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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只是称述一个事实而已，免得到时候被媒体报道又是一顿添油加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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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形式主义了，是为了响应冬奥会么！根据学生喜好选择适合的运动才是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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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没带来安全感，不断收钱才有安全感，这好比自行车立不住，蹬起来就立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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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速发展的经济背后，环境问题一直如芒在背，已经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看得见的是雾霾，但还有更多看不见却又和生活息息相关的环境问题，比如垃圾围城。
垃圾围城是全球性难题，随着经济发展和消费主义的兴起，越来越多的生活垃圾被不断制造出来，为了保证城市的正常运转，大量的垃圾被运往城乡集合部，对城市形成包围之势。根据住建部2013年的数据，我国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城市被垃圾包围，城市垃圾堆累计侵占土地75万亩。王久良2010年拍摄的纪录片《垃圾围城》，通过对北京周边几百座垃圾场的调查，用镜头记录了北京的垃圾围城现象。
面对垃圾围城的严峻形势，垃圾分类被普遍认为是解决该问题的重要步骤。2016年9月，发改委和住建部联合发布的《“十三五”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征求意见稿）》将“分类回收，促进利用”作为基本原则。同济大学循环经济研究所教授杜欢政认为，要消除垃圾围城的隐患，首先要从改变公众观念做起，特别是要推进垃圾分类。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副院长蓝蔚青也认为政府部门要通过顶层设计让全民参与处置垃圾。
垃圾分类：起步早，走得慢
其实垃圾分类这一步，早在16年前就已经迈了出去。2000年，原建设部公布了8个“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分别是北京、上海，南京，杭州，桂林，广州，深圳，厦门。这几个城市针对垃圾分类进行了各种尝试，但效果并不令人满意。
早在1996年，北京西城区的大乘巷就开始了垃圾分类。居住在大乘巷的一位退休教师王廷韫在一次讲座中认识了民间组织地球村的创始人廖晓义，了解到后者恰好想找一个小区做垃圾分类的试点。随后，这件事得到了大乘巷家委会主任陈淑芬的支持，于是家委会一方面通过办讲座、公开信等形式让居民了解并自愿加入到垃圾分类的行动中，另一方面利用办公经费买了6个大桶，贴上不同的标识，开始了垃圾分类的尝试。虽然起初居民并不理解，但是在家委会的耐心工作下，居民逐渐接受并习惯了这种新的垃圾模式。
“这样做了一年多以后，居民就逐渐形成了习惯。一些搬迁到别的小区的住户还反映，到了新小区以后不实行垃圾分类，让他们感到像缺了点什么似的不适应。”
2010年的跟踪报道显示，大乘巷有9成的居民自觉参与了垃圾分类。向新住户科普垃圾分类方法已经成了老住户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每栋楼的楼门长还自愿承担了垃圾分类的劝导工作，即便租户更迭频繁，垃圾分类的规矩却一直保留了下来。
但是垃圾分类在北京却并没有如预想般走上正轨。环保组织“自然之友”深入北京垃圾分类试点小区进行调研后发现虽然试点小区数量不断增加，垃圾分类的硬件设备越发完善，占据垃圾总量超过一半的厨余垃圾也得到了更有效的处理，但总体情况仍然不乐观。一方面，试点小区虽然设立了三类垃圾：厨余垃圾，可回收物，其他垃圾。但由于市政环卫部门只负责回收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可回收物的垃圾桶完全处于“弃养”状态。
另一方面，居民的分拣意识不足，垃圾分类主要是靠“垃圾分类指导员”进行二次分拣。原本是承担指导和监督角色的分类指导员，无形中变成了垃圾分拣者，长此以往，其他居民“搭便车”的心理也会越来越严重，垃圾分类制度容易陷入形同虚设的困境。试点小区尚且如此，其他小区的情况恐怕会更糟糕。
上海则在垃圾分类的类别上面进行了好几轮的尝试，1995年开始，先按照“有机”和“无机”的方式进行试点，2008年又实行四色垃圾桶，分别对应“玻璃”，“有害垃圾”，“可回收物”，“其他垃圾”。但调查显示，四分法收集的垃圾量仅占生活垃圾总量的3.5%。为了应对这一状况，上海又将“四分法”简化为“厨余果皮”和“其他垃圾”的“干湿两分法”。但是根据上海社会科学院2015年发布的居民社区生活状况调查报告显示，仅有6.5%的居民表示“完全实行了垃圾分类”，而高达32.1%的居民则“从未实行过垃圾分类。”
垃圾分类为何屡战屡败
垃圾分类遭遇滑铁卢的原因众说纷纭，基本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种原因。其一，居民个体的内在因素，包括对垃圾分类知识掌握程度低，对垃圾分类抱有抵触态度等。其二，垃圾分类制度本身存在问题，报道显示很多地区虽然居民预先做好了分类，但是市政部门回收时却依然将垃圾合并处理，“一锅化”的后期处理直接影响了居民对垃圾分类制度的信心，进而影响到前期的分类，造成恶性循环。其三，垃圾分类的配套制度不完善，比如奖惩制度，相关的宣传制度等。
但仅此而已吗？以上提到的这三类原因，在推广垃圾分类制度的十几年间，不同的城市针对每一项都出台过专门的举措：
居民缺乏垃圾分类知识，尚未养成垃圾分类的习惯？那我们从娃娃抓起，上海专门举办了中小学生“垃圾分类与减量”网络知识竞赛，“垃圾分类演讲比赛”。
垃圾分类后期处理有缺陷？南宁市制定分别回收处理政策，可回收垃圾由居民或物业公司集中收储后出售给废品收购站，其他垃圾由环卫部门回收再运到垃圾中转处理厂，厨余垃圾则由餐厨公司收集后运往餐厨无害化处理厂。深圳市城管局则表示居民如果发现垃圾混合收运的现象可以拨打专门的投诉电话。
垃圾分类配套制度不完善？事实上，“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早已上马。一方面，北京、上海近期纷纷表示要强制推行垃圾分类制度。另一方面，奖励制度也在不断推陈出新。北京推广智能垃圾回收机，扔垃圾可获积分为公交卡充值，上海推行绿色账号，只要到小区指定地点准确分类投放垃圾账号内就自动存入积分，积分能够兑换各种礼品。然而，垃圾分类制度依然没有成功。
重新审视这三个原因不难发现，这些原因都是从垃圾分类制度推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归纳总结而来，而各地方的解法也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但是垃圾分类制度并不是从天而降的，它的出现是为了应对经济飞速发展产生的种种环境问题。那么回归到垃圾分类制度产生和变化的过程中，似乎能获得一些启示。所以不妨来看看被公认为垃圾分类最成功的日本，是如何把这一制度推向成功的。
日本的成功：公众的觉醒
日本在上世纪50年代面临过和中国一样的环境困境，经济高速发展，消费主义盛行，也造成了垃圾围城的现象。最初日本对垃圾也采取填埋处理，但是由于国土面积狭小，很快便引发了大规模的环境公害事件如著名的水俣病事件。随后政府改为焚烧处理，但深受环境公害之苦的居民因此展开了全国性的邻避运动（Not-In-My-Back-Yard，居民因担心建设项目给自身带来的负面影响，产生的抵触情绪和行为）。
到了20世纪80年代，泡沫经济催生的消费热潮导致环境问题进一步恶化。在这个阶段，政府不再是垃圾处理的唯一主导者，广大的居民开始加入到完善垃圾处理制度的过程中。刚开始，居民还只是怀着邻避情绪消极的抵抗。上世纪90年代，日本中部的工业重镇名古屋为了平衡日益增长的垃圾量和土地资源紧缺之间的矛盾，计划在藤前海滩湿地建设新的垃圾填埋场，但是这一规划在环境影响评估的过程中引起公众强烈的反对，不得不中止。
这次的事件促使名古屋政府改变了垃圾管理政策的思路，从废弃物的末端处理转变为“减量化，再使用，循环”（Reduce，Reuse，Recycle）的3R政策。但更重要的是，通过参与环境影响评估评估进程，公众开始意识到制造越多的垃圾，就意味着会有更多的垃圾处理厂要被建设在自家门口。当人们跳出邻避情绪开始理性的看待垃圾处理的问题时，终于发现自己也垃圾处理困境的症结之一。
对外经贸大学的教授吕维霞在2014年底针对日本高校学生及在职员工进行的垃圾分类实证调查分析也显示，33.1%的受访者认为垃圾分类取得成功的原因是全民参与，而参与垃圾分类回收最主要的两个动因是公民责任（41%）和社会风气（37%）。当日本面临垃圾处理的难题时，是公众的觉醒和参与最终推动了问题的解决。
公众参与如何实现？
公民责任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先天产物，社会风气也不是一天养成的。从日本的经验来看，这两者都是在公众参与社会议题的过程中构建起来的，填鸭式的政策灌输并不能从根本解决问题。所以重点在于“参与”，让公众参与到垃圾处理议题，甚至环境议题当中。
公众对于环境议题的参与大致可分为两种模式，通过特定的制度进行参与，通过抗议等强硬方式参与。最有效的制度型参与就是环境影响评估制度（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简称环评），环评旨在评估一个工程建设项目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抗议型参与指的是通过聚众表达意见的群体性事件等方式反对一项被认为有害的工程项目，比如今年发生在湖北仙桃，反对建造垃圾焚烧厂的公众游行事件。
从垃圾处理的角度来看，抗议型参与并没有摆脱邻避运动的窠臼，被一个地方赶走的项目可能会落户到另一个地方，只要垃圾总量还在增加，这种垃圾处理的项目就不会消失。而原本能让公众有效参与到环境决策当中，进而提升公民意识和责任的环境影响评估制度，在中国却并没得到充分的发展。
环评在我国虽然开始的很早，20世纪70年代末就开始实施，但是主要依靠的却并不是公众，而是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环保部门负责组织审查，必要时会邀请专家，普通民众基本没有机会参与到具体的决策中。虽然2003年颁布的《环境影响评价法》，也有诸如“国家鼓励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以适当方式参与环境影响评价”的条款。但是除了这种原则性条款，我国的《环境影响评价法》在公众参与的方式和程序、救济方法等具体事项方面却鲜有规定。
今天，我们面临的越来越多的环境问题，其中的一些比如垃圾处理问题必须要得到公众的参与才能解决。这种时候越来越多的声音开始反思公民意识和责任感的不足，的确，在大乘巷的故事中，居民的自主性和责任感是垃圾分类能有效延续十几年的根本原因。但是，大乘巷的例子注定只能是个例。因为公民意识和责任感从来都不是从天而降的，民众们需要充分的了解与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的议题，更需要有机会参与到这些议题的决策当中。只有当民众有机会成为公民时，我们才能继续讨论公民意识和责任感。社会学家马歇尔将公民身份拆解为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三个方面，这三种权利就是培育公民的土壤，而这个土壤的养护，则需要政府和社会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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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10月20日消息，英国知名物理学家霍金（Stephen Hawking）最近警告称，发明AI（人工智能）可能会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灾难，如果管理不善，会思考的机器可能会为文明划上句号。
霍金认为：“对于人类来说，强大AI的出现可能是最美妙的事，也可能是最糟糕的事，我们真的不知道结局会怎样。”
昨天，新的剑桥中心投入运营，在庆祝典礼上霍金发表了演讲。新的剑桥中心有一项使命：化解AI风险，破解AI难题。
霍金对AI的无节制发展提出批评，他认为，AI技术的确有希望带来巨大的福利，比如根除疾病和贫困，但是它同样也可能带来危险，比如强大的自主式武器，或者帮助少数人压迫多数人。霍金称：“AI会给我们的经济带来巨大破坏力，未来，AI会有自己的意志，它的意志可能会与我们的意愿产生冲突。”
最近一段时间，AI取得了许多突破，其发展速度超过了许多人的预期。谷歌DeepMind开发的AI系统已经在围棋上打败了世界冠军。本周三，微软宣称它所开发的语音识别技术已经可以和人类相提并论。
有许多人对AI保持怀疑态度，霍金是当中最著名的一位。去年，1000多名专家和研究人员在公开信上签名，警告世人可能会出现AI武器，霍金正是其中一位。（编译/虎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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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0月18日中午开始，北京市颗粒物浓度出现持续上升，截至19日12时，重度污染已持续19小时，其中6个监测站点达到严重污染级别，且呈加重趋势。
19日，北京市气象台再次发布霾黄色预警信号，这是进入10月以来，华北地区遭遇的第三轮重度污染，也是北京气象局第五次发布重污染黄色预警。
与此同时，一场抗击雾霾的“战争”正在悄然展开。由荷兰艺术家丹·罗斯加德设计的名为“无霾之洞”雾霾净化塔已于9月底进京，目前正在朝阳区798艺术区内进行调试和测试，将择期与公众正式见面。
据有关媒体报道，该雾霾净化塔有7米高，是世界上最大的空气净化器，其使用小量的绿色能源和专利的无臭氧离子技术，每小时能够净化3万立方米的空气，可捕捉并收集空气中至少75％的PM2.5和PM10雾霾颗粒，同时以360度全方位释放清新空气，在塔的周围制造出一个环状清新空气区域。设计者还称，收集到的雾霾颗粒可被压缩做成黑色的宝石。
在全国，像“无霾之洞”雾霾净化塔这样的治霾“神器”并不在少数。
2016年5月12日，西安市除霾塔项目如期封顶。据称，该装置可以通过去除大气环境中的PM2.5及NOx、SO2等雾霾形成的关键前体物，从而有效控制雾霾形成。
2015年1月，郑州市曾出现雾炮车消霾。据称，其喷射的水雾颗粒可以达到微米级，从而分解空气中的污染颗粒物、尘埃等，起到缓解雾霾的作用。此外，浙江大学特聘教授俞绍才也曾提出“喷水治霾”的方法，称在高楼及高塔的顶上向建筑物外大气喷水，能够减少空气污染，遏制严重的雾霾。
“也许是人们对治霾绝望了吧。”清华大学能源互联网创新研究院政策发展研究室主任何继江说。
尽管人们对雾霾防治的需求已经十分迫切，但“无霾之洞”雾霾净化塔的出现仍受到不少专家的质疑。
据一位专家计算，在严重污染条件下，PM2.5浓度为200微克每立方米，该塔每小时吸收PM2.5总量为30000×200×0.001×0.001×75％＝4.5克。按照该数据，该塔每小时吸收的雾霾量还不到一勺盐的重量。该专家调侃：“还是去找一块布盖一下工地吧！”
“治霾‘神器’可以尝试一下，但治标不治本，只能起到实验的作用。”何继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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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韩洁
近日，住房城乡建设部再出重拳规范房地产开发企业，明确提出将对发布虚假房源、恶意炒作、捂盘惜售等９种不正当经营行为依法严惩。在多地楼市调控升级的背景下，此举无疑又是一记响雷，表明政府意识到当前整治房地产市场秩序已刻不容缓，决心剪除扰乱市场的毒瘤以实现房地产市场的长期健康发展。
包括本轮房价飞涨在内的历次楼市波动，均暴露出房地产市场秩序混乱是推高房价的重要因素，部分开发商为牟取暴利，惯于散布假消息，人为制造恐慌，严重损害消费者利益，影响楼市健康发展。
当前，房地产市场秩序已经到了非整治不可的地步。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中国很多家庭是拿出几辈人的积蓄买房，房地产市场秩序事关百姓切身利益，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事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国容不下一个百病缠身的房地产市场。
重塑房地产市场的良好秩序，需要政府的管理行为、企业的交易行为和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形成良性互动。
一个健康的房地产市场，必须有铁腕规则维护秩序。此次住建部对９种不正当经营行为作出清晰界定。各地主管部门要勇于担当严格执法，杜绝有案不查或袒护企业等问责不力行为，加快房地产行业信用体系建设，在全社会形成奖优罚劣的导向，让房企违法违规行为成为“过街老鼠”。
企业是房地产市场的主体，它们规范自身经营行为是维护市场秩序的基础。目前我国拥有一级资质的房地产开发企业有近千家，是整个行业的顶梁柱。近日其中２０家企业向社会公开作出不销售未取得预售许可证的商品房、不发布虚假广告、不捂盘惜售或散布涨价信息等８项承诺。这些企业带了个好头。问题的关键在于，所有房地产企业都要真正把承诺付诸行动并持之以恒。
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事关这个产业的未来，一个不讲规则、充满谣言、欺诈的市场伤害的将是所有人的利益。对此，房地产市场各参与方都应有深刻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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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能够浓缩时空来俯瞰人类行踪，人们会看到一条又一条指向大山深处的迁徙路线。千百年来，不知曾有多少人为躲避战乱或饥荒逃进深山。
而今，一场规模浩大的人口迁徙又在发生——为了摆脱贫困，人们或雀跃或迟疑地走出大山。
根据“十三五”规划，自2016年至2020年，约1000万贫困人口将通过易地扶贫搬迁告别世代生活的贫瘠大山，远离恶劣的自然环境。
这是一次足以改写历史的大迁徙。从数量上看，这次搬迁的人口约为三峡工程移民的7.75倍；从时间上看，三峡移民安置用了近17年，而这次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间规划，只有5年。仅贵州一省，就有7600多个50户以下的极贫村寨将从地图上“消失”。
文：王清颖、周相吉，参与：记者谭飞、王丽、张钦、杨洪涛、李平、吴光于，本文综合自新华社客户端
近日，新华社记者历时一个多月深入秦巴山区、大凉山地区、乌蒙山区等地，近距离了解贫困人群的迁出地、安置地的情况，见证并记录下这场古今罕见的史诗般的大变迁。
1
一方水土难养一方人
玉米，是梁水宁记忆最深刻的食物。
他老家在贵州省惠水县王佑镇董上村麦迁组，是一个只有十来户的寨子，四面环山，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因为缺地，只能在石头缝中“插”种玉米。
“大家的口粮都有限，饿肚子是常有的事。”村民梁王地清楚地记得，前几年每到6月，家里的口粮就断了，只好四处借粮。
在这里，农民对土地的眷恋似乎没那么浓烈。记者问“如果搬下山再也种不了地了，会舍不得吗？”时，几乎所有人都摇头说“不会”。31岁的村民梁华说：“山下生活再难，也不会有我们寨子这么难。”
数百年来，中国西部大山腹地，一代又一代人挣扎求生。
生活在茫茫秦巴山上的王太志，父辈是上世纪中叶从四川蓬溪县搬迁到旺苍县三江镇山上的，那时发生饥荒，饿死过许多人，而上山开荒能够保命。但山顶开垦的庄稼地，只能种点玉米和小麦，遇到干旱经常颗粒无收。
因为家里太穷，王太志结婚当天，差点被岳父当成“人贩子”。一间快要倒塌的土坯房、种不出什么庄稼的薄地……结婚那天，远在安徽的岳父来参加婚礼，看到如此凄惨的家境后大吃一惊，立即给公安机关报案，说他是“人贩子”，半夜非要把女儿带回老家。
往事令人心酸。
生活在深山区的人，都有一部先祖迁徙史，或为逃避战乱，或为摆脱饥荒，一头扎进深山构成的天然保护屏障。一开始，还能“靠山吃山”，后来土地逐渐贫瘠，生态日趋恶化，逐渐“坐吃山空”，而大山如桎梏，把他们与外界分割开来。
在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坪垭藏族乡六村，由于山大沟深、道路狭窄崎岖，村里的农户几乎家家养了一头骡子，作为生产生活重要的交通保障。（9月1日 摄）新华社记者 范培珅 摄
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坪垭乡崇山子村隐藏在高山之巅。村子周围的所谓耕地，每一块只有四五步宽，就像挂在墙壁上的地毯。由于缺水，这里十年九旱。76岁的老村支书杨生林说，为了生活，大家都变成了“柴客子”。
山下的两水镇平均3天逢一次集。崇山子村民就花一天时间上山砍柴，再用一天时间赶骡子驮柴禾下山卖柴，换些大米再上山——这，就是“柴客子”。
每年砍柴，杨生林都会用坏一把斧头。
天长日久，树木越来越少，山上越来越秃，洪水越来越多。有时洪水直接冲进村子，把那么一丁点田地都给卷走了。
少田寡种、缺水少雨是这些贫困地区普遍存在的问题，在极其恶劣的自然条件下，任何与扶贫挂钩的种植产业都无从谈起。只能勉强糊口的村民，祖祖辈辈都活在与命运的苦苦抗争中。
这是在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拍摄的地处深山的坪垭藏族乡六村。（9月1日 摄）新华社记者 范培珅 摄
2
交通不便生存艰，畏途巉岩不可攀
坪垭，当地话的意思是“像舌尖一样大小的平地”。崇山子村是全乡路最难走的地方。
从乡镇到崇山子村，开车要经过一条从悬崖上炸出来的盘山路。碎石铺成的路面非常狭窄，路沿下就是千仞山涧，有时外侧车轮只有一半碾压在悬崖边上，看着都腿软。还有一条50多公里的小路，只能步行，村里人要走一天。
杨生林记得，有一次村里有人砍柴摔伤了，10多个年轻人轮换背着下山就医，“真是连滚带爬，就怕耽误了命保不住，大家居然用了半天时间就到了镇上。一个年轻后生因为跑得太快，胃疼，一起住进了医院。”
甘肃省文县尚德镇丰元山村四周高山环绕，就像一个火山口。
村民张代全原来是木匠，意外受伤后，因道路难行耽误了救治，瘫痪在床，全家只能靠妻子董保秀去深山挖草药卖钱维生。她每次只能用背篓背十斤左右到镇上去卖，如果遇到雨雪天，连背都背不出去。
有一次，董保秀上山挖草药不小心蹬下一块石头，正好砸中一个马蜂窝，“成群的马蜂围着蜇，我赶紧两手抱住头，从山坡上滚了下来。回到家，头肿得像牛头一样大，我坐在地上哭：这日子咋就过成了这样？”
在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坪垭藏族乡六村，由于山大沟深、道路狭窄崎岖，村里的农户几乎家家养了一头骡子，作为生产生活重要的交通保障。（9月1日 摄）新华社记者 范培珅 摄
3
哪里能有一个安稳的家？
在西部山区，很多人穷尽一生修的房子往往还是不能遮风挡雨。
在坪垭乡五村、六村，记者发现这里的泥土“长”在片状岩石之上。下雨时间一长，水就从土壤渗透到岩石层上，岩石像抹了油一样，大土堆开始打滑，建在上面的房子就开裂。因为经常发生地质灾害，当地村民戏称这里的山“隔三差五就会翻个身”。
五村村民们说，绝大多数人家每十年都要换一次房子，他们打工挣来的钱不存银行，而买成砖头、钢筋等建筑材料存下来，准备盖房子。
最近三十年，55岁的曲次宙修了三次房子，搬了三次家。他说，全村的人盖房子都有“两把刷子”，每年都有人盖房子，都是全村人帮忙出工。
那场景很悲壮——等天色昏暗、月上山头、整个山村沉寂下来时，盖房的人家就跑到高处大喊：“我家明天要盖房喽，都来帮忙喽！”第二天，全村的人提着工具就一齐上阵了。
六村情况更差，平地更少，只够盖房不够修路。村里很多路是用木头搭起架子、铺上木板和土块的“栈道”。木头经常腐烂，三五年就要重新整修一次。
在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坪垭藏族乡六村，村内道路底部用木桩支撑（9月1日 摄）新华社记者 范培珅 摄
六村的人下雨时不是回家躲雨，而是要往家外跑，到林子里躲灾。
他们说，一下雨就不敢睡觉，眼睛盯着自家墙壁，看有没有裂缝、檩条与柱子之间的铆是否脱离。大家竖起耳朵听各种异常声音，提着铁锨绕着房子转，看雨水会不会冲垮房子。
杨正家的房子就塌了一次。2013年5月的一个雨天，他家南墙裂了口子，檩条“嘎巴巴”直响。当晚，他和下面几户都不敢在家里住了，跑到其他家借宿。凌晨4点，他的房子轰然倒塌，下面几户也连带受损。
“我想给孙子攒钱念书，结果攒钱攒了半天，最终还是用来盖成房子了。”杨正说，他是小学毕业，儿子初中就辍学了，希望孙子考学离开这里。
四川省广元市旺苍县嘉川镇五红村的村民们也因地质灾害，过着“躲猫猫”的生活。
有一年暑假，60多岁的李白芳正在院子里喂鸡，忽然听见屋里的孙子喊：“婆婆快跑，地球在跳舞。”她回头一看，房子在下沉，要塌了，急忙跑进屋抱出孙子。顷刻间，房子已歪了一半。
每次看到喜欢画画的孙子画房子时，她心里说不出的难过。
4
走出大山的脚步跌跌撞撞
走出大山！走出大山！这是贫困山区群众内心遏制不住的呐喊。
多年来，他们有的修路，有的搬家。
梁水宁所在的董上村麦迁组的路是4年前19个村民自发刨出来的。当年使用自制炸药时还出现过意外，造成人员伤亡。记者采访时，看到了65岁的梁拉丁那被炸得面目全非的脸和畸形的手指。
“我只希望摆脱这个地方。”早在2006年，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安化镇店麻地村支书符安儿就动员乡亲们搬迁下山。他说，要么搬到坝子里，要是坝子里没地方，搬迁到新疆也行。
但村民一听是“走西口”，就有了分歧：有人担心新疆风大不习惯，害怕飞沙走石；有人担心住到戈壁滩上难受。县里的干部也提醒说，要搬，一定得想清楚，搬了后老百姓不适应，就“惹祸”了。
符安儿的计划最终没实现。
外出务工的人也不少，但更多人把最大的希望寄托在读书求学上。
贵州省毕节市黔西县绿化乡12岁女孩李淑银和17岁的姐姐李淑芬分别在乡里小学、中学念书。为了让姐妹俩能读书、长见识，远在浙江打工的父亲沙泽忠在乡里租了一套房子，60平方米，一年800元，由奶奶专门陪读。
记者采访时，姐妹俩正在学校的留守儿童“阳光小屋”与远方的父亲视频通话。当看到父亲的脸出现在屏幕上时，姐妹俩“哇”的一声哭了。电话那头的父亲除了沉默，还是沉默。
这是毕节市黔西县绿化乡的留守儿童李淑银在和外出打工的父亲视频聊天后哭泣。（9月13日摄） 新华社记者 刘续 摄
在绿化小学，还有120多个这样的留守儿童。
一些贫困的父母努力让孩子“考出去”，而一些出去的年轻人努力想把父母接出来。
符君是店麻地村目前唯一的大学生，2014年毕业后成为武都区扬名中学的一名美术老师。他父亲只读到小学二年级，但语文和数学都曾考过满分。借钱，贷款，无论多穷，这位父亲也坚持供儿子念书。
毕业后，符君没留在大城市，而是选择回家乡任教。他想盖座好房子，把远在苦寒之地的父母接出来。刚工作收入微薄，但他还是咬牙贷款筹集资金在镇上买了一块地，想把曾经画在纸上的房子变成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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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渴望离开，一面顾虑重重
听到中央有了扶贫搬迁新政策，山里不少贫困户喜忧参半。
“对于搬迁，高兴得很，但下去后没有生计，最后连猪都没得喂怎么办？”黔西县绿化乡湾菁村大庆寨的贫困户赵世忠说。
采访中，记者听到了各种各样的担忧——
“没有文化，只有蛮力，能不能找到工作？”
“城里花销那么大，怎么找钱？”
“要搬走了，家里的林地怎么办？”
一些移民迁入地的人们也有不同想法。
按照当时的移民政策，武都区几年前曾决心将坪垭乡崇山子村整体搬迁到两水镇黄鹿坝。听到这个消息，黄鹿坝人炸锅了，他们反对把“柴客子”们搬迁下山，因为整个陇南像这样的平地太少了，所以“黄鹿坝村人的河坝地比黄金还要宝贵”。况且，黄鹿坝人还在地里种了花椒，花椒一亩收入要过1万元，他们坚决不同意区里的决定，那次搬迁就熄火了。
这是拍摄的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坪垭藏族乡异地扶贫搬迁项目建设现场。（9月1日 摄）新华社记者 范培珅 摄
一旦涉及到钱，问题更复杂了。
旺苍县枣林乡乡长张兴华说，易地搬迁以前补助太少，比如2010年人均补助5000元，后来涨到人均补助6000元，但这笔钱完全不够建房子。如果要建，贫困户还需借更多的钱，所以前几年出现“搬富不搬穷”现象。
“搬下去后续产业如何开展，也成为贫困户‘搬下去、稳得住’的一个大问题。”他说。
这一系列问题，新一轮扶贫搬迁能够解决吗？
9月7日，四川省巴中市南江县关坝镇小田村村民覃发英（左三）准备搬入易地扶贫搬迁建成的新房中，因腿脚不便，周围邻居赶来帮助他搬家。新华社记者 刘坤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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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山之后怎么过活？
44岁的龙天保是带着6斤大米下的山。
他的老家在贵州省月亮山腹地榕江县计划乡摆王村污讲寨，距离乡政府约25公里，山大沟深。
和祖祖辈辈生活在寨子里的其他贫困户一样，龙天保曾住在人畜混居的传统木房里多年。他渴望走出大山，但在易地搬迁中，龙天保曾无数次挣扎过：下山后靠什么生活？然而，为了儿女接受更好的教育，彻底割断“穷根”，他决定“试一试”。
按照每人每天1斤大米的口粮算，以3天为限，他从自家的米缸里称出6斤大米，和妻子一起下山“闯江湖”。
夫妻俩计划：要是米吃完了，工作还没着落，他们就回到大山里，再也不出来了。
“第二天他们就在砖厂找到了活儿。”曾多次动员龙天保搬迁的榕江县水库和扶贫生态移民局副局长罗幸金说，他们勤劳肯干，很快得到了老板的赏识，连单车都没骑过的龙天保还学会了开铲车、骑摩托车。
下山之后怎么过活?这是搬迁户最关心的问题。“十三五”期间，易地扶贫搬迁实施范围将扩大到22个省份、约1400个县。要解决“不仅搬出来，而且稳得住”的问题，关键要解除贫困户的后顾之忧。
动员秦巴山区的李桂英搬迁，曾让当地干部伤透脑筋。李桂英一直住在四川省广元市旺苍县嘉川镇五红村山顶。今年4月，驻村第一书记赵萍来到李桂英家，看见破旧的危房对她说：“你这个房子太危险，还一个人住，需要搬出来啊。”
但李桂英只是听着，眼角挂着泪水。儿子上大学需要钱，她害怕搬迁下去背负债务，找不到活儿干。
赵萍说，为做通工作，当地干部到李桂英家去了五六次，把政策讲透：她家2口人将获得5万元补贴，同时给她安排了公益岗位，每月清扫公路有600元钱，在山下还能分得2亩菜地。最终，李桂英搬出了危房。
9月6日，原先不肯搬迁的李桂英(左)在向工人询问自己新居的修建情况。新华社记者 刘坤 摄
按照国家规划，各地在搬迁中严格控制搬迁住房建设面积和标准，防止贫困户因搬迁而增加债务。同时坚持住房搬迁与后续产业发展统筹考虑，通过发展特色农林业、发展劳务经济、发展现代服务业、资产收益扶贫、低保兜底等途径彻底解决搬迁人口的脱贫问题。
7
有新生活，也有纠结与碰撞
甘肃省文县丰元山村38岁的董爱娃至今还记得搬家的场景：骡子驮着麦子、米面和土豆，丈夫前面拽着骡子，她在后面紧抓住骡子尾巴，一步一步往山下挪。
那条路只有一个人那么宽，路外就是悬崖。“对面来个人，你只能等他走过来，你才能过去。小孩看着这路就怕！”
这条路是当地村民多年的心病，根本无法拓宽。小路紧贴着山壁，像一条橡皮筋把山给捆了起来，也束缚着这里的贫困群众。
今年5月，搬迁下山的董爱娃开起了餐饮店，每天早上7点开始就顾客盈门。“山上的地全种上树了，肯定不回去了。”现在她一心想把“农家乐”做大。
四川省广元市旺苍县三江镇村民王太志，因为太穷在结婚时曾被外地来的岳父误认为是“人贩子”，岳父甚至报了警。那天，他对妻子承诺：“再过10年，我还没修砖房，你走了就是！”
扶贫搬迁，让他兑现了承诺。“搬迁的头一个晚上，我一宿没睡，那个激动劲儿啊，哎呀呀呀……”
而今，他靠打工学的技术开起了纱窗制作门市，生意十分兴隆。“岳父现在来看，都惊叹着换了天地，劝女儿好好相夫教子。”
经历扶贫搬迁的每个人都在改写着人生轨迹。而新的生活又与千百年来形成的生活习惯、思维定式不时发生着碰撞。
在贵州省惠水县明田安置点，村民梁王地说，这里楼房林立，好像什么都有了，但始终感觉缺点啥。“在山上，推开房门吼一嗓子，全寨人都能听到，有啥事在家的人马上就能回应，而在城镇里不行。”
一些老人对搬迁下山住新居甚至还有抵触情绪。
惠水县王佑镇贫困村民梁通海的父亲并未随同迁往新居，仍然留在老屋里。父亲患有风湿病，梁通海借看病之机，把他接到了县城。结果，父亲只住了两天，就死活要回山上。
梁通海百般劝说，可故土难离的父亲竟以绝食相威胁，只好又把父亲送回山上，自己重新上山，照顾老父亲。
贵州省黔南州惠水县王佑镇董上村麦迁组，一名村民睡在四处漏风房子里。（9月11日摄）新华社记者 刘续 摄
而在这场宏大的迁徙中，无数人付出了汗水、鲜血乃至生命。
9月6日，刚刚20岁出头的聂帅和梁恩宇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雷波县不幸遇难。当日，他们作为雷波县城乡规划建设和住房保障局技术人员冒雨前往长河乡，指导易地搬迁安全住房建设，途经山棱岗乡田家湾村危险路段时，车辆坠入山崖。
3月8日，7名扶贫干部在四川乐山不幸遇难，他们在勘察扶贫公路建设项目的途中遭遇岩崩。
人们闻讯赶去救援，在滚滚的烟尘中清理了约160立方米的玄武岩，才挖出两辆被掩埋的汽车。在完全变形的车中，只见一双手紧紧地抱着一个文件袋，怎么也分不开。那双手是马边彝族自治县交通运输局局长助理曾德林的，而文件袋里装着工程图纸和项目文件。
那天，他和同事王川、苏建荣、李志强、邹杨、江兵、陈世平前去考察，是要研究连通马边、峨边两个彝族自治县的公路修建问题。鲜血染红了文稿，也染红了七位干部身下的土地。
扶贫干部的遇难地。新华社记者 刘坤 摄
扶贫搬迁，也是一场文化变迁。山里与山外、城镇与乡村、传统与现代，迥异的文化互相交融，激荡着每个人的心。
54岁的张代全被称为“村里的司马迁”。在甘肃省文县的搬迁安置点里，记者见到了他。尽管瘫痪在床，他却被视为尚德镇丰元山村最心灵手巧的人，现在，虽然没法再做木工，却做着一件更让乡亲们吃惊的事——写村史。
甘肃省陇南市文县尚德镇丰元山村，瘫痪在床的张代全和他写的村史。（9月4日摄）新华社记者 范培珅 摄
“我们都搬下山来了，今后的娃娃可能都不知道我们从哪里搬来，应该记录一下村子的历史。”从今年初开始，他不放弃向任何一位路过门口的老人询问的机会，对村子的历史刨根问底，然后用笔记下。
根据张代全的村史记载，丰元山村有四个大姓，大多从清代嘉庆年间搬迁而来。而张家祖先是湖北人，“湖广填四川”时搬迁至此，穷了一辈又一辈，直到扶贫搬迁才看到了新的生机。
8
改变孩子的命运才能斩断“穷根”
记者来到贵州省惠水县城郊的高镇小学时正逢周一，学校在举行升旗仪式。从山上搬迁下来的四年级学生罗倩说，她以前在村小从没见过升国旗，五星红旗一直都是课本里的样子，“我希望有一天也能当上小旗手，亲手升一次五星红旗。”
惠水县高镇小学学生在参加升旗仪式。（9月12日摄）新华社记者 刘续 摄
县里还专门为学校63名搬迁转学的孩子开通了公交专线，只需15分钟就能由安置点直达学校。班主任邹建琴说，学校正在全力帮助这些孩子跟上功课，让他们尽快融入新的学习环境。
在高镇小学旁的幼儿园，6岁的梁水保第一次上幼儿园。记者见到他时，他正与小朋友们玩耍，不时哈哈大笑，露出掉了一颗门齿的牙齿。
幼儿园老师赵来说，梁水保的老家在大山上，语言交流有限，他还不能完全听懂其他小朋友的语言，但丝毫不影响交往。
从山上搬到县城后，移民接触的信息更多了，他们更加注重对子女的教育。
“去年，我还花钱让女儿补习英语呢。”贵州省榕江县移民群众龙水保说，“我这辈子就这样了，但一定会供儿子、女儿读完大学。”
只有改变孩子们的命运，才能真正斩断“穷根”。
惠水县高镇小学四年级学生罗倩正在上课。（9月10日摄）新华社记者 刘续 摄
记者看到，因扶贫搬迁孩子们还得到了更多的亲情。
惠水县明田安置点19岁的罗海丽，曾和弟弟、妹妹同为留守儿童，父母常年在外打工。在她的记忆里，每个月都要去邻村给父母打电话。山路难行，打个电话来回要一个多小时。回家后，她和妹妹挤在一张小床上相拥流泪。
2008年的一天，她忽然腿痛难忍，等父亲从浙江赶回村里时，她已经不能行走，最终留下了残疾。她的父亲悔恨不已。
现在，海丽全家七口人全部搬到了明田安置点。按照政策，她的父母都被安排在附近工厂打工。海丽在社区中心工作，每月也能有近2000元的收入。
她的手机里有一张全家福，是今年7月3日搬入新家后照的。“这是我们家的第一张全家福，只是没有我，因为是我亲手照的。”她说。
惠水县明田安置小区安置房内，罗海丽（左二）全家人与从老家屋子里搬出的唯一一件物品——一张桌子合影。（9月10日摄）新华社记者 刘续 摄
当记者提出为他们全家照一张全家福时，海丽忽然笑着哭了。
在贫困村民迁出之地，人们开始种树。可以预见，若干年后，这些贫瘠之地将会绿树成荫。树林之中，早已无人烟的陋室旧房将逐渐湮灭，假如有后人寻访，或许只能通过一些依稀的遗迹来感悟这沧桑巨变。
贵州省惠水县明田安置小区，梁王地正吹奏芦笙。（9月12日摄）新华社记者 刘续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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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虽已成年 但经历尚浅 做事难免不够周全 校方望家长督导 用心良苦 。你觉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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