被约谈作检讨，而本月末又将迎来新一轮检查。这种脱贫检查，半年内要经历五次，全旗已经在培训、差旅费、接待费上花了20万元，有干部直言，“这20万元至少够给20个贫困户每家买头牛了。”每次迎检都要花钱，聚沙成塔，集腋成裘，能办成多少大事正事。
把“一早迎检13次”与“一次迎检20万”放在一起，才能有切肤之痛，进而生成痛定止痛的共识和决心。检查评比乱象，既有作风问题也有能力问题，作风问题很好理解，对此的分析也有很多；能力问题主要表现为有关方面已经习惯于“以检查代替工作”，而在基层也存在“把应付当作能耐”。
“举一纲而万目张，解一卷而众篇明”。做工作要研究一些抓手性事项，对于抓手性事项要有必要的检查评比。检查评比是可以的，也是必要的，如果不能可考核、可追究，如何保证可执行、可落实？问题的关键是，有些部门把工作的主要精力，甚至全部心思用在检查评比中，而且在检查评比中着重看材料听汇报。这里，不是以检查评比推动工作，而是以检查评比代替工作。现在对作风建设的要求越来越多，很多上级部门平时没感觉，也只有在检查评比中才会找到“权力快感”。
习近平总书记同基层干部群众座谈时曾表示，基层的形式主义，根源不在下面，而是上行下效。上有所好，下必风焉，由此产生了一些应付检查评比的“诀窍”，产生了一些应付检查评比的高手。在一些人心中，“工作不够材料凑，实绩不够态度凑”，为了体现对于检查评比的重视，早早准备各种材料和现场，而且只要有检查组来，领导一定要陪同；检查组规格高，主要领导一定要参与。有些基层领导一边埋汰着检查评比一边用尽心思讨好，不少人成为行家里手，一些人从中受益。
面对“一早迎检13次”与“一次迎检20万”，既要警惕“检查式工作”也要警惕“应付式能耐”。年终岁尾到了，进入了检查评比高峰，希望叫停流于形式的检查，遏制劳民伤财的评比，不要再在检查评比上花费太多的精力财力，最终透支公信力了。

据报道，近日，陕西省出台《关于深化职称制度的实施意见》，探索建立职称申报评审诚信档案和失信黑名单制度，对品德有问题的实行“零容忍”，对学术造假实行“一票否决制”，对通过弄虚作假、暗箱操作等违纪违规行为取得的职称，一律予以撤销。在今年早些时候，河北、宁夏等地已先后亮明了对学术造假“一票否决”的鲜明态度。
学术造假每次都能引发不小的舆论波澜，不过遗憾的是，舆论场中的愤懑也好，反思也罢，并没能显著反作用于现实社会情境。在第十七届中国科协年会上，时任中国科协主席韩启德的一个问句道出了不少人的困惑：“学术不端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但是，人人喊打的同时，老鼠还是很猖獗地活着，甚至还有人一边喊打，一边还做老鼠，为什么？”
为什么？在持久的社会讨论中，对该问题的剖析和探讨早已完成了从个体到集体、从品德到机制的观照。在帽子、票子、位子等现实利益面前，一些人自动弃守学术底线，违背科研诚信要求，不断拉低学术下限，简单粗暴者直接大篇幅剽窃抄袭；乔装伪饰者则“动点心思”伪造数据、实验造假。固然，没有市场就没有虚假学术寄生的土壤，没有浮躁的学术风气和失范的学术环境，也不太可能放任并造成学术污染的明流暗流涌动。论文独大的科研评价体系及相关机制问题确实值得关注并亟须改革，但也要避免归因体制问题的“万能主义”，惩罚的板子不能放过那些学术造假者。
对学术造假“零容忍”，首先就要让罔顾科学精神和学术规范的造假者有痛感。惩罚大棒对造假者“高举轻放”一直以来广遭诟病。剽窃丑闻已出，但至多也就是通报批评，点到为止，这在客观上纵容了一些人继续铤而走险、顶风作案。而作假的单位，出于各种利益考虑，也多是沿袭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惯性处理方法，甚至出现对举报者进行劝阻的“怪事”，“捂盖子”“护犊子”之下，公平公正透明成为奢侈品。要想实现不敢造假、不能造假、不想造假的目标，更是道阻且长。
也因此，此次陕西等地出台对学术造假“一票否决制”，被寄予真查真罚的期待，希望通过毫不手软的惩处，让学术领域的“乱伸手”有所顾忌，打破学术圈各种各样的“潜规则”。也唯有唤醒置身其中者的敏感神经，才能让事情从根本上有所改观。其实，“零容忍”“一票否决”“黑名单”等并不是什么新鲜经验，在过往的讨论中早有充分的论述，但听到和做到中间差了不只一个“走心”的距离。如何围绕“一票否决”构建相关的配套制度和办法，如何规范从监督到处理的操作及流程等，“落地”的制度和成效是对相关治理者的一个考验。
今年4月，107篇中国医学论文被《肿瘤生物学》期刊一次性撤回，引起舆论一片哗然。全社会痛心之下，形成了抵制学术不端、捍卫科学生命的行动共识，科技部明确表态会进一步提出“改革的硬招实招”“从根本上铲除论文造假的土壤”。同反腐败一样，反学术造假也是一场输不起的斗争，同样需要拿出反腐败的决心与信心、行动力与执行力。

又到12月13日，第四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的国家公祭仪式。
钟山巍巍，大江茫茫。80年前的这一天，天气，晴好。而大规模“无差别”的杀戮，就发生在持续多日的朗朗晴空之下。通过《东史郎日记》、《拉贝日记》，以及当时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干事乔治·菲奇等人留下的历史文献，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波又一波的疯狂屠杀，那是怎样一种惨绝人寰的暴行。
乔治·菲奇写道：“日军将离我们总部很近的一个难民营里的1300人全部抓去枪毙。借着汽车前灯的灯光，我们看见他们走向自己的末日。那个来自北方的满身绷带的中士，当他决定自己命运时仍然用混浊的眼光企求着我……”东史郎在日记中则写道：“我不清楚为什么杀掉这么多的俘虏。七千人的生命，转眼之间就从地球上消失，这是不争的事实。我想在战场上，生命这个东西还不值一个饭团。”
而近年来，随着人们不懈地历史打捞，关于那场大劫难的更多细节被披露了出来。一个多年来致力于搜证南京大屠杀的美籍华人鲁照宁惊讶地发现，家族中竟然有那么多亲人死于侵略者之手……他沉痛地说：“以为是国史，原来也是家史”。
事实上，家与国，从来都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当一个民族国家遭遇外来侵略，又怎么可能会有个人、小家的安稳与静好？而由此激发的所有抗争、搏杀，正是基于这种家国同构的责任伦理。退无可退，奋起抗争；忍无可忍，无须再忍。慷慨赴死，悲歌嘹亮。
鲁迅说，“在无边的旷野上，在凛冽的天宇下，闪闪地旋转升腾着的是雨的精魂……是的，那是孤独的雪，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魂。”孤愤郁结，力量充盈。于是，一个四分五裂、各逞意气的国度，以南京为临界点，从此完成了最初也最决绝的抗战动员。
这样的屠戮与创痛，经由个体记忆、家族记忆而得以完善，但却并不止于此，而是进而成为一个城市的记忆，乃至国家记忆。国家公祭日的设立，其初衷也正在于此。也即，针对平民以及放下武器的士兵的杀戮、奸淫，不仅是个体的大不幸，更是一个族群、一个国家的暗黑时刻，也是整个文明世界的人道灾难。
从国家的层面，记取这些记忆，追思死难者，本身也是一种慎终追远、继往开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没有记忆的民族不可能有凝聚力，也不可能真正记取灾难的教训，并开启崭新的时代故事。抚摸哭墙，徜徉在死难者雕塑之间，历史才会渐次展现出粗粝与真实的面容，也才会相信，人类文明终将战胜野蛮。
文明从来不会从天而降，而注定要经历波折。这其中，也并无所谓的捷径。沧桑正道，非经沧桑不可能抵达。一个和平、包容的朗朗世界，往往也正是要从死难者的血污中一点点露出真容。今天，整个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南京，聚焦在这个曾陷入死一般的血污中的城市，这本身也是通往未来世界的一个必经管道。
国难记忆也并非是记住仇恨，并让这仇恨潜滋暗长，充塞着人们的胸臆。我们需要记取的，是那个惨痛的时空与那个时空中承载的人道精神和无畏义举。当今世界，尽管和平发展早已成为主色调，但各种人道灾难时有发生，民族悲剧并未绝迹，即便对于已经和平崛起的中国而言，也并未高枕无忧，“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并不应该只是国歌中的词句，而应该成为所有国民的不灭警醒。
国家公祭，首先是基于对本国国民的记忆积淀，同时也将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起到积极的促进和推动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致力于建立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如何才能实现持久和平？只有对灾难保持永恒的人类共同记忆。
有人说，希特勒来了又去了，而德意志民族永存。同样，日本军国主义强盗来了又去了，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正义不可能被遮蔽，恰恰是因为，爱好和平、维护和平乃是人类根本利益所在。
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南京大屠杀公祭日的纪念，是提醒、是警策，也是一种寻求更广泛和平的严正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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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这样就可以打着安全的名号向父母要一笔钱了，毕竟有利可图，大家都互相的学习咯，毕竟钱嘛，每人嫌多。

近期至少有6个二线城市针对人才松绑住房限购。笔者认为，重视人才、服务人才无疑要提倡、鼓励，但这些城市的做法似乎已超出网罗英才、打造城市竞争力的范畴。比如，有的城市将人才扩展至大专甚至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有的城市提出人才可以低于市价20%的水平买房、租房，有的城市将人才住房与保障房、租赁混为一谈。始于2016年10月的楼市高压调控已持续一年有余，从这个角度看，某些城市有以炒作人才房来托底楼市的嫌疑。
十九大报告明确，住房要回归居住属性，要构建租购并举的住房新制度，实现全体人民住有所居。因此，每个城市设计住房制度时，户籍人口和非户籍人口应一视同仁，人才和一般人群应一视同仁，甚至不该过分区分人才和非人才。但凡在城市居住，并通过就业、纳税或缴纳社保为城市做贡献的人，都应纳入新的住房制度框架。而且，从培育住房租赁，构建租购并举的住房新制度来看，恰恰是非人才范畴的、2.45亿外来人口(或称新市民)，才是最该支持的。
延揽人才发展经济，思路上没有问题，但是，城市活力或核心竞争力如何，本质上是人口集聚的结果，关键取决于公共服务和成本。一般商品可以通过现代物流增加供应、降低成本，但公共服务、房价是“本地化”的。人才选择到哪里就业，也要货比三家，即哪里就业机会更好(收入更高)，哪里的成本最低(支出更少)。现在来看，大城市尽管就业机会好，收入高，但成本也高，主要体现在房价、子女教育等公共服务、生活费用支出高。因此，近两年收入相对高，但成本更低(或称“性价比高”)的中部二线城市、“新一线城市”成为人才流入重点区域。网调显示，2017年应届毕业生签约“新一线”城市比例与北上广深持平，但希望在“新一线”城市就业的达37.5%，高于一线城市29.9%的水平。近年来，由于高房价、教育高成本(如高价学位房)、各种限制政策挤出外来人口，热点城市餐饮、家政、保安等生产生活和消费服务业价格不断上涨，从而造成人才用脚投票。
但是，2016年以来，二三线城市的房价也开始快速上涨，热点二线城市、都市圈内的三四线城市，房价甚至领涨全国。房价是基础成本，它上涨以后，不仅滞后带动企业或个人租房、餐饮服务、营商成本上升，还有变向驱赶外来低收入人群的负面效应，进而继续拉高生产生活和消费服务业价格。因此，这些城市靠低房价、低成本等优势来吸引人才，前景如何很难预料。相反，如果支持外来人口，特别是低收入人群解决住房问题，公共服务和高房价困局反而能得到缓解。
外来人口和中低收入者大量迁入，不仅降低城市生产生活和消费服务价格，还以更高的边际消费倾向、更大的公共服务成本分摊效应(他们更多使用地铁、公交等大型设施)，为城市经济做贡献。甚至，由于人口红利减少，所谓低端产业从业人员，工资并不低，人才和高端产业的薪资也没那么高。通过租赁，外来人群和低收入人群在城市稳定下来，三五年后他们中的一些人也会去买房，他们不仅是需求主力，也是有效需求，从而成为房价和实体经济的稳定器。炒作人才住房显示地方托底楼市的动机不减。近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加快住房制度改革和长效机制建设，唯有此，才能解决激励不相容，地方以各种钻空子消解调控的问题，避免调控再次陷入轮回。

这两天，一篇题为《第一批90后已经出家了》的网文横扫朋友圈。不少网友看完都说，真想“哇”一声哭出来。不仅如此，只要在互联网上检索“第一批90后已经×××”，你还可以找到如下答案：第一批90后已经离婚了，第一批90后已经秃了，第一批9 0后的胃已经毁了……种种说法背后传达出的同一个意思是：第一批90后已经老了。90后尚且如此，80后、70后情何以堪？
不过，也有90后对于加诸自己身上的标签不以为然。一位90后就在网上留言说，自己没病没秃身体也没垮，没离婚没出家，过得好着呢。现在动不动就拿90后开涮，也不知招谁惹谁了。如今拿年龄打标题做文章，几乎成为微信公号和网文的一大俗套。一方面是唤起人们对于容颜易老、时光易逝的感慨和恐惧———网络时代，“90后”本是朝气蓬勃的代名词，怎么一转眼就成中年人了？另一方面，“××后”类标题也利用了我们的文化里惧怕衰老的情绪与焦虑。
面对种种“惧老”情绪，通常有两种反应。一种是争辩说“我还不算老”，比如搬出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对于衰老的新定义。世界卫生组织曾经在一份健康建议中，把44岁以下通称为“青年人”，让不少人高兴好一阵。在此标准之下，什么“34岁老来得子”、“1982年之前出生打中老年杯足球赛”，全都荒谬之极。以上说的90后的反击，说“我还没秃顶”，也属于此种自我申张。
第二种反应，是所谓的“无龄感”。48岁的女星许晴曾在一次访谈中放言“我是完全无龄感的一个人”，这句话后来成为诸多媒体钟爱的关键词。几年前79岁老年模特王德顺凭着一身肌肉走红T台，让他成为“无龄感”一词最佳的肉身体现。可是，人的老去，身体的老化，这是无可避免的自然规律。说“无龄”，要么是自欺欺人，要么是商家的营销伎俩———要保持年轻靓丽，你就得进补、保养、锻炼，哪一样都能带动一个产业。与衰老对抗，人类徒劳地对抗了几千年。一味追求“冻龄”，不承认自己老去，不如与衰老和解，并且正视老去的价值并赋予它正面的意义。
因此，身为一个70后，我对自己的同龄人，以及80后、90后的建议是，当你反击标签，说自己不老不秃还没离婚不是“佛系”时，不妨想一想，在摆脱标签的同时，是不是也在强化“老”“秃”“离婚”的负面意义？让本已日子不好过的老人、脱发人士和离异者，在文化上的处境更为艰难？当然，也可以有另一种反击方式，就是摆脱这样那样的标签，什么“90后”“95后”“佛系”“治愈系”，一概与我无关，我就是我。
我们总说“少年强则国强”，当少年成为符号而非一个个活生生的个体时，少年就成了社会焦虑的出气筒，尊重个性和个体选择，也就成了一句空话。衰老并没有那么可怕，拿年纪说事也太过狭隘。90后出家、离婚都不可怕，把生活过成了套路、人生的可能性越来越少才可怕。

年关将至，美国加息靴子终于落下——昨天凌晨，美联储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从1.0%—1.25%上调至1.25%—1.5%。这是继今年3月、6月之后美国第三次加息，也是自2016年起步入加息周期后的第五次加息。
鉴于白宫减税方案将使美企负担有所减轻，有望刺激美国经济保持目前增速，美联储再行加息，虽将小幅抬高美企融资成本，但二者之对冲，不至于对美国经济形成过大反向拉力。分析人士认为，美联储为提振整体呈衰落状态的美元地位而加息，时机选择是合理的。
不过，美联储加息也暗含一定政治因素。与多数国家的央行不同，美联储具有很大的独立性，由于美国目前通胀率平稳，经济增长势头尚不稳固，美联储此番加息延后至明年上半年择机进行似乎更为稳妥。然而，由于白宫主导的财政政策与美联储主导的货币政策长期“失和”，再加上美联储主席耶伦明年初行将交出权杖，此番加息多少带有最后任性一回的意味。
尽管美元的全球地位在持续走低，美国经济全球占比也呈持续下滑态势，但美国终究仍是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美国货币政策的变化，仍将对各国经济产生或正或负的影响，经济体量有限或经济外向度过高的国家，连带着受负面影响往往更大。长此以往，各国经济界和金融圈对美国货币政策之变过于敏感，这种敏感也每每传导至中国经济界和金融界。每遇美国加息，中国国内都会形成一波担忧舆论，但每一波担忧所维持的时间却越来越短，担忧平息过后，人们发现中国经济依然循着自身运行的逻辑和轨迹稳健前行。
在经济全球化和人民币已相当程度国际化的当下，美国加息会让中国面临较大资本外流压力，并连带产生人民币下行压力，从而影响中国经济的正常增长速率。特别是前些年，由于有关方面应对经验不足，美国加息对中国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是客观存在的。同时，纵观近二十年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对中国经济的波及，这种负面影响又呈逐年递减之势，目前可以说已是微乎其微，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作出上述结论并非盲目乐观，而是因为有几大关键因素正在强有力地发挥作用：
首先，中国经济提质增效成效显著。昨天公布的前11个月经济运行数据，传递出不无乐观的信息，单从去除多余产能一项，截至上月末，“十三五”安排的钢铁煤炭去产能任务，不到两年钢铁去产能完成近八成，煤炭完成近七成，致中国经济轻装前行，并使更多资源投向新兴产业，经受外部货币政策冲击的抵抗力、免疫力进一步提升。
其次，中国经济船大抗风浪。去年中国经济总量74万亿元，上个月对接国际统计口径的修正全部到位后，总量可逼近75.5万亿元。去年美联储两次加息，中国经济增幅6.7%，今年美联储三次加息，中国经济增幅上提至6.9%当无悬念。采用目前人民币汇率粗略估算，今年中国经济总量迈上12万亿美元台阶应不成问题，这个数字相当于美国经济总量的70%，中国经济抵御美联储加息影响的能力将继续提升。
此外，目前美国欲重振制造业，中国经济继续加快去产能、挤泡沫，旨在强身健体提质增效。二者的目的都致力于发展，但路径和手段大不相同，由此再论货币与金融政策，美国采取加息，中国着力于金融去杠杆，完全用不着“闻息起舞”。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即将召开，明年货币金融政策有待出炉。12月8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为明年经济工作定出了基调，就大框架而言，除继续加大去杠杆力度，金融“脱虚归实”也可望继续保持较大力度。明年应采取何种货币政策，将根据中国自身的需要而确定，美国等其他国家的货币政策，作为外部参考就可以了。

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是长期困扰消费者的顽疾，也是监管部门2017年重点工作之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有关负责人近日介绍，各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已在全国织起一张网，全面启动重点食品、保健食品抽检排查，集中力量查办违法案件，整治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
保健食品行业是我国食品行业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促进大健康产业发展的重要行业。打击虚假宣传，培植良好空间，食品、保健品行业发展才能更顺畅。11月6日，国家食药监总局公布了专项行动进展，多地通报了整治情况，如广东省查处的一个典型案例显示，涉事公司涉嫌诈骗罪被立案侦查，涉案货值约1.14亿元，23名主要犯罪嫌疑人被批捕。
这次专项行动始于今年7月初，被称为“近年来参与部门最多、时间跨度最长、涉及范围最广的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整治专项行动”。这次专项行动有三大显著特点：九部门联动，形成合围之势；持续时间长，长达一年；涉及范围广，从食品到保健品，涉及虚假宣传即被查处。如今，近半年过去，效果初现，在欣慰的同时却不能沾沾自喜，更不能浅尝辄止。
当前，需要在盘点中总结经验，在推进中加大力度，以期实现更精准的打击，形成更具制度化的常态化机制。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尽管是痼疾，但各地初战告捷，足以说明只要相关部门尽职尽责，该主动出击时绝不退让，就能实现立竿见影的预期效果。不久前，山西朔州市工商局副局长卧底一个“健康讲座”，发现保健品虚假宣传，数百名老人被骗，遂依法查处。如果相关监管人员更主动一些，变等人举报为找上门去，保健品骗局就会大大减少。
《食品安全法》规定：保健食品的标签、说明书不得涉及疾病预防、治疗功能，内容应当真实，与注册或者备案的内容相一致，载明适宜人群、不适宜人群、功效成分或者标志性成分及其含量等，并声明“本品不能代替药物”。但是有些厂家和商家无视于此，有的打擦边球，有的明知故犯，对此应依法严厉惩处。
在处理厂家和商家的同时，也不能忽略对相关平台的查处。按照九部门部署，发布保健品广告的平台比如电视台也被纳入监督范围。据反馈，不少电视台已经自查自纠，但光靠自我监督显然不够。目前，一些地方的监管部门对部分发布虚假广告的电视台进行了处罚，并撤销部分广告批号，这是遏制问题保健品祸害世人的有效途径。
要尽力完善制度，不让问题保健品冒头。数月前，国家食药监局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保健食品监管工作的意见(征求意见稿)》，要求除落实企业主体责任，明确保健食品基本定位，严格保健食品原料管理、规范功能声称管理，还提出严格生产经营监督管理、严格保健食品标签标识和广告管理……尽管是征求意见稿，但契合民意，从制度设计上发力，问题保健品的生存空间就会更逼仄。
问题保健品坑人，更需关注老年人为何屡屡被骗。日前，上海市金山区市场监管所突击检查两家被举报的老年人保健品经营点。在执法现场，这些老年人却对执法工作人员产生抵触和埋怨情绪，甚至对涉嫌虚假宣传的保健品连连称好，反向着骗子们说话。也许不必过度谴责这些老年人“愚昧”，他们迷信保健品的背后，与缺乏情感慰藉有关，也与健康素养匮乏有关。对老年人多一些关怀，问题保健品就会少一些市场。
食品、保健食品虚假宣传整治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整治行动已见效，但不能忽视目前还存在进展不平衡、摸底排查有盲区、宣传引导效果待提高等问题。基于此，食药监部门除了加大“全覆盖”打击力度，更应该探索长效机制，直至问题食品、保健品逐渐淡出，走向彻底消失。

备受舆论关注的北京八达岭野生动物世界“老虎伤人”案，在发生一年多之后，将于2017年12月19日开庭。伤者赵女士索赔近156万元；而园方则全盘不认可。
对于这次的高额索赔，不少网友态度激烈：如果对于赵女士这样在猛兽区下车的危险行为，也要赔偿的话，实际是鼓励更多的人无视生命、挑战规则。
的确，对于造成一死一伤的严重后果，赵女士本身存在严重“过错”。但是，受害者存在过错，不代表动物园就不用承担法律责任。受害者的“过错”，也需放在《侵权责任法》的天平上做出司法判断。
一般来说，侵权责任是过错责任，即有过错才要担责。但是，动物伤人在法律上是一种特殊侵权责任。《侵权责任法》第八十一条规定：“动物园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园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能够证明尽到管理职责的，不承担责任。”这是一个“过错推定责任”，一旦发生动物伤害他人，动物园就被“推定”应承担责任，除非能够证明自己已经尽到了管理责任。这个“推定过错责任”的立法本义，是让动物园管理者尽到勤勉的管理责任，体现了生命至上的价值观。另外，法律也规定，如果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存在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本案的法律争议点在于，动物园管理方有没有尽到充分的安全保障责任，以及受害方的“过错”的有多大。现在可以预期的是，赵女士一方可能强调当时园方的安全措施有疏漏：入园前安全教育不充分；猛兽区的不得下车的标志不明显，乃至造成误导；遭遇猛虎伤人时，园方措置不当，伤者救治不及时、不专业等等。新闻报道中也提到，在事发之后，赵女士重新走了一遍动物园，的确有一些新增的警告牌，这是事发之前没有的。
索赔156万元是否“狮子大开口”呢？应该说这个数字，还是在普通人身伤亡案件的正常索赔范围之内：赵女士母亲的死亡赔偿金，按2016年北京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约是115万；赵女士被严重咬伤之后的抢救、医疗、整容、误工费，也应该有几十万元，再加上精神损害赔偿等等，差不多就是100多万元了。但是，这是法院未必会认可所有诉讼请求，还是会按法律确定的动物伤人的特殊侵权标准和“过错相抵”原则做出判决。
同时，在本案中应该注意到一个特殊的舆论现象，即法律专业人士一般倾向于动物园方要担责任，而网民则相反。比如，去年10月中国消费者协会曾就此案发声：在经营行为中，保护消费者安全是经营者的第一责任；消费者“违规”不等于经营者无责。包括《侵权责任法》的起草专家杨立新在内的多名法学家，倾向于认为动物园管理方应该承担更多责任；而更多的网友则站在了“规则意识”的高地上，谴责受害人，甚至一度发展到不分是非地转发受害人是“医闹”“小三”的虚假消息。
“规则意识”当然是对的，但是法律作为定分止争的严密的社会机制，有时会超越普通人的“正义的直觉”。这次老虎伤人之争反映的正是这个现象。
老虎伤人案，属于法定的特殊侵权归责方式，适用“推定过错责任”，要由动物园自证尽到了严格的管理职责；按“过失相抵原则”，受害方也将为自己的过错付出代价。受害人的“过错”还需要在法律上做出评价，最终的民事责任划分，将由法院依证据、依法律做出裁量。

在路边摆摊的摊贩和城管，常被大家称为猫和老鼠的关系，在柳州路边摆摊多年的摊贩卢家柯，就躲城管躲了好些年，上个月，城管队员了解到卢家柯家里的困难，把他安置到了便民疏导点摆摊，结束了他十几年的“漂泊”生活，他们全家都很感激，还特意给柳北区城管执法局写了一封感谢信（12月17日中国青年网）
据了解，从2016年8月，柳州市柳北区通过实地考察，开展临时便民疏导点试点工作，合理选择不影响交通及市容环境的三、四级道路设置临时摆卖摊区。设置便民疏导点，引导就近零散、无序的流动摊点集中有序规范经营。截至目前，柳北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已经设置了11个便民疏导点，安置了像卢家柯这样的摊贩400多人。
“便民疏导点”让人欣慰，而“躲城管躲了好些年”让人心酸。选择路边摆摊，大凡是经营品种并不适合室内市场，或难以承担市场费用，因此也是出于无奈。对于路边摆摊，一味堵，显然是治标不治本，实际上也根本堵不住，而“猫捉老鼠”的游击战，既加大了小摊小贩的经营成本，也必然会引起城管与小摊小贩矛盾日趋尖锐甚至恶化，衍变为民怨，而因此引发暴力冲突甚至流血事件，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的和谐。至于对占道经营一概予以取缔，既不现实，更不可行。
应当看到，小摊小贩的许多经营品种，也有着巨大的市场需求，是市场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也给市民以极大的生活便利。同时，摊贩经济于吸纳就业人员，尤其于解决下岗、失业人员等困难群体的就业，有着巨大的潜力，事实上，摊贩市场从来就是相当一部分人维系生存之所在。因此，在对无序流动摊点“堵”的同时，安排一个出口，其实也是个民生问题。
也因此，对路边摆摊、占道经营的管理，还是要如柳北区城管那样，立足于安排出口，合理选择不影响交通及市容环境的三、四级道路，多多地设置“便民疏导点”，让小摊贩有固定又稳定的经营场所，又保留了原有的特色，这于保障小摊贩的权益，于方便市民的生活，于活跃和繁荣市场，于规范城市的管理，都不失为务实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