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吧，到现在还有，那什么时候才结束啊，3000币能值几个钱？

厉害了，真的希望采矿业能够重新兴起，我的矿机都好久没开机了。
话说AdvancedMiners要发行的话，那金额可不是个小数目，要考虑分期才行啊。

厉害了，持续关注这个项目，期待有更多的消息。

5-10年太久了，说定过几年就消失了，不过看着概念还是不错的。
新生事物的发展谁都说不定，姑且拭目以待吧。

装死不等于信仰，有时等待真的是种煎熬。

欲擒故纵，这招也是玩得绝，小胖估计招架不住了。

派拉蒙的年度大片《变形金刚5：最后的骑士》（Transformers: The Last Knight）上周三在北美率先上映，周末票房毫无意外排名第一。然而，与前四部相比，不论是6910万美元的首周票房，还是4530万美元的周末票房，都是整个系列里最低的，甚至逊色于2007年的第一部（7050万美元）。



《变形金刚5》海报。

不过，《变5》的首周票房倒是与业内预期的7000万美元不相上下，而此前口碑大幅下滑且安排在周五首映的第四部也有1亿的开画票房，这表明这部投资2.17亿美元的巨制早已不被业内看好。

与之对应的是，这次评论与票房终于保持了同一步调。虽然《变形金刚》向来不受影评人待见，但《变5》还是继续刷低了这一系列的底线——好评率仅15%，比上一部还要差三个百分点。在普通观众参与打分的IMDb上，也仅有5.3分。

如果只考察北美票房的话，《变5》无疑会让派拉蒙血本无归，加上之前的《攻壳机动队》和《海滩游侠》的失利，恰好形成了三连击。好在现在的好莱坞公司还有中国这个大票仓能指望，从年初的《极限特工3》（同样由派拉蒙出品）到最近的《新木乃伊》，再到《变5》，我们中国观众一次次扮演着“救世主”的角色。

上周，《变5》在41个海外地区共计拿下1.9亿美元。其中，中国内地票房的占比高达63%，而在韩国、俄罗斯、英国等地，《变5》的首周票房都要逊色于上一部。

尽管在中国的网络上，《变5》收获的吐槽远多于叫好，“豆瓣”评分仅有4.9，但它在上周五的首映日便豪取2.85亿人民币，一举攀上中国首日票房排行榜的第四位，仅次于《速度与激情8》（4.2亿人民币）、《西游伏妖篇》（3.5亿人民币）、《速度与激情7》（3.4亿人民币）。周末三天更是拿下8.5亿人民币，比《变4》提升了2.2亿人民币，更是翻了北美周末票房近三倍。

前四部《变形金刚》总共取得13亿美元的北美票房和35亿美元的海外票房。尽管如今《变5》在北美市场表现欠佳，但有了中国市场这个强有力的后盾，再加上之前传言的几家中国发行商以26亿人民币的天价为该片保底，派拉蒙自然没理由不继续拍下去。

据悉，包括一部由海莉·斯坦菲尔德主演的大黄蜂外传在内，派拉蒙目前正着手准备接下来的两部系列电影，分别将于2018年和2019年上映，看情形是打算把这一系列打造成中国人的《星球大战》。



《赛车总动员3》海报。

除了《变5》之外，上周北美周末票房榜上没有其他新片跻身前十。上周的冠军《赛车总动员3》和亚军《神奇女侠》在这周打成平手，都拿下2517万美元。其中，《赛车总动员3》的票房比前一周下跌了53%。该片有望于下月引进中国内地，但由于下月进入“国产电影保护月”，加上《神偷奶爸3》（Despicable Me 3）已率先定档7月7日，皮克斯的这部最新作品究竟何时有望与中国观众见面还是未知。

上映已经四周的《神奇女侠》依旧后劲十足。目前，它在北美的总票房为3.2亿美元，就在上周，超越了《蝙蝠侠大战超人》，成为“DC扩展宇宙”的票房之冠。就算放到所有DC漫画改编电影中，这个成绩也仅次于《蝙蝠侠：黑暗骑士》和《蝙蝠侠：黑暗骑士崛起》。而其全球票房也有6.35亿美元，在DC漫改电影中排名第六。



《大病》海报。

而在榜单前十之外，独立电影在上周带来了惊喜。由狮门影业和亚马逊联合出品的浪漫喜剧《大病》（The Big Sick）在纽约和洛杉矶的五家影院首映，拿下43.5万美元，创下2017年平均单家影院票房的最高纪录。

《大病》讲述在突如其来的疾病面前，一对夫妻如何应对。该片改编自好莱坞巴基斯坦裔演员库梅尔·南贾尼（Kumail Nanjiani）与他的妻子艾米丽·V·戈登 （Emily V. Gordon）的真实经历。两人不仅一同撰写了剧本，前者还出任男主角。



《牡丹花下》海报。

此外，索菲亚·科波拉拿下戛纳最佳导演奖的新作《牡丹花下》（The Beguiled）也在四家影院首映，平均每家影院的票房为60138美元，表现相当不错。

本周，美国观众将欢度国庆假期，《变5》的不济给了新片赶超的机会。照明娱乐的当家《神偷奶爸3》将在4350家影院上映，该片目前已经收获了1890万美元的海外票房。由华纳出品、威尔·法瑞尔和艾米·波勒主演的喜剧《疯狂之家》（The House）也将在3000家影院上映。此外，在今年三月的西南偏南大会（SXSW）上引爆观众口碑的《极盗车神》（Baby Driver）迎来正式公映，飞车片的影迷们终于可以真正地过一把瘾。

6月23月-6月25日北美周末票房榜

1.《变形金刚5：最后的骑士》 4530万美元

2.《赛车总动员3》2517万美元

3.《神奇女侠》 2517万美元

4. 《深海逃生》 743万美元

5.《万视瞩目》 585万美元

6.《新木乃伊》 583万美元

7. 《加勒比海盗5：死无对证》 523万美元

8.《仓惶一夜》 470万美元

9.《内裤队长》 428万美元

10.《银河护卫队2》 300万美元

宁泽涛在赣州得到了巨星级别的保护。

不出所料，宁泽涛在全国夏季游泳锦标上获得了全运会的参赛资格；意外的是，他在此后退出了所有的比赛，只留下了49秒67的成绩和对粉丝的那句：“我们天津见！”

显然，宁泽涛并不想离开自己深爱的泳池，他也一直在为自己的职业生涯做出努力。

一位业内人士向澎湃记者透露，其实在春节期间宁泽涛就一直跟着河南队教练张鹏进行训练，张教练还特意安排了小选手和他一起训练，以免他情绪陷入低落。

而在此次参加游泳锦标赛前，宁泽涛也以个人名义与国家队一起在澳大利亚跟随名帅布朗集训，在集训中由于训练量过大，他甚至扭伤了腰部，这也是他此次退赛的主要原因。

这位曾经100米自由泳的王者正在一步步努力着重返巅峰，也许一切就是从天津全运会开始。



宁泽涛微博感谢粉丝。

49秒67，一个刚刚及格的成绩

6月25日上午，在江西赣州章贡区举行的2017年全国夏季游泳锦标赛暨全运会预选赛上，宁泽涛终于出现在了赛场上，他在预赛中以49秒67的成绩位列所有选手的第一位。

按照全运会的入选规则，宁泽涛凭借这一成绩顺利获得了参加今年全运会所有游泳项目的资格。据澎湃记者在现场观察，他在最后冲刺阶段甚至并未完全发力。

“他有很长时间没有进行恢复训练，我觉得他很努力，表现很不错。”上午比赛结束，河南省游泳队教练张鹏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宁泽涛因腰伤还是有所保留。

作为世锦赛和亚运会的冠军，宁泽涛的预赛成绩远远超出了全运会52秒30的达标标准，也是本次所有参赛选手中游最快的，这一成绩放在决赛中依然位列第一。

不过，无论是与国内外顶尖高手还是与自己的过去比较，49秒67都只能算是刚刚及格。



宁泽涛已经提前离开赣州。

这一成绩排名该项目本赛季国内第5、亚洲第14、世界第99位，而孙杨今年4月“玩票”参加的100米自由泳的成绩为49秒13，这也是今年该项全国最好成绩。

放眼世界，100米自的世界纪录为46秒91，而今年的最好成绩是英国选手斯科特游出的47秒90，亚洲最好成绩是日本选手中村胜己的48秒26，后者的成绩排在世界第八位。

而宁泽涛在赣州游出的成绩与自己最好成绩相比也差了2秒多。在2014年的黄山全锦赛上，他曾游出了惊人的47秒65，刷新了由自己创造了的亚洲纪录。



网友拍到宁泽涛一直手扶腰部。

退赛疑因意外扭伤腰部？

49秒67的成绩中规中矩，但毕竟这只是一场预赛。然而，当大批的粉丝都认为宁泽涛能在晚上游出更好成绩，甚至去冲击世锦赛A标时，却没料这一成绩竟成了“绝唱”。

有媒体统计，近3年来宁泽涛已经是第4次退赛。而在本届全国夏季游泳锦标赛上，他相继退出了100蝶预赛、决赛，100自决赛，以及50自预赛、决赛，6场比赛5场放弃、退赛率为83.33%。

对此，河南队领队洪霞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宁泽涛退赛是由于腰部受伤所致，“因在海外大运动量训练，导致腰部有些受伤，目前还处在恢复期。”



不过，一名消息人士对澎湃新闻记者透露，有内部人士称，宁泽涛还在接受飞行药检时不慎从椅子上滑倒，导致了腰部受伤，“再加上之前澳大利亚训练所受的伤，病情可能加重了。”

有宁泽涛的粉丝告诉澎湃新闻记者，自己偶像的情况的确并不乐观，“他在训练池热身、上下楼时，甚至走路的时候都是扶着腰，感觉伤得挺严重的。”

同时，她们也觉得舆论对于宁泽涛退赛有失公允，“网上根本就没有弄清他是因为什么原因退赛的，看到6赛5弃就开始发表这些言论，这对一直在努力的运动员很不公平。”



宁泽涛退赛后看台空荡了许多。 澎湃新闻记者 李琼 图

世锦赛，可能依旧没戏

在参加此次游泳锦标赛之前，宁泽涛已经开始在澳大利亚训练。

据澳大利亚媒体The Courier Mail的消息，国际知名游泳教练马特·布朗正在澳大利亚对国家队的队员展开集训，而宁泽涛的名字也出现在集训名单中，不过他是以个人名义加入的。

其实在更早些的时候，这位深陷风波的世界冠军就已经低调地开始训练。

从里约之后，宁泽涛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进行系统的训练，再加之他从海军队的转业手续办理不顺利，错过了年初随河南队外训的机会，后来又因为胃病而只进行了一些恢复性训练。

的确，宁泽涛以49秒67的成绩拿到全运会资格实属不易，但这一成绩依然离布达佩斯世锦赛48秒93的A标有些距离，不过他倒是达到了50秒64的B标。



网上流传的宁泽涛在澳大利亚集训照。

按照国际泳联的规定，一个国家或地区若有不少于两名运动员在一个项目的成绩达到A标，则可以获得相应项目满额的两个世锦赛参赛席位；若只有人达到B标，就只能有一人参加该项争夺。

“如果是凭借B标也不可能让他参赛，他的成绩和状态目前都不是国内100自中最好的，而且他现在依然不是国家队的成员。”一位业内人士向澎湃新闻记者分析道。

其实，宁泽涛早在去年就达到了世锦赛的A标。在2016年的佛山冠军赛上，他在半决赛中以47秒96的成绩达标，成为近三年来两位连续三年游进48秒的选手之一，不过后来因高烧而选择退赛。

有业内人士向澎湃新闻记者表示，宁泽涛现在的状态不能与当时同日而语，“就算他现在冲击A标，有资格参加世锦赛也是一轮游，他现在在国内可以，但在世界大赛上根本不行。”

“现在再回他当时的巅峰，已经很难了。”这位业内人士感叹道。

不过，对于宁泽涛的复出，《人民日报》也持肯定态度。

“经历了一战成名、一夜爆红、争议缠身、状态低迷、负气离开的大起大落之后，依然能够重新回到游泳赛场，应该说是已经并不年轻的宁泽涛所做出的正确抉择。”

“想靠颜值、名气维系影响力，应该说十有八九是难以达到预期效果的。”

也许，8月底开始的天津全运会正是宁泽涛重拾泳坛自我的开始。

事发近一年后，明天（6月27日），“徐玉玉被电信诈骗案”终于开庭。

23日，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公告称，27日上午9时公开开庭审理被告人陈文辉、邓金锋等7名被告诈骗、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一案。

红星新闻记者注意到，临沂中院发布开庭公告的时间，正好是去年徐玉玉得知高考成绩的前夕。去年6月24日，徐玉玉心里悬着的石头终于落下：总分568分，比山东本科一批控制分数线还要高30分。

最终，她顺利被南京邮电大学录取。但是，厄运也就此降临。经警方查实，2016年4月，与徐玉玉同龄的18岁“黑客”杜天禹（另案处理）侵入“山东省2016高考网上报名信息系统”，下载了60多万条考生信息，先后通过QQ十多次向陈文辉出售山东考生信息，非法获利1万4千多元。

获知考生信息后，被告人陈文辉、黄进春和郑贤聪在江西九江假冒教育局和财政局工作人员拨打诈骗电话，郑金峰在福建泉州组织陈福地和熊超取款分赃，从2016年8月开始，在一个月时间内，6人以助学金骗术累计诈骗3万多元，最大的一笔就是徐玉玉案中的9900元。

当晚，在和父亲徐连彬报完警回家途中，徐玉玉骤然昏迷，虽紧急送医，但仍遗憾离世。

公安机关出具的死亡原因分析报告显示，徐玉玉应系被诈骗后出现忧伤、焦虑、情绪压抑等不良精神和心理因素的情况下发生心源性休克，行心肺复苏后继发多器官功能衰竭而死亡。

如今，徐连彬仍未走出丧女之痛的阴影，“没心情（打工），一坐下来，满脑子都是玉玉。”春节至今5个月，徐连彬只打了一个月的零工。妻子一度一病不起；大女儿从新加坡辞职归来，至今全职陪护。他说：“只有等案子判了，我才能重新开始。不然心里一直悬着。”

明天，案子就要开庭，但徐连彬反而有些不安，他的内心挣扎，“让我判的话，死刑都不解恨。不过，法官说，是间接导致死亡，具体怎么判得按照法律来。但必须给玉玉还个公道”。

“是上周五（23日）知道收到通知的。”徐连彬告诉红星新闻记者，今天，他仍在家中，“没想什么，也不知道想什么。总之，就想重判”。

同时，该案代理律师袁椿晖向红星新闻记者确认，确实是明天开庭，“但具体案情暂时还不便透露”。

（原题为《“徐玉玉被电信诈骗案”明日开庭 徐父：没想什么，想重判》）

【编者按】

香港回归20周年，“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已被证明是成功的。

澎湃新闻深入香港细部，触摸20年间香港各个领域的变化，有的很大，有的很小。无论大小，均值得记录。

澎湃新闻刊发的“香江廿年”系列报道，下面这一篇聚焦香港经济转型。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于5月12日公布了2017年第一季度的香港经济情况：较去年同期增长4.3%，同比增幅创下近6年来的最高纪录。

5月31日，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发表《2017年世界竞争力年报》，香港连续第二年获评全球最具竞争力经济体。

此前，一度有观点评价，香港经济在走向“低迷”。此时公布于众的香港第一季度经济增幅，以及全球最具竞争力经济体的殊荣，显然会提振人心——用成绩单来回击唱衰香港经济的声音，是香港回归20周年最好的纪念礼。

从港英政府建立的“自由港”，到改革开放与回归所催生的国际金融中心，从1998年以来的GDP年均增长率放缓，到经济规模被内地部分城市反超……这个几经争议与变迁的跌宕过程，仍然折射着香港经济的隐忧。香港经济转型这一课题，走到了付诸实践的十字路口。

而在专家看来，香港的经济转型要成功，就必然要向知识型、服务型高增值产业转型，主要是创新科技产业、创意产业，以及知识型服务。



中环某购物中心，人来人往。东方IC 资料

从“前店后厂”到服务业“王国”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港澳经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张玉阁有本著作，名字就叫做《十字路口的香港经济》。他在书中直接指出香港的经济问题——主要表现为“转型之痛”和“发展之困”。而“转型之痛”，指的就是香港继制造业和服务业两次转型之后，尚未完成以知识经济和创新型经济为核心的第三次转型。

“产业结构问题是香港经济最大、最关键的问题，而其致命软肋是‘失衡’——由于几乎失去了制造业，导致整体产业结构失衡。”张玉阁指出，自2004年以来，香港第三产业的比重一直保持在90%以上，贸易及物流、金融、专业服务和旅游四大支柱产业增加值，占GDP总量的比例达到60%。这和亚洲和内地其他城市相比都是比重最高的。

而香港的经济结构在上世纪80年代初时并非如此，当时的制造业的占比一度超过两成。中银香港有限公司发展规划部经济及政策研究主管谢国樑近日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分析，香港成为第三产业“王国”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内地的改革开放与“97回归”，促成了香港与内地的经济深度整合——香港制造业的工序前赴后继地迁往珠三角，而香港本身发展为生产性服务业。“这个结果本是互惠、互利且共赢的，香港摇身变为亚洲首要的国际金融中心，而珠三角也成为了一个强大的制造业基地。”

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学教授雷鼎鸣向澎湃新闻记者展示了一组数据——从1980年到2008年，香港制造业从业人数从90多万人到低于10万。“这是‘断崖式’的下降。”雷鼎鸣分析，香港产业结构发生如此直观的扭转，主要是由于亚洲金融风暴后，香港政府对土地的限制，制约了依赖于土地来发展的制造业。另外，原本香港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业城市，但是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韩国生产的产品质量和香港差不多，但价格却更便宜，所以香港的制造业市场受到了较大的冲击。“为了寻找方法生存下去，大批香港生产厂商就走向了内地，而原本香港工厂的工人，或是随工厂迁往内地，或是被迫转到其他行业，主要就是留存在本土的服务业。”

最初，虽然香港制造业迁往内地，但仍然在拉动香港的经济增长，只是制造业不在香港境内，这种模式被称为“前店后厂”。香港浸会大学教授薛凤旋说，近60%的香港服务业，其服务对象是在珠三角的“后厂”。但制造业的先天不足，使“前店后厂”模式最终瓦解，“在内地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发展的环境下，资本和技术含量有限、企业家精神存在先天性不足的内地港资制造业企业生存空间迅速收窄，在外力冲击下，大批企业倒闭。”

张玉阁指出，失去了制造业以及以制造业为主体形成的实体经济的香港，也没有抓住发展成为知识城市和创新城市的历史机遇，当初不仅没有应工业化及城市化的需要及时创新，比如工业银行或投资信托去解决急速工业化的融资需要，也没有在去工业化的同时及时发展知识技术产业。

低学历人群面临就业难

香港产业结构的变化的最直接体现，是就业人群的变化——一面是多年从事制造业的缺乏高等教育的老去的大量香港本地人，另一面是拥有高学历可从事高增值、高水平服务行业的外来人群和年轻人——这背后是就业与收入的差距，也是残酷的社会淘汰现实。

“在香港打车遇到年纪比较大的司机师傅，如果你问他过去是干什么的，得到的答案，多数都是工厂工人。”雷鼎鸣以此举例，过去在香港的工厂打工，所需的教育水平并不高，伴随着产业转型，工人们转型去当司机，所需要的技能也不高，所以容易转型。但是，随着香港高增值服务业的占比逐渐增加，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了转行的吃力，“让货车司机转行去搞生物科技，是不可能的。”

一大部分劳动力因为难以适应转型，就此丧失了就业市场，而逐步占据经济主体的对劳动力的要求趋于专业、高学历的服务业，却更偏向于精英化。雷鼎鸣以香港的金融服务业举例，这一行业占据了GDP的16%，但行业就业人数只占6—7%，“也就是说，16%的GDP只养活了6—7%的就业人口。”与之相似的还有旅游业，贡献了5%的GDP，但是只有9%的就业人口从事旅游业相关工作，“所以很多的人面临失业，以及低收入。”

根据以往的特区政府统计处数据可以看出，香港一度经历了收入差距巨大的阵痛——高收入和低收入之间的差距从2001年的10.4倍扩大到2010年的12.2倍；高收入和低收入全职人士的差距从2001年的5倍扩大到2010年的5.4倍。

“香港的贫富差距与生产国际化、中国发展速度快有关。”冯氏集团利丰研究中心董事总经理张家敏向澎湃新闻记者表示，全球化的结果，就是富者越富、贫者越贫，“这在全世界都一样，因为全球的高端劳动力要素都集中在这里，有能力的人的工资占比越来越多。”而香港的贫富差距相对严重的主要原因，也是因为内地高速发展所带来的机会太多，“香港的很多人抓住了这些机会，变得越来越有钱，而那些错失了机会，或是不懂得利用这些机会的人，所获得的资产就越来越少，贫富差距就是这么逐步放大的。”



香港科学园是一个以高科技及应用科技为主题的研究基地。东方IC 资料

香港经济功能不会被取代

“1990年，香港的GDP等于整个内地GDP的25%；1997年等于16%；今天，大概2.5—2.7%。”雷鼎鸣透过手中的数据分析指出，香港经济相对于内地的重要性在下降，“主要是内地经济增长得太快了。”

张玉阁曾提到，香港与内地经济增长的不同步，使得香港的经济地位受到内地其他城市的挑战。2009年，上海GDP首次超过香港，此后上海一直领先且优势逐步扩大——而1994年时，香港的GDP接近上海的6倍。2013年，上海GDP高出香港780多亿美元。而随着上海自贸区的启动发展，其经济规模上的领先优势也进一步扩大。

此外，香港智经研究中心曾在发布的报告中认为，“十二五”规划末期，广州和深圳的GDP总量齐齐超越香港，广州和深圳的人均GDP将分别于2017年和2018年超越香港。很多评价认为，香港的经济地位会逐步被上海或深圳所取代。

但在谢国樑看来，香港目前的经济功能不会被内地的其他城市所取代，只能分别在对应的轨道上发挥各自功能。“作为一个国际化的国际金融中心，商业运作必须实现货币兑换、资金进出、人员进出、咨询服务的自由等，这些都是作为一个国际化的运营平台要具备的最基本的东西，从目前来看，内地城市实现这一功能还有距离。”

“上海和香港的未来将是两个不同的平台，都有很好的发展机会，而且从国家的长远发展看，也应该有两个不一样的平台。”谢国樑指出，香港的定位应该是一个和西方衔接的平台，而上海则是一个属于内地的平台，是内地体制下发展出来的金融中心。“所以上海从长远来看，就是为本地的居民、本地的企业服务；而香港主要是为非居民的企业服务，是一个离岸的平台，所以完全不存在谁取代谁。”

发展高科技产业是最好出路

香港的转型从未停止。如今，站在十字路口的香港经济，该如何选择转型之路？

“首要就是去做大做强金融服务业和专业服务业，以及继续深化与珠三角之间的分工合作模式。”雷鼎鸣指出，这个模式目前迎来了新的转机，就是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一带一路”大背景以及珠三角当前强劲的科技制造业发展势头，“这些都能给香港提供更多的金融服务机会。”

张家敏的观点与之不尽相同，他提到了“2.5产业”，“这不是第三产业，也不是第二产业，更不是农业，它是‘2.5’，是跟制造业有关的生产性服务。香港要尽量发展一些跟支柱业有关的生产性服务业，比如产品检测、高档服装设计、健康产业等。”

他提出，要向知识型、服务型高增值产业转型，主要是创新科技产业、创意产业，以及知识型服务，“除了金融服务业，科技服务、专业服务等，都应该是香港经济在转型过程中应该重点发展的方向。”

雷鼎鸣也指出，香港经济转型的最好出路之一，应该是发展高科技产业。“香港有世界一流的高校和科技研究机构，而且紧邻深圳这个重要的高科技生产基地，可以在科研、科技创新方面投入更多的资源。”

在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快速发展的当下，我国各类真人秀综艺栏目的发展呈现出井喷状态。然而，由于栏目扎堆，同质化现象严重，风格雷同，一部分作品缺乏质感、灵性和情怀，格调低下，大有走向“愚乐”之途的不良趋势。有的栏目重形式而轻内容，重经济效益而轻社会效益，这种创作观念上的误区严重制约了栏目文化认知功能、教育功能和审美功能的发挥，使其日渐成为粗制滥造、营养匮乏的快餐文化，消耗着观众的收视热情。此外，不少栏目大量购买国外版权，“拿来主义”盛行，由于国内外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的不同，国外栏目模式在国内市场遭遇“滑铁卢”例子不少。在这种“泛娱乐化”的背景下，《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中国诗词大会》《朗读者》《见字如面》等文化类栏目异军突起，实现了口碑和收视率的双赢。



主持人董卿（左）与TFBOYS成员王源在《朗读者》舞台上。 图片来源：@CCTV朗读者微博。

针对键盘输入代替手写给现代人带来的“失写症”，《中国汉字听写大会》栏目组做到了先行、先觉、先倡，以“书写的文明传递，民族的未雨绸缪”为栏目定位，引发了“全民焐热冰封汉字的行动”，从而唤起国人的汉字情结，传播汉字文化，促进全民参与。《中国诗词大会》以“赏中华诗词，寻文化基因，品生活之美”为基本宗旨，打造“一场全民参与的诗词文化盛宴”，使得阳春白雪的诗词文化由小众走向大众，让观众邂逅更多的“诗”与“远方”。《朗读者》以访谈与朗读结合为形式，以文化与情感融合为基础，赓续传统文化，弘扬人文精神，重新点燃国人的文化需求。黑龙江卫视推出的《见字如面》用“极简主义”压倒了大制作、大场景和大舞台，在信息爆炸时代，重温那些尺素寸心的诗意和暖意，彰显了情感之美、文字之美、哲思之美。有网友盛赞文化类栏目为“综艺栏目中的一股清流”。这类淳朴淡雅栏目的走红，看似出人意料，实则情理之中。正如清华大学教授尹鸿所言：“当下以‘快节奏’和‘浅思考’为特点的综艺栏目盛行，‘缓慢’和‘深度’极其缺失。”文化类栏目的出现正好迎合了时下“文化修复”的需求，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的“文化焦虑”，唤起了国人对传统文化的敬畏之心。电视媒体人遵循“极致思维+匠人精神”的创作态度，打破僵化思路，创新模式，精耕内容，开发原创，打造出有筋骨、有温度、有力量的精品栏目。这是对民族历史文化的一次深情关怀与回望，也是纠偏“娱乐至上”的社会现状的一次有效探索，更是文化供给侧改革的一次有益尝试，彰显了文化自觉和民族自信，为综艺栏目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和方向。

文化类栏目的成功为当下的电视媒体人提供了几点有价值的启示：要坚持自主原创，应提高外国版权引进门槛，精雕细琢进行本土化改造和创新，实现从“模式引进”到“中国创造”的改变，并形成持久的竞争力、传播力和影响力；要坚持受众为本体，加强受众的心理研究，契合受众的认知需求和情感诉求，充盈国人的精神世界，突出情感元素和人文关怀；要坚守社会责任意识，电视媒体人应肩负起传播思想、传递情感、传承精神的使命，坚定文化自信、拿出文化担当、坚持文化追求，以更冷静、专业的态度打造出更具高度、深度、温度的精品栏目；要培养全媒体的发展思维，通过网络平台，实现综艺栏目的全面持续、良性健康、和谐共生的发展态势。当然，综艺栏目的“寓教于乐”仍需要适度的娱乐表达。电视栏目应该是娱乐的，也必须是娱乐的。但这种娱乐不是哗众取宠式的游戏，而应该是潜藏着必要建设力量的娱乐，综艺栏目也应是更高层次的带有娱乐属性的文化产品。

本文刊登于光明日报2017年6月26日12版，原标题为《文化类栏目应当追求“慢”与“深”》

6月22日下午，环境保护部副部长赵英民在济南市主持召开山东省部分城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调度会，听取济南、淄博、济宁、德州、聊城、滨州、菏泽7市政府及山东省环境保护厅落实《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并对下一阶段工作提出要求。

赵英民充分肯定了近年来山东省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燃煤机组超低排放、工业治理、机动车环保管理、区域联防联控、重污染天气应对等方面取得积极进展，全省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赵英民指出，与2017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要求相比，山东省及相关城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仍存在一定差距。部分地方思想重视程度不够，压力传导不及时，产业结构、能源结构问题突出，移动源环境管理薄弱，“散乱污”企业、燃煤锅炉亟待强力整治。

赵英民要求，要清醒认识当前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面临的严峻形势，统一思想，坚定信心，坚决打好蓝天保卫战。一是提高思想认识。地方各级党委、政府要从讲政治的高度，牢固树立四个意识，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和大气污染防治决策部署，做好大气污染防治各项工作。二是强化责任落实。要切实落实党委、政府环保“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进一步明确部门职责分工，细化任务措施，任务层层分解，明确责任人和完成时限，形成工作合力，建立完善目标责任追究制度，强化督查督办。三是要强力推进各项重点工程。加快推进清洁取暖，依法取缔“散乱污”企业，推进重点行业达标改造，推行企业错峰生产，加强机动车环保监管，严格扬尘综合整治，加快修订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

赵英民强调，环境保护部将每季度调度各地区和相关单位工作任务落实情况，对“2+26”城市空气质量改善情况实施按月排名，按季度考核，请山东省及相关城市严格按照2017年工作方案各项任务目标和时间节点要求，强力推进，狠抓落实，确保各项任务措施如期完成。

山东省、济南等7市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

（原题为《赵英民督导山东部分城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时强调 坚决打好蓝天保卫战》）

记者从天津市纪委获悉，天津市委对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方信托公司)王建东不作为不担当问题严肃问责，免去其该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职务，并向全市通报。

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前身为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信托投资公司，于1987年10月经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批准成立，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人民币。2005年12月，经天津市政府批准，完成公司分立，注册资本变更为1,000,998,873元。2008年10月，经中国银监会批准公司名称变更为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股东27家，控股股东为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据通报，王建东作为北方信托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不认真履行全面从严治党第一责任人责任，学习贯彻中央和天津市委全会精神敷衍应付；对天津市委肃清黄兴国恶劣影响进一步净化政治生态的重要部署重视不够，推动落实不力，接到市委文件仅简单圈阅后即归档，未按照天津市委要求部署开展此项工作；召开党委会不及时，导致公司多项业务工作进展缓慢，造成网络安全隐患，影响公司异地业务和员工招聘工作正常开展；放松对自己的要求，长期迟到早退，造成不良影响。此外，王建东违反组织纪律，未按照市委要求请假报告，擅自不参加天津市委十届十次全会。

天津市委决定，免去王建东北方信托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职务。

（原题为《北方信托公司董事长王建东因“不作为不担当”被免》）

6月19日上午，罗新与鲁西奇两位教授的对谈在武汉大学珞珈山庄第六会议室举行。罗新现为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鲁西奇现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对谈活动由武大历史学院魏斌教授主持。这次活动主题为“发现弱者的历史”，来自武大、华中师大等校的众多老师和学生到场聆听，并参与讨论，气氛热烈。兹根据录音整理对谈部分精彩内容，以飨读者。



罗新教授（李永生 图）

魏斌：罗老师长期研究草原部族强势者的历史，为什么开始关注弱者的历史？

罗新：我过去的工作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根据墓志理解北朝社会或南朝社会，根据这点理解再去读老师们和同代学者的一些重要研究，从这个角度去掌握一点知识；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做所谓草原历史的研究，草原历史研究跟草原历史一样，很薄弱，将来一定会有学者做得非常好，比我想象要好得多。我现在主要回到从墓志看北朝社会的研究。

我们知道北朝墓志都是以前有钱人、有权的人留下来的，都是当时的上层社会，下层社会的人没有墓志。但是呢，在读墓志的过程中，也能看到社会的差异，或者是一些受迫害的受侮辱的，被推到边缘去的，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人。这个思路我过去很早就有了，我大概在做北方民族社会的时候就尽量避开帝王将相啊、征服者啊，就尽量避开跟这些人过度接触，担心跟他们接触太深，产生对他们的崇拜。

另外，我的性格，别人说我是一个老是跟人家唱对台戏的人，有点桀骜不驯，不容易当一个顺民。这个性格对我的学术研究也是有意义的。第一，在学术思潮上不愿意跟着主流，第二，在研究对象上我不愿选择大家都崇拜的人，你们喜欢孝文帝，你们喜欢冯太后，你们喜欢研究他们，我就不大乐意，或者我会研究他们的另外一面。我想的是我们不能只看到这一面，还可以看到另外一面，一些人在历史上好像总是站在台面上，在比较热闹的地方或是被歌颂的地方，另外一些人处在被挤压被打压、作出重大牺牲，同时又被历史埋没被遗忘的状态。所以我更愿意看到被压迫这一面，因为这一面往往被历史遮蔽了。当我看到这一面，我就忘不了这一面。

最近在我生活中影响很大的一件事：有一天，我看完电影，散场的时候都十一点、快十二点了，我从电影院走回家，看到路边有个老太太，也许有八十岁了，也许年轻一点，她摆着一堆东西在街头卖，但这个点了，街上几乎没有什么人了，我走过去了，但我心里觉得很不舒服，又走回来，问她：你是不是在卖东西？这么晚了，又没有人。她说：白天不能卖啊，只能晚上卖。我们家没有别人，只有我一人。我觉得她没有必要撒谎，我显然只是问问她，不是想买什么东西。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事对我影响很大，很久老想着这个老太太。我想生活中这样的人很多的，人类相当部分是这样的人，而他们在传统历史学里是不被关注的，这些人不会进入历史学家的写作当中，或者说不会成为历史素材，根本不会被记录。可是他们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人。

这种情绪这种思路纠缠我很久了。从去年开始，这个思路逐渐清晰，前年在这里参加青年学者联谊会的时候，我讲过“走出民族主义史学”，当然我那时候还是针对民族主义史学，还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我们不能只是走出，走到哪儿去呢，这是一个问题。当时能够设想到的办法，就是回到个体。用个人来against，不叫对抗，不是抵抗，反正就是在这个背景上，我们还是承认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这一套话语是主体、是主流、是主导，但是不能只有这个，还得有一些在这个背景下的别的话题，比如个人，比如边缘。去年杨奎松先生出版了一本《“边缘人”纪事》，那里面讲到1949年之后一批很普通的人，甚至一些很糟糕的人的经历，即使用我们今天的道德标准，宽容的态度来看，这些人都不值得来往。同性恋者、小流氓、小偷，这种人当然你不跟他们来往，但他写了一群这样的人。我是非常感动地读了他那本书。这些人也是历史学家应该关注的。



《“边缘人”纪事》

大概从这些思路出发吧，来来回回的，这几年很幸运，尤其常碰到鲁老师。我很吃惊啊，万人之中不知道谁的想法跟你一样的，我很意外地发现鲁老师的想法基本上跟我一样，当然他比我思考得深一些，关注的具体问题也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在情感和理论的层面上是有共同的关怀的。而且我相信，吾道不孤，不只有我们几个人，事实上只要有机会出去谈，不管是不是同龄的人，都有同样的思路，都有同样的想法。这几年别的工作做不下去了，因为过去的思路断掉了，甚至被否定了，做过的都是半成品。我不到五十岁，或刚过五十岁的时候，这种内心的煎熬就很严重了，老想做点什么不一样的。我现在还处在摸索的阶段，尝试去做一个实验性的工作。

这学期我在民族史的课上，跟同学讨论、交流。我当时刚看完这本书，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的思路。大家知道，Charles Mann写了两本书，都很通俗易懂，一本是《1491》，一本是《1493》。1492年哥伦布发现了美洲，这个作者就以1492为断限，把1492之前看作一部历史，之后是一部历史。他不是一个学院派的历史学家，但是他读了很多专业的书，对他影响最大的是提出“哥伦布大交换”概念的Crosby，大概Crosby跟他私交也很好，还专门为《1493》写了推荐语。《1491》我读了之后，感觉不是很强烈，但我读完《1493》，特别读到第九章，觉得很棒。第九章题目叫作“逃亡者森林”，写的是欧洲人对美洲殖民，美洲因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殖民的高峰时期，17世纪到18世纪中期，整个美洲的变化非常大。第九章举了好多事例，搜罗了好多材料，专门讲我们刚才说的边缘人：逃亡的奴隶，反抗者，不服从国家秩序的人。他专门写了这些人，比如逃亡的奴隶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抵抗了很久，有的抵抗了长达五十年、八十年，有的还部分获得了成功，使得某个地区的历史面貌跟过去大不一样。当然有些反抗失败了，但他们反抗的时间很长。这是我们过去讲历史、写历史都不容易触及的话题。过去我们的历史观就是国家主义史观。简单地说，叫民族主义，其实就是国家主义，不是以哪个民族，而是以国家结构为中心，以它为唯一的衡量标准来谈历史，来结构我们的历史，来重新叙述过去的历史。像这样反国家的，很少。



《1493》

再举一个例子，就是James Scott《不被统治的艺术》，中文译本叫作《逃避统治的艺术》。我读Scott的东西，也是很感动。他有一个特点，他把东南亚高地，zomia，这样一个地区的很多人群，描述成主动逃避国家、逃避大型的社会政治构造，而这种叙述很不符合我们过去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从部落到国家那一套。他说不一定所有的人都愿意走这条路，当然有的地方显示走了这条路，但是有的地方的人主动逃避走这条路。我过去写《王化与山险》讨论中古蛮人，鲁老师也有一篇文章讨论这个时期的蛮人，我们都涉及这个话题，但是在理论上没有给它总结。我们当时意识到了，这种人不愿意加入到一个更大的政治组织——显然加入到更大的政治组织没什么好处。我们现在歌颂秦始皇统一六国，其实那是很大的灾难。原来是在一个小国家之内服役就很费劲了，但是秦统一之后一下子从安徽从江苏跑到渔阳服役，那不起义才怪呢，日子没法过呀。我们过去大概意识不到这种历史叙述，或者说没有深刻意识到它所带来的灾难和痛苦，因为都在讨论统一啊、国家发展啊这些看似更大的问题，就把那个话题搁下了。像这样的思路在我内心纠纠缠缠来了好久。如何把这些想法落实到我的具体研究，这就变成我最大的难题。

我想人文学的研究不在于具体课题本身，而在于即使对你说的这个故事兴趣不大的人，读了之后也会有启发。这就超越了个案，更有价值。我是说，在走出国家主义史学，或者说，在国家史观的笼罩之下，可以做出一些新的工作。大概很多人已经走出国家史观了，而我们知道，传统史学还有一个英雄史观。很多学者已经走出英雄史观了，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由于进入现代历史学之后，问题史学成为主导，作为个体的人在历史学中似乎变得不重要了，在这种情况下，英雄史观在悄悄地起作用。所以我觉得今天还存在一个任务，如果回到个人的话，同时要非常警惕英雄史观。我们所说的个人，其实并不平等，身体状况、个人能力，等等，都是有差异的。但是这些差异是不是可以放大为历史，好像变成对历史发生作用的差异，这是很危险的，不能简单地就想到这一点，好像有些人就是对历史影响大，另一些人对历史影响小，我们内心也不容易怀疑我们的直觉，但是我总觉得我们面临着真正把英雄史观从脑子里去掉的任务，必须把这个问题解决。我们总是讲帝王将相，总是讲成功者，现在真的应该看到那些英雄是被塑造出来的，所有的英雄都是被塑造出来的，都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历史原因被造出来的，上到皇帝，下到普通英雄，都一样。我相信有一些强势的力量，但不相信有一些强势的个人。大概强势的个人都是各种原因造出来的，在读历史、想历史和写历史的时候，怎么把英雄史观真正抛弃掉、清理掉，这是一个很大的任务。我认为国家史观、英雄史观还是目前主导的史观，所以怎么把这个去掉，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同时，我还在探讨一种历史叙述的方式，就是怎么写历史的问题。现在我在写作上自由度很高了，但是怎么用好这个自由，怎样写出一个好玩的，有意思的，也是历史的东西，是我时刻琢磨的。毕竟我希望我所尊敬的同行看了之后说，你写的东西也还可以。



《逃避统治的艺术》

魏斌：您定义的弱者，是像斯科特这样明确的一个阶层的人群呢，还是观察人群的一个角度啊？其实强弱之分是可以转换的，每个人既是强者，也都是弱者。像孝文帝，他是一个强者，但早年冯太后在世的时候，他就是个弱者。您怎么定义弱者？

罗新：对。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过去我们说边缘人的时候，也有这个问题，谁是边缘人呢？我是这样想的，人和人之间，人群和人群之间，因为社会现实而造成的强弱高低之别。就他个人而言，作为个人的孝文帝，和作为皇帝的孝文帝，是两个人。这两个人有边缘，有弱者。他失去了母亲，失去了自己的儿子，他谁都不能相信，甚至跟皇后说话都拿着一把刀，这样一个人，你能说他是强者吗？他已经吓得要死了，这个人是弱者。代表着国家的时候，他是强者。在他本人面前，他所代表的体制是一个强大得多的强者。冯太后也一样，她固然有一个时刻强大得不得了，但她有一个国家。跟国家相比，所有的官员、帝王都是弱者。这确实是相对而言的，就像我们搞出一个弱势群体，当然这是体制化的弱势群体。

鲁西奇：据我理解，这个弱者是相对于民族、国家，甚至大众而言的。对每个人来说，面对的是远比自己强大的社会和文化的权力。所有人都可以是弱者，或者说所有人都有弱势的一面，但这一面经常被掩盖起来。我想即使是君王，面对国家，就像罗老师刚才举的孝文帝，作为个人，即使是皇帝，他所面对的制度，那个所谓的文化传统，他也可能是弱者。如果这样来理解，把弱者的历史，理解成个体的人的历史，会更清楚一些。我们说弱者的时候，容易引发歧义。

魏斌：我们这个话题的意义，在于发现在国家面前，作为个体的人弱的那一面。我们就是要去发现这样的历史。

罗新：这就像戴上新的滤镜，我们专门找其中的这一面。在个人生活中也有跟他（她）个人意志相冲突的地方，我们看，跟个人意志相冲突的时候，他（她）个人是什么反应。这种反应有时候构成了塑造历史的力量之一，虽然不一定是主导的力量。而这一面往往是被忽略的。过去一般强调历史是理性的，所以就讨论所谓的历史大势，历史的另外一面就不讨论了。而历史的丰富性就表现在个人意志跟周边环境有冲突的地方（当然也有协调的地方），在发生冲突的地方他怎么反应，这是历史当中非常有意思的。对于个人能力非常强，权势非常高，地位非常重要的那些人来说，他（她）的反应是一方面，而对于普通人，小到小萝卜头、街上的一个乞丐，他（她）也有个人意志发生冲突的时候，他（她）的反应也应该纳入视野。我是想说，应该具备一种敏感，学会一种寻找，老是发现这种例子，讨论这种例子，使他们成为历史观察的一个对象，成为历史描述的一个对象。

归根结底说实话，我是觉得到了一定年龄，学历史的人，——用唐（长孺）先生的话，“勤著述，终无补”，对不对？但我们还是想有所补的，这个“补”在哪里呢？也许最终还是跟唐先生所说的那样“无补”，但我们希望有所补，因为不甘心嘛。“补”在哪里呢？那就围绕我自己的工作做一点事情，如果只是去歌功颂德，去顺应国家发展大势，那实在跟很多历史学家的初心是不相一致的。如何讲出不同的历史，就是对现实有所回应，满足自己内心的一点点需要。



鲁西奇教授（李永生 图）

魏斌：在我们心目中，罗老师是做统治者的历史的，他是出于良心发现，来关注弱者的历史。（众笑）鲁老师，您长期做基层社会的研究，您是从弱者群体出来的（众笑），您怎么看弱者的历史？

鲁西奇：今天，我们每个人时常感到自己在这个社会上有一种孤弱无力的感觉。在国家，在制度，在强大的文化权力面前，甚至在大众面前，自己非常非常渺小，一点事情都做不来。而且，这种不断弥漫开来的、逐渐强化的孤立和无助，在这个全球化和所谓网络的时代，越来越强烈。它反过来让我去想，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作为个体的人的觉醒和对个体的局限性的认知。以前投身革命，投身国家，那是有意识和无意识的自我泯灭。后来，才想到自己的存在。反过来说，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很多人喜欢，它很有市场啊。为什么很多人拥护它？其实它提供了一个逃避自己、克服自我觉醒的工具。如果有一个“国家”给我们安排所有的一切，多好啊。我从年轻的时候一直期盼过这种日子。结果发现不可靠，找不到。

这些年我对华南的研究接触得比较多，我在思考我们所说的作为个体的人的历史，或者弱者的历史，它并不是大众的历史。其实作为整体的大众不是弱者，不管它是否有组织，大众在本质上跟民族、国家是分不开的。无论怎样意义上的大众、民众或者乌合之众，都不孤独，不孤立，都不突显“个体”，他们甚至“抹杀”个体。各种集体主义的表达和组织，实际上跟“国家”是吻合的。所谓立足于民众的，从地方社会出发的，自下而上看待国家的，这些研究本质上还是国家的历史。它是中华帝国史的地方社会版或民众版，甚至是地方精英版。

我大概从2013年开始涉及滨海地域的历史，其实我是有意识地想去看，跟山区蛮人一样，在国家直接控制之后，这群人是怎样生存的。这两年我又有一点困惑，当我们把他们当作人群、群体的时候，又赋予了他们力量，甚至赋予了他们反抗的力量。但是在历史过程中，他们没有感受到。就像山里的那些蛮人，他们一个个很孤立，只有被裹进某种组织，不管它是政治的还是社会的，他们才感受到他们是那群人的一部分。在我们的研究尺度里头，罗老师做的宫女的故事，胡鸿讨论过的各种群体的问题，我们要把握怎样的研究对象呢？这是一个我不知道的东西。在墓志里头，以及其他材料，我们可以看到个体的人；但在更多的历史文献里面，我们看到的是一群人，他们由若干个人组成。但是这个群体是不是文献制造出来的呢？

胡鸿让我接着罗老师的话来讲怎么做。我觉得如果我们来揭示弱者的历史的话，第一个可能要说清楚他们为什么是弱者。在国家、制度和文化的力量面前，他（她）如何成为弱者。传统制度史的研究，政治经济与社会的结构主义的分析，和作为权力的文化史的考察，这些研究从很多方面告诉我们，作为个体也好，作为群体也好，他们所面对的力量非常强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她）一定弱。他（她）的弱，是指他（她）的个人权力和意志被剥夺了。所以我想有一个东西可以做，就是制度如何控制个人的行为，如何侵夺个人意志和群体意志，如果研究这个东西，材料应该是许可的。我这学期上的课是乡里制度的研究，我的入手点就是想看乡里制度确定以后，本来不需要缴税纳赋的人，如何被迫给国家劳动。那些散布于农舍田间的农户，他们被纳入王朝国家控制体系，成为编户齐民。我把这个过程，称作“从人到民”的过程。我相信，我们同样可以去关注那些读书人，又是如何从“人”变成“臣”的过程。在国家制度与机器面前，民、臣都是孤立的个体，他们主动或被动地进入王朝国家体系，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是孤立无助的。

第二个，罗老师说这些人在历史的过程中是有自己的能动反应的。面对国家体制，我们的选择大约有两种，一种是从，一种是不从。迄今为止华南研究揭示了不同区域不同层次的人群进入国家的方式和过程，他们最终成了这个国家、民族和文化的基础。在我看来，这是华南研究这些年来做的一个最大的贡献。那么另外一个选择，大概有三种方式，抗拒是一种，逃亡是一种，自主选择、主动死亡是一种，这个概念是从弗洛姆那里来的。不同人群有不同的抵抗方式。那些已经进入国家体制的人，被纳入王朝国家的人，我们不去看他们进入国家的过程，而关注他们脱离国家的过程，他们有不同的方式脱离国家。他们会成为浮浪人、成为逃户、成为亡人，这说明他们之前有一个进入国家的过程。我们说到斯科特的研究，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



现场（李永生 图）

魏斌：也就是说，他们原先都有一个积极融入体制的过程，那么他们脱离国家之后的走向是什么？成为荫户，成为附属民，成为部曲，成为另一种体制下的人。

罗新：但我觉得价值不在于反抗是否成功。也许不成功才是我们史学关怀所在。主要要看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个选择。当然也要看到，对他们个人来说，这种选择是失败的。或者从外界观察来看，他们还是被抓走了。但是，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因为这揭示了所谓国家是什么，有助于打破我们对国家一味的崇拜，我们看到国家并没有那么美好，这对于人的理性认知是很有意义的。

鲁西奇：我想意义可能还不止于此。弗洛姆说人类历史起源于最初的不从，所谓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没有听上帝仁慈的安排，做了上帝不许可的行为，才有了人类的历史。他从这个角度来讲人类的起源。他还讲了很多其他例子，总之不从导致革命、导致改良，那么我们可以说“从”创造现实，“不从”带来变革。你说的荫户的例子，恰恰说明他们要逃离国家直接控制的编户系统，与此相配合的，这样一套新的体制出来了。随着逸出体制的人越来越多，而且是富有力量的那一部分，这就导致了旧有体制的彻底崩解。这是革命啊。

罗新：历史就是这么塑造的。

魏斌：他们逃离了国家体制，而进入私人控制的一套体制。

罗新：这可能是新的国家体制的雏形，至少是新的国家体制的选项之一。


 

【编者按】

6月22日，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董明珠做客新华网《思客讲堂》。作为中国制造业的领军人物，董明珠结合格力电器多年的发展历程，表达了自己对创新与中国“质”造的理解。演讲中，董明珠与现场观众分享了一个好消息，“2017年，格力电器实现了半年近700亿的销售额”。1991年到2012年，21年格力电器累积的利润只有200亿。但2012到2016年的五年，格力的利润有近600亿。董明珠认为，这就是创新带给格力的改变。



以下是对董明珠发言的摘录：

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创新的含义非常广，不是诞生出一个新产品就是创新。我经常去一些企业参观，问他们“企业创新搞得怎么样”，他们往往会说“我的企业创新搞得很好，我们引进了多少外国人才，有多少技术是从外面买进来的”。我感觉很疑惑。虽说现在国际化了，但是把人家所有的核心技术采购过来，组装出来，难道这就是国际化产品吗？甚至核心部件都要依赖别人的技术做出来，这样打造出的产品虽然也有自己的东西，但是微不足道。

什么叫创新，什么是中国“质”造？我认为就是有一天，全世界都要到我这里买我的核心部件，那就是中国“质”造。中国制造怎么能让世界瞧得起呢？是当你在这个领域拥有话语权，能用技术改变别人，更重要的是因为这是你创造出来的。格力电器从一个没有自己技术的跟随型企业变成创造型企业、引领型企业，是付出了代价的。这个代价是什么？不断挑战自己。企业不能逐利而行，一定要全身心投入到对品质的追求、对技术的创新。如果愿意以牺牲自我的精神做创新，这家企业就一定能够获得社会的尊重，也可以赢得更多的市场。

创新还包括诚信，面对现实、尊重现实，这是一个企业的原则和本性。如果一个企业不诚信，它很难创造出好的技术。我们不反对别人买技术，不反对别人高薪引进人才，不反对与国外合资，但是有一条，只有自己创造出来的，才是最有价值的。

举个例子，格力空调2005年以前没有自己的压缩机，中国的所有家电企业都依赖于别人的压缩机。其中最让我感到心痛的是，1995年日本已经全部用了变频压缩机，2005年我国实现能效等级时才有一级、二级到五级，之前就没有节能概念，只要能吹风，风越大越好，比风扇冷气足就很满意了。我们买了人家已经淘汰的东西，还要给别人专利费。

2005年以后，格力电器拥有了自己研发的压缩机，也有了自己的研发基地。格力现在有8万人，其中技术开发人员近1万，有9个研究院，这个数字似乎有些不可思议，一个制造业企业凭什么拥有这么庞大的研究团队？我觉得，这就是社会责任，我们要尽快把研发出来的技术转换成生产力，我们的技术是让人去享受，而不是一个摆在那儿的理论，这就是创新的价值。

创新不仅仅是技术领域里的突破，也是在整个管理体系的突破。比如我们能一眼认出一个人是来自日本、德国或者中国，为什么？因为一种文化的磁场培育了他的习惯。其实，习惯对企业创新同样重要。很多企业模仿我们，但后来没有成功，原因是它不敢去较劲。任何新生事物在发展过程中，都会遇到新的矛盾和新的问题，也许我们今天是正确的，但到了明天就不适应这个时代，所以要敢于去变革和改变自己。

中国制造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低质低价的代名词，没人以用了中国产品为骄傲。过去几年中国人喜欢到国外买马桶盖、电饭煲，责任在谁呢？消费者吗？还是因为我们中国人不爱国？我想，都不是。这是我们制造业的问题，因为没有掌握核心技术，没有好的质量，当不能提高消费者生活质量的时候，自然而然就会被社会淘汰。

我们制造业的短板是急于求成，而以销量来衡量是否成功，那是逐利而行。现在市场变了，消费者首先看的不是价格，是品牌。所以制造业一定要改变观念，要有吃亏精神。偷工减料可以赚一块钱，不偷工减料只赚一分钱，我也要干只赚一分钱的事，不干赚一块钱的事，这样去发展制造业就一定有希望。中国制造要以诚信为本，这是一种口碑、一种信任，不是广告。要让别人离不开你，当所有人都来买中国的产品，才叫中国“质”造。

关于“让世界爱上中国造”这个口号，当时来源于别人对中国制造的偏见，我到南非时，当地经销商说格力空调是做得好，但打的是“中国制造”。我说中国制造怎么不好？他说，中国的插座价钱是便宜，但用了两天就坏了，那时我意识到品质对于中国制造非常重要。

其实中国也有很多好的企业，只是我们的观念要发生变化，要有坚强的信念，走一条挑战自我的战略，才能最终让世界爱上中国造。这两年中国产品的质量发生了一定变化，从品质的角度也有了新的认识。国家强调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化解过剩产能。这两年我感觉变化最大的就是采取倒逼机制，下手狠，不合标准就必须关停。中“质”造的提升需要质检总局狠打造假企业，对不达标的产品不要讲人情，这是对消费者负责。

我提倡要让产品“零缺陷”出厂，就是你的产品生产出来不能带着任何瑕疵。如果产品中万分之一是有瑕疵，每年按照4500万套到5000万套的产品销量计算，就会有4500到5000台的产品出问题。何况消费者用了几年以后，可能还会出现一些其他的质量问题。每一个员工都把他的岗位视同是“零缺陷”的，这样才能保证最终的产品是完美的。

而消费者对我们制造业来说是上帝，因为产品的标准是定在消费者心中的。我们在技术领域里面改变了过去所谓对标准的认识，很多企业认为我们的产品达到了国家标准，但是有没有想过是否达到了消费者的标准？因为让消费者满意才是企业应真正设定的技术标准。所以，我们对技术的理解是要做99分而不是60分，不是以国家标准要求我们产品的满意度，而是以消费者的满意度决定我们对产品设计的满意度，这是格力电器这几年来不断总结出来的文化。

现在，我们技术队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跟随型转型成为创造型，我们研发产品的方向就是消费者想要但目前市场上没有的东西。把它打造出来就能引领消费，做制造业不能一直当追随者。

在这里，我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格力电器在1991年的时候，销售额才几千万，而今年到目前为止，半年我们已经实现了700亿的销售额。1991年到2012年，21年我们累积的利润只有200亿。但2012到2016年的五年，我们的利润实现了600亿。这就是创新带给我们的改变。

作为一名企业家，我时常思考，一个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需要有自己的梦想和追求。但首先不能忘的是国家，企业的发展一定是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结合的。15年前，我们走出国外没有得到尊重，而今天再走出去已今非昔比。那是不是我们就是最好的呢？其实，我们的差距还非常大，比如我们的核心材料、关键技术，甚至一个产品的突破可能还要依赖外面的东西，这是我们的差距，也是格力的梦想和追求。我们一定要成为创造者，让别人离不开我们，到了那时，格力就成功了。

（本文根据主办方提供的实录和现场录音整理，未经主讲人审定）

哥伦比亚沉船事故救援现场。东方IC 图

央视网6月26日消息，6月25日，一艘载有约170人左右的游船在哥伦比亚西北部的一个水库沉没，目前救援工作正在进行中。此前曾有报道称，这艘沉没的游船载客量约为150人。正在哥伦比亚的央视记者王陶然报道，目前，当地有关伤亡人数情况说法不一。此前，据当地媒体报道，沉船事故目前已经造成9人死亡，28人失踪。救援人员救起了99人，另有40人已自行脱险。不过据最新来自哥伦比亚总统的消息，事故已造成6人死亡，31人失踪。死者中有6人身份已确认。哥伦比亚总统已抵达事故现场，他表示，事故游船并未超载，哥伦比亚海军将对事故原因进行调查。



获救人员在船边哭泣。东方IC 图

不过有幸存者表示，在上船时，并没有人发给他救生衣，而且怀疑游船超载。目前，还未收到有中国公民在事故中伤亡的消息。

（原题《哥伦比亚一艘载约170人游船沉没 目前仍有31人失踪》）

【编者按】

在人工智能已经深入生活的今天，社会上不乏“人工智能威胁论”，担忧机器人会“反噬”人类。

创新工场创始人兼CEO、人工智能工程院院长李开复博士日前在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的“观点”（Opinion）栏目发表专栏文章《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的真正威胁》（The Real Threat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解读了上述问题。

在这篇文章里，李开复博士讨论了人工智能技术未来发展所带来的几个更真切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全球性的失业问题及可能产生的全球性经济失衡和贫富差距。

在2011年纽约时报的一篇专栏文章中，李开复博士曾预测中国手机支付直接跳过信用卡取代现金而成为主流支付方式、线上教育会进入二三线城市、本地餐饮使用发生颠覆。当时，微信还没有出现，而如今我们回顾这三个预测，基本都已经发生。

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次的预测同样并非科幻小说式的想象，文中的观点值得深思。

以下为专栏文章的完整中译版及英文原文：

面对呼之欲出的人工智能时代，您最担心什么？

通常，人们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很像各类科幻片中的惊悚情节。他们担心人工智能的发展会带来所谓的“奇点”，即在人类发展的某一特定历史时刻，人工智能会完全超越人类智慧，继而将人类社会带入一场无法想象的变革当中。人们甚至开始怀疑，人工智能是否最终会控制人类，使人类沦为所谓的“机械人”。

这些问题值得探讨，但并非亟待解决。先不论这些问题是否会发生，即使哪天真的出现，也是数百年以后。而目前，人类还没有任何已知的途径和方法能够将当前最卓越的人工智能系统——比如刚刚战胜了最出色的人类棋手柯洁的围棋计算机程序AlphaGo，转化为通用的人工智能，即具有自我意识、可进行常识性推理、能够自觉地从多领域获取知识、并具有感知、表达和理解等能力的电脑程序。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恰恰相反，现有人工智能技术和产品的发展速度之快大大超出我们的认识和预期，人工智能技术注定会改变我们的世界，并不完全以我们的意愿为转移。人工智能是工具，不是一种智慧形式。但它注定会重新定义工作的意义以及财富的创造方式；值得注意的是，它将带来前所未有的经济失衡现象，甚至改变全球的权力格局。

因此，当务之急，让我们先对这些迫在眉睫的现实挑战予以关注。

人工智能到底是什么？粗略来讲，人工智能技术指的是获取某一领域（比如贷款偿还记录）的海量信息，并利用这些信息对具体案例（是否应给某人贷款）做出判断，以达成某一特定目标（贷方利益最大化）的技术。这些技术在给定任务中所展现出的工作能力已经被证明可以完全超越人类的表现。

今天，这样的人工智能技术正在被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随着它的进一步发展，会不可避免地对就业造成冲击。很多岗位和职业会逐步消失，例如银行出纳员、客户服务代表、电话销售员、股票和债券交易员等；甚至律师助理和放射科医生这样的工作也会被这类软件所取代。假以时日，人工智能技术还会学会控制如无人驾驶汽车和机器人这类半自主或全自主硬件设施，逐步取代工厂工人、建筑工人、司机、快递及许多其他职业。

与工业革命及信息革命不同，人工智能技术所带来的冲击并非单纯指向某些特定岗位和职业，如传统制造业中的手工艺者被流水线工人所取代；或只会使用纸张和打字机的秘书被精通电脑的个人助理所替代等；人工智能所带来的是对现有职业和工作版图大规模地颠覆。毋庸讳言，其中大部分为低薪工作，但某些高薪岗位也将面临挑战。

值得注意的是，这场变革将会为开发人工智能技术及采用人工智能技术的公司和企业带来巨额利润。试想，如果优步能全面利用无人驾驶车进行运营；苹果公司能够省却大量人力生产其产品；全年满足超过三千万笔贷款请求却不需要任何人工干预的借贷公司；可以想见，这些企业将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创造何等惊人的利润和收益！而这一切已经是现在进行时。创新工场最近就在国内投资支持了一家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借贷的的初创企业。

诚如你所看到的，人类正面临着很难妥善共存的两个发展前景：一方面我们迎来了仅用少量人力就能创造巨大财富的发展时代，而另一方面，大量人员也将因此而下岗和失业。各种权衡，何去何从？

答案之一当然是教育，即要对人工智能所不擅长的领域进行有针对性的人员教育和再培训。具体来说，人工智能并不擅长需要创造力、规划能力以及“跨领域”思考能力等类型的工作——比如辩护律师。这些能力也是目前很多高端职位所要求的，问题是通过短期培训来传授和获取这些能力和技能的可能行较低。另一个方向则是弥补人工智能系统所欠缺的“人际交往能力”，发展出更多类似社会工作者、酒保、按摩技师等需要人际间微妙互动的岗位。即便如此，另一个问题随之出现：我们的社会对酒保或类似岗位又有多大需求呢？

按照我的个人推测，要解决人工智能变革所带来的大规模失业问题，需要的是更多我所说的所谓“关爱服务”。 这是人工智能无法完成，而社会又大量需要的服务；更不用讲你我生而为人所赖以的使命感和荣誉感。此类服务岗位不胜枚举，例如：陪伴老人就医的志工、孤儿院的教导员、戒酒互助社的志愿者，甚或未来可能出现的——帮助那些沉迷于电脑虚拟现实刺激中的“平行人”重返人生现实的热心人。换言之，当下的很多所谓志愿服务工作未来都可能成为真正的职业。

其中一些服务甚至会转变为高薪职业并趋于专业化，例如可协助和配合“人工智能癌症诊断程序”工作的、具有专业医疗知识、同时又富有同情心和极强沟通技巧的医疗服务提供者。总体而言，人们可以选择比现在更短的工作时间。

那么，谁会为这些工作买单呢？文章开始时我提到的那些集中于相对少数企业手中的巨额财富现在可以派上用场了。在我看来，人工智能所创造财富中的相当一部分会不可避免的转移到那些工作被取代了的人们那里去。而这一过程似乎只能是通过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即提高政府相关领域的开销，及增加高利润公司的税收来加以实现。

至于那样状况下的社会福利是何种形式，我认为可能是一种有条件的全民基本收入方案，即社会福利将面向有经济需求并符合条件的人群。所谓“条件”，是指福利申请者必须努力参与就业或再就业培训，或保证参与一定工时的“关爱服务”。

当然，为了给这类社会福利提供资金，提高税率可能在所难免。政府不仅要补贴大部分人的生活和工作，还要设法对此前大量下岗员工无法缴纳的个人所得税进行弥补。

这就带来了关于人工智能最终、也是最重要的挑战。我所描绘的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或许在美国和中国是可行的，因为这两个国家可以通过其规模巨大且成功的人工智能企业来获取税收，并以此支撑其高昂的社会福利方案。但是其它国家又当如何呢？

相较而言，其他国家会面临两个难以克服的问题。首先，大部分人工智能所创造的财富会流入美国和中国。人工智能是一个“强者更强”的产业：数据越多，产品越好；产品越好，所能获得的数据就更多；数据更多，就更吸引人才；人才越多，产品就会更好。在这个良性循环里，中美两国目前已经汇聚了大量人才、市场份额以及能够调动的数据。

举例来说，中国的语音识别企业科大讯飞以及人脸识别公司如旷视科技、商汤科技等就市值来讲，都已经成为行业翘楚。在谷歌、特斯拉及优步等企业的引领下，美国的无人驾驶技术也是首屈一指。而在消费互联网领域，中美七家企业——谷歌、脸书、微软、亚马逊、百度、阿里巴巴、腾讯——都已在其现有产品和服务中大量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并正快速将其运营版图扩展到全球范围内，尽可能占据更大份额的人工智能市场。从目前的情势看，美国似乎占据发达国家市场及部分发展中国家市场，而中国公司无疑赢得了多数发展中国家市场。

对于中国和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来讲，另外一项挑战则在于许多国家还在日益增长的人口，尤其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庞大的人口可以成为一种经济资本，就如同其近几十年来在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发展中所产生的积极作用。但是在人工智能时代，这一资本却可能成为经济负担，因为其中大部分人口将面临下岗失业。

所以，如果很多国家不能通过向高额盈利的人工智能企业征税来补贴工人，他们还能有什么其他选择？依我个人推论，为避免本国人民陷入贫困，这些国家会与提供最多人工智能软件的国家——中国或者美国——进行磋商和谈判，最后以特定人工智能企业在本地用户中的盈利来换取国家所需的社会福利补贴。从而最终成为中美两国的经济依附体，这样的经济发展态势也将重塑当今的地缘政治版图。

一言以蔽之，最大程度地缩小人工智能可能造成的经济失衡和贫富差距，已是当下必须要考虑的问题，此差距不仅体现在国家内部，也体现在国与国之间。从乐观的角度看：人工智能为我们展现了一个打破全球经济失衡状态的机会，而挑战所带来的巨大影响，将使任何国家都无法置身事外。



纽约时报上刊登的《The Real Threat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一文，红框标示。

英文版：

What worries you about the coming world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o often the answer to this question resembles the plot of a sci-fi thriller. People worry that developments in A.I. will bring about the “singularity” — that point in history when A.I. surpasses human intelligence, leading to an unimaginable revolution in human affairs. Or they wonder whether instead of our controll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t will control us, turning us, in effect, into cyborgs.

These are interesting issues to contemplate, but they are not pressing. They concern situations that may not arise for hundreds of years, if ever. At the moment, there is no known path from our best A.I. tools (like the Google computer program that recently beat the world’s best player of the game of Go) to “general” A.I. — self-aware computer programs that can engage in common-sense reasoning, attain knowledge in multiple domains, feel, express and understand emotions and so on.

This doesn’t mean we have nothing to worry about. On the contrary, the A.I. products that now exist are improving faster than most people realize and promise to radically transform our world, not always for the better. They are only tools, not a competing form of intelligence. But they will reshape what work means and how wealth is created, leading to unprecedented economic inequalities and even altering the global balance of power.

It is imperative that we turn our attention to these imminent challenges.

What i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day? Roughly speaking, it’s technology that takes in huge amounts of information from a specific domain (say, loan repayment histories) and uses it to make a decision in a specific case (whether to give an individual a loan) in the service of a specified goal (maximizing profits for the lender). Think of a spreadsheet on steroids, trained on big data. These tools can outperform human beings at a given task.

This kind of A.I. is spreading to thousands of domains (not just loans), and as it does, it will eliminate many jobs. Bank tellers, customer service representatives, telemarketers, stock and bond traders, even paralegals and radiologists will gradually be replaced by such software. Over time this technology will come to control semiautonomous and autonomous hardware like self-driving cars and robots, displacing factory workers, construction workers, drivers, delivery workers and many others.

Unlik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the computer revolution, the A.I. revolution is not taking certain jobs (artisans, personal assistants who use paper and typewriters) and replacing them with other jobs (assembly-line workers, personal assistants conversant with computers). Instead, it is poised to bring about a wide-scale decimation of jobs — mostly lower-paying jobs, but some higher-paying ones, too.

This transformation will result in enormous profits for the companies that develop A.I., as well as for the companies that adopt it. Imagine how much money a company like Uber would make if it used only robot drivers. Imagine the profits if Apple could manufacture its products without human labor. Imagine the gains to a loan company that could issue 30 million loans a year with virtually no human involvement. (As it happens, my venture capital firm has invested in just such a loan company.)

We are thus facing two developments that do not sit easily together: enormous wealth concentrated in relatively few hands and enormous numbers of people out of work. What is to be done?

Part of the answer will involve educating or retraining people in tasks A.I. tools aren’t good a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poorly suited for jobs involving creativity, planning and “cross-domain” thinking — for example, the work of a trial lawyer. But these skills are typically required by high-paying jobs that may be hard to retrain displaced workers to do. More promising are lower-paying jobs involving the “people skills” that A.I. lacks: social workers, bartenders, concierges — professions requiring nuanced human interaction. But here, too, there is a problem: How many bartenders does a society really need?

The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of mass unemployment, I suspect, will involve “service jobs of love.” These are jobs that A.I. cannot do, that society needs and that give people a sense of purpose. Examples include accompanying an older person to visit a doctor, mentoring at an orphanage and serving as a sponsor at Alcoholics Anonymous — or, potentially soon, Virtual Reality Anonymous (for those addicted to their parallel lives in computer-generated simulations). The volunteer service jobs of today, in other words, may turn into the real jobs of the future.

Other volunteer jobs may be higher-paying and professional, such as compassionate medical service providers who serve as the “human interface” for A.I. programs that diagnose cancer. In all cases, people will be able to choose to work fewer hours than they do now.

Who will pay for these jobs? Here is where the enormous wealth concentrated in relatively few hands comes in. It strikes me as unavoidable that large chunks of the money created by A.I. will have to be transferred to those whose jobs have been displaced. This seems feasible only through Keynesian policies of increased government spending, presumably raised through taxation on wealthy companies.

As for what form that social welfare would take, I would argue for a conditional universal basic income: welfare offered to those who have a financial need, on the condition they either show an effort to receive training that would make them employable or commit to a certain number of hours of “service of love” voluntarism.

To fund this, tax rates will have to be high. The government will not only have to subsidize most people’s lives and work; it will also have to compensate for the loss of individual tax revenue previously collected from employed individuals.

This leads to the final and perhaps most consequential challenge of A.I. The Keynesian approach I have sketched out may be feasibl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which will have enough successful A.I. businesses to fund welfare initiatives via taxes. But what about other countries?

They face two insurmountable problems. First, most of the money being made from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ill go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I. is an industry in which strength begets strength: The more data you have, the better your product; the better your product, the more data you can collect; the more data you can collect, the more talent you can attract; the more talent you can attract, the better your product. It’s a virtuous circle,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have already amassed the talent, market share and data to set it in motion.

For example, the Chinese speech-recognition company iFlytek and several Chinese face-recognition companies such as Megvii and SenseTime have become industry leaders, as measured by market capitalization. The United States is spearheading the development of autonomous vehicles, led by companies like Google, Tesla and Uber. As for the consumer internet market, seven American or Chinese companies — Google, Facebook, Microsoft, Amazon, Baidu, Alibaba and Tencent — are making extensive use of A.I. and expanding operations to other countries, essentially owning those A.I. markets. It seems American businesses will dominate in developed markets and some developing markets, while Chinese companies will win in most developing markets.

The other challenge for many countries that are not China or the United States is that their populations are increasing, especially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While a large, growing population can be an economic asset (as in China and India in recent decades), in the age of A.I. it will be an economic liability because it will comprise mostly displaced workers, not productive ones.

So if most countries will not be able to tax ultra-profitable A.I. companies to subsidize their workers, what options will they have? I foresee only one: Unless they wish to plunge their people into poverty, they will be forced to negotiate with whichever country supplies most of their A.I. software — China or the United States — to essentially become that country’s economic dependent, taking in welfare subsidies in exchange for letting the “parent” nation’s A.I. companies continue to profit from the dependent country’s users. Such economic arrangements would reshape today’s geopolitical alliances.

One way or another, we are going to have to start thinking about how to minimize the looming A.I.-fueled gap between the haves and the have-nots, both within and between nations. Or to put the matter more optimistically: A.I. is presenting us with an opportunity to rethink economic inequality on a global scale. These challenges are too far-ranging in their effects for any nation to isolate itself from the rest of the world.

(本文原载创新工场微信号chuangxin2009，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

由中国房地产法律实务研究论坛主办，西南政法大学中国不动产研究中心、上海邦信阳中建中汇律师事务所承办的“中国不动产证券化之路论坛暨《中国不动产法研究》入选CSSCI集刊庆典”日前在上海举行。著名民法学家、中国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陈小君，全国律协民事法律业务委员会主任、上海法学会诉讼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朱洪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浦湛，邦信阳中建中汇合伙人、上海市律师协会房地产业务研究委员会副主任陆国飞等出席。

《中国不动产法研究》丛书是中国房地产法律实务研究论坛的重要研究成果之一。该论坛由西南政法大学、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上海邦信阳中建中汇律师事务所于2006年共同发起成立。《中国不动产法研究》至今已由法律出版社出版14卷，是中国房地产法律实务研究论坛的研究成果之一，并于今年年初入选CSSCI集刊。

近年，随着房动产市场的逐渐饱和与调控政策的不断深入，房地产融资压力前所未有。房地产资产证券化能够为房地产实务者提供新的融资渠道，降低证券市场金融风险，同时也为国内信托投资公司拓宽业务空间。在不动产证券化大趋势下，无论是地产商，还是不动产法律理论和实务阶段，都面临着改革和创新。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刘云生认为，不动产抵押权证券化虽然在法律实务领域进行了一定的探索，但法律实务领域和实践领域里，不动产抵押权依旧没有成熟，存在着一些风险问题。例如，国家政策形势法律登记程序带来的风险，抵押权登记和不动产权登记的不统一，会导致不动产权利转让和抵押权转让不同步。目前，有关部门进行了政策创新来推动不动产抵押权证券化，但部门规章制度的创新不能对抗合同法、物权法。法律之间的冲突，对实务界的发展有着制度性阻碍。

对于风险问题，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董事、总经理赵明进一步提到，房地产最大的风险是来自于经济波动。单个项目有流通性的风险，如果用杠杆进行投资还有杠杆风险，还要面对通货膨胀、政治风险、监管风险。

陆国飞律师则从实务角度探讨了不动产融资的三种类型和国内主要房地产商进行不动产投资的模式选择。

在圆桌会议环节，嘉宾们围绕“中国离真正的REITs还有多远？”这一问题展开讨论。整体来说，房地产市场融资手段主要有CMBS、CMBN和REITs。基于中国国情，CMBS和CMBN模式繁荣发展，但REITs的发展还有很大空间。REITs作为中国房地产证券化的创新手段，还没有在中国金融市场上完全正名，而是发展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类REITs。实践过程中，房地产信托资金仍然要借助各种法律通道。借助保监会或者银行间市场的票据规定，甚至借助公募投资基金实现融资。

据据美国驻华大使馆官方微博6月26日消息，美国驻华大使泰里·布兰斯塔德即将抵达北京。

布兰斯塔德大使是美国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州长，曾担任艾欧瓦州州长累计二十二年。

布兰斯塔德大使在6月21日指出，“对于来自艾欧瓦的一个农场的孩子来说，我人生的志向曾经是作为州长为人民服务。在我最大胆的梦里，我也从来没有设想过特朗普总统会让我在中国代表整个美利坚合众国。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美利坚合众国和特朗普总统，我感到荣幸和自豪。”

在抵达之前，布兰斯塔德大使还为中国人民录制了一段视频信息。

布兰斯塔德在视频中表示，“现在我期待与你们，与中国人民一起共建中美关系的未来。工作机会、教育、人口老化和医疗——我们面临很多同样的挑战。牢固的美中关系可以为解决这些问题做出贡献。解决双边贸易不平衡、制止朝鲜的威胁及扩大人民与人民的联系将是我头等重要的工作。我还希望到中国各地旅行、探望老朋友、结交新朋友。我的妻子、女儿、女婿和2名外孙女将和我一起去北京。我期待向他们介绍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及非同寻常的优秀文化。希望很快再见！”

路透社表示，布兰斯塔德被形容为是中国的“老朋友”。5月22日，美国国会参议院以82票赞成、13票反对的表决结果，批准艾奥瓦州州长特里·布兰斯塔德出任新任美国驻华大使。他也在24日得到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确认。

26日，国家卫计委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中国网 图

中新网6月26日电 国家卫计委新闻发言人宋树立26日指出，将加强健康虚假信息监测。未来会有很多具体内容，比如完善健康科普虚假信息舆情监测机制，多部门响应机制，会指导“12320”热线受理虚假信息的群众监督和举报，推动医疗卫生学会、协会、联盟、媒体参与到打击健康相关谣言的工作中，鼓励专业机构和社会力量对于虚假信息进行监督。

国家卫计委今日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在发布会上，宋树立介绍了近期健康科普卫计委已经着手和将要开展的一些活动。

一是继续强化跨部门合作。《“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明确指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是全面提升中华民族健康素质、实现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国家战略。卫计委近期密切与中宣部、中央网信办、教育部、工商管理局、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国家体育总局、中国科协、中央电视台等部委进行合作，开展健康科普、健康学校、医体融合、虚假信息监管等工作，共同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二是加强健康教育信息服务的供给。现在在一些传媒上、平台上有不少虚假的信息，甚至是有一些有害的信息，我们想要纠正这种现象，也需要加大科学准确的健康信息的供给，所以要研究制定加强健康教育信息服务的管理办法，这个文件目前正在程序当中，希望尽快能够印发，印发后会再给大家作解读，努力推进传播机构的健康科普信息生成与传播能力建设。

三是规范健康科普工作。今年5月3日，卫计委成立了国家卫生计生委健康促进与教育专家指导委员会。这个指导委员会主要是为健康教育、健康促进、健康科普来提供规划，为重大事项和重大活动提供技术支持。我们指导中国健康教育中心编制了《健康科普信息生成与传播技术手册(媒体版)》和《公众识别与利用网络健康信息的建议(2017版)》。我们还在完善2015年办公厅文件印发的《健康科普信息生成与传播技术指南》的专业版。这个专业版是针对健康传播相关机构的，媒体版是给媒体作一个参考和依据。大众版是希望提醒公众，告诉公众怎么去识别科普信息的权威性和专业性。我们各方面共同努力，综合施策，努力把健康科普信息传播的更快、更好、更科学、更准确。

四是组织重大的传播活动，将继续推进中央财政补助地方的健康素养促进行动，继续开展2017年健康中国行的活动。卫计委已和体育总局等部门联合启动“三减三健”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加大各级对倡导健康生活方式的宣传。同时还指导健康报社一起策划举办“科普创新大赛”和“院士讲科普”。

五是推进行业自律与诚信建设，组织指导健康传播相关机构成立健康自律委员会。这个主要是指开展健康传播相关工作，不管是行业协会，还是其他的非医疗卫生机构，希望都能够在科学准确的大原则下加强自律。会研究制定相关的管理和技术性文件。目前这个工作正在进展当中，旨在加强诚信建设，营造积极向上，科学准确传播健康科普信息的良好环境。

六是加强健康虚假信息的监测。有监测方案，而且监测工作也正在运行当中。之后也有很多具体的内容，比如会完善健康科普虚假信息舆情监测机制，多部门响应机制，会指导“12320”热线来受理虚假信息的群众监督和举报，会推动医疗卫生学会、协会、联盟、媒体参与到打击健康相关谣言的工作中来，同时也鼓励专业机构和社会力量对于虚假信息进行监督。（原标题《卫计委：加强健康虚假信息监测 鼓励社会力量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