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12月12日，阿里巴巴战略投资小鹏汽车正式交割完毕，占股10%。在此之前，腾讯已两次领投蔚来汽车，百度10亿美元领投威马汽车。至此BAT三家已全面入驻新造车领域。
为何BAT不约而同选择了造车？
这需要从轿车需求现状谈起。目前，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带来了中产阶层的迅速壮大，消费升级加速。除了快消品，大件消费品需求也如日中天，作为重要的家庭轿车需求潜力释放，也得到了三方面支持。
首先，汽车行业自身具备升级换代转型推动。前几年，研究人员惊呼汽车行业产能严重过剩，每个省级地方都有一个或以上汽车厂商。未曾料想，汽车行业在担忧下迎来出路。非化石能源的电动汽车迅速迭代，电动汽车发展如火如荼，加之互联网思维渗透，电动汽车或成大势。
其次，政府提供了强力推动。环保压力，雾霾等空气污染状况，迫使电动汽车发展成为必要选择。从生产制造到需求消费，我国政府在税收等方面均加大了优惠政策力度。
最后，是互联网巨头的资本技术等要素的介入。互联网巨头资本之所以介入，除了电动汽车的发展环境与市场潜力，更重要的是无人自动驾驶汽车。
目前，BAT三家均已完成在汽车产业的布局：阿里入股小鹏汽车，腾讯领投蔚来汽车，百度牵手蔚来汽车和威马汽车。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就汽车行业而言，BAT并没有投资传统汽车制造商，而是专注于刚刚成立、具有互联网基因、致力于高级电动智能汽车的车企。
比如，小鹏汽车成立于2014年，而现任董事长、UC公司的创始人何小鹏，直到今年8月底才离开阿里，正式全职投入小鹏汽车当中；蔚来汽车成立于2014年11月，12月16日高性能智能电动7座SUV蔚来ES8正式上市；威马汽车成立于2015年12月，致力于推动智慧出行产业的发展及落地。
为何如此？
事实上，虽然同属汽车领域，但燃油汽车与电动车、自动驾驶汽车本质不同。曾有业内专家向笔者表示，二者在设计、制造理念，技术研发思路上并非一物。由于传统汽车厂商没有互联网、大数据、智能化与云计算思维，传统汽车制造商很难转型为电动汽车与自动驾驶汽车。
而互联网巨头布局汽车领域的目的恰恰在于自动驾驶汽车。在燃油车时代，城市家庭两部车，以旧换新已成常态。随着自动驾驶技术对汽车行业的颠覆性革命，从电动汽车，到自动驾驶汽车进入消费视野也将一步步实现。
而面对汽车领域的创新变革，传统汽车厂商如何顺应趋势，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变革之路，是他们必然面临的挑战。

近年来，数字经济越发成为中国经济的新增长源。而毫无疑问，作为生产要素的数据必将成为未来互联网数字经济的核心。对于企业来说，数据即财富，拥有了数据就相当于拥有了生产资料，数据可以直接转化为利润；对于政府来说，数据，特别是经过分析的大数据，有利于优化行政决策，提升行政执法水平。
个人数据保护存在危机
在所有国家中，政府和企业都掌握了大量的数据。在我国，由于各种实名制的存在，如寄快递实名、购买车票实名、住宿登记实名、各类社交App实名注册等等，而且由于几乎与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的网络购物，也需要住址、电话等大量个人信息，所以公民个人不得不把大量数据，交给相关政府部门和企业。
然而，我国至今还未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等专门法律，个人数据保护亦面临严重危机。个人数据经常被不当收集、储存、利用，甚至用来非法交易。
因此，在互联网时代，我们很多人似乎都处于“裸奔”状态，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毫无隐私可言。各种各样“知根知底”的营销电话、短信接踵而来，就连上网痕迹、手机通话、聊天记录中的关键词也可能被抓取用来实施“精准”营销。
欧盟数据保护，立法先行
在个人数据保护方面，我们可能更得向欧盟取经。
早在1981年，欧洲议会就通过了有关个人数据保护的《保护自动化处理个人数据公约》，这是世界上首个有约束力的有关规范数据使用、保护个人隐私、促进数据交流的国际公约。1995年，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通过了《关于涉及个人数据处理的个人保护以及此类数据自由流动的指令》（简称《个人数据保护指令》）。
在立法目的上，《个人数据保护指令》定位为两个方面：一是保护自然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特别是保护数据处理过程中的个人隐私权；二是促进数据在成员国之间的合法流通。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数据挖掘和分析技术不断提高，互联网经济平台每分每秒都会形成海量的数据信息。为了应对互联网时代个人数据保护的新挑战，并确保数据能够高效和安全流通，2012年欧盟委员会公布了《一般数据保护条例》（GDPR），拟对实施了近17年的《个人数据保护指令》进行修订。
由于存在诸多争议，直到2016年4月14日，欧洲议会才最终投票通过了商讨多年的《一般数据保护条例》，该条例将在2018年5月25日生效。GDPR新条例的通过意味着欧盟对数据保护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堪称史上最严格的数据保护条例。
数据处理条件严格
在欧盟，数据掌控者不能随意处置数据。只有至少满足下列条件之一，数据处理才是合法的：第一，数据主体同意为一个或多个特定目的处理其数据；第二，数据处理是为签订或履行合同所需；第三，数据处理是为遵守法定义务所需；第四，数据处理是为了保护数据主体或其他自然人至关重要的利益；第五，数据处理是为了保护公共利益或行使政府授予的权力；第六，数据处理是为追求数据控制者或第三人的正当利益，但不得损害数据主体特别是儿童的利益或基本权利与自由。
欧盟保护儿童权益的理念也体现在了数据保护当中。在欧盟，处理16岁以下的儿童的个人数据，必须获得该儿童父母或监护人的同意或授权。欧盟成员国可对上述年龄进行调整，但是不得低于13岁。
此外，欧盟立法还禁止处理特殊数据。如禁止处理反映个人种族或民族起源、政治观点、宗教或哲学信仰、是否为工会组织成员的数据，禁止处理能有效识别自然人的基因数据、生物数据，或涉及自然人健康、性生活、性取向的数据。
但是，在例外的情况下也可以处理以上数据，例如已获得个人的明示同意，或数据控制者出于处理劳动关系、社会保险之需要而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且已采取了适当的保护手段等。
特别重视数据主体的权利
为了制约数据控制者对数据的不当处理，欧盟法律赋予了数据主体一系列较为强大的权利，如同意权、被遗忘权、数据可携带权、拒绝权、获得救济权等权利。
其中，同意权是指数据操作者在收集和使用个人数据前，必须向数据所有者明确告知数据的收集内容和使用方式，并且需要获得数据所有者的明确同意。
被遗忘权的含义是数据主体有被遗忘的权利，有权要求数据控制者永久删除某些数据，除非数据的保留有正当的理由。数据主体不但有权要求数据控制者删除其直接控制的数据信息，还有权要求数据控制者删除经第三方转载、复制后的所有数据。
拒绝权指数据主体有权以合法充分的理由拒绝某些情形的数据处理，有权拒绝以直接营销为目的的个人数据处理。如果存在正当的拒绝理由，数据控制人不得处理相关数据。
获得救济与赔偿权则是指数据主体有权向数据控制者请求赔偿因非法数据处理造成的损害，但数据控制者能证明损害并非是由其造成的，则可以全部或部分免除他的责任。
数据处理违法责任严厉
对于侵犯个人数据的现象，欧盟的惩罚堪称严厉。比如，对于一般的数据处理违法行为，政府部门可以给予行政处罚，最高可处以1000万欧元的行政处罚，或者处以上一年度全球营业收入的2%的行政处罚。对于严重的数据处理违法行为，最高可处以2000万欧元的行政处罚，或者处以上一年度全球营业收入的4%的行政处罚。如果数据处理行为构成犯罪的，还会被追究刑罚责任。
可见，欧盟的数据保护是极为严格的。法律不仅严格规定了数据处理的目的、原则、条件、程序等，而且还赋予了数据主体一系列较为强大的权利，以制约数据掌控者对数据的不当处理。另外，法律还规定了较为完善的监督与救济机制，设定了严厉的数据处理法律责任。
尽管在数据保护方面，欧盟有诸多经验值得我国认真学习，但过于严厉的数据保护制度，或许可能阻碍数据流通，不利于大数据合法交易，可能有碍数字经济的良性快速发展。欧洲和美国的行业组织提出警告说，欧盟严厉的数据保护制度可能将极大阻碍数据商业价值的挖掘，并将给企业带来相当大的额外成本。
但不管怎么说，我国目前的问题不是数据保护过于严厉，而是不足。因此，在数字经济飞速发展的当下，我国应当加快完善数据保护法律制度，以真正能有效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

以“大嘴”著称的埃尔多安向来说话口无遮拦，如今这般表态大有与美国“怒怼”的意味，一下子引发世界舆论关注，出足了风头。可问题是，东耶路撒冷目前在以色列的掌控之下，土耳其想在那里开设驻巴使馆，从操作上首先还得问以色列行不行。只要稍微有点常识都知道，以色列绝对不会买土耳其的账，不会让土耳其大使馆的牌子在东耶路撒冷的土地上挂起来。简言之，埃尔多安此举不过是放空炮，反正吹牛不用上税。也正因为如此，埃尔多安也给自己预留了台阶，并未对使馆挂牌开出明确时间表。
事实上，埃尔多安此举不过是近来土耳其对美中东立场转变的“强出头”系列动作的新招。本月13日，土耳其作为东道主主持召开伊斯兰合作组织特别大会，宣布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东耶路撒冷为其首都。紧接着，埃尔多安还宣布，土耳其正在联合国推动就耶路撒冷地位问题进行投票，从而让美国收回决定。
为了巴勒斯坦埃尔多安大有与老盟友美国撕破脸的架势，原因何在？那就是土耳其想当中东老大。
众所周知，二战结束后几十年，国家实力和地缘政治决定着，埃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直是伊斯兰世界的老大哥。相比之下，土耳其虽然人口、经济实力、军事实力不弱，但世俗化的土耳其与伊斯兰世界的疏离感根深蒂固，土耳其一直实行“西向战略”，加入北约欧盟，不愿意与亚细亚人玩。由于土耳其地跨亚欧大陆咽喉，位置优越，自然被北约吸纳为成员，但土耳其加入欧盟则很不顺利。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申请入盟，一直被欧盟晾在一边，土耳其不过是“单相思”，欧洲人虽然口头上说欢迎，但骨子里是不会让土耳其加入欧盟大家庭的。
近年来，欧土关系出现大滑坡。在欧洲人看来，埃尔多安政权大有“去世俗化”趋势，价值观上倒退，土欧关系磕磕碰碰很多。这也让安卡拉认识到，对欧盟的“苦恋”不过是一厢情愿，不如早日挥刀斩乱麻。如此一来，既然西向无望，土耳其把目光朝向了中东北非伊斯兰世界，做地区老大也是不错的选择。
“阿拉伯之春”让中东北非伊斯兰世界的政治版图重新洗牌，曾经的老大埃及风光不再，话语权的真空让土耳其、沙特、伊朗等都想插足填补。在安卡拉看来，千载难逢的“历史之窗”正向自己开启，重振奥斯曼土耳其雄风的机会又已来临。埃尔多安大幅调整对外战略，在中东事务上不断加大参与力度，大国雄心昭昭然。
土耳其经济总量在中东地区首屈一指，是本地区唯一的G20成员，军事实力也傲视中东，安卡拉觉得底气十足。埃尔多安曾公开提出，土耳其应该成为中东的新领袖。然而，在中东，“世俗”的土耳其一直被认为是“异类”，回归中东当老大最大的障碍是要得到伊斯兰世界的认同，这也是埃尔多安的切入点。
一是强力介入叙利亚内战。叙利亚危机爆发以来，土耳其强硬介入，甚至不惜公然出兵，凸显自己的存在感。为此，土耳其先是与巴沙尔政权翻脸，击落俄罗斯战机，但后来又与俄罗斯修好，甚至为此不惜得罪美国、欧洲，目标只有一个：要主导权。
二是高调介入巴以冲突。巴以问题是中东的重大关切，是联络伊斯兰世界感情的关键切入点。一直以来，安卡拉与以色列关系相当亲密，但埃尔多安近年来在对以外交拐急弯，频频打出“以色列威胁论”。此次特朗普总统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之后，埃尔多安不仅猛烈抨击美国，甚至威胁要与以色列断绝外交关系。
应该看到，安卡拉的“强出头”总体上是“雷声大，雨点小”，很大程度上是做给伊斯兰世界看的。毕竟，土耳其是北约盟主美国的小兄弟，“苦肉计”可以演，入戏太深就会吃不了兜着走，埃尔多安是个聪明人。

在近日的“第三届中国互联网法治大会聚焦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落地分论坛”上，与会专家表示，多地网约车新政细则存在门槛高、价格贵等规定，不符合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反垄断专业委员会秘书长黄伟律师指出，对网约车政策从公平竞争的视野进行考察，对涉嫌违反公平竞争细则的予以审查非常必要。
今年以来，一些网约车地方细则被专家和学者指违反公平审查制度，有关专业人士为此投诉举报至国家发改委，据称，国家发改委价格监督与反垄断局已进行调查。笔者认为，网约车地方细则确实存在合法性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优化甚至“流程再造”是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但从力场原理来说，要顺利实现公共政策优化，就必须使得驱动力大于抑制力，而且需要触发机制。因此，启动公平审查是一个理想的优化网约车地方细则的“触发器”，应审时度势让公平审查制度落地引导网约车地方细则走向优化。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旨在约束政府行为，以确保今后政府出台的各种产业、投资政策，都要以不破坏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为前提，政策制定机关在制定市场准入、产业发展、经营行为规范等涉及市场主体经济活动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其他政策措施，都需要进行公平竞争审查。2016年6月14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正式确立了该项制度。今年10月23日，经国务院同意，印发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细则(暂行)》。
具体到网约车地方细则领域，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落实并不理想。据媒体报道，截至今年6月份，至少有91个城市出台了网约车实施细则，但是没有看到一家行政机关主动说明是否进行了公平竞争审查。而《意见》规定，政策出台前必须进行公平竞争审查，同时还列举了18项审查标准，称为“18不准”，如不得设置不合理和歧视性的准入和退出条件等。但北京大学竞争法研究中心选取77个地级以上城市出台的网约车细则进行分析，发现普遍存在违背“18不准”的条文，少则违背一两条，多则全部违背。
国家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朱忠良博士在12月16日的中国互联网法治大会上，以发改委查处的泉州、兰州两地的网约车细则举例说，这两个地方开始出台的文件，对网约车的车辆、驾驶员、网约车平台的准入条件进行了非常苛刻的限制：泉州的实施细则要求对网约车提高门槛，从价格上车辆厂方销售指导价格不低于15万元，或者是市场上普通出租车价格的1.5倍。作为一个地级城市，如果按照这种规定只剩下1.46%的汽车达标，绝大部分汽车要退出市场，“网约车服务就不存在了，可见这样过于苛刻的标准，给市场竞争带来了损害。”
然而，大部分违反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城市并未对网约车细则进行优化或修改。需要注意的是，从公共政策的合法性来看，类似于网约车地方细则这样的政策，除了常规意义上按照现有法律条文所进行的程序和内容合法之外，也未必等于说它具备合法性，公共精神也是合法性的重要内容。正如卢梭所说：人民的公意是合法性的基础。从这个意义来说，几乎所有地方政府出台的网约车细则都亟待优化。
然而，对一项正在执行的公共政策进行优化，通常会遭遇诸多障碍，实施起来有相当大的难度，例如政策受益者、政策制定者、政策执行者存在抵触情绪与认知方面的障碍；从力场原理来说，要顺利实现公共政策优化，必须使得驱动力大于抑制力。而现代公共决策学认为，有效利用各种触发机制，就是使得驱动力大于抑制力的一个很有效的办法，并最终促成政策制定者考虑修订过时的、无效的公共政策，部分修改或制定一个全新的政策来取代旧有的政策。
据朱忠良博士介绍，国家发改委介入调查之后，泉州、兰州两地的网约车细则都有了修改。有关部门应积极推动公平竞争审查落地，让该项制度成为优化网约车地方细则的“触发器”，最终实现公共政策的优化，以实现民众绿色出行便捷性。

12月18日至20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进展，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不断提高，形成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等收入群体。
十九大报告提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中国形成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等收入群体，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判断，具有标志性意义。
中等收入群体形成是改革开放成果的最好证明
中等收入群体，是近年来的热门词汇。此前，关于中产，中国有不少喧嚣的讨论。按照世界银行的定义，经购买力平价调整后的日收入超过2美元的人即中产阶层。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标准高一些，大约为人均年收入31000美元。世界上仅有约12%的人生活在人均收入超过上述标准的国家，其中极少有发展中国家。
统计数据显示，中国2015全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966元。按全国居民五等份收入分组：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5221元；中等偏下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11894元；中等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19320元；中等偏上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29438元；高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54544元。也就是说，根据官方统计数据，TOP20%的人（2.7亿人）的平均收入是5.45万元。
考虑到近几十年资产价格的上涨，以及国人从中获得的资产升值，仅仅以收入来界定中等收入群体并不全面，还应该从财富角度界定。
瑞士信贷的一篇报告指出，中产阶层特指个人财富（不是年收入）位于一个范围区间的一群人。以美国的5万-50万美元为基准，以IMF版本的购买力平价（PPP）进行汇率换算，个人财富在2.8万—28万美元的中国人，均是中产阶层大军的一员。换句话说，作为一个中国人，包括所有房产、股票、存款等，只要你的个人财富在17万-176万元之间，你就是中国庞大中产阶层的一员。根据这个标准，中国中产阶层数量高达1.09亿人，总数全球居首，远远高于美国和日本的9200万人、6200万人。
此外，中国中产阶层数量成长步伐也快于美国，该统计显示，自2000年以来，中国中产阶层人数增加速度，均超出美国一倍。以中国14亿人口计，中产阶层占总人口的比重接近8%。
某种意义上说，中等收入群体形成，是中国改革开放成果的最好证明。
中等收入群体是经济增长极，更是社会稳定器
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等收入群体，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其财富能力和消费意愿，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他们有着较高的收入，具有较强的消费能力，重视自身与子女教育、关注家人健康，注重消费体验，是拉动内需，领导消费潮流的中坚力量。据《中国消费趋势报告》显示，未来五年中国消费市场将新增2.3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4.9万亿元），其中中产阶层及富裕消费者将贡献81%的消费增量。中产阶层大多学历较高，接受了良好的现代教育，掌握了较高的知识与技能，是一国创新的主要承担者。华为的程序员、三一的工程师、中铁的技术员、北大的老师……都是典型的中产，也是这个国家的创新者。
更重要的是，他们本身就是社会的稳定器。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认为，社会中一般存在三个阶层，即富人、穷人和中间阶层。所谓中间阶层，就是“占有一份适当而充足的财产”的人，他们不会为富不仁，也不会觊觎他人，倾向是保持整体上的稳定，所以，亚里士多德提出的治国之道是抑富扶贫，强化中间。这种观点得到了现代政治理论的认同。一个国家，中产阶层人数越多，社会越稳定。
他们也是市场经济的维护者。中产由于有较高的学历与社会地位，通过媒体获取信息的能力比较强，也是一国观念的引领者，在中国，则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一核心价值观的践行者与推广者；有恒产者有恒心，中产由于有着较高的资产，他们对于自己合法的私有财产的关注，又使之成为市场经济、法治环境的推动者，从而在制度上推动中国的发展进步。
当然，应该看到的是，我国中产阶层占全国人口总数的比例并不高，远远低于美国和日本的38.8%、59.5%，“扩中”的任务仍很艰巨。这需要通过夯实经济发展基础、完善财产分配制度、实施国民收入倍增等手段，多管齐下，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比例，带动更多国民进入中产阶层。

昨天多名网友发微博称，2018年全国硕士研究生统一招生考试数学科目出现“神押题”，一个名为“李林”的教师在考前押题视频中举的例题与实际考试试题十分相似。教育部考试中心回应称，已确认所举例题与实考试题不同，视频中所提及的教师未参与2018年研究生招生考试数学科命题工作。任何干扰破坏国家教育考试的行为，一经查实，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教育部考试中心及时回应了考生对泄题的担忧。近年来，考研一直被泄题阴影笼罩，有关部门对泄题事件一向高度重视，比如针对2016年考研泄题，湖北警方经过历时4个月的侦办，出动了大约120名警力分赴河南郑州、鹤壁、洛阳、广州等地开展侦查，打掉犯罪团伙11个，挖出了此次考研试题的泄密源头，打掉了长期盘踞在湖北的助考犯罪团伙，处理了涉案作弊考生。为何泄题事件仍不时发生？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考研培训机构（“助考”机构）面临巨大的利益诱惑，花血本打通关节，获取试题。而在事发之后，虽然相关人员被处罚，但机构依旧存在，甚至把参与泄题作为“当年勇”加以宣传，以招揽那些希望走捷径考研的学生继续牟利。
要治理考研泄题问题，必须切断考研泄题利益链。要加大对泄题事件参与机构、参与人员的处罚力度，对机构要建立黑名单制度，禁止终身进入教育培训领域。对通过机构获得考研题目的学生，不仅应判零分，取消当年考研资格，而且，可以将禁止考研期限从最多3年，调整为10年以上。同时要推进研究生考试招生培养改革，扭转一考定终身。
还应当建立参与国考作弊机构的黑名单制度，在追究相关人员的刑责之后，取消培训机构的培训资质，并按照黑名单制度的要求，禁止该机构重要工作人员重新举办培训机构、申请培训资质。在当前的社会生态下，一个涉及泄题的培训机构，非但不会被考生唾弃，反而会被“追捧”，培训机构在出事之后，会以保过、押题等噱头招生，生意可能更火爆。这会催生泄题问题频发。为此，必须加大对机构的处罚力度，让其一次参与泄题等重大作弊丑闻，终身禁入教育培训领域。
对于参与作弊的学生来说，目前的处罚相对于以前已经更严格，可是，禁考1到3年，对本来就准备复读多年或者本来就觉得希望不大的学生来说，不是多大的事。而我国研究生录取，更多看笔试成绩，这让搞到题目变为部分考研学生准备考研心照不宣的目标。对此，一方面，要进一步提高禁考年限，比如禁止10年，这会令有考研追求的学生，认真评估作弊是否值得；另一方面，则需要改革我国的研究生考试、招生、培养制度，以社会化考试、大学招生多元评价、培养提高质量加强淘汰，减少泄题等作弊的收益。
总体看来，应试考研、考上研究生之后虽有淘汰但淘汰率普遍不高，让部分考生有作弊的冲动——只要作弊考出高的分数，大学就会录取，而录取之后，不出意外就能顺利毕业获得学位。发达国家大学研究生招生实行申请—审核制度，也会看学生参加统一测试的成绩（如GRE)，可是，这只是一方面评价指标，大学平时学业、综合表现不行，即便统一测试成绩再高也不会被录取，而我国虽然也有研究生复试，但参加复试的比例是120%，笔试高分，在复试中被淘汰的概率是很低的。另外，发达国家大学的研究生培养实行“严出”培养模式，淘汰率很高，而我国虽然一直强调要重视研究生培养质量，可是，仍缺过程性评价和淘汰。
由此不难看到一条清晰的泄题利益链：于培训机构和学生而言，参与泄题虽有风险，但收益巨大。切断利益链，一方面需要加大处罚力度，另一方面则需要研究生招生探索建立多元评价体系，研究生培养加强质量监控，严格过程评价和淘汰，减少一次考试成功的收益。

如何包容新经济，在A股是个令人焦虑的话题，对港股来说则只是临门一脚。
因为“不想把非常有发展前景的新经济公司关在门外”，港交所最近启动了“香港市场二十多年来最重大的一次上市改革”，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将允许创新型公司以“同股不同权”的股权结构在港上市。(12月18日《第一财经日报》)
如果不是因为股权结构问题错过阿里巴巴，同时拥有阿里和腾讯的港股市场，今年应该是风光无限的。毕竟，这可是包办了中国新经济中最有战斗力的两艘航空母舰，而能否成就这样的公司，是一个资本市场核心竞争力最直观的体现。
港股改弦更张，令A股更显尴尬。A股今年最大的槽点之一，是它的走势完全不能反映我国新经济的迅猛增长。去年，“十三五”规划最终文本被传要删除草案中的关于“战略新兴板”的表述———在承接中概股、吸引新兴科技公司上，“战略新兴板”被认为可能更有作为，这说明，A股的重点是在休养生息的前提下稳中求进。正视现实和理想的差距，意味着A股暂时没有余力为新经济创造条件。
A股的尴尬，不仅是新经济公司难有立足之地的尴尬，也是传统上市公司的尴尬。在平息不久的险资举牌浪潮中，万科、格力作为A股最优秀的公司被卷入漩涡，这样的企业之所以优秀，被认为与股权结构不无关系，但也正是这样的股权结构，只是因为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野蛮人入侵，就对公司的稳健经营构成了潜在风险。没有更好的监管，乃至缺少起码的契约精神，“同股不同权”的股权结构在A股注定将面临更大的挑战。
事实上，“同股不同权”并不是新经济公司的专属，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够传统，也是这样的股权结构。只不过，这种股权结构在保护创始人权益、确保公司稳健经营方面的良好诉求，注定是以更强的监管、更多地考虑投资者权益为前提的。在A股这样一个投资者格外弱势的市场，加强投资者保护才是更为务实的和迫切的。
当然，A股和港股一样，都在经历史上最大力度的变革，从改革的外部效应来看，港股和A股实际上互为受益者。沪港通、深港通相继开通，使得今年的南下资金有力地推动了港股的上涨，腾讯股价连创新高、众安与阅文IPO获得超额认购，也与内地资金对新经济公司的追捧不无关系。这样一来，对于蚂蚁金服、小米、摩拜等随时可能将上市排上日程的新经济公司来说，赴港上市相比赴美上市的优势不言自明。不得不说，港交所在这个时候向新经济公司进一步敞开大门，也是稳稳地踩在了风口上。
A股的开放也不会止于沪港通、深港通，而更大程度的国际化意味着机构占比的提高，也意味着市场监管的国际化。除A股纳入MSCI将在明年正式启动外，未来，外资参股金融机构的比例限制有望进一步放开。从根本上讲，是中国经济的世界地位在主导这种改变，换句话说，中国经济的世界地位越来越受到认可，而其继续成长和升级的诉求，也需要一个在监管和规模、开放度上都足够强大的资本市场与之匹配。
就新经济而言，长期来看，我国的新经济将是一股强大的洪流，持续冲击A股的大坝———今年新经济的GDP占比超过一成，过去十年，中国新经济年均增长16.1%，是同期全国经济增长率的1.9倍。因此，A股最终选择接纳那些有前景的新经济公司，只是时间问题。而且，以新经济的成长速度和A股当前的变革速度，港股对特殊股权结构的接纳，完全可以视为A股改革方向上的探路者。
A股没有关于新经济的好消息？不要紧，它已经在路上。

楚天都市报12月25日讯（记者刘闪）近日，武汉地铁4号线上一名年轻男子睡着后，手中握的手机屏幕上打下了这几个字：“需要让座请叫我”。他的这一举动，被其他乘客拍下上传到网上，迅速得到传播，不到两天时间，视频浏览量已超过1900万。

25日上午，楚天都市报记者在视频中看到，年轻男子穿着时尚，坐在地铁车厢一排座位靠近车门的位置，头上蒙着外套的帽子，已经睡着。双手握着的手机放在他的腿前，手机屏幕上一串字幕来回播放：需要让座请叫我。
视频只有短短7秒，12月23日，被微博网友“野味帅哥”上传后，浏览量飞速增长，今天上午10时，已超过1900万。男子睡着后，仍不忘需要座位的乘客，获得众多网友的称赞。网友纷纷留言：“谁不喜欢这种男人呢？”“爱上一个男孩只需要7秒”……还有不少网友关心他时尚打扮和屏幕上的软件。

记者随后通过微博联系视频中的男子本人，他的网名是“竞走大蜗牛”，他是湖北人，在武汉工作，不过他目前不愿意接受采访，称只是应该做的事情。记者注意到，24日下午，他已就此事发了一条微博，他对网友说：“首先，真的很谢谢你们的夸奖以及鼓励。说实话，我看到这些心里是窃喜的，很荣幸被你们喜欢，当然我也喜欢你们。网络上的人很复杂，我也收到了一些不太好的私信，很多人会以为是故作姿态，不过我自己问心无愧就好，其实这个事我以前也做过，只要是站数很多的话我都会这样，因为我坐着无所事事就想睡觉，但是又怕这个座位有人需要，所以就想到了这个办法。其实我没有那么的好，也没有那么的帅，但还是谢谢你们喜欢我。”

最后，他说道，希望能多点正能量的东西，人可能过几天就会忘记，不过这个精神希望能传播出去，因为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人。

12月26日，发改委发布《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自2018年3月1日起施行。

办法提出，投资主体开展境外投资，应当履行境外投资项目核准、备案等手续，报告有关信息，配合监督 检查。企业境外投资不得威胁中国国家利益和安全，不得违反宏观调控和产业政策。

对企业境外投资（包括境内企业控制境外企业开展境外投资）采取核准、备案管理；敏感类项目实行核准管理；非敏感类项目，中方投资额3亿美元及以上，投资主体应向发改委予以告知，无需备案；3亿美元以下无需备案、无需告知；企业境外投资不得威胁中国国家利益和安全，不得违反宏观调控和产业政策；

发改委将联合同级政府有关部门建立协同监管机制，通过在线监测、约谈函询、抽查核实等方式对境外投资进行监督检查，并将建立境外投资违法违规行为记录。


六部委：民企不得以虚假境外投资转移资产

中新社北京12月18日电(记者周锐) 18日披露的中国《民营企业境外投资经营行为规范》要求，民营企业境外投资应按照相关规定，主动申请备案或核准。民企不得以虚假境外投资非法获取外汇、转移资产和进行洗钱等活动。

近年来，中国民营企业境外投资步伐明显加快，为提高“走出去”的质量和水平，国家发改委、商务部、人民银行、外交部、全国工商联联合制定了上述规范。

规范要求，民营企业开展境外投资应坚持企业主体、市场运作，自主决策、自负盈亏，量力而行、审慎而为，着力提高企业创新能力、核心竞争力和国际化经营能力。

对于投资对象，规范要求，民营企业要加强对境外分支机构在资金调拨、融资、股权和其他权益转让、再投资及担保等方面的监督和管理，审慎开展高杠杆投资，规范境外金融衍生品投资活动。


规范还要求民营企业在收购境外企业前，要对目标企业开展环境尽职调查，重点评估其在历史经营活动中形成的危险废物、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等情况以及目标企业与此相关的环境债务。

对于对外投资的资金和过程，规范要求，民营企业在境外跟踪拟使用中国金融机构信贷保险的项目，未取得有关金融机构出具的承贷、承保意向函前不得做出对外融资或保险承诺。

规范指出，民营企业境外投资经营应坚持公平竞争，坚决抵制商业贿赂，不得向当地公职人员、国际组织官员和关联企业相关人员行贿。不得串通投标，不得诋毁竞争对手，不得虚假宣传业绩或采取其他不正当竞争手段。

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孟玮当日也透露，按照分类指导的原则，国家发改委目前正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起草《国有企业境外投资经营行为规范》，争取尽快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