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27日从此间铁路部门获悉，被誉为中国“最美高铁”的合肥至福州铁路（简称“合福铁路”）将于28日正式开通运营，其跨越长江的重点控制性工程——铜陵公铁长江大桥再创世界纪录。
新建合肥至福州铁路（简称“合福铁路”）纵贯安徽省中南部、江西省东部、福建省东北部地区。北起安徽省合肥市，经安徽省巢湖、铜陵、芜湖、宣城、黄山市，江西省上饶市，福建省南平、宁德市，终至福建省福州市。沿途经过黄山、婺源、三清山、武夷山等风景名胜区，被誉为“最美高铁”。经过近5年的建设，合福铁路于6月28日正式开通运营。
在整条线路中，其跨越长江的重点控制性工程——铜陵公铁长江大桥属于世界级的桥梁工程。大桥于2010年开工建设，跨江主桥全长1290米，采用两塔五跨斜拉桥结构，主跨630米，刷新了中国乃至世界公铁两用大桥桥梁跨度的新纪录，是目前建成通车的世界最大跨度公铁两用斜拉桥。
据桥梁设计单位中铁大桥勘测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27日介绍，该桥按四线铁路、六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上层为铜陵通往无为至巢湖的六车道高速公路，路面宽33.5米，设计时速为100公里；下层为四线铁路复线建设，其中，京福高铁客运专线设计时速250公里，作为南北货运通道的合庐铜铁路专线设计时速为160公里（预留时速200公里提速条件）。
该桥是继武汉天兴洲长江大桥、南京大胜关长江大桥后，长江上建成的又一世界级公铁两用桥梁工程。大桥的多项设计指标达到国内、国际领先水平，在中国铁路斜拉桥中首次采用了大型深水浮运沉井、小阻尼指数阻尼装置、全焊接桁片设计等新技术新工艺。

台媒称，希腊总理齐普拉斯对三巨头撕破脸，27日大早对国内丢下是否接受纾困的“公投炸弹”，吓坏民众，他们担心当局即将实施金融管制，担心种种金融不确定，开始全天在银行的ATM前排队领钱，全国ATM超过三分之一被领光。

台湾联合新闻网6月28日援引《财星》网站的报道称，27日稍后通过公投案的国会，大厦内的ATM也有议员抢着领钱。
银行圈内人透露，希腊全国大约有5500台ATM，其中约2000台，比率达35%，27日一度被领光欧元，相关银行向希腊央行告急，紧急补钱。
每台ATM补钱，快者一小时，慢者需要两小时，是ATM前人龙愈拉愈长的原因之一。
希腊四大银行高层表示，27日民众约领走6亿欧元 （约合41亿元人民币），少于过去两周来动辄领掉10亿欧元，但这金额只是从ATM领走的金额，而且ATM每日平均领款限制在600到700欧元。也就是说，民众的实际现金需求绝对远高于此数。
一位民众说：“我来领我妈的养老金，趁这机器里的钱还没被领光。现在情况急死人了，搞什么公投。这是钉在希腊棺材上的最后一根铁钉。”
报道称，齐普拉斯宣布实施公投，雅典市内的ATM前就开始排队。除了市区ATM的人龙，国会里有一台ATM 前，大约40个人排队。
齐普拉斯政府1月底上台以来，民众已从银行领出300多亿欧元。
民众对政府并无信心，甚至有专家预测，希腊金融体系别说撑到7月5日公投，连维持到29日都有问题。希腊银行界高层表示，许多银行如果得不到央行的紧急流动性挹注，29日可能开不了门。
另据台湾中时电子报6月29日报道，希腊总理齐普拉斯28日宣布，29日全国银行放假，全国开始资本管制；齐普拉斯惊人呼吁，全国对国际债权人的纾困条款进行公投，希腊国民的回应是把钱由银行挤兑出来。
希腊消息人士进一步指出，金融安定委员会建议，银行接下来6个工作日都别开门、每日提款上限为60欧元，另29日全国自动柜员机全打烊。
齐普拉斯谴责欧洲各国元首，还有欧洲中央银行强迫希腊做东做西，但他强调，目前态势不会迫使他延搁下个7月5日举办公投的计划。
齐普拉斯向全国发表电视演讲说：“（拒绝）希腊政府的请求，短期延展一下纾困方案，这依欧洲标准来说，是前所未有的，不啻质疑某个主权民族有无决定权利。”
齐普拉斯指责，欧洲央行28日这样决定，是限制希腊银行能取得的流动性，逼得希腊中央银行建议银行放假，同时限制银行的提款。
稍早希腊金融消息人士透露，雅典股市29日仍不开门营业，外界施加给银行界的压力，看来准备强迫政府落实资本管制;此外，“比雷埃夫斯银行”（Piraeus Bank）执行长托莫普勒斯（Anthimos Thomopoulos）也强调，全国银行29日不会开门营业。
希腊的国际债主已拒绝延长其纾困，储户28日大排长龙挤兑，雅典当局与欧洲联盟、国际货币基金之间的对峙，已升高到危险新程度。

中国人对澳大利亚住房的强劲需求使澳大利亚政府铲除非法购房者的努力相形见绌，澳政府目前正竭力避免澳人买不起房引发的强烈不满。

据澳大利亚《时代报》6月25日报道，自2月宣布要打击非法购房者以来，政府只迫使一名外国人出售了房产。据瑞士信贷银行说，中国人已买走悉尼近1/4的新建房屋，到2020年的这6年中他们这方面的支出将会增加一倍以上，达到600亿澳元。
报道称，总部设在悉尼的亨森置业公司常务董事雷·詹（音）说：“忘掉反腐吧。大量的资金在进入。”该地产公司几乎专做华人的房地产生意。
由于人们担心，海外需求将会推高房价，使当地人因无力购买而被挤出市场，财政部长乔·霍基计划增加对那些蔑视相关限制者的罚款金额和监禁时间。然而在议会一调查委员会要求建立全国购房者登记国籍身份制度6个多月后，该数据库依然没有完工，这使官员们依然不清楚海外购买的规模到底有多大。
报道称，出任2014年该调查委员会负责人的凯莉·奥德怀尔在电邮中称：“目前有关外国人投资房地产的数据不足，因此很难进行政策评估。”
在财政部警告说悉尼市场出现泡沫的同时，新成立的调查房产所有权情况的委员会6月26日将举行它的首次听证会。
据核心信息咨询公司说，这座澳洲最大城市的房价3年中猛增了40％，而中间房价现在为90万澳元。澳央行行长本月说，悉尼市场的要素失控了。
按照法律，海外购房者基本只能购买新建房，并且需要得到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的批准。临时居民可以购买新建房屋或在得到该委员会批准后购买现房，但在他们离境必须出售这些房产。
报道称，2014年的调查委员会还建议应加强对现有规定执行情况的监督。政府怀疑许多已不在澳大利亚生活的购房者并没有按规定卖掉他们的房产。
据亨森置业公司创始人詹先生说，许多中国人资助他们在澳大利亚定居的子女买房。詹先生出生在上海，移民澳洲后于1984年创办了这家公司。
詹先生在位于悉尼唐人街附近的办公室接受采访时说：“他们的财富在中国递增的非常快。”他回忆说，有位客户竟试图刷信用卡来购买一套价值80万澳元的公寓。他估计房价至少还要再涨三年。
奥辛集团常务董事约瑟夫·扎亚认为他的公司的销售量2015年将翻番，增加到约2500套，而每套的平均售价将能达到65万澳元。该集团向中国的买主提供售澳洲的不动产。
报道称，以哈桑·陶菲克为首的悉尼瑞士银行的分析家们在5月发表的报告中说，按照目前的供应速度，中国的需求将会使中国人在2020年买走澳全国20％的新建住房，而现在的比例为15％。
据悉尼数字金融分析公司负责人马丁·诺思说，中国的需求侧重于某几块，如果澳大利亚经济恶化的话，这一需要也许并不足以支撑这个市场。在澳大利亚无衰退进入第25个年头之际，增长放缓，各公司都计划以创纪录的水平大幅缩减投资，工资停滞不涨。
若思说：“如果因经济状况造成当地需求萎缩，那么仍将会从海外市场，特别是中国，获得一点程度的支持。如果资本持续增长的前景变得渺茫，那么趋向上扬的海外需求可能也会减弱。”他的研究公司与摩根大通银行合伙草拟贷款报告已超过10年。
报道称，从12月起，政府将会向外国人收取至少5000澳元的购房申请费，此刻它正谋求强化执法。那些蔑视相关规定的人可能被迫出售他们的房产，受到金额高达房款25％的罚款处罚，或面临长达三年的牢狱之灾。
霍基只宣布了一项财产剥夺令－－迫使中国亿万富翁许家印拥有的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抛售了一座价值3900万澳元、可俯瞰悉尼湾的豪宅。
当局目前正在对195宗案例进行调查。
报道称，堪培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政治分析家约翰·沃赫斯特说，最新的数据显示，截止到2014年6月结束的这一年中，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批准的外国人购买的住宅不动产超过了2.3万套，由此看来霍基的打击行动对缓解房价的压力将无济于事。
他说：“更多是一种象征性姿态而非真正的强硬政策。”

俄罗斯驻华大使杰尼索夫6月27日表示，对于俄联邦外贝加尔边疆区可能出租耕地给中国公司一事，没有任何理由感到不安。

据俄新社6月27日报道，他说，没有任何理由怀疑中方有觊觎俄联邦领土的计划和意图。
报道称，俄罗斯自由民主党议会党团6月26日向国家杜马提交了一份议案，要求杜马建议俄联邦政府分析外贝加尔边疆区计划向中国公司出租农业用地一事可能带来的地缘政治风险。该党认为，一旦签署此类协议，中国向该地区的劳务移民将会加强，进而可能提出领土要求。
对此，杰尼索夫说：“（俄中）两国关系的发展相当活跃，双方正在研究和讨论各种经济合作方式。只有那些不了解事情的本质或者是不想厘清真相、另有图谋的人，才会发表什么夺取土地之类的言论。”他强调，对这些言论“无须理会”。
杰尼索夫说：“说实话，我们并没有看到引发这种不安的任何依据……中方也没有给我们怀疑其用意的任何理由。某些人士的担心毫无根据。”
外贝加尔边疆区政府与中国公司于本月签订了一份意向协议，双方约定共同开发该地区面积约为11.5万公顷的荒地。俄方计划将这片荒地租给中国伙伴，租期为49年。未来还可能向中国再出租20万公顷土地。自民党在上述议案中指出，外贝加尔边疆区的这一计划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安，可能引发消极后果。
据西班牙《国家报》网站6月27日报道，俄罗斯和西方关系遇冷之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开始在政治和经济上向中国倾斜，俄罗斯人对此不情不愿，他们试图在对东方邻国根深蒂固的戒备和开发东部半荒漠地区对投资者和劳动力的迫切需要中间寻找平衡。这种矛盾反映在外贝加尔边疆区的一个项目所引发的讨论上。
外贝加尔边疆区当局6月初签署了一份意向协议，准备将一片11.5万公顷的农业用地租给一家中国企业。外贝加尔边疆区需要资金来解决影响当地人生活水平的经济问题，上世纪90年代以来，该地区的人口数量不断减少，目前只有数百万人。
外贝加尔边疆区领导人康斯坦丁·伊尔科夫斯基说：“我们邀请了所有（投资者），但只有中国人来了。”
伊尔科夫斯基指出，耕种土地将有助于抗击近年来困扰该地区的森林火灾。这些火灾摧毁了数以百计的房屋，造成巨额财产损失，原因是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大片土地荒废了。
这一切发生于俄罗斯将推动农牧业作为国家安全的一部分，以替代从西方的进口之际。外贝加尔边疆区和中国华俄兴邦投资有限公司之间的协议涉及240亿卢布（约合27亿元人民币）的投资，包括种植粮食和牧草、养猪和农业设施建设等。
地区问题专家纳塔利娅·祖巴列维奇说：“这是一个引发很多疑问的事件，因为中国人想要租用的土地没有多少利润可图，它处于一个气候条件恶劣、基础设施贫乏的地区。一些人甚至认为这是想通过租赁的方式占有俄罗斯的领土。”

外媒称，在中国央行周末紧急降息和定向降准后，急跌的中国股市沪综指29日开盘大涨2.3%后，引发大量平仓盘出逃，股指早盘出现大幅震荡。分析师认为，在消化这些抛压后，大盘后市出现技术性反弹的概率较大。

据路透社网站6月29日报道，开盘20分钟，沪综指.SSEC报4173.742点，跌19.131点或0.46%，该指数开盘报4289.771点，涨2.31%，之后一度下挫2.35%。
“周末没找到钱的配资盘早盘被平，不过挺过这关后，大盘应能涨，这必须的，否则大盘就崩掉了。”东北证券分析师沈正阳表示。
他还指出，大盘近期暴跌后，本身有技术性反弹需求。央行宣布降息和定向降准，有助于激发大盘反弹。“有利好还不反弹，那以后也没机会了。”
从板块来看，前期被游资暴炒、亦是民间配资投入较集中的创业板面临较大压力，创业板指数P下跌4.3%，之前一度暴跌近7%。
沪深300期指7月主力合约在开盘涨2.12%后亦出现震荡，目前上涨1.2%。
报道称，继年内两度降息及两次降准后，中国的宽松货币政策进一步加力，央行27日宣布将同时降息和定向降准，为六年半来首现；一方面经济仍未见明显起色，稳增长政策还需跟上，而另一方面，政策加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股市暴跌后防止金融风险进一步扩散。
日前沪综指累计下跌6.37%，仅26日该指数就下跌7.4%，当日沪深两市有2000多只A股跌停，仅58只个股上涨。

核心提示：中国存在这一担忧主要是因为，美国具有核优势，而这一优势在与弹道导弹防御和常规快速全球打击技术所赋予的常规先发制人打击能力相结合后，令中国的报复能力面临危险。
参考消息网6月29日报道 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6月28日发表题为《高超音速导弹如何将美国和中国推向战争》的文章，作者为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太平洋论坛客座研究员埃莱妮·G·埃克梅克奇奥卢，全文编译如下：

高超音速武器能够达到5倍音速以上的速度，是最新型的精确制导弹药。这类武器是远程打击武器系统这一更庞大家族中的一员。
在美国，研发高超音速武器的背景是，希望发展常规快速全球打击技术——官员们通常将之定义为“能够在一小时内击中世界任何地区的目标的高精确常规武器”的技术。除美国外，中国和俄罗斯等国也在秘密研发这一大有前途的技术。对于俄罗斯人或中国人已经到达何种研究阶段，我们几乎一无所知。
然而，从中国两次试验相隔时间很短这一事实显然可见，中国强调快速研发而且重视这种新武器对中国的战略价值。较短程高超音速武器似乎是一种较为可行的技术，而全球射程武器则是一个远不能达到的目标。然而，各国均对这两种武器进行大量投资，其作战能力看上去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就中国而言，美国在弹道导弹防御以及常规快速全球打击方面的政策以及投资导致了认知差距，加剧了对美国试图遏制中国的担忧。一些中国专家认为，中国感到担忧的背后，隐藏着若干主要原因：核武库规模一直以来较小以及成问题的第二次打击能力。中国专家特别谈到了中国受到美国胁迫这一前景。中国存在这一担忧主要是因为，美国具有核优势，而这一优势在与弹道导弹防御和常规快速全球打击技术所赋予的常规先发制人打击能力相结合后，令中国的报复能力面临危险。
在奥巴马总统的布拉格演讲以及发布2010年《核态势评估》报告后，中国人的担忧骤然加剧。中国认为，美国减轻对核武器的依赖等同于增强对常规武器（尤其是常规快速全球打击武器）的依赖，而在常规武器方面，美国具有无可否认的优势。因此，中国人认为，奥巴马总统对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的展望是一个旨在遏制中国崛起的陷阱。
至于中国研发高超音速武器，主要是受穿透美国弹道导弹防御这一目标驱动。对中国而言，将发生地区冲突时试图进入战区的部队作为打击目标的高超音速武器，能够打破美国在进攻（常规快速全球打击）系统和防御（弹道导弹防御）系统这两方面的优势。2010年底，中国人测试了携带一枚机动式弹头、射程约为1500公里的东风-21D反舰弹道导弹，令大多数美国专家和高层军官感到震惊。学者们称这种导弹能扭转乾坤，将对地区战略和外交态势产生深远影响。据2049计划研究所的一篇报告称，显然，这种导弹的任务是打击航母，除此之外，这种导弹的极端重要性还在于，它是中国从弹道技术迈向高超音速武器和常规快速全球打击能力的跳板。中国于2014年1月和8月对WU-14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进行了测试。关注中国武装部队现代化问题的专家强调，考虑到这两次测试间隔时间很短，表明中国十分重视高超音速技术。
在讨论了高超音速武器研发的驱动因素后，关于这些武器在作战层面和战略层面的影响力的问题仍有待解答。在抢占主动权和对在敌方战争努力中处于核心地位的关键点实施外科手术式精确打击方面，双方似乎都试图以高超音速武器为手段。在战术层面出奇制胜以及通过发动反卫星武器进攻先发制人，破坏敌方指挥自动化系统，似乎是高超音速武器可以执行的任务。因此，高超音速武器能够在反介入/区域拒止战略以及反反介入/区域拒止战略中成为有价值的补充。
如果东亚局势不滑向赫尔曼·卡恩所称的“双边升级局势”，这两种战略观念都将基于牢固之地。在上述局势下，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理由充分地声称，本国能够取得升级主宰权——即能够可信地抵消敌方以进一步升级作为对此前行为的回应的努力。尽管军事计划制订者普遍倾向于选择直接升级战略，但在美中发生冲突这一前景中，此种事先确定的僵硬战略路径也许会产生有害影响，迫使双方进入一场原本可以避免的激烈升级的冲突。

核心提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从未也永远不会易于管理。中国正在挑战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的地位。
参考消息网6月29日报道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网站6月22日刊发题为《改变对华政策：我们在寻找敌人吗？》的文章，作者为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前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负责人杰弗里·巴德。文章称，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东亚避免了重大军事冲突的发生，相比之下，这是一项不小的成就。
东亚的成就归功于该地区大多数国家的成熟与理智，它们重视经济增长多过清算宿怨。另外，美国的安全存在阻止了军事行动，为大多数民族和国家提供了舒适的环境。但是，至关重要的是，这归功于两个亚太地区大国即美国与中国的和解，这种和解由理查德·尼克松和亨利·基辛格发起，并且得到了此后历届美国政府和中国领导人的促进。

文章称，从最近多位美国外交政策专家的公开评论判断，这种和解目前面临着分崩离析的危险。中国近来在南海开展“侵略性”的填海造岛工程，此举似乎旨在在这一远离中国沿海地区的地方建立军事岗哨。针对这一事件，一些专家认为从尼克松开始的多位总统所追求的政策已经过时了。这些专家主张，我们需要接受一个事实，与一个寻求控制西太平洋的中国实现战略和解是不可能的，而且我们应当接受甚至拥护一种建立在对抗基础上、以合作为补充的关系。
在一个充斥乱象的世界中，“共谋”将一个全球最稳定、最有秩序、最富有经济活力的地区变成另一个冲突地带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如果我们遵循那些将我们与中国的关系界定为某种不加约束的对抗关系的人士的建议，上述就是我们会面临的后果。
文章称，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从未也永远不会易于管理。中国是全世界最出色的新兴大国。在20年时间里，中国军队从庞大落后变得资金充足且技术先进。中国正在挑战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的地位。中国视美国在该地区的结盟为威胁，因此寻求削弱这些盟友关系。
另一方面，美国和中国都是全球经济的基础，也是全球增长的主要引擎。
中国正在充分融入全球经济之中。我们的企业视中国为一个对其增长至关重要的市场。在这方面，中国与苏联毫无共性，后者的经济在“铁幕”背后运作，只与其附庸国有往来，与西方企业和国家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接触。中国现在正在通过创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扩展其多边经济足迹。尽管错误思想指导下的美国政策对亚投行进行了遏制，这个银行目前已经拥有50多个成员。
因此实际情况是，很难设想一种基于全面对抗的关系，将如何在中国已经介入如此之深的世界里取得成功，或者是在一个我们需要——而且有时候的确——与其在关键性问题上开展合作的世界里与美国的利益相符。
那么，我们该如何评价南中国海正在发生的事情？
中国的言论和行为都非常令人担忧，应当并且已经得到了其他声索国的强烈回应。美国的回应既包括外交方面也包括军事领域：公开挑战中国引发异议的行为；提出一项外交战略，已经令其他声索国发表了空前明确、彰显团结的声明；通过部分解除对越南的武器禁运和重启之前与菲律宾毫无进展的联盟关系来深化与其他声索国的安全合作。
美国可以做的事情还有更多，在外交和军事领域都是如此，从而向中国展示其行为的代价，阻止冲突，并且在南海维持国际法准则。我们应当以一种为中国提供让事态逐步降级的“出口匝道”的方式实现这一目标。

美猎鹰火箭升空后爆炸解体 空间站补给任务第3次失败
中新社休斯敦6月28日电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28日发射一枚猎鹰9号火箭执行国际空间站货运补给任务，火箭升空2分半钟后突然爆炸解体，携带约2500公斤补给的货舱也被炸毁。这是8个月内，空间站补给任务第3次失败。原本计划的火箭回收着陆试验也未能进行。
美国东部时间28日上午10时21分，执行这次货运任务的“龙飞船”由可回收火箭猎鹰9号（Falcon9）搭载，从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空军基地发射升空。录像显示，火箭飞行了约149秒后出现异常，突然在空中爆炸解体，碎片落入大西洋。“似乎是一级运载火箭的液氧罐发生了问题。”SpaceX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Elon Musk）说。
今次飞船携带的补给包括宇航员所需的水、食物以及科学实验用品。其中一个重要设备是全新的对接口，为今后的商业任务做准备。
这是SpaceX公司自2012年以来第8次执行空间站补给物资运送任务，也是第一次失败。对于国际空间站来说，此前已经接连发生过两次失败的物资运送。今年4月，一艘俄罗斯补给飞船在升空后失去控制，并于返回途中坠毁。去年10月，轨道科学公司的货运飞船在一次弗吉尼亚的发射中发生爆炸。
美国宇航局局长博尔登（Charles Bolden）28日发表声明，对于当天的发射失败表示遗憾，但他称，国际空间站上的3名宇航员是安全的，“他们有足够未来几个月的供给，我们将与SpaceX公司密切合作，尽快解决问题并恢复飞行”。
28日是SpaceX首席执行官马斯克44岁的生日，他原本计划再次尝试一级火箭按设定路线自主返回着陆试验，还特意在回收平台刷上“我依然还爱你”字样。今年1月，SpaceX公司进行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火箭回收试验，由于着陆角度问题，火箭在回收平台上爆炸。2月份的第二次试验，因巨大风浪而放弃，火箭直接坠入大海。4月的发射，推进器气压阀暂时失灵，导致火箭减速放慢砸向海上平台，引发爆炸。
马斯克表示，不会放弃火箭回收的尝试，“如果火箭可以像飞机一样重复使用，那么进入太空的成本可以降低百倍”，他相信可回收的火箭对人类的太空事业将是革命性的。

鉴于行业冷清，估计是卖不了几个钱了，找到卖家都难。

巴比特也没多少人了吧。。不过A股行情差不多了 ，应该会有些回流。

看看版面就知道了，一周了还没有几个贴。。。

怎么，你是没见到股市的空军吧？比特币比起来好像不算什么

还在推广这个小站啊。。。真有够毅力的，最近情况怎么样？论坛是冷清了好多。

茂名据说也是出过一次这样的事件，怎么说好呢？为什么不建到无人烟的西部地区

中国第一份抗生素使用量和排放量清单公布。2013年，我国抗生素使用总量约16.2万吨，其中兽用抗生素占一半以上。

抗生素大部分以原形排出体外，进入水体和土壤，又通过食物链再回到人体，从而增加耐药性，这可能导致人类陷入“无药可用”的境地。

“这是一个阶段性报告，我们只是在网站上挂了一个消息。”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应光国没想到，一项科研成果会引发全国数十家媒体联系采访。

2015年6月，长期关注化学品环境影响的应光国课题组公布了中国第一份抗生素使用量和排放量清单。

最初做研究时，应光国想从各个部门获取一些基础数据。但他跑遍了环保、农业、食药、卫生等部门，却一无所获。

“多年来，我们到底用了多少抗生素，人用多少，兽用多少，都是未知的。”应国光感叹。这也是他坚持要做这项研究的原因——中国至今没有各类抗生素使用量的官方报告。

课题组在从事养殖业的农民家调研，询问“平时会使用抗生素吗”，答案都是一致的：没有。

但检测显示，几乎所有大型养殖场的动物粪便和饲料里都能检出多种抗生素。

最终该研究项目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联合基金重点项目资助，通过模型预测得出全国58个流域的“抗生素环境浓度地图”和36种常见抗生素的全国使用量和深入排放清单。报告全文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环境科学与技术（ES&T）》。

这项最新研究揭示了抗生素污染在中国河流环境普遍存在。人和养殖动物吸收的大量抗生素绝大部分以原形排出体外，进入水体和土壤中，又通过食物再回到人体，从而增加人和动物的耐药性，这可能导致人类陷入“无药可用”的境地。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抗生素生产国和消费国，此次课题研究显示，2013年中国共使用抗生素16.2万吨，其中一半以上用在了养殖业。

十年调研绘污染图

“我们跑遍了全国的大江大河，每条河从上游做到下游，采集水土样品，获取监测数据，收集环境污染资料。”应光国说。

从2006年开始，应光国的团队就开始进行基础数据搜集。他们在全国各处进行野外调研搜集数据，有时采样还会遭遇利益相关方“围追堵截”。

最终报告形成了两幅“抗生素污染地图”，一幅是全国抗生素排放量图，一幅是全国抗生素排放密度图。

从地图上可以直观地看出，海河和珠江流域是环境抗生素污染最严重的两条河流，平均浓度超过79.3千克/平方千米，比雅鲁藏布江等西部流域数值高出几十倍。应光国指出，由于海河水量少，其抗生素环境浓度高于珠江。总体上，我国北方流域的抗生素浓度高于其他区域。

就抗生素年排放总量而言，洞庭湖是排放量最大的，高达3440吨。黄河、淮河、扬子江也是排放量最高级别的流域，都超过了3000吨。总量较少的是北江和珠江三角洲流域。

应光国的团队重点监测了36种抗生素，这也是环境常见的抗生素种类，它们的排放量高达53.8万吨，其中46%到了水体里，54%进入了土壤。排放量最大的五种抗生素依次是，阿莫西林、氟洛芬、林可霉素、青霉素、诺氟沙星。

以珠江三角洲流域为例，浓度最高的抗生素阿莫西林，达到3384纳克/升，其次为氟洛芬（2867纳克/升）。诺氟沙星、青霉素等另外5种抗生素浓度也较高，均高于1000纳克/升。

应光国解释，我国目前没有关于环境里抗生素浓度的标准，但1000纳克/升以上的浓度已经属于非常高的水平。

“从论文附录看，高浓度抗生素基本上都是养殖水体和污水排放口的检测值。目前国家还没有对污水中的抗生素建立明确的标准（包括制药工业废水排放标准中都没有列出），所以还是一个监管漏洞和难题。”清华大学饮用水安全教研所副研究员陈超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无论是人用还是兽用，阿莫西林都是用量最高的一种抗生素。”应光国说。

以2013年为例，中国的抗生素使用总量约16.2万吨，这大约是英国的160倍。其中人用抗生素占到总量的48%，其余为兽用抗生素。



中国和发达国家抗生素使用量对比。 （李伯根/图）

数据推演靠谱吗？

全流域的普查对于一个科研团队，甚至对国家来说，都十分困难。应光国的团队采取了一种较为巧妙的方法——基于市场调查的预测。

野外调研的数据成了这项研究的前期基础。2012年之后，他们开始了为期三年的大规模市场调研。

“环境抗生素含量可以通过综合抗生素的消费量和污水处理率、人类和动物排泄量来模拟推算。”报告指出。

应光国的团队从中国化药协会那拿到了一份国内所有化学药厂的名单，他们从中分别选择了各种抗生素销售量最大的5-10家企业作为代表，共计237家。课题组向这些企业购买了2013年的市场份额、销售量和销售区域等数据，从而计算出这些抗生素在不同区域的使用量和途径。

他们再根据各流域的行政区划组成，将各市、县的数据相加，得到流域尺度的抗生素排放量和排放密度。最后，在排放量基础上，模拟预测了各种抗生素在全国各流域的环境浓度。

有人质疑用市场调查的数据推演结果的准确性。应光国解释，“市场调查结果，与药品经济研究所与中国药物工业的基本数据进行了交叉比对核实，基本一致。而模型预测的环境浓度与我们及国内其他实测数据比较，多数在一个数量级内。因此是准确的。”

在他看来，这项研究最重要的意义是构建了一个全国流域尺度的模型，将来可以利用这个模型计算任何一年的抗生素使用量。

人类活动是抗生素排放的主因。在两幅图上清晰可见，以地理学上著名的“胡焕庸线”（中国地理学家胡焕庸1935年提出的划分我国人口密度的对比线，也称为“黑河-腾冲一线”）分界。在人口较密集的中国东部，其抗生素排放量密度是西部流域的6倍以上。

“这是第一份覆盖面广、数据量巨大、研究介质全面的抗生素排放和归趋的检测和研究报告。”陈超评价。他认为，我国科研工作者在抗生素方面已经开展了十多年的工作，由于人力、物力所限，大部分只能开展很小范围的检测工作，但是将这些零星的研究拼合起来，已经反映出我国存在十分严重的抗生素滥用和环境浓度增加的问题。

失控的抗生素管理

中国一半的抗生素贡献给了养殖业。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曾在2007年警告说，中国养殖的海鱼含有氟喹诺酮等在美国海产品中不允许使用的抗生素。

而大量的污水处理设备对抗生素的处理明显不足。应光国发现，很多养殖企业未经处理的污水就直接排放到河流，或用于农田灌溉。

为什么连统计数据都没有。专家们的猜测是，“他们都觉得这不是最重要的，所以都没有数据。”

更大的威胁在于抗生素的耐药性以及它带来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

应光国的报告显示，抗生素的使用量、预测环境浓度、地表水环境中的细菌耐药率和医院的细菌耐药率存在正相关，其中使用年代较短的新型抗生素正相关更显著。

“现在卫生部门非常关注抗生素滥用问题带来的耐药菌的问题。”陈超说。

抗生素在人类和动物身上的滥用被认为是产生耐药性细菌的主要原因。在我国动物的饲养周期中，农民和农场主们一直向其投喂少量的药物，这些药物不是用于治愈患病动物，而是为了促生长，并抑制因近距离接触彼此的粪便而引发的疾病，动物吃下抗生素之后，只有很少一部分被吸收，大部分都会随粪便排出体外。

2013年，8名中国和美国科学家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发表过一篇研究报告，三家中国商业养猪场中的粪肥里发现了149种“独特”的抗生素耐药基因。

这种耐药菌可通过环境、食用上述动物的肉制品等方式传播至人体，有的演变成“超级细菌”，导致人们难以甚至不可能通过常规抗生素来治疗感染，而新药的研发根本来不及跟上。

威胁已经在人体中暴露。2015年4月，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周颖副教授课题组，历经1年，通过对上海、江苏和浙江的一千多名8到11岁的学校儿童人群尿中抗生素的生物监测证实，近六成检出1种抗生素，四分之一检出超过2种抗生素，有些甚至有6种抗生素。

抗生素在动物中的滥用和抗药性已经成了世界范围内公共卫生领域的重大问题之一，医生面临着选择越来越少、没有充足时间做决定等问题，他们常常被如何拯救病人生命的痛苦选择所困扰。每年至少有200万美国人患病，其中约2.3万人死于耐抗生素感染。

如何监管？

抗生素可以拯救生命，但滥用的威胁更可怕。学者们都希望抗生素能有统一规范的管理，不至于未来的人类“无药可用”。

据长期关注药品管理的北京大学药事管理与临床药学系管晓东博士介绍，我国的抗生素管理人兽是分开的。人用抗生素由卫生部门管理，而兽用则是农业部门管理。近年来医用相对控制更严。

2012年8月卫生部实施“最严限抗令”（《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办法》）以来，抗生素在医院和药店受到了越来越严格的监管。农业部门也不断出台禁用某些抗生素的清单，但由于农户分散，监管困难，效果不彰。

“对比欧美，欧盟已经禁止用抗生素来促进生长，美国和澳大利亚也正在禁止更多种类的抗生素。”管晓东说。

2013年12月，美国FDA发布了行业指导性文件《兽医饲料指令》，要求有执照的兽医监督抗生素的使用等一个典型的例子是，2015年3月5日，麦当劳公司宣布其在美国的大约1.4万家餐厅将在接下来的两年内，逐渐停止采购使用了“对人类用药有威胁的抗生素”的鸡肉。

陈超认为跨部门的合作是解决兽用抗生素问题的关键。他希望政府对养殖业中滥用抗生素的行为加大执法，同时给养殖户更多的用药指导，必要时应该把兽用抗生素也比照医院纳入处方管理，由经培训的兽医来实施用药。食品监管部门应该加大对肉蛋禽奶和水产品中抗生素含量的检测，不仅是对出口产品做测试，也要加强国内产品检测。环境部门则应该在重点区域和重点产业进行检测，特别是抗生素生产企业、污水处理系统。供水部门则应加强对净水工艺进行工艺改造，特别是在有机污染严重的地方。

2015年6月9日，农业部网站公布了最新的禁用清单，拟禁止在食用动物中使用洛美沙星、培氟沙星、氧氟沙星和诺氟沙星4种原料药各种制剂。征求意见稿指出，由于这四种原料药及其制剂存在较大食品安全隐患，且已有动物专用的替代产品，因此决定禁用。

“停止滥用抗生素，珍视环境健康，为人类对抗病原微生物保留杀手锏，确实是人人有责，也人人受益。”陈超呼吁。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药剂科的药师。2015年6月23日我值夜班，凌晨两点左右，正与睡神攻坚之时，耳边恍然传来一声：“兄弟，打扰了……”我抬起头，是一个皮肤黝黑、结实又干瘦的中年男人，怯声憨笑着：“兄弟，你能卖给我几个纸箱子么？”“卖不了……”“一两个就行……”

坦白说，在这个时间点，又如此无营养的对话，已经让我有点从背后冒火了。但看着他油栗色略带沟壑的脸颊上显得格外白亮乌黑的眼睛，我好奇地问：“你要它干什么用啊？”“我就是想要两个纸箱子，拆了垫在地上，让孩子睡一会，不那么凉。”那双眼睛里已经盈满了奢望的期待。

我突然有种被轰鸣到了一般的惊顿。顺眼望去，在医院大厅的柱子边，一个同样干瘦的中年女人有着相似的风霜面庞，在她旁边散落的几个塑料袋子中间，两个年纪不大的孩子躺在地上不老实地小睡着……“从那边转过去，门口等我。”我赶忙起身，收拾着能腾空的所有够大够厚的纸箱，统统给了他。回报我的，是夫妇俩一脸不可思议又受宠若惊的感谢。其实，那一刻，我们看到了彼此的不易，何堪为难？

综合各方面信息看，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在欧洲正在出现新的变量，这就是欧洲正在设立的3150亿欧元的“欧洲战略投资基金”，但中国仍有机会。

官方智囊机构权威消息来源说，对于中国向“欧洲战略投资基金”的投资，欧洲要求中国必须以美元或者欧元支付，不接受人民币投资。这其中掩藏的逻辑十分清楚：如果可以用人民币投资这一基金，中国产品和项目进入欧洲的机会就会大幅度增长，“马歇尔计划”的一幕就要重演，“一带一路”的实现也就为时不远了。因此这一基金设立的动机除了复兴欧洲经济外，肯定还有别的考量。

另一方面，从根本上讲，在中国举国推进“一带一路”的大势面前，欧洲设立这3150亿的额外投资本身就必然会使中国失去一些投资机会，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而且从外交官们的谈话来看，欧洲对中国的强项，特别是“一带一路”的拳头产品，例如高铁和核电，表现出回避的态度。

同时，欧洲国家对“一带一路”战略的态度，也有区别：经济、技术实力强、经济形势好的，对“一带一路”的态度就开明一些；反之就谨慎和保守，而欧盟的表决机制可是要“全票通过”才行。

但是中国仍有机会。

德国驻华大使柯慕贤明确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这一基金投资的唯一标准是项目前景和收益，不会专门照顾某一地区，或者设立专门标准，“是完全市场化的”。

这意味着：欧洲仍然剩余很多投资机会。尤其是在中东欧、南欧地区，这些地方的基础设施建设十分薄弱，历史上欠债很多；而且这一基金只以项目投资前景和收益的“唯一标准”，必然会剩下不少投资机会。

而且，欧洲外交界的消息来源还说，以目前的经济形势，目前欧盟对振兴欧盟全部27个国家的经济也没有把握，尤其是后加入欧盟的那些中东欧、南欧国家，因此有首先振兴各方面基础都比较好的老欧洲经济的考虑。

特别是，消息来源还说，3150亿的基金目前还处于画饼的阶段。事实是，欧洲先拿出一部分资本，据说是800亿，公开报道说是德、法、波兰和意大利还愿意各出资80亿欧元，西班牙和卢森堡出的份额更小。这离3150亿的数额还有不小的差距。考虑到目前这一基金仍然处于募集阶段，三年内能否募集到3150亿欧元还没有结果，因而这一基金能够真正实际投资的项目必然也是有限的，因此中国“一带一路”计划仍有机会。

至于欧洲希望中国进入的四个投资渠道，如果项目看得准，所占股份比例合适，也不失为一条新的投资渠道。

这是本轮牛市中最剽悍的资金洪流，以小博大，冲杀凶猛。结局要么是成就“股神”传奇，要么是以最惨痛的代价收场。

但是高杠杆的配资，对配资公司来说却是一门稳赚不赔的“杠杆”生意。

2015年6月19日15时，经过一周的宽幅震荡，上证指数最终收报4478.36点，下跌306.99点，连续第二天大跳水。这也是7年以来最惨淡的一周，昂扬的牛头遭遇了罕见的13.32%的跌幅，迎来端午假期的休整。

但收盘之后，股市并未停歇。

这天晚上，陈华感慨地说，不知道多少配资账户会在同一时间爆仓。陈华在两年前做过配资生意，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今天要是我还在做配资，恐怕平仓都要平不过来了。得叫上我妈也来一起（给客户）打电话（追缴保证金）。”

“配资公司，完全可以把股市变成赌场。”高凯是长沙一家私人贷款公司的老板，深度接触过民间小额贷、各种P2P，甚至高利贷，但他根本不炒股，即便是在当下全民参与的火爆牛市里。他担心自己赌性太大，“玩到最后，还不如去一趟澳门来得直接。那个场子里，你还能清清楚楚看到自己和别人的筹码”。

在本轮牛市中，场外配资这个技术化的术语，却迅速变成了股民耳熟能详的一个词，这桩隐秘生意正红火在各个城市里。至于具体的资金规模，官方并未发布明确统计：据4月24日2015中国配资行业大会的统计数据，截至2014年底向证券期货配资的资金超过了1000亿元；而有的媒体则称本轮牛市以来，配资或已达万亿规模。

配资资金已经成为整个市场最凶猛的洪流，以小博大的关键所在。但它们也可能转瞬即逝——高企的杠杆放大了亏损的比例，一旦股民投入的本金亏损殆尽，账户内股票就会被强行卖出，配资方将即时收回借出的资金。洪流消失留下的巨大空位，则将市场推向峭壁边缘。

这也成为了监管层最为警惕的危险地带，查“两融”、收“伞”……无不是为了规范这些杠杆工具。

悲剧背后

进入咏江苑小区，在停车场通往地面的电梯内壁上，贴满了花花绿绿的小广告——“最低息借款炒股”占据着明显的位置。

在众多媒体上，居住在长沙市湘江世纪城咏江苑5栋的一位32岁的“侯先生”可能成为了悲剧的极端，也可能是本轮牛市中的标志性事件。

据长沙本地媒体此前的报道，其利用自有资金170万撬动了4倍的杠杆，一共850万元全部投入到一只股票中。6月10日晚间，在股票经历两个跌停之后，侯先生亏完了自己的本金，随后选择了跳楼。《潇湘晨报》随后的报道称，从长沙开福公安分局获悉，警方已排除他杀，初步确定男子的死因与炒股有关。

澎湃新闻随后的报道称，家属和警方均对炒股跳楼一事表示了否认。负责此案的芙蓉北路派出所副所长何颂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死者跳楼是因为“工作、生活压力大”。没有确凿证据显示，死者因为炒股失败而跳楼。

但这家派出所的所长康袁伟在电话中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这件事情从来就没有过反转。我们既没有说是（与炒股有关），也没有说过不是。”他强调，“这件事情没什么好炒作的。家属的压力已经很大，开始投诉了。”副所长何颂接到南方周末记者的电话后，则表示不再接受任何采访，必须要有上级的指示，随即挂掉了电话。

6月19日下午6点，南方周末记者第二次来到芙蓉北路派出所时，派出所全体民警的照片甚至都已经从展示栏上撤下了。

一名不愿透露身份的知情人士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一位同样来自咏江苑5栋的先生当时在派出所做的笔录表明，“侯先生”确系配资炒股亏损后跳楼身亡，之前还与其妻就此发生争吵。做笔录的这位人士曾跟着“侯先生”一同炒股，并在其悲剧发生后第一时间报警，后来还接受过采访。因为两家的小孩有时在一起玩耍，他对“侯先生”的家庭情况有所了解。

事发一星期多之后，同住5栋的多位小区居民仍对“侯先生”因炒股跳楼的事实笃信不疑。“听说是高桥还是哪里的配资公司借的钱给他，家里也经常吵架。”住在5栋1楼的一名邻居对前去探访的南方周末记者说。在长沙，高桥、芙蓉路、汇金国际都是配资公司较为集中的区域。当地一位业内人士称，自从去年底牛市以来，“配资公司的数目大概翻了一倍，一两百家是肯定有的”。

不过，在南方周末记者的寻访中，几乎所有的配资公司都严守一条原则——不能将资金100%都投入到一只股票中，单只股票至多只能配置70%资金，这确与前期报道中的“‘侯先生’全仓了一只股票”相悖。但真相究竟如何，外界不得而知。

在咏江苑5栋22楼，事发家庭的女主人不愿再谈及或澄清任何事实，拒绝了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

值得一提的是，进入咏江苑小区，在停车场通往地面的电梯内壁上，贴满了花花绿绿的小广告——“最低息借款炒股”占据着一个明显的位置。这是一个平均房价在6000到7000元的中档住宅区，在湘江岸边，三百多栋造型一致的楼房南北绵延2公里。下班时刻，私家轿车川流不息，有时能把小区间的道路堵住。以房价而言，在长沙，能在此拥有房产的住户家境多较为殷实。

配资明暗道

高杠杆的配资对配资公司却是一笔最安全的收益。

配资，正是本轮牛市中证监会一直通过各种监管动作加以警示的危险区域。在最近这场降杠杆的“市场踩踏”中，股市终成一片“绿海”。

“绿海”并不让长沙一家配资公司的员工杨宇心急。他自己已经提前清仓，现在的工作是“帮助”别人——在系统报警后，他简单地看了一眼绿油油的大盘，亲自确认了几个客户的平仓线已到，且未追加保证金，就在电脑上迅速地帮客户清了仓。

杨宇控制的是恒生电子HOMS系统设置的账号，可实现机器自动平仓，但杨宇的公司要求人工和机器两道筛查。在证监会监管下，HOMS系统的券商接口已不再允许新开，现存账户也须自查。

不过还有一种更野的路子，由资方自设拖拉机账户，即一个资金账户下挂超过两个股东账户，在我国股市放开个人开户数的限制之前，配资公司就已经创造了这种模式。

无论哪种模式，本质都是配资的股民得到一个新的股票账户，由配资公司和股民共同控制，资金按约定由配资方提供。盈利股民拿走，亏损时公司发出警报，或者平仓。

不过，高杠杆的配资对配资公司却是一笔最安全的收益——预交一个月（或者是第一个合同周期）的利息，亏损时公司直接平仓就能收回本钱。

开一家配资公司也远比想象简单，只要你有资金与客户——注册一家信息公司，声称办咨询类业务，拉上十几个有证券业务背景的人就能入行。业务员们会出没在微信群、朋友圈或者QQ群，通过口耳相传认识客户。休闲服配运动鞋的随意着装会让人误以为他们跟光鲜亮丽的金融行业毫无瓜葛，但他们可能就是手一挥批发出几百万资金，动辄让股票变颜色的那群人。

实际的操作中，有喊单、包月、包日的结息模式。前者以交易金额为准，按0.15%收息，后两者则以借款时间为限，包月的月息是2%，包日的日息则是0.1%，一般只做5个交易日。

“就是赌。”杨宇对南方周末记者简单扼要地概括了配资炒股的本质。“一周下跌700点，30%的账户都爆仓了，周二不涨，估计还要爆20%。”6·19的暴跌行情，又给他们公司空出了许多配资的账号。

“伞”里乾坤

“熊市行情里，来配资的都是老鸟，赚得也是极少。牛市很多新手上来就赚钱了，赚了钱就想配资。”

钱在这里是无差别的货物，从银行、从信托、理财、P2P等处打包发到配资公司。

“周五或者周一资金一下来，就被哄抢一空。”杨宇所在的公司，一个星期大约能用2000万的额度，加上一些“兄弟公司”，一起分完“一把伞”至少一个亿的资金。按这样的规模保守估计，其一个月新增配资产生的利润就能达400万。

配资公司同时需要以1∶2.5向上级资金方提供保证金，但是提供的保证金与批发到的资金又会一起用于客户的配资。配资公司就像是大资方的一个“散户”，“我们拿到资金就是1分2或者1分3的成本，卖出去2分一点都不高。”

这种流行的方式往往被称为“伞形信托”。

从最顶上的资金来源，伞形信托1个亿的“一把伞”往下数，可能要经历配资公司、居间人两层，最终才会到达普通股民，“每一层都要喝茶钱啊”。伞形信托，简言之即指炒股人冒高风险融资炒股，但须保障投资方优先固定收益的一种信托结构。

不过证监会多次出狠招打压伞形信托，风声一直在收紧。杨宇说，配资客户以前随时可以提取收益，而现在必须要赚了50%甚至100%才可以提取收益；以前的收益可以当日提取，现在则是必须收益产生后的2日才能提取。这事实上考验着配资公司的流动性管理能力，因为上级信托要一个月才与配资公司结一次账，用户提取的收益等于是配资公司的垫资。

市场大波动与严查场外配资的背景之下，配资公司越来越谨慎地兜售着自己的资金。

陈华曾工作过的小公司仅用了两年已经拥有了四家分公司，办公室变得豪华气派，配资余额从一千多万轻松过亿。“熊市做这个就是饿死，很多人一个月都拉不到一个客户；牛市会有几何级数的上涨，躺着挣钱。”

陈华刚入行的两年前，还没有多少人看到牛市的苗头，来找配资的少之又少。“你要去拉客户，说服他信任你。配资的前提就是信任，你必须完全信任你的配资公司。否则他拿钱跑了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他还记得他拉的第一个配资客户，姓李。“那个时候行情清淡，我们收2分（2%）的月息。我让他来到我们的公司，跟他说，你看我们这地方的办公条件，每个月租金都是几万，绝对不会骗你这么点钱的。”李姓客户当时是用5万配资25万，一次性就将5000块的首月月息结清了，业务员的工资就都从里头提成。

“熊市行情里，来配资的都是老鸟，赚得也是极少。现在很多新手也很自信，上来就赚钱了，赚了钱就想配资，很危险。只要你想配资炒股，这本身就是一种心态的变化。为了赚钱，那些利息他们都会认为微不足道。”陈华说。事实上，他们得到的是年化利率达24%的借款，高出央行基准利率近4倍。

杠杆被赶走，还是变得更贵？

收紧市场，只会让配资的利率水涨船高，现存的合法配资账户更为紧俏，“那些爆了仓的人赶紧出去，再换一批人来用这些账户，要转起来”。

券商亦有动力，因为无论是建仓还是爆仓，券商都可从中获得佣金。

南方周末记者调查得知，在实际的交易中，券商会给配资公司不菲的渠道抽成——万分之八的佣金中，配资公司会得到一半，即万分之四。按照腾讯财经的报道，提供HOMS系统的恒生电子还要按照流量向配资公司收取手续费，比例维持在万分之一左右。最后券商得到的是一笔笔金额放大了数倍的证券交易的佣金，配资公司则是既得到券商的返佣，还赚到了客户的利息。一方薄利多销，一方两头通吃。

“现在客户找配资已经像在医院排队看病一样了，我们根本不愁客户，只做介绍来的，不用去另做推广。大把客户想插队，我们现在是两分（每月2%）以下的根本不做。”一家配资公司业务人员说。

严查之下，券商配资业务面临的风险与日俱增。一位长沙的业内人士透露，之前在长沙配资做得多的几个券商如西南证券、海通证券都不再新增账户，另外一些渠道则需要“够硬的关系”。在他看来，收紧市场，关闭伞形信托，只会让配资的利率水涨船高，现存的合法配资账户更为紧俏，“那些爆了仓的人赶紧出去，再换一批人来用这些账户，要转起来”。

资本活跃的温州是配资行业的鼻祖。依托牛市，配资从前两年的模仿，现在迅速遍地开花。金融创新的各类会场上，总会有新兴配资公司的身影。

4月24日，2015中国配资行业大会在乌镇召开。据大会统计数据，截至2014年底，我国已有配资公司上万家，从业人员逾8万人，向证券期货配资的资金超过了1000亿元。温州则是中国配资行业最活跃的地区之一。

“4月9日上线，未做任何推广，就朋友圈发发，已有几千位的注册用户。”某互联网配资公司CEO对行业未来显得信心满满。

这一轮资金推动型的牛市，庄家是谁、钱有多少、流向哪里，成为了比公司好坏、行业利润多寡、股价高低这些基本面重要得多的指标。但最凶猛的钱往往裹挟着最疯狂的欲望，或是最惨痛的溃败。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对南方周末记者说，“美国股市只要跌一半，一定是大萧条，因为美国的股票市场保证金交易盛行，有很多衍生品，杠杆高。但是中国没关系，前几次牛市跌2/3，似乎经济没有受到影响，因为我们之前没有过杠杆。现在我们开始有衍生品了，开始有杠杆了，速度增长得很快，这必须引起警惕，一旦所有的人一起出手，‘咣’的一下就掉下来了，会发生踩踏。毒药都在杠杆里。”

监管层早已意识到这一点。从牛市有“疯牛”迹象之时，证监会就开始三令五申控制杠杆资金。

早在4月中旬，证监会就已经发文，要求券商不得以任何形式参与场外股票配资、伞形信托等活动，不得为场外股票配资、伞形信托提供数据端口等服务或便利。此后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张晓军又多次强调。

但欲望难以禁绝。

因为最近股市火爆，杨宇认识的不少人已经辞掉了工作一心炒股，有工作的往往也是下午三点收盘之后才开始认真工作。以小博大，则是借钱炒股的最原始动机。

不过，已入股市9年的杨宇自己不配资，也不建议他的朋友们配资炒股。如果一定要借钱，他给出的建议是，融资融券。“年化利息才8.6%，150%的警戒线，130%的平仓线，如果到了警戒线我可以先还一部分钱。总之爆仓非常难。券商也巴不得你一直融着资给他交利息呢。”

我们要留给下一代什么样的语言环境？告别非理性话语，让说理成为明亮的对话！

近读丁晓原先生《媒体生态与现代散文》一书，觉得最有意思的是讨论中国早期报章说理文体的部分。对此贡献最著、最为人称道的是梁启超的“新文体”，又称“报章体”（语出谭嗣同）“时务文体”“新民体”（与梁启超所办刊物有关）。

现代公共说理需要有相应的写作形式，这种形式不是由文化传统自然而然传承给后人的，而是一种写作者（当然不是一个人）自觉创造的成果。“新文体”与今天报章说理应有的标准是有距离的，但其形成标志着现代说理的理念开始在中国撒下了成长发展的种子。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陈述了他的“新文体”：“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人们一般将此视为“新文体”一说的由来，强调的是思想上解放，精神上自由（与“自由谈”近义），但却未能点到说理文体的具体特征。

有论者认为，梁启超的“新文体”经由日本散文家德富苏峰的影响，受到“欧西文思”的滋养。“欧西文思”包括引入和运用新概念和西方的论述结构。新概念——如“责任”、“人生”、“独立”、“自由”、“进步”、“青年”等等——是蕴含新观念和新思维的新名词，但对论述结构并无直接影响。至于论述结构，有论者解释道，指的是“外国语法”，丁晓原认为，应该是指“逻辑性的增强”。其一是“长句的增多，表意趋于严密”，其二是“段落层次间意义关联紧密”。这样的表述仍不够具体，不足以让我们看到“新文体”的说理结构特征。

不妨以梁启超《呵旁观者文》（1900）一文来对他的“欧西文思”说理稍作说明。此文运用的是西方修辞学中常见的“六步说理”（当然可以根据需要来简约或扩充）。这六步分别是1.引介：引入话题（Entrance,introduction）；2.分题（division）；3.正题（confirmation）；4.反题（confutation）；5.铺成（分析）（amplification）；6.结论（conclusion）。

引介是提出问题：“天下最可厌、可憎、可鄙之人，莫过于旁观者”。分题是将人分为“旁观者”与“行责任者”。正题和反题是分别讲这两种人的不同。

铺成则是分析了六种“旁观”表现：浑沌派（“饥而食，饱而游，困而睡，觉而起，户以内即其小天地，争一钱可以陨身”）、为我派（“亡此国而无损于我，则我惟旁观而已”）、呜呼派(“‘束手待毙’一语是其真传。如见火之起，不务扑灭，而太息于火势之炽炎；如见人之溺，不思拯援，而痛恨于波涛之澎派”)、笑骂派（愤世嫉俗、喜笑怒骂，“既骂小人，亦骂君子；对老辈则骂其暮气已深，对青年则骂其躁进喜事”）；暴弃派（自暴自弃、妄自菲薄）、待时派（不作为地等待时来运转）。这六种表现的“旁观主义”其实亦可称为“犬儒主义”。

然后便是结论：对国家之事人人皆不应旁观，“国之兴也，我辈实躬享其荣；国之亡也，我辈实亲尝其惨。欲避无可避，欲逃无可逃，其荣也非他人之所得攘，其惨也非他人之所得代。言念及此，夫宁可旁观耶？夫宁可旁观耶？”

胡适曾说，梁启超的应用文体“既容易懂得，又容易模仿”（条件是先要懂得其论述结构）。在今天的说理教学中，经常可以看到这种“六步说理”的影响。例如，中学辩论说理的作文要求充分考虑到“反方立场”，因此基本章法格式是：一、介绍论题，需要告诉读者，辩论关于什么和持什么主张或立场。二、自己的主张和理由，需要充分证明。三、厘清反对一方的主张和理由，并逐条驳斥对方理由。四、结论。当然，第二、三两部分在不同程度的学生说理中可简可繁，在此姑且不论。

公共说理要求有基本的章法结构，是因为“理”是在条理分明、清晰有序的陈述中一步一步展开的，是一个让听者自己明白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灌输和强加于他人的结论。这样的说理形成于清末民初，成为当时“觉世之文”的一个特色，是现代理性在中国的一个重要思想成就，我们今天可以温故知新。百多年前启蒙前辈筚路蓝缕，铸造了现代说理的话语文体，愿国人好好发扬 光大，告别非理性话语，让说理成为明亮的对话。

（作者为加州圣玛利学院教授）

1948年年底北平围城时，毛泽东希望胡适留下来。他说只要胡适不走，就让他做北京图书馆馆长。对此，胡适没有理会，他乘坐蒋介石派来的飞机，和陈寅恪一起，离开了北平。

胡适为何离开？对这一问题，学界的一个解释是“胡适担心大陆没有学术自由与思想自由”。对这一解释，我很赞同。不过，我以为胡适离开北平，似乎还与他对蒋介石的承诺有关。

一

胡适对蒋介石有什么承诺呢？这还得从胡适给傅斯年的一封被删节的信说起。

1947年2月4日，傅斯年给胡适写了一封信。信中，傅斯年告诉胡适，前几天蒋介石找到他，希望由他来说服胡适担任国府委员兼考试院院长。收信之后，胡适于1947年2月6日写了一封回信。在这封回信中，胡适写道：“我因为很愿意帮国家政府的忙，所以不愿意加入政府。蒋先生的厚意，我十分感谢，故此信说的都是赤心的话。”

胡适说了哪些赤心的话呢？信中，他重点强调作为独立知识分子对政府的帮助。他写道：

若做了国府委员，或做一院院长，或做了一部部长，虽然在一个短时期内也许有做面子的作用，结果是毁了我三十年养成的独立地位，而完全不能有所作为。结果是连我们说公平话的地位也取消了，——用一句同行的话，“成了政府的尾巴”！

总而言之，这封信的主要内容，就是委婉拒绝蒋介石，为自己不做政府官员做解释。

这封信，收录在《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173页，收录到《胡适全集》第25册，第221页。不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不论是《胡适来往书信选》还是《胡适全集》，收录的都不是这封信的全貌，而是有删节的。

删节的部分并非无关紧要，涉及了胡适对毛泽东、郭沫若等人的看法。在“成了政府的尾巴”！这段话之后，还有下面这段话：

你说是不是？我说：“是国家的、政府的一个力量”，这是事实，因为我们做的是国家的事，是受政府的命令办一件不大不小的“众人之事”。如果毛泽东执政，或是郭沫若当国，我们当然都在被“取”的单子上。因为我们不愿见毛泽东或小孩子沫若当国，所以我们愿意受政府的命令办我们认为应该办的事。这个时代，我们做我们的事就是为国家、为政府树立一点力量。

上面这一段删节的内容，乃是王汎森先生根据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保存的傅斯年所藏来往书信披露出来的，曾经发表在《胡适研究丛刊》第三辑第347页。不过，在整理这段文字时，整理者似乎犯了错误。近来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傅斯年遗札》中这段文字有一改动，最核心的改动是这一段话：

如果毛泽东执政，或是郭沫若当国，我们当然都在被“取销”的单子上。（《傅斯年遗札》第三册，第1308页）

考察当时胡适的思想状态，《傅斯年遗札》中的这段话应更符合实际。

二

有意思的是，胡适这封信，表面上是写给傅斯年的，其实则是写给蒋介石的。

胡适这封信写于1947年2月6日，第二天他将此信快寄给了傅斯年。2月20日，胡适再次给傅斯年写信说：

我得到你二月五日的信后，即于七日寄一长信，想已收到了。此信有何下场？是否已给蒋先生看了？（我想，也许你会给他看，故信中不提尊函所说各点。）便中请给我几句。

由此可见，胡适2月6日回复傅斯年的信时，就已想到也许傅斯年会将此信给蒋介石看，因此，胡适写信时是以蒋介石为潜在的阅读者的。

胡、傅这对师徒，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收到胡适2月20日的信后，傅斯年在回信中即有“来信转去，一字未改”的话。也就是说，傅斯年将胡适2月6日的信一字不改地转给了蒋介石。

通观胡适2月6日回复傅斯年信中涉及毛泽东、郭沫若的话，我们可以发现，胡适认为倘使毛泽东执政，他不会被毛泽东延揽。胡适给傅斯年信中的这句话，让我想起了季羡林回忆胡适的一个细节。在《为胡适说几句话》中，季羡林曾回忆说：

大约在1948年的秋天，人民解放军已经对北平形成了一个大包围圈，蒋介石集团的末日快要来临了。有一天我到校长办公室去见胡适，商谈什么问题。忽然走进来一个人——我现在忘记是谁了，告诉胡适说，解放区的广播电台昨天夜里有专门给胡适的一段广播，劝他不要跟着蒋介石集团逃跑，将来让他当北京大学校长兼北京图书馆馆长。我们在座的人听了这个消息，都非常感兴趣，都想看一看胡适怎样反应。只见他听了以后，既不激动，也不愉快，而是异常地平静，只微笑着说一句：“他们要我吗？”短短的五个字道出了他的心声。

季羡林的这一回忆，恰好印证了胡适给傅斯年这封信中的内容。也就是说，胡适认为毛泽东执政之后是不会用他的。因此，在给傅斯年的这封信中，胡适间接给蒋介石做了承诺。他向蒋介石承诺的是“我们愿意受政府的命令办我们认为应该办的事”。这里的“政府”，当然是当时的国民政府。

1948年，陶希圣奉蒋介石之命来北平，邀请胡适担任行政院院长时，胡适也婉拒了蒋介石的要求。不过，陶希圣临走时，胡适让他给蒋介石捎上一句话：“在国家最危难的时候，我一定与总统蒋先生站在一起。”这句话，其实也是1947年2月6日这封信的进一步承诺而已。由此可见，胡适之所以离开大陆，除了担心没有自由之外，还跟他对蒋介石的承诺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