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铁了心：宁分裂国家不分裂党
请看博讯热点：新疆问题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9月24日 转载)
   
    维族学者伊力哈木被控分裂国家罪并判囚终身后，在新浪、网易等门户网站各有数以万计的网民参与新闻评论，但留下的只有数百跟帖，而且几乎是众口一词：「应该判死刑」、「杀无赦」。甚至有人叫嚣：「香港那些王八也应该抓起来枪毙！」这当然是网站屏蔽的结果，其中反映的也正是当局的意图。
     


    伊力哈木成为中共当局祭旗的对象，是因为他踩正中共整肃意识形态的三个雷区：一是网站。他创办的「维吾尔在线」早已成当局眼中钉。二是大学课堂。他在民族大学的教学被指为公开煽动学生仇恨国家、仇恨政府。三是国际影响。他坚持留在中国、要中国政府用负责任的态度反思新疆政策，反被指控勾连「东突」从事分裂。
   
    显而易见的是，中共以分裂国家的重罪惩处温和的维族异见人士，对缓和汉维民族冲突毫无帮助，反而有可能刺激温和派倒向激进派，加重国家分裂的危机。但中共为甚么一意孤行？看看中共对所谓疆独、港独、藏独的严厉批判，看看当局界定的七种恐怖组织罪行为、六种煽动分裂国家罪行为，不难明白，如此混淆民族矛盾与恐怖袭击、混淆政治异见与煽动分裂，与其说是要展现反对国家分裂、反对民族分裂的决心，不如说是要展现维护一党专政、镇压一切反对声浪的决心，不如说是要藉制造反对国家分裂的亢奋，掩饰中共在贪腐、权斗丑闻不断冲击下的分裂。
   
    来源：苹果日报 _

阿里也不过就是只白手套，WHO CARES

today i withdrew, no problem

你能一口气把世界上的海水都喝光？！

只能说当年的易趣蠢，不懂得免交易费占领市场份额的道理

还有，比特币是世界的，不是中国的，坐井观天的看问题本身就难以客观，所以有些非客观的七嘴八舌可以直接无视 

玩过外汇的人可能都知道，日元和英镑的汇差波动是巨大的，可以不夸张的说，心脏不好的人真的玩不了。

难道说价格波动剧烈，日元就不是日元了，英镑也不是英镑了么？

所以说，说比特币因价格波动就不适合做货币就是胡扯

算了，懒得多说，鸡和鸭讲

前两天不是有人说BTT注册地是美国么，美国是有言论自由的国家，受宪法保护。

#Freellham #释放伊力哈木 RT @wlh8964 把最溫和的反對者施以最嚴厲的打擊，以為可以起到震懾的作用，而實際上所激發起的是最強烈的仇恨，和更無懼的反抗。 pic.twitter.com/prLHRnlIsB

刚刚宣判，无期徒刑。 共餐党已经黔驴技穷 

楼主逻辑还不够严谨，11个VIEW不一定就是大陆的，也可能是海外的。

不过楼主确实是好人，生孩子个个有P眼

互联网金融 

苏星河 独立评论人
   
    苏星河：马云悖论：杀鸡取卵、涸泽而渔

    电商平台存在的价值是降低交易成本。但它的盈利能力越强，降低交易成本的能力就越低。
   
    马云掌控的电商公司阿里巴巴在美成功上市，市值超过facebook，列Google之后成为全球第二大互联网公司。作为全球最大的电商平台，阿里巴巴宣称，将「致力为全球创造便捷的交易渠道」，「对消费者、商家及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交易平台的出现，让商家有望通过规模化、集约化、便利化的交易中介获得更多的利润，并且为消费者提供相对低廉的价格。随着交易平台的发展扩张，以及用户消费习惯的充分培育，以物流集约、价格透明、利润趋零、交易简便和规模效应为特征的电子商务平台，几乎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阿里巴巴，以及它旗下或者相关联的淘宝、天猫、支付宝等一起，成就了马云的商业帝国。
   
    不可否认，消费者从这个商业帝国获得了他们所需要的；但也同样不可否认，在淘宝、天猫等网站经营的商户，日子过得并不好。帝国的价值和利润，本应来自它为市场降低的交易成本；而我们所看见的，一方面是它为了留住用户而挤压商户合理的利润，另一方面是它为了获取更多利润对商户收取更高的费用。据马云本人于2013年11月12日在央视《经济半小时》节目里的披露，「目前在淘宝、天猫上的商家94%的年营业额低于20万（人民币）」，而2013年全国零售业平均利润率仅1%，这还是电子商务冲击等造成的──也就是说，电商平台入驻商家的平均利润率还要更低。以2011年的数据作为对比，当时淘宝、天猫商户的交易总量约6000亿元人民币，除去阿里巴巴网络有限公司约10亿美元的收入，阿里巴巴集团当年的营业收入是28亿美元，主要来自于淘宝、天猫，占比近3%。如今，淘宝、天猫的年交易额，已经突破了1万亿元。
   
    可见，以淘宝、天猫为代表的电商平台类网站的利润扩张，已经使商户的交易成本大幅增加，边际利润趋于零，多数商户难以在平台上获得充分合理的利润。这些商户继续的动力，一是已经投入太多成本，骑虎难下；二是想通过电商平台的宣传和销售，提升实体店面的销售量；三是电商平台商户的低价，使他们不得不继续这个游戏。绝大多数商户辛苦一年几乎颗粒无收，而他们别无选择，只能继续为马云打工。
   
    出现这样的局面，与电商平台杀鸡取卵、涸泽而渔的经营方式分不开。商家所面对的，不仅是恶性的价格竞争，还包括各种强制、半强制的推广、促销、刷单、租金等高昂支出；而它们所得到的，仅仅是为电商平台创造更多的流量，维持更多的用户。
   
    电商平台存在的价值是降低交易成本。但是，它的盈利能力越强、利润越高，它降低交易成本的能力就越低下，它在市场中存在的价值也就越小。这是一个现实的悖论。当马云对利润和资本运营孜孜以求，陶醉于这些平台的高大全时，这个悖论已经在悄悄发挥作用：马云的电商帝国，对市场的贡献为负值。
   
    一个庞大的帝国建立起来，总会有它成功建立的理由：或者是潮流时势，或者是创新求变，或者其他。但是这并不代表它将成为一个永恒的帝国，当它成为市场的敌人时，不论它曾经多么强大，不论它曾经有过怎样的辉煌，崩塌都只是时间问题。
   
    来源：东网

12 points 

确实，比特期货交易的危害就像911一样，分分钟的事， 所以，交易所和投资者都一样，彼此彼此，大家好自为之。

对于潜伏在国统区的地下党，中共有一个非常著名的16字方针：“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中共建政后，许多出生入死冒险斗争并做出巨大贡献的地下党却沦为打击对象。2012年4月13日，前新华社总编室副总编辑、中东总分社社长穆广仁在共识网撰文《有关地下党的另一个十六字方针》披露，他们的悲惨命运早已由毛泽东在南京解放后不久批示的新16字方针决定。这个新16字方针就是“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穆广仁认为，毛泽东这个批示说明，在他建设新中国的大战略中，地下党与其他从事地下斗争的知识分子，最终是要被“淘汰”干净的。文革是“淘汰”这些人总策划中的最后一章。



2004年秋天，收到友人寄给我的一封信，此信提到一段非常重要的史料：

“老H多少年前来京，对我说：1949年南京解放后，南京市委请示对地下党的处理方针。中央回电是：‘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有位同志把这16字去问李慎之，李说：‘怕不止是南京，是对全国地下党的。’沙尚之（南京原地下党市委书记陈修良的女儿）和我通信，我告诉她这十六个字，她打电话问老H，老H对她说，是昆明的M告诉他的。”

反复查证，确有其事

我和许多老友们并不怀疑这十六字方针的真实性，因为解放后多年的事实已经明白无误地对它作了验证。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有更确切的来源，最好能查到原件。

我写了一封信给现在昆明的M，问他这十六个字的来源。M已经是80多岁、体弱多病的老人了，他说他已经不能执笔作复，只能在电话里回答一些问题。电话里传过来他的微弱而有点破碎的声音，但是，最重要的事情他还是说清楚了。他说：大约20多年前, 也就是他从下放到云南边远农村回到昆明之后，也就是平反了他的“右派”错误结论之后，见到曾在中共西南局的一位老同志，这位老同志告诉他这十六字方针，并且对M说，他曾看到过有这十六字方针的文件。听M说有人看到过文件，我着实兴奋了一下，连忙问他这人姓甚名谁，现在哪里。M说，已经记不得他的名字了。——事情似乎就到此为止，颇感遗憾。

但是，我相信还会有别的来源和旁证。

有幸，承老友S君告知，复旦大学的一位老战友，解放后的50年代在某安全部门工作时，那里的人就曾告诉他，有这样一个十六字方针。

我并不满足这些口头转告，而希望得到更确切地证实。后来，一位曾从事南京党史工作的同志告诉我，上个世纪90年代，江苏省安全厅的一位负责人C君在查阅全国性大案的档案的时候，发现确有这么一份电报，那是在南京解放后不久，中央某领导人向毛泽东请示对地下党的处置方针的时候，毛泽东批示了这十六个字。这个批示当时只发给了几个大区的负责人。

我曾就此事向新闻界老前辈李普同志请教。他说，从这十六个字的文风、气势看，与毛泽东一贯的文笔是一致的。从他对知识分子一贯的偏见，从解放后他发动的历次矛头针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的实践来看，这也只能是他的手笔。他是有远谋大略的，是从全局的大政策考虑的。别人没有这个资格、也没有这个胆略发出这样的指示。

我请李普同志问过一些健在的老一代革命家，希望能从他们那里得到某种实证。杜老润生对他说，解放初期，他但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秘书长的时候，曾经看到过这个关于对待地下党的十六字方针的文件。2006年2月，李普再请杜老谈谈有关这个文件的具体情况。杜老说，这个文件确实是他自己看到的，一点不假。但是对于文件上的十六字批示以外的细节，93岁的杜老已经记不起来了。

至此，我的寻根问底算是到了头。能不能再进一步从中央档案馆找到这份文件的原件，或者其他可以引证的文字材料呢？由于文件本身的敏感性，在当前我国的保密制度下，还不能作这样的奢望。本文只能暂时“立此存照”，留待日后的史学工作者在有条件的时候加以查证。

从南京地下党说起

实践是最雄辩的历史见证。从1949年下半年开始，就在解放不久的南京对地下党进行整党。整党的根据是：地下党组织不纯，反革命混进来了；许多新党员是在国民党大势已去的时候入党的，“动机不一，成分复杂”。邓小平1949年9月17 日在南京市党的支部书记和排级以上党员大会上做题为《忠诚与老实》的报告，就是这样讲的。邓说，华东局指示必须对南京地下党进行整顿，而南京市委组织部门不同意，不认真执行，这是“无组织无纪律”。他一再强调，革命胜利一是靠党中央毛主席，二是靠解放军；地下党有功劳，但是第三位的。他严厉地批评了南京地下党的同志对军队干部不服气的情绪。

看来，对于所谓南京地下党“组织不纯、成分复杂”的情况，是由南京解放之初重新组建的市委的领导人报告了华东局的，也转呈了党中央、毛主席，并请示对地下党的处理方针。其他新解放地区也会有类似的报告和请示。毛泽东批示的这十六字方针，应该就是对于这类请示的回应。南京解放后，市委组织部的一位老同志就曾对原地下党学委负责人说，党组织在一次会上传达了中央精神，点明全国有四个地区地下党组织严重不纯：南京，福建，广西，云南。实际上，未被点名的地区的地下党也逃不出劫数。

南京从1949年9月开始进行解放后的第一次整党。其他新解放地区也先后进行了整党。整党的矛头主要是对着地下党的。

无论当时南京地下党的某些党员是否有什么严重问题，但对作为在国民党心脏地区进行长期斗争的一级组织，应该做出怎样的总的评价呢？对于那些在解放前夕最黑暗最危险的时候坚持斗争，不怕杀头、坐牢的革命者（包括那些入党不久的新党员）又该怎样评价呢？

先从南京地下党领导层说起。地下党市委书记陈修良，是一位早在1927年参加党的老资格的女革命家。南京解放后，解放军二野、三野的部队和南京地下党会师，成立了以刘伯承、宋任穷（之后是粟裕、唐亮）为首的南京市委。陈修良在市委中被安排了个组织部长的位置。她在上述整党问题和对待解放军和地下党的关系上吃了批评，被调离南京到上海、杭州工作，“降级使用”。到了“反右派”运动中，她和她的丈夫沙文汉（当时任浙江省省长）都被划为“极右”，时为党内职位最高的“大右派”。

再看看青年团南京市委的情况。从1949年夏开始建团起，一直都是由地下党员担任领导骨干的。整党一来，团市委的书记、副书记均被撤换、调离，书记改由三野的一位团政委担任，组织部长也换成部队调来的团级干部。此后还曾从南京军区政治部青年部调来一位长于唱歌跳舞的女干部担任团市委副书记。整党完成后，那位团政委调往上海高就。到1956年我离开南京时，团市委书记还是由一位从苏北地方部队来的一位原营级干部担任的。当然，这些从部队来的干部也都是很好的党员。但是，难道地下党员就都是不堪担当重任的好党员了吗？

据南京一位从事党史工作的一位老同志告诉我，南京这次整党从1949年9月到1950年，并没有查出一个货真价实的现行反革命，而在2000 多名地下党员当中，却有300 多名受到开除党籍、取消候补党员资格、退党、“停止党籍待审”等等各式各样的处分。

整党之后，又经过不止一次的政治运动，大规模的“反右派”运动开始了。原任团市委副书记、团市委各职能部门的领导人，以及被“降级安排”到其他岗位上的知识分子干部（都是解放前参加地下党的），几乎被一网打尽；少数“漏网”未戴右派帽子者，也落得个或明或暗的“控制使用”。

全国各地大体都是这样

只是南京团市委是这样的么？不，南京其他机关大体如此。只是南京一地么？不，全国各大城市知识分子出身的地下党员的命运，也大体如此。说“大体如此”，是因为各地情况总有某些差别。但也就是某些差别而已。原中共长沙市委秘书长刘晴波（地下党员、原中大学生运动领导骨干），因对肃反工作提了点意见，被打成“反党集团头子”。在北京，原昆明西南联大地下党骨干，如袁永熙、李凌等，一大批优秀的地下党员被划为“右派”。

福建是地下党的一个知名的重灾区。据《百年潮》杂志刊载的一篇文章记述，项南1981年到福建的时候，发现大批解放前在复杂条件下坚持革命斗争的出生入死的闽浙赣、闽西南地下党同志，解放后蒙受冤屈长期没有得到平反，甚至到了1978年还把一批原闽中地下党负责人当作叛徒、特务、内奸开除党籍，逮捕入狱。三大冤案涉及一千多名地下党员，大多是地下党在厦门大学、集美学校和其他院校吸收的革命知识分子。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留在云南的地下党领导人郑伯克和各地地下党组织建立和领导的反蒋武装滇桂黔边区纵队（简称“边纵”），在三年多时间里，在城市民主运动推动下，以大批大中学生为骨干，发展成为主力队伍5万多人、县区民兵10万余人的武装力量。他们的战斗活动遍及滇桂黔三省的147个县境，在当时大约两千万人口的广大地区，建立起来12块游击根据地，解放了91个县城。在云南境内的是60个完整的县份。建国后，在“整党”、“反地方主义”、“反右派”、“文化大革命”等历次政治运动中，云南的地下党员和“边纵”人员，大都成为重点审查、斗争对象，被强加了许多污蔑不实之词，受到种种迫害，并且株连家属子女。只是在一个“反党集团”冤案中，定为“反党集团骨干”的省管干部就有158人，其中有地下党干部122人。此外还有大量从各地各级组织中“深挖”出来的“反党集团”的“钉子”“爪牙”……很多人在莫须有的罪名下被限制使用，开除公职，甚至长期关押，有的被迫害致死。

随解放军南下的知识分子干部也不能幸免。这里有个佐证。1998年2月19日《云南日报》以省委名义发表了一篇纪念西南服务团（以南京等地地下党员、新青社员和民主运动积极分子为骨干的为解放大西南工作的一支队伍）进军云南的文章，其中引用了某人回忆邓小平1949年在南京的一次讲话，其中说参加西南服务团的青年学生思想动机不纯，说对他们可以分为六种类型：革命团，吃饭团，恋爱团，回乡团，游山玩水团，升官发财团。此文引起了原西南服务团的老同志的强烈不满和抗议。而据有关部门材料，在云南解放初期的剿匪斗争中，西南服务团的成员表现得非常英勇，在战斗中牺牲的有90多人。而在后来的“反右派”运动中，他们不少人被打成“右派”，被发配到边远地区穷乡僻壤从事苦役，有些人就无声无息地死在远方。

四川也是地下党的一个重灾区。据四川老党员张文澄生前在一次报告中说，全四川解放的时候有地下党员约12000名，解放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大批大批受到错误处理，到80年代初，剩下不过2000人。

对广东（包括海南）地下党的整肃也是以“反对地方主义”的名义进行的。到了“文革”期间，广东地下党受到更加残酷的迫害。

其他地方的地下党的命运也大体如此。广西在抗战期间建立的接受党的领导的进步青年组织“学生军” 的冤案，陕西西北大学地下党的冤案，都是到80年代才昭雪的。

这样的事情太多了，举不胜举。从镇反、肃反扩大化，从潘汉年案、胡风案等顶级大案到横扫全国知识分子的“反右派”运动，更不必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知识分子地下党员已经被“消化”、“淘汰”得干干净净了。“文革”期间，一位军区司令员竟公然说：“地下党没有一个好人！”江青曾说：四川地下党都是叛徒。

对于地下党的歧视和迫害，并不始于全国解放之后。早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就把国民党统治区若干个省的地下党说成是国民党特务制造的“红旗党”。冒着千难万险从国民党统治区到了延安的许多地下党员就曾被诬为“红旗党”分子。以四川地下党为例，当时省工委主要负责人邹风平就被打成“红旗党”特务，整得死去活来，最后留下一首绝命诗：“冤死慈亲手，泪眼望飞雪；委屈并无怨，忍痛护高节。”愤而自尽。原成都地下党市委书记韩天石也曾被打成“红旗党”特务（解放后又曾被列入“高饶反党集团”）。原成都地下党员胡绩伟当时在延安也险些“入围”，由于西北局组织部长李卓然作保，才成为“漏网之鱼”。

针对的主要是知识分子

对于“文革”期间原地下党员普遍遭到诬陷和残酷迫害，人们有一种解释，说目标是对着周恩来总理的。这话有道理，因为抗日战争时期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包括以后的南京局、上海局）领导着整个国民党统治区地下党的斗争。把地下党统统抹黑了，总账就要算到周恩来头上。现在看来，事情还不仅如此，还有更远的源头，更深刻的背景。把“文革”中迫害地下党员和知识分子的现象，用全国解放之初就提出的对地下党的“十六字方针”来审视，人们就会大彻大悟，甚至大吃一惊。原来在毛泽东的建设新中国的大战略中，原地下党员和其他从事地下斗争的革命知识分子，最终是要被“淘汰”干净的。“文革”可说是毛泽东“淘汰”这些人的总策划中的最后一章。

在同友人们交换意见的时候，我们以为，这个针对地下党的方针，实质上主要是针对知识分子的，因为知识分子是地下党的主要构成。（也许，只有像上海那样的少数大城市里，地下党队伍里才有一些产业工人，而工人入党的初始媒介也大多是知识分子。）

他们是些什么人呢？在以青年学生为主的爱国民主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大量积极分子参加了地下党，并且辐射到蒋管区的各个阶层，包括打入国民党的机要情报机关中的革命者；再就是一大批文化人和民主人士，他们或者是早期就参加了共产党、长期从事新文化新思潮传播的老党员，或者是从革命的同情者到走进党的队伍，成为文化战线、统一战线中的战士。一般说来，他们的出身成份和社会关系比较复杂，而这正成为被整肃的一个重要理由。

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毛泽东主要依靠农民武装，但也还需要以知识分子为主要成分的地下党“配合”。政权到手后，在接管大城市的时候也还用得着他们，因为他们熟悉城市情况。此后为确保“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再需要他们了。即使有时候还得用一下，也只是用他们的知识，而不让他们参与重要的政治任务。（极少数被认为“改造好了的”除外。）在依靠农民武装起家、又用列宁和斯大林的某些理论装备起来的他看来，知识分子是附着在资产阶级的“皮”上的“毛”，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他早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就宣布，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将是此后国内的基本矛盾。对他来讲，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最喜爱发表独立的见解，是最有能量对个人权威、专制独裁提出挑战的危险分子。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胡耀邦提出干部要年轻化、知识化， 地下党员本应有机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他们绝大多数已经年过花甲，胡耀邦抢时间也只能任用其中岁数还不过大的很少数人，让他们担任了比较重要的领导职务。这只是昙花一现，因为他们已临近离休年龄了



知识分子出身的地下党员解放后被压制、被整肃的现象，我曾和解放前曾任上海地下党学委领导人的吴学谦讨论过。80年代时任外交部长的吴学谦访问埃及，在他下榻的饭店里，我单独同他作了一次与访问无关的谈话。我们都对上个世纪40年代参加革命的那一代知识分子党员的命运感叹不已。他们在抗日救亡和反独裁的民主运动中锻炼成长起来，为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并为建设新中国培养了大批干部。新中国的建设宏图正是他们施展才智的预定舞台。但是解放后，他们却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祭品。比较而言，一二九运动中那一代革命知识分子，到延安的比较多，虽也遭受了“整风、抢救”的磨难，但毕竟还有屈指可数的被认为“改造好了”的党员得以在较为重要的岗位上尽其所能。此后的一代知识分子就再没有过他们的春天。

在中国革命的历史长河中，地下党既是中国共产党的摇篮时代的全部，又是革命力量发展直到胜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建国后，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了，地下党早已成为历史陈迹。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不少原地下党员和某些地方地下党组织被歪曲、被伪造的历史，在内部已经改正。党内外知识分子的命运已经大有改善。至今，已经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史册并没有完整地如实地公正地记述地下党的历史。但愿有一天能有这样一部党史问世，能够引人思考，能够给后人留下珍贵的史料，使人们能够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真实地，而不是歪曲地，解读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也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为人民争取民主自由的历史进程中的贡献和他们的命运，作出一个公正的评价。

2004年11月初稿 ，2007年5月改定

《歷史的先聲》主要收集整理了1941至1946來自年《新華日報》、《解放日報》、《黨史通訊》、《人民日報》等的短評、講話、社論、文件等，文章原作者包括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鄧小平、潘梓年、章漢夫、夏衍等一些中共和某些民主人士的言論。文章多是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向國民政府統治合法性發出的挑戰，要求實行憲政民主制度。涉及論點包括民主的重要性、思想和言論自由的重要性、呼籲普選、對美國制度的讚賞、提倡私人財產不可侵犯、反一黨獨裁反專制政府等諸多方面。

中國是有缺陷，而且是很大的缺陷，就是缺乏民主。只有加上民主，中國才能前進一步。民主必須是各方面的。只有建立在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與民主選舉政府的基礎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毛澤東1944年6月12日答中外記者問）

共產黨要奪取政權，要建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這是一種惡意的造謠與污衊。共產黨反對國民黨的「一黨專政」，但並不要建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劉少奇選集》上卷第172頁）

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關鍵在於結束一黨治國。此問題一日不解決，則國事勢必包攬於一黨之手；才智之士，無從引進，良好建議，不能實行。因而所謂民主，無論搬出何種花樣，只是空有其名而已。（《解放日報》1941年10月28日社論）

愚民政策雖然造成了沙漠，卻絕難征服民心。（《解放日報》1942年4月23日）

限制自由、鎮壓人民，完全是日德意法西斯的一脈真傳，無論如何貼金繪彩，也沒法讓吃過自由果實的人士，嘗出一點民主的甜味的。（《新華日報》1944年3月5日）

我們認為最重要的先決條件有三個：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開放黨禁；三是實行地方自治。人民的自由和權利很多，但目前全國人民最迫切需要的自由，是人身居住的自由，是集會結社的自由，是言論出版的自由。《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

今天是美國獨立紀念日，這是一個自由和民主的象徵的日子，這是一個由人民的力量在世界上建立第一個共和國的日子。它的光輝不僅照耀著新大陸和舊大陸，而且照耀著幾個世紀，直到今天，美國還是民主世界中最年青向上的國家之一。 （《新華日報》1945年7月4日社論）

由此可見，要發展私人資本主義的先決條件，是必須有一個真正的民主政府，它時刻為人民服務，處處為人民打算，并能實行正確的土地政策，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這個條件，正是解放區已經做到，並且還要繼續做好的。因此，在今天的中國說來，只有解放區才能真正發展私人資本主義，確實是很明顯的了。（《只有解放區才能真正發展私人資本主義》，《新華日報》1946年6月14日）

中國現在既需要經濟民主，又需要政治民主，那是沒有人能否認的事，因為沒有一定形態的政治民主就不可能建立一定形態的經濟民主；而沒有一定形態的經濟民主也將無從保障一定形態的政治民主的。（《政治民主和經濟民主不可分》，《群眾》週刊第十卷第十六期1945年8月25日）

对于不知自由为何物的民族，地沟油和雾霾就是最好的礼物，即使钱再多也是丑陋灵魂。傻逼你好，傻逼再见。  好好跪着吧

PS,民主没有中西之分，不懂的找1946年的新华日报看看毛腊肉是怎么说的

让你站起来做人，你却说还是跪着舒服。

话不投机半句多，大路朝天，各走一边。88

去你妈的，中南海也有被核平的一天

按照你们地沟油式的版规，美其名曰顾忌大陆人的论坛登录。

按照这个逻辑，朝鲜文版块要照顾北韩币友，西班牙文版块要照顾古巴币友，波斯文版块的言论不能反对伊朗总统。。。。。。

幸好柏林墙倒了，德国和平统一了，否则德文版块版规也要照顾东德DDR的币友。

按照此逻辑，世界就要倒退回中世纪了。

看看其他文字板块，都有OFF TOPIC 子版块，就中文版没有。

活该你们地沟油雾霾，活该你们没有民主自由，因为共产党的独裁是被你们惯出来的，或者说，你们也是独裁机器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