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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anews 3月13日消息，据IT Times报道，韩国游戏公司Netmarble董事会表示，公司已开始初步区块链开发，Netmarble董事长Bang Joon-hyuk宣布：“游戏和加密货币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

3月13日上午9时，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会议结束后，北大厅“部长通道”开启，记者在这里采访列席会议的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第一位来到通道的部长是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王军。
记者：个人所得税要怎么改，个税起征点会提高到多少？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王军：下一步，一是积极配合做好个税法、税收征管法的修订工作，二积极认真做好个税征收信息化处理的有关准备工作和其他基础建设工作，三是积极做好有关纳税人服务和培训工作。100%让党中央国务院税改大礼包落到每一位纳税人手上。
记者：减税政策有哪些特点？
王军：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涉税内容，至少有3个特点：1. 举措多。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涉税内容有31处，其中今年要推进的减税降赋举措有18项，是历次笔墨最多的一次，分量很重，力度很大。2. 覆盖广。税改将惠及上亿自然人，几千万家企业。
王军：第二个问题，答案很明确。国家用税收的减法换来企业效益的加法，形成了经济发展的乘法。
王军：我带了一份前不久总局办公厅帮我整理的涉税参考资料，我想用其中的几张图来补充，给朋友们一个形象具体的解释。这五年税收收入增幅的变化轨迹呈左长又短的V字型，说明税收收入从下降到回升，但是回升到这几年的高点，尚有一段距离。
王军：第二张是5年来企业所得税增幅的变化图。也是一个V字型，不过与第一个不同的是，它的左短右长，说明企业效益的回升已经比过去的最高点还长了一些，因为企业所得税的税基是企业的利润，所以这张图可以说是企业利润增长的5年来的变化图。
王军：第三张5年来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的变化图。税收收入5年来，17年税收收入是12年的1.43倍，而GDP则为1.53倍，道理在于税收收入占比5年来下降了1.2个百分点。把三种图综合起来分析，能得到更明晰的答案。
记者：大家对税务部门便民办税春风行动很关心，会有新的举措吗？纳税诚信体系和惩戒体系建设方面会不会有新举措？
王军：用三组数据来说明这五年来，一些主要的变化。第一组：5年来税收审批事项减少90%，办理税收所需要报送的资料减少30%；第二组：5年来网上办税的占比由30%增加到90%，国税地税的联合办税服务厅由0增加到80%；第三组：5年来办税时间减少50%，在全球排名提高了59位。
王军：下一步将进一步解决好人民群众在办税中的痛点难点问题，在全国范围内， 国家税务总局承诺清单上的办事事项将100%实现最多跑一次和网上全程办；从8月1日起，全国范围内100%办税大厅都可以同时办理所有的税收业务，将进一步加强信用件数，让诚心者一路绿灯，让失信者寸步难行。

3月13日，国务院将根据《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形成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其中，五年前成立的“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拟将不再保留，而是新组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引起关注的是，37年后，国务院组成部门中可能第一次拿掉计划生育这个名词。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合并多项健康职能
据悉，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将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务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的职责，工业和信息化部的牵头《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履约工作职责，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的职业安全健康监督管理职责整合，组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作为国务院组成部门。
根据方案，将保留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日常工作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承担。民政部代管的中国老龄协会改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代管。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管理。
同时，将不再保留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不再设立国务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
国务委员王勇在作《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说明》时表示，为推动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树立大卫生、大健康理念，把以治病为中心转变到以人民健康为中心，预防控制重大疾病，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快老龄事业和产业发展，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拟做出上述改革。
根据方案，新组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拟订国民健康政策，协调推进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组织制定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监督管理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卫生应急，负责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工作，拟订应对人口老龄化、医养结合政策措施等。
计划生育37年后或从机构名称中消失
改革方案亮相后，“计划生育”在这次机构改革中被去掉了，也引发了社会关注。外界预期，去掉“计划生育”意味着自主生育时代即将来临。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介绍，1964年，国务院成立计划生育委员会，下设办公室。主要任务是负责节育宣传、技术指导工作，对全国计划生育工作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和督促检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先后成立了相应的组织机构，或在卫生厅内指定专人负责计划生育工作。四年后，1968年11月，国务院计划生育委员会被取消，计划生育工作仍由卫生部承担。
1973年7月16日，国务院成立计划生育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卫生部)。领导小组的主要任务是协调对全国计划生育的宣传指导，加强避孕科研、节育技术指导和做好避孕药具的供应工作。进行调查研究，总结和交流经验。
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作为国务院常设机构，负责全国的计划生育工作，这是1981年3月6日，五届人大第十七次常务委员会会议决定成立的。2003年3月，经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决定，在国务院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中，将原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更名为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家人口计生委承担着执行国家的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2013年，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与卫生部合并组建了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专家称，实施自主生育是大势所趋
黄匡时表示，“计划生育”本身是一个中性词，既包括限制性的计划生育，也就是生育控制，也包括鼓励性的计划生育，也就是鼓励生育。
由于我国长期实施的以“独生子女”为主导的生育控制政策，让计划生育这一词汇凝固化为生育控制。所以，在民间，计划生育已经完全被固化为“结扎”、“引产”等生育控制的形象。
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是中央的既定方针。自“双独两孩”、“单独两孩”、“全面两孩”后，进一步完善生育政策，实施自主生育也是大势所趋。
黄匡时认为，这主要不是因为中国人口会雪崩，事实上中国人口也不会雪崩。而自主生育是以人为中心发展理念的客观必然，也是满足人们群众美好生活追求的客观必然，更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客观必然。
不过，黄匡时也担心，去掉“计划生育”可能意味着某些职能的弱化。在我国已经进入低生育率的新时代，人口规模即将迈向负增长，人口区域分布面临重塑，“少子化”、“老龄化”等人口问题日益严重，人口问题愈发重要，尤其是人口健康与素质在新时代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更加重要。

广州日报3月13日讯，11日，对于河源市连平县陂头镇农民曾子仁与谢春花夫妇来说，是期待已久、毕生难忘的一天。时隔32年，夫妇俩在连平县警方的帮助下，终于见到了自己被拐长达32年的小儿子曾海明！当天下午，曾海明带着妻儿一家四口，从1300多公里外的上海回到广东河源，曾子仁与曾海明见面后，父子俩当场相拥而泣，三代人悲喜交加，场面相当感人。
昨日，曾子仁与家人赶制了一面上书“人民的好警察，百姓的好父母”的锦旗，对连平县警方的鼎力相助表示谢意。
卖菜夫妇维持菜摊原状32年 终与被拐儿子团圆
小儿子菜市场被拐
据连平县公安局局长张斌松介绍，上世纪八十年代，连平县陂头镇农民曾子仁带着妻儿一家五口来到连平县城以卖菜为生。
1986年8月4日，是连平县城的墟日，曾子仁夫妇当时忙着招呼顾客买菜，就让8岁的大儿子带着两个小儿子在摊位附近玩耍。到了当天午饭时间后，两个大的儿子跑回来了，而最小的儿子曾海明却一直没有回来。“弟弟被一个叔叔抱走了！”大儿子说出这样一句话，让曾子仁夫妇俩惊恐万分，夫妇俩哭喊着跑遍连平县城大街小巷到处寻找，但始终未见小儿子的身影，骨肉这一分离，就是32年。
曾子仁告诉记者，父子骨肉分离32年来，他们夫妇俩从未放弃过找回小儿子曾海明的念头。从此，曾子仁夫妇踏上了艰辛的寻子之路，32年来，夫妇俩耗尽了家里积蓄，精神上也大受打击。曾子仁说，为了早日找到被拐的小儿子，他将老家的房屋、地皮都变卖了，用于平时寻子路费，只要哪里听到有被拐儿童的消息就奔向哪里。儿子被拐后，曾子仁的妻子谢春花因长时间寻子心切，导致精神恍惚，夜晚总是梦见自己的小儿子曾海明被打骂、受饿挨冻的惨象，每次在睡梦中惊醒又哭又喊，最后曾子仁的妻子经过医院医治一段时间后才慢慢恢复平静。
在漫长的寻子路上，他们夫妇俩跑遍了广东珠三角及周边省市，也不知在寻子路上被骗了多少次，但无论寻子之路多么艰辛，夫妇俩从未放弃和改变寻子的决心。
寻子之心一直不变
“虽然我们夫妇已老去，但是我们没有放弃寻子的念头。”曾子仁昨日流着激动的泪水向记者讲述了寻子的艰辛故事。曾子仁称，为让被拐小儿子能回到自己的身边，32年来，夫妇俩的卖菜摊位和地点没有改变，就连卖菜放置菜架的风格也都保持原状，目的在于让被拐的小儿子能有一日认出自己爸妈的菜摊。
与此同时，连平县警方也从未放弃任何可破案的线索。张斌松告诉记者，由于当时破案的各项条件有限，被拐儿童曾海明的一张相片也没有留下来，所以该案件一直久侦未破。随着近年全国DNA数据库的全面运用，更是加快了查找全国被拐卖儿童信息的进度。
当得知公安机关可以申请做DNA比对时，数年前，曾子仁夫妇抱着寻子希望来到了连平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办案民警结合案情并通过一系列的严格收集、上报手续，为曾子仁夫妇采集到DNA比对样本，并录入到全国DNA数据库进行比对。
一家三代终得团圆
寻子时间是漫长的，32年的不言弃、不放弃，终于在2018年春节前有了确切的好消息。张斌松称，连平县警方通过大量DNA比对与核实，最终确定一个在上海工作的小伙子就是曾子仁的小儿子曾海明。
原来，曾海明当年被拐卖后，其养父母对曾海明经常打骂，孩童时期的曾海明在上海受了不少苦。慢慢地，曾海明开始怀疑自己的身份。随着年龄的增长，曾海明在左邻右舍的言语中隐约知道自己的身世，寻找亲生父母的愿望就深深地种在了曾海明的心里。结婚有了第一个孩子以后，他就鼓起勇气走进了上海市公安机关，经过广东、上海两地公安机关长时间的不懈努力，前天，在当地警方的相助下，曾子仁和曾海明一家三代的团圆梦在的失散32年后终于实现了。

分立24年后，国税和地税又重新合并了。
3月13日，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方案提出，国务院将改革国税地税征管体制，将省级和省级以下国税地税机构合并。
据国务委员王勇介绍，省级和省级以下国税地税机构合并，具体承担所辖区域内的各项税收、非税收入征管等职责；国税地税机构合并后，实行以国家税务总局为主与省（区、市）人民政府双重领导管理体制。
媒体：分立24年后，国地税为什么又要合并？
对此，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系教授陈宪接受观察者网采访时表示，财税改革是我国改革的一个关键问题，它一面连接着政治体制改革，另一面又连接着经济体制改革，若改革得好，不仅能加强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服务水平，增强国力，还能扫清经济发展障碍，促进我国经济的长远发展。
陈宪说，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提高，各方面改革的推进，以及电子政务和信息化的飞速发展，之前阻碍国税地税合并的一些因素已克服，国地税合并将更加有利于我国的财税改革走向深化，而这也意味着，财税改革，这一未来一段时间内体制改革工作的重点、难点，大幕已经拉开。
分立24年后，国地税机构合并
1994年以前，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只有一个税收征管系统，中央税收主要靠地方税务局征收。
1993年10月17日，国家体改委宏观司提交给国务院一份“关于财税体制改革方案的补充意见和加强操作方案准备工作”的建议报告。报告中明确提出，“此番财税体制改革通过设立中央和地方两套税务机构，中央和地方政府各自保持稳定的税基，防止互相交叉和侵蚀，改变中央向地方要钱的被动局面。”
之前的“大连会议”文件中也提出，有必要设立中央、地方两套征管机构，必须改变中央收入一定程度上依靠地方税务局的局面。
这道出了中国财政当时的真相：1993年，财税体制改革前夕，中国中央政府的财政，正陷入极其艰难的窘境。
数据显示，当时，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已由1984年的40.5％一路下滑至1993年的22.0％，中央财政的收支甚至必须依靠地方财政的收入上解才能平衡。
切实保障中央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和宏观调控能力的增强，成为“国地税分家”最直接的初衷。
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开始“分灶吃饭”， 全部税种在中央和地方之间进行了划分，税收征管系统也开始一分为二，国税主要负责征收中央税、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地税主要负责征收地方税。
这次改革，国务院根据不同行业和税种，将产品税改为增值税，将建筑安装、交通运输、饮食服务、邮政电讯等服务行业所经营项目纳入营业税的征收范围。在这种条件下将过去的税务局分为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
1994年7月1日，国税地税正式分开。
媒体：分立24年后，国地税为什么又要合并？
分税制弊端暴露，合并后征纳两端都获利
但分税制实行了24年，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也逐渐暴露。
一方面，国地税分设会使纳税人的纳税成本增加，税务机关的征税成本增加，不利于税务人员全面掌握税收业务；另一方面，随着营改增的不断深化，机构分设所导致的机构争议也成为问题。
从纳税人的角度来说，据观察者网专栏作者、注册税务师杨散逸介绍，国地税合并方便了纳税人申报及应对税务机关检查，减少了企业的税收合规成本。
从政府的角度来说，据陈宪介绍，国家的税收在职责上其实只有一个，中央和地方之间存在的只是税收收入分享主体的区别。随着近年来，信息化手段的飞速发展，电子政务的服务水平不断提高，中央和地方通过分开收税的方法分享税收收入已变得不必要。目前，中央和地方完全可以通过电子信息化系统的处理完成这一工作。
国税和地税合并后，征税系统可以对人员进行更好的配置，强化最需要加强的部门，提高税收征收的整体效率。比如说，一方面，可以加大力量建设统一的税收电子信息系统，有效整合增加技术人员；另一方面，为应对偷税漏税等问题，可以整合更多的一线征管人员，提高征收效率。
对于优化人员配置，陈宪举例说，此前的营业税为地税，是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营改增以后，中央和地方对增值税的分成为75%和25%，统一由国税部门征收，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国税部门的征收强度和征收业务量；等到未来房产税、资源税这些为弥补地方土地收入减少而开征的新税种开征，地税部门的征收压力又会陡增。
杨散逸也表示，合并后，税务征收系统对内部门的工作量会因此减少，这样一来，从事对外业务的人员数量会有所增长，可以有更多力量为纳税人服务。
此外，杨散逸还称，合并后，税务局可以一次对所有税种统一检查，避免了以往对非本单位的税收风险觉得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选择视而不见；在对于企业所得税这种公管户问题上，以往经常有国地税执法口径不一互不入账的情况，合并后再统一地区的税收执法口径是一个声音了。
另据九州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邓海清分析，国地税机构合并一方面不仅有助于改变地方财政软约束，解决财税“条块之争”的长久之计，另一方面，也有助于避免招商引资恶性竞争。
邓海清说，由于目前地方政府往往通过招商引资的方式来促进发展，其主要手段是通过税收的优惠以及土地使用的优待政策，改革之后税收实行国税为主、地方政府双重管理体制，税收优惠政策下的招商引资竞争将难以为继。
行政改革先行，静候财税体制改革大幕开启
但国税局地税局合并、税收行政体制改变，并不意味着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税收收入比重有直接改变。
陈宪说，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税收收入分享比例问题，实质上是税制改革和税种的问题，不受制于国地税分开征收的方式。而1994年分税制改革，也只是划分了中央政府和省一级政府的税收征收权力，中国目前存在五级政府，就算征收方式分为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细致的各级政府税收划分问题依然无法彻底解决。
至于税收收入比例问题，据陈宪介绍，近些年来，中央的财权总体大于地方的财权，但中央的事权总体小于地方的事权，未来，如何提升地方财税收入，是国家财税体制改革的一项工作重点。
“虽然，国税和地税分立24年后又合并，并不直接影响中央和地方税收分享比例的调整，”陈宪补充到，“但合并后统一管理，无疑会更有利于改革的深化和推进。”

3月9日上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新闻中心就“金融改革与发展”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表示，比特币等分叉产品迅速扩展会对消费者产生不利影响，对金融稳定产生不可预测的作用。央行没有认可比特币等虚拟货币作为零售支付工具，目前不接受也不认可相关服务。周小川指出，未来对虚拟货币的监管是动态的，监管取决于技术发展程度，也取决于局部测试结果和评估情况，还有待观察。
周小川在回答提问时认为，数字货币本质上是追求零售支付系统的快捷性和低成本，其发展有技术货币发展的必然性。但周小川明确，要注意金融稳定、防范风险，同时要保护消费者。在考虑新技术同时，要明确新技术的服务方向。“我们不喜欢创造一个可投机的产品，让人产生一夜暴富的幻想，而是要考虑如何服务实体经济。”周小川直言，数字货币不仅要给消费者和市场带来效率、低成本、安全、隐私保护，还要考虑大局，不能与现行金融秩序相冲突。
在谈到比特币时，周小川认为比特币等产品迅速扩展会对金融稳定产生不可预测的作用。目前，数字货币在虚拟资产交易上的运用，不符合金融资产服务实体经济的方向。
“稳步有序研发，强调服务实体经济，降低成本，防止成为过度投机的产品。”周小川强调，如果有新技术立刻成为新金融产品或新交易板块，那就该申请的要申请、该评估的要评估，“不慎重的东西先停一停，确实可靠了再进行”。
另外，周小川还特别强调要注意消费者保护和投资者保护，加强投资者教育和消费者教育，投资者和消费者对新产品要学懂了再用，也要自担风险，不是靠监管完全管得住。
以下为问答全文：
记者：
我的问题是关于数字货币，央行此前说正在研究发行数字货币，请问进展如何？对于数字货币的正式问世是否有时间表和路线图。请问周行长，您如何看待未来数字货币的应用前景？谢谢。
周小川：
可能大家也注意到，人民银行在三年多以前就开始组织了关于数字货币的研讨会，随后成立了央行的数字货币研究所，最近的动作是和业界共同组织分布式研发，依靠和市场共同合作的方式来研发数字货币。在概念上来讲，大家头脑当中的数字货币概念都是不一样的，央行用的研发的名字叫“DC/EP”，DC，digital currency，是数字货币；EP，electronic payment，是电子支付。实际上电子支付的是什么呢？支付的东西实际上也就是通过移动通信或者是其他的网络系统传输的数字的东西，并不是纸面的货币，所以电子支付本身也是有数字货币的属性。
为什么把这两个连接起来？我们首先要明确一个目的，研究数字货币不是说让货币去实现某一种技术方案的应用，而是说本质上是要追求零售支付系统的方便性、快捷性和低成本。同时也必须考虑安全性和保护隐私。这几项东西既可以是以区块链为基础的或者是分布式记账技术、DLT为基础的这种数字货币，也可以是在现有的电子支付基础上演变出来的技术。目前国际上对于数字货币的技术路线也有了初步的一些分类，表明它还可能是有多种可能的体系。应该说，数字货币的发展既是有技术发展上的必然性，未来来讲可能传统的纸币、硬币这种形式的东西会逐渐缩小，甚至可能有一天就不存在了，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在整个过程中，要注意整体的金融稳定、防范风险，同时数字货币作为货币来讲，要保证货币政策、金融稳定政策的传导机制，同时要保护消费者。有一些技术方案有可能冒的风险太大，结果出问题的时候使消费者受损失。特别是对大国经济来讲，我们一定要避免那种实质性、难以弥补的损失，所以要慎重一些。在这个过程中要经过充分的测试、局部的测试，可靠了以后，再进行推广。2017年，人民银行组织了数字货币与电子支付的研究项目，经过国务院正式批准，目前在组织大家推进。
大家可能也在市场上看到数字货币在某些方面引起很多议论，也出现很多风险，价格出现很多的波动。主要是有一些技术应用没有专注于数字货币在零售支付方面的应用，而跑到了虚拟资产交易方面。虚拟资产交易我们认为这个方向需要更加慎重，虚拟资产交易从中国的角度来讲，也不太符合我们金融产品、金融服务要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方向。所以在整个过程中，不必太着急，稳步的研发，有序的进行测试，把握住方向，要强调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提高效率、降低成本，防止变成过度投机的一种产品。刚才给大家介绍了现在的研发计划，在研发到一定程度会进入到测试阶段，我现在能说的也就是这些。谢谢。
新华社记者：
近两年，比特币、ICO融资、虚拟货币平台等一直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我们看到央行和各个监管部门采取了强力的监管，也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成效。请问这是出于何种考虑，下一步我们将出台什么样的监管政策？谢谢。[ 2018-03-09 12:29 ]
周小川：
刚才您说到的那些措施可能您已经都观察到了，您是说背后怎么考虑。首先，我们刚才已经回答了跟此相关的问题，意思就是央行比较早就动手关注金融科技方面的新技术，并组织了研讨会，成立了研究所，在这方面付出了力量，同时进行了多方案的研究，这首先表明我们对科技的总体态度。同时，我们也很关注像区块链和分布式记账技术的应用。但与此同时，我们认为这些研发应该比较慎重，像比特币和其他一些分叉产品的一些东西出的太快，不够慎重，如果迅速扩大或者蔓延的话，有可能给消费者带来很大的负面的影响。同时，也许也会对金融稳定、货币政策传导，都会产生一些不可预测的作用。因此，我们主张，研究一些新东西是好的，但是除了市场的动力以外，还要考虑全局、大局，不是要钻一些政策空子，搞出一些什么爆发性的事件。
再有，你在投入真正运行之前，一定要考虑跟消费者的关系，跟投资者的关系。因此，如果在测试还不太充分，或者测试结果也没有得到广泛认同的情况下，迅速扩大会可能出现一些问题。所以，从央行的角度来讲，第一是不慎重的产品先停一停，有些有前途的产品也必须经过测试、经过认证，确实比较可靠了以后再推广。所以，大家注意到我们央行的做法是去年8月底先把ICO停了，后来紧跟着，我们是不支持比特币和人民币的直接交易的。再有是，把现在的所谓比特币一类的虚拟货币像纸币和硬币、信用卡一样作为零售支付工具，目前我们没有认可，银行系统不接受，也不提供相关的服务，这就是背后的考虑。
未来的监管，首先它是很动态的，它是取决于技术的成熟程度，也取决于最后测试试验、评估情况。所以，这个应该说还有待观察，也不是说马上就要拿什么样的监管措施。也像我刚才所说的，在考虑这些新技术的同时，在服务的方向上要清楚，我们不太喜欢那种创造一种可投机的产品，让人家都有一夜暴富的幻想，这不是一件什么好事，而是强调要服务实体经济。
既然是说想搞数字货币的话，你要考虑确实给消费者、给零售市场带来效率、带来低成本、带来安全隐私的保护。另外，你要考虑大局，这个东西不要起到说跟现行的金融稳定，跟现行的金融秩序直接相冲突。当然，如果说是技术发展会对原有的金融秩序带来改变，也需要比较慎重地进行研究、进行论证以后再出台。所以，总的来讲，技术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大家也在逐渐摸索，在摸索过程中，说不上一定就是未来有某种确定的监管政策。研究这些问题，央行也是和市场人士密切配合，听取广大公众特别是媒体的意见。谢谢。

3月9日上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新闻中心举行记者会，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副行长易纲，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就“金融改革与发展”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在回答关于比特币、ICO（首次代币融资）相关问题时，周小川表示，央行比较早就动手关注金融科技上的新技术，进行了多方案的研究，这是我们对科技的总体态度，我们也很关注区块链和分布式技术。
周小川认为，比特币等分叉产品出台太快，不够慎重，可能对金融稳定和货币政策传导产生不可预测的作用，我们主张研究一些新东西是好的，但除了市场的动力，还要考虑全局，不是钻政策空子。
周小川指出，在测试不太充分和广泛认同的情况下，会出现一些问题。不慎重的产品就先停一停，有前途的产品也需要先经过测试再推广。

[环球时报驻香港特约记者 王子熙]香港将于11日举行立法会补选，代表反对派出战港岛区的区诺轩日前举行造势大会，会上，区诺轩竟然邀请到一名“亲台独”的日本右翼政客为其站台。

香港《头条日报》6日报道称，区诺轩日前在中环爱丁堡广场举行造势大会，请来被取消参选资格的“香港众志”成员周庭等人到场助选，还包括日本右翼“亲台独”分子、日本千叶县白井市议员和田健一郎，他将一个从日本神社所求、印有“区诺轩必胜”的面具送给区诺轩。

现年35岁的和田健一郎，是“台独”团体“日本李登辉之友会”的核心成员。“日本李登辉之友会”是日本的一个国际交流团体，成立于2002年，鼓吹“强化台日关系”、支持“台湾独立”。和田健一郎早年在台湾的中山大学留学，曾为李登辉做网络视频演讲直播。

香港时事评论员朱家健6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区诺轩作为立法会补选候选人，若公然勾结鼓吹“台独”的日本政客，与他们沆瀣一气，反映出区诺轩并没有真诚拥护“一国两制”，难以令香港选民信服他会将是一名称职的议员，香港选举主任应果断取消区诺轩的参选资格。

香港“橙新闻”6日发表评论称，区诺轩的丑事接二连三被揭露，先是曾于2016年年底公开焚烧基本法道具，公然侮辱基本法，意图明显;又曾在2016年的电台节目和大学论坛上宣称“港独”和“自决”是可讨论的选项，挑战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这次又请日本反华右翼分子为其站台，香港市民不希望立法会有日本反华“台独”势力的代言人，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在3月11日的投票中，用选票向“港独”说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