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中对中国GDP总量和增速的描述，值得投资机构高度关注。2018年1月18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7年GDP首次突破80万亿元大关，按照可比价格计算2017年GDP增速达到6.9%，是继2010年来首次回升。这次两会把增长目标确定在“6.5%左右”，低于很多研究机构“6.5%以上”的预期，是综合考虑国内外经济形势的理性选择，旨在为中央和地方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预留更大的空间。

　　首先，中国经济规模已经巨大，占世界经济比重到达15%左右，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这让中央对经济体量和速度的追求转变为对经济质量的追求。而且，经济增长过快也跟十年前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四万亿投资”有关系，国进民退放大了国有经济的金融杠杆，经济有很多“旧账”要还！

　　其次，中国的宏观经济发展，由于国土面积巨大、东西南北地域发展背景差异，总体数据需要考虑区域间的平衡。春节前包括山东在内的好几个省份对于经济发展动力和机制的深刻思考，在网上引发了各方面的热议，持有支持和期待的声音占了主导。因此，深层次化解经济中的机制问题，必然带来阶段性的经济增速调整。磨刀不误砍柴工！中国经济消费升级、消费细分领域空间巨大，近几年经济适度减速，是为了更长久的发展。

　　随着过去几年中央政府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初见成效，各地方处理产能过剩、楼市库存大、债务高企这三大经济问题的背景下，尽快卸下“靓丽”GDP数据的包袱，停止数据“注水”行为，是对地方政府官员、百姓民生、国有企业经营、产业竞争环境都有利的措施，应该积极鼓励。在宏观上，没有自下而上的为官员经济增速考核减压，也就谈不上停止依靠大规模融资刺激经济、谈不上遏制金融杠杆与“地方债”恶性循环的发展模式。

　　第三，对于金融市场而言，GDP增速的指标与资产价格之间的关联性是核心问题。对于2018年，股市和债市都有机会，特别是已经低迷一年多的债券市场，结构性的行情已经展开；两会召开前后，股市中的创业板细分行业龙头股票十分活跃，都在期待两会进一步细化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双管齐下的改革推进。金融研究者应持续跟踪货币总量供给M2增速与区域化GDP增速间的货币杠杆利率，在大宏观领域和行业改革领域寻找投资机会。

　　最后，持续跟踪中国经济数据，除了两会报告的核心数据“锚住”货币增速，研究GDP增速对资产价格的相关性，也可以参考诸如发电量、用电量、海关进出口、各级财政税收、社会零售总额等“更加细分”的硬性指标，用以判断实体经济整体和局部的热度，最终指导投资。特别是过去两年业绩表现靓丽、股价“鸡犬升天”的国有周期类传统产业股票、如煤炭钢铁等，2018年都面临经济周期和机制转型的双重挑战，板块内部分化是大概率事件，需要投资机构自下而上把握投资时机。

“互联网金融”一词再次写进政府工作报告，自2014年算起，已有五个年头：

　　2014年，“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

　　2015年，回顾2014年工作时，提到“互联网金融异军突起”；部署2015年工作时，再次提出“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

　　2016年，“规范发展互联网金融”；

　　2017年，“对互联网金融等累积风险要高度警惕”；

　　2018年，“健全互联网金融监管”。

　　从最初的“促进发展”到“规范发展”再到“警惕风险”，然后是今年的“健全互联网金融监管”，措辞变化的背后反映的是行业大环境的变迁。互联网金融行业的这五年，经历了爆发式增长，也见证了骤雨式整改，是时候缓口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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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互联网金融一词首次进入政府工作报告，总理便提出要“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对行业意义非凡。

　　自2013年互联网金融新业态一鸣惊人后，2014年初，市场中关于互联网金融的态度就出现了两极分化之势。既有人视互联网金融为先进金融业态的代表，也有人视互联网金融为不守规矩的监管套利者，呼吁监管予以取缔。

　　好在当时监管层对互联网金融整体持“鼓励创新发展、规范和完善监管”的态度。时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陈雨露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他提到，“互联网金融对于整个金融改革、金融体系效率提高都是非常好的契机。……互联网金融发展很快，将使百姓受益，也有利于市场竞争；另一方面，也因为发展很快，需要引起高度重视，推动其规范发展”。

　　2014年3月4日，政府工作报告出台之前，央行行长周小川、副行长潘功胜在两会明确表示不会取缔互联网金融，3月5号，政府工作报告再次明确这一信号，整个互金行业松了一口气。

　　吃了政策定心丸，互联网金融真正迎来了风口。这一年，网贷行业成立了2100多家平台，行业成交量突破2500亿元，投资人同比增长近4倍；第三方支付机构开始大规模布局线下扫码，股权众筹平台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第一批消费金融创业平台开始崭露头角……整个互金行业发生股权融资额58亿元，同比实现10倍增长。

　　高速发展的同时，监管也在路上，如潘功胜所言，“互联网金融有不同形态，风险各异，要根据风险外溢性的不同采取不同监管办法，央行正在加以研究”。2014年4月，央行发布《关于加强商业银行与第三方支付机构合作业务管理的通知》，强调要“保护客户资金安全和信息安全”；2014年12月，《私募股权众筹融资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和《互联网保险业务监管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两份征求意见稿相继出台。

　　2015年初，监管人士首次谈到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原则，提到“互联网金融的监管应坚持以无风险防范的目的出发，从保护公众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明确红线，坚守底线，筑好高压线”，红线监管的模式初步成型。

　　监管虽在路上，也都秉持了创新监管、包容监管的总基调。2015年，互联网金融再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仍然是鼓励为主。如果不是后来e租宝等恶性事件的发生，互联网金融行业可以继续岁月静好，肯定不是现在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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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6月，泛亚理财产品限制提现，在投资者群体中引发恐慌。同月，有媒体开始质疑e租宝没有第三方资金托管、存在资金池嫌疑、债权集中度高、虚构借款人、资金去向成迷等问题。10月19日，国务院发布国发〔2015〕59号文，明确提到“当前非法集资形势严峻，案件高发频发，涉案领域增多，作案方式花样翻新，……密切关注投资理财、非融资性担保、P2P网络借贷等新的高发重点领域”。12月1日，昆明等地公安机关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对泛亚事件立案侦查。8日，e租宝事件拉开序幕，同月，大大集团、三农资本先后出事，4家平台涉案金额接近1500亿元，在社会中引发轩然大波。

　　早在2015年7月，十部委就发布了《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7月-12月，互联网保险、P2P、第三方支付等细分领域监管细则相继出台。按照政策制度的出台周期，从确定监管框架、撰写初稿、征求各方意见到公开发布至少要半年以上，意味着，上述制度出台时，互联网金融整体环境仍然是鼓励和友好的，上述文件内容也是如此，宽松和包容为主，措辞仍然非常温和。如《指导意见》明确提出，

　　“作为新生事物，互联网金融既需要市场驱动，鼓励创新，也需要政策助力，促进发展，……互联网金融是新生事物和新兴业态，要制定适度宽松的监管政策，为互联网金融创新留有余地和空间”。

　　e租宝等恶性事件的发生，才是后来监管政策转向的导火索，确切的时间点应该在2016年初。

　　北京走在了前面。2016年1月21日，北京市发布《进一步做好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的管理办法》，从准入、自律监管、广告资讯管理、专项排查等角度，明确对投资理财、非融资性担保、P2P网络借贷等重点领域加强风险监控，揭开了互金行业整治的序幕。

　　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规范发展互联网金融”，措辞有了变化，但仍然提到发展，表明监管层并未把e租宝等个案事件上升到整个行业的层面。央行行长周小川在两会答记者问时也表态，“这些（互联网金融各业态）还都是新生事物，出了事大家都希望加强监管，但究竟行业应该是什么样的规矩，怎么样监管还正在探索之中”。

　　事实上，各地监管机构的步调也不一致。在北京出手整治的时候，2016年1月28日，西安市发布《促进互联网金融产业健康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加快营造有利于互联网金融产业发展的政策环境、市场环境、技术环境和人才环境，推动我市互联网金融产业集聚发展、创新发展、加快发展”。

　　2016年4月，国务院组织14个部委召开电视会议，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一年的互联网金融专项整治活动。当日，央行牵头多个部委出台《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在这份统领性文件之下，按照“谁家孩子谁抱走”的原则，相关部委分别出台第三方支付、P2P、股权众筹、互联网保险、互联网跨界资管、互联网金融广告及以投资理财从事金融活动等七个子方案。

　　统一认识后，整改大幕拉开。无论如何，先要对行业摸摸底，把潜在的风险处置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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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整改工作的推进，监管的态度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越来越严。从原定计划看，2016年12月便要进入验收和总结阶段，后来这个时间点推迟至2018年6月。可见，实际摸底时发现的问题要比开始的预想严重很多。

　　当然，宏观层面也出现了新的变化。

　　2015年底，中央首提供给侧改革，提出了三去一降一补的要求。2016年5月，人民日报发表重磅文章《开局首季问大势——权威人士谈当前中国经济》，权威人士强调“树不能长到天上，高杠杆必然带来高风险，控制不好就会引发系统性金融危机，导致经济负增长，甚至让老百姓储蓄泡汤，那就要命了”，指向了系统性金融危机，抓手是去杠杆。同时，宝万之争开启了险资搅动风云的序幕，也把传统金融系统中的种种问题暴露出来。

　　当险资玩起了“短炒”的股票投资套路，便从正常的资产配置演变成在资本市场兴风作浪的“妖怪”。据不完全统计，2016年全年，险资在A股举牌投资布局了120余家上市公司，引发监管机构出手整治。各种问题交织在一起，一时间，防范系统性风险成为金融监管的重中之重。

　　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对不良资产、债券违约、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等累积风险要高度警惕”，措辞明显变得异常严厉。2017年4月，人民日报、新华社、金融时报等官方媒体和一行三会相继发声，指向金融领域去杠杆，市场戏言，监管层进入比狠模式“你狠，我比你还狠，你严厉，我比你还严厉”，一度引发了A股大跌。

　　互金领域的整改，也更加严格。

　　6月，互金行业传出了整改延期的消息。7月，互金整治办下发《关于对互联网平台与各类交易场所合作从事违法违规业务开展清理整顿的通知》，要求“各地互联网平台在7月15日前停止与各类交易场所合作开展涉嫌突破政策红线的违法违规业务的增量。同时，互联网平台须积极配合各类交易场所妥善化解存量违法违规业务。”

　　暧昧多时的互金大标业务走到了终点，一度引发了陆金所的债转风波，老牌平台红岭创投也随后发布退出声明。

　　9月，ICO新规出台，虚拟货币交易所也被“赶至”海外。12月，现金贷新规出台，这个新兴的“风口”风光了短短一年便迎来了重拳。

　　当然，传统金融机构的日子也不好过，据统计，银监会于2017年共作出3452件行政处罚决定，其中处罚机构1877家，罚没金额29.32亿元，被称为是“史上最严监管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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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监管，很快有了效果。

　　银监会数据显示，2017年有100多家银行实现主动缩表，同业资产负债自2010年以来首次收缩，同业理财同比下降3.4万亿元，交叉金融产品的野蛮生长趋于停止。在互金领域，重点整治金交所合作大标产品，重拳整治ICO和现金贷乱象，强化个人信息保护意识，加快网联和信联等行业基础设施建设，整个行业环境也大为改观。此次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到：

　　“推动重大风险防范化解取得明显进展。当前我国经济金融风险总体可控，要标本兼治，有效消除风险隐患。……我国经济基本面好，政策工具多，完全能够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控风险有了底气，才有了“健全互联网金融监管”的措辞。对互金行业而言，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时点。运动式的集中整改将成为过去，围绕市场份额的争夺与创新有望成为新的常态。

　　问题是，历经暴风骤雨之后，这个行业在创新层面还能给我们带来惊喜吗？

　　老板娘卖股票后，上市公司的股价就跌的稀里哗啦，一年的涨幅都给跌没啦，你有没有一种遭遇欺骗的感觉？枕边风背后，谁真正举起了割韭菜的大刀？

　　公元前201年寒冬腊月，汉高祖刘邦御驾亲征匈奴，30万大军是节节胜利。面对漫天飞雪下逃命的匈奴老弱残兵，刘邦不顾前哨探军的劝阻，率领先头骑兵追到白登山。没想到匈奴单于亲率40万大军将刘邦团团围困在白登山。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刘邦的谋士陈平献计贿赂单于的阏氏，还扬言如果阏氏不帮忙，就给单于送去大批的美女，到时候阏氏地位将不保。胜利在望的匈奴单于在阏氏的枕边风下，最终给刘邦让开一条逃生的口子。

　　两千多年前的这个枕边风故事，在白马股老板电器上再次上演。老板电器上市股价才4.86元，2017年在337家机构的推动之下，到2018年1月底创下了54.5元的历史新高。就在大家坐等老板电器年报利好的2017年12月20日，上市公司老板娘减持180万股，套现将近1亿。白登山之围是单于老婆枕边风放了刘邦一条生路，才有了后来三百多年的大汉帝国。老板电器之围是老板娘借着枕边风自己开溜，监管都去哪儿了？

　　2017年白马蓝筹崛起，谁是真白马？谁是冒牌货？当白马蓝筹成为稀缺资源时，就算冒牌货都容易成为哄抢的对象。2017年，老板电器顶着白马之名就给投资者挖了一个万人坑。2017年1季度的老板电器赚了2.52亿元，同比增长超过54%，这个数据一下子令机构高潮了。为啥？因为老板电器从上市公布第一份年报以来，净利润增长率5年之内连续保持在40%以上，2017年的开门红让机构们看到了更大的希望。2017年6月底，机构从53家一下子就增加到337家。

　　可是一波高潮之后，老板就不行了，净利润到2017年第三季度就下滑到36.95%。作为厨电行业所谓优秀的长跑运动员，大家期待老板能够在年底坚挺一把，没想到老板说，不好意思，2017年全年的净利润同比增长只有20.18%。理想跟现实的差距实在太大了，同前五年相比，简直就是腰斩啊。在业绩公布之前，大家对老板充满希望，股价创出历史新高，公布第二天希望破灭，股价就趴在跌停板上，只用了4天就把2017年的涨幅给抹掉了。

　　春江水暖鸭先知。在机构们高潮过程中，作为枕边人的老板娘就是那个最先知道春江水暖的人。其实，在业绩预期落空之前，除了老板娘爽歪歪套现走人外，老板手下一堆小弟减持超过280万股，套现超过亿元。机构一看，这帮孙子自己都不自信，还愣着干啥，跑呗，到2017年三季度公布财报的时候，老板电器里面的机构就跑的只剩下53家了。《德林社》一直强调，投资是一种修行，一定要多读书多看报，无论白马还是黑马，看看F10，有一大把逃生的机会，何至于掉进老板们挖的大坑里。

　　坑爹年年有，唯独今年多。就像老板电器这种货，现在大家明白什么叫生活了吧，生活就是你就算生气，还要坚持活下去。投资一定要对自己的金钱负责，只要你想在A股这个染缸里混江湖，整日里生气是没用的，那是对自己的钱不负责任。在A股，学习研究除了能早于他人抓住机会，更能关键时刻逃生。面对老板电器坑爹，也许，股民们会说，我们都是口袋里买猫，咋个分好歹嘛。

2018年伊始，美国总统特朗普开打“贸易战”的号角就越吹越响，先是在其首次国情咨文演说中将中国等贸易伙伴“升级”为“贸易对手”，更于近日突然宣布向进口钢材及铝材征收25%及10%的关税。近年来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范围内贸易保护主义均有所抬头，但是特朗普此举还是招致了欧盟和加拿大等多国的强烈反对。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表示将很快提出反制措施，针对美国主流品牌采取报复措施；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也表示绝不接受，并称此举将严重影响两国关系。那么问题来了，特朗普为何如此心急？其开战的决心又有多大？

　　这就要从过去一年中美经济的不同表现说起了。作为特朗普执政元年，2017年美国经济表现备受期待，但最后结果可能未及特朗普的最初预期，其中净出口继续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负向拉动因素。具体来说，2017年美国GDP增长2.3%，虽然高于2016年的较低增速，但是仍显著低于2014和2015年的增速，而与2010-2015年的平均增速持平。更为重要地是，2017年净出口拉动美国GDP负增长0.2个百分点，相比2016年没有明显改观，甚至不如2010-2015年的平均情况。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17年中国经济出现了两个偏离趋势的“亮眼表现”，让特朗普更为心急。一是2017年中国经济增长逆势回升，GDP增速达到6.9%，比2016年回升了0.2个百分点。虽然回升幅度不大，但却逆转了2010年以来持续下滑的趋势，这可能超出了特朗普的预期。由此，中国经济规模超过了12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上升到15%左右，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30%，这让美国再次感受到压力。

　　更为重要的是，2017年净出口拉动中国经济增长0.6个百分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9.1%，不仅成为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更是逆转了自2012年以来的下行趋势，这可能打破了特朗普的“某种期待”。要知道自2010年以来，在国际贸易失衡调整和中国经济转型背景下，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多数年份均为负值，2010-2016年分别为-11.2%、-8.1%、1.7%、-2.3%、4.3%、-1.3%、-6.8%，2017年的贡献率突然掉头反弹至9.1%，让特朗普感到不安。

　当美国经济及净出口的“不及预期”，遇上中国经济及净出口的“超常发挥“，特朗普要在2018年开打贸易战的原因和决心也就不难理解了。虽然特朗普近期宣布的钢铝关税可能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不大，毕竟在美国的钢铁进口量中，中国的占比不过2%而已，相比加拿大的16%，可以说是皮毛与筋骨的区别，这也是为什么加拿大和欧盟的反对声音更为强烈的原因。但是2018年才刚刚开始，接下来美国在贸易方面的政策调整力度可能会更大，会有更多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措施粉墨登场，对2018年中国经济形势的影响不容小觑。

　3月2日，全国政协委员、证监会原主席肖钢接受了多家媒体采访，针对资本市场改革发表了多篇观点，主要包括资本市场防止泡沫风险、进一步改进和完善退市制度、推进符合中国国情的注册发行制度、加大证券法修订深入研究力度、推进A股迎接“独角兽”企业核准制度创新、建立好大力发展直接融资的市场基础制度、加大杠杆融资监管等等。

　　已卸任证监会主席两年多的肖钢依然胸怀中国资本市场全局，谈起中国资本市场的问题仍然如数家珍，不少观点直指中国资本市场的痛点和难点，可谓字字肌珠，实在难得。这表明肖钢作为前证监会主席，虽然离开了这个充满火山喷发的岗位，但思考却从未停止，心系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与安危，表现了一个金融从业者和监管者的高尚情怀。

　　综观肖钢同志的观点，可谓每一条都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健康、可持续发展起到有效的推动作用，都值得关心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各级政府官员和金融监管者、尤其是资本市场监管者的深思和努力践行。

　　从目前看，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依然处在一个初级发展阶段或水平上，尽管近两年监管当局排除各种阻力、克服各种困难，大刀阔斧地推进了相应改革并出台了多项规范性监管政策制度，也对各种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了严厉监管和认真查处，各种违规违法行为有所收敛。但从整体上看，资本市场大小“鳄鱼们”兴风作浪的根依然没有斩断，滋生的土壤也没有完全铲除；一些违法违规问题在严厉监管高压态势下，可能暂时会偃旗息鼓，但并不意味着遇到时宜的“气候”不会卷土重来。

　　而出现中国资本市场这种久治不逾顽疾或乱象的根源仍在资本市场制度建设上，它表明我国资本市场各项基础制度建设尚不到位或很不完善，为各种违法乱纪者以有机可乘的漏洞或空档。从肖钢同志提出的这些问题看，全都是制度上的问题，表明中国资本市场的各项基础性制度建设需及时、大力进行查漏补缺，能修改完善的应立马着手，再也不能往后一拖再拖；长久不决只会导致问题的更加严重，使中国资本市场更加积重难返。

　　这并非危言耸听，事实可以为证。比如目前中国资本市场上市公司估值普遍存在偏高的泡沫问题，这个问题一直成为困扰广大投资者的“迷雾”，让广大投资难以准确判断出股票的真实价值，成为价值投资理念形成的“绊脚石”；无论是现在实行的IPO审核制还是将来实行的IPO注册制，都只注重把好上市企业准入关，而对上市公司正常退出关没有事先设定好，使中国资本市场上市公司良莠不齐、甚至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一直得不到很好解决，也使中国资本市场的流动功能丧失，无法保持资本市场的畅通和生态化，将大量优质企业挡在上市大门之外，造成资本市场资源的巨大浪费；《证券法》修订经历这么长时间，虽进行了几次修订，但至今“犹抱琵琶半遮面”，这部确保中国资本市场运行根基的大法迟迟未出台，致使投资者利益保护、上市公司违规违法惩处等问题难以落到实处，成了中国资本市场步入发展快车道的最大障碍；而且因为《证券法》、《公司法》等修改完善滞后于当前资本市场发展形势的需要，如公司盈利指标、特殊的股权结构即vie架构、同股不同权等障碍，不利于“独角兽”企业如科技金融、电子商务、泛娱乐领域这些代表了新零售、新制造、新技术、新金融、新资源“五新”经济进入A股市场，这对未来中国经济创新与发展带来很大的制约；尤其在杠杆融资方面缺乏很好的制度约束，监管也不到位，股市行情稍有好转，不少配资机构、配资平台便蠢蠢欲动，抬高资本市场杠杆，既加剧股市泡沫，又放大投资者风险，推高全社会股市盲目投资行为。此外，我国在大力发展直接融资的市场基础制度上也存在僵化、呆板等问题，不利于激活社会民间资本积极参与资本市场，也让不少需要直接融资的企业依然难以对号入座，及时找到融资通道或途径。

　　显然，如果把中国资本市场存在的上述问题全部解决好了，中国资本市场的乱象问题便可得到根治，中国资本市场持久繁荣的局面就会到来，中国广大投资者的权益才能得到真正保护。这一切，需要政府及其监管当局的努力推进，不能再有任何迟疑了。

　2018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国有企业改革的总体思路是：

　　推进国资国企改革，制定出资人监管权责清单。国务院于2017年5月转发国资委《国务院国资委以管资本为主推进智能转变方案》，授权43项权责下放，出台出资人监管权力和责任清单，科学界定出资人监管边界。

　　其目的在要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推进国有资产监管机构职能转变，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推动国有资本合理流动优化配置，推进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这对于推动国有企业真正成为独立市场主体，增强国有经济整体功能和效率，维护国有资产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深化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等改革试点，赋予更多自主权。在中央企业层面，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包含8家：中粮集团、国投公司、神华集团、宝武集团、中国五矿、招商局集团、中交集团、保利集团；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包含2家：诚通集团、国新公司。国有资本投资公司以商业一类企业为主，产业布局相对多元，以推动产业聚集、转型升级和培育新兴产业为主。

　　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的运营方式以产业投资为主，包括投资融资、产业培育、资本整合，实现产融结合、以融促产。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更加突出资本管理、资本配置和投资运营功能，对所出资企业实施战略和财务管控，生产经营和产业发展职能下沉。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以盘活资本存量、优化资本布局、提升运营效率为主。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不追求产业控制，具有相对较全的金融功能，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运营方式包括持股管理、资本运作和资产经营。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以财务投资为主，对所出资企业建立必要的财务管控，或主要关注资本回报。加快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改革，总结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经验，同时要把更多具备条件的中央企业纳入试点，在有效落实国有资产经营责任的前提下，授予企业更加完整的经营自主权。

　　继续推进国有企业优化重组和央企股份制。自十八大以来，国资委先后完成19组36家企业重组，中核与中核建重组后，国资委直接监管的央企数量已由2003年国资委成立之初的196家降至目前的97家，数量已缩减了一半。

　　本轮央企合并重组采取了以下三类方式：一是横向式的同业间合并。这既包括央企间的“强强联合”型的合并重组，诸如宝武合并、南北车合并等，其主要目的在于提高集中度，化解过剩产能，或希望通过强强联合，发挥规模效应，提高央企竞争力；也包括“强并弱”型合并重组，如港中旅合并中国国旅集团等，其主要目的在于减少国资委直接控制。

　　二是纵向式的沿产业链上下游合并，或利用资本运营公司进行跨行业合并。如神华集团与国电电力的兼并，其主要目的在于做大做强、发挥协同作用或推动转型升级。

　　三是共建共享的新组建方式。比如三家通信企业共同出资成立了铁塔公司，节约了大量的土地资源、节省大量投资。中央企业通过重组实现了资源向优势企业集中，盘活了存量，减少了同业竞争和重复建设，优化了国有资本的布局与资源配置。根据这样的重组思路，下一步，重组将继续聚焦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继续推动煤炭、电力、造船、装备制造等行业加大去产能力度，提升行业集中度，实现产业有序发展和。

　　此外，还要通过研发资源的整合，加快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在建设创新型国家中发挥引领作用。2018年将推进装备制造、煤炭、电力、通信、化工等领域中央企业战略性重组。以重组整合为契机，深化企业内部改革和机制创新，放大重组效能。以拥有优势主业的企业为主导，发挥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专业平台作用，持续推动煤炭、钢铁、海工装备、环保等领域资源整合，减少重复建设。

　　结合国家重大专项、行业体制改革等，围绕重点领域整合现有优质资源，适时培育孵化新的产业集团公司。通过股份制改革，选择具备条件的中央企业推进集团层面股权多元化试点，探索有别于国有独资公司的治理机制和监管模式。

　　加快形成有效制衡的法人治理结构和灵活高效的市场化经营机制。2017年，公司制改革得以较好落实，2017年初起草了《中央企业公司制改制工作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明确了目标任务，并对资产评估、划拨地处置、企业资质资格承继、审批程序、工商变更等提出切实可行的支持政策。

　　2017年7月印发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央企业公司制改制工作的实施方案》（国办发[2017]69号，以下简称69号文）。截止至2017年12月，69家中央企业改制方案全部审批通过。中央企业的子企业公司制改制面超过92%。28个省级国资委监管的一级企业公司制改革面超过90%。新一轮国企改革是要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其出发点和归宿是激发国有企业活力，切实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在主业处于充分竞争行业和领域的商业类子企业推进经理层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改革国有企业工资决定机制，完善职工工资总额管理制度体系，合理拉开收入分配差距，充分调动广大职工积极性。全面实施以合同管理为核心、以岗位管理为基础的市场化用工制度。

　　持续瘦身健体，提升主业核心竞争力。2018年中央企业大力化解过剩产能，完成化解煤炭过剩产能1265万吨、整合煤炭产能8000万吨目标任务，积极推动煤电去产能，做好有色金属、船舶制造、炼化、建材等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工作。深入推进“压减”工作，力争年底前累计减少法人户数18%以上，压缩管理层级至5级以内，为2019年上半年全面完成“压减”总目标打好基础。

　　持续推进“处僵治困”，认真抓好全年800户“僵尸企业”、特困企业处置治理工作，努力实现年底前“僵尸企业”基本出清和特困企业整体盈利。开展中央企业亏损子企业全面排查摸底，做好重点企业改革脱困工作。

　　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从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到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是国企国资改革发展理念和方式的重大变革。总的理解，就是更加遵循国有资本运行规律，更加注重国有企业价值管理，更加重视国有经济高质量发展，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政府作用。

　　促进国有资本增值，资本具有价值增值的功能，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要有利于国有资本保值增值；优化国有资本布局，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重点提供公共服务、发展重要前瞻性战略性产业、保护生态环境、支持科技进步、保障国家安全；规范国有资本运作，资本运作是资本配置的重要手段，规范有序的资本运作有利于提高资本配置和运行的质量与效率；完善国有资本授权，出资人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是以“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国有资产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为核心的国企国资改革的重大成果，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国有资产管理与监督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提高国有资本回报，资本回报是资本剩余索取权的实现形式，提高国有资本回报是实现国有资本权益的要求，也是积累壮大国有资本的必由路径。

　　维护国有资本安全，维护国有资本安全、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是出资人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的重要职责，与促进国有资本保值增值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稳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混合所有制改革作为国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要按照完善治理、强化激励、突出主业、提高效率的要求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不是单纯的为混而混，而是产业链中产业节点混合、市场化经营机制的混合、不同资源禀赋的混合，切忌一窝蜂、定比例，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绝不能用行政手段取代市场。混改的目标是通过优化股权结构来完善治理结构，进而促进混合所有制企业经营机制的转变，其关键在于如何提升改革的深度和质量。

　　落实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制度。2018年1月14日，国务院正式发布《关于建立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制度的意见》，建立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制度，是贯彻党的十九大强调的加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的一个重要举措。

　　意见明确报告内容重点，企业国有资产（不含金融企业）、金融企业国有资产报告重点是：总体资产负债，国有资本投向、布局和风险控制，国有企业改革，国有资产监管，国有资产处置和收益分配，境外投资形成的资产，企业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等情况。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报告重点是：资产负债总量，相关管理制度建立和实施，资产配置、使用、处置和效益，推进管理体制机制改革等情况。国有自然资源报告重点是：自然资源总量，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等相关重大制度建设，自然资源保护与利用等情况。

　　国有企业要通过改革创新，走在高质量发展前列。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作为实体经济领域的骨干中坚，在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发挥关键作用。改造传统产业，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快推进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重塑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的生机。

　　发展新兴产业，努力抢占新一轮产业竞争的制高点，大力培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一批专注细分领域的“单项冠军”企业，壮大一批核心竞争力强的骨干企业，打造一批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基地。

　　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是党中央始终坚持的重大原则。继续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对于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促进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曾是世界性难题，所有制理论创新对于社会主义国家而言更需极大的政治勇气。提出并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彰显了中国政府既实事求是、又与时俱进的智慧。

　　“两个毫不动摇”之所以能激发活力、提升效率、发挥优势，就在于它尊重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不搞单一公有化，也不搞全盘私有化，而是实行多元化、多样化、混合化，从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发挥各方面优势，实现共同促进，共同发展。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增强企业家信心，让民营企业在市场经济浪潮中尽显身手。2017年9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明确提出依法保护企业家财产权、依法保护企业家创新权益、依法保护企业家自主经营权。落实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认真解决产权保护方面的突出问题，及时甄别纠正社会反映强烈的产权纠纷申诉案件，剖析侵害产权案例，总结宣传依法有效保护产权的好做法、好经验、好案例。

　　在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各方面各环节，加快建立依法平等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的长效机制。研究建立因政府规划调整、政策变化造成企业合法权益受损的依法依规补偿救济机制。探索在现有法律法规框架下以知识产权的市场价值为参照确定损害赔偿额度，完善诉讼证据规则、证据披露以及证据妨碍排除规则。探索建立非诉行政强制执行绿色通道。研究制定商业模式、文化创意等创新成果的知识产权保护办法。

　　企业家依法进行自主经营活动，各级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干预。建立完善涉企收费、监督检查等清单制度，清理涉企收费、摊派事项和各类达标评比活动，细化、规范行政执法条件，最大程度减轻企业负担、减少自由裁量权。依法保障企业自主加入和退出行业协会商会的权利。研究设立全国统一的企业维权服务平台。

　　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产权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石。我国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社会发展目标等共同决定的。在我国所有制结构中，除了国有经济外，还有集体经济、个体经济、私人资本经济、外国资本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产权保护本身就是基本经济制度的核心问题，基本经济制度概念的核心就是产权即所有权，保护产权既要让国家的财产不受各种侵害，也要使人民群众个人、家庭的财富不被侵犯，这样才能保护人民创新创业的积极性。产权制度使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以及各种类型的产权得到清晰界定、顺畅流转和严格保护，这是规范市场主体生产经营行为、优化资源配置、降低市场交易成本的重要保障。建立健全产权制度可以有效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创造力，稳定社会预期，增强经济发展的持久动力，有恒产者有恒心。

　　通过完善产权制度，有效保护产权，就是保护人们诚实劳动，保护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营造公平稳定的社会环境，有利于形成社会公平正义和国家长治久安的良好局面。

　　要以保护产权、维护契约、统一市场、平等交换、公平竞争为基本导向，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完善产权制度，需要打破行政性垄断，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平等对待不同产权主体。依法完善产权和人身安全保护制度，在执法、司法和行政实践中加强对平等市场主体之间产权纠纷的公平裁决，破除部分民营企业家心中存在的疑虑，为安心专心用心谋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环境，营造尊重企业家、尊重纳税人、尊重创新创业者的良好环境。

　　加快技术、土地等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深化资源类产品和公共服务价格改革，打破行政垄断，防止市场垄断。要用有力的产权保护、顺畅的要素流动，让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竞相迸发。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是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是全面深化改革坚定决心的体现。

　　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作用，就是指市场在社会生产领域的资源配置中处于主体地位，对于生产、流通、消费等各环节的商品价格拥有直接决定权。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机制，主要包括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及激励和约束机制，其作用主要体现在，以利润为导向引导生产要素流向，以竞争为手段决定商品价格，以价格为杠杆调节供求关系，使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达到总体平衡，生产要素的价格，生产要素的投向、产品消费、利润实现、利润分配等主要依靠市场交换来完成。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5日上午9时在人民大会堂开幕，听取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关于政府工作的报告。我们对报告中的亮点解读如下：

　　经济自信

　　报告指出，过去的五年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从54万亿元增加到82.7万亿元，年均增长7.1%，占世界经济比重从11.4%提高到15%左右，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财政收入从11.7万亿元增加到17.3万亿元。居民消费价格年均上涨1.9%，保持较低水平。城镇新增就业6600万人以上，13亿多人口的大国实现了比较充分就业。

　　经济中高速增长，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上升，经济贡献率提高，财政收入额大幅度提高，物价稳定，就业充分……简简单单的几个数字，表达了中国人强大的经济自信。过去五年，全面深化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果。

　　生态自信

　　报告指出，五年来，中国制定实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个“十条”并取得扎实成效。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水耗均下降20%以上，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持续下降，重点城市重污染天数减少一半，森林面积增加1.63亿亩，沙化土地面积年均缩减近2000平方公里。

　　从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来看，生态治理的难度是最大的。从十八大提出“生态事业”之后，大家都有一种担心——经济发展与生态治理从来都是一对矛盾。能不能做成生态事业，已经不仅仅是中国的事情了——大家都在关注，中国人能不能改变生态？最近两年，良好天数不断增加就是一个证明。

　　“双轨制”失业率

　　报告指出，今年发展主要预期目标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5%左右；居民消费价格涨幅3%左右；城镇新增就业1100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5.5%以内，城镇登记失业率4.5%以内；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3%以上，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继续下降。

　　报告强调，上述主要预期目标，考虑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符合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实际。从经济基本面和就业吸纳能力看，6.5%左右的增速可以实现比较充分的就业。城镇调查失业率涵盖农民工等城镇常住人口，今年首次把这一指标作为预期目标，以更全面反映就业状况，更好体现共享发展要求。

　　城镇调查失业率，是通过城镇劳动力情况抽样调查所取得的城镇就业与失业汇总数据进行计算的，具体是指城镇调查失业人数占城镇调查从业人数与城镇调查失业人数之和的比。原计划在“十二五”规划期间正式实施调查失业率，但是，只有在局部地区开展调查。

　　现行的登记失业率虽然能反映大的趋势，但并不能全面反映失业情况。与之相比，调查失业率由于样本科学，所以能确保数据的真实、准确。实施调查失业率更符合市场经济发展需要，也更能为国家宏观调控提供参考。

　　以四川为例，四川省2007年的经济增长率为14.2%，2008年增幅则下降到9.5%，2009年增速回升为14.5%。但是其城镇登记失业率变化不大，2008年为4.6%，仅仅比2007年上升0.3个百分点；2009年是4.3%，比2008年也仅仅下降0.3个百分点。但是该省公布的调查失业率则灵敏得多，比如2009年末，全省城镇调查失业率由2008年末的9.5%下降到2009年末的7.5%。降幅达到2个百分点。

　　失业率的双轨过渡，是统计部门的一件大事。

　　改革个税

　　报告强调，改革完善增值税，按照三档并两档方向调整税率水平，重点降低制造业、交通运输等行业税率，提高小规模纳税人年销售额标准。大幅扩展享受减半征收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小微企业范围。大幅提高企业新购入仪器设备税前扣除上限。实施企业境外所得综合抵免政策。扩大物流企业仓储用地税收优惠范围。继续实施企业重组土地增值税、契税等到期优惠政策。全年再为企业和个人减税8000多亿元。

　　大幅降低企业非税负担。进一步清理规范行政事业性收费，调低部分政府性基金征收标准。继续阶段性降低企业“五险一金”缴费比例。降低电网环节收费和输配电价格，一般工商业电价平均降低10%。深化收费公路制度改革，降低过路过桥费用。加大中介服务收费清理整顿力度。全年要为市场主体减轻非税负担3000多亿元。

　　将创业投资、天使投资税收优惠政策试点范围扩大到全国。

　　健全地方税体系，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

　　改革个人所得税。全面实施绩效管理，使财政资金花得其所、用得安全。

　　2018年降低税负与非税负担的目标是11000亿元，比去年多一千亿。

　　作为国务院公布的六项减税政策之一，创业投资企业和天使投资个人有关税收试点政策规定，以股东形式直接投资初创期科技型企业满2年的公司制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天使投资个人可享受投资额70%的应税所得额抵扣优惠。这个好政策，将从9个试点地区扩大到全国。

　　个人所得税的改革，是最为敏感的问题。今年两会还没有召开，继致公党中央、农工党中央提出以家庭征收个税的提案后，全国工商联向全国政协提出《关于进一步推进税制改革的提案》，建议个税起征点从目前的3500元提升至7000元，并提高个人自行纳税申报起征点，由目前12万元再提升至24万元。降低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建议从3%-45%降至3%-30%以下。该提案也建议将企业所得税率（25%）降至15%-20%，提升企业在全球竞争力。多年没有调整，由于物价上升快，3500的个税免征额显得偏低。

　　董明珠代表又一次建议：个税起征点调整至一万。

　　全国政协委员、网易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丁磊建议推动个税征收模式由分类计征逐步转向综合计征，降低个税综合税率。丁磊认为，个人所得税分类计征的方式给纳税人分解、腾挪收入以达成避税目的提供了空间。

　　加装电梯

　　报告提出，提高新型城镇化质量。今年再进城落户1300万人，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优先发展公共交通，健全菜市场、停车场等便民服务设施。有序推进“城中村”、老旧小区改造，完善配套设施，鼓励有条件的加装电梯。加强排涝管网、地下综合管廊等建设。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在人，要加强精细化服务、人性化管理，使人人都有公平发展机会，让居民生活得方便、舒心。

　　鼓励有条件的加装电梯，这是一个一举两得的做法，一方面提高了生活品质，对老年人来说，是一种切切实实的帮助。另一方面，扩大了钢铁、电机、就业等的需求。应该是首次写进全国的政府工作报告。

　　除了电梯之外，还要推进消费升级，发展消费新业态新模式。将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税优惠政策再延长三年，全面取消二手车限迁政策。支持社会力量增加医疗、养老、教育、文化、体育等服务供给。创建全域旅游示范区，降低重点国有景区门票价格。推动网购、快递健康发展。

　　这些都是企业家投资的新机遇。

　　学前教育

　　放开“二胎”，但是80后并不买账，反而是70后在抓紧时间生“二胎”，其中的一个障碍就是上托儿所、幼儿园难。因此，今年两会，我所在的这个党派——民进中央就提交了一件《关于大力发展0-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的提案》，为婴幼儿托育服务的发展建言献策。

　　报告提出：要切实降低农村学生辍学率，抓紧消除城镇“大班额”，着力解决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问题。要多渠道增加学前教育资源供给，运用互联网等信息化手段，加强对儿童托育全过程监管，一定要让家长放心安心。

　　多渠道增加学前教育资源供给，意味着要出台多种鼓励性的措施。报告的这些内容，稍许能够让年轻的父母安心一些。

　　互助式养老

　　对于养老的问题，报告做了最新的表述：发展居家、社区和互助式养老，推进医养结合，提高养老院服务质量。

　　互助式养老，指的是专业养老社工组织在社区开展工作，以唤醒和提升老人生命活力作为养老的第一要素，通过运动、饮食、起居与情绪管理形成系统的健康生活指导方案。靠动员老人互助和伙伴式陪伴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和落实健康指导方案，在康复身心上取得良好效果。

　　通过发起成立互助社，带动低龄老人服务高龄老人，以互助的方式解决社区养老问题。借助精准评估分析需求，以数据库建立为依托，链接爱心服务商等社会资源，提供各项居家养老服务。为社区居家养老提供低成本运营和深度满足需求的互助式的系统解决方案。

　　“医养结合”就是指医疗资源与养老资源相结合，实现社会资源利用的最大化。其中，“医”包括医疗康复保健服务，具体有医疗服务、健康咨询服务、健康检查服务、疾病诊治和护理服务、大病康复服务以及临终关怀服务等；“养”包括的生活照护服务、精神心理服务、文化活动服务。利用“医养一体化”的发展模式，集医疗、康复、养生、养老等为一体，把老年人健康医疗服务放在首要位置，将养老机构和医院的功能相结合，把生活照料和康复关怀融为一体的新型模式。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关货币金融部分的表述是：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中性，要松紧适度。管好货币供给总闸门，保持广义货币M2、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维护流动性合理稳定，提高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比重。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用好差别化准备金、差异化信贷等政策，引导资金更多投向小微企业、“三农”和贫困地区，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在防风险方面的表述是：加强金融机构风险内控。强化金融监管统筹协调，健全对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金融控股公司等监管，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对此解读如下：

　　1．货币政策总基调保持不变，仍是稳健中性。此次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中性”和此前“稳健中性”并无差别，今年货币政策基调没有改变，除非发生大的“黑天鹅”式的外部冲击，政策总基调仍是稳健中性。

　　2.M2不提具体目标值主要原因。M2不提具体目标值，与货币当局认为M2增速与经济运行的关系发生变化、未来货币政策更加注重价格型调控有关。2017年在M2增速明显回落的情况下，经济增速有所回升，就是这一变化的反映。市场或应习惯M2低增速，同时更为关注价格型工具的变化。同时我们认为，尽管M2增速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发生改变，但也不意味着M2完全失去意义，在经济结构转换、金融机构资产负债结构变化、新的金融产品不断涌现的情况下，需要对M2与实体经济运行之前的关系重新校准，M2仍是观察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的重要变量之一。

　　3．今年货币政策不会明显放松。尽管不提具体目标值，但“管好货币供给总闸门，保持广义货币M2、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维护流动性合理稳定”的表述，已经明确了今年货币供应调控的总要求。“合理增长”要求既要支持实体经济平稳增长，还要配合防风险、去杠杆、严监管。考虑到今年经济运行保持总体平稳，加之6.5%的增长目标有所调低，同时防风险的任务较重，预计货币供应调控主要配合金融防风险，因此政策不会放松。

　　4.M2低增速不意味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减弱。此前外界有担心，在M2增速放缓的情况下，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是否可能减弱？我们认为，一方面， M2与经济运行的关联度已经发生变化，不能再以过去的关系来看待金融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的强弱。事实上，考虑到社会融资总规模增速较为平稳，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很可能并不弱。另一方面，还应看到的是，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深化推进的情况下，实体经济结构正发生变化，金融支持供给侧改革也不能简单地从总量关系来看，此次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用好差别化准备金、差异化信贷等政策，引导资金更多投向小微企业、“三农”和贫困地区”，体现了差异化、结构性支持的要求。

　　5．强调加强金融控股公司监管。此前我们多次撰文指出，对金融控股公司加强监管将成为下一步工作重点。当前我国存在各种类型的金融控股公司，不仅有以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为主导的金融控股公司，很多央企、民企及互联网公司也因拥有多个金融类子公司而成为事实上的金融控股公司，不少地方政府也热衷组建综合化的金融集团。我国金融控股公司业务种类庞杂，普遍跨市场经营，部分金融控股公司在公司治理、内控机制、风险管控上存在不少问题，其风险隐患不容小觑。对金融控股公司的政策要双管齐下，既要加以治理整顿，防范和化解风险，同时更要着手在其总体方向、运行模式、监管架构、监管立法等方面进行整体性和制度化的顶层设计，推动和促进我国金融控股公司走上规范有序发展之路；使其既能充分发挥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功能，又能为整个金融体系安全提供更好地保障。

今天是两会行情第一天，大盘上下震荡，但最终还是以阳十字星报收，还算不错。

　　就大盘来说，今天行情还是比较清淡的，成交量也出现萎缩，这是两会行情的一贯特点。至于“逢会必跌”的说法，并不是绝对的，只是在两会期间大家的关注点在会议上，量能不足，如果有抛盘，承接力不够容易回调。特别是节前如果有一波上涨的话，资金在两会期间会有落袋为安的意愿。

　　但上周大盘是跌的，抛压盘并不是很多，不过在两会期间，系统性整体性机会一般难有，着重以挖掘个股机会为主，多留意会议期间的利好消息。仓位也不必过重，在这期间可以好好研究板块个股，两会结束之后一般会有一波行情，到时候可以提前做好准备。

　　进入新年之后，外盘的不确定性明显增加，虽然美股上周五企稳了，但港股今天却出现大跌，恒生指数在3点后偷偷跳水，最终收跌2.28%，所以晚上要多关注欧美股市的表现。如果它们只是小涨小跌，那对咱们就没啥影响，但如果出现极端行情，仍会造成冲击。

　　从今天的板块表现看，仍然是二八分化的走势，和大盘的波澜不惊相比，创业板涨超1%，小盘股再成活跃市场的主要力量。进入新年之后，受利好消息的刺激，创业板持续领涨，随着时间的逐步确认，创业板真有可能成为狗年行情的领涨力量。

　　上周的消息是，将对生物科技、云计算、人工智能、高端制造这四大新经济领域的拟上市企业的角兽企业，走即报即审的特殊通道。而从最新相关迹象来看，政策或将于两会结束后落地，从交易所以及百度、网易、京东等互联网巨头的表态看，包括360、富士康在A股上市受到的特殊待遇看，今年将掀起一股独角兽上市以及中概股回归的热潮。

　　包括今天，一批独角兽概念股也表现抢眼，蚂蚁金服、富士康、小米、云从科技、宁德时代等概念股集体大涨，是今天最主要的一个热点。而从中长期看，随着360的上市，富士康的即将过会，后面还会有一批独角兽在A股上市，因此这个概念是可以中长期炒一下的，大家多留意消息面的最新进展。

　　至于传统蓝筹，也不是没有机会，但去年领涨一年了，在新经济被关注的情况下，休整一下也很正常。但新经济也不会一直上涨，也会涨涨停停，因此今年二八轮涨将会是大概率事件，如果是稳健保守的，也仍可以从传统蓝筹股中寻找机会。

笔者认为投资就等于跑马拉松，设定目标时一段一段地完成，同时最重要作好风险管理，先想着能完成赛事，才渐渐加快速度，否则大部份都完成不了整个长跑．．．技资贸人生同是！

　　上一个周末，88岁高龄的股神巴菲特发出了他这生中的第53封致股东的信，股神每年的这个惯例已经被华尔街甚至是整个投资世界视为了整个投资市场的重要风向标。

　　那么今年的股神又说了什么呢？

　　其中这次股东信中最重要的信号，那就是他说现在企业都不便宜了。他手握一千一百六十亿美元的现金，比去年底增加了300亿美元，但是他却不知道买什么好。2017年全年一直试图并购却没什么但却未能如愿。

　　巴菲特用描述了眼下疯狂的并购市场，指出华尔街分析师或董事会成员总是敦促CEO们进行各种收购，意思是说大家都太着急了，并购市场反映了资本市场的总体价格水平。他认为并购市场很贵，也就是说整个资本市场很贵啦，已经没什么投资机会啦。

　　他的现金在增加就证明确实可买的东西不多。这时候他更多也在考虑风险了，拥有现金就拥有抄底权利，也就是说如果真的遭遇美股大幅下跌，那么大家都被深套其中的时候，巴菲特这手里一千一百六十亿美元现金将再次出手捡便宜货。

　　这笔钱可不是小数目，相对于他前六大重仓股市值的总和，相当于伯克希尔总市值的五分之一，也就是说一旦遭遇股灾，他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股票拉起来，而且还有能力去收割韭菜，所以你不可能要求让股神像散户一样，完全清仓卖出所有股票，他现在这么多钱在手，已经表明了股神的态度，那就要防范美股下跌的风险。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即将破3%，美国股市已经不能再用乐观形容了。另外呢，还有一个消息也要引起大家的注意，那就是二月份以来，Facebook的创始人扎克伯格在资本市场上以11天共7次抛售了公司的股票，套现超过了3亿美元。

　　索罗斯基金的年报显示也开始抛售亚马孙、谷歌、和Facebook，这会不会是美股见顶有一个信号呢？

　　现在到了防范风险的时候了，风险较高的产品-如基金，流动性较差，长年期次产品最好先退出来或减少，像股神巴菲特一样手握现金或找寻停泊在中短期保本保息之工具---例如直接债券，保持一定股票与债券比例，你才有日后抄底的机会。

　　半年期/一年期之香港上市公司直接债券-固定收益，保本保息功效明显，在这动荡时势，是不少投资者值得选择之工具。

　　加上据评级机构穆迪发表，指出全球高孳息率债券和投资级公司债的整体违约率，今年势将从去年的1.4%下降至0.8%，为2011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穆迪认为，20国集团（G20）国民生产总值（GNP）增长加快，大宗商品价格持续反弹，企业盈利总体健康，再融资风险相对较低，将对信贷条件构成支持，并把违约率维持在较低的水平。该行预计，去年违约案例最多的零售和大宗商品行业，其违约率将会下降！

　　由此看来，直接债券的可靠性更值得参考。

面对内地经济高速发展和香港分行经营基础稳固的有利条件，在对现实和未来趋势分析的基础上，我决定加大资源投入，大力发展贸易融资业务；同时发展本地业务，包括本地企业的银团贷款、双边贷款和发债业务；发展网上银行业务，包括对公网银和个人网银；开展个人银行业务。

　　关于第一项，大家都认可。

　　关于第二项，大家觉得难以理解，因为显然做贸易融资业务收益高得多。

　　但我认为，市场是在不断变化的，业务的布局始终要为可能的变化留出空间，不能把资源全部砸在一项业务上，更何况香港分行在香港发展的目的，不仅是短期赚钱，长远要代表母行提升在香港的市场地位。因此业务上要全面规划和布局。

　　关于第三项和第四项，大家更觉得莫名其妙。香港分行是楼上银行，没有网点机构，做什么个人业务，网上银行更没有必要。毫无疑问，以楼上银行办香港本地的个人业务是不可能的。我们的立足点是，当时中国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产生了大量的富裕民众。这些富起来的人们，开始消费；开始注重个人家族资产的保值增值；出国旅游、出国消费；进一步是个人及家族资产的境内外配置；家族资产的传承管理。这个时候香港分行开办个人业务，就是针对这个群体的。

　　香港分行虽然是楼上银行，但对前来办理私人银行业务的内地人来说，他无所谓银行有多少网点，只要每次来香港办理业务方便就行，最好是固定的地点、固定的客户经理。香港分行地处中环，非常方便。同时，母行在内地有庞大的客户群体，是香港分行办理私人银行业务的关键底气。反过来，香港分行私人银行业务做得好，也是对境内母行和各分行私人银行业务的有力配合和支撑。

　　既然要做，就有如何做的问题。有一种意见是，逐步发展。先配两三个人，成立部门，设几个简单产品，把业务做起来。等发展到一定规模了，再扩大投入。我当时的愿景是，要做成全行私人银行业务的标杆。同时由于私人银行客户和业务的特殊性，开始就必须高举高打。到境外办理私人银行业务的客户，基本上已经对这项业务有了很好的了解。如果仅有几款简单的产品和服务，即使他只打算办理这些业务，也不会信任这家银行。因此，逐步发展是不可行的。必须先在团队、系统、产品上大幅投入，然后全面地开展业务。

　　首先是建团队。在内地银行要开办一项新的业务，往往是在行里挑几个人，基本是“土法上马”。这次的策略是一上来就“高举高打”，所以我决定要从市场上招聘一个高层次的专业人才来筹备。

　　猎头公司提供了几个候选人。最后挑了一个在外资大行香港总部筹建过私人银行部和小企业业务部的人才。几次交谈后，在最后做决定前，她问我，对第一年的业务有什么要求。我说，我的目标是要做成全行私人银行业务的标杆，你要成为境内全行私人银行业务的老师。开始两到三年，我没有业绩要求，只要求你把团队、系统、制度、流程和业务体系建起来。她说她非常有信心。入职后，她成了香港分行年薪最高的员工。

　　很快，人员逐步到位了，筹建规划也出来了。同时，问题也开始产生。几乎所有部门主管都对这个新来的主管有意见，接受不了她的工作风格；大家都觉得她的工作没有头绪，比较乱；大多数人不看好她能把个人业务建立起来；她与内地分行、内地客户打交道，也是困难重重。

　　经过仔细分析，我觉得主要是以下原因产生的：

　　首先，香港分行没有个人业务。也就是既没有产品、团队、系统、制度，也没有客户。总之，一切从零开始。她单枪匹马一个人面对这些没有，一下子无从着手。这与她原来在国际大行不同。在那里筹备私人银行部，可以从现有的个人业务团队中选拔组建私人银行团队，另外再招聘一些专业人员即可；客户可以在个人业务的存量客户中分类选择；产品有些是现成的；大多数业务的基本制度体系是成熟的；基本IT系统也是成熟的。只要在这个基础上，重新组合团队、建立新的产品体系、开发合适的业务系统、梳理业务流程和制度、建立考核机制等。

　　其次，她在老东家那里的职位已经很高了，接手工作，基本上就是以规划、管理、指挥为主，具体的工作都由手下去完成。现在许多具体的、琐碎的事情都要她亲自动手。即使是一个从基层做起的高管，在高管的岗位上呆久了，要重新做具体的杂务也需要一个非常长、非常痛苦的适应过程。也有人提醒我，她原来的层级太高了，应该换一个能做具体事情的低层级的人来组建个人业务部。但我想，既然要高举高打，换个层级低的人，最后做出来的业务可能不土不洋、不伦不类，那不符合我的要求。

　　第三，无论是这位主管，还是她招来的客户经理，他们都有丰富的与本地高端客户打交道的能力和经验。但面对内地客户、内地分行同事，他们就显得局促、木讷。从他们的反应可以看出，至少到2010年左右，内地的富人与香港本地的富人，还是两个“物种”。这与文化背景和富裕的阶段有关。一些香港本地的客户经理，来了又走了，与主管的管理有关，更主要的还是不会与内地富人打交道，对今后的业务前景不看好。

　　于是我向总行要求，派几个在内地基层做私人银行业务的员工来香港分行，一方面帮助香港分行与内地客户、内地分行打交道，起到桥梁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参与筹备过程，对这些员工是一个难得的学习锻炼过程，等于是为内地分行培养了人才；再一方面，他们以后回去，也能很好地进行境内外联动。对于这位主管，我依然坚决支持她的工作。我能感受到她在开始工作后从信心满满到忙乱与惘然。我有耐心，她会调整到位，从空中降落到地面。

　　很快的，业务系统采购、开发、测试、上线；产品一个一个上线；与基金公司、保险公司等谈判代理产品；团队逐步成型；制度体系、流程体系完成。通过两年的努力，香港分行有了比较完整的私人银行业务产品体系，产品品种超过了总行私人银行部。在内地员工与本地客户经理的共同艰苦协作下，也打开了与内地分支行合作的局面，由于香港分行私人银行业务的良好服务，客户把更多的业务从其他银行转到内地分支行。

一、15亿融资意味着什么？

　　15亿美元融资听起来数额不少，但对于动辄投资上百亿、上千亿的汽车制造业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对深陷财务危机的贾跃亭而言，15亿美元融资却是一笔数额不菲的“救命钱”。

　　一是提振FF造车士气。对FF公司来说，融资15亿意义远远大于融资本身。FF前任CFO Stefan Krause去职前，为FF公司谋划过三条出路：（一）积极进行融资；（二）考虑部分被收购；（三）公司申请破产准备。在Krause看来，第一条融资之路似乎已被堵死，而后两条路实际上是放弃。15亿美元融资成功，至少说明FF91还有投资者愿意买单。这无疑为FF公司打了一针“强心剂”，提振FF91造车士气。

　　二是FF91造车不会中止。贾跃亭透露，FF融资15亿美元，能够满足IPO前全部融资需求。其中：2017年12月，收到首笔融资3亿美元；今年2月上旬，收到2.5亿美元融资款，其余款项也将陆续到位。从FF当前处境看，贾跃亭最需要的是稳定。只有稳定研发团队，稳定全球供应商，FF91才会成为可能。FF融资多少暂且不论，但至少它不会让FF91造车就此中止。

　　三是年底量产或有可能。贾跃亭宣布融资15亿，给FF供应商们吃了一粒“定心丸”。FF供应商看到了真金白银，自然会全力以赴配合FF造车计划。如果没有供应商配合，FF91量产交付就是“天方夜谭”。15亿美元给足了“子弹”，FF供应商心里多少也会有些底气，FF91年底量产交付或许能够完成。

　　二、100亿“学费”，学到什么？

　　在全球供应商峰会上，贾跃亭坦承自己犯过一些致命错误，从乐视危机中学到了很多。乐视网崩盘，给国内股民造成的损失少说也在100亿之多。100亿“学费”，能让贾跃亭学到什么呢？

　　一是坚持战略聚焦。乐视曾是一个很牛逼的企业，其战略版图一度从智能电视、手机到体育、影视再到云、汽车、金融。乐视生态体系崩溃后，贾跃亭不得已退出乐视网。残酷的现实为乐视多元化战略做出了最鲜活的注解：再好的桃子，也得一口口吃下。贾跃亭说：“现在我将100%的精力都聚焦在FF日常运营。”这或许是老贾对乐视过往战略得失的最深刻反思。

　　二是恪守现金为王。乐视危机最直接原因是资金链断裂。从乐视网融资情况看，其上市累计募集资金超过300亿，其中直接融资92.8亿，间接融资207.8亿；间接融资超过七成，企业杠杆率过高。一有风吹草动，企业经营就会地动山摇。乐视危机再次告诫人们：企业如人，如果没有“造血”机能，仅靠“输血”是活不长久的。

　　三是夯实基础管理。从乐视生态创业经历看，贾跃亭最擅长的是融资，其长处是将企业从0做到1，而从1做到100甚至无限大，或是其最大的弱项。企业经营不能靠花里胡哨的PPT，而要靠实打实的真功夫。乐视危机为贾跃亭上了一堂刻骨铭心的经营管理课。

　　三、贾跃亭造车梦没准能成？

　　贾跃亭对FF91造车梦情有独钟，甚至近乎于痴迷。然而，这一梦想却有赖真金白银的支撑。贾跃亭似乎已形成自己的经营定式：研发-融资-量产-IPO。

　　从FF公司当下情况看，FF91车造出来似乎没有多大问题，能不能量产交付和IPO还未可知；即使未来IPO真正成功，FF也还有很长路要走。在电动汽车领域，特斯拉早已捷足先登，而经营效益却差强人意。据特斯拉财报显示，2017年特斯拉总营收近118亿美元，而亏损竟然高达19.6亿美元。法拉第未来的境遇会是怎样，会否也如同特斯拉？

　　乐视创业失败，让乐视投资者对贾跃亭耿耿于怀，甚至恨之入骨。人们固然有1000个理由责备，10000个理由诅咒，但有一个共同“心结”却无法回避：那就是希望FF91能够好梦成真。

　　因为只有成功实现造车梦，贾跃亭才可能东山再起；乐视累及股民才会有咸鱼翻身的机会。在有钱就有信誉的商业逻辑下，信誉和人品往往成正比，而信誉更需要经济实力背书。贾跃亭能不能还上乐视股民“亏欠”，首先取决于经济实力。

　　15亿融资也许是一次转机，贾跃亭造车梦没准还真能成。

检察官将一份公诉状送抵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曾经万亿规模的大佬吴小晖，被送上了审判席。穿透吴小晖马甲背后，谁将是下一个消失的大佬？

　　吴小晖的安邦曾经在A股横扫千军如卷席，民生、招行、万科、保利等等一大批优质蓝筹股，只要吴小晖看上了，就一个字：买。就在风头正劲之时，吴小晖锒铛入狱。检察官递给法院的诉状上，赫然两大罪名：集资诈骗、职务侵占。两个罪名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把别人的东西占为己有。

　　职务侵占是指控企业家最常见的一个罪名，不用赘述。我一直纳闷一个问题，吴小晖的安邦万亿规模，有各种牌照，还用得着集资诈骗吗？如果在他挥金如土的过程中乱发理财产品，最多也就是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想当年，2004年德隆系倒台时，旗下的证券公司、信托公司高管们都被指控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从公诉检察院到受理法院的级别看出，吴小晖真的出大事了。集资诈骗是采用欺骗的方法，向不特定对象大量非法集资，主观上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集资诈骗超过100万元就定性为犯罪数额特别巨大，最高是可以判无期徒刑的。吴小晖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到跻身高阶阶层，在短短几年之内，各种势力加持之下，吴小晖的帝国变得令人眼花缭乱，吴小晖掌控的资本将国有大股东洗为小股东，在将安邦化公为私的窃邦过程中，穿透层层股权迷雾，吴小晖用他人钱财空手套白狼，恐怕才是祸乱之源。

　　吴小晖的案子才刚刚开始。当一个大佬已经成为阶下之囚的时候，其实他的声名和财富都已经成为历史，他们留下的更多是迷雾和各种的不确定性。吴小晖送上法庭之时，现在恐怕还有两位大佬心里不踏实吧，吴小晖通过层层股权掌控的帝国，怎么一夜之间就成了集资诈骗？吴小晖到底用了怎样的手段？诈骗了谁的钱财？

　　现在那些身价万亿的大佬们，有几人名下没有一堆数不过来的公司，有几人没有几个壳公司马甲在前台裸奔？只要公司一多，只要壳里流淌着各种故事，谁能够真正厘清红线的边缘？一旦故事里有理还乱的事，简直就是火药桶，身后的火药桶随时都可能令自己的财富灰飞烟灭，罪与罚会一直萦绕在那些夜不能寐的富豪心头。

　　吴小晖的喧嚣才起，叶简明又推到了风口浪尖。叶简明是谁？中国华信的老板。华信又是谁？中国新崛起的能源、金融巨头。当人们还没有搞清楚华信是谁，万亿大老板叶简明已经唱完了那曲我从南走到北，还从北走到黑了。叶老板比吴小晖更神秘，一个福建小老板，成为欧洲总统的顾问，更是拿下全球梦寐以求的俄罗斯石油三股东的位置。其实，这一切都只是一场提线木偶游戏，叶老板跟吴老板一样，所谓的万亿帝国、神秘富豪，只是前台涂抹油彩唱戏的，黄粱皆是梦。当古乐声落，就是梦醒时分。

　　神秘成就了财富，更容易毁灭财富。资本市场总有令人炫目的故事，因为故事不对称的信息总能成就神话，创造令人遥不可及的财富。那些突然冒出来的大佬，当木偶游戏背后的提线人失去权势，神秘的故事都会演变成可怕的事故。面对吴小晖们的今天，也许，老百姓会说，实都是杀猪割耳朵，不是要害！

十八大以来，中国的政治经济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第一个变化是全面从严治党和全面治理腐败所获得的压倒性胜利使中国的政治生态得到了净化，这种净化使传统的政治经济关系得到了很好的改变，奠定了一个重要的政治基础。

　　第二个变化是十八大以来，特别是所谓的“后危机”以来，中国经济本身发生了阶段性的变化，也就是中国经济步入了新常态，进入“三期叠加”的新时期，传统的经济增长动力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建立的增长模式出现了拐点性的变化，政府和企业之间共融的利益纽带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以地兴企、以地兴城，依靠土地财政形成政府官员、开发商和招商引资企业以及广大民众之间的利益共融的增长机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政商关系在十八大后全面反腐、世界性的后危机和中国步入新常态这些因素的作用下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传统政商关系的政治基础、经济发展基础和社会道德正义基础都已经消失，现在必须做出转变。这种转变首先是破，然后是立。立的就是“亲”“清”政商关系，但如何构建这种新型的激励相容的一整套机制是摆在整个社会发展改革中的一大难题。当然，我国从十八届六中全会以来，围绕着产权的问题、政府改革的问题已经进行了全面的破题，此次三中全会围绕着党和国家机关的调整，很重要的就是政府改革、机构改革这个核心问题。

　　构建“亲”“清”政商关系，首先就是“亲”，政府要亲近企业，要向企业提供服务，要有一个服务之手。过去总理指出政府要进行“放管服”，通过各种行政性的管理程序减少制度性交易成本，要为企业的创新创业奠定基础，这方面我国的进步很大，特别是从世界银行公布的营商报告来看，这些年都在进步。当然，如果从世界银行的数据来看，我国在全世界的进步不是最快的，这说明单纯以“放管服”作为服务企业的一种模式是不够的。

　　因此，要真正的服务企业、亲近企业，就要进行政府功能的重构、政府机构的重构以及政府管理权限权力范围的重构，这应该是三中全会当中最核心的命题，它很重要的就是政府服务企业不是相机决策的产物，而应该是规则导向的产物，不是政府的一时作为，而应该是政府服务企业的天职、本职，我们要从机构设置、权限设置等方面，通过科学化、透明化、信息化等一系列举措更好地服务企业。前一阵子“放管服”的调整取得的效果非常好，但民间的段子是“门好进了，脸好看了，但是事难办了”，这是为什么？因为很多政府部门的内心和职责功能并没有定位在服务上，所以“亲”的改革这些年分了两步走：第一步以“放管服”为核心；第二步以政府的基础性大改革为主导。

　　其次是“清”，也就是清廉。不能用看得见的手在服务之余变成获取之手、掠夺之手。如何构建一个清廉的政府？一方面，要构建有效市场；另一方面，要构建有为有限的政府。政府的权力不能任意性、不能无限扩展，应该有约束。过去我国通过反腐倡廉形成了一整套的不敢腐、不能腐、不愿腐的体系，这套体系对约束政府官员的行为非常有用。但这样一套简单的反腐构建还远不够，还需要有政府功能的科学化，必须要与新时代所面临的主要矛盾、主要问题，与行政管理的规律相匹配。因此，目前我国在“清”上所做的工作也分为几个阶段，并且永远在路上。

　　中国围绕着新型政商关系已经拉开了宏伟的改革蓝图，未来中国的营商关系会在十九大精神的指引下，在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纲领的统领下，发生一个质的变化。在这样一种环境当中，我们人大国发院作为国家高端智库应该做点什么？我们要以高质量的发展作为根本要求，通过这样一种新型政商关系的指数来衡量中国城市的政商关系和发展变化的过程，以供政府进行自我对照，同时便于社会进行监督。目前，对政商关系的舆论监督已经到了新的时期，微博、微信等给企业提供了新的舆论渠道，这迫使各个地方的竞争关系发生变化，各地方不把营商环境搞好，招商引资就很难实现。所以，这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今天大盘继续回调，不过收了一根缩量十字星，仅从k线形态来看，短期杀跌已经告一段落，有望走向企稳。

　　左右大盘的仍然是上证50为代表的蓝筹股，在上午二次杀跌之后，下午展开一波反弹，虽然尾盘又回落了，但并没有回到上午的低点，也说明杀跌动能减弱了。

　　从成交量看，虽然今天波动较大，但量能却是萎缩的，这也使得继续下跌缺乏做空动能，企稳是大概率事件。

　　而且今天仍是二八分化的行情，创业板继续反弹，实现三连阳，这说明资金仍然没有流出市场，只是在板块间流动，这是判断市场有无系统性风险的重要因素。

　　从基本面看，并没有导致蓝筹回调的重大利空因素，所以就得从市场自身分析了。一是上证50六连阳，积累了一些获利盘，有兑现盈利需求；二是创业板补涨，资金流出蓝筹流向小盘股。两方面因素导致了蓝筹的回调，根本原因还是资金流动造成的。

　　既然资金在流动，流走就还会流回来，所以明天仍要重点观察上证50和创业板之间的走势，特别是跷跷板效应。如果上证50反弹的话，三连阳的创业板就有可能回调，下午已经出现这种情况了。

　　所以明天仍要注意这种跷跷板的波动效应，短期跷跷板上上下下，让很多人不适应。不过我们要把眼光放得长远一些，今年要重点观察领涨板块，是蓝筹继续领涨，还是能成功实现二八转换，中小创接过上涨接力棒。趋势的形成不是几天之内能够形成的，需要耐心观察。

　　距离两会越来越近了，3月3日就进入两会时间了，会中无行情也是历年的惯例。会前还有两个交易日，大幅波动的概率很低，连跌两天的大盘有反弹需求，但由于成交量可能会继续萎缩，大反攻的概率也不高，大家可以参与反弹，但要注意技巧和操作纪律。

　　从板块选择上，可以留意蓝筹股的反弹机会，今天已经有一些板块出现异动了，比如地产、券商，如果明天有其他蓝筹板块加入反弹，连跌两天的大盘展开反弹的概率还是比较高的。

　国人一直十分担忧房地产税何时落地和如何落地的问题，它牵涉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看到许多纷纷绕绕的说法。有的说，房地产税是调控房价的长效机制，有了它，大城市的房价就涨不动了。有的说，要按房屋评估价开征3%的税，这样京沪市区一套普通住宅至少也在500万元，一年房地产税就要15万！就算是中高收入白领也一年薪酬真的“白领”了。有的说，2018年房地产税就要开征，落下的不是靴子是巨石！各种传说充斥网络。

　　其实，尊重往往来自于陌生和距离，所以远方和尚会念经。同样地，无端恐惧更源自陌生和距离，多了解，也就心下释然，略微会有忐忑不安，但不会人心惶惶。

　　居住从来不是一桩容易的事情，据说白居易早年闯荡京城时，就有人打趣说，居京城，米价方贵，居亦不弗易！时至今日，要在地球上任何一个大都市居住讨生活，都不容易。房地产税在中国如何普遍开征，也不是一桩容易的事情，否则从1998年房改至今20年，沪渝又试点多年，政策早就落地了。“中国式”房地产税，要从说清楚什么是房价开始。

　　房价是门票，不是地票

　　你拥有的房屋究竟是什么？是房屋下的土地？是钢筋水泥？还是其他什么？在我看来，房价是门票，是在一座城市持续呆下来的门票，而不是取决于土地的地票。

　　大城市房价之所以高，并非由于房屋的居住功能，也和户籍等因素关系不大。看看美国，二战以来，全美房价年均涨幅仅3.4%，略微高过美国的长期通胀。如果考虑到在美国持有房屋的税收、保险和维护成本，绝大多数美国住宅是负资产。但这并不妨碍西雅图、旧金山、纽约、波士顿的房价持续涨幅惊人，城市核心区房价更高。

　　中国城市化进程才几十年，但房价的上涨分化同样如此。我的家乡和任何一个江南小城一样，山清水秀，有美食美景，甚至有高质量的中小学教育，但房价和京沪不可比。为什么？根源在于，在大城市居住下来，不仅是居住，更是获得了大都市背后的政治、教育、医疗、就业创业、资金、信息、人脉、购物娱乐等公共服务和私人服务。大都市富集的资源越多，精英人群和梦想人群向大都市的聚拢越多，房价就越高。因此，房价是门票，在大都市留下来的门票。

　　一个极端的设想是，如果在大都市掘地百尺，做地下住宅，或者巨擘支撑云端房屋，是不是房价就便宜了？绝非如此。这有助于我们理解，房价不是地票，房子必须建造在地面上，不过是当下提供房屋最便捷廉价的手段而已。我们也可以做另外一种设想，即在京沪出售一种零面积的住宅，该住宅完全丧失居住功能，但仍有户籍、入学等一系列其他功能，那么这种零面积的“住宅”价格又是多少？可能会在数百万元吧。高房价背后，是大都市富集了过多的资源，而令房价成为残酷的、谁能留下的幸存者游戏的门票。

　　高房价和高房地产税是孪生，不是跷跷板

　　了解到高房价是大都市的准入门票之后，我们当然可以理解，房地产税开征与否，和大都市的高房价关系不太大，也许短期有振荡，但从长周期看是如此。

　　看看美国，房地产税十分苛严，苛严在于，各州都频繁地调整房屋估值，不像加拿大或欧洲一些国家，对房产的估值几年才调整一下，使得房地产税的实际税负较低。同样地，美国大都市和沿海城市的房价高，房地产税率及教育税往往也高，简而言之最高房价的区域，同时也必然是房地产税率最高的区域，房地产税可能会高达2%以上。中部传统农业和制造业州，房价低，但地产税率也低，房地产税可能会低于1%，地方政府当然穷。可见，不要幻想房地产税能够解决大都市的高房价问题，高房地产税率和高房价是孪生兄弟，不是仇人，不是跷跷板。

　　因此，纽约中央公园也罢，波士顿哈佛广场也罢，日本千代田或者六本木也罢，豪华公寓从来不便宜，房地产税和物业费贵得惊人，可是依然有人愿意呆在那里的小公寓中，不愿驱车几十分钟，住到花同样钱就能购置的三五千尺的独栋房屋中。

　　这就是高房价和高税率。要让北京房价降下来，分流北京过度聚集的资源才是治本，例如政府机关、央企和金融机构总部、著名高校和医院等逐步外迁，恐怕很大程度上能缓解高房价问题。一个国家不同城市的房价差异越大，折射出城市间的公共服务在空间上的分布越失衡。手持高房价门票者，之所以能够忍受，无非是这个门票能大大节约其有限的职业生涯中的分分秒秒，或者说让青春燃烧得更值钱而已。

　　开征房地产税，应当不构成治理高房价的长效机制，它只是让门票更贵，持有门票者更拥挤和艰难。当然，房地产税构成地方财政收入的长效机制，尤其是土地出让收入难以再剧烈上升时更是如此。

　　2018房价涨还是跌？小涨，但不是暴涨

　　经过了两年来的去库存和2017年的严厉调控，房地产供求格局有了较大改观。2018年房价会怎么走？需要从政策和实际两个视角去考虑。

　　从政策层面看，2017年底的经济工作会议中，关于楼市调控，除了沿用多主体供给，满足多层次需求，租售并举，住有所居等措施之外，也强调了要分清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实施差别化调控，这使得单个政府有因城施策的余地。回顾2010年至今，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大约是27万亿元，每年超过3万亿元，这和地方债存量规模相当。我们大致可以这么说，在地方政府几乎没有主体税种的情况下，土地和举债几乎是地方政府的生命线。在地方税务进入笼子之后，土地财政的重要性有增无减。出于纾缓自身财力紧张的巨大压力，2018年下半年开始，地方政府对新房价格温和上涨，以换取土地出让市场升温的冲动将强化。何况在一线准一线城市，新房二手房价格倒挂本身也极不正常。

　　从实际层面看，观察新房价格变化，可以看新房销竣比，经验值是，该比率低于1.5时，市场供过于求；高于1.5时则供不应求。回顾2017年，商品房销竣比约为2，和2010年第4季度类似（当时新房价格大涨），销竣比支持2018年新房价格上涨，涨多少？取决于地方政府的容忍度。观察二手房价格变化，可以看二手房的委托比，经验值是，该比率低于4时市场供过于求；高于4时则供不应求。从链家地产跟踪数据看，委托比已从2017年10月的低于4，攀升到2018年1月的接近5．考虑到从看房到购房的周期约为2个月，因此，从4月前后，一线和准一线城市的二手房价格很可能止跌回升。

　　看起来，2018年楼市小涨，但不会是政府无法容忍的“暴涨”。像东莞、佛山、沈阳、天津等地的房价涨幅会明显些；基础设施改善较多的城市，例如受益于京沪东线高铁的鲁东南、苏中区域也会有涨价预期。长沙虽未列入国家11个中心城市之列，但近年来经济增长迅速，已加入“万亿城市俱乐部”，城市的首位度不断上升，我们并不对长沙房价感到担心，如果长株潭的融合能够更顺畅些，在争夺新新人类方面策略更鲜亮些，那么大长沙的表现也能会更出色。

　　是否存在房价普遍下跌的可能？如果有，那么根源必在异常之紧的流动性。2017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超过5万亿，土增税、契税等涉房税费超过2万亿，这使得地方财政收支得以缓解。但若2018年锦湖币叠加严监管超出预期，导致一些地方政府和激进的开发商资金链极其紧张，也会发生局部区域房价下跌的小概率事件。

　　中国房价已经很高，居然还小涨？没办法，大凡人口多、资源少、财富积累快的区域，房价甚至总价格水平都明显偏高，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摩纳哥皆如此。

　　2018年房地产税落地？几无可能

　　有人信誓旦旦地说，2018年，中国房地产税将落地云云，这种猜测不合常理。

　　走过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中国，日益强调依法治国，2018年更是加速推进税收法定原则的重要年份，国务院各部门和地方政府按行政法规征收的费用，能规范为税者尽量规范，不应继续收取的酌情废止，以维护税收法定，减轻企业负担。请注意房地产税既涉及房，也涉及地，在我的记忆中，似乎1985年国务院曾有行文，要求有条件的地区可以对楼堂馆所征收房产税，以补充地方财力的不足。该文不仅古老，且税基指向非住宅，也不覆盖土地。因此，当下讨论的房地产税，恐怕要走规范的立法程序。

　　房地产税的落地最起码要经过哪些步骤？第一步，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和财经委将房地产税做为年度重点立法工作，按《立法法》来有序推进。这个进程，需要和国土、住建等部委沟通拿出草案，然后征求意见，即所谓一读、二读。考虑到房地产税涉及千家万户的利益，很可能还要向民众公开征集意见，良好的问政于民，才能使得最终的税法顺利地施政于民。发改委制定中长期发展战略和五年规划时，已制度性地采取了向专家和民间征询建议的机制。

　　第二步，人大相关立法在人大和政协得以通过，由国家主席签署，但签署日不一定是落地施行日。第三步，前财政部长楼继伟表示，房地产税主要属于地方税。由此可见，房地产税是地方税也好，中央地方分享税也好，法律出台后，还需地方政府仔细研究，因地制宜地制定地方细则。我不适司法专家，说不上更多细节，但房地产税大致需要这三步，才能最终落地。

　　在依法治国的背景下，房地产税的开征不是儿戏。政府为此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包括近十年房地产税的模拟空转、沪渝房产税的试点、全国不动产统一登记体系的完善等等。我也相信中央相关职能部门，早已就此展开国内外的广泛调研，内部的反复磋商和并已形成政策预案。了解国家治理的严肃性，普罗大众就可以放心，房地产税不是一夜醒来，巨石落地，你必须哭着背负巨税的突然袭击，也不太可能是一年就走完从立法到实施三步曲的急行军，忐忑可以，毕竟是向民众的财产课税；恐慌不必，决胜建成全面小康的关键期，不会有恶法去让民众抱怨被剥夺。

　　广大人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很重要，这是习近平主席近五年来反复强调的。

　　房地产税何时落地？如何落地？

　　可是终究，房地产税还是要落地的，纳税主体是民众，尽管也许是拥有多套住宅的富裕群体，但毕竟是重要的税改。

　　房地产税会如何落地？具体细节我们省略不说，例如如何解建造房屋的土地是70年租用问题？如何进行房屋的估值？是将房地产税做为不动产税的一部分，还是另外单独先行等等。

　　我个人猜测的房地产税征收方式大致如下：

　　一是税基将指向城镇及城市居民，而农村宅基地的农民自建房可能暂时不征。原因很简单，中国城乡差距仍然太大，改革开放以来，2.5到3个农村人的收入，才抵得上一个城里人的鸿沟没有什么改变，例如2016年底，城镇和农村居民的年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3.4万和1.2万元。暂不向宅基地以自建房收取房地产税，合情合理。大城市近郊农民由此会得到些政策红利。

　　二是城镇以城市居民，有大红房本的房屋是房地产税的开征对象，这使得小产权房仍将是个悬而未决的棘手问题。考虑城镇居民的实际承受能力和拥有数套或多套住宅的承受能力，我粗浅地揣测，家庭或个人自住的首套普通住宅将免于征收房地产税。普通住宅的具体界定，会既考虑居住人口，也考虑面积和价值因素。这种做法和西方的主居住屋制度有些类似。也就是说，家庭拥有的主居住屋之外的其他房产，才会被征收房地产税。

　　三是税率，坊间传说的3%毫无可能性。实际税率的可能区间，应在0.5%-1.5%之间，这恐怕需要地方政府根据具体城市具体区域而定。

　　四是和个人所得税的联动。实际操作中，房屋按揭成本、家庭实际困难等因素，都会在个人所得税中得到适当抵扣。这减轻了有好房子，但挣钱少，赡养人口多或者房贷压力大的家庭的负担。

　　因此从理论上说，如果你是不动产登记的产权人，拥有这样的财产，你就应当缴纳财产税，不应有太多例外。这正是西方国家相对公平的物业税的基础。但在中国理论和实践之间可能存在一些偏差，导致政府不得不酌情对少部分不动产产权人征税，而很可能不是对全部产权人征税。

　　在我看来，在大城市拥有多套房的富裕群体，会首当其冲受到房地产税的影响，他们需要考虑将房屋出售或出租，否则将被课税。有理由相信，中国农村家庭，以及90%以上的城镇城市家庭，不会受到房地产税开征与否的重大冲击。

　　天上没有巨石落地，政策落地将是循序渐进、劫富济贫的保暖靴。何时落地？很可能要等全面小康建成之后，也要等民众对此有充分心理准备之后。

　　如果房地产税落地，地方政府恐怕又喜又悲

　　将来房地产税一旦落地，炒房客最难过，拥有多套房的富裕家庭也会难过一些，普罗大众的反应可能比较复杂，有的感慨，有的嬉笑，有的想到自己追求富裕的梦想一旦成真，也免不了要被课税，不适个税就是房产税，也会多少有些惆怅。惟税收和死亡不可避免，各国皆如此。

　　最惆怅的恐怕是地方政府。一是我们需要估计一下，房地产税如果开征，理论上的税收额会是多少？我们通过多种方式估算，城镇及城市住宅市值大约在150-180万亿元，假定其中约15%需要缴纳房产税，税率为0.7%。则理论上初始税收额约为1600-2000亿之间，这是一个非常小的税额，大约相当于当下个税的20%。对绝大多数家庭不会构成太大负担。但地方政府可能会千般滋味。地方政府可能不得不将房地产税的主要税基转向商铺和写字楼等非住宅。从非住宅中汲取的税收每年可能会达到约1万亿元。

　　二是对地方政府而言，如果房地产税的税收收入从千亿级起步，这会大大低于其预期，也不可能填补土地财政的缺口。毕竟从2010年开始，中国每年的楚地出让收入都在3万亿元，8年累计27万亿元。加上房地产开发后续的土地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契税、公维基金等等，可以说，房地产税开征的初始运行期，远远不足以抵补土地财政每况愈下带来的困难。三是地方政府之间的不乐不均。通常高房价区域是大都市，其财政状况良好，可能一开始还不太看得上这点房地产税税收；低房价区域的政府往往财政上捉襟见肘，以较高税率汲取房地产税的意愿更强烈。这种反差，会使地方政府在制定房地产税细则时相互比照，小心翼翼，争后恐先。

　　土地和房屋是好东西，需要有一个好心态。对患得患失者而言，你有一只羊，你便拥有一只羊的痛苦；你有一头牛，你便拥有一头牛的痛苦；你有一栋大大的房屋，你便拥有这个房屋所能装下的全部欢乐和痛苦。人若无兼爱之心，拥有太多便只是苦。

　昨天一则新闻提到，根据迪拜工商会和普华永道联合发布的最新版迪拜“创新指数”，香港竟然名列全球首位，纽约、伦敦、新加坡等均排在其后，马上在朋友圈引发一片讥笑——香港GDP增长被内地越来越多省市碾压，政府努力推动了多年的科创，却连最基本的移动支付都迟迟未能实现，比起邻居深圳简直是“龟速”，在内地人看来，落后何止一个光年。

　　然而，香港“创新”的“速度”，其实不总这样缓慢。港交所上周公布了被称为自从H股诞生以来25年最大的市场改革方案，就吓了大家一跳。改革方案一次性打开三扇大门：引入同股不同权企业、没有收入的生物科技企业以及放宽外地上市企业第二上市。首轮咨询去年三季度刚刚完成 ，第二轮细节咨询在未来一个月内就会加速完成，今年四月底将刊发新规，最快今年夏天就能看到符合要求企业上市。

　　拥有几年港股投资经验的朋友，恐怕不会不记得此前阿里巴巴曾计划来港上市，但因为“同股不同权”引发了激烈批评，甚至被指触犯香港保障小投资者的“底线”，香港证监会也曾表示阿里“原则上无法在港上市”，整个城市似乎都冥顽不灵。然而就在去年，香港态度已经180度转变，热烈拥抱新经济，特首还亲自到杭州拜访阿里巴巴，盛赞“马云先生的魅力”，亲口邀请阿里巴巴再回到香港上市。

　　这一切不能不说让外界重新认识了“香港速度”。观之竞争对手新加坡，为了吸纳新经济独角兽，2016年已致力于容纳“同股不同权”，中国内地同样提出“新蓝筹行动”，监管层疾呼大力留住新经济企业，明确表态研究“同股不同权”。香港醒觉最慢，起步最迟，但手腕灵活，效率奇高，如今反而后发而先至，把其他选手都抛到身后。

　　在产业创新最快，创业圈最活跃的中国内地，这些改革不但还停留在“研究阶段”，中国证监会近期还在人大常委会会议上提出，已经筹备多年的注册制改革也要再延后两年。尽管不少舆论将其解读重点放在防范欧美市场波动风险，但证监会主席刘士余其实在发言中已经点明了真正的原因：“目前在多层次市场体系建设、交易者成熟度等方面还存在不少与实施注册制改革不完全适应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探索完善。”

　　这头堵车，那头开路，香港在未来至少一到两年之间，成为亚洲区独享新经济“独角兽”资本盛宴的幸运儿，可以说已经没有疑问。

　　从港交所这份《新兴及创新产业公司上市制度》咨询文件也不难看到，方方面面的改革正在努力推动香港市场从一个以金融、地产等传统行业为焦点的“老式”市场，摇身一变成为全球新经济融资的新星，在市场的各个层次作出深刻转变。

　　首先，互联互通的顺利展开及扩容，渐渐聚沙成塔，令“北水”成为香港市场的主要推动力量，并进一步成为定价权的掌握者。尤其是内地投资者对于高科技新经济企业的熟悉和兴趣，令去年底以来赴港上市的众安在线、阅文、雷蛇、易鑫等新经济股吸睛无数，纷纷以数百倍超额认购，招股价上限定价，证明香港市场上的传统投资取向已被颠覆。曾经因为估值太低而被内地企业嫌弃，纷纷闹着要退市回A股的港股，在过去一年为“新经济”的明星们给出了并不逊于美国市场的估值。

　　新经济明星们的到来，与港股拾级而上步入牛市形成相互助力。不难推断，当“同股不同权”，“上市时无盈利”等改革在几个月后进入上市规则，更多过去无法踏入港交所上市门槛的新经济企业将纷至沓来，成为港股市场的IPO主力军。

　　第二大颠覆则是港交所对于“第二上市”作出的大幅放宽。根据目前的规则，以大中华区为业务核心的公司不允许在香港作第二上市，但根据港交所咨询文件，只要市值达到100亿港币，收入达到10亿港元，已经在英美等地上市的企业，都可以按照目前上市市场的既有制度来港上市，维持“同股不同权”的股权结构。

　　这一条改革被外界笑称为阿里巴巴回归香港“度身定做”，但事实上港交所的雄心比这还要大。当这一章节规则正式刊发，不但阿里、百度、京东等巨头都可以来港第二上市，连目前采用同股不同权结构的众多美资科技巨头，如李小加提及的FACEBOOK、Alphabet，也大可考虑循此通道前来香港，直接面对喜爱他们的大量中国投资者。

　　笔者更认为，本轮改革还将为香港这一金融中心带来终极颠覆，在这些全球最具增长性的上市资源有了立足香港市场面对中国投资者的机会后，不仅“北水”将更加积极，财富效应也将吸引全球关注新经济的资金不断流入。全球聚焦新经济不同发展阶段的风投资本，将持续加码香港市场，并催生全新的投资机会。

　　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香港，其丰富、复杂而灵活的金融产品，本质上都建基于股、债两大上市资源。不难想象，如果有众多新经济独角兽、产业巨头降临香港市场，将带来各类轮证、权证、基金、挂钩证券及各种结构性产品的新一轮狂欢。原本就对海归和华侨人才很有吸引力的香港，相信也会迎接更多聚焦新经济的海外人才进驻，逐步培育创新资本的生态圈，如果进展理想，更可能成长为美国市场之后，贡献于内地新经济成长的又一个造血系统。

　　香港市场制度创新的惊人速度，令不少内地投资者震惊，开始忧虑A股与港股竞争上市资源的问题。但在事实上，至少目前来说这种“竞争”还是一个伪命题——与“争夺上市资源”相比，内地今天更需要的，不如说是给大量成长性企业足够的融资机会。在A股市场的改革程度还无法迎接大部分创新企业走上资本市场的当下，港股的改革与其说是“竞争”，还不如说是为内地企业“江湖救急”，雪中送炭，为监管层解燃眉之急。

　　笔者认为，受制于高成本、高房价等制约，香港推动产业科技创新的确有天然困难，金融科技的基建方面同样亟待改进，譬如电子支付，提高金融机构和服务上的便利度等。在香港市场改革的同时，金管局、证监会、保监会等监管机构也已经纷纷推出监管沙盒，希望鼓励企业拓展创新科技的业务。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产业科技创新，并不是一个城市拥抱新经济的唯一方式。利用自身成熟市场的优势，在金融市场和监管制度上创新，为中国的新经济企业打造一个既接地气又国际化，既有主场优势又对外资自由开放的全新融资平台，未尝不是香港开拓自身未来，又能效力祖国发展的好途径。

近日，央行网站公示了百行征信（即信联）经营个人征信业务的许可信息，从放出信息到正式获牌，前后不足半年时间，相比芝麻信用、腾讯征信等8家机构，2014年内测上线、2015年获准试点、2017年4月被告知暂时未达要求，信联牌照批复的效率之高，令人叹服。

　　前有网联切断支付机构银行直连，后有信联收编个人征信试点机构，无论是清算还是征信，作为行业性的基础设施，看来最终也只有全行业参与这条路可供选择。目前看，向社会机构开放个人征信牌照这事，算是尘埃落定了。

　　网联的成立之于支付行业，属于重大变革，已经在改变着行业格局；信联的成立之于征信行业也是重大变革，又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换句话说，信联来了，芝麻信用、腾讯征信等其他大数据征信机构还有活路吗？

　　为何是信联？

　　2017年4月，在“个人信息保护与征信管理”国际研讨会上，征信管理局局长万存知明确表示：

　　“八家进行个人征信开业准备的机构，目前没有一家合格，在达不到监管标准情况下不能把牌照发出去”。

　　8家机构暂时不具备资格，才有了信联的诞生。

　　在征信领域，只有信息充分共享，才有效率。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副主任王晓蕾曾指出，“征信系统要强调两个原则，第一是互惠原则，第二是全面共享原则”，基于银行借贷信息建立起来的个人征信中心，其初衷便是建立一个“放贷人之间的信息共享数据库”，原则上由放贷人上传所有借贷人的真实信用信息，共享的基础上实现互惠。

　　2015年1月5日，央行发布《关于做好个人征信业务准备工作的通知》，要求8家机构做好个人征信业务的准备工作，本质上，也是希望通过引入社会化机构，建立起覆盖互联网机构的金融信息和商业信息共享的平台。

　　央行副行长潘功胜曾于2015年5月表示：

　　“除金融领域之外的商业信用信息数量已经成为另一类重要的信用信息来源，在中国征信体系建设中，应充分认识这一趋势，鼓励此类信息通过共享、核查等方式，在依法前提下对外应用，帮助一些没有金融信用信息的信息主体开展信用活动，进入正规金融体系”。

　　在此基础上，实现央行征信与社会化征信机构的互补发展，共同推动征信体系的进一步完善。而从试点过程来看，社会化征信机构在信息共享与互惠上，却遭遇到了瓶颈，并衍生出一些问题。

　　首先，共享做的不好，信息孤岛广泛存在。央行征信中心的成功，在于所有受认可的放贷机构需强制上传信息，这样才能建立起统一的共享数据库。而对试点机构而言，缺乏这样的行政权力，只能做到谁使用谁上传，且使用多少上传多少。举个简单的例子，假设1个月内，全部互联网金融机构发生信贷记录1万笔，但只有100笔使用了试点机构征信产品，结果便是只有100笔记录进入到试点机构的数据库，1%的覆盖率，难言做到了充分共享。

　　信贷信息覆盖率低，商业信息的跨主体共享就更难了。举例来说，腾讯的社交信息不会共享给阿里的芝麻信用，同样，阿里的电商数据也不会向腾讯的征信产品开放。虽然一些机构通过引入不可逆加密技术试图从技术上解决共享问题，但效果非常有限。从结果上看，便是信息孤岛广泛存在，这与建立社会化征信机构的初衷相违背。

　　其次，不能通过共享的方式获得数据，催生了数据的非法采集、过度采集和非法交易问题。数据的多寡是征信系统的核心竞争力，既然做不到自愿基础上的共享，那么只好“主动”采集。在数据的源头，既有各类APP和网站正大光明地搜集留存用户信息，更有黑客拖库、木马钓鱼、内鬼泄露等黑产人士登场，这些来源不一的数据，层层转手，流入到各类机构手中，被用于从欺诈到风控的方方面面，成为完整的产业链条。

　　用户一直处于“裸奔”状态，成为虚拟世界中一个个的“透明人”，骚扰电话、网站广告、暴力催收等成为了屡见不鲜的事件，加剧了个人信息保护的问题。

　　最后，当数据的获取“各凭本事”时，信息共享更加遥遥无期。不难理解，数据“采集”的过程越曲折、复杂，共享的意愿就越低，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信息孤岛和非法采集的问题。

　　从结果上看，8家机构各自为政难以实现信息的充分共享，信联的诞生也就顺理成章了。

　　信联的模式、边界与使命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健全社会征信体系，褒扬诚信，惩戒失信”，国务院也发布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上升到国家战略。个人征信作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容有失。信联集各家之所长，又较好地弥补了各自为战的缺点，自然会被寄予厚望。

　　定位：守住信贷征信边界

　　据公开信息，信联的数据来源于“200多家网贷公司、8000多家县域的小贷公司、消费金融公司等”，聚焦于互联网信贷数据，与侧重传统银行的央行征信中心形成差异化互补。由于并未接入社交、电商等商业化数据，信联的定位仍然是信贷征信。

　　数据采集模式：互惠与共享

　　同为央行下辖个人征信机构，在数据采集上，应该会与央行征信中心同出一辙，即坚持互惠与全面共享原则。申请使用信联数据的互联网信贷机构，需要承担向信联报送数据的义务，全面共享，按需查询。

　　互联网放贷机构，苦缺乏统一的信用征信数据久矣，信联的诞生恰逢其时，是一种刚需，加上分散的股权结构能够保证其中立性和客观性，可以打消报送机构有关信息保密和安全的担忧，相关机构报送数据的积极性是不用担心的。

　　使命：破除政务数据孤岛

　　有统计显示，社会上80%以上的信息掌握在各级政府部门手里，既包括公安、学历学籍、社保、公积金、税务等正面信息，也包括司法判决等负面信息，此外，通信、水电、金融等国企巨头手中也掌握大量信息。这些信息的采集与整合，是构建社会诚信体系必不可少的一环。

　　很多机构都在做这件事，比如很多大数据公司、互联网机构、商业银行等都在对接政务数据，但个人征信牌照的价值在于名正言顺。由信联来做这件事，政府和央企在数据隐私和保护等方面的顾虑会低很多。

　　所以，破除政务数据信息孤岛，有没有可能成为信联下一步的使命呢？大概率是有的。

　　前景：成为巨头指日可待

　　征信服务的逻辑在于，接入的机构越多，数据质量越好，越能吸引潜在的机构接入，形成正向的循环。在互联网信贷征信领域，信联在可预见的未来仍缺乏有效的对手，数据的积累可以呈指数型增加，成长为巨头指日可待。

　　大数据公司的出路与前景

　　“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征信领域存在天然的规模效应，强者恒强，信联一出，在牌照加持下会越来越强，信联越强，其他机构越弱，不难预见，其他大数据公司在信贷征信领域的野心基本可以歇一歇了。

　　央行副行长潘功胜曾谈到，“无所不包的全面征信只是一个理想状态，而差异化发展的道路却是征信业发展的一种常态”，其他大数据公司的出路便在差异化上。

　　一方面，弱化信用风险，重点布局欺诈风险。从接入的数据看，信联的业务边界很清楚，集中于信用风险评估，欺诈风险基本空了出来。而欺诈风险有着不亚于信用风险的市场空间，比如消费金融领域的骗贷欺诈、支付领域的账户盗用、促销领域的羊毛党、营销领域的流量欺诈等等。

　　相比信用风险，欺诈风险可以存在于业务流程的每一个环节，对数据的需求多多益善，恰恰是大数据公司的强项。社交数据、电商数据等商业信息，在信用风险评估上的有效性存在很大争议，但在欺诈风险防范上，效果则是有目共睹，便是这个逻辑。

　　另一方面，加大在社会诚信领域布局。《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曾指出了当前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如“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食品药品安全事件时有发生，商业欺诈、制假售假、偷逃骗税、虚报冒领、学术不端”等，这些问题的缓解，需要社会各方力量共同参与，大数据公司有望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

　　以美国征信机构为例，其业务早已不局限于金融行业，通过向政府、教育、医疗、保险、电信等行业提供市场营销、决策分析、人力资源、商业信息平台等信用衍生服务，营收占比已经超过50%。

　　只是，涉足社会诚信领域，要重视公正性问题，牢记监管箴言，“征信业务活动应充分体现社会的公平正义，确保政治上的正确性，……不能当作把人分为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工具”，在此基础上，不妨大胆创新、积极探索。

　　最后，说一说前景。无论是欺诈风险还是社会诚信领域，市场空间是足够的，在信息保护做到位的基础上，大数据公司不愁活不下去，但活得如何，依旧是各凭本事。在任何一个行业，分化都是永恒的。

近期，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定：2015年12月2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授权国务院在实施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中调整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有关规定的决定施行期限届满后，期限延长二年至2020年2月29日。消息一出，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广泛关注。限期延长，一方面表示了坚持注册制改革的方向不动摇，另外一方面也反映了从2013年启动的注册制改革至今没有结果。一个小小的注册制改革，延续了五年没有成功，说明什么问题？笔者多年前就指出，我们没有弄懂注册制改革，也没有看到注册制改革的难度。

　　一、融资注册制与上市注册制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混淆融资（IPO）与上市的概念，无端将两者混淆在一起。公司IPO是指公司向社会融资，而公司上市是指公司股票在股市上交易。尽管两个事情关系密切但完全不是一回事。周小川行长就曾经发文说怎么国外就有上市不融资，融资不上市情况，说明我们对这两个问题理解不透。

　　当我们泛泛讲注册制改革时，究竟是融资注册制改革还是上市注册制改革呢？如果这次是IPO发行注册制改革即融资注册制改革，是否意味着下一次还要进行一次上市注册制改革呢？弄不懂这些问题谈论注册制改革是空话。

　　二、绕不开一天与十年的矛盾的坎

　　现在的公司IPO发行，本质上采用的是审批制。也就是说，一个公司能否实现融资是由证监会主管的发审委把关的，即政府为公司融资担保。IPO发行注册制改革的含义就是改革这种政府担保模式，转由市场机制完成。注意到IPO发行称为直接融资市场是一个特殊的市场，不可能按照其名称所说的直接完成。由于这套机制都是国外引入的，不妨按照国外规范加以解读。按照国外规范做法，融资市场包括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两个市场。间接融资市场是通过商业银行完成的，而直接融资市场需要通过投资银行完成。即我国要真正实现IPO注册制改革，必须建立的市场机制就是投资银行机制，用投资银行机制替代政府担保机制。审批制下，我国没有投资银行，现在有的都是挂名投资银行。投资银行与商业银行一样，都是市场化运作，在获取高额利润的同时要承担失败破产风险，即接受市场对其的惩罚。国外著名投资银行数量很少，都已经有百年历史。说明在百年之间有无数投资银行成为先烈，能存量下来的才是真正的投资银行，而不是挂个名的投资银行。

　　不说百年历练，缩短90%，一个真正的投资银行至少需要十年的时间。也就是说，我国从今天开始实行IPO发行注册制，十年之后才能有真正让百姓信得过的投资银行。然而，政府的担保机制只能在一天之内撤销，不可能说一边审批制一边注册制，等待真正的投资银行出现。一天与十年的矛盾是我国实行IPO注册制改革绕不过去的坎。

　　是否有解决办法不得而知，至少要明白我们面临的难题。过去五年看不到这点，如果后面两年再看不到，相信注册制改革仍然面临失败风险。实际上看到了也面临巨大风险。

总体而言，2018年仍有望保持稳健经济增长。从需求端来看会面临内需放缓、外需接棒的局面。尽管房地产市场去有了比较彻底的去库存，但房地产销售下降在所难免，并且会拖累2018年的房地产投资；近期内对地方政府举债的监管压力增加和资管新规对基建项目的资金来源带来了压力；制造业投资持续多年的下降局面在2017年有明显缓解，但在中国经济整体处于从制造到服务经济结构转型大背景下，制造业投资大幅反弹的概率微乎其微。全球经济较好的景气程度未来还会持续几个季度，出口还会维持较好的局面。

　　终端需求增长动力减弱的背景下，通胀压力有限。一种流行的观点是前期PPI有大幅上涨，会传递到工业部门下游产业和更广范围的CPI上升，所谓成本推动型通胀。如果终端需求没有实质上升，调整方式并非上游工业原材料价格上升传递到终端商品上升，而是上游工业原材料价格下降。一些工业品现货和期货市场价格差也反映了市场对未来价格的看法。动力煤、螺纹钢、塑料、沥青等众多工业品目前的价格都高于2018年中期货价格，市场对工业品未来价格看跌。

　　未来几个季度需要重点关注的风险点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信用收紧和需求放缓叠加的负面冲击

　　长期利率持续上行、M2和社融增速放缓说明国内的信用条件处于收紧状态。对地方政府举债的严格要求，以及资产管理行业新规会进一步地制约信用扩张。这种信用环境制约了需求增速。如果需求增速本身就处于放缓趋势当中，这种环境则加剧了需求增速的收缩。

　　货币政策做好对冲准备，金融体系关后门开前门。当前经济环境下，货币当局需要紧密关注信用状况和需求端的变化，避免需求过度下滑，避免出现持续的通缩。对地方政府举债和金融体系加强监管的同时，需要尽快推出满足实体经济部门发展需求的新的金融产品和金融市场，同时需要提高国债和地方政府债在全部政府债务中的比重。对这个问题进一步的分析参见专题部分。

　　2014-2016年期间企业利润低迷，投资低迷，企业真实债务快速上升，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低落，这些现象背后的重要原因是PPI持续大幅下降。进入2017年PPI大幅反弹以后，企业利润回升，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也马上回升，杠杆率也因此企稳。这段经历再次提示了我们避免通缩的重要性。保持通胀稳定和资源充分利用，也是保持了社会稳定和民生稳定，保持了信心，给改革留下更充裕的时间窗口。

　　2、外汇市场或将再次面临压力

　　内需不旺外需旺的局面下，贸易顺差放大。国内信用条件收紧环境下，资金成本高企，会激励企业增加海外负债，减少或者延后购买海外资产。这两者都会增加外汇市场供给，在当前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下，会带来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如果美元强势，篮子汇率规则下人民币对美元贬值，对冲了市场供求原则下的人民币升值要求。如果美元继续保持弱势，篮子汇率规则下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市场供求和篮子汇率两项因素同时指向人民币升值。后一种情境下资本净流入会放大。

　　更加弹性的汇率形成机制，让外汇市场供求变化充分反映到汇率价格波动当中才能根本上解决资本流动大进大出的局面，给货币政策留下更充裕的操作空间。如果短期内难以比较彻底地走向浮动汇率机制，退而求其次是宽幅区间波动，再退一步是减少汇率形成机制中篮子汇率因素，这些都能让市场供求对于汇率价格形成发挥更突出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