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东省吴川市塘缀镇黄田垌村，一块簇新的墓碑矗立在草木蒙茸处。这里埋葬着年仅25岁的农村青年庞华新。7年前他见义勇为跳水救起4名小女孩，最近因患急性高危白血病抢救无效去世。

如果没遇见病魔，2017年12月8日，庞华新应该作为伴郎出现在同学的婚礼上；他会在小吃街的糖水铺里，与好友们谈天说地；他会在新年跟老板辞职，回老家换一份工作，攒钱买房子，找个心爱的女孩结婚，把父亲接过去，让他享享福。

勇救4名落水小女孩

时间回到2011年9月14日下午4点半。那是一个闷热的下午，塘缀镇山瑶小学五年级的龙土凤等8名女生来到距山瑶村600米远的水塘冲凉。有4名女生不小心滑入了深水区，在水里不停挣扎，其中两个女孩在水里扑腾，一边挥手一边喊救命，另外两个女孩，没入水中，头顶时隐时现。

龙土凤回忆，当时在岸上的她们吓坏了，一边大声喊救命，一边捡水塘边可以用的木棍和竹竿，想帮那4个女孩，可是始终都找不到足够长的竹竿。

开着摩托车路过的庞华新听到有人喊救命，没来得及把车停稳熄火，也没来得及掏出口袋里的钱包、手机，就跳入两米多深的水中救人。

“当时没想那么多，救人要紧。”庞华新有次跟妹妹聊起当年的事时说。

庞华新跳下水后，先游向离岸边较近的两个小女孩。龙土凤说，庞华新一只手划水，另一只手奋力拖拽着两名女孩，那两个女孩手拉手，被他托上岸。

庞华新又潜入水底，找寻另外两个已淹没在水中的女孩。经过两次潜水，他终于把溺水的龙敏、龙清救了起来。龙敏溺水时间太长，被救上岸时，已处于严重昏迷状态。庞华新对她做人工呼吸，几经努力，龙敏终于苏醒过来。

庞华新没有休息，他觉得应该让家长带着孩子去医院检查。浑身湿透的他，又开着摩托车到这4个女孩的村子打听，并让村里的人帮忙拨打120，最终把溺水最严重的龙敏送去了医院。

“当时哥哥救人并没有想过什么回报。认识我哥的人都说我哥是个很好的人，特别是对小孩子很有爱心。”庞华新的妹妹庞志玲说。

庞华新的英勇事迹得到了一些媒体的关注，更因被救女孩龙羽父亲龙勇的感恩行为而得到延续。

从2012年9月开始，庞华新一直在龙勇的皮带加工厂里打工。庞华新的工作主要是车线，即给皮带的边缘圈线。工厂环境并不舒适，忙起来一坐就好几个小时，但他工作时手特别快，效率比一般人高。

龙勇一直把这位恩人当亲人。5年多来，只要庞华新急需用钱，龙勇都毫不犹豫让他先拿去救急。平日里庞华新和龙勇一家同吃同住，每月拿3000多元的工资，生活条件大大改善。

龙勇说，庞华新很懂事，每次发工资后都不乱花钱。他平时穿的用的不是地摊上淘来的，就是淘宝买的，而且从来不超过50元，多余的钱全部寄回去给他父亲。龙勇劝他对自己好一点，他说大哥成家了，要照顾小孩，几个妹妹还小，他是家里的顶梁柱。

庞华新的母亲在十几年前，因为家里穷改嫁了，父亲一个人把兄妹5人拉扯大，至今生活贫困，住的是上个世纪农村常见的土坯泥瓦房，家里仅有的几件家具都很破旧。他父亲如今71岁，仅靠几亩薄田和一些政府救济过活，身体也不是很好。

庞华新的好友龙水养说：“庞华新很随和，而且很讲义气。我们有时候凌晨四五点需要赶货，只要找他帮忙，他不睡觉也会过来帮忙，从来不会拒绝。如果没有帮你的话，他会觉得心里过意不去。”

“有时候我不在厂里，他都会帮我把一切打理好，他人很靠谱。从不计较，能很快跟陌生人打成一片，只要你愿意跟他聊，他都会很快跟你搞好关系。”龙勇说，“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庞华新总是想办法给身边的人带来快乐，分享一些开心的事情。

庞华新说他想通过打拼在广州立足，要让行动不便的父亲看到他出人头地。龙勇以过来人的身份告诉他，其实回老家也挺好的，要在一线城市生活真的是遥遥无期，庞华新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不幸患上白血病

2017年11月11日，庞华新咳嗽咳出血，龙勇赶紧带他去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拍片子。医生当时说肺部没有问题，让他们第二天再来检查。

次日下午，刚从老家回到厂里的龙勇，看到庞华新没有来上班，有点担心。晚上，龙勇走进他的屋里，看见他正在吃药，气色很难看，右脸肿得厉害。吃饭时，龙勇观察着庞华新，发现他的嘴角有血流了出来，马上开车送他去医院。检查后，医生初步判定是白血病。当时庞华新没有家人在广州，所有的住院手续都是龙勇办的，还替他挂了急诊，花了1400多元。

查结果出来后，才得知是急性高危白血病。龙勇说：“有点不敢相信，他平日里身体挺好的呀，从来没有见过他生过病，怎么会得这么严重的病呢？”龙勇说这话时声音有点哽咽。

担心庞华新知道检查结果后会情绪激动，龙勇选择暂时隐瞒。自认为身体素质很好的庞华新，乐观地以为自己只是口腔方面的疾病而已，还和往常一样宽慰龙勇说：“大哥放心，打完点滴就可以回家休息了。”龙勇的鼻子又是一酸。

回到家后，龙勇对妻子说：“有空了就去看看他，当年没有他，我们就没有女儿了。这些年，我也是把他当兄弟一样对待的。”

那些日子，无论多忙，龙勇每天忙完手里的工作就赶紧去医院照看庞华新，给他送饭，鼓励他要坚强，一定会好起来的。没人的时候，龙勇就会伤心垂泪，“这么好的小伙子，为什么让他遭受这样大的磨难？”龙勇说，他从来都没有像这一次这么伤感过，流过这么多的眼泪。

2017年11月14日晚上，从医院回到家的龙勇，总觉得不放心。半夜1点，他又一次去了医院。赶到医院时，庞华新正在抢救中。

庞华新已经到了生死的边缘。因为肺部感染严重，他已不能呼吸，全靠呼吸机。“他脸色发白，嘴唇也发白，眼睛睁不开，气喘不过来，手脚在挣扎。医生都在那里摇头，我已经顾不得伤心流泪，上前帮忙按住庞华新。”龙勇哽咽道，“那天整整抢救了3个小时，我就一直在那里陪着他，直到第二天早上6点才回去。”

“我不愿看到、也不愿相信这样善良的好人遭遇这样的命运，我多么希望他能有一个好的未来。”龙勇的这句话可能既代表了他自己心底的呼声，也代表了所有了解庞华新并对他慷慨解囊的人。

救人英雄走了

庞华新住院后，龙勇就打电话给几位当初被救女孩的家长。龙观福和妻子得知消息后，当即前往医院探望，并捐了1000元。“如果没有庞华新救我女儿，她当年肯定就没命了，平常若有时间，她也要去医院探望，看能不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50岁的龙德森是被救女孩龙清的父亲，他和妻子以务农为主，家里有4个小孩要供养，至今还有几万元的债务。他凑了600元，托村干部转交给庞华新家人。他说：“如果没有庞华新，我女儿也许就没命了，他是好人，希望他能早日康复。”

尽管他们不能到广州看望庞华新，龙德森夫妇常去庞华新家里慰问庞华新的父亲，看看他父亲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助。

当年获救的另一个女孩龙婷，如今在浙江的一个服装加工厂打工，每月工资2000多元，得知庞华新生病后，她联系上庞华新的妹妹，通过微信转了500元。“我感觉挺意外的。好人应该有好报，希望他赶快好起来”。

村里人得知庞华新得白血病的消息很震惊，纷纷为庞华新组织捐款，短短时间内，将85901元善款送到庞志玲手中。中国好人网的创始人谈方两次来医院看望庞华新，并在网上为其筹款共3万元。

中山市纪中三鑫凯茵幼儿园的曾园长，在媒体上看到庞华新的报道后，专门组织了爱心义卖活动。她还把关于庞华新的报道打印出来，让老师们把庞华新的救人故事讲给小朋友听。曾园长说：“庞华新不顾个人安危救人，这点很打动我们。我们一方面是想帮助英雄，另一方面是想通过这个活动让小朋友们懂得感恩。英雄有难，我们应该伸出援助之手，让英雄也感受到社会给予他的温暖。”义卖活动第二天，学校6名代表将义卖筹得的107352.2元送到庞华新妹妹的手中。

家长代表赵先生回忆说，走进ICU时，看到庞华新的眼睛已经充血了。他对庞华新说：“我们带着所有家长和孩子们的祝福，把钱放到你手上，希望你早日康复，如果钱不够，我们还可以再组织一场义卖活动。”当时庞华新就流泪了，他的手微微地动，左手竖起大拇指。在场的人都忍不住哭了。

云南的雷承武，平日里主要以收废品为生，在网上看到有关庞华新的报道后，通过中国好人网两次为庞华新捐款。第一次捐款1006元，得知庞华新的药费仍存在很大缺口，又捐了2360元。就在那段时间，雷承武83岁的父亲也在生病住院，“孩子很苦，希望他能好起来。”雷承武说。

上万名好心人捐助善款超过60万元，解决了庞华新前期的治疗费用问题。医院也尽量选择最适合他的药品和方案。然而，众人的善心义举没能战胜无情的病魔，庞华新于2017年12月18日中午不幸病逝。


庞华新对未来的热望再也无法实现。如今，吴川市塘缀镇黄田垌村独留一座在寒风中矗立的墓碑，等待世人祭扫。碑文右起写着：2011年9月14日在本村鱼塘救起山瑶小学4名学生。正中刻着：见义勇为救人英雄庞华新之墓位。

环保部华北环境保护督查中心原副主任、巡视员王赣江，利用职务便利，为浙江某公司等单位谋取利益，其妻子翟某明知情况，经王赣江同意，采取“挂名”领取薪酬等方式，收受企业给予的96万余元。近日，北京二中院以受贿罪判处翟某有期徒刑1年。
一看到新闻的标题中有“吃空饷被判刑”的内容，笔者首先就从心里振奋起来：终于见到吃空饷被判刑的了，这才是惩治吃空饷的正确姿势，真的希望这种做法能够普遍推广，让更多的吃空饷者被追究刑事责任。
之所以对吃空饷被判刑感到振奋，原因当然很简单：现实生活中吃空饷常有，而被判刑不常有。在我的记忆中，几乎搜不出吃空饷被判刑的案例。在2014年，全国曾经进行过关于吃空饷的专项整治，揭发出来的吃空饷案例数量惊人，“吃空饷”人员高达16万余人。但最后的处理办法都是“一退了之”：把吃空饷多占的钱退出来，就是最严厉的处罚了，受到党纪政纪处罚的都不多，更鲜有被追究刑事责任的。
正因为如此，老百姓很不满意，很多文章也质问“吃空饷岂能一退了之？” 全国政协委员、江西省政协副主席刘晓庄曾建议， “法律明确规定,禁止任何组织或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国家和集体的财产。因此,对于情节特别严重、群众反映强烈的‘吃空饷’现象,应该以涉嫌侵占、贪污、渎职等罪,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如此才会形成震慑,以儆效尤。”现在，环保部官员王赣江和妻子翟某终于因为吃空饷被追究刑事责任，岂不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
吃空饷有多种表现形式，而影响最坏、民愤最大的一种，就是官员利用权力让自己的妻子和子女吃空饷。对于这样的吃空饷如何处置？过去的处置方法往往是只处罚利用权力的官员，而没有惩处挂名吃空饷的家属子女。现在该案给出了一个样本，对官员利用权力让家属吃空饷，既要处罚权力腐败的官员，也要处罚挂名吃空饷的当事人即家属子女。本案中，已经退休的王赣江已被开除党籍、取消退休待遇，并移送司法机关；而吃空饷的妻子翟某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目前，翟某涉案款现已全部被追缴。
从法律角度看，官员利用权力让家属吃空饷，确实应该来个“双查处”。一般说来，官员利用权力吃空饷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官员的家属子女早已进入了公务机关或者事业单位工作，他们靠丈夫或老子的权力，挂名拿工资，其本质属于贪污，达到一定数额，应该以贪污罪论处。另一种情况是，官员的家属或子女不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官员的权力到非公企业挂名拿工资，这实质上是受贿，达到一定数额应该以受贿罪追究刑事责任。而这两种吃空饷都是权力的腐败，必须追究权力者的责任，但吃空饷的挂名者如果已经具有完全民事能力，他们显然应该属于知情合谋，应该构成共同贪污或共同受贿罪。所以，对于吃空饷涉及的权力者和挂名者都应该追究刑事责任。
请注意，如果真的实行这种“双查处”的措施，对于治理吃空饷，对于深入反腐败，简直具有“四两拨千斤”的治本效果。在某些基层单位，一些多少有点权力的官员，他们的家属子女早已进了公务员序列，起码也进了事业单位，当他们吃空饷之后，不但掌权的老子被查，连吃空饷的家属子女也会被判刑。这一判刑，就永远不能再当公务员、再进事业单位了，这对于以权谋职的官员和家属子女来说，岂不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这样一来，吃空饷的风险自然增加了若干倍。在可能让家属子女永远丢掉饭碗的威慑下，对基层官员家属子女吃空饷几乎可以“一剑封喉”了。
建议最高人民法院把王赣江案的判决作为示范性案例，在查处吃空饷案时一律实行“双查处”。做到了这一点，吃空饷现象当能大幅度减少。

A hot item, but I wonder when to launch your airdrop and bounty, and whether NB can attend.

每年12月中下旬，是美国大学发放ED offer（Early Decision具有约束力的提前录取）的密集期。美国名校尤其是“常春藤名校”offer的发放，往往会成为中国家长最为关注的焦点。不过，数据却显示，“藤校”每年在中国录取的学生就200人左右，仅占申请美国大学本科的中国学生总量的千分之二，但对这些学生的报道却至少占到总量的一半以上。
为什么中国的家长和媒体都这么关注“藤校”？大家的“藤校情结”为何如此强烈？
其实，再多的问号，最终都不过是一个问题，即我们这些家长有“藤校情结”。再挥挥衣裳，也带不走这个情结。一些媒体如此舍得花费人力物力报道这千分之二的“藤校录取生”，是因为剩下的998个家长基本上都关注这个问题。就像每年高考结束，媒体上满是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录取新闻一样，其中的道理并无二致。家长的“藤校情结”，表面上看是“名校情结”的外国版，但根子里是“状元情结”的外国版。
为什么这么讲？
在国内高考中，每年北大、清华录取几千名学生，但是，大家关注的是两所高校瓜分了多少“状元”，孰多孰少，被津津乐道。在国外高校录取中，这些大学每年录取中国学生数量以万人计，但是，大家关注的是“藤校”录取了多少。
当然，由于国外大学没有“状元”一说，所以，“藤校生”就成了国外大学录取版的“状元”。既然大家的“状元情结”未除，滋生“藤校情结”自然也就不足为奇。
实事求是地讲，中国家长的“状元情结”强烈程度在降低。原因有很多，简单讲，有两个最重要：一方面，家长的意识在转变，尤其是中产阶层的扩大，很多高知家长的意识变化很大，“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意愿不再那么强烈；另一方面，“状元”不再像从前那样可以有机会占有巨大权力资源与经济资源，“状元”在社会流动和社会分层中起到的作用在降低。
不过，只是烈度在降低，“状元情结”并没有熄火，大家的关注度还是很高，表现在对国外高校的学生录取上，就是“藤校情结”。很多家长认为孩子踏入这些国外名校，以后才会在全球竞争中具有优势，未来就会一片光明。
此外，很多家长对国外的高校了解不多，一提到孩子国外留学，脑海中闪现的都是那些名校，尤其是美国的“藤校”，好像只有到这些学校念书，才是留学。
不管是“状元情结”，还是“藤校情结”，其实质都是只关注最好的，忽视次优的。这种结果的原因就隐藏在我们的日常教育过程中：名次排在最前面的个别学生才会得到特殊优待。这是一种强悍的潜移默化，不只分布在教育领域，也蔓延在其他领域，对整个社会没有好处，甚至会埋下社会问题的隐患。
“藤校情结”有其合理性、可理解性，但狭隘性也非常明显，我们不能过于关注教育的最终结果是否有光环，更应该关注教育过程助力个体成长。学生千差万别，天生禀赋不一，只盯着最好的学校，大多时候收获的只能是失落或者压力。

继辽宁承认财政数据造假后，近日，内蒙古也自曝存在财政、经济数据造假的问题。据报道，在1月3日举行的中共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届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暨全区经济工作会议上，自治区党委“自曝家丑”：自治区政府财政收入虚增空转，部分旗区县工业增加值存在水分，一些地方盲目过度举债搞建设。内蒙古经济注水很难说只是“微乎其微”，因为之前承认经济数据造假的辽宁也仅表示部分区县“掺水”20%至30%，而内蒙古给出的数字是“2016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注水了40%”。
经济数据是国家制定发展战略的宏观依据，各地的数据汇集在一起，就是国家做出重大决策的客观前提，因而可以说，各地数据的准确性，决定着整个国家出台政策的精准性，这对国家来说，就是制定大棋局的有效参考。而如果一些地方的经济数据存在着失真现象，那么，依此制定出的整个国家的发展战略就会潜含着一定的偏失，这会对整个部署造成难以挽回的伤害。
并且，作为国家制定的宏观发展战略来说，都有着相对较长时期的稳定性，因为国家发展战略是方向性的坐标，它会成为各地方制定具体规划的必须遵循，其中的根本意义在于，对不同经济发展状态的地区给出针对性的政策配套，这体现的是不同地区不同施治的因地制宜理念，只有在这样的理念指导下，发展缓慢的地区才能在“对症下药”的大棋局中逐步摆脱自己的困境。
而辽宁、内蒙古本身就是发展相对缓慢的地方，这更需要取得国家政策的针对性支持，但前提是必须如实反馈自己的真实状况，这与看医生一样，其目的是为了让自身更健康，而不是让医生认为自己已经很健壮，所以，这不能有半点虚假和面色的化妆，是一就是一，是二就不能说成三。否则，国家宏观层面的“对症下药”就无法精准实施，这会使这些地方的经济发展错过政策援助的最佳时机。
换言之，在这种情况下，“打肿脸充胖子”，首先损失的就是自身应当获得的发展机会，这对地方来说，其实就是一种自作自受的隐形之痛，犹如自己将自己的牙打掉了咽下肚里也不敢说出去，甚至还要敲锣打鼓地庆贺一番，显然，这是一种愚蠢行为。但在这种“愚蠢”的后面，其实还存在着某种“精明”的悸动，那就是将经济数据搞漂亮了，就等于给自己脸上贴了金涂了粉，最终这些脸面上的修饰都会以一种“政绩”的形式表现出来，而这才是更深层的原因所在。
一些地方经济发展缓慢，这是多种原因之下综合促成的客观现实，要改变这种情况，就要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地进取。在经济发展的路径上，没有哪一步是不必走的，因为后一步总是以前一步为基础，前一步迈得有多么稳固，后一步就会有多么坚实，这是一个脚踏实地的接续过程，每一步都要以客观现实为出发点，同时每一步也都要以客观目标为落脚点，而这绝不是一个臆想中数字跳跃的过程。
因此，一些地方经济数据注水的问题，其实折射的是政绩观跑偏的问题，对于这样的注水，固然事后也可以以“自曝家丑”的形式挤出其中的水分，并处理那些数据造假的官员，但其实造假的过程已经给国家整体发展战略造成了干扰和破坏，因此，处理这样的事就不能停留于事后的“挤水”层面，而应当关口前置，提早修正一些官员的政绩观，给那些“注水”的政绩观彻底“挤水”才行。

近日，《经济参考报》记者实地调查后发现，金融服务不配套、集体经济发展不畅等问题严重制约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成效。特别是农村集体成员身份认定、土地确权中搁置的权属争议成为当前农村集体产权改革矛盾焦点。
其实，早在2009年，国家农业部就开始在农村部署以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为核心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改革从局部试点开始，目前已在28个省份整省推进，有望在今年底基本结束这个改革任务。
但是，任何公共领域的变革总会伴随新的问题；如果改革设计不妥，问题会更多。就此篇报道而言，其所提出的，既有“真问题”，也有“假问题”。
土地确权改革存在一些不成问题的问题
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的目的之一，是为农地抵押贷款创造条件，但记者发现，这个目的其实很难达到。事实确实如此，但并不奇怪。我国农业生产的一些具体领域其实长期处于亏损状态，若非农民的劳动成本在核算中被当做一种“软成本”，土地的地租回报就没有多少。且农户的土地又十分零碎，如果银行真要将它变现偿贷，运作成本会十分高昂。因此，银行态度消极是可以理解的，这不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的错。事实上，这项工作还是最终会有利于形成土地要素的合理价格，从而最终有利于农户与银行建立稳定的信贷联系。
报道中还发现，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似乎与壮大集体经济形成某种冲突。其实，换个角度看，这也不是太大的问题。我国集体经济主要承载农业生产，而在中国经济成长中，农业的比重只能越来越低，所以，从经济结构调整趋势看，集体农业经济壮大不到哪里去。有的地方集体经济很强大，但那里已经不是农业经济了，而是城市经济了。那些集体经济其实也就是与土地和厂房有关的物业管理经济，实体性产业极少，要壮大也是很难的。
因此，我们恐怕要改变一下观念。城乡经济整体获得发展，农民因专业化水平提高而富裕起来，赶得上城里人，这才是发展的目的。
此外，还有另一种对土地确权改革的担心，即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以后，农民的自主权增强了，农村会不会有大量土地兼并出现？土地过度兼并集中后，出现大量农民流离失所怎么办？
这种思维恐怕还停留在旧的传统农业经济时代。旧时代的土地兼并是政治腐朽的后果。单靠市场关系，旧时代农村只能出现“五口百亩之家”的规模。当下中国农村，土地要素的真正报酬占农民总收入的比重不到10%，以后还会越来越低。农民收入最终要在规模经营基础上，靠资本增加和技术进步。即使是在农业发达国家，农民取自农场的收入占其总收入也只是在20%左右，其中土地要素报酬又是一个零头。
以村庄政治方式解决改革“真问题”
事实上，各地在此项改革中，均遇到一些共有的难题。例如，土地存在权属争议，确权时难以找到合法合理依据；承包地或股权确权登记颁证到户时，涉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问题，有地方梳理出相关具体情形达数十项之多等等。其实，这些问题本来就存在，并不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引起的。此项工作的初衷正是要解决这些问题。
解决这些问题，难在它本来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拿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判定来说，经济合理性的边界本来就很模糊。如规定某某年之前出生的人口，有权获得承包权或股权，这个年份怎么确定才合理？
这里不存在合理的经济标准，因为60多年前建立集体经济制度时，组织成员的资格尚能与其投入相联系，后来的成员权与投入完全脱离了关系，使集体经济组织差不多变成了社区共同共有产权组织——成员资格不再与投入有关系，而与人口是否出生在这个村庄有关系。现在突然要搞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要搞股权的量化、固化，意味着“出生”因素可能不再是自动直接取得享有分配权益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这是一个“政治行为”。如今，再要求中央政府划出一个是否取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的出生年份，需要施加多么大的政治压力？事实上这既无可能，也无必要。
解决这个问题还是把它当做因地制宜的村庄政治比较好。珠三角等集体产权改革较早的地区，正是通过村庄内部“吵架”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的。不同村庄有不同的做法，只要村民在“少数服从多数”这个原则下，能通过一个大家大体能接受的方案即可。人人满意、高兴是不可能的。有关部门可以将珠三角等地的经验及具体做法编印、介绍给其他地区。
类似上面解决问题的思路，对解决其他问题也很有用。例如，广东清远发现，山区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因为每户农民拥有的地块多达数十块，如果据实登记颁证，不仅工作量大，也会降低确权颁证的效力。既然如此，能不能先做土地调整，后做确权登记颁证？
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中也还有一些问题迟早要解决，与其拖后办，还不如现在给出一个办法。现在颁发的承包权证，有效期到2023年左右为止。这个做法客观上又产生了农户和经营者到时调整土地的预期，对土地流转不利。还有，按我们调查，大约5%的农户因为一些原因目前没有承包地，而很多地方的确权登记颁证没有考虑他们的诉求。这个问题不解决也是一个隐患。
文件出台不少，放权尚需加强
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这项工作，值得称赞。把此项工作看做深化农村改革的基础性工作，一点也不为过。
中央有关部门对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其实已经做出了不少回应，下发过不少文件。2016年10月中央发布了《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2016年12月又发布了《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2017年的中央涉农文件也回应了一些人们关切的问题。但中央不可能管得太具体。
以笔者观察，在农村改革方面，最好的改革思路出自基层，最难解决的问题交给农民就好办很多。中央文件中凡是容易落实的改革意见，大多已经在基层得到了验证；基层先走了一步。这个道理不难理解，原因是基层离市场最近。所以，一些地方在改革中遇到问题，在遵循中央提出的大原则的前提下，要积极学习其他地方的经验，不能一味等中央给出每一个问题的答案。

雄安作为非首都功能的承载地，这个任务能不能完成，在很大程度上要看体制上能不能有创新？在这个过程中，是充满着行政力量和市场力量博弈的。
如果说采用政府主导的方式，就是用行政命令使得很多央企和国有机构管理机构迁到雄安去，这个还是很容易的，文件一下就可以搬过去了。可是对于那些行政力量覆盖不到的民营企业，这一招可能效果就不是那么很明显。无非就是从原来在二环、三环办公迁到去五环、六环办公，还是在北京。要不就是对于央企这些公有机构的人来说，我人去雄安了，家属还留在北京，周一去、周五归，或者高铁通了以后，早去晚归。这样的话，势必造成北京和雄安之间的交通拥堵，只不过把北京的交通拥堵扩展到北京、雄安之间去了，所以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我认为，根本办法是去雄安的人能在那儿安居乐业，不仅本人去，家属也可以在那儿工作，孩子也可以在那儿读书。那么这样的话，就必须现行的体制进行一系列改革。
比如户口问题，现在很多人削尖脑袋进北京，很多都是为孩子着想。留北京，就能让孩子在北京参加高考，在录取时就能沾到很大便宜，众所周知，在北京参加高考和在外地参加高考，同样的分数，结局可大不一样了。这就涉及到我们的教育制度。在雄安，如果有一流的学校，很一批高素质的师资，我想是可以吸引他们孩子在那儿读书的。尤其是户籍问题，如果雄安的户籍视同北京的户籍，如果在孩子高考的问题上，在医疗的问题上，在雄安能享受到跟在北京同样的待遇，我想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这个又引发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雄安和周边地区的发展平衡不平衡的问题。当提出建设雄安新区的时候，石家庄是很郁闷的：过去一有北京压着它，二有天津压着它，现在又来一个雄安新区，那么作为省会的石家庄到底摆在什么位置上？我们知道石家庄这些年是雾霾最严重的城市之一，环保部每年公布全国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京津冀占了七八个，其中肯定有石家庄。所以雄安新区在建设过程中怎么平衡和雄安新区的关系？还有滨海新区，还有曹妃甸，它们是当年国家花了大价钱建设起来的，并且被寄予了很大期望。但后来并不很成功，有很多教训。雄安新区如何吸取这些教训，避免走弯路，尤其是如何使得雄安新区的发展和这些周边地区发展相平衡？这是不能不考虑的问题，不能说雄安新区发展起来了，和北京看齐了，但是和周边地区的距离拉大了。如果这样，势必引起周边地区的不满，从而也给雄安新区的建设设置了很多人为的障碍。雄安新区的崛起，不能脱离周边的环境而独步前行，必须起引领作用，带动整个京津冀地区的经济共同发展，这才是我们应当追求的目标。
刚才说到，京津冀地区尤其河北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处在一个低谷水平上。刚才说到南北差距，南北差距差在哪里？主要不是差在自然条件，也不是差在基础设施，我觉得是差在思想观念上和市场经济的机制上。你到长三角、珠三角，可以说那儿的市场经济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市场经济的基础已经是牢牢扎根在大地上，而在我们的黄河以北，以黄河为线，黄河以北市场经济的框架就很薄弱。东北这样的地方可以说市场经济的框架基本上还没成形，市场经济的意识也是比南方淡薄很多，尤其是我们的思想观念上的思想解放程度差别很大。
一个地区的经济要发展，我觉得首先要具备这样几个要素：
首先是思想解放，或者是思想开放。以美国硅谷为例，那个地方我去过几次，接触过硅谷的好几个企业，如Google、Facebook、Intel等，跟这些企业的年轻人进行过广泛的交流，他们思想很活跃。他们介绍说，硅谷开始就是一些创业的大学生在咖啡馆聊天、谈心，海阔天空地漫谈，最后碰撞出火花，产生了新技术，很多企业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下建立起来的。
其次要有产权保护制度。技术人员的每一个发明可以说都凝聚了很多心血，但是这个成果有时候就是一层纸，一捅就破，一拿来就是你自己的。没有严格的产权保护制度，发明人耗尽心血取得的专利技术会很轻而易举地流失掉，这对于技术进步是有极大伤害的。中国加入WTO的时候，西方国家在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上对我们提出了非常严苛的要求，开始我们不太习惯，但是现在回过头来认真思索，如果不是得益于产权保护制度，会有现在这样日新月异的技术进步吗？所以说，有严格的产权制度，才是推动科技创新的源泉。
还有就是企业家精神，南方和北方的经济差距，最大的差距就在于缺乏企业家精神，缺乏企业家产生的土壤。这些企业家必须要有冒险开拓的精神，要有灵活的头脑，要有比较强烈的市场意识，没有一批又一批这样的企业家，再好的经济发展蓝图也会成为空中楼阁。
归纳一下，一个思想自由，一个产权保护，一个企业家精神，这三者是构成一个地区经济增长和创新发展的最强劲动力。我觉得，如果在在这三个方面有所突破，我们就会在雄安新区的建设上，在未来的中国经济版图上留下非常鲜亮的记录。

据新京报报道，教育部、中央综治办、最高法、最高检等十一部门联合印发《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方案》，对学生欺凌做出了界定。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信息是提出情节恶劣的欺凌事件，可将实施欺凌学生转送工读学校教育。这个方案的出台，再次强调了工读学校之于偏差少年治理的重要作用。
实际上，无论冠之以“工读教育”抑或是“专门教育”的称谓，这种以矫正感化未成年违法和轻微犯罪者的特殊教育似乎距离我们并不遥远，《义务教育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对此皆有所规制。
但是，工读教育既无法完全背离以身心教化为旨的传统教育，亦似无法与剥夺及限制人身自由的刑罚完全切割。在这两个极端之间进退维谷的工读教育，究竟是该一如既往地继续坚持，还是另起炉灶转型升级？工读教育究竟路在何方？
工读教育或应被置于少年司法框架内
少年司法与成人司法的一个很大区别是，前者认可和遵照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不成熟的现实，并以此作为未成年人特殊司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一点在联合国相关准则中均有所强调。
问题少年在社会中不成熟的一面，尤其是其情感容易冲动的天性极易被不法人士所操纵并加以利用，因此对其处分方式应与成人有所差异。把少年当作成年人来对待强调的是惩罚和可责性，而把他们当作未成年人强调的则是矫正自新。
依“国家亲权”法则，各国为保护未成年人，无不使出浑身解数，研拟、打造、运行和评估适应既符合国际公约及惯例精神，又根基于本国国情的少年司法体系。
目前，在我国少年司法架构中，未成年人检察、少年法庭及未成年犯管教所大多各就各位，与此同时未成年人警务亦呼之欲出，但工读教育依然整体游离于少年司法框架之外。因未成年人较大的可塑性，少年司法是以“矫正”而非“惩戒”为主要目的，这也是与刑事（成年）司法最为不同之处。作为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分级处分前移的承接力量，工读教育应当首先被置于少年司法一体化语境之中，而不仅仅只是义务教育的组成部分。
工读教育或需检察院与法院司法介入
工读教育所针对的收容对象大多为存在一定社会危险性的未成年人，带有较强的保安处分色彩。《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北京规则)》第5.1条要求，“少年司法制度应强调少年的幸福，并应确保对少年犯做出的任何反应均应与罪犯和违法行为情况相称。”
与未成年犯管教所的监狱性质有所不同，工读教育颇为类似英美法上的工业学校、工艺学校或感化学校，或者德日法上的保安处分。但即便如此，工读教育仍然具有一定程度上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可能，因而在给相关问题少年打开少年司法大门时，亦有可能被滥用，实有必要倡导司法化处分。
作为剥夺和限制一定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为确保人权保障落到实处，工读教育未来显然需要检察院和法院的司法介入，以及对当事人人权的全程保障与救济。
就目前而言，工读教育受教育行政管辖的既定模式可能与司法处分的发展趋势不太适应，行政审批的准入机制未能充分考量问题少年的权利主张与救济。未来应逐步构建起由法院逐案裁判是否应当将特定问题少年移送工读学校进行矫正教育，检察院全程进行法律监督，通盘考量诉讼程序、期限场所、律师介入、义务机关等棘手议题。大体或可参酌现有行政诉讼程序，但可比照刑事辩护赋予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更多权利保障。同时，亦可考虑将工读教育日常管理纳入司法行政范围之内。
工读教育是未成年人机构处分组成部分
《北京规则》第26.1条规定，“被监禁少年的培训和待遇的目标是提供照管、保护、教育和职业技能，以便帮助他们在社会上起到建设性和生产性的作用。”乍看上去，似乎该条规制的是被采取羁押的“被监禁少年”。然而，这一术语初始英文为“juveniles placed in institutions”，如此翻译并不准确。事实上，《北京规则》在这一章用了较多条款来规定“institutional treatment”。然而，该词又一次被译为“监禁待遇”，而最符合立法原意的译法或是“机构处分”。相对于监禁待遇，机构处分既涵盖了监禁，又将范围更为宽广的针对违法和轻微犯罪未成年人而开展的个别化行为处分包括在其中，进而亦涵盖了戒毒、戒酒、戒网瘾等不同矫正方案。
显然，工读教育亦是未成年人机构处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建构和运行一样要遵循《北京规则》精神以及由此而来的相关国内法规定。当然，工读教育的未成年人矫正故事远不止讲述的那样简单，亟须以专业化、针对化、住宿化等机构处分介入，一一解读，一一应对，一一化解，充分考量机构处分对问题少年回归社会的针对性作用。
未来工读教育或可与收容教养一起，依对象差异而形成错落有致的机构矫正模式，共同在未成年人机构矫正中实际担负着非刑事化、除罪化、机构化的独特作用。
工读教育应兼有义务及职业教育特征
仅从文字上看去，工读教育乃系以半工半读方式，对有违法和轻微犯罪的未成年人所进行的感化转换教育。实际上，强调劳动工作与读书学习兼而有之并不是仅仅只为工读教育所独有专享。究其根源，工读学校最早可追溯至前苏联卫国战争期间教育家安东·马卡连柯组建的带有收容性质的“高尔基工学团”，彼时其已成为收容战争孤儿的场所。
时至今日，工读教育作为我国基础教育的组成部分，亦肩负着义务教育的职责。《义务教育法》第20条强调，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虽然提及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合性，但该法并未直接规定“专门教育”的性质、定位与作用。然而，《义务教育法》第20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根据需要，为具有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规定的严重不良行为的适龄少年设置专门的学校实施义务教育。”该条将“专门教育”明确为“义务教育”。
青春是如此短暂易逝，一边是相当真实的暴走画风，一边是无比枯燥的写实场景，而两者亦这般毫不违和地叠合交织于工读教育之中。即便问题少年主动或被动地感化与转化，工读教育并不需要将无趣作为其注脚。在行为规范矫正的同时，未来工读教育应不断增强义务教育及职业技能教育的分量，以此来提升其回归社会的适应能力。
穿越现实世界的四重维度，最终使得问题少年悔过革新，如此这般才是工读教育的价值所在。

近日，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发布消息称，已就百度涉嫌违法获取消费者个人信息及相关问题提起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已正式立案。江苏省消保委指出，百度旗下“手机百度”、“百度浏览器”两款APP，在未取得用户同意的情况下获取诸如“监听电话、定位、读取短彩信”等各种权限，请求法院依法判决百度停止侵权。
由地方消协提起有关个人信息的公益诉讼，此举全国罕见，但广大消费者被各类互联网企业侵犯个人信息权利，这种现象已屡见不鲜，甚至许多人都习以为常了。百度在相关回应中表示，旗下手机应用没有能力也从来不会申请“监听”权限。尽管多数互联网企业都会如此回应，但还是有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感到自己处于被监控状态——在搜索引擎询问“怎么借钱”，不久就有几家借贷公司打来电话；在聊天软件里与朋友八卦明星，网络媒体马上就推送过来相关明星的头条新闻；打个电话找朋友借东西，打开购物软件，相关物品的推送广告已浮现眼前……
电影《窃听风云》中的场景，已经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仔细一想确实令人不寒而栗。手机是每个人都离不开的亲密“朋友”，同时也是潜伏在身边的“间谍”，而指挥它的则是众多互联网公司。有关部门调查发现，互联网企业普遍存在获取权限未尽到告知义务、未直接提供选择机会、过度收集个人信息等共性问题。
互联网企业开发了搜索引擎、浏览器、聊天工具、支付工具等各类手机应用软件，通过这些应用软件实施的侵权行为包括，获取用户定位、直接向通讯录上的联系人发送短信、监听和挂断电话等多种权限。众多互联网企业触目惊心地持续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同时也让消费者的财产甚至是人身安全陷入莫测风险之中。
此次江苏省消保委对违法获取消费者个人信息情况进行调查，并要求互联网企业做出实质性整改，对少数拒不配合工作的企业提起诉讼。江苏省消保委积极主动代表消费者维权之举令人赞赏，相关诉讼也必将引起公众对个人信息保护问题的更广泛关注。同时，这起诉讼也不禁令人反思，在这个大数据时代，消费者究竟如何失去了个人隐私？
首先是“温水煮青蛙”。互联网企业在获得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后，通过大数据算法勾勒出用户肖像，然后再精准送达相关商品或服务，这种营销方式确实带来了某些便利，这让众多消费者在享受个性化服务的同时，不知不觉地放松了对隐私泄露的警惕。其次是“店大欺客”。各种手机应用软件对用户个人信息的获取和使用几乎都采取霸王条款方式，个人如果不通过授权就无法使用软件，这种情况往往令处于弱势方的个人用户徒呼奈何，只能被动接受。
互联网企业假借大数据、算法等技术深奥之名，故作玄虚糊弄消费者，这也是让消费者失去个人隐私的重要原因。在互联网时代，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保护确实面临巨大的挑战，某些互联网公司此时不是考虑如何履行企业责任，而是浑水摸鱼乘机大肆攫取个人信息，谋求巨大的不法商业利益。
大数据时代不能是没有隐私的时代。有关部门应加快从立法打击、技术防范等层面构建信息安全保障体系，各级消费者保护组织应强力督促企业合法获取个人信息。每个消费者也必须上紧应用软件“授权”这根弦，自主选择关闭相应权限，及时加固个人信息的“安全锁”。在这个互联网信息时代，社会各方面都要切实拿出有效行动，扎紧个人信息的篱笆，防止消费者变成“透明人”。

岁末年初，中国万亿GDP城市俱乐部再次纳新。无锡市政府1月7日宣布，预计2017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0500亿元，此前的1月2日，长沙市政府也宣布，地区生产总值超过1万亿元。
据统计，加上无锡和长沙，中国GDP超过1万亿的城市已达到了14个。其中，上海、北京、深圳的GDP总量都已迈过2万亿关口。这些年来，中国城镇化的步伐不断加快，其中不仅仅是乡镇向城区的巨大转变，另一大趋势，正是GDP破万亿的城市呈现快速递增的趋势。
对于一座城市来说，GDP破万亿，意味着城市的影响力有了质的提升，并正在成为区域经济重心之一，拥有带动周边区域经济发展的能力。数据显示，2016年前14个万亿城市GDP总量约为218786.55亿元，已约占全国经济总量的29.4%。而这一部分头部城市的崛起，其影响力也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区域人口流动的趋势，乃至地区经济生态的生长方向。
不断增多的万亿城市，也进一步说明，经济发展的速度动力源，正逐步在“北上广深”之外的一些城市出现。这样的动力源，其实从这些年一些地方政府的施政纲领中就能看得很清晰，它往往意味着：更宽松的人才户籍政策、具有相当吸引力的人才优待措施、简政放权的进一步落地、更多的国家级特区成立，政策、资源的倾斜，使得这些城市拥有了更多的发展机会，开放、包容的城市环境与规模化人口集聚形成了良性的互动。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由于城市资源和机会的不均等，人们热衷于流向特大型城市以分享规模效应的红利。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是无奈之选。所以，“逃离北上广”这样的话题，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在舆论场朋友圈发酵。许多人之所以怀抱乡愁却又无法“说走就走”，无非是因为特大城市拥有更多的机会和可能性，而这在小型城市是很难获得的。于是，在未来发展的机会需求面前，眼前生活品质的考量被暂且搁置。
不过，如今万亿城市的不断增多，也就意味着，年轻人有了更多的选择，而我国城镇化的不均衡发展问题，也在发展中得到了有效的缓解。
实际上，近些年，许多年轻人已经不再迷恋特大城市了，而宁愿选择回到离家更近的万亿城市。一些进入万亿俱乐部名单的城市，它们每年吸引人才的数量都在不断的上升。某招聘网站的数据显示，在人才净流入率上，一些万亿城市，比如杭州和成都，已经名列全国前三之列。
而且，一些被人称为“二线”的万亿城市，也正在承接许多新兴的技术产业，成为技术革新的排头兵。比如在杭州，支付应用和网购模式从这里出发，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模式；而成都、苏州、南京、武汉，也是数字化转型中的佼佼者。
更多机会、更宜居、更开放，让这些新的万亿城市，拥有了更大的吸引力。这也使得它们在成为区域经济翘楚的同时，进一步减轻了特大型城市的焦虑与矛盾。
当互联网把信息不对称抹平，当高铁把城市与城市、区域与区域之间的距离，物流的距离和人口流动的距离不断压缩，当万亿城市越来越多，可以想象，未来它们将给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想象空间，也给人们在北上广深之外提供更多的美好生活选择可能。

每天重复一样的工作，十几个小时，谁的精神状态会好，环境也没有变化，一直在这种压抑的工作状态，心理多多少少会收到影响，一想不通就走到极端。

在中国汽车圈内有一位颇受争议的人物，他将一家乡镇企业发展成上市公司，成为国内数一数二的民营车企。但同时，他也因严苛的管理风格而在业界闻名。有人说他是完美主义者，也有人说他冷酷、独裁，他就是长城汽车董事长魏建军。

那么，魏建军是如何带领长城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他为何用“军事化”方式来管理员工？他又是如何看待上述争议的？就以上相关问题，记者向长城汽车品牌部致电致函，该部门一位员工表示，已看到记者所发的邮件，但截至发稿，公司方面仍未有任何回应。

军人家庭出身

据报道，魏建军如铁腕般的行事作风，对军事化管理的偏爱，似乎与其家庭环境有关。1964年，魏建军于河北保定出生，父亲魏德义是一名军人，军旅生涯长达20多年，这从儿子的起名上可略见一斑。可以说，魏建军是在部队大院中长大的，这让魏建军有着军人般的性格。

80年代，父亲魏德义下海经商。儿子魏建军从学校毕业后，就到父亲的工厂实习。1984年，魏建军的叔叔魏德良创办了集体所有制企业长城工业公司，主要从事汽车改装业务。

其实，公司在魏德良时期并不长，1990年，魏德良因车祸去世。长城工业公司被保定南大园乡政府接手，但很快就陷入亏损状态。不过，也就是从那时起，26岁的魏建军接管了当时资产负债达200万元的长城工业公司。

此后，魏建军越来越不满足仅仅是汽车改装业务。他开始逐步涉足汽车制造领域，令这家企业首先取得突破的是皮卡车业务。1995年，魏建军出国考察，发现皮卡车在美国和东南亚很受欢迎，因此萌生了进军皮卡车市场的劲头和想法。1996年，长城正式推出第一辆皮卡车。三年后，长城皮卡车销量就达到1.4万辆，成为中国皮卡车领域的销量冠军。

2000年后，长城全面步入SUV时期，魏建军将公司发展的重心转向SUV。2002年6月，长城推出了售价8万余元的赛弗SUV，瞄准中低端SUV的市场空白。2005年至2007年期间，长城已建成年产50万辆生产基地。

2011年，长城汽车在上交所上市，就在这一年，畅销至今的哈弗H6上市，此后，SUV车型占长城整车销售比重逐年上升。靠着SUV产品的热销，上市近7年来，长城汽车营收增长2倍以上，总资产增长近3倍。随着长城的发展壮大，魏建军的身价也跟着水涨船高。2017年3月，魏建军以59亿美元的资产成为中国汽车圈第二富豪，仅次于李书福67亿美元。

严苛管理知名

还有报道称，尽管事业发展颇为顺利，长城汽车在国内汽车圈声名鹊起后，但争议却一直伴随魏建军，独裁、偏执、铁腕老总等标签便从未离开过他。

曾在长城汽车工作过的张浩（化名）告诉《投资者报》记者：“即便是亲戚在公司内犯错，魏建军惩罚起来也决不手软，甚至让他卷铺盖走人。但在我现在的集团公司，老总可能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魏建军的强势领导并不只是用在对亲戚。在长城内部，新进员工都需要参加为期近一个月的军训，然后才能上岗工作。正式工作后，加班更是稀疏平常，即便是周六也常常需要上班，长城现实行隔周单休，也就是每个月休息六天。

员工除工作占用时间长之外，稍有违规，便会被公司罚款。有报道称，工人在工厂应该沿着地面画出的白线走，违反者会被罚款500元；员工若忘记关显示器、座椅上放置衣物等都会被罚款。长城人事部门员工也曾向记者承认，若公司发现员工上班时浏览与工作无关的网页，将会受到处罚。魏建军还建立各种制度，防止员工贪污。

此外，长城还有一个经营监察本部，被长城员工称为“特务”部门，专门负责抓住员工违规的证据，并将证据送往相关部门予以处罚。

严苛的管理增长了长城的离职率。曾有报道，长城的离职率在15%左右，记者查询Wind数据发现，2015年，长城共有1.6万名技术人员，2016年已减少至1万名左右。如此看来，上述离职率还是保守估计。

一位在长城工作过的外国工程师曾告诉《投资者报》记者，他所在的部门有30名工程师，根据办公桌不断更新的座次表，他推断，该部门一年之内有近50%的员工离职。

太过执着后的遇挫？

在知乎上，有一条帖子问，“长城汽车董事长魏建军是一个怎样的人，”有回答“长城汽车就是中国汽车界的黄埔军校，魏董也可称之为魏校长、魏委员长。”“领军的企业天天被吉利与北汽挖人，跳槽的人如流水。”“长城的经营管理制度是针对贪腐扯皮，只不过最后愈演愈烈，变为军事化、惩罚性管理。”


长城员工小杰曾对本报记者表示，长城主要对员工采用负向激励，鲜有正向激励。小杰所说是否属实？魏建军又是如何评价员工对长城的认同和归属感？对于这类问题，魏建军并未回应。

魏建军的执着不止体现在管理方式上，还表现在战略选择上。哈弗H6的推出，让长城与魏建军都尝到了甜头。从2014年起，长城汽车在年报中称将聚焦SUV品类。2013年，SUV销量在长城总销量占比为54%，截至2017年11月，这一比例已上升至87%。

魏建军的坚守，并非每次都能带来正面反馈。在中国SUV市场上，其他自主品牌SUV的崛起、合资品牌的不断推陈出新，无论在价格、性能、还是款式上，都在攻占中低端SUV市场。一系列棘手问题接踵而至，为保住销量，长城屡屡降价，导致盈利额大幅下滑。2017年前三季度，长城净利润同比下滑60%，净利率也从2016年底的11%下降到5%。作为一家上市企业，如何面对投资者的各种疑惑，这也把长城拉入了新的思考轨道，何去何从？我们将拭目以待。

这很明显是在挑衅了，压着他们，告诉蔡英文，中国有足够的武力来收付台湾。

这四个国家的“国宝级工程”，震惊世界！翻看标签，竟然全是“中国制造”！ 这几年，一系列超级装备与超级工程，创造着世界奇迹。路、岛、隧、车等重要大基建工程，中国均处于世界前列，并且带领这些先进技术走出国门，惠及全球。在这一个个挑战“不可能”的背后，到底有着怎样超强的中国实力？

可以说，眼下快速发展的中国，正在令世界着迷。

央视财经频道《深度财经》栏目今晚21:45首播，明日09:02重播----《超级工程大揭秘：挑战不可能》为您揭秘。

本周六晚是《深度财经》的第一期节目，从本周起我们将带大家一起深入产业内部，发掘财经前沿的秘密，记录商界人物的起伏，揭秘市场传奇和玄机！

《深度财经》是一个调查有深度，表达有态度，发现有温度的节目，那本周我们的调查和发现是什么呢？是揭秘！

沙漠里的挑战

五月，阿拉伯半岛进入一年中最热的季节。装备工程师周翔正驱车赶往60公里以外的工地。在这片沙漠的中心，方圆100平方公里的吉赞经济城已初具规模。这是沙特阿拉伯第二大工业城。未来，它将是沙特联通欧亚贸易的重要经济支点。

与周翔同时抵达的，还有这支中国工程队。他们要在这座沙漠新城里，建设最重要的基础设施，循环用水系统。这次的泵送任务，对于臂架的承压能力是个巨大的考验。

基座的浇筑面宽40米，只有一侧空间可供泵车停靠。这就要求泵车臂架长度必须在40米以上，并完全呈水平伸展，才能一直浇筑到基座最外侧的边缘。泵车的臂架越长，承受的压力就越大。

水平泵送对臂架的压力，比垂直泵送要高出3到4倍。臂架必须采用一种特殊的高强钢来制造。目前能制造这种泵车的国家，全球只有四个。

助力沙特挑战极端工况的强悍臂架，制造它的核心技术就在这个工厂里。易小刚正带领团队，向更高强度的钢制臂架发起挑战。

车间里正在加工高强钢钢板，它们将被用来打造新一代“泵车之王”。制造新一代86米超长泵车臂架，钢材强度必须达到1800兆帕。这意味着钢板每平方厘米要能承受住18吨的压力，相当于只用一根手指就能顶起一头成年非洲象。

这每一个控制面板，代表一个加热炉的分区，每一个分区的温度都经过严密的计算，以确保钢板受热均匀。加工高强钢的秘密，就在这些温度参数里，稍有偏差，钢的强度就大不一样。

64道冷却液从正反两面同时冲击钢板，每一道的流量和速度都不一样。每块钢板将近40平方米。要确保钢板每一寸温度都绝对均匀地冷却，温差不能超过正负1摄氏度。20秒，完成了普通钢到高强钢的蜕变。

超强钢原材料是国际工程机械产业发展的趋势。易小刚他们生产出的超强钢，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利器添翼，良工谋事。中国研发的新技术、新装备，已经是全球基建工地上的一道风景。它们正将世界带向新的高度。

挑战天际线

吉隆坡，双子塔不远处，一座新的标志塔，正在中国工程师手中完成。

这里是目前中国在海外建设的世界最高楼，建成后总高438.20米，它将刷新马来西亚的城市天际线。

这是马来西亚标志塔的第50层。今天，张业要带领工人向更高一层发起冲击。

中国人的建造智慧在这里。这是新型一体化液压提升物料平台，来自中国。这个大家伙可以承受50吨荷载，能将建造一整层楼所需的全部材料一次性堆载在平台上。

这样的多层体系叫做“爬模”，是超高层建筑的必备体系。上层堆放建筑材料，下层空间供工人施工，施工效率大大提高。

液压装置在过去一直是中国建筑技术的短板，如今这款中国独有的一体化液压提升物料平台已经成为世界级装备。

依靠先进的装备技术，现在，这个标志塔平均每三天就建起一层。

这个超级工程的2000多名外籍员工，都来自马来西亚和周边国家，能学到世界上最先进的建筑技术，是他们最开心的事情。

来自孟加拉的法海特，来工地前靠卖菜和打零工度日，对建筑完全是门外汉。现在，他已经是工地上技术最熟练的工人。

邓啸，法海特的中国师傅，手把手教会了他检修发电机。学会了这些技能，即便工程结束，他也不用担心失业。现在的他，已经开始认真规划自己的未来。

东非草原上的“世纪铁路”

东非大草原，蕴藏着丰饶的物产。每年有超过2400万吨的物资要从这里运出。

这里是整个东非的交通咽喉，但使用的还是100年前英国人建造的轨道，只有一米宽的米轨铁路，时速不到30公里。

不远处，一条新铁路正在建设，这是中国人在海外修建的第一条采用中国标准的铁路。

蒙内铁路，连接着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和东非第一大港蒙巴萨，全长约480公里。横穿大草原的142公里，是蒙内铁路修建最为复杂的一段。

张驰，是这段铁路的项目负责人，他必须缩短工期，尽量减少对动物的影响。近2000米的察沃河大桥，横跨国家公园，是整个蒙内铁路跨径最大的桥梁，最矮的桥墩也有9.5米，这样可以保证6米高的长颈鹿，能在桥下自由穿行。

乔治，肯尼亚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专家，也是蒙内铁路环境评估专员。

曹方文，架设现场总指挥，这是蒙内铁路上的第一座桥梁。此刻正在进行最后两片钢梁的架设。

曹方文和张驰，都刚40岁出头，但他们参与架设的桥梁，比国外工作了40年的工程师还要多。装备、技术、人才，这是创造中国速度的实力和底气。

中国人的铁路修建速度，让480公里的蒙内铁路不到三年时间提前完工。这是肯尼亚一百年来最大的基建工程，肯尼亚百姓心中的“世纪铁路”。

伊丽莎白五个月前开始学习火车驾驶，她是肯尼亚第一批女火车司机。车厢里，马赛人耶利米书村长，特意带着全村人来坐火车。列车速度比以前快了4倍左右，但票价却比当地长途汽车票价还便宜一半，折合人民币不到50元。

道路通，百业兴。从路网末梢，跃升为区域枢纽，蒙内铁路正在让肯尼亚成为效率更高的东非贸易通道。

蒙内铁路只是东非铁路网的起始段，还有2000多公里的铁路，在等着中国工程师的到来，它们将连接起肯尼亚、坦桑尼亚、乌干达、卢旺达、布隆迪和南苏丹六个国家。

独行快、众行远。共建，共享，更多的合作之路正在开放的版图上不断延伸。

超级钢桩创纪录

铁路、公路、桥梁的联通，带来物流的畅通，经济的发展。近五年来，一系列中国桥，在给百姓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彰显着桥梁建设技术的中国魅力。

孟加拉国首都达卡，这里居住着1500万居民。这是世界上最拥堵的城市之一，交通是这里最大的难题。

横穿达卡城的帕德玛河，是哺育当地百姓的生命之水，但也是这个国家南北经济的巨大阻隔。

摆渡船，连接达卡与孟加拉国南部两个省、21个区唯一的交通方式。发船的班次已经缩短到两分钟一班，但仍然不能满足需要。南北两岸的货物往来靠轮渡效率极低，一旦雨季遭遇风浪，运输随时会停摆。

不远处，一座6公里长的跨江大桥，帕德玛大桥，已经开始在中国工程师手中建设。

这座公铁两用大桥，建成后，不仅将连通孟加拉国南北，还将成为孟加拉国直通中国、缅甸、印度的重要枢纽。

第一个重要的工程节点来临了。

工程师沈涛和他的同事，要把一根世界上最长、最重的钢桩打入帕德玛河床中。

在帕德玛河上建桥，这本身就是一个世界级难题。

孟加拉国，地处恒河与布拉马普特拉河冲积而成的三角洲上，属于典型的冲积带，帕德玛河床下110米水深处，依然是松软的泥沙，找不到坚硬的岩石。

而且这里的水流速度每秒可达5米，比长江洪峰期的水流速度还要快。在这样的水流和软泥河床上架桥，桥墩的主体结构，钢桩，至少要达到120米的长度，才能确保大桥稳如泰山。

这是一个让世界瞠目的施工方案，中国人要把120米的钢桩，分成两节进行组合安装。

在此之前，国际建桥巨头美国、日本、韩国，面对这一问题都曾犹豫不决。

因为世界上既没有任何起重设备，可以完成120米长的巨型钢结构部件的竖直吊装，而且也从来没有将一根钢桩分成两段施工的成功经验。今天，中国人要把理论上的施工方案变成现实。

20个小时连续作业。帕德玛河，夜晚的风速和水流比白天平稳，焊接选择在夜晚进行。悬空焊接，完全由人工完成。

20米高的平台上，三名焊接工人要将两节钢桩融为一个整体，他们要打破的是百米钢桩无法施工的国际魔咒。

钢桩周长将近10米，焊接整整持续了9个小时。下一关，考验的是焊缝的强度。焊缝必需达到甚至超过钢桩筒体本身的强度，才能经受住锤击。

液压锤击打钢桩的声音，再次在帕德玛河上响起。这一次击打的时间要比第一次多出近4个小时。为了降低由此带来的热量，需要不断注水给钢桩降温。

长时间的击打，长度近10米，厚度达6厘米，宽度达5厘米的焊缝，没有一丝裂痕。

历经48小时，总长120米、直径3米、总重550吨的全球最大的桥梁主墩钢桩，稳稳地嵌入河床120米深处。

这是来自中国的600名工程师和技术工人，70余台设备组成的装备集群创造的世界新纪录。

帕德玛河边，12000平方米的预制厂房内，工人们正在加紧制造第二根钢桩。未来，帕德玛大桥总共需要240根这样的巨型钢桩。

工厂的员工当中，70%都是孟加拉当地人。

在中国师傅的帮助下，他们已经逐渐掌握了制造巨型钢桩的诀窍。

这将是孟加拉第一批工程建设队伍的骨干。在他们心中，帕德玛大桥是这个国家经济腾飞的希望。

中国的工程师和工人们，正向世界展示什么才叫真正的“干大事”。这些实力与能力提升的背后是国家经济建设发展的强有力支撑。一个个打上了中国标记的基础设施，正在成为中国的国家名片，以铿锵的脚步，走遍全国，迈向世界！

据报道，1月4日傍晚，中国反兴奋剂中心官网上公布了一则《兴奋剂违规信息公开》，公示了两位兴奋剂违规运动员，其中一位是在业余跑圈有着“颜值女王”称号的李文杰。
这让马拉松圈炸开了锅：没想到常出在专业竞技领域的兴奋剂问题，竟发生在业余马拉松选手身上，还是自带话题属性的跑圈“颜值女王”。
李文杰被检出兴奋剂，究竟是故意服用，还是误服，仍待调查。但据圈内人透露，使用兴奋剂在国内业余跑者中并非罕见现象，有些跑友日常服用的营养品及自制的能量棒中都含有“兴奋剂”成分。而他们跟兴奋剂沾边，常跟利益驱动有关。
不少业余高手通过服用兴奋剂，在比赛中创造好成绩，赢得奖牌奖金。李文杰“服药”缘由还待查证，但自2015年她开始跑马拉松起，只用了不到一年时间就在业余跑圈名声大噪，2016年全年更是横扫各大马拉松赛场，一共拿下27块金牌，收获20多万元的奖金，还成为相关运动品牌的代言人。
服兴奋剂获利的背后，则连着监管漏洞。有人分析，专业运动员因管理极为严格，使用兴奋剂代价极大，所以铤而走险的风险也大。越来越热的大众马拉松赛事，反倒越来越可能成为“吃药”多发区，毕竟业余比赛通常都不怎么查兴奋剂。
而对于业余跑马服用兴奋剂的问题，现在监管方面也很难拿出具体处理方案。若是专业运动员，一般是被取消比赛成绩、禁赛或负担若干例兴奋剂检测费用，但针对业余选手违规将面临怎样的处罚，目前并无先例可循。
“法律不及”很正常，但如今问题苗头既然冒出来了，相关监管就不妨跟上。
在预防服用兴奋剂方面，或许可以在必要环节增加兴奋剂检测，如对优胜者进行事后检测，依照当下条件，检测的兴奋剂项目可适当克减，以尿检为主。在相关处置办法上，可以明确，无论是故意服用还是误服，一旦证实，一律取消名次和奖励，再根据情节轻重作出处罚；对于多次服用的选手，列入黑名单，给予禁止参赛等处罚。

新网1月6日电 据俄罗斯卫星网报道，日前，世界上最贵的一瓶伏特加在丹麦被盗。警方称，找到了酒瓶的瓶身，并未遭到损坏，但酒瓶在发现的时候已经空了。

这一名为“俄罗斯-波罗的海”牌的伏特加是3日从名为 “哥本哈根”的咖啡厅收藏库中偷出的，其所有者是哥本哈根伏特加收藏家布里安·英格伯格（Brian Ingberg）。据其表示，罪犯很可能是复刻了钥匙并潜入了房间里。房间里共有1200瓶各种饮品。

　　这一酒瓶价值130万美元，这个瓶子之所以名贵，是因为瓶身是由金和银制成的，同时上面装饰了“俄罗斯-波罗的海”20世纪初的跑车图案，而瓶嘴则镶嵌了钻石。在瓶塞上则有用宝石镶嵌的俄罗斯帝国的国徽图案。

警方表示，“在发现的时候，瓶子并未遭到损坏，接下来会对这个瓶子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据这一酒瓶的所有者对媒体表示， “但很可惜，瓶子是空的。当时是在一个建筑工地上发现这个瓶子的。”他还表示，他现在非常高兴，因为这个瓶子是独一无二绝无仅有的，现在能够失而复得。他表示，将会继续用这个瓶子盛装俄罗斯伏特加。

爱情只是多巴胺分泌产生的冲动，是会过去的，生活柴米油盐才是真理，生活是需要物质的，不仅仅是精神，大概就是这样。

在特朗普元旦发“推特”指责巴基斯坦庇护恐怖分子后，美国方面宣布将暂停绝大部分对巴基斯坦军援。
 
据《华盛顿邮报》1月4日消息，美国国务院新闻发言人赫瑟·纳乌特（Heather Nauert）4日表示，由于巴基斯坦反恐不力，美国将暂停绝大部分对巴军事援助，直至其对阿富汗塔利班和恐怖组织“哈卡尼网络”采取“果断行动”。
 
“在一国窝藏针对美国军人和官员的武装分子和恐怖分子的情况下，没有任何伙伴关系能够维系。”纳乌特说，“这一决定于巴基斯坦而言不应感到意外，他们并没有采取必要措施打击恐怖主义。”
 
对此，据巴基斯坦《黎明报》（DAWN）报道，巴外交部长哈瓦贾·阿西夫同日回应称，即便美国暂停援助，巴基斯坦也能够存活下去。
 
“这并非第一次（美国威胁暂停援助巴基斯坦）。”阿西夫向媒体表示，“从历史中可以看出来，他们（美国）一直在困难时期背叛我们。”
 
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阿齐夫·加福尔少将4日在美方声明前曾向媒体表示，尽管巴基斯坦依然认可美国为盟友，但“没有任何威逼可以决定我们如何行动”。
 
就在今年1月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网站“推特”上发文称，过去15年美国向巴基斯坦提供了超过330亿美元的援助，“换来的却只是谎言与欺骗”。他指责巴基斯坦给恐怖分子以庇护，并称这种情况不能再持续下去。巴方领导人则称特朗普这一说法“完全不可理喻”。
 
纳乌特并未在4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布暂停对巴军援的具体数额，表示仍在就相关金额进行讨论。《纽约时报》引用政府官员的话说，数额或为13亿美元。《华盛顿邮报》称，鉴于美国政府已经暂停了2.55亿美元的对巴军事援助，当天国务院新宣布的暂停绝大部分军援在短期内主要是“象征性”的影响，实际效果有限。
 
一直以来，美国与巴基斯坦在反恐问题上关系复杂。一方面，巴基斯坦是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反恐伙伴，另一方面，“9·11事件”的幕后策划者本·拉登却在巴基斯坦的山区隐藏多年。
 
《华盛顿邮报》称，2002年以来美国已向巴基斯坦提供了超过80亿美元的安全援助，但近年来开始减少。
 
新加坡《海峡时报》称，自2015年以阿里，美国已相继扣留了6.5亿美元对巴援助，并称只有在美方确认巴基斯坦在打击阿富汗塔利班和恐怖组织“哈卡尼网络”问题上取得进展后才会继续发放。
 
今年8月，特朗普就美国南亚政策发表讲话时明确表示，巴基斯坦必须在阿富汗打击塔利班。当时，特朗普还邀请印度参与美国在阿富汗的行动。
 
“巴基斯坦的土地上没有恐怖组织的存在，无人机攻击数量的减少就是一例。”阿西夫补充道，“美国正与印度勾结，他们有相通的利害关系。美国想要利用印度，就像过去利用巴基斯坦那样，或者更甚。”

希望大家能理解，每个人都想第一时间拿到自己想念的快递，但是切不能因为自己的一点时间而一直催促快递员，快递很多都是骑电动车的，下雪天下雨天很容易出事故，愿大家第一时间收到自己的快递，快递员们安全送达。最后希望大家能换位思考，一份工作，赚一分钱，大家都不容易。感谢，感恩。

中国政府都开始监管了你么还敢继续租用服务器就算了，竟然还敢打着政府的名号，这不是搞事吗？哈哈啊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