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南京一名政协委员在市“两会”上建议，加强中学生的爱情观教育，多增加一些爱情相关的课程。
爱情观是人生观的一部分，中学是人生观形成的重要时期，自然不能人为地将爱情观分离出去令其自修。关于爱情，中学教育是不能回避也是回避不了的。爱情观、婚恋观是人生观的重要构成部分，完整的教育不仅要直面爱情问题，还应引导学生进行积极健康的情感体验，感受人性的美好。
但是，如果将“爱情课”理解为狭义的课程，用专门的教材和固定的课时由特定的教师授课，笔者则持反对意见。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爱情”都没有必要成为中学的一个学科。爱情不是技术，也谈不上专门知识。正确的爱情观离不开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基础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除传授必要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外，中小学的主要任务是人格塑造和品德养成。立德树人不是思想品德课等某几个学科的事，而是所有学科的根本任务。“三观”正则爱情观就不会有问题。因此，面向本质的教育自然能够养成正确的爱情观，哪里需要什么专门的爱情课？
近些年来，一些中小学的课程建设存在行政干预过度以及某种无序化的现象。有些学校课程严重泛化，连课程的基本属性都没有搞清楚，却号称开设几百门校本课程，实则违背规律，增加了师生的负担。笔者以为，课程建设特别是国家课程建设应当纳入教育立法的范畴，要依法增减课程。减少行政干预和长官意志，避免随意性。
同时，不要为进了课堂就万事大吉。教育是个系统工程，学校教育之外还有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中学生爱情观有问题不只是学校教育问题，更是社会问题和家庭问题在中学生身上的折射，是成人价值观在孩子身上的反映。教育即生活，学校也即社会，教育和学校不可能脱离社会。解决社会问题不能简单地从课程入手，而要进行深层次的教育革命，要切实将立德树人放在学校教育的首位。

北京时间20日凌晨，路透社看到的一份文件草案显示，在巴黎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欧盟国家计划打击虚拟货币，以及在线和通过预付卡进行的匿名支付，以切断恐怖主义融资渠道。

　　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和司法部长将于周五在布鲁塞尔召开一次危机会议。为此次会议准备的结论草案显示，他们将敦促欧盟委员会出台措施，以“加强对非银行支付方法的控制，例如电子匿名支付和虚拟货币，以及通过预付卡进行的黄金转账。

　　比特币是目前最广为使用的虚拟货币，使用比特币可在全球范围内快速和匿名转账，无需第三方认证。使用在商店作为礼品卡购买的预付借记卡也可以进行电子匿名支付。

　　文件草案显示，欧盟部长们还计划“更有效地限制文化商品的非法交易。”

校服采购平台“阳光智园”APP借地方政府红头文件之名涉嫌垄断一事有了最新进展。
1月24日，教育部装备中心以文件形式，发出“关于中小学校服工作有关事项的说明”，称“阳光智园”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与中心没有任何经济关系，也非“教育部平台”。至此，“阳光智园”平台被摘去“红顶”，垄断牟利业务被叫停。
互联网+一切的时代，校服采购搭上互联网便车，本是一种机制创新。但当教育部门的“供参考”成了地方政府打着红头文件旗号的强制推广，当平等的市场竞争成了独此一家的垄断，这样的校服采购模式就变了味。
这些年，各地确实发生不少校服采购腐败案，一套校服被教育主管部门、学校、班主任吃掉回扣的事时有发生，所以，标榜家长与厂家直接联系的互联网采购平台找到了生存空间。但是，当这样的平台因为权力的加持一家独大时，危害同样不可小觑。
在此番校服采购事件中，地方政府以红头文件为“阳光智园”开道，其实是一种变相审批。它扩张了行政权力，扰乱了公平竞争市场，不仅没有给家长、学生带来便利，还可能同样带来腐败的危险。
此次采购事件发酵之后，教育部装备中心发文澄清与“阳光智园”的关系，“阳光智园”失去了“红顶”这块招牌，失去往日威风。但在个案解决之后，更值得追问的是，还有多少这样的民间平台打着“红顶”的名义，大行垄断之实？
以“红顶”+“垄断”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发现类似的红顶机构在税务、公共服务购买、环评等领域还有不少，民间的意见很大。
实际上，校服采购领域此前就曾存在同样的情况：2008年，湖北省相关部门在全省备案了19家校服采购企业，但到了恩施却变成了两家。这两家通过向当地教育部门输送利益，最终挤掉了对手，垄断了当地校服供应。
自2014年至今，李克强总理至少有8次在各种会议上，强调治理“红顶中介”问题，但“阳光智园”一事提醒我们：治理“红顶中介”非一时之事、一日之功。毕竟，“戴着政府的帽子，拿着市场的鞭子，收着企业的票子”是一桩好生意，谁有行政部门的背书，谁就具备了垄断市场的通行证，剩下的就是坐收垄断红利了。
各种“红顶中介”的出现，消解了中央放管服改革的效果，反而扰乱了市场，给百姓添堵。严格落实权力清单与责任清单制度，加强权力约束与监督，方能清除寻租死角，给企业以活路。

据央视报道，近日，美越之间传出一则令外界震惊的消息：越南国防部发表声明，称美国核动力航母“卡尔·文森”号将于今年3月到访越南中部港口岘港。五角大楼发言人戴维斯随后予以证实，他表示，“卡尔·文森”访越，系1月24至25日到访越南的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与越南防长吴春历闭门会谈的结果。
由于这是1975年越南战争结束后，美国航母首次重返越南港口，引发舆论轰动。有评论认为，这表明“美越军事关系上升到新高度”。但这种观点可能过分注重于单一的“节点”，却忽略了整个“面”上的问题。
若仅就“重返越南”而言，不论美国航母还是军援，事实上都早已“重返”：早在2011年8月13日，美国核航母“乔治·华盛顿”号就驶入越南近海，还邀请越南高级军官登上舰桥，进入舰上综合指挥中心。这次参观访问，还被刻意安排在中国第一艘航母“辽宁”号首次较长时间（5天）海上试航后不到一周。
2014年10月2日，美越两国就发表克里-范平明声明，宣布美国部分取消对越军售禁令，“以协助越南确保海上安全”，今后“将以个案形式受理对越出口致命性海上安保及海上巡逻装备的申请”；2016年5月宣布全面解除对越军售；2017年4月下旬，上世纪70年代在越南近海与越南军队直接为敌的美国“准军舰”——“摩根索”号海上巡逻舰，退役后被转让给越南方面……
不论象征意义还是实际军事意义，这些美越军事合作事项，都比此次宣布的“卡尔·文森”号访越更值得重视。
诚然，无论美国或越南，都希望此次“43年后再相见”，能尽可能强烈地展示越美两国关系的亲密，以及两国在军事和地缘政治领域的“联动”：前者可借此牵制中国，用不算大的代价推进其所谓“南海航行自由”计划；后者也想“借力打力”，利用“越美军事合作”抗衡中国在维护南海主权方面越来越强大的压力。很显然，两国都想借题发挥，大做文章，正所谓“上兵伐谋”。
但一次航母访问，并不能清除横亘在妨碍越美两国关系进一步走近的重重障碍：美国国内乃至共和党内对越美军事关系发展的强大阻力；越南南北方政治势力的矛盾，和主导越南党政军“大方向”的“北方派”对美国“演变”的担心；特朗普“美国优先”政策对出口主导型经济的越南构成直接矛盾……
这一切都表明，越美两国间的军事合作，至少在目前还很难摆脱“共同展示姿态”和“个案协调”的层面，很难实现更直接、更密切的合作。这些现实因素，不会因“卡尔·文森”号的到访有太大的改变。
值得一说的是，“卡尔·文森”号的母港是加州圣迭戈，2017和2018年春节前后，都扮演了在西太平洋“秀肌肉”主角之一，其活动范围很大。就中国周边而言，朝鲜近海、东海和南海都是“卡尔·文森”号特混编队及其舰载机活动和威慑的范围，朝鲜半岛危机、东海钓鱼岛争端、台海问题等远东地缘政治热点，也都成了这艘美国航母的“关联事务”。
站在中国的角度看待“卡尔·文森”号的“春季串门”，也宜将之纳入整个远东地缘政治的“大棋盘”去分析，而不是单纯强调其对越南岘港的“43年再回首”。

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在自由贸易试验区暂时调整有关行政法规、国务院文件和经国务院批准的部门规章规定的决定》。《决定》中提到取消对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开业年限限制等16项调整内容。
《决定》在加快自贸区的对外开放方面迈进了一大步，令人欣喜。当然，这也是大势所趋。
在美国，特朗普推动降低企业税率，这必然增加美国跨国投资流回本土的吸引力。
在法国，新总统马克龙也开始市场化改革。法国一方面放松了对劳动雇佣关系的干预，另一方面也在谋求降低企业税率。马克龙也致力于削减福利开支，裁撤公务员。
有理由相信，在美国减税的带动下，将有不少国家参与吸引资本回流的竞争中来。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理应采取更多措施留住和引进外资。像本次发布的《决定》，减少了对外资的投资准入、资质等方面的限制，对于吸引外资进入和鼓励外资留下来，会产生非常积极的作用。
这样的好举措，其实不应该仅仅局限于自贸区，而是应该全国推广。当然，有人会担心，全国推广会不会出现不可控的情况？比如，某些行业被外资控制。其实，这种担心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比如，一个本来是法国国籍的人，加入了美国国籍，他就是美国人了，受到美国法律的制约。尽管他的父母还留在法国，可以对他施加影响，但他就是不折不扣的美国人。他是哪国人，取决于他的身份注册（国籍）、受哪国法律约束。
同理，一笔外国资金进入中国设立企业，这个企业其实就是中国的企业了。它注册在中国，给中国政府纳税，接受中国法律的约束。尽管母公司可以决定它的经营，但是母公司的决定不能违背中国的法律。中国的法律并未因为它是外资而允许它不守法，那么，为什么要担心它会控制某些行业呢？
鼓励更多外资进来、留下来，是一场务实的竞争。更多外资愿意接受中国法律的约束，帮助中国发展经济，这对中国来说，是好事，应大力欢迎。否则，一旦在这场资本吸引力竞争中失去先手，再想赢回来，就吃力了。
比如美国，本来是对资本非常有吸引力的国家，但是随着管制增多，而同时中国又在改革开放，导致美国企业“出走”他国。如今变成了特朗普要费尽力气来争取资本回流。
中国作为成功吸引外资的国家，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可以避免重蹈美国当年的覆辙。很多好政策即便暂时不能在全国推广，也可以先允许更多地区设立自贸区，这也是扩大了开放的范围。地方都有设立自贸区的热情，这是好事。像东北这样亟待振兴的地区，完全可以多设自贸区。
同时也不妨让地方在自贸区政策方面拥有更多自主权。吸引资本的大战，不仅在国家之间进行，地方之间也在进行。并且，地方更了解实际情况。扩大地方的自主权，鼓励地方竞争，有助于加快自贸区改革开放的步伐。事实上，地方竞相改革，闯出的会是一条繁荣之路。

2018年1月20日，对很多人而言只是又一个周末的开始，但对美国而言，却是唐纳德·特朗普主政白宫的第365天。当特氏首年执政就这样呼啸而过之时，无论是美国还是全世界，都在五味杂陈地回望、评估所谓“让美国再强大”的起步之年。
经济向好，社会矛盾多发
就美国国内而言，特朗普首年执政的最大亮点毫无悬念地发生在经济领域。新世纪以来最低的失业率、看上去还不错的GDP增长率、证券金融市场的强势表现，几乎所有主流统计数据在证明美国经济正在向好。其中原因当然是长周期复苏的巨大动力，而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聚焦经济、去除监管等举措也持续为市场注入了活力。这些举措虽说存在再度引发金融泡沫的风险，但至少到目前仍在发挥积极作用。2017年岁末最终落定的减税立法，准确讲只是特朗普政府的重大政治胜利，但也算得上是在经济领域兑现的重大关键承诺。
值得玩味的是，经济的表面转好并未带来社会层面的真正稳定。在特朗普执政首年当中，美国彻底被卷入了社会矛盾多发、易发的不稳定漩涡。从夏洛茨维尔的种族暴力事件，到拉斯韦加斯枪击案，再到纽约市卡车撞人恐怖袭击事件……如此裹挟着美国社会传统顽疾与现实困境的突发事件令人应接不暇。
面对社会难题，特朗普政府所选择的应对方式要么是坚守于事无补的传统共和党立场、要么采取更极端的“本土主义”议程。最为典型的表现就是在所谓的“移民禁令”上，其所代表的特朗普政府在移民问题上的极端保守立场，对于自称“大熔炉”的这个“移民国度”而言，注定是颠覆性的。换言之，特朗普政府在过去一年中激化了社会裂痕，该趋势不会在未来三年发生变化。
外交上“去多边”，中美关系良性发展
就国际事务而言，特朗普政府上台伊始就致力于推动美国经济利益与安全战略的再平衡：即“以实力换取经济利益”取代以往强调的“以实力换取国际领导地位”。就职第四天，特朗普就如约宣布不再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协定（TPP），此举被普遍认为是其外交政策中“去奥巴马”与“去多边”趋势的最佳写照。事实上，与其前任相同，特朗普也充分意识到美国国际角色的急需调整，但他执拗地选择全身而退——这一定不该是一个大国的选项。
在地缘政治意义上，特朗普2017年5月下旬首次访问就落子中东，凸显强势回调，实施了共和党传统倾向与特朗普核心团队偏好的难得共识。但不可否认，这种强势回调并未重现以往美国所期待的中东内部平衡，甚至并未为美国的“回归”创造足够空间。即便是在伊核协议和“耶路撒冷问题”上不同程度的非常规决定，其主动设置与主导议程的效果目前也难以判断。
在彻底宣布奥巴马“亚太战略”成为过去式之后，特朗普政府在11月首次访问亚太之际却重提了所谓“印太”概念。如此急就章式的动作，凸显了特朗普政府不得不延续亚太战略、但又必须有别于奥巴马的尴尬，更揭示出特朗普政府在中东和亚太两大板块之间寻求兼顾支点的极大难度。
在盟友关系上，特朗普政府一面与盟友争利、迫使盟友负担更多，另一面却也接受了盟友的“基石定位”。这种两面性集中体现为所谓“‘美国优先’并不意味着美国‘独行’”的表达。但从北约到日韩，盟友即便仍在安全诉求上无法摆脱美国，但在经济与发展等切实需求上却逐渐显现离心力。
在大国关系上，特朗普最初推动美俄关系转圜的尝试被美国国内政治拖累而不了了之。相比之下，中美关系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从良好开局稳步走向了良性发展，可谓来之不易。但必须警惕的是，2017年12月18日，特朗普政府以历史最快速度出台的《国际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俄罗斯列为“战略竞争对手”。如此充斥着冷战零和思维的表达在美国国内明显抬头，且大有市场，这很大程度上说明了特朗普政府在对外战略与外交决策中，仍旧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
“推特治国”改写美总统政治一般规则
内外议题上有得有失的同时，特朗普个人及其政府在美国政坛上也持续引发争议。自上任第一天起就如影随形的历史最低水平民调，成为给特朗普差评的最有力依据。在执政一周年之际，原本逐渐平息的“小圈子内斗”却再次因一本大众畅销书（《火与怒：特朗普白宫内幕》）而一地鸡毛；联邦政府众多重要职位的缺位空转，也明确限制了特朗普政府的专业决策。
虽然减税立法最终通过，但不代表特朗普与国会共和党建制派力量的彻底和解，甚至也不意味着特朗普已具备了足够的政策专业度。而当选之后就开始发酵的所谓“通俄门”调查时常增添新剧情，成为建制派持续塑造特朗普对俄政策与决策风格的关键抓手。面对这些非议，特朗普的最佳武器就是手边可以时时发声的推特。这种负面色调的“永续竞选”冲破了精英与传统舆论的非议，稳稳地吸附着党内基本盘和关键选民盘的支持，进而改写了美国总统政治的一般规则。
特朗普的首年执政，已然很清楚地告诉世界：特朗普并不代表美国多数人；特朗普就是极化政治的产物，且正在强化极化的事实；特朗普的美国正在经历豪不顾及世界趋势的单边调整，而孤独的调整没准还能让美国“再强大”，但很难“再伟大”。讽刺的是，民调显示，即便大选推迟到一年多之后的今天举行，入主白宫仍是特朗普而非希拉里。可见，这个关于美国的剧本或许早已写好。

针对近日高校教师性骚扰学生事件，教育部14日表示，根据“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管理有关规定，经研究，教育部决定撤销陈小武的“长江学者”称号，停发并追回已发放的奖金。在此之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已撤销陈小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职务，取消其研究生导师资格，撤销其教师职务，取消其教师资格。
教育部与当事学校的上述决定，是对性骚扰零容忍。而事件的后续影响不只是当事人身败名裂、被处理，还形成了一定的反对性骚扰的社会声浪与行动。截至目前，已有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在内的超过40所高校的部分校友及在校学生，就建立性骚扰防治机制发出呼吁。
近年来被举报的高校教师性骚扰学生事件并不少，但像“陈小武事件”这般处理如此迅速、果断，社会反响如此大的，鲜有先例。事实上，这次事件的处理之所以能有所“突破”，可能跟一些“偶然”性因素分不开。比如，主要举报者罗茜茜已毕业10多年，她长期生活在国外，最终能够走出实名举报这一步，与其某种相对“超然”的身份和在国外所受到的观念影响，有直接联系。
某种角度上说，将这次事件的“偶然”转化为未来的“必然”，或就是目前我们构建校园性骚扰防治机制的重点。一方面，要让性骚扰在公共话语上“脱敏”，破除不必要的道德压抑。校园内的性骚扰，多寄生于一种不对等的封闭权力结构之上。受害者若还要承受过多的“道德压力”，只会强化其“沉默”倾向，亦助长骚扰者的侥幸心理。
另一方面，在防御和处理上，则要“敏感”。有专家就认为，“遭遇性骚扰后，可以跟谁说，从哪里得到理解、得到支持、得到压力舒缓，还能做到保密，得到保护，都很重要。”因此，构建防御机制的第一步，应是让性骚扰的举报、处理变得明确化、制度化，避免私了与和稀泥。
具体做法上，这次倡议建立校园性骚扰防治机制的学生所提出的“五个一”建议就颇具代表性：给全校每一位教职员工做一次有关防治性骚扰的培训；给每一位学生上一堂反性骚扰的课程；每学期展开一次性骚扰的网络调查；设置一个接受性骚扰举报投诉的渠道；明确一个受理性骚扰行为投诉的部门以及一个负责人。其中一些做法，部分高校已在开展，但并不完善。对此，教育部门可考虑出台强制性的校园性骚扰防治机制，让其成为每座高校的标配。
我国目前对性骚扰的界定、法律责任的判定和定罪量刑等都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校园性骚扰的防治，不仅弱化了社会对性骚扰性质的认识，也增加了受害者的维权难度。即便是这次事件，当事人是否会受到法律上的追责，仍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这个困境具有普遍性，立法上宜有所回应。
去年10月开始，有美国女艺人在网上发起“Me Too”活动，呼吁有被性骚扰或被侵犯过的女性都能够站出来指控加害者。这一行动随后在多个国家接力，“陈小武事件”可以说就是中国版的“Me Too”。希望这次事件能够成为一个标志性事件，真正推动校园性骚扰防治机制的普遍落地。面对不断站出来的“受害者”，也应有更多高校像北航这样拿出“零容忍”的态度和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