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一下

科恩采访艾未未全文：
   
    2015年1月29日，纽约伊桑•科恩艺术画廊负责人伊桑•科恩在北京采访了中国异议艺术家艾未未。以下是根据采访视频翻译的中文副本。
   
    艾未未：我是艾未未，非常高兴能参与“第32届社会研究大会”。作为一名居住在北京的中国艺术家，我的生活一直被政治压力所打断和扰乱。我的艺术创作一直处于监视之下。我的所有联系、电话号码、电邮均受秘密警察监视。目前我没有旅行权，我没有护照；直到现在我都没有机会在北京举行自己的艺术展；我的名字不能出现在中国的社交媒体和互联网上，没有人可以在报纸或杂志上讨论我的艺术，或是批评我。因此，在这个社会里我就像一个不存在的人。
   
    科恩：你的艺术在中国被封杀是因为你的政治立场？还是你的艺术？
   
    艾未未：我认为我的艺术被封杀既由于我的政治立场也由于我对艺术，即我的艺术作品对艺术本质的非常不同的态度和理解。我的艺术介入了社会活动，并试图提高社会对社会正义和公平的认识；不仅于此，它还关系到个性、个人自由和言论自由。所有这些品质被认为是一种政治态度或政治原则，而这是这个所谓的集权社会所惧怕和不允许的实践。
   
    如果看看中国历史，这种情况不是从我才开始的。1949年中共取得政权之前，他们对艺术就有了非常强烈的认知。1942年在延安，中共对艺术应该是什么、什么样的艺术实践是不被允许的等等，就建立了非常明确的原则。甚至今天，这样的原则仍被用于中国的文学艺术界。原则上，每一项艺术作品都必须成为共产主义斗争的一部分，即必须得到党的精确衡量和审查，必须是为党服务的。虽然名义上是为人民的，但人民并没有权利参与，所以人民的权利被党代表了。这就意味着每一件作品都要受到审查。共产党说得很清楚，“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并靠笔杆子维持稳定，即写作和艺术。因此，媒体的言论表达总要受到审查和控制。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维持社会稳定。
   
    科恩：什么时候政府开始对你进行攻击？对你和你的艺术活动进行打压？给你制造麻烦？关键性时刻是在什么时候？为什么？
   
    艾未未：我对政府及其审查制度和严酷待遇的经验从我从事艺术活动前很久就有了，我父亲受迫害，被流放20年，没有写一个字的可能性。从美国回国后，由于审查制度，我甚至不想搞艺术了。由于没有讨论当代艺术的空间，我就做地下书籍，即《灰皮书》和《白皮书》，来促进地下文化。到 2000年，我在上海开了艺术展，因为觉得上海比较安全。我住在北京，上海对当代艺术的经验较少，该艺展名为《不合作方式》（英文名Fuck off）。开展几天后就被封了。
   
    只是到了2005年，我能上网了，我感到自己极为幸运。我可能是首批活跃于互联网上的艺术家之一。2008年中国发生了四川地震，举行了奥运会。我在网上非常活跃，既是为四川地震死亡人数的调查，也是为了与之有关的艺术创作，并因此此导致了跟警察的严重冲突。
   
    当然，国家不愿这些信息被披露出来。作为一名艺术家，我认为这是很基本的事实真相，是我们表达言论的基础。作为一名艺术家，我可以找到一种形式来真正地表达这种信念。所以，通过互联网发动义工，我们去了四川地震灾区做调查和纪录片，发现了死于地震的5000多名学生。这是我开始站在对抗国家谎言前沿的关键时刻。
   
    每天我把当天发现的学生名字贴到新浪博客上去，数十万人跟踪我的行动、转贴我们的发现，这使当局做出决定关闭我的账号。在法庭的一次作证期间，人权活跃人士谭作人的辩护律师——他也是我的律师，要求我出庭为谭作人作证。我们去了四川，当天晚上警察闯入我所住旅馆的房间，殴打我，我被打成脑出血。如果没有2009年秋天在德国慕尼黑那次手术，我早就没命了，不可能在这里。这使我的抗争和争论更为强烈。
   
    科恩：你是否认为中国社会未来会有很多“艾未未”？当局怎么对受过教育的数十万中国学者、商人、律师、医生进行镇压？中国已经有了你所讲的公民社会，中国学生在海外留学，他们回国后难道不希望在这个社会里得到他们在外面所享受的言论自由？
   
    艾未未：当然。今天随着全球化和互联网，随着中国和西方的广泛交流，他们试图进行的这种控制变得极端困难。每年，有5000在美和欧洲的留学生，他们带回去的不仅是知识，还有对现代社会、科学和文化的理解。每天我到购物中心、餐馆，所有认识我的年轻人都会要求跟我合影，跟我握手，或告诉我他们对我的处境有多理解。
   
    所以你看到，一方面国家的极端控制，另一方面自由的理念比任何时候都更强大。我认为对社会正义和个人自由的要求会越来越强大。
   
    科恩：你的个展正在世界各地进行。你的钢筋作品，即用被地震扭曲的建筑物钢筋做成的装置艺术，完美地再现了它们。你觉得中国政府理解你这件作品的意义吗？西方人理解它的含义，它正在摧毁（当局的）软实力和威望，展现所存在的腐败，展现中国政府试图掩盖真相。而你的作品把确实发生的情况大白于天下。难道政府对此不理解吗？
   
    艾未未：我不认为这个政府理解艺术。他们唯一理解的是宣传，即用艺术形式包装的纯粹或单一的信息。因此，他们害怕的是包含多层次和多含义的艺术，甚至是含义不清的、有不可表达情形的艺术，他们会认为这是危险的。所以，如果某样东西可能是危险的，被认为对社会有威胁，那么审查制度就来了。所以，国家和当局不仅把审查制度作为一种原则，因为所有画廊根据规定他们必须在艺术展开始前向当局递交作品，尽管这一规定并没有确实实施，但是每个画廊都知道这个规定可以威胁到他们的生存，因为当局可以随时前来干预，说必须关闭你的画展。他们永远不会给你明确的理由，只会说这件作品不能展出，或者，像早先那样，他们会说因为不符合火警要求，甚至断电。但是今天，他们没有那么粗暴了，但有了文化警察；画廊也会跟当局进行周旋，他们会抹掉名字，或撤下作品，或在声明中暗藏他们的信息，以此图生存。这种情况在中国非常普遍，几乎每一次艺术展都会出现。
   
    科恩：对你描述的情况能不能给出一些具体的例子？你个人经历和遭遇的麻烦？
   
    艾未未：过去几个月就有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在上海举行的一个艺术展中，我被包括在内，这是由上海市政府做的最大的当代艺术展（《中国当代艺术奖15年》，2014年）。这项艺术展有6项当代艺术奖，展出过去15年中被选出的数百名年轻艺术家的最佳前卫当代艺术作品。我曾担任了该奖项前三届的年度评委。由于这是个历史展，必须出现我的名字，因为我曾在那，我是选出这些艺术家的原评委。画展开展前20分钟，警察前来要求该艺术展把我的名字从墙上去除，因为所有名字在展前都已经印在墙上。他们几乎没有时间，必须重新贴全部墙纸，用吹风机吹干，因为20分钟后人们就来看展览了。在开幕式上，策展人乌利•希克很生气。在其主题演讲中，他站起来，说这是无法令人接受的事情。当然，他讲一口完美英语，但是后来他才发现，翻译根本就没翻他那句话。我的作品被撤除，我的名字被拿掉，展场上有大约30、40位中国最佳艺术家，他们都知道我，尽管其中的多数都是我评选出的最佳艺术家，但所有艺术家都没有——哪怕一个人——出来表示质疑，说，“嘿，这是历史事实，我们应该尊重。”没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
   
    大约一、两个月后，北京的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做一个艺术展，纪念我在“中国艺术文件仓库”时的同事戴汉志。戴汉志是早期推动中国当代艺术的外国朋友，他过世了，这一艺展是献给他和我们早期活动的。 “中国艺术文件仓库”是戴汉志、傅朗克和我三人创建的，是我们成为中国首批当代艺术画廊之一的基础。我们做了很多事情，在90年代帮助了很多年轻当代艺术家。
   
    我甚至没有得到那次画展的邀请函。从别人的邀请函上我得知，所有艺术家的名字都在上面，除了我。我英文名字A起头，总在最前面；而他们的名单是从C开始的。我感到很惊讶。我并不惊讶审查制度，我惊讶这种自我审查。他们可以很容易地说，“这是一段历史，我们并没在讲艾未未，但我们在讲历史事实。”他们也没有说是戴汉志和我一起创建了这个机构，而是说“他跟某人”，我变成了某人。因此，我说，好吧，那我就把我的作品撤出。那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自我审查案例。后来我去问警察，为什么我的名字不能出现在那个艺术展上？警察说，“未未，你知道，我们从来不审查这样的外国画廊，这是他们自己（所为），你应该告他们。”这是秘密警察给我的具体回答。
   
    科恩：告诉我们，为什么中国政府不允许你出国？为什么扣押你的护照？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艾未未：2011年我被逮捕，时间不长，81天，但我彻底失踪了，连我妈、我的律师、整个社会都不知道我在哪里，我被置于一个秘密地点，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在哪里，因为我被带了黑头套，被送到了不明之地。在那里我被武警24小时贴身监控，连睡觉都有两名警察在我床旁监视，甚至我洗澡他们都必须站得很近，以至于警服都被打湿。我获释后，当然他们扣押了我的护照。每次他们都承诺会还给我，虽然没有迹象显示我会拿到，但他们仍承诺会还给我，所以我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4年了。我觉得还行，虽然我的自由被限制，但还可以工作，我的条件还是给了我很独特的地位和压力，使我的抗争、争论和言论变成具体真实的现实，我自己无法做到，只有强大的国家才能做到。我对这样的情况甚至感到有趣。唯一我要问的是：“为什么是我？为什么不是别人？”。
   
    我想可能因为我有太多像我父辈那样的经历。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55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在后来的文革和其他政治运动中很多知识分子被镇压。几乎无人可以因为自己争取言论自由而不被整肃。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及我在美国纽约的12年经历，使我理解了当代艺术、当代文化是如何与当代现实生活相联系的，这些给了我强大影响和心态，使我成为今天为基本权利和言论自由斗争的艺术家。我从不认为这仅仅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改善所有艺术家和所有人的条件。这些珍贵权利使我们成为我们自己、宣示我自己为个体，这些权利也是人生中最美好的部分。所以我从不为我现在的处境感到遗憾和后悔。
   
    科恩：81天的监禁怎样改变了你自己？怎样影响了你的艺术创作？你的艺术创作因此被改变了吗？
   
    艾未未：获释后，我开始意识到我的声音得到了很大支持，不仅来自中国，而且来自全世界，很多纽约、欧洲、香港和其他地方的艺术家、画廊、知识分子和普通人一直在支持我。他们支持我们的是什么？是言论自由。在中国，在政府对我的公司强行施加税收和惩罚之后，在10天内，3万人捐赠了900多万元人民币给我们，支持我们进行抗争、将他们告上法庭。
   
    我在监狱时非常恐惧，因为他们告诉我会被判刑13至15年，我的唯一遗憾是也许我没有机会让我儿子了解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所以我出来后，我总是要问我自己，我的艺术或作品能不能告诉我儿子或年轻一代，我是谁，生活是怎样的，为什么言论自由那么可贵。
   
    科恩：这次研讨会的主题是《对艺术的恐惧》，你在旧金山“恶魔岛”展出的作品让很多人意识到许多政府关押了很多知识分子和艺术家。那些关押他们的政府害怕你的艺术创作吗？
   
    艾未未：所有政府当局他们为什么害怕艺术？因为艺术对每一个人的意义都是非常彻底、清楚和敏感的，艺术能清楚说出真相，可以把一个复杂的问题简单、无辜地表达出来，可以非常强大，可以摧毁腐败的结构。因此，我觉得作为一名艺术家，有责任把这些非常基本的原则变成引人入胜、性感和可理解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我还可以称自己为艺术家。

艾未未内外有别的处境
来源：voa
纽约 —中国异议艺术家艾未未近年来一直过着内外有别的两种不同生活。在国内，他的日常生活、艺术创作、对外联系无一不受当局严密监控。他的社交媒体账号被封，护照被扣，名字不准出现在中国媒体上，他基本上是个社会隐形人；但在国际上，他的艺术展一个接一个地在北美、欧洲各国展出，他本人继续成为世界上最活跃、知名度最高的中国当代艺术家。上周四，艾未未应邀为纽约新学院（New School）讨论政府对艺术的恐惧为主题（Fear of Art）的研讨会作主旨发言。由于他护照被中国政府扣押，无法出国，只能以视频形式与会。
    

   *国内他是个不存在的人*
    
    在32分钟的视频中，他说，作为一名居住在北京的中国艺术家，他的生活一直被当局的政治压力所打断和扰乱：“我的艺术创作一直被监视。我的所有联系、电话号码、电邮均受秘密警察监控。目前我没有旅行权，我没有护照；直到现在我没有机会在北京举办自己的艺术展；我的名字不能出现在中国的社交媒体和互联网上，没有人可以在报纸或杂志上讨论我的艺术，或是批评我。因此，在这个社会里我就像一个不存在的人。”
    
    艾未未说，最近的例子就有两个：去年4月在上海举行 “中国当代艺术奖15年”展，他是这一奖项前三届评委，但“艺术展开展前20分钟，警察前来要求把我的名字从墙上去除。” 艾未未说，当时会场上有大约三、四十位中国最好的艺术家，多数都是艾未未参与评选出来的，但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表示质疑，“说，‘嘿，这是历史事实，我们应该尊重。’没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5月，在北京的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举行纪念他的已故荷兰籍好友策展人、艺术经纪人戴汉志的大型回顾展。主要内容就是戴汉志、傅朗克和艾未未三人创建的“中国艺术文件仓库”。但中心出于自我审查没有发给艾未未邀请函，并在对外宣传时隐去了他的名字。“他们也没有说这个机构是戴汉志和我一起创建的，而是说‘他跟某人’，我变成了某人。因此，我说，好吧，那我就把我的作品撤出。”
    
    艾未未今年1月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对他的监控无处不在，“我每次外出，都要告诉他们我要去哪儿。”“当我下火车的时候，会有人给我拍照。我去酒店时他们也跟着。”

 *国际上他的艺术活动频繁*
    
    但是，艾未未在国际上的艺术活动并没因为他的旅行权被剥夺而被打断，他的国际声望甚至不降反升。去年1月他通过视频参与在柏林举行的题为《中国梦：注意与性感》的座谈会；4月在纽约布鲁克林举办了首个大型作品展《艾未未：凭什么？》；9月在旧金山臭名昭著的监狱“恶魔岛”展出了“@Large”；10月，他的个展在英国的布伦海姆宫举行。今年4月，艾未未的户外装置艺术作品“铁树”将在加拿大梅耶尔公园亮相。目前他甚至通过Skype从北京导演正在德国拍摄的纪录片《柏林，我爱你》中的一部短片。艾未未六岁的儿子艾老和他母亲王芬已经在去年中移居德国。该短片描述分居两地的父子相互惦念之情。


伊桑•科恩是纽约的一位当代艺术经纪人，他是最早代理中国80年代当代艺术家作品的国际经纪人，艾未未是他最早的客人之一。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于上月底在北京采访了艾未未，并录制了这部在新学院研讨会上放映的视频。他说，艾未未的创作基本自由。“我们在北京会面，大约用了一个小时，讨论他的创作。他现在在写一本书，他希望离开工作室，少一点干扰，他住在工作室附近的一家很好的酒店，在那里处理事务。”
    
    科恩说，中国政府允许他搞艺术创作，他可以在中国旅行，“只是不能离开中国，他的艺术活动仍在继续，可以出口他的艺术品，这是令人兴奋的，所以世界还是可以跟他保持联系。政府并没有停止他每天上推特或Instagram，许多人去访问他，整个世界在关注他，这令人兴奋。”
    
    *一种恐惧两样对待*
    
    这看似矛盾的状况反映了中国政府对待艾未未问题上采取了内外有别的政策：虽然当局对艾未未在国内国际的影响力都有所恐惧，但在国际上，除了旅行，他可以翻墙，可以交流，可以策展；当局不希望因为对他的封杀引起持续不断的抗议浪潮，不希望他的个案变成国际人权话题；但在国内，则必须切断他在社交网站和其他媒体上与大众的联系，不让他对当局的尖锐抨击在社会上，尤其是在年轻人中，对维稳产生“负面”影响，将他的影响力降到最低。
    
    互联网使艾未未成为中国影响力最强的公益维护人之一。艾未未说，极为幸运的是2005年他就成为中国最早利用互联网的艺术家之一。通过互联网，他积极介入各种社会维权活动，声援被打压人士，发表独具创意的看法。人们对他向天安门伸中指、赤身裸体只挡住生殖器的照片，以及在网上疯传的草泥马粗俗笑话都印象深刻。
    
    ２００８年，四川地震后，艾未未因对死亡学生情况进行调查，利用互联网公布真相，与企图掩盖真相的当局发生尖锐冲突。他在赴四川为调查豆腐渣校舍被当局起诉的活跃人士谭作人作证时遭警察殴打致脑出血。如果没有２００９年秋天他在德国的成功手术，他可能已经不在人世。
    
    ２０１１年４月３日，艾未未被中国警方从机场带走后被秘密关押了８１天。他的发课公司被当局以“偷漏税”为名补交税和罚款1522万元人民币。
    
    但是，当局可能没有想到，面对巨额罚款，在短短10天时间内，3万追随者通过互联网对艾未未进行声援，捐赠了900多万元人民币，支持他将北京税务当局告上法庭。
    
    同样可能是当局没有料到的，逮捕艾未未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弹。在他被秘密关押期间，世界各知名博物馆、画廊、基金会，各国艺术界、政界和民众的抗议浪潮愈演愈烈。
    
    不过，艾未未的家庭背景可能也是他被当局允许在国际上拥有相对自由的原因之一。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纪思道2013年在一篇文章中说：“他的出身也和共产党的革命战争紧密相连，其父母曾和中国新一届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父母关系友好。”
    
    从2011年6月出狱至今，艾未未的护照仍被警方扣押。从2013年11月30日开始，艾未未以一种独特方式，每天将一束鲜花放在其工作室门外的一辆自行车车篮里，抗议政府剥夺他的旅行权。他每天在推特上发布消息，并将照片传到网上，截止2月16日，已经是第444天。
    
    *现在的处境挺有趣*
    
    艾未未通过视频参与新学院的研讨会（视频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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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未未在视频中说，“已经4年了。我觉得还行，虽然我的自由被限制，但还可以工作，我的条件还是给了我很独特的地位和压力，使我的抗争、争论和言论变成具体真实的现实，我自己无法做到，只有强大的国家才能做到。我对这样的处境甚至感到有趣。唯一我要问的是：“为什么是我？为什么不是别人？”。
    
    艾未未并不想以流亡者的身份离开中国。科恩认为，艾未未有能力离开中国，但是他可能就此被堵在国门外，像许多的异议人士一样，“那样他就会失去作为一个中国人在国内的联系”。科恩说：“他想得到每个中国人应有的尊严，他要得到自己的护照，想拿着自己的护照离开中国，拿着自己的护照再回到中国，他不想过异议人士的流亡生活。他希望跟政府谈判，拿回自己应得的护照，像正常公民一样，他应该得到这样的待遇，有自己的护照。”
    
    实际上艾未未在中国参与的社会活动，他本人遭受的折磨都成了他艺术创作的源泉。艾未未在中国经受过和观察到的苦难、不公正，正好给了他创作的灵感。被地震扭曲的钢筋、5000多在豆腐渣校舍中丧生学生的名字、他们的书包，以及艾未未在监狱里被两名警察24小时贴身监控的生活，都直接变成了他近年来在国外展出的多件重要作品。
    
    他在继续遭遇当局监控的条件下，将这些个人和别人的经验变成艺术品，出口到世界各国，在各地博物馆展出，把他监控下的艺术活动触角延伸到世界各地，这似乎已经成为艾未未近年来与世界互动的一种独特艺术行为。
    
    艾未未出狱时护照被扣，一年保释期过后当局仍没有还他护照。艾未未说：“每次他们都承诺会还给我，虽然没有迹象显示我会拿到，但他们仍承诺会还给我，所以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拿到。”
    
    *当局会把护照还给他？*
    
    科恩表示，他相信中国政府会（还给他）（they will come around）。他说，“我认为他们会的。他们折磨了未未，他们不希望未未批评他们太厉害。我想只要未未不要走得太远······但是，我认为他说他想说的话，艾未未说，每个创造强大艺术的艺术家必须说真话。”

    
    艾未未在视频中说，他被打压的经历和在纽约的12年，给了他强大影响和心态，使他成为今天为基本权利和言论自由斗争的艺术家。他说，“我从不认为这仅仅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改善所有艺术家和所有人的条件。这些珍贵权利使我们成为我们自己、宣示我自己为个体，这些权利也是人生中最美好的部分。所以我从不为我现在的处境感到遗憾和后悔。”
    
    他也是这么做的。在为期两天的新学院研讨会现场，一直有个摊位，放着艾未未设计的数十种明信片，要求与会的学生、艺术家、商人、活跃人士，根据20多个国家被监禁异议人士、艺术家的信息，向他们发一张明信片，让他们知道，世界上有人关心他们。
    
    科恩在采访的最后说，“我希望中国政府能认识到，艾未未艺术活动的重要性，是添加给中国的强大的独特性，是软实力。
    
    科恩采访艾未未全文：
    
    2015年1月29日，纽约伊桑•科恩艺术画廊负责人伊桑•科恩在北京采访了中国异议艺术家艾未未。以下是根据采访视频翻译的中文副本。
    
    艾未未：我是艾未未，非常高兴能参与“第32届社会研究大会”。作为一名居住在北京的中国艺术家，我的生活一直被政治压力所打断和扰乱。我的艺术创作一直处于监视之下。我的所有联系、电话号码、电邮均受秘密警察监视。目前我没有旅行权，我没有护照；直到现在我都没有机会在北京举行自己的艺术展；我的名字不能出现在中国的社交媒体和互联网上，没有人可以在报纸或杂志上讨论我的艺术，或是批评我。因此，在这个社会里我就像一个不存在的人。
    
    科恩：你的艺术在中国被封杀是因为你的政治立场？还是你的艺术？
    
    艾未未：我认为我的艺术被封杀既由于我的政治立场也由于我对艺术，即我的艺术作品对艺术本质的非常不同的态度和理解。我的艺术介入了社会活动，并试图提高社会对社会正义和公平的认识；不仅于此，它还关系到个性、个人自由和言论自由。所有这些品质被认为是一种政治态度或政治原则，而这是这个所谓的集权社会所惧怕和不允许的实践。
    
    如果看看中国历史，这种情况不是从我才开始的。1949年中共取得政权之前，他们对艺术就有了非常强烈的认知。1942年在延安，中共对艺术应该是什么、什么样的艺术实践是不被允许的等等，就建立了非常明确的原则。甚至今天，这样的原则仍被用于中国的文学艺术界。原则上，每一项艺术作品都必须成为共产主义斗争的一部分，即必须得到党的精确衡量和审查，必须是为党服务的。虽然名义上是为人民的，但人民并没有权利参与，所以人民的权利被党代表了。这就意味着每一件作品都要受到审查。共产党说得很清楚，“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并靠笔杆子维持稳定，即写作和艺术。因此，媒体的言论表达总要受到审查和控制。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维持社会稳定。
    
    科恩：什么时候政府开始对你进行攻击？对你和你的艺术活动进行打压？给你制造麻烦？关键性时刻是在什么时候？为什么？
    
    艾未未：我对政府及其审查制度和严酷待遇的经验从我从事艺术活动前很久就有了，我父亲受迫害，被流放20年，没有写一个字的可能性。从美国回国后，由于审查制度，我甚至不想搞艺术了。由于没有讨论当代艺术的空间，我就做地下书籍，即《灰皮书》和《白皮书》，来促进地下文化。到 2000年，我在上海开了艺术展，因为觉得上海比较安全。我住在北京，上海对当代艺术的经验较少，该艺展名为《不合作方式》（英文名Fuck off）。开展几天后就被封了。
    
    只是到了2005年，我能上网了，我感到自己极为幸运。我可能是首批活跃于互联网上的艺术家之一。2008年中国发生了四川地震，举行了奥运会。我在网上非常活跃，既是为四川地震死亡人数的调查，也是为了与之有关的艺术创作，并因此此导致了跟警察的严重冲突。
    
    当然，国家不愿这些信息被披露出来。作为一名艺术家，我认为这是很基本的事实真相，是我们表达言论的基础。作为一名艺术家，我可以找到一种形式来真正地表达这种信念。所以，通过互联网发动义工，我们去了四川地震灾区做调查和纪录片，发现了死于地震的5000多名学生。这是我开始站在对抗国家谎言前沿的关键时刻。
    
    每天我把当天发现的学生名字贴到新浪博客上去，数十万人跟踪我的行动、转贴我们的发现，这使当局做出决定关闭我的账号。在法庭的一次作证期间，人权活跃人士谭作人的辩护律师——他也是我的律师，要求我出庭为谭作人作证。我们去了四川，当天晚上警察闯入我所住旅馆的房间，殴打我，我被打成脑出血。如果没有2009年秋天在德国慕尼黑那次手术，我早就没命了，不可能在这里。这使我的抗争和争论更为强烈。
    
    科恩：你是否认为中国社会未来会有很多“艾未未”？当局怎么对受过教育的数十万中国学者、商人、律师、医生进行镇压？中国已经有了你所讲的公民社会，中国学生在海外留学，他们回国后难道不希望在这个社会里得到他们在外面所享受的言论自由？
    
    艾未未：当然。今天随着全球化和互联网，随着中国和西方的广泛交流，他们试图进行的这种控制变得极端困难。每年，有5000在美和欧洲的留学生，他们带回去的不仅是知识，还有对现代社会、科学和文化的理解。每天我到购物中心、餐馆，所有认识我的年轻人都会要求跟我合影，跟我握手，或告诉我他们对我的处境有多理解。
    
    所以你看到，一方面国家的极端控制，另一方面自由的理念比任何时候都更强大。我认为对社会正义和个人自由的要求会越来越强大。
    
    科恩：你的个展正在世界各地进行。你的钢筋作品，即用被地震扭曲的建筑物钢筋做成的装置艺术，完美地再现了它们。你觉得中国政府理解你这件作品的意义吗？西方人理解它的含义，它正在摧毁（当局的）软实力和威望，展现所存在的腐败，展现中国政府试图掩盖真相。而你的作品把确实发生的情况大白于天下。难道政府对此不理解吗？
    
    艾未未：我不认为这个政府理解艺术。他们唯一理解的是宣传，即用艺术形式包装的纯粹或单一的信息。因此，他们害怕的是包含多层次和多含义的艺术，甚至是含义不清的、有不可表达情形的艺术，他们会认为这是危险的。所以，如果某样东西可能是危险的，被认为对社会有威胁，那么审查制度就来了。所以，国家和当局不仅把审查制度作为一种原则，因为所有画廊根据规定他们必须在艺术展开始前向当局递交作品，尽管这一规定并没有确实实施，但是每个画廊都知道这个规定可以威胁到他们的生存，因为当局可以随时前来干预，说必须关闭你的画展。他们永远不会给你明确的理由，只会说这件作品不能展出，或者，像早先那样，他们会说因为不符合火警要求，甚至断电。但是今天，他们没有那么粗暴了，但有了文化警察；画廊也会跟当局进行周旋，他们会抹掉名字，或撤下作品，或在声明中暗藏他们的信息，以此图生存。这种情况在中国非常普遍，几乎每一次艺术展都会出现。
    
    科恩：对你描述的情况能不能给出一些具体的例子？你个人经历和遭遇的麻烦？
    
    艾未未：过去几个月就有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在上海举行的一个艺术展中，我被包括在内，这是由上海市政府做的最大的当代艺术展（《中国当代艺术奖15年》，2014年）。这项艺术展有6项当代艺术奖，展出过去15年中被选出的数百名年轻艺术家的最佳前卫当代艺术作品。我曾担任了该奖项前三届的年度评委。由于这是个历史展，必须出现我的名字，因为我曾在那，我是选出这些艺术家的原评委。画展开展前20分钟，警察前来要求该艺术展把我的名字从墙上去除，因为所有名字在展前都已经印在墙上。他们几乎没有时间，必须重新贴全部墙纸，用吹风机吹干，因为20分钟后人们就来看展览了。在开幕式上，策展人乌利•希克很生气。在其主题演讲中，他站起来，说这是无法令人接受的事情。当然，他讲一口完美英语，但是后来他才发现，翻译根本就没翻他那句话。我的作品被撤除，我的名字被拿掉，展场上有大约30、40位中国最佳艺术家，他们都知道我，尽管其中的多数都是我评选出的最佳艺术家，但所有艺术家都没有——哪怕一个人——出来表示质疑，说，“嘿，这是历史事实，我们应该尊重。”没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
    
    大约一、两个月后，北京的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做一个艺术展，纪念我在“中国艺术文件仓库”时的同事戴汉志。戴汉志是早期推动中国当代艺术的外国朋友，他过世了，这一艺展是献给他和我们早期活动的。 “中国艺术文件仓库”是戴汉志、傅朗克和我三人创建的，是我们成为中国首批当代艺术画廊之一的基础。我们做了很多事情，在90年代帮助了很多年轻当代艺术家。
    
    我甚至没有得到那次画展的邀请函。从别人的邀请函上我得知，所有艺术家的名字都在上面，除了我。我英文名字A起头，总在最前面；而他们的名单是从C开始的。我感到很惊讶。我并不惊讶审查制度，我惊讶这种自我审查。他们可以很容易地说，“这是一段历史，我们并没在讲艾未未，但我们在讲历史事实。”他们也没有说是戴汉志和我一起创建了这个机构，而是说“他跟某人”，我变成了某人。因此，我说，好吧，那我就把我的作品撤出。那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自我审查案例。后来我去问警察，为什么我的名字不能出现在那个艺术展上？警察说，“未未，你知道，我们从来不审查这样的外国画廊，这是他们自己（所为），你应该告他们。”这是秘密警察给我的具体回答。
    
    科恩：告诉我们，为什么中国政府不允许你出国？为什么扣押你的护照？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艾未未：2011年我被逮捕，时间不长，81天，但我彻底失踪了，连我妈、我的律师、整个社会都不知道我在哪里，我被置于一个秘密地点，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在哪里，因为我被带了黑头套，被送到了不明之地。在那里我被武警24小时贴身监控，连睡觉都有两名警察在我床旁监视，甚至我洗澡他们都必须站得很近，以至于警服都被打湿。我获释后，当然他们扣押了我的护照。每次他们都承诺会还给我，虽然没有迹象显示我会拿到，但他们仍承诺会还给我，所以我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4年了。我觉得还行，虽然我的自由被限制，但还可以工作，我的条件还是给了我很独特的地位和压力，使我的抗争、争论和言论变成具体真实的现实，我自己无法做到，只有强大的国家才能做到。我对这样的情况甚至感到有趣。唯一我要问的是：“为什么是我？为什么不是别人？”。
    
    我想可能因为我有太多像我父辈那样的经历。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55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在后来的文革和其他政治运动中很多知识分子被镇压。几乎无人可以因为自己争取言论自由而不被整肃。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及我在美国纽约的12年经历，使我理解了当代艺术、当代文化是如何与当代现实生活相联系的，这些给了我强大影响和心态，使我成为今天为基本权利和言论自由斗争的艺术家。我从不认为这仅仅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改善所有艺术家和所有人的条件。这些珍贵权利使我们成为我们自己、宣示我自己为个体，这些权利也是人生中最美好的部分。所以我从不为我现在的处境感到遗憾和后悔。
    
    科恩：81天的监禁怎样改变了你自己？怎样影响了你的艺术创作？你的艺术创作因此被改变了吗？
    艾未未：获释后，我开始意识到我的声音得到了很大支持，不仅来自中国，而且来自全世界，很多纽约、欧洲、香港和其他地方的艺术家、画廊、知识分子和普通人一直在支持我。他们支持我们的是什么？是言论自由。在中国，在政府对我的公司强行施加税收和惩罚之后，在10天内，3万人捐赠了900多万元人民币给我们，支持我们进行抗争、将他们告上法庭。我在监狱时非常恐惧，因为他们告诉我会被判刑13至15年，我的唯一遗憾是也许我没有机会让我儿子了解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所以我出来后，我总是要问我自己，我的艺术或作品能不能告诉我儿子或年轻一代，我是谁，生活是怎样的，为什么言论自由那么可贵。
    
    科恩：这次研讨会的主题是《对艺术的恐惧》，你在旧金山“恶魔岛”展出的作品让很多人意识到许多政府关押了很多知识分子和艺术家。那些关押他们的政府害怕你的艺术创作吗？
    艾未未：所有政府当局他们为什么害怕艺术？因为艺术对每一个人的意义都是非常彻底、清楚和敏感的，艺术能清楚说出真相，可以把一个复杂的问题简单、无辜地表达出来，可以非常强大，可以摧毁腐败的结构。
因此，我觉得作为一名艺术家, 有责任把这些非常基本的原则变成引人入胜、性感和可理解的东

大型活动纷纷取消 今年过节气氛差？

上海和北京等大城市取消了多项春节期间的传统民俗活动，以避免跨年夜外滩踩踏事故的悲剧重演。对此举动，不少民众抱怨政府“因噎废食”。
 
（德国之声中文网）在上海外滩发生新年夜踩踏事故造成严重伤亡之后，中国官方取消了春节期间在大城市的一些活动。一些观察人士抱怨这种官僚主义做法"因噎废食"，破坏了节日气氛。

据美联社报道，处于安全考虑，上海取消了传统的豫园新春民俗灯会。每年春节期间，那里都能吸引多达300万名游客。在北京，多个庙会活动实施限制人数、减少摊位的措施，天坛公园的"祭天仪仗"也被取消。
这些措施都是在2014/2015跨年夜上海外滩发生造成36人死亡的踩踏事故之后，官方做出的反应。

生活在上海的评论员赵楚表示，官方采取取消缩减春节活动的做法来保障安全其实是一种偷懒的做法，是牺牲了传统民俗和群众欢庆春节的兴致。

政府官员拿着俸禄，就是应该为公众服务，比如在节日期间保障公共安全。--北京评论员石述思指出，取消往年一贯举行的公众活动，显示了官方的"反复无常"，因为他们只希望能够渡过一个"无忧无虑"的春节。他发问："我们的政府能不能成熟一点？"
 
上海豫园的新春灯会已经连续举办了20年，已经成为该城市的一个标志性活动。去年春节期间，该活动创下了一个夜晚接待60万名游客的纪录。今年，除了豫园灯会之外，还有已经连续举办多年的古猗园和方塔园元宵灯会也被取消。此外还有颇受欢迎的上海新春农副产品大联展今年也不再举行。

上海居民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大多表示，可以理解政府对于安全的担忧，但也抱怨今年的春节欢庆气氛可能会大打折扣。

据悉，上海龙华寺将年三十晚上烧香的入场券价格从300块提价到600块人民币，希望能够以此来控制人流量。

对于政府取消各种新春活动的举措，不少网民在微博上发表评论抱怨。比如一位网友写道："强烈要求宵禁！摇号出门！"另一位网友则调侃道："这就是我们领导的水平，宁可让你什么都不做，只要别出事，请问一下领导是这种水平，怎么能带领人民奔向幸福的彼岸，我看只能奔向温暖的被窝。"

互联网管制：束缚创新，逼走企业？
自从习近平掌握最高权力以来，中国对于言论、学术和互联网的管控日渐收紧。而这样的政治手段也需要付出代价，那就是经济创新力受挫，外国企业和商界精英“去意渐浓”。
 
（德国之声中文网）中国领导人希望建成一个创新而富有前瞻性的国家，而华裔美国人王品和他的创业公司"Substantial Games"可能正是这个未来前景的微缩图。
王品位于北京的公司正在吸引来自中国各地的投资者，他的游戏软件设计师团队推出了充满刀剑战争的网络游戏，希望能够赢得国际玩家的青睐。但是几个星期以来，王品和他的团队遇到了一个波及全国无数企业的实际问题：他们无法进入自己的电子邮箱，无法下载分享的文件，也无法使用其它被中国当局封锁的网络服务器。
"有些过去只需要15秒的事情，现在需要三五分钟。而且网页还在不停地显示正在连接中"，王品说，"我们是一个创业公司，没有足够的资源搬到别的地方去。但我们总是在谈论这个问题。"



互联网管控钳制创新
在过去多年中，中国对信息流动的管控时紧时松，但对于很多人口中谈论的数十年来最严重网络管制行动，王品的确是深有体会。而中国当局所希望控制的，是人们如何去了解周围的世界，如何互相交流，如何从事商务活动。
在网络上，在大学教堂里，在企业办公室内，中国共产党将这面虚拟的墙越筑越高，把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和地球上的其它地区隔绝开来。专家认为，这反映了共产党对外界影响力的不信任，因为他们认为这会威胁到党对社会的控制。
有不少企业数年来一直依靠VPN服务器来绕过中国官方的网络封锁，使用商务软件工具，但自今年年初以来，这些渠道都被切断了。
尽管中国政府宣称要建设一个领导全球的富有创新力的经济体，但在彭博财经新闻（Bloomberg financial news service）本月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行榜上，中国在50个国家当中仅仅位列第22名，位置在爱尔兰和西班牙之间。


学术自由空间不断被蚕食
"拥有一流的教育体系和最优秀的大学，与建多少座高层教学楼、多少间高级食堂是没有关系的"，哈佛大学学者何晓清（Rowena He）说，"最重要的核心在于学术自由，这才是一所大学或学院的生命所在。"她认为，中国没有进一步放开改革，而是反其道而行之。
面对外国企业对于在华业务受到网络管制影响的担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援引了一项联合国调查报告，指出中国是2014年最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国家。她表示，"只要外国企业在华遵守中国法律，不损害中国国家安全，不损害消费者利益，中方将依法保护其在华合法权益，欢迎和支持外国企业在华拓展业务。" 知名中国问题学者林培瑞（Perry Link）认为，对言论管制的收紧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的不稳定，习近平大刀阔斧的反腐败运动使大批政府官员落马，同时也带来了政治上的动荡。"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对言论的压制已经在强度上超过了毛泽东时代"，林培瑞评价道。夏业良教授是第一批受到这种压制的学者之一。2013年10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停止对其的续聘。夏业良长期以来呼吁中国进行民主改革，是《零八宪章》的参与起草者。他表示，自从习近平掌权以来，已经有超过20名教授遭到解聘或者被禁止参加教学工作。目前在美国智库加图研究所（Cato Institute）担任客座研究员的夏业良说："在我昔日的同事当中，我能感觉到意识形态的监控越来越严密。"
而中国加强言论控制的手段还在不断增加。
 


谷歌公司提供的所有服务在中国大陆被封
去年年底，中国当局彻底封锁了谷歌公司提供的各种服务。今年年初，有关机构要求所有的中国博客和网络聊天室用户采用实名登记注册，并保证不发表挑战政治体制的言论。在未来数周内，中国政府还将出台新的数字安全规则，据媒体报道，该规则将要求外国企业上交敏感的知识产权信息，其产品也必须接受安全检查。


网络封锁会"逼走"外国企业？
尽管中国领导人视互联网为创造就业和经济价值的源泉，但是为了加强政治管控，他们宁愿放弃这些商业利益。当中国政府和谷歌"翻脸"的时候，就有业界人士警告，将这一美国搜索引擎巨头赶出中国市场会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造成伤害。
对中国互联网的清洗一方面为百度和微博这样的本土公司减轻了外国竞争对手的压力，帮助它们发展壮大。但另一方面，像文章开头提到的王品和他的创业公司就因此而遭遇了阵痛。
与此同时，外国企业也正在思考，目前在中国开展商务的代价是否已经超出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可以带来的利润。
富有的中国人也在寻找离开的机会。英国巴克莱银行去年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2000多为中国顶级富豪当中，有47%的人希望在五年之内移民海外。主要原因是国外能够为其子女更好的教育条件和发展机会，整体经济环境也更为安全。
"北京是个吸引人的地方"，身在北京的企业家、数据库平台Traintracks的创始人尼尔斯·皮尔（Nils Pihl）说，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留在这里变得越来越难，我的社交圈里有很多公司高管都在说，他们很担心自己可能不得不离开北京了。"

如果你是香港人，你也很可能反对或反感大陆人，特别是在奶粉问题上。 其实都是制度差异造成的。 笼子关的住金丝雀，关不住雄鹰。

香港再发生反水货客游行 要内地人“爱祖国、用国货”
2015-02-15   
星期天，大约200名香港巿民聚集在沙田港铁站附近商场举行反水货客游行，这是香港连续第二个星期天发生此类游行。

据香港媒体报道，游行现场附近的商店纷纷放下铁闸暂时停业，一些内地游客被人喝骂“返回大陆”，他们认为示威者态度恶劣，但表示仍会继续来港。游行期间，部分示威者与在场戒备的警员发生推撞，多人被推倒地。后来大批警员到场增援，还向示威者施放胡椒喷雾，并带走1人。

上个星期天，也有数百香港巿民响应网上号召，在临近深圳的屯门进行反水货客游行，并向大陆游客高喊“爱祖国、用国货”，要他们回内地购买国产奶粉。


RFA责编：吴晶

港人连续两周反陆客购物终酿警民冲突
2015-02-16


 

星期天，200多名香港市民响应网络号召，到沙田新城市广场示威，抗议内地自由行旅客和水货客影响他们的正常生活。示威者和警方爆发冲突，警方施放胡椒喷雾并使用警棍驱散人群，6人被捕。

近年来，因香港水货客泛滥丶大陆自由行旅客影响当地人生活而引发的冲突时常见诸报端。中国农历新年前夕，大批大陆游客涌入香港购置年货，引发部分港人不满，连续两周都有市民响应网上号召，到屯门丶沙田等大陆水货客活跃的地区示威，本周日，最终演变成警民冲突。

有网民周日发起“捍卫沙田”行动，当天下午，包括大批“本土民主前线”成员在内的200多名市民，分别在火车站及新城市广场等地示威，他们举起自制红旗，高叫“返回大陆”等口号，期间数次与在场购物的大陆游客发生口角和推撞，多间商店为免受冲突波及停止营业。警方到场施放胡椒喷雾并使用警棍，共拘捕6人。

周一，被捕的一名男子被控袭警罪 ,在沙田裁判法院应讯。另外3名男子获准保释候查, 其余两名男子拒保候查。

警方表示，事发时曾作出多次劝谕和警告，但有关人士拒绝听从，并推撞在场的警员，冲击商铺，一名警员和两名市民在事件中受伤。

“热血公民”创办人黄洋达周一告诉本台，当天该团体成员也在现场参与示威。水货客及自由行旅客疯狂来港扫货，令物价狂升，严重影响港人生活，这些问题已经由上水蔓延至沙田丶元朗及屯门等地区，连串的示威行动反映市民的不满已经达到“临界点”。港人已经忍无可忍，若特区政府仍坐视不理，抗争行动随时升级。

黄洋达：“我们目前没有成员被捕。我们针对的是走私的大陆人，也不完全是大陆人的问题。我觉得这是政府的问题，他们纵容水货客，弄得沙田丶屯门的居民他们的生活受到了影响，这个行动是反映了香港人的愤怒。政府的规划政策完全没有考虑到香港的承受能力。”

有商户负责人向香港媒体坦言，近年商场不断加租，若只做本地人生意无法维持生计，只好销售贵价参茸海味吸引内地客，强调商户也是受害者。

早在2012年初，就有香港网民发起万人“反蝗虫”行动，及后有网民于网络发表改篇歌曲《蝗虫天下》，并在报纸刊发题为《香港人忍够了》全版彩色广告，引发更大关注。不少港人的不满情绪不亚于中国人的反日情绪。

关注事件的香港城市大学公共政策学系高级特任讲师张楚勇周一接受本台采访时称，事件并非单纯购物事件，而是长久以来陆港关系急剧恶化、两地矛盾日益加深的一个表象：“这种事情一两个礼拜就发生一次，香港变成大陆周边居民买东西的地方，对大陆的产品不放心。但是这个不是现在才有的，从来都有，中国人多，他们现在又可以自由来。虽然我不是很理解他们（示威者）这样做有什么用，但为什么他们每次都可以有两三百人支持，这个也不容易。这个也不是什么政策可以解决的，这根本就是中港矛盾的一个表现。早几个星期有人要放燃烧弹最后没放成，但不解决两地的矛盾，特别是香港这一批人对大陆人不满的感觉。要解决就不是水货的问题，而是中国和香港的关系怎么解决，这个现在最不好解决。”

而正当香港市民因大陆旅客涌港购物影响正常生活而发起连串示威之际，中央又拟放宽自由行来港政策。中国当局周日公布《全面深化公安改革重大问题框架意见》，提到要下放出入境审批权，由市级下放到县级公安即可办出境手续。有分析称，当局同时改革往来港澳边检查验模式丶提高通关效率，未来大陆游客访港势将大增。

 

（RFA特约记者：忻霖   责编：胡汉强/吴晶）

中国学界的意识形态风波
2015-02-16   


主持人：陈奎德 
座谈人：张博树博士，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



一、背景

1、习近平近期意识形态左转的大倾向

2、袁贵仁言论风波

1月29日，袁贵仁在教育部主办的一个座谈会上曾表示，要加强高校意识形态阵地管理，特别是加强教材建设和课堂讲坛管理。加强对西方原版教材的使用管理，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中国高校的课堂。

袁贵仁当时还提出了了三个「绝不允许」，包括「绝不允许各种攻击诽谤党的领导、抹黑社会主义的言论在大学课堂出现；绝不允许各种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言论在大学课堂蔓延；绝不允许教师在课堂上发牢骚、洩怨气，把各种不良情绪传导给学生。」

袁贵仁的这一言论在中国舆论界以及网络上引发了激烈辩论。

官方媒体则纷纷发表署名文章挺袁贵仁。

知识界与广大民间激烈反击、嘲讽、调侃

3、徐岚点名贺卫方和陈丹青，指责“贺卫方大谈宪政，陈丹青美化美国”。

4、朱继东点名沈岿、贺卫方，声称要“拔钉子”

求是还刊发了中国社科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朱继东的文章，以直接点名的方式将矛头对着沈岿、贺卫方。

如果说袁贵仁是职责所在必须有所表态，那么徐岚、朱继东等外人主动参与对高校老师的“整肃”行动，就十分可恶了。尤其是朱继东，赤裸裸地建议“拔钉子”、夺人教职，帮凶的嘴脸暴露无遗，令人不能原谅！

随后，中国党媒环球时报发表文章，力挺袁贵仁。而徐岚更是在中共党媒《求是》发表文章，点名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和着名画家陈丹青。

日前，求是还刊发了中国社科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朱继东的文章，以直接点名的方式将矛头对着沈岿、贺卫方。

中国体制内党媒中国青年报，则委婉地表达了对斗争言论的批评。上月底，该报一则评论称，批评不等于抹黑中国。到目前为止，这是仅有的一家表达反对意见的官媒。

二、学界与民间的反弹

1、南开大学校长龚克表示， 「最近我在网上看有人讲要全面清理、纯洁、整顿教师队伍，这个我不能同意，这是1957年的思维或者1966年的思维。」

（BBC中文网记者发现，在最初发表有关报道的中共党媒《人民日报》旗下网站人民网首页上已经看不到了有关报道。不过，在人民网教育频道上仍能找到这篇报道。至於新华网、新浪网、凤凰网等网站曾一度转载人民网的有关报道，但现在相关页面上的内容也已被删除。）

今年60岁的龚克是在2011年出任南开大学校长的，此前他曾先后担任过天津大学校长和清华大学副校长。

龚克还说，在「加强意识形态工作」时不能走到另外一个极端上去，不能重蹈历史错误。

龚克还补充说，「我们这支队伍中有些人政治观点有问题，有些人的生活作风有问题，有些人可能经济上有问题，学风上有问题，这些确实都有，但是不能以偏概全，不能用他们来代表我们整个教师队伍，或者代表我们这支思想工作队伍的全部，这个非常重要。」

龚克表示，做教师工作要相信、依靠，要教育、引导，也要关心、爱护、解决实际问题。）

这次又是知识界首当其冲。

复旦原校长杨玉良亦是几位有担当的校长之一。在去年被迫提前退休。

2、官方和民间舆论的对抗升级

中国教育部长袁贵仁发表反西方价值观言论後，本月1日，有人公开向中纪委举报其儿子袁昕利用职权，垄断中国中小学教材，并谋取百亿巨额利益。

袁贵仁和朱继东的说话杀气腾腾，文革式斗争遗风展露无遗。

3、朱博士的博士论文被起底

辽宁师范大学教授木然，在网上贴出朱继东的博士论文，并逐一批驳其博士论文涉嫌抄袭，甚至语法错误百出。木然教授说，朱继东的论文错误百出，根本就不应该被通过。

昨天又挂了他摘要里面的错别字、病句、逻辑不通、关键字的错误，最後也被博客中国给删掉了对于这样的“平庸的恶”，该不该追究责任，以及怎样追究？

纳粹反犹、中国反右，固然带头发动者是希特勒和毛泽东，但是如果当时无人附和以及推波助澜，人道灾难绝不会演变得那样巨大。

不像当年反右期间，不揭发他人、不出卖朋友自己就无法过关。朱继东此次完全是自愿、主动、积极地参与到新一轮整肃高校老师的运动中，并且他不是一般的参与，不像徐岚那样点点名而已，而是向有关部门“递刀”，以助“杀人”（夺人教职）。

从这个角度讲，他比之前一夜暴红的“网络作家”周小平和花千芳要坏的多。周和花不过是唱唱赞歌，虽然漏洞百出、令人肉麻起鸡皮疙瘩，但毕竟没有建议“拔钉子”、砸异议者的饭碗。

薄熙来当红之时，朱继东为重庆唱红打黑摇旗呐喊，薄熙来倒台後，他旋即批评薄是伪君子，与之切割。从中可见朱继东的政治投机性。
当下之中国，像朱继东这样主动、积极的政治投机者，知识分子中大有人在。北大有孔庆东、复旦有苏长河、人大有杨晓青、社科院有房宁，海外则以郑永年和李世默最为着名。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反对西方价值观、肯定所谓的“中国模式”。

不过我发现，这些人中也没有像朱继东那样明确建议“拔钉子”的，没有像他这样立功心切、不择手段的。也就是说，朱是其同类中最坏的那个。

三、这场意识形态倒退能走多远？

其势已经不同於毛时代，甚至8964刚过不久的时代。启蒙是不可逆的。

德国爱他美奶粉“神话”破灭？
德国产婴幼儿奶粉多年来一直被中国家长追捧，尤其是美乐宝（milupa）公司的爱他美（Aptamil）系列产品。然而，德国质量检测机构Öko-Test的最新结果，给爱他美带来了沉重一击。

（德国之声中文网）由于中国国产婴儿奶粉不断出现质量问题，几年来，德国产婴儿奶粉成为许多中国家长的首选。尤其是美乐宝（milupa）公司的爱他美（Aptamil）系列婴幼儿奶粉最受欢迎。此外，德国HiPP(喜宝)奶粉也很受中国家长们的信赖。但由于相关 奶粉制造企业的销售策略，包括爱他美在内的许多奶粉产品长时间无法在中国通过官方渠道出售。所以，中国家长们就不得不求助于愈加强大的海外"代购大军"，不惜支付比德国市场零售价高出三四倍的价格购买德国原装的婴儿奶粉。
中国家长之所以甘愿付出如此大的代价，一方面是因为对"德国制造"的信任，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包括爱他美在内的奶粉产品已经拥有了坚实的品牌和质量形象。在一系列 关于"德国孩子的奶粉被中国人买光了"的报道中，所涉及的大多也都是美乐宝公司的爱他美系列产品。然而，最近德国从事消费品质量检测的Öko-Test杂志对德国市场上的婴儿奶粉产品进行了一次评测，结果让人大跌眼镜。
 


总体上来说"非常糟糕"
该杂志用德国中学的评分标准对14款德国市面上的婴儿奶粉进行了评测。评分结果分6个等级，分别是1分（非常好）、2分（好）、3分（满意）、4分（及格）、5分（不及格）、6分（明显缺陷）。Öko-Test杂志表示，评测结果总体上来说"非常糟糕"。只有两款产品得到了2分。另外有4款产品质量完全不及格，6款产品刚刚及格。有些问题在以前的评测中就已经出现过，有些问题则是新的：包括有害油脂、氯酸盐残留、细菌污染及产品包装标注上的缺陷。
评测结果指出，在美乐宝公司两款奶粉(爱他美蓝罐初生婴儿1段奶粉Aptamil mit Pronutra和Milupa Milumil 1段奶粉)中均发现了高含量的氯酸盐，已经超过了世界卫生组织在2007年制定的每日容许摄入量（ADI）。
Öko-Test杂志分析称，氯酸盐是消毒过程中产生的副产品。而高氯酸盐则是污染物，大量研究结果表明，饮用水、鸡蛋、牛奶和鱼肉都有可能受到该物质污染。氯化的洗涤和工艺废水也是这些污染物进入产品的原因。在婴幼儿奶粉方面，动物饲料中残留的高氯酸盐可以进入牛奶。此外，挤奶厂和牛奶加工厂中使用的含氯清洁剂也是污染源。


氯酸盐到底有多危险？
该杂志还列举了氯酸盐对肌体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并指出：不管是高氯酸盐还是氯酸盐，都会阻碍甲状腺吸收碘。根据摄入量的不同，不排除会对健康造成不良影响。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甲状腺功能障碍的人群、缺碘患者、孕妇和儿童。尤其儿童，在幼儿时期，足够的甲状腺激素对于其生长发育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外，氯酸盐还能破坏红血球，从而影响血液运输氧气的功能。
因此，Öko-Test"迫切要求"奶粉厂商降低产品中的氯酸盐含量。此外，有害油脂也是此次评测的另一个关注重点。结果显示，平均来看，添加脂肪和油脂成分的情况有所改善。在雀巢、米拉山(Milasan)、美乐宝的爱他美白金版和喜宝Bio Combiotik Bio初生婴儿1段奶粉中都只检出了有害油脂极少量痕迹，但在其他的10款产品中含量仍是过高。
另外，婴儿奶粉厂商"不光彩的广告语"也是评测者眼中的一大问题。相关报告指出，宣称工业生产的婴儿奶粉和母乳一样好甚至比母乳更好的广告，可能导致母亲们放弃母乳喂养，是多国法律所禁止的。该报告援引德国食品化学专家事务委员会(ALS)举例称，类似"以母乳为榜样"或者"以自然为榜样"等广告用语是无法接受的。
 


美乐宝（milupa）公司的回应
在这样的背景下，此次评测的结果多少有些出人意料。备受中国家长信赖的爱他美系列产品表现糟糕。在前4名有机产品中，没有爱他美产品。而在母乳替代产品的排名中，刚刚推出市场不久，价格相对较高的爱他美白金版奶粉排名第三，综合评分为3分。排名第一的是Milasan婴幼儿1段奶粉，拿到了此次评测中的综合最高分--2分。而其德国市场零售价格仅为爱他美白金版奶粉的四分之一。而到目前为止，非常受中国家长欢迎，也是大部分德国超市"限购"对象的爱他美蓝罐初生婴儿1段奶粉和Milupa Milumil 1段奶粉均遭遇毁灭性打击，分别被评以5分和6分。
对此，美乐宝（milupa）公司向德国之声表示，该公司"无法理解Öko-Test杂志的评测结果"。该公司认为，相关评测没有顾及产品的整体质量，而只选出了几个侧重点。Öko-Test在美乐宝公司产品中测量出的氯酸盐含量"对人体健康无害"。另外一家"独立实验室"的检测结果显示，该公司产品的氯酸盐含量并没有Öko-Test的评测结果中体现的那样高。此外，美乐宝公司强调，Öko-Test杂志评测结果中记录的该公司产品氯酸盐含量仍然"大大低于"世界卫生组织对饮用水氯酸盐含量的规定。
DW.DE

新疆和田皮山县上周五发生自杀式恐怖袭击事件。一名维族青年身上绑爆炸装置，抱着一名警察後引爆自製炸弹，至少造成约8人死亡，30多名警察受伤。目前，皮山县正戒严，官方尚未公佈这宗事件。

据网传消息指，事发於本月13日，和田皮山县一维族青年在礼拜後，衝向一警察将其抱住，其他警察上前营救时，该名青年随即引爆身上炸药与他们同归於尽。据悉，8名警察当场死亡，30多名警察受伤。参与袭击的人数不详。

总部设於德国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指，他们也获得相关消息。但由於当局封锁消息，具体死伤人数仍在核实中。迪里夏提称，今年元旦以来，新疆发生的一系列衝突事件，说明当局并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停止打压维族、缓解民族矛盾。在农曆新年即将到来之际，当局又在进一步采取歧视性政策，导致衝突加剧。

http://www.dolc.de/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08059&extra=page%3D1&mobile=no

二零一二年，旅美着名华裔雕塑家陈维明曾和台湾金门县政府签订协议，为金门建造一座民主女神像。后来在台湾有关方面的“关切”下，金门政府撕毁协议。陈维明于是将金门县政府和台湾总统马英九告上美国法庭。陈维明近日接受记者采访，讲述这场官司的来龙去脉。

上个月21日，美国联邦第二巡回法庭开庭审理陈维明状告台湾金门政府和台湾总统马英九案。纽约执业律师叶宁代表原告、雕塑家陈维明与代表被告的律师分别做法庭陈述。在法庭陈述后，法官将择日宣判。

案件起因于2012年1月17日，陈维明与台湾金门县政府签订协议，要为金门建造一座高32公尺、底座32公尺、共64公尺的中国民主女神像。这座女神像以89六四被解放军坦克车推到的北京天安门广场民主女神像为原型。

陈维明讲述道：“为什么要在金门做这个雕塑呢？因为中国现在还没有民主，在天安门广场还不能矗立这个塑像。怎么办呢？在什么地方建好呢？台湾已经实现了民主自由，金门最靠近中国大陆，那么我选的地址是金门县的一个叫石雕公园的地方，那个地方离中国大陆只有六七个海里，天气好的时候可以看到对面的车在行走。当时金门县政府派车和几个人专门陪同我去勘察地点。他们也想把这个塑像建起来，因为这个塑像肯定可以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景观，成为金门的品牌。他们非常快的跟我签订了协议。”

这座民主女神像的建造费用150万美元。当时台湾的媒体都报道了金门建造民主女神像的消息。陈维明离开金门回到美国，便着手各项筹备工作。但是不久事情起了变化，陈维明认为这是马英九政府直接插手的结果。

陈维明说：“为什么我认为马英九政府插手这个事情呢？我回到美国接到一封电子邮件，金门政府委婉的告诉我：因为有关单位的‘关切’，我们暂时搁置这个协议。我就去信说，这么好的一个计划，不希望中途夭折。我给马英九总统也写了信，那边有回执说总统办公室收到这封信了。应该说马英九是知道这个事情的，因为能够影响金门政府的，不可能是台湾的任何单位，只有中央政府才有权力去影响这个事情。后来我所有的信都石沉大海，而且金门县政府也变得非常的强硬，他们单方面取消了这个协议。在我几次写信都没有回应的情况下，我就把他们告上了法庭。”

陈维明说，此事在台湾立即引起反响。

“包括金门县的立法委员也都说：我们这样撕毁协议，台湾的诚信何在呢？协议签了，哪怕有些问题，你也应该履行，如果你不履行，撕毁协议，当然要赔偿。”

2012年夏天，美国纽约南区法院曾做出有利于陈维明的判决，但2013年8月马英九出访过境纽约后，台湾聘请律师团介入此案，法官便取消了原来的判决。于是叶宁律师上诉联邦第二巡回法庭。

陈维明表示，无论输赢，这场官司打得都很有意义。

他说：“从道德上来讲，他们撕毁了一个商业协议，没有任何赔偿，他们在诚信上面就输了。从民主自由的理念来讲，号称民主自由的台湾，怎么就不能接受一个民主女神像呢？原因就是马英九政府害怕中共会对他施压，所以他们放弃了民主的原则，这是关键之所在。”

记者就陈维明状告金门县政府和马英九政府一案询问台湾官方机构“驻旧金山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发言人王四海表示他不了解此案的情况，不做回应。

（RFA特约记者：CK）

没有奶粉的“强国”梦
农历新年临近，“中国人”带给新加坡、香港和台湾怎样的感受？ 香港立法会改革还有多少空间？香港法官审理大陆水货客偷带奶粉案为何称“国耻”？

（德国之声中文网）农历新年将近，新加坡市中心的天福宫门口挂起了红红的灯笼和吉祥的标语。纽约时报中文网发表文章《新加坡华裔，你是中国人还是华人？》，作者欧大旭说，在新加坡的多语言教育系统中，普通话事实上被视作英语之后的第二大语言。差不多半个世纪之前，新加坡采用了中国大陆所使用的简体中文书写。从食物上的相似性以及根植于儒释道文化的共同习俗可以推断，人们对中国文化十分熟悉。然而，在新加坡华人和中国大陆人之间仍然存在着一条裂痕，当代社会价值观和本应让他们紧密相连的语言却将他们分隔开。欧大旭说，中国对新加坡人日常生活的影响力清晰可见，这激发了他们作为新加坡人的认同感，而不是中国内地人后裔的认同感。如果说新加坡的华人曾经把自己界定为华人，以对抗马来西亚，那么如今他们正在和中国保持距离。通过把其悠久的传统融合到一个比较年轻的国家身份中，新加坡的中华侨民已经创建了一种溷合式文化，它对单一的华人身份提出了质疑。


香港立法会改革还有多少空间？
法律人士、政治评论家吴霭仪在香港《明报》发表文章《第二轮谘询空间有几大？》，认为如果8‧31真不可改，那么立法会否决便是。香港政制发展，虽然前路崎岖，但不会"原地踏步"，就像过去虽然小圈子选举不变，我们也能迫出一个要钦点候选人认真竞选的特首选举出来。为何成为候选人要得到提委会半数或以上通过？吴霭仪说，这就是关键。严控谁能"出闸"，是现时没有的新关卡。放宽"入闸"条件让一大堆人竞逐"出闸"，谁也看得穿毫无意义。唯一值得改，而香港特区又有足够法定权限改变的，是改革立法会功能界别的选民基础，使在该等界别就业的人都有权做选民。这个改变，或能达至提委会的产生不再绝大由北京操控的效果，而50%提委支持的门槛也因此变得让香港人有较大的自主空间。


偷运奶粉是"国耻"
香港法官审理大陆水货客偷带奶粉案，不知其数，烦不胜烦，最后忍不住说了一句"国耻"。香港《苹果日报》发表文章《国耻说》，作者李纯恩认为，这句话很重，但是个事实。偌大一个"强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十五亿人口，却做不出一桶让人放心给孩子吃的奶粉。这其实也就是对"强国"这个称号最大的讽刺。李纯恩说，这种话让大陆的五毛和愤青听了一定又会大骂，会说一个香港的法官凭什么如此污辱祖国，看轻大陆同胞。但中国生产的奶粉他们也是不敢给自己孩子吃的，在这种事情上，中国人是难得齐心的。这不叫崇洋迷外，而是性命攸关。这个"国耻"是许多中国人齐心合力赚回来的。


"最后一哩路"有多长？
随着民进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作业启动，以及提名形势的几近明朗， "民进党的最后一哩路"再成舆论话题，即是民进党是否承认或接受"九二共识"。台湾《苹果日报》发表台湾政论家、国安会前副秘书长杭之文章《没有"民进党的最后一哩路"》，文章认为马英九政府上台后对所谓"九二共识"的"认证"，就是把解严后国民党政府构筑两岸关系架构的一些原则、底限收起来，默认对岸这样那样有形无形的宣示，北京"入岛、入户、入脑"大有斩获。
文章质问，习近平以强人之姿推动带有强烈国家主义色彩的"伟大的民族复兴"这一"中国梦"，两岸的种种分歧，价值的、体制的、利益的……，如何有可能解开其症结？"在经历太阳花运动、隔邻香港的"占中运动"等的冲击后，历经近百年民主追寻的台湾，除了护卫这一跌跌撞撞辛苦建立起来的价值、体制、利益之外，对于对岸近两百年来多少仁人志士成新鬼，多少藜民哀哀无告埋骨夹边沟，以追求中国自由、民主、宪政之现代性的努力，台湾能无丝毫的道义责任吗？"

[摘编自其它媒体，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
摘编：张平

德国汉堡港装卸集装箱的车辆据说就是无人驾驶。几年前还读过报道说德国未来几年将普及地铁无人驾驶列车。

（德国之声中文网）这两天，领导干部的"婚变"成为中国媒体的热点。中组部2015年新版领导个人报告表上，"除了工资、房产等，个人以及子女的婚姻状态，其书画、写作收入，家人炒股、开办公司情况都需要向组织汇报"。如果隐瞒不报，则不得提拔任用。其中，"领导干部婚姻有变化要填写时间及原因"这一条款，尤其让媒体感兴趣，并被专家解读为"最大限度地防止腐败"。

其实，这并不算新的规定，但是得到更多的强调。新表要求填写的"婚变"，是指未婚、已婚、离异及丧偶等婚姻状况。但是舆论乐于指向更广泛的婚姻变化，比如包养情人。根据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份调查，被查处贪官95%有情妇，60%以上腐败行为与"包二奶"有关。在官方的反腐通报中，对此类婚变的指控，也由"生活腐化堕落"、"发生或保持不正当性关系"变成了"与他人通奸"。舆论中一部分认真呼吁扩大监管，因为专家说"官员婚变或离腐败不远"；一部分暗讽中共反腐不走正道，玩尽花拳绣腿。

中国大概是反腐口号最响亮、反腐措施最多的国家，可谓花样百出，层出不穷。2003年四川省委办公厅发文禁止领导干部配备女秘书，"一劳永逸"地解决"红颜祸水"问题。2006年重庆市发文禁止官员与情人婚外生子。江苏、浙江、湖北、辽宁等地纪委都曾召集领导干部夫人开会，封她们为"家庭纪委书记"，通过她们"吹枕边风"来反腐。2009年深圳曾规定，禁止"裸体做官"（指配偶子女都移居外国，自己只身一人在国内做官）。去年3月，民革广东省委将向省政协大会提交一份提案，建议颁布官员禁读EMB A令，因为"官员就读EMBA可能助长'官商勾结'的不正之风"。在一篇官方媒体的报道中，国家机关食堂做泡菜也被宣传为反腐新招。
 
这些反腐措施效果如何？几乎没有看到任何跟踪调查和报道。但是，从中共公布的"反腐成果"上，我们可以略知一二。比如，四川省禁止领导干部配备女秘书那几年，正是以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为首的"腐败集团"在那里坐大的时间。根据官方通报，这个"集团"成员在婚恋及包养情人方面都有"不俗的表现"。又如，重庆市禁止官员与情人婚外生子几年后，"与多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性关系"成为前重庆市领导薄熙来的标签。这么多年来，没听说有"家庭纪委书记"为反腐立过功，翻脸的情人揭露的腐败案倒是不少。有人问：纪委是不是应该把荣誉送给这些被称为"二奶"的女人们？

这些措施推出时都被称为"大快人心"，实则经不起推敲，自欺欺人，甚至是错误的。禁止领导干部配备女秘书，显然涉嫌就业中的性别歧视；禁止"裸体做官"涉嫌株连儿女的择业和居住自由；"在五天内"报告包括儿女在内的婚变及原因（（南京市根据中组部新表作出的规定），也有点管得太宽了。

很多网民想不明白，中央及地方想了这么多反腐奇招，为什么就不肯正正经经地建立监督权力的机制？这就是网民嘲笑的"明明有桥却不走，偏要摸着石头过河"。不仅如此，呼吁宪政的人被投入监狱，或者遭到官媒批判。民众上街举牌，要求官员财产公开，竟然被视为寻衅滋事而被逮捕和判刑。

值得注意的是，几年前，包括《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官方媒体都发表或者转发了不少反思花拳绣腿反腐败的文章。比如针对设立"家庭纪委书记"，新华社2004年发表文章说，这种做法"只不过是一种廉政秀，并不能起到真正的作用。反腐败最重要的是监督机制"。《人民日报》2005年发表文章说，"无数事实已经并将继续证明，令人痛恨的腐败问题，要想得到根本的彻底解决，需要健全切实可行机制和法律制度，这是唯一的也是最佳的良策"。可是今天，呼吁制度建设的声音在官媒上几乎消失了。

长平是中国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作家，现居德国。

德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承认比特币的国家，我是因此才开始了解接纳比特币的

估计是某欧洲小国

没有民主和自由的强国就是世界公敌，

忘记哪个名人曾说过，“你不反华，还是人吗？”

明明是战略投资却偏偏扯什么帮助，写报道的记者不是猪脑就是受贿了当写手。

“中国的帮助绝非无私”
周五的德语媒体，关注了中国与眼下面临危机的希腊之间的关系。也有媒体将目光投向了中国申办冬奥会。
Symbolbild chinesische Investitionen in Griechenland
(德国之声中文网) 德国《时代周报》网站刊登一篇题为"中国不会救希腊"的文章，认为中国政府不会为希腊提供直接的援助，更不用说直接接手希腊的国债。
"在过去几年间，中国已经多次成为南欧国家的救世主。2011年以及2012年，中国确实斥资数十亿欧元购买了葡萄牙以及西班牙的国债。不过，中国人并没有真正拯救西班牙以及葡萄牙。这两国的债务危机，直到欧洲央行表示愿意为其提供无限担保后，方才有所缓解。当时，中国的援助绝非无私的。由于巨额贸易顺差，中国积压了大量的外汇储备，其中以美元储备为主。而在前些年的金融危机后，美元严重贬值，利率急降。因此中国需要将其外汇储备多样化。而西班牙以及葡萄牙的债券利息很高，对于中国来说这是回报率不错的投资。"
"中国只对那些它认为划算的投资感兴趣。由于欧元区的危机，中国人前往欧洲大举收购变得低廉了。他们也考虑到了欧元汇率走低的因素。中国的国企近年来的主要收购有：葡萄牙的电网、希腊比雷艾夫斯港的两个货运码头等。仅在2012年第一季度，中资企业就在葡萄牙以及意大利分别投资了5亿美元、2.5亿美元用于并购。不过，对于大多数希腊企业，中资企业却极少问津，比雷艾夫斯港则纯属例外。尽管在欧盟的压力下，希腊的许多国有企业都应该私有化，但对于中国人而言，这些希腊资产显然不具备吸引力。"
"如果中国政府现在再次有意向希腊提供财政援助、并邀请希腊总理齐普拉斯访华，那它的目光肯定投向比雷埃夫斯港。希腊新政府上台后， 立刻叫停了向中远集团出售比雷艾夫斯港的股份。这才是北京要和齐普拉斯谈的主要内容。"
 Olympische Winterspiele 2022
北京携手张家口，申办2022年冬奥会
《法兰克福汇报》则将目光投向了中国申办2022年冬奥会。文章以"中国版的小号达沃斯"为题，写道：
"今年1月，北京以及张家口联合向奥委会 递交了2022年冬奥会的申请。中国人机会很好。挪威奥斯陆等城市退出申办之后，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拉木图就成为了唯一的竞争对手。"
"计划要承办赛事的张家口市崇礼县，几年前还依然是全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零落的村庄里，农民居住在窑洞、平房等简陋的居所里。年轻人都进城打工。后来，具有远见的投资者将这里开发成滑雪场所，从此之后，崇礼县就走上了快车道。"
"2003年起，这里已经陆陆续续建成了4片滑雪场。如果2022年申奥成功，这里就将承办冬奥会的多项赛事。已经有人将这里称作为'中国的达沃斯'，但是这里的山麓既不高也不险。不过，一旦涉及大型形象工程，北京总是能显现出强有力的规划能力以及执行能力。如果申奥成功，崇礼就将在今后的几年内大变样，为冬奥会提供除了天然降雪以外的一切所需。"
"崇礼的冬天足够冷，平均气温零下13度。但是，这里的降水十分稀少，每年降雪量只有区区60厘米。举办赛事，将主要依靠人工造雪。但是造雪也需要足够的水资源。规划人员准备在夏天收集雨水，并将积雪融水回收再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