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媒体指出今日头条一组墙面与知乎2015年的投放广告类似，尤其是在广告内容创意和展现手法方面，几乎达到高度一致的地步。比如在广告内容角色选取上，知乎分别选用了毕加索、玛丽莲梦露和薛定谔，而今日头条则选用了齐白石、海蒂拉玛和居里夫人，且分别为画家、演员、科学家的角色。

另外有网友还发现今日头条2016年度头条榜与谷歌2015年度热搜榜甚至在配色、形式以及绘图曲线都高度一致。不得不说，今日头条的移花接木之法已炉火纯青，不禁让人“啧啧称奇”。

事实上，模仿广告模式并不是一件多值得关注的事，毕竟模仿也代表着一种学习一种致敬，但此次的主角今日头条则另当别论，从2014年开始，今日头条已经大摇大摆把自己推上了一条模仿之路，并时刻上演着一场场出众的模仿秀。

热衷跟风，今日头条不断上演忘我模仿秀

凡风口，头条必跟之。甚至有人认为今日头条与百度必有一战，归根结底，还是今日头条爱模仿的性子造成的。从问答到短视频再到音频，为了分食这些热门风口下的巨大市场，今日头条从2016年开始便先后强势杀入这些领域。但问题随之而来，今日头条似乎渐渐变成一台3D打印机，开始上演一场场忘我的模仿秀。

比如在短视频领域，继12月8日腾讯旗下手机QQ推出“高能舞室”功能之后，不到两周的时间，今日头条旗下抖音便近似“复刻”了一个短视频“尬舞机”功能。说来也比较有意思，由于短视频目前的娱乐化属性较重，而且竞争也比较激烈，大家对于差异化甚为敏感，而从这次模仿也可以看出，今日头条也算是习得其精髓。

此外便属前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挖人事件，今日头条同样是主角。可以明确的是今日头条看重了知识问答甚至知识付费这一金山，而且今日头条也认为决定问答质量的因素以大V为主，所以才会不惜重金，高调入局。随后今日头条高调推出的悟空问答，不论是在问答形式还是在内容上，也算是学到了知乎等知识问答产品的一些模式精髓，这也是今日头条模仿思维的又一次标志性体现。

而且近日有消息称今日头条将推出音频产品“新知”，与知乎音频产品“每日新知”的名字如出一辙，从广告到产品名称，再到内容、功能等全方位模仿，并把这些内容按照系统推荐和社交订阅等机制分发给用户。毫无疑问，今日头条显然是要向喜马拉雅FM、蜻蜓FM等这些头部音频app看齐，一旦今日头条上线相关音频产品，便可借助已有的平台流量和内容运营经验对用户进行分发，其对音频市场的野心开始显现。

综上几个例子可以看出，今日头条的模仿秀似乎都在遵循一些原则。首先，所模仿对象或产品均有一定的独角兽性质，比如知乎、喜马拉雅FM这些行业头部平台；其次，模仿方式比较巧妙，可以说以精髓要领为顺藤摸瓜，比如抖音的尬舞机功能以及从知乎挖走大V等。

如今今日头条悉心打造的模仿秀似乎少不了2014年的影子。彼时，今日头条被多家媒体爆出内容侵权，一时间成为众矢之的，其中包括腾讯、搜狐、南方日报等，还有一些自媒体也愤而列出被侵权文章，声讨今日头条的“野蛮”行为。所以说，爱模仿的今日头条并不令人陌生，却是早就有迹可循。

正所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模仿秀的轮番上演已经让今日头条野心暴露无疑，而对于尚在青春期的今日头条来说，这样的表现行为可能还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战略与基因使然，今日头条注定爱上模仿秀

身居TMD的高位，今日头条的独角兽标签已经贴的很牢。那么，今日头条为何还要热衷于不利于品牌塑造的模仿秀呢？

一、拜今日头条的战略打法所赐

张一鸣曾说希望像谷歌一样不设边界，言下之意就是手伸得要长。这也决定了今日头条在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中注定要为自己铺一条捷径，而这种捷径便以到处撒网的形式来体现。比如短视频中今日头条布局了火山小视频、抖音，还收购了美国短视频应用Flipagram和音乐短视频平台 Musical.ly，足见其狼吞虎咽之势。

欲速则不达似乎在今日头条身上应验了，战略上的抢食思维让今日头条在进入新领域时表现得更像一个野蛮人。即使充足的资金像武装的肌肉一般咄咄逼人，但野蛮人的大脑往往不够用，而且常常以最简单的思维来解决问题。

所以今日头条一边要快，一边又要不失败，唯一可以采用的打法便是模仿。上面的诸多例子皆可证明，在进军陌生领域前，今日头条都要花式学习一下行业内的独角兽或头部平台。诚然，短视频、问答这些市场存在的时间已经不短，原先市场内产品已经形成一定壁垒，而今日头条作为后来者，要快速致胜，就必须快速为自己搭建这种壁垒，这也是一种蔚为巧妙的生存之道。

二、由今日头条的基因所决定

出生于2012年的今日头条起家于媒体内容平台，后来不断通过整合各种内容资源逐渐扩大了自己的流量，从中可以看出其具有极强的侵略性。

侵略性随之也为头条树敌众多，尤其是在今日头条走向社交后，流量充足的今日头条在极强的侵略性下也具备一定的颠覆性，所以微博、知乎、微信等都或多或少感觉到了一定的危机，于是就有了后来微博和头条、知乎和头条等引人注目的互联网狙击战。

也许在一出生的时候，今日头条便被张一鸣谱好了基因序列。虽然谁都不清楚，但今日头条本身不会说谎，从广告模仿到产品模仿，今日头条的基因显然已经与模仿两字不可分割。当然，今日头条的基因定格也由外在的互联网环境所影响，产品同质化的趋势已经在多个领域出现，所以今日头条的模式一定意义上也可以理解为顺势而为。

所以说，今日头条的这种模仿其实由战略和基因所决定，在进军新领域时，这种模仿往往也能进一步弱化竞争对手的先发优势，所以，给今日头条冠以模仿秀之王一点也不为过。

模仿秀下，今日头条应谨防跌落陷阱

如果说今日头条如今的成功全靠模仿，显然是片面之词。但今日头条擅长模仿的基因绝对是其成功不可或缺的因素之一。不过，张一鸣应该警觉的是，它的野蛮模仿可能正在为自己设下一些难以察觉的陷阱。

首先，今日头条使劲撞的风口也不少，短视频、知识付费等等，但消费升级的大趋势不可避免，今日头条的模仿秀即使得到要领，但不去深度发掘用户所需，很可能后面会与用户需求脱节。如果摸索不出差异化的东西来，就可能永远只是个不得要领的追随者。

一旦被定位为追随者，那么今日头条想要摆脱这一固有印象便比较困难。消费者需求升级下对品牌的敏感度是非常高的，一味的模仿也只会帮助消费者练就火眼金睛，产品的使用价值和体验价值不足以戳到用户的G点也是徒然。长此以往，可能会出现慢慢与用户脱节的现象。


再者，由于今日头条依然处在比较快速发展的阶段，所以更应该保持与之匹配的创造力，以免跌入自己所创造的“中等收入陷阱”，产品生态出现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从各种模仿事件来看，如今的今日头条，在持续扩张的路上，已经被自身的模仿思维所限制，即使处在高速发展的市场中，这种不确定性因素也可能成为一个隐患。

因为今日头条在这种模仿思维的主导下，已经成功尝到了不少甜头，所以基本可以断定，今日头条在未来的诸多风口中可能还将保持一个模仿者或追随者的角色，无论是人工智能还是大数据。况且，头条是不设边界的。

可口可乐的广告中曾提到这样一句话：“一直被模仿，但从未被超越”，而其中被模仿的两个人分别是迈克尔·乔丹和迈克尔·杰克逊。如果一味想成为别人，那么永远也不可能找到自己。　

去年，广东省分别与福建、江西两省签订了汀江-韩江和东江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补偿协议，实行“双向补偿”的原则。当上游来水水质稳定达标或改善时，广东补偿上游省份；反之，则由上游赔偿广东。近日，南都记者跟随广东省人大环资委“2017年南粤环保世纪行”活动，探访韩江和东江部分流域发现，江西、福建相关地区以及广东梅州、河源等地均采取了多项措施确实水质达标。但也存在跨省水质保护和污染监管的尺度不一致，水质交接目标难协调等问题。
跨省河流保护一直是生态保护的难点，2013年珠江上游出现重金属污染事故，导致跨省水危机，大概从那时起，这一议题逐渐进入民众视野。当时广东、广西的相关部门与水利部、环保部等联合组成应急小组，成功化解了危机。该事件后来还促成了多方合作应对突发水污染事件的工作机制。2013年，广东和湖南、广西两省区都签署了跨界河流水污染合作协议。但是，当跨省河流保护成为一个常规动作时，监管者才发现，处置突发事件相对容易，而监控日常污染这类“暗流”则存在较大困难。
南方周末2013年的一则报道对上述问题作出了分析，提到跨省河流保护主要面临的两个问题，一是地方政府往往以经济发展作为优先考虑，“不论是数据监测、污染控制，还是建设项目审批，都要被地方政府左右”。在河流保护这个问题上，显然上游地区的保护动力相对不足，毕竟生态保护会在一定程度上牺牲经济，加上污染导致的后果主要由下游地区承担，不同区域难免产生利益分歧；二是在具体策略上，不同区域还面临机制协调的问题。中山大学水资源与环境系教授陈建耀当初的疑惑颇具代表性，“最直接的问题就是污染数据的统一，究竟该用哪个部门的数据？甚至是用哪个省份的数据？”跨省河流保护的课题具有新的特点，在推进过程中面临诸多不确定性。
面对上述问题，学界给出的答案是推进生态补偿。所谓生态补偿，按照《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的解释，就是科学界定生态保护者与受益者权利义务，形成生态损害者赔偿、受益者付费、保护者得到合理补偿的运行机制。这种机制通过经济补偿的方式，试图解决跨流域生态保护过程中涉及的公平性问题。
但从试点的反馈看，这一机制还存在较大的改进空间。生态补偿最终具体化为资金补偿，在实践过程中，要求达到何种生态标准，双方难免产生分歧。比如在新安江跨流域补偿的试点过程中，浙江、安徽两地对水质标准就出现了极大的争议。浙江对在千岛湖两省交界断面附近的水域划定了饮用水源保护区湖泊二类标准，提出应以湖泊类水水质为基准。安徽认为，河流水质应执行河流三类标准。同样，此次南都的报道也显示，上下游不同地区对于水质标准存在不同的期待，福建交到广东的水，只要达到了Ⅲ类水质即属合格，但广东省内考核是按照Ⅱ类水的标准，由此导致下游地区有关部门承受较大的工作压力。
最终确立的水质标准，可能是双方协商后其中一方作出妥协的结果，由此也可看出，目前的生态补偿在确定相关标准时都存在一定的弹性。如何解决这类分歧，在新安江跨流域补偿试点的过程中，财政部和环保部等牵头部门调和双方利益，为此提供了稳定的财政保障制度。但这类举措都具有个案性质，生态补偿如果要在更大范围内推广，这类“特事特办”的经验必然难以奏效。明确生态保护的标准，在此基础上明确双方权责，并且赋予其法律效力，才具有足够的说服力。
在环保部11月份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环保部规划财务司巡视员尤艳馨提及生态保护补偿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立法滞后，标准体系还不完善；二是补偿方式比较单一；三是上下游的利益诉求不同，导致推进难度非常大。协调利益诉求是一件困难的事，理想的解决路径应该是，先形成统一的生态保护标准，在此基础上根据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协调不同的利益诉求，毕竟生态保护是第一位的。生态补偿机制还需要经历漫长的探索，但生态优先应该是所有策略所必须明确的。

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昨天在浙江乌镇落下帷幕。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徐麟在闭幕式上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世界互联网大会，专门发来贺信，就进一步推进全球互联网发展与治理发表了重要主张，赢得了与会嘉宾的热烈反响和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
本届大会是党的十九大闭幕后中国主办的一场重要国际会议，乌镇峰会因此也备受各方瞩目，人们尤为期待看到世界互联网领域的中国声音和中国方案。“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将进入快车道。”习近平在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贺信中表示，“中国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推动世界各国共同搭乘互联网和数字经济发展的快车。”这宣示中国将继续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和分享经济，以更低成本和更高效率连接整个社会的经济资源，培育新的增长点，形成新动能，进而带动中国经济及世界经济的持续增长。
数字经济代表着经济新的生命力，是创新经济、绿色经济，是开放经济，也是分享经济。数字经济的本质在于信息化。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广泛应用，数字经济服务于实体经济已成为常态。比如，在传统制造产业，通过智能物流平台提供零部件从采购、运输、仓储到配送的系统解决方案，到达时间能够精确到分钟，一些设备生产厂家已实现了零库存。数字经济服务于生产制造，与各类的经济活动深度融合，显著地优化了经济运行的环境，提升了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率。
数字经济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曾经小打小闹的餐饮外卖，在数字经济洪流的带动下已经变成了大生意。预计今年在线订餐用户将超过3亿人次。到2020年，中国餐饮在线外卖市场规模有望超过4000亿元。数字经济和餐饮融合到一起，还创造了50万个送餐就业岗位。数字经济发展的大幕已经拉开，而网络点餐只是这股浪潮中的一朵浪花，2016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总量达22.58万亿元，跃居全球第二，占GDP比重达30.3%。
数字经济改造提升了传统产业，孕育了新兴行业，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所带来的机遇不仅属于中国，也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了新动力。去年G20杭州峰会，中国首次将数字经济列为峰会的一项重要议题，并主持起草了《G20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今年7月，在德国汉堡峰会上，中国再次提出各国要在数字经济和新工业革命领域加强合作。在本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为了拓展数字经济领域的合作，中国与埃及、老挝、沙特等七国代表共同发起《“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倡议》，致力于实现互联互通的“数字丝绸之路”。
数字经济是世界经济的未来，是一股不可逆转的潮流。从全球角度来看，数字经济是推动经济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的加速器和放大器。与此同时，中国已在多个领域成为全球数字经济的引领者，不仅电商交易额全球总额占比超40%，数字化支付更是独步世界，而风靡中国的共享单车也已进军海外。拥有全球最大电子商务市场的中国，已成为塑造全球数字经济格局的重要力量。
一年一度的世界互联网大会，已成为中外顶尖互联网企业及其最新尖端成果的集中亮相之地，成为全球科技行业和互联网发展的风向标。中国通过世界互联网大会，展示了同世界各国携手发展互联网和数字经济的真诚愿望。互联网真正让世界变成了地球村，让国际社会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世界各国顺应互联网发展趋势，积极携手打造全球化数字经济，将有利于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国际互联网治理体系，让互联网发展成果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土资源部、环境保护部、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四部委12月5日联合发布《关于规范推进特色小镇和特色小城镇建设的若干意见》（简称《意见》），要求从严控制特色小镇房地产开发，同时提出项目在合理确定住宅用地比例基础上，结合所在市县商品住房库存消化周期确定供应时序。
近年来，各地创建特色小镇的热情非常高。去年，三部委决定计划到2020年培育1000个特色小镇。而目前全国计划建设特色小镇的总量已经多达五六千个。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地方存在着借特色小镇之名行房地产开发之实的现象。上述《意见》提出严控特色小镇房地产化很及时很必要。
据悉，在珠三角，某房地产企业借助“科技小镇”概念推动产业地产，获得地方政府大量土地资源支持；在长三角，一家房地产企业打算在大城市周边打造标准化的“农业小镇”：2平方公里农业区配套1平方公里建筑区，计划承载3万人。以这种方式建设的特色小镇实为“假小镇真地产”。
建设特色小镇完全拒绝房地产不太现实，因为无论是小镇居民还是外来游客，在特色小镇都有居住需求。但如果过度房地产化，特色小镇不仅会失去自己的“特色”，变成“地产小镇”，而且很容易拉高小镇地价，影响其他产业发展。唯有严控房地产开发，才能确保特色小镇特色化。
那么，如何严控特色小镇房地产化呢？《意见》主要提出了两方面的措施，一是合理确定住宅用地比例，即从土地供给环节控制房地产过度开发；二是对产业内容、盈利模式和后期运营方案进行重点把关，防止房地产开发混入其他产业。这两方面措施无疑都会发挥制约作用。
不过，上述两方面措施还需要进一步弥补和完善，防止一些地方打擦边球和钻漏洞。由于不少房地产项目并不是以住宅地产的名义开发，而是以其他名义开发，所以，合理确定住宅用地比例有时也难以限制房地产开发。如果只是由小镇方面对产业进行把关，不排除在房地产利益诱惑下，对混入其他产业中的房地产睁只眼闭只眼。
笔者以为，除了“合理确定住宅用地比例”、“对产业重点把关”外，还应充分公开相关信息。每个建设特色小镇的地方，有必要详细公开规划信息、招商信息、产业信息、运营信息等，以便社会监督。只有充分公开信息，无论是以旅游、文化名义还是以科技、农业名义开发房地产，都难以得逞。
尤其要把好特色小镇评选关。各地建设特色小镇的目的，是为了进入中国特色小镇名单，目前已经公布了两批。据悉，特色小镇的评选程序是，地方政府推荐，省级政府初选，然后是国家有关部委组织专家进行复核和现场抽查。只有严把初选、复核关，才能把“地产小镇”挡在门外。
今年5月，住建部在一份通知中指出，对存在以房地产为单一产业，打着特色小镇名义搞圈地开发等问题的建制镇不得推荐。这已经发出了警告，但只是发警告还不够，还必须把好“终评关”。这需要有关部委及相关专家，本着对特色小镇负责任态度，在复核、抽查中不让“地产小镇”蒙混过关。
另外，还要有完善的退出机制。已经进入中国特色小镇名单的特色小镇，显然会继续发展，不排除某些小镇获得特色小镇称号后，转向房地产开发，以便获得更多土地财政收入。为防止特色小镇变味，还需要建立健全退出机制，即定期明察暗访，凡不符合特色小镇标准的，应踢出名单取消称号。

近日，记者卧底调查酒托全产业链，发现有一种典型的酒托骗局，其组织内部分工明确，“托头”负责招揽人员，“键盘”负责在婚恋网站冒充女性与男网友聊天，在获得对方手机号码后由“传号手”将信息发给“酒托女”。最终，“酒托女”邀约男网友去指定的商家高额消费。记者调查发现，酒托行业成本不高，收入较为可观，据业内人士介绍一些“敬业”的酒托女月入数万没问题。（12月7日《新京报》）
作为一种游走在灰色地带的特殊职业，“酒托”可说是颇有年头了。此前，丽江酒托事件被媒体一再曝光，就曾引发广泛关注；此番又有“京城酒托骗局”曝出，更是印证了这一行当的分布之广、贻害之大。其实不难想见，在各个地方，酒托群体及其消费骗局，都或多或少存在着。利用城市特有的社交文化和市场环境，酒托们赚得盆满钵满，只留下受骗者黯然神伤。毕竟，看似最温柔的陷阱，往往总是最具杀伤力的。
市场经济的规律是，任何一门有利可图并可长久维系的生意，都必然会形成不断细化的分工合作。北京的酒托全产业链，同样合乎这样的逻辑。比如说，“键盘”专门负责搭讪男网友，不断“实战”、熟能生巧之下，他们甚至还总结了一系列标准化的“聊天范本”，业务能力可谓进步神速；与之同理，身经百战的“酒托女”们每每出动也几乎是必有斩获——种种迹象都在表明，作为高度组织化、专业化的诈骗群体，“酒托”相较于普通的人博弈优势，正变得越来越大。
事实上，所谓的酒托骗局，绝不是孤立存在。一方面，它根植于城市阶层普遍的婚恋焦虑，放大并利用了各类网络交友平台的审核漏洞，就此而言实则也可以看成是暧昧经济的特殊变种；另一方面，它投合了餐饮市场竞争过剩的基本格局，敏锐捕捉到了商家的揽客压力，并提供了一种“带客诱导消费，拉升经营业绩”的投机式解决方案……置之于这种大背景下，酒托屡禁不绝，其实一点都不难理解。
一些人执迷于“酒托”们所提供的情感幻想，另一些人则指望“酒托”所带来的客源财源。而令人尴尬的是，面对酒托的不断进化，我们的应对手段却长久停滞不前。无论个人维权还是公共执法，在此方面往往都显得无可奈何。发现难、取证难、认定难，凡此种种都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对“酒托”的追责。此前，一些地方司法机关以诈骗罪对酒托定罪论处，一度取得很好的威慑效果。但就整体而言，这类判例终究还是太少。
治理酒托骗局，强化行政执法和司法制裁，无疑至关重要。而在此之外，自前端加强婚恋平台用户的身份认证和比对筛选，或许同样是不可或缺的一环。作为特定消费市场、情感需求和社交文化之下的复合产物，“酒托”骗局注定还会存在很长时间。根治这一顽疾，注定需要多方合作求解。

有杭州网友在微博上说了一件事情引发关注：点外卖之后接到几个没有声音的来电，都是一接通就挂断，当时以为是恶作剧，忍不住发了脾气，后来发现外卖员的短信。原来外卖员是聋哑人，在短信里解释了沟通不便的苦衷，需要通过打电话来提醒顾客外卖已送到的信息。（12月10日《钱江晚报》）
为了过上更好生活，外卖员一刻也不敢停歇，在“多跑快送”激励机制的裹挟下，挣的都是辛苦钱。准入门槛相对较低，让外卖员队伍中有了一些“颜色不一样的烟火”，不论是“蒙面外卖小哥”，还是“聋哑外卖员”，由于先天或后天的偶然因素，一些人尽管身体上存在或多或少的缺陷，但他们一样有劳动就业的利益诉求。长期以来，残疾人在劳动力市场中遭遇形形色色的偏见和歧视，他们被假定为弱者，导致残疾人难以融入社会。
每个人都需要在这个世界寻找合适的位置，每个人都需要找到价值实现的通道，残疾人也不例外。在生硬、冰冷的市场规则之外，给予残疾劳动者以“温柔相待”，让他们感受到来自陌生人的善意与关怀，有助于残疾人更好地社会融入。

12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表示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将由特拉维夫迁至耶路撒冷。这一“任性”言论发表后迅速引发多国的抗议示威活动，巴勒斯坦地区还因此爆发冲突，巴勒斯坦重要派别哈马斯甚至表示号召进行新一次巴勒斯坦大起义。
然而，中东地区此起彼伏的抗议活动，并没有让巴勒斯坦的抗争路变得容易。
近年来，巴勒斯坦问题逐渐被边缘化，这种边缘化一方面代表大部分阿拉伯国家和部分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存在现状的一种妥协，另一方面也让巴勒斯坦地区有了自身发展的喘息空间。10月3日，巴勒斯坦临时政府接管加沙，标志着巴勒斯坦两大对立派别法塔赫与哈马斯实现了初步和解。至此，内部势力和外部势力围绕巴勒斯坦问题呈现出了一种平衡状态。
特朗普若真将美国使馆搬迁至耶路撒冷，这种脆弱的平衡将再一次被打破，巴勒斯坦抗争或被迫再掀高潮，而此时巴勒斯坦抗争却更缺天时、地利、人和。
在“天时”方面，中东地区近年来动荡不断，地区热点频生。叙利亚问题和谈进展艰难、也门乱局持续多年、库尔德建国梦长路漫漫、伊核问题前景难料、恐怖主义顽疾难治，这些问题都影响着相关国家对于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方面的投入。
在“地利”方面，自第一次中东战争后，巴勒斯坦控制的领土范围不断缩小，后来更缩小至约旦河西岸与加沙地区两个主要区域与相关小区域。以色列对现有领土的控制力和对约旦河西岸的影响力，都在不断增强。如巴勒斯坦未能通过内部和解将约旦河西岸地区与加沙地区整合管理，其抗争力量将更加分散。
在“人和”方面，特朗普的“耶路撒冷首都论”将刺激法塔赫与哈马斯两个派别围绕斗争方式再生分歧。法塔赫近年来对自杀性袭击行为一直起到管控作用，随着巴勒斯坦民众情绪被激化，这种管控将越来越难。哈马斯在新颁布的《纲领》中体现了温和化的转型趋势，但外部刺激或助力哈马斯内部激进势力借机壮大影响力，让约旦河西岸与加沙的稳定发展再成泡影。
此外，巴勒斯坦的抗争也很难得到来自阿拉伯世界的实质支持，主要由于三点原因：其一，中东局势动荡不断，很多阿拉伯国家牵涉其中，巴勒斯坦问题难以提上日程；其二，在以色列在地区存在多年、外部大国影响力错综复杂的情况下，阿拉伯国家从巴勒斯坦问题上能获取的实质利益有限；其三，阿拉伯国家自身多面临发展和转型的困境，无力投入巴勒斯坦抗争。因此，尽管阿拉伯国家近日来不断抗议且爆发示威游行，其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实际投入依然是雷声大，雨点小。
目前来看，除了发表承认耶路撒冷为首都的言论外，美国并未在耶路撒冷问题上采取进一步实质性举措，美国和阿拉伯国家围绕巴勒斯坦问题的互动也仅仅在试探阶段，现有平衡局面还未被打破。但这样的试探只会让巴勒斯坦问题在热点与边缘化之间反反复复，让问题的解决更加遥遥无期。巴勒斯坦的抗争路愈加艰难，这到头来也会给围绕耶路撒冷的极端主义势力发展提供土壤。

12月11日，新京报报道了链家旗下“自如”出租房部分房屋疑甲醛超标，导致许多租户出现头疼、咳嗽、喉咙干痒刺痛等状况。对此，自如作出回应：“不推诿责任，将全力解决问题。”
自如号称是链家旗下的“优质租房品牌”，链家曾这样对外承诺：我们唯一知道的是——钱不能省。装修材料必须是品牌的；电器超过五年的一律不要，全部更换掉；毛坯房装修完了还要做空气质量检测，不合格就重装。
可这些甲醛超标的自如房，却让曾经的承诺打了“脸”。有自如管家坦承，一些房屋刚装完就挂在自如平台上出租，没时间进行有效的通风处理。不得不说，这样的租房生意算盘算得确实很精，房子多闲置一天都相当于浪费。可这背后本该有更长远的“算法”——不顾租客健康带来的负面影响和效益损失，会远超这点浪费。
更为可怕的是，甲醛超标的自如房不断出现，链家并未对自如房进行全面筛查和整顿，而是把租客当成甲醛污染的测试仪。新京报报道刊发后，自如方表示，“如果有租客感觉室内空气异常，自如方会协助租客进行免费换房或免费退租，提供过渡期的免费酒店住宿，并会退回押金及所有未发生的房租及服务费。”
看似负责任的回应，实则将自如的责任转嫁给了租客，发觉有问题的可以换房，可没察觉到污染的或察觉到但忍气吞声的租客，链家有些门店恐怕要继续昧着良心收房租了。11日的报道中也披露，对于因污染找上门的，链家见人下菜，给予区别化的赔偿，好说话的只赔几千，难缠的能赔到几万。
业内首打真实房源牌的链家，在中国房产服务业曾有着良好的口碑。链家董事长左晖对外的讲话总是以责任自居，强调链家的“工匠精神”，称要建立更好的房地产服务标准，保障消费者的服务品质，让消费者在“住”这一项上有更好的体验。
但甲醛超标的自如房，显然是对“工匠精神”的嘲讽。让租户用生命来测试甲醛，这就是所谓的“服务品质”？对于自如房装修污染睁只眼闭只眼、采取捂盖子的态度，与那些街头不规范的小中介甚至黑中介，又有多大区别？
我们期待，链家方面能够真心实意纠错、赔偿，并主动对旗下房屋进行全面检测，及时解决甲醛超标等问题，承担起作为房产服务业巨头的责任。

今后，协管员、“临时工”辅助执法时出了问题，或将不能一“开”了之了。12月11日，云南省政府法制办发布《云南省行政执法辅助人员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其中拟规定，辅助人员履行职责产生的法律后果，由使用的行政执法机关承担。
长期以来，在很多公共事件中，“临时工”成为包揽责任的代名词，前仆后继地在危机公关中担责扛罪。这些现象极大地损害了权力部门的公信力，无助于促进依法行政和法治政府建设。因而，必须让行政机关为其聘用或使用的临时工的职务行为承担法律责任和行政责任。
毋庸置疑，囿于现有编制、预算等因素，很多政府部门尤其是基层政府部门的现有编制人员难以应对纷繁复杂的各项事务，通过劳务派遣或者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使用临时工，可以解决燃眉之急，提高办事效率。但现实中，一旦出现粗暴执法、违法行政等事件，很多临时工便成了替罪羊，而背后的责任人和涉事机关却可以金蚕脱壳。这一现象的存在严重违反了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则和行政伦理。
在普通人看来，执法过程中，正式工和临时工在外表上很难区分。具体的执法活动往往面临复杂的情势变化，正式执法人员和临聘人员的职责未必能分得一清二楚。特别是在执法对象眼中，他们都是执法人员，从事的均是公务活动，系公务行为和职务行为。那么，在责任承担方面，就不能厚此薄彼，故意忽视背后的主要责任人以及行政机关应承担的责任。
此外，《侵权责任法》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也就是说，在民事责任承担方面，凡是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执行工作任务的行为，均由用人单位承担法律后果。2016年底，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意见强调，警辅人员“履行职责行为后果由所在公安机关承担”。这些规定进一步从各个方面夯实了行政机关对临时工相关行为的兜底责任。
而且，按照合法行政、程序正当和诚实守信的行政法基本原则，临时工既不能成为丝毫不受约束的“法外之人”，出事之后仅仅开除了之，更不能成为替他人担责的挡箭牌。如根据合法行政原则，相关执法人员应取得资格，如果是没有资格的临时工所为，除撤销行政行为外，还应追究指使、指派临时工的领导的行政责任，并由单位承担相应法律后果。
在强调法治政府和依法行政的今天，临时工既不是万金油，更不是挡箭牌。其执法活动不是个人行为，而是应由用人单位承担责任的职务行为和公务行为。因而，临时工出事，用人单位担责也就成了不容忽视、不容回避的议题。简单说，出了问题，谁的孩子谁抱走，不要推诿卸责。
只有夯实用人单位和相关决策者的责任，并辅之强力的问责机制，方能形成倒逼作用，让用人单位在临时工招录、使用、管理方面尽心尽责。如此，也才能让行政执法机关在社会治理活动中更加依法、规范、有序，政府公信力不再被“临时工”现象所损耗。

近日，据多家媒体报道，成都市文翁实验中学启动“在参与中提升家长家庭教育素养”的课题研究，要求学生家长“一学年至少读一本家庭教育类书籍，制订一份家规家训，至少交一本家长课堂笔记，至少参与一次学校教育教学活动，至少有一次有效的亲子交流”。完成必修课后，家长可以领到一张“家长合格证书”。
时下，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密不可分，相辅相成早已是全社会的共识。何况，该校所推行的措施也建立在对自身情况调查和研究的基础之上，绝非空中楼阁。据报道，该校地处城乡接合部，全校1000多名学生家长，60%为外来务工人员，40%为当地失地农民，拥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不到3%，高中以上学历不到10%。因此，引导家长参与教育过程，避免因家庭教育缺失阻碍学生成长，这所中学的做法值得肯定。
目前，为了获取“合格证书”，部分家长的积极性已经得到了充分调动，可谓成果喜人。既然如此，让家长“持证上岗”是否该被推而广之，成为普适性的举措？
笔者认为，恐怕对此还得保持一份冷静和审慎。
其一，家长手中的“合格证”含金量几何，需要由科学方法来评判。成都市文翁实验中学对家长所提出的要求并不算高。读一本书、制订一份家规、进行一次亲子交流，是富有实效性和可行性的家庭教育方法。不过，这些举动能否切实提升家长的家庭教育素养？这需要该校的课题研究成果加以理论支撑。既然该校家长的文化程度不高，那么校方又该如何保证他们的培训质量，不让培训沦为走过场式的形式主义，就值得深思。
其二，“持证上岗”会不会为家长带来额外压力？据校方介绍，崭新教育模式的目的“不是想给家长压力，而是给家庭教育一个规范的轨道”。为了适应不同家长提升家庭教育素养的差异性，挖掘家长提升潜力，学校在“合格家长”的基础上提出了“合格家长”“优秀家长”“卓越家长”的“五个一”指标，鼓励家长梯级成长，每学年为不同等级的家长颁发证书。既然有等级之差，也就意味着家长不得不在潜移默化之中应对竞争的压力。若在各大学校推广“持证上岗”，是否会造成家长、家庭之间的新一轮攀比，进而演化为“拼爹”？
我们更应该追问的是教育和学习的本质。近年来，各类畸形的教育竞争现象层出不穷，让人目不暇接。比如，数不胜数的补习班、辅导班耗费家长大量资金和精力，还把家庭教育抬高到前所未有的地位。一时间，家长、老师、社会无不陷入教育焦虑中，唯恐孩子在起跑线上落后半步。
我不否认成都市文翁实验中学独具创造性的措施。任何新生事物的发展道路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作为先行者，“持证上岗”的得失值得借鉴。能让广大家长更为积极地与学校合作，给予孩子更为平坦、顺畅的成长之路，善莫大焉。因此，更应关注该校课题研究的后续进展，观察该举措为学生成绩和成长带来的影响。

12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法研究室负责人表示，对于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不能取得患者或者其近亲属意见的，医务人员经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授权的负责人批准立即实施相应的医疗措施，患者因此请求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相关报道见A02版）
在《侵权责任法》出台之前，法律更倾向于患者及其家属的知情同意权优先，这本身没有任何问题，但在某些特定情形下，患者特别是患者家属的知情同意权被过度强调，反倒在客观上导致了“见死不救”事件的频频发生。犹记得2007年北京发生的“李丽云事件”，由于产妇“丈夫”拒绝签字剖腹产，最终导致一尸两命，产妇李丽云可以说是殒命于“丈夫”与院方“签与不签”的拉锯战中。当时事情被报道后，曾引发家属签字制度的全面反思。应该说，在《侵权责任法》颁布后，法律赋予了医疗机构非强制性的、但也有选择的免责救助权，也就是《侵权责任法》第56条：“因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不能取得患者或者其近亲属意见的，经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授权的负责人批准，可以立即实施相应的医疗措施。”可是，从实际情况来看，因为家属拒签导致的生命悲剧还是时不时地上演，“见死不救”这一法律漏洞依然没有被完全堵住。
医生是患者生命健康的守护者，只有对患者在紧急状况下的医疗机构职责加以明确并保障其履行，才能切实维护患者的根本利益。说白了，到底什么样的状况才算是法律规定中的“难以取得患者或者其近亲属同意”？在紧急救助情形下的相应责任又该如何承担？这些问题亟需进一步地细化和分解，才可以最大化地消除司法实践中产生的分歧和存在的模糊认识。
最高法的司法解释里列举了包括“近亲属不明的”、“不能及时联系到近亲属的”、“近亲属拒绝发表意见的”、“近亲属达不成一致意见的”等五种情形即属于“不能取得患者近亲属意见”的法定情形，也就是说，在此之下，医疗机构无须近亲属签字即可手术而不用承担赔偿责任，假如怠于立即实施相应的医疗措施导致患者受到损害则需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很显然，新出台的司法解释，较之以前，更加明晰了医疗机构在处于紧急情况下的权利、责任和义务，这有助于规范医疗机构行为，也能够保障生命垂危等紧急情况下患者得到及时救治。
是的，“李丽云事件”已经过去10年了，类似悲剧也该画上个句号了。

夜幕之下，十几辆跑车在公共道路上狂飙，与此同时，网络上正在同步直播，数百人在线观看，相关视频被转发后，短短几小时内，围观的网友就超过了10万人——这是发生在陕西西安的真实事件。
眼下的景象，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电影《头文字D》中的火爆场景，只不过，现实的街头飙车远不像影视作品中那么酷炫浪漫，与速度激情相伴的，常常是死亡和鲜血，但这种游走在生死边缘的冒险，却是赚取流量的“利器”，于是成了网络直播的新宠，巨大的围观效应又进一步刺激和助推了飙车行为，在一些地方，深夜飙车竞赛甚至长期以半公开的方式存在。
也同网络直播有关，这些天，自称“中国无保护高空挑战第一人”的吴咏宁失手坠楼身亡事件受到广泛关注。某种意义上，网络直播是导致吴咏宁一步步走向死亡的重要推手之一。
许多人将2016年称为“中国网络直播元年”，这一全新的技术形态，吸引了大量资金和从业者，有数据显示，早在2016年上半年，网络直播用户就已达到3.25亿，并呈现出爆发式增长。而与此同时，网络直播的泛娱乐化、暧昧经济以及群体性孤独等等也逐步显现出来。
2016年，有4000多个涉嫌严重违规的表演房间被关停，此后，包括《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等政策相继出台，管理部门开始从制度上对网络直播进行规范，一些色情、低俗、秀下限的直播少了，但网络直播背后依然暗流涌动。
经过初期的野蛮生长，网络直播行业目前正处于阵痛和整合阶段，一些直播平台和网络主播的日子其实并不好过。数据显示，直播行业的前五名中，已有4家出现了活跃用户的持续下滑，与此同时，大量貌似光鲜的网络主播的收入连维持生计都难，许多人甚至加入了讨薪大军。在这种情况下，眼球和流量决定着直播平台的生死存亡，诸如高空无保护攀爬、街头飙车等直播开始粉墨登场，不断撩拨公众神经，一些自身就面临生存危机的平台，则试图用“死亡元素”令自己起死回生。
如果说网络直播是传播媒介的一种，那么眼下的乱象，则同传统媒体发展之初的情形有不少相似的地方：新闻报道充斥着色情、暴力和大量未经证实、有违公序良俗的内容，于是后来才有了“把关人”制度和一套严密的媒体运作规范。眼下包括网络直播在内的新兴媒体似乎有着极强的技术优越感，也似乎可以在一夜之间将传统媒体击打得溃不成军，但事实上，许多新兴媒体眼下的火爆，同传统媒体兴盛之初的情形并没有太多差别，传统媒体走过的路，新兴媒体同样绕不开。一个社会有一个社会的运行秩序与逻辑，媒体也一样，总是靠着“尺度流量”和“无底线传播”左冲右突，终究难以行稳致远。
我们有幸身处于一个网络科技大爆发的时代，而且这种爆发仍在持续进行之中。但我们也常常会隐隐有种网络走得太快，有点跟不上的感觉：网络管理、规范滞后，个体的时间支配、情绪心理紊乱，而诸如攀楼、飙车这样的“死亡直播”也一再引发全社会的关注和大讨论。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所要做的是勇于直面和解决问题，尽量地让自己不那么被动，类似攀楼、飙车这样的“死亡直播”长时间存在、直到闹出大动静才去关注，这样的情况就显得有些后知后觉了。

12月10日上午，西安市一名女子从11楼坠落，正在巡逻的保安李国武看到后，立即上前去接该女子，却在瞬间被砸倒，两人双双死亡。西安市市长批示，支持给李国武申报“见义勇为”称号。（12月14日《北京晨报》）
有人认为，保安的事迹感人，精神可嘉，但这种做法不值得提倡，理由是会白白搭上一条生命。市长的批示，态度鲜明，体现了明确的导向与应有的担当，对见义勇为的英雄，就是要大力表彰，以弘扬人间大爱与正气。
一个成年人从11楼坠落，冲击力巨大，伸手去接确实冒着很大的风险，成功的可能性并不高，但在那生死瞬间，根本就无暇考虑，也来不及使用相对安全的方法。除了挺身而出冒死相救，并无他途。保安也是成年人，肯定知道临危赴难的风险，能勇于上前，没有退缩，是一种出于本能的良善与大爱在发挥作用。险情即是命令，哪有时间考虑成不成功、值不值得？
2011年7月，在杭州一住宅小区，一名2岁女童突然从10楼坠落，吴菊萍奋不顾身冲过去接住了孩子，平凡女子在生死瞬间创造了爱的奇迹，被称为“最美妈妈”。2013年11月，浙江湖州保安李迎福，伸手接住从7楼坠落的女子，轻生女子得救，他却身受重伤，终身瘫痪。从吴菊萍到李迎福再到李国武，都是在危难之中挺身而出。有的救下了对方，有的双双遇难，无论最终的结果如何，其价值与意义都是一样的。
生命无价，正因如此，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就要尽百分百的努力，救护生命不能以成败来论值不值得。如果都害怕失败，那成功从何而来？试想一下，如果当初吴菊萍或李迎福稍有犹豫的话，哪来对方的获救？李国武为救人付出了宝贵的生命，结局令人痛心，但英雄的壮举无愧于天地。吴菊萍获评为全国道德模范，李迎福也获得“全国见义勇为模范”称号，即是全社会对这种舍己救人精神的高度肯定。
保安李国武因接坠楼女子被砸身亡，其生命最后瞬间迸发的光芒更显耀眼，其大义精神必将激励世人，用无畏无惧之心去呵护生命。

浙江慈溪秦女士在某银行取款22400元，银行却给了她24000元。事后，银行讨要多给的1600元遭拒。秦女士坚称，银行规定储户钱“离柜概不负责”，她也“离柜概不负责”。
双方闹上法庭后，毫无悬念地，秦女士败了。毕竟，“离柜概不负责”的店堂告示大不过法律：法律上，储户被银行多付的钱属于不当得利，储户不退还，“妥妥的”违法。即便如此，不少网友不服气了：“离柜概不负责”以往是有些银行说的，轮到自己的时候，就来双重标准？
但事实上，“离柜概不负责”之类的不公平格式条款，对谁都没有约束力，若银行少了储户的钱，离柜后照样得赔。不管谁拥有“最终解释权”，违反法律规定都是无效的，这是常识。而秦女士对一个店堂告示较起真后，网友一边倒地支持她，未必是都不懂法律，而是对一贯的霸王条款做派的声讨。
讲真，我已经很多年没在银行看到“离柜概不负责”的牌子了。但从网友反馈看，这类告示可能并未完全消失。秦女士的遭遇对此显然是种鞭挞：有些霸王式思维不改，指不定什么时候会“反受其乱”。
这些霸王条款中，“离柜概不负责”的告示或许是少了，可其他店大欺客式做法仍有很多，比如媒体频密曝光的储户卡未离身却被异地盗刷，有的明明跟银行管理漏洞有关，可很多银行“概不负责”，当起甩手掌柜。到头来，进入司法程序后，银行通常都会被判担责。
回到该事件上，“钱给多该退”无疑打了“离柜概不负责”一耳光。而“离柜概不负责”这种老皇历，也该扔进观念垃圾堆了。就算有些银行本意在提醒储户认真核对、以免受损，那也无法撇清自身核对之责。妄图拿单方制定的“离柜概不负责”为自己卸责，只能是妄想。

共享单车企业一直苦于找不到赢利模式，却不承想被小广告发现了商机。近日有市民发现，平时干净漂亮的小黄车、小橘车纷纷患上了“牛皮癣”，车身到处被贴上小广告，有更大胆的则把广告做成布套，套到单车车座上。奔跑在大街小巷的共享单车变成了流动广告载体。对此，摩拜单车一怒之下将小广告公司告上法庭，索赔100万元。
找不到持续、合理的赢利模式，是困扰很多共享单车企业的问题，有些共享单车企业已经因为经营不善而倒闭，退出了市场竞争。但是让很多人没有想到的是，一些俗称为城市“牛皮癣”的小广告，却打起共享单车的主意来，把大量的“牛皮癣”贴到了共享单车的身上，共享单车成了免费的“广告单车”。甚至很多不明就里的市民百姓，看见有些共享单车上面的小广告，还以为是共享单车和其他企业达成了战略合作关系。
如果说共享单车是一种创新的话，那么把“牛皮癣”贴上共享单车，显然不是什么创新。换言之，贴到共享单车上的“牛皮癣”，也还是“牛皮癣”。这些“牛皮癣”的存在，不单单是损害了共享单车的利益，让本来干净整洁的共享单车变成了大花脸，同时也影响了市容市貌，城市环境。更有甚者，一些小广告本身就隐含着虚假、诈骗信息，已经涉嫌违法，也对公众的合法利益构成了威胁。
忍无可忍的摩拜单车，终于拿起法律武器维权，把张贴小广告的公司告上了法庭，并且索赔100万。在这个基础之上，摩拜单车还将设立“小广告举报热线”，接受用户对张贴在共享单车上的小广告的举报。这些措施，都是很有必要的，我们也希望广大用户能够配合共享单车的打击小广告行动，毕竟这也是为了城市环境负责，为自身合法权益免于遭受侵害负责。
不过由这个小广告占领共享单车的事情，也带给广大的共享单车企业，其他企业一个重要的启示，那就是与其任由非法违规的小广告大肆占领共享单车，为什么不主动有所作为，让共享单车成为正规企业、合法广告的广告载体呢？共享单车作为共享经济的代表性力量，近年来具有极高的曝光率，同时它作为交通工具的特性，意味着可以把广告从一个地方带到无数个地方，让广告的效应得到极大地扩散。
对于共享单车企业来说，一方面要对共享单车身上的小广告进行甄别，凡是违法违规的“牛皮癣”要坚决给予清理、举报和打击，如果是正规企业投放的小广告，则不妨主动联系企业商家，和对方进行战略合作；另一方面，共享单车企业要积极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引入正规合法的企业广告，把其作为一项新的赢利模式，和其他企业实现共赢。

“无人驾驶”路测终于放开。或许，在科幻影片中自动驾驶的未来场景，将不再遥不可及。
据新京报报道，北京市交通委联合市公安交管局、市经济信息委等部门，制定发布两份指导性文件。根据这项新政策，在中国境内注册的独立法人单位，进行自动驾驶相关科研、定型试验，只要符合国家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规定，满足在指定区域、指定时段内测试，购买交通事故责任保险或赔偿保函等条件，即可申请临时上路行驶。
北京市的自动驾驶汽车路测新政，可以说是为“无人驾驶”在地方层面实现法律破冰。这对于方兴未艾的国内人工智能汽车产业将是极大的利好。
众所周知，“无人驾驶”走出实验室、步入生活，道路测试是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环。只有在真实道路上，自动驾驶车辆才能觉察不足、改进工艺；也只有经过了真实道路的“检验”，“无人驾驶”才会更安全，更为公众所接受。今年2月中旬，谷歌汽车在道路测试中，与一辆公交巴士发生剐蹭，需要“承担部分责任”的谷歌，便对软件作了“亡羊补牢”。
实验室固然可以模拟成千上万种路况，但是，真实的路况有无限的可能。无人驾驶只有在实际的路况中大量学习，才能在将来有一天最终获得合法的驾驶牌照，让人类放心。如今，国内的互联网巨头已经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进行自动驾驶汽车的研发，而从实际情况看，各企业也已经到了走出实验室，而在实际路况学习的关键时期。前不久，深圳一款自动驾驶公交车上路运营，也曾引发人们的极大关注。
在这个互联网科技勃兴的崭新时代，许多熊熊燃烧的创新之火，往往会行走在法律边缘，或者法律的模糊地带，甚至超出了现有法律的范围。这些情况都是正常的。任何创新都不应该损害公共利益，不过，符合公共利益以及技术趋势的创新，也理应获得法律的回应，应该获得一张合法的出生证。
自动驾驶汽车也是如此。此前，虽然有国内自动驾驶汽车上路领到了罚单，在法律没有修改之前，这无可厚非。但更重要的是，无论是为了呵护创新，还是拥抱未来，我们都需要给自动驾驶或者自动驾驶路测一个法律上的说法。
目前，在自动驾驶领域，美国和中国可以说是走在世界前列的两个国家。值得借鉴的是，2011年，美国内华达州即制定无人驾驶法律，2012年为谷歌颁发了首例汽照，允许其汽车上路测试。紧接着，加利福尼亚州、佛罗里达州、密歇根州等也都制定了相关法律，为“无人驾驶”路测打开大门。美国联邦政府正在抓紧制定相关规则，统一各州的路测规定。如今，谷歌汽车每天可模拟300万英里，相当于往返北京和上海2000多趟。
中国要想在人工智能领域实现赶超，从法律和制度上为自动驾驶汽车放行，是必不可少的措施。北京市的做法开了一个好头。
十九大报告提出，要“突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科技创新已经成为新时代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同样，在代表现代科技的“无人驾驶”上，要实现“弯道超车”，也亟须更有力的政策支撑。当然，如何让政策破冰成为更多地方，乃至国家层面推动创新的有益尝试，需更多实验和探索。而诸多事件和政策表明，通过制度创新为技术创新提供支持，让制度为科技创新助力、保驾护航，已是时代共识。

公共政策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事关地方形象和政府威信。最近几年，无论是各地的限购、限牌政策，还是整治“开墙打洞”、“煤改气”等环境治理方面都引发不小的争议。一项公共政策的出台应该经过哪些合法程序？执行的过程中如何避免“一刀切”？当政策与民众利益严重相悖时候，又该如何纠正？凤凰网《政对面》第七期对话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教授任剑涛。
以下是《政对面》对话任剑涛实录精编：
政对面：公共政策与每个人的生活密切相关，但也有这么一个奇怪现象，比如北京的一个有关于住房政策的公开征集意见，最后只征集了50多条，您怎么看待这样的结果落差？
任剑涛：这里有几种可能，第一个就是公布了50条，可能远远不止50条，因为一般对自己切身利益有关的事情，公众还是很乐意参与的。另外一种可能就是这个政策影响力有限，征求意见征求了半天，也没有反应出我的意见，大家就冷漠了。第三种可能就是，这50多条可能对政策制定有影响，政府部门公布出来，你看看我们征求了这50多条意见，我们制定的政策跟这50多条意见都有关。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征求公民意见的这种方式，并不是一个制定公共政策的有效征求意见途径。
一个部门要替所有部门来接触公众，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公众是分散的，有效的征求意见要把你这个政策直接相关公众群体动员起来，征求意见先要有个政策动员和说服过程，然后才有政策解释，公众才会有所了解。公众对此做出适当的反应，发表理性的意见，进而才能甄别对政策制定有用的意见，然后纳入政策制定程序，最后政策才出台，这里面涉及到众多环节。现代公共政策制定的程序是不能省略的，一番下来决策看起来是慢了一点，但最后的决策效果很有保障。我们现代公共决策必须要有这个的练习阶段。
服务型政府实际上是一个中国特色的提法，因为从政府本身成立的目的意义上来讲，你政府不服务我要你政府来干啥呢，政府本质上就是服务。如果是掌舵性的管理，一天指挥我这样，一天指挥我那样，那这种掌舵式的管理其实不符合现代管理，现代的公共管理特别强调是划桨而不掌舵。
政对面：划桨不掌舵？
任剑涛：划桨是指你跟政府一起来划，往哪里划大家一起来建议，政府动员支援，来进行解释说明。但掌舵的就是这个船往哪里开，那么细微的事情就不处理了。新公务管理在中国也已经流行了差不多20年了，我觉得这种观念大家也能够接受，但事实上要做到恐怕还要剥几层皮才行。
政对面：您觉得最难剥的一层皮，或者您所说剥这几层皮到底是哪几层皮？哪一层皮您认为是最难剥的？
任剑涛：第一是权力的皮，力量的力。手中掌握着权力觉得不用一下就不舒服，如果要划桨而不是掌舵，可能就会觉得不像拍板的时候那么及时、那么有成就感，所以首先是要剥权力这一层皮。第二层皮就是权利的皮，利益的皮。中国民众的公共训练不足，只有跟私人利益密切相关的时候，你想剥他私人利益这层皮那打死不干。他可以站在高处指责你这个权力糟糕，但是你要说权利的主体，利益的主体糟糕他绝对不同意。他把一切过错可以推到别人身上，我自己是纯洁无比、高尚无比的。
所以权力和权利两层皮都需要剥，就是权力这一方要有两种利益考虑，第一自我利益，自我利益并不是卑鄙的。另一个有他的自我利益，因此双方自我在碰撞的时候那就得考虑一个公共利益。在公共治理面前，公民们要学会超脱个人利益考虑大家共同的利益。
对权利来讲，权利不是慈善，你要它发善心考虑一下我们的利益不可能。现在最大的麻烦是什么？两层皮都没有剥下来，公民在个人利益来的时候很浩然正气，公共利益就不闻不问，那政府就觉得没有压力。只有成长为一个公共行动，那政府就知道打发一个人不行，我不是散装货，后面有一帮人在那里等着呢。
剥皮目的不在于说要把人家剥得血淋淋露出本来面目，而在于凸现公共性，让公共政策真正能够满足所有显在和潜在的受众们的共同期待。
政对面：如何去凸现公共性，按照我自己的理解，最后只有一条道路就是要步入法治轨道。之前像美联航亚洲乘客被打之后，就是通过法律诉讼获得了巨额赔偿。法律途径解决问题，是不是能让中国的公共政策更加具备公共性？
任剑涛：这涉及到我们社会一个非常巨大而艰难的转型，中国是诉诸人情的社会，目前我们的社会来说没有建立法的信仰，所以像亚裔乘客被美联航打了之后然后由律师出面诉诸法律程序，首先美联航经不起旷日持久的法律诉讼，比它现在一锤子买卖赔偿那损失要大多了，而且中间所面对的群情汹涌的公共舆论那可能把美联航淹没了。双方都相信法律，那位亚裔诉诸法律程序，彼此就达成了一个和解的协议。就像中国为什么校园霸凌解决不了，因为不少法律专家都在那儿侃侃而谈，觉得小孩应该以教育为主，我就强调对其判重型是最好的教育，惩罚一个教育了大多数，结果我们放纵了一个使大多数人都跟着放纵。对我们来说一个大的问题首先要从人情社会转变为法治社会，要建立起大家对法律的信仰。
案件要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和法律条文来裁决，大家就会觉得靠法律有望，不用打电话到处找熟人了，于是逐渐建立起法治心理。法律的程序上有一个综合，能让大家对公共目标有认知，树立起法律的权威，就可以解决很多公共政策制定当中的缺陷问题。然而，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以道德代法律，带来的结果非常糟糕。
政对面：作为公民的话我要参与公共决策，首先政务信息得公开，至少我能知道政府在做什么，或者说要做什么，目的是什么。但很大程度上许多部委的信息我们是拿不到的，或者说你要去查询，去质疑的话，他们会说涉及国家安全，然后这样一个理由直接给打发了。所以说，目前我们还是依赖政府部门自身去主动公开。
任剑涛：对一个网络时代的政府来讲，网络上公布的信息在政府看来对自己有利公开的已经公开了，现在最大麻烦是一个正面可为的清单，和一个负面不可为的清单不清楚。
但是另外一方面给出清单不在于是政府本身的作为，我始终觉得外部压力非常重要，那外部压力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每个人遭到了委屈去投诉，那就构成了社会压力，这样政府不得不公开。政府如果没有公开，我就坚决要求这个信息得公开，不公开的真正原因是什么，那么政府也受到了规训。政府、市场、社会三方互动才会有一个比较良善的后果。
政对面：以上我们谈的住房、教育、城市治理等公共政策都引发过很多的争议，我也特别想跟你聊聊政府政策到底能够怎么样去进行互动，或者说我们说的良性互动，想听听您有什么样的高见？
任剑涛：也不能说有高见，我觉得应该允许专业和非专业的各方面的自由表达，这样可以把我们公共政策面临很多问题敞开来，使得大家能够比较理性对待政府的公共政策。一方面对政府我们也有表扬，另一方面也有建议，当然也免不了批评。但是整体说来我们是向善性的。善意的建议、善意的期待、善意的发展，这个对政府和社会都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
政对面：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谈到政务公开，我们知道无论是从国务院层面还有地方政府层面都在利用网站或者利用新媒体去积极的发布、回应社会的热点。前不久，海南省一个商务厅的局长因为没有及时去公布相关信息，然后被记过处分。有这样的问责先例，是不是可以说，未来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原则将能真正落以实处？
任剑涛：政府在这方面的进步还是明显的，政府做的对的我们要不吝表扬，做的不对的我们要坚决批评，所以政府这样做值得赞赏，证明的真心诚意在推动这个事情。一个政府机构面对公众积极公布他的正面要做的事务清单，要避免的事务消极的清单，或者叫负面清单，这是一个极大的进步。
政府掌握着公共权力，面对公众公开事务天经地义，你不公开政府事务就要承担责任，现在追责机制在建立起来，表明政府对自身公共责任或者服务性的目的有了很好的了解。一方面是公众信任政府，另一方面政府的作为更是有法可依，双方积极互动，那我们这个社会才能越来越美好。

一段时间以来，“煤改气”成了各大媒体的常客。一方面，公众明显感觉今年空气质量好于往年，就连以往的雾霾重灾区河北，入冬以来也是蓝天白云常伴，这其中，“煤改气”“煤改电”功不可没。另一方面，在“煤改气”推广过程中，也伴随着一些不适应、不协调的问题，“气荒”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目前，随着多个部委的介入，很多地方的“气荒”等问题已经大幅缓解。
问题之所以会出现，其实并不是“煤改气”所造成的，也不应由此而否定如今在小城镇和农村大力推广的“煤改气”。这里有一个基本的国民权利问题，凭什么农民就不能享受天然气供暖，难道享受清洁供暖只是城里人的福利和特权？
从全球范围来看，发达国家大约在20世纪70年代就完成了石油和天然气取代煤炭的过程，实现了能源的清洁化和现代化。中国以外，全球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占比已经降低到17%左右，而我国这项指标是62%。而邻国日本，大约在1970年以后，农村便不再用煤。
有的人说，天然气供暖农民用不起。但是，如果我们把享有“清洁供暖”当做一种普惠性的国民福利来看，那么，这就不是问题。如果城市居民享受天然气供暖是有补贴的，那么各级政府也应该为“煤改气”“煤改电”的农民提供一定补贴，让他们用得上、用得起清洁能源。
但现实总是非常吊诡。今年采暖季，因“煤改气”新增天然气需求量为50亿立方米左右，只占全国天然气消费量（2000亿立方米）的2%-3%，而在今年夏季，甚至还出现天然气供应过剩。由此，我们需要问的问题是，仅仅增加了2%-3%的需求，何以就出现了大面积的气荒？为什么后来国家发改委等多个部委介入协调之后，“气荒”又大面积缓解。
这其实和我们现在的天然气总量是否紧张关系不是太大，而是在城乡二元体制下，天然气供暖作为一项公共服务长期配置失衡。在这种供应结构失衡的情况下，天然气供应方偏爱大中城市，而选择性忽视了对小城镇和农村居民的保障供应。
当下，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种不平衡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农村公共服务的欠缺。如果我们把“清洁供暖”当做一种普惠国民福利，那么在农村无论是煤改气还是煤改电，都是一种趋势。这也是在弥补长期以来农村公共服务不足的历史欠账。
保障每一个群体“清洁取暖，温暖过冬”，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需要各方目光长远，早作谋划。

又到年终岁尾，全国总工会日前制定《基层工会经费收支管理办法》，就工会经费用于职工的各项开支做了全面、细致的规定。规定要求，逢年过节基层工会可以向全体会员发放节日慰问品，职工生日可以发放生日蛋糕或蛋糕券，职工婚丧嫁娶等可以给予一定金额的慰问金，职工退休离岗可以发放一定金额的纪念品。
一连串的“可以”，体现出工会组织对职工正常福利获得的关注。这里面，既有以前就有的节日慰问品、生日蛋糕等“常规项目”，也有婚丧嫁娶慰问金、退休离岗纪念品等新增项目。
近年来，每到逢年过节，就有一些基层教师、公务员、医生或其他单位职工认为，单位现在太“扣门”，端午的粽子、咸鸭蛋，中秋的几块豆沙月饼，还有过年时的一点炒货和零食都不发了，以往曾经有过的生日蛋糕也没有了，以至于许多节日都变得“光秃秃”的，一点热乎气也没有。
对于这种不加甄别、“一刀切”砍掉职工福利的做法，不少基层职工表示不理解：因为许多就是正常的合理福利。
年节的一点慰问品，固然可以换算成一定的金额，多少也是一笔开支。但是要知道，这些开支都在正常范围之内，与浪费、腐败无关，也并非“不正之风”。基层单位以工会为单位，利用工会经费为大家发一点小福利，无非是活跃一下气氛、增加一点组织的黏度，热闹热闹而已。只要不涉及高额、变相发放奖金、津贴、补助，当然没有问题，大可不必大动干戈。
此前，中办、国办发布通知明确指出，保障干部职工按规定享有的正常福利待遇。而中纪委的机关报也曾经发文认为，一些单位拿掉应有职工福利绝非反腐。
当然也得承认，现实中确有一些人以福利之名谋私利之实，但这需从资金管理、使用、审计方面去着手限制和约束，不宜将问题简单化，把本就微薄的职工正常福利也砍掉。反福利腐败，是应该且必须的，但这并不等于取消职工福利。这样的“一刀切”做法，会伤害一线职工的感情，也会影响民众对国家政策的理解，甚至可能也会转移话题焦点，从而放过真正需要引起注意的滥发奖金与津贴的现象。
事实上，早在2014年7月，全国总工会就下发过《关于加强基层工会经费收支管理的通知》，根据规定，基层工会逢年过节可以向全体员工发放少量节日慰问品。2015年1月，全总又下发“补充通知”，详解了“年节”为元旦、春节等7个节日，“节日慰问品”为符合中国传统节日习惯的用品和职工群众必需的一些生活用品等，并将“少量”确定权交由省级工会等。
按说，这些规定已清晰地界定了正常福利的标准与范围，只要在发放中做到公开透明、恪守边界，并无问题。说到底，基层职工的正常福利也是需要保障的。
此番全国总工会公布新的基层工会经费收支管理办法，其实不仅明确了“四个可以”，也列出了“八个不准”，诸如不准使用工会经费请客送礼；不准滥发奖金、津贴、补贴；不准使用工会经费从事高消费性娱乐和健身活动等等。应该说，这是充分考虑到了一些基层的复杂情况，既有人性化的倡导，也有清晰的边界，相信会是广大基层职工的福音。
积极推进普通职工特别是一线职工的正常福利，是工会组织的责任。我们当然反对隐形福利、滥发福利，但若一些基层单位随意褫夺职工的正常福利，也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并不可取。

《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7)》近日发布。报告指出，留学安全需要引起政府、社会、家长以及留学生本人更大的重视。根据中国教育部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54.45万人。但是近些年来，随着留学生群体的增大，频发的留学安全事件也成为不得不正视的问题。
另一份报告《2016留学安全调查报告》显示，出国前对留学目的国的文化风俗、社会状况和法律等方面进行过系统学习了解的学生，仅占9.4%，在发生校园枪击、恐怖袭击事件，或遭遇抢劫、绑架时，明确知道该如何应对的留学生只有20%左右，34.5%的留学生表示当遇到安全威胁时不知道如何应对，56%的学生表示并没有掌握急救常识。由此可见，留学生安全教育和培训是多么急迫。
留学生安全问题频发有着多层面原因。首先，国情不同，留学生所面临的安全问题与国内是不一样的，在我国，政府对枪支、毒品等有着严格的管制，所以，人们可以比较少地考虑这个层面的培训和安全教育，抢劫和绑架事件也少，人们没有这方面的担忧；其次，学生的生活环境不同，在国内，各方面有家长来照顾，或者提供安全参考，但在国外，留学生们则只能依靠自己，生活经验不足，遇到问题自然处理起来没有经验；最后，受文化冲突等方面的影响，留学生们面临着很多的生活难题和心理安全问题，又加上在父母溺爱下长大的孩子比较多，他们缺乏自我调节能力和抗挫能力。
除了以上原因外，家长不重视安全教育也是必须正视的问题。观察身边正在忙着出国的学生，我们不难发现，家长在准备孩子的出国事宜时，往往把精力都花在了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上，把孩子出国留学当成了国内的高考，似乎只要成绩达标，国外的学校提供了就学机会，一切就搞定了。但现实是，国外留学与在国内读大学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国外留学留的不仅是“学”，还有生活、生存等各方面的问题。
正如报告所指出的那样，留学安全需要引起政府、社会、家长以及留学生本人更大的重视。在家长层面来说，对是否要送孩子到国外留学要有早的打算和准备，比如要注重培养孩子的独立生活能力，关注孩子的心理需求，提高他们的自我排解能力和抗挫折的能力。另一方面，父母作为孩子的第一责任人，应该对孩子进行留学前的安全教育培训，毕竟，人身安全才是留学安全的首要问题。在留学机构、学校等层面，教育部门应该出台相关规定和细则，将留学生出国前进行安全教育和培训制度化，让孩子们能够“羽翼丰满”地去留学。对留学生而言，提升自我保护意识是确保留学安全最重要的方面；应当与父母、监护人、当地相关机构、中国驻当地使领馆、学生会等保持密切联系，并强化自己的防范意识、法律意识。
有专家建议，留学生要学会如何“远离风险、智慧避险、紧急脱险”。实际上，在国外什么地方和情况下是危险的，怎么样才能紧急脱险，如何应对恐怖袭击，该怎么紧急处理枪伤等，都属于安全技能的层面，这些东西，如果不去专门学习和培训，就难以掌握。应该意识到，安全问题没有国界的分别。接受安全方面的教育和培训，应该成为每一个留学生出国前必须达标的“自考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