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12日，美国白宫表示，最后一次放弃对伊朗的制裁。这也意味着，特朗普目前仍保留伊核协议。

另据海外网1月13日电 据今日俄罗斯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延长对伊朗制裁的豁免。美国官员称，这是他最后一次签署这样的延期规定。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美国政府的高级官员周五（12日）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在与伊朗的“核协议”框架下延长对其不制裁的制度。

美国官员称，“总统的决定是再次不进行美国就《联合全面行动计划》要求的‘核’制裁，以仍留在这份协议中。但总统已在声明中明确称，这是他最后一次签署这样的延期规定。”

早前有报道称，伊朗核协议即将迎来多项评估的期限，届时特朗普将决定是否退出伊核协议，并选择是否要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制裁。尽管美国司法部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都在极力阻止特朗普退出协议，但协议支持者们对此感到担忧，认为伊核协议很可能成为“第二个耶路撒冷”，而特朗普也将再次固执己见。（海外网 巩浩）

此前报道：美国财长称美将在伊核协议之外对伊朗实施更多制裁

新华社华盛顿1月11日电（记者朱东阳刘晨）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11日表示，美国将在伊核协议之外对伊朗实施更多制裁。

姆努钦在当天的白宫记者会上表示，美国已对伊朗实施过一批制裁，未来将以“侵犯人权”等名义出台更多对伊制裁措施。

他说，美国在伊核问题上的立场非常明确，那就是伊核问题全面协议不足以限制伊朗的弹道导弹活动，因此需要修改这一协议的内容。

一同出席记者会的白宫发言人桑德斯也表示，美国认为伊核问题全面协议的缺陷之一是伊朗可以在此协议下“自由公开地发展核项目并迅速获得核武器研制能力”，白宫将和国会以及美国盟友开展合作以弥补该协议的“缺陷”。

特朗普去年10月13日宣布，拒绝向国会证实伊朗遵守伊核协议。根据相关规定，美国行政部门每隔90天需要向国会提交报告，评估伊朗是否履行伊核协议承诺。据报道，特朗普将于本月12日就伊核协议再次发表讲话。外界普遍关注美国将就伊核协议作出何种表态。

自去年1月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美国政府以伊朗发展弹道导弹技术为由对伊朗不断施压。伊朗方面则表示，发展导弹技术是伊朗不可剥夺的权利。

据报道，2017年5月，为了承接一项工程，来自河南一家建筑公司的柳先生和十几名同事被派到南京做前期筹备工作。为了节约开支，大伙商量决定采取A A制的方式搭伙做饭。不料，2017年11月建邺区市场监管局(下称市监局)上门进行检查，要求柳先生等人不得在出租房内做饭，并且开出了一份《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告知书》显示柳先生等人搭伙做饭属于“未经许可从事食品经营的行为”，并认定其违法收入为14160元，加上10倍的罚款，总共要处罚155760元。对此，柳先生等人表示很不能理解市监局的这一处罚。因协商无果，柳先生等人已就此提起申诉。而在此之后，市监局向媒体提供了一份建筑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该建筑公司承认出租房为单位员工食堂。
针对此事，很快热议如潮。甚至有网友感慨道：“原来自己吃饭也要办理《食品生产经营卫生许可证》！”在当下食品卫生问题备受关注的大环境下，此次执法行动非但没有因其严格而受到好评，反而受到民众的质疑，这着实令人深思。
根据《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规定，食堂指设于机关、学校(含托幼机构)、企事业单位、建筑工地等地点(场所)，供应内部职工、学生等就餐的提供者。建邺区市监局就是根据这一规定认定柳先生等人的搭伙做饭属于开设食堂的。而作为食堂就应该遵守食品安全法第35条第1款规定，必须有食品经营许可证。《食品安全法》第35条第1款的确规定了，从事食品生产、食品销售、餐饮服务，应当依法取得许可。
为了证明是食堂，案发后，建邺区市监局还向媒体提供了一份该建筑公司的“情况说明”。而被处罚方柳先生表示，“该情况说明和授权书都是在市监局的工作人员诱导下写的，当时他们承诺不罚款，我们才按照他们给的模板写的”，“单位一开始不愿意盖章，协商了好几天才盖了章”。那么真相到底是什么？到底是员工个人搭伙做饭，还是公司开办的简易食堂，双方各执一词。不过，认定是否开设食堂，不能仅以单位自我“说明”为依据，而应该依照事实做出判别。如果是单位食堂，必须由单位出钱购买一切厨房用具，以及食品原材料，安排有专门的厨师，还要有专门的经营管理者。单位不能仅仅是在找地方解决了员工吃饭问题这个意义上自认食堂。对此，柳先生还说：“比如说买100块钱的菜，我们5个人吃，就一人20块钱，烧菜的师傅是不赚一分钱的。因此，张师傅做的饭一没出售二没盈利，怎么就成了‘食品经营行为’？”
与此同时，南京市别的几个区市监局工作人员则表示，柳先生等人搭伙做饭规模小，而且是在民宅内，不需要办理许可证，只要做到不扰民就行。也就是说，同在南京市的不同市监局的态度完全不同，那这究竟是理解上有偏差，还是执法上的随意扩张呢？实际上，食品安全法第36条还规定，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等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应当符合本法规定的与其生产经营规模、条件相适应的食品安全要求，保证所生产经营的食品卫生、无毒、无害，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对其加强监督管理。这一条对“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等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只提出“与其生产经营规模、条件相适应的食品安全要求”，这也说明，不是只要有食品生产就必须去办个许可证，否则那些小摊小贩小作坊就根本没有存在的空间，可社会又实实在在需要它们。
再就处罚而言，根据《食品安全法》规定，未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以及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再次，法律强调的处罚依据是“食品货值”，“货值”与为分摊成本而进行的搭伙做的饭菜有明显区别，这种搭伙的“自给自足”行为在本质上仍然属于自己做饭自己吃，只不过吃饭的人比单独的一家人或几家人多。这样的执法就有管得太宽、管得太随意之嫌。就当是该管，也有高射炮打蚊子的嫌疑。
媒体还报道了此次执法人员的蛮横无理：“不要跟我谈凑钱，你那白纸黑字的东西都在这里，我跟你讲有问题，你要跟我狡辩，我们之间免谈，不交按20倍处罚，我管你，我们就等你告我们。”这番滥用法律当“威胁”筹码的语调，让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公正执法形象荡然无存。这一事件再次验证了基层执法矛盾与部分执法人员执法水平低，且容易滥用执法权，因而选择性地实施作为或者不作为大有关系。
作为食品药品安全卫生监督管理部门，市监局严格认真执法本无可厚非。但此次重罚搭伙吃饭的做法除了反映执法能力问题外，滥用执法权力的冲动亦不可忽视。每一个执法者都须切记，执法的核心宗旨是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人民授予的权力更不可被滥用。

不少企业、劳动者以为加班只要按规定支付加班工资就是合法的，殊不知加班时间过长，同样违反《劳动法》，要被罚。广东珠海市人社局日前公布一起案例：珠海某科技有限公司因为赶订单，违法延长1905名职工加班时间，被处以19万余元罚款。
珠海这家企业2015年4月违法延长1905名劳动者工作时间，违法延长工作时间平均达100小时以上，虽然公司对当月赶订单需要加班事先与工会和员工进行了协商，没有发生强迫加班的情况，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保证劳动者每周至少休息一日；由于生产经营需要延长工作时间，一般每日不得超过一小时；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间的，延长时间每日不得超过三小时，每月不得超过三十六小时。珠海这家企业这种做法已经违法。
根据规定，用人单位每日延长劳动者工作时间超过3小时或每月延长工作时间超过36小时的，可按每名劳动者每超过工作时间1小时罚款100元以下的标准进行处罚。所以珠海人社部门按照受侵害的1905名劳动者每人100元的标准计算，处以罚款人民币壹拾玖万零伍佰元整（￥190500元）。
用人单位违法违规延长劳动者工作时间很为普遍，尤其是在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像此次被罚的珠海这家企业，违规加班还征得了所有劳动者同意，不少企业违法违规延长劳动者工作时间并不会与员工进行协商，完全由企业说了算。很多时候，绝大多数员工面对老板加班的要求，并不会拒绝，大家不会为了违法加班而反对，毕竟对于很多人来说，找个工作并不容易，当你抗拒违法加班，老板多的是借口炒你鱿鱼。所以珠海这一事件中自愿加班的1905名职工，很可能也有诸多无奈。
先不论劳动者自愿加班是否属实，就算属实，其中可能也有受制于人的无奈，而就算是劳动者真心愿意加班，但维护劳动者的身心健康，尊重劳动者休息权，维护劳动者的切身权利，也是企业的责任，况且企业有责任遵纪守法，不踩法律红线。违法延长劳动者加班时间，就应该受到法律惩处。
珠海这家企业既尊重劳动者自身的意愿，也自觉给劳动者发放了加班费，相对不少既让员工违法加班，又少给或不给加班费的无良企业来说，显得“有良”了很多。但该企业仍然被处19万余元的重罚，这也是给所有违法延长劳动者工作时间的企业敲响了警钟。也提醒了各地监管部门，不能等到劳动者上门求助，而应该主动帮劳动者维权，要能依法严惩违法违规企业，要能加强对企业的日常巡视检查等，这样才能倒逼企业不再侵犯员工休息权，尊重与善待劳动者。

中新网1月5日电 据中国驻俄罗斯叶卡捷琳堡总领馆网站消息，1月4日，俄罗斯新西伯利亚州一鞋厂仓库发生火灾，7名中国公民不幸遇难，1人受伤。目前，俄罗斯大部分地区已进入隆冬季节，容易发生火险。对此，中领馆发布提醒，呼吁安全用火。


　　据俄新社报道，跟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发布的数据，起火区域在2000平方米之内，鞋制品及其原料燃烧释放出大量有毒气体。图为救火现场。
　　消息称，中国驻叶卡捷琳堡总领馆提醒领区广大中资企业和中国公民提高安全防火意识，加强对厂区及住宅消防安全自查，彻底排除安全隐患，并配备必要消防安全设备，确保人身及财产安全。

[环球时报驻法国特约记者 董铭 环球时报记者 白云怡]新的一年刚刚开始，法国总统马克龙便开始了一场“战争”，而他的敌人就是假新闻。“Fake News（假新闻）！”2018年新年钟声的回响还没完全停止，这个词语就再次成了许多国家媒体头版上的热门词语。除了最常炮轰“假新闻”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法国总统马克龙日前也宣布，2018年该国计划出台一项新法律，用来打击虚假新闻。这名上任不到一年的总统称，尤其在选举期间，社交媒体将需要用更严格的规则来限制其在网络上发布的内容。

　　“有人正在故意试图模糊真相与谎言之间的界限，破坏民众对自由民主的信心”，英国广播公司（BBC）3日援引马克龙的话称，“现在只需要几千欧元就可以在社交媒体上传播不真实信息。社交网络上成千上万的报道正在以各种语言散布谎言，试图抹黑政府官员、社会名流、公众人物和记者们的名誉。”

　　据法国媒体报道称，马克龙表示，新法案将要求所有受赞助播发的新闻报道提高透明度，比如需要公布赞助人和相关媒体控制者的身份，并限制此类新闻报道的赞助金额。他指出，根据这一法案，一旦媒体播发的消息经证实是假新闻，那么经司法部门裁决，相关内容、网页链接、用户账户均可被取消或关闭，甚至可查封相关网站的途径。有关新法案的细节将在未来几周公布。不过，这名欧洲政治家强调，新闻自由不会受到这一法案的威胁，因为它只适用于在竞选期间散布假新闻干扰大选的情况。法国《解放报》称，马克龙把几百名记者召集到爱丽舍宫，其实传递了两个信息：一是打击假新闻，另一个是改革法律，增加所谓公共媒体的“凝聚力”，告诉记者们应该支持“自由民主”，反对什么虽然没明说，但其实就是他脑海里的俄罗斯和某些中欧国家。

　　对于马克龙即将出台的这项法案，法国人反响不一，有人认为目前网络上的谣言的确无法分辨，对大选这种严肃事情都会误导；也有人认为马克龙此举有违新闻自由的传统，“是不是哪天还要成立个‘真理部’，把那些马克龙不希望看到的评论都删掉？”还有法国网民在网上调侃说：“ 或许到了马克龙任期结束时，我们的社交网络上不仅没有假新闻，连真新闻也没有了”。

　　“毫无疑问，当马克龙宣布这一消息的时候，他脑子里想到的是俄罗斯”，BBC这样评论称，马克龙此前已公开表示，他认为莫斯科曾试图操纵欧洲和美国的舆论。“我们将会完善我们的法律制度，以保护民主不受假新闻的侵害”，法新社援引马克龙的话称，法国的视听监管机构将获得额外的权力，用以“打击受外国控制或影响的电视台的任何破坏稳定的企图”。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去年5月上台的马克龙此前曾公开批评“今日俄罗斯”（RT）和俄罗斯卫星通讯社（Sputnik）散播对他不利的假新闻，并形容它们是“骗人的宣传机关”。法国资讯电视台BFMTV评论称，去年大选期间，马克龙曾被一些外国媒体造谣说他在位于加勒比海地区的避税天堂巴哈马群岛开设个人账户，险些干扰到他的选情。

　　“假新闻让整个世界的头都疼了！”这或许已经成为各国在当下这个时代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就在不久前，英国首相梅在访问波兰时曾表示，英国对俄罗斯试图把信息“武器化”的举动感到十分关切，并认为俄罗斯在地区“散布虚假消息”。对于欧美一些国家关于“假新闻”的指控，俄罗斯也多次表态予以否认。

　　另据俄新社4日报道，乌克兰外长克里姆金表示支持马克龙立法打击假新闻。他在自己的推特中写道：“马克龙宣布打击假新闻的法律，是为了防止误导和宣传，是对那些利用信息作为反民主武器者的回击！我们应当在选举期间打击假新闻。”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新年献词中称，核按钮就一直在他桌面上。几日后，特朗普发推特称“这个贫困、饥饿的国家里，有没有人帮我转告一下，我也有核按钮，我的按钮比他的更大更强，而且我的按钮能用！”
这条帖子让美国社交媒体一下子炸开了。反对特朗普的人士称，特朗普再一次把美国的外交拖向了幼儿园小朋友拌嘴打架的水平，就好比这样的争论：“我的铅笔盒子比你的大！”“我的陀螺比你的转得快！”甚至有人向推特举报，称这种赤裸裸的核攻击威胁违反了发帖政策。推特宣称并未违反政策，没让总统退群，也没去删帖。
一条帖子引起如此群情激昂，就仿佛史上从未发生过这种事情。事实上特朗普的好“大”喜功是有先例可循的。在总统大选期间，他曾反击另外一位共和党候选人鲁比欧，说鲁比欧攻击他的手小。“你们看，”他在众目睽睽下伸出手说：“这手小吗？他说我的手小，言下之意是我的其他某些部位也小。”当时大家也觉得特朗普把辩论拉到了托儿所幼儿园水平。
特朗普和朝鲜比核按钮大小，更像是把争论拉到了冷战时水平。苏联垮台前，美苏在军备竞赛和政治较量中，比肌肉比实力比大小是常事，国家之间的政治较量，动辄带有个人化色彩。曾有笑话说，苏联人去美国，戴着手表，提了两个手提箱。海关官员要他把手表拿下来检查，苏联人吹嘘：“我们手表非常厉害，除了精确计时外，还能量心跳，血压，统计我们走了多少步……”说了一连串功能之后，海关官员又问：“手提箱里装的是什么？”苏联人说：“这不是手提箱，这是手表电池。我们苏联电池就是比你们的大！”又有苏联段子称美国发明了一种高超的计算机芯片后，苏联领导人叫嚣：“我们要造比他们更大的芯片！”不知美国产业界是否逆向思维，把苏联段子中的手表和超大电池做成了小电池小体积的智能手机智能手表了。特朗普的言论，简单粗暴但直接明了，很有冷战画风。
特朗普反对者认为外交不是儿戏，但没准特朗普这么以大小论核打击，不过是用冷战笑话幽上一默而已。批评者应稍安勿躁，发动核打击，应该不是特朗普一按按钮，核弹头就会发出这么简单。CN N的克里斯·斯利萨(Chris Cillizza)分析，椭圆形办公桌上是没有核按钮的。白宫办公桌上的红色按钮是用来召人进屋的。核按钮更像是一个比喻，是冷战期间为了快速反应而形成的一种核武器启动机制，目的是为了让美国总统在遭到核打击之际能够迅速应对。朝鲜和美国现在的比按钮谁大，更像是打嘴仗。到了战争边缘发动核打击，难以想象国会不授权，国防部不操作，而只是总统按按钮那么简单。要这样的话，美国国会或五角大楼会安排拆弹部队去特朗普桌子下割电线了。
那么通过推特隔空骂战到底有什么意义？特朗普上台后，白宫新闻发言人的主要价值是娱乐大众。信息发布，特朗普直接从推特发出，动辄成为批评者把柄。在他们看来，推特并非严肃的新闻发布渠道，其间总统的发言有不少个人化色彩，也不知能否代表美国政府的立场。有人认为特朗普上台之后应该发帖就少了，结果并不是这样。他在推特上造医改税改舆论，批评政敌和其他国家，抨击“假新闻”媒体，让舆情高潮迭起。有不少美国人喜欢这种做法。特朗普的推特让政治话语更接地气。久而久之，对此十分不满的新闻界也转变了态度，天天盯着特朗普的帖子，以其为正式消息来源了。
这种发帖，在国际上既被嘲讽，也被认真对待。特朗普批评美国支援巴基斯坦，一条帖子导致巴基斯坦召开紧急会议。他的“口无遮拦”会造成一些误会，也会以极低成本影响美国和世界的互动。说特朗普用每天几条推特治天下可能言过其实，但特朗普利用推特操纵舆论，改变了媒体生态已是不争之实。政治表态通过新媒体，绕开撰稿人、新闻发言人、媒体等中间人，带有领导者个人色彩，将成为今后美国政治的新常态。这么做消极的一面少不了，但也有好的转变。政治不是儿戏，但也不必是猜哑谜的游戏。特朗普将政治发言推特化，让人听到的不再是四平八稳的被层层过滤的政治陈词滥调，也不是让人绞尽脑汁去猜测的外交辞令。这种发帖式总统发言，大家会批评，会争议，但一定不会忽略。

2017年12月，有媒体报道了厦门一旅客符女士在搭乘海南航空HU7440航班途中昏厥，最终不幸去世的消息。符女士家属认为航空公司延误了抢救时间；涉事公司则回应称，正在和家属沟通并协助后续处理，对家属的恶意诋毁或将追责。
飞行中发生任何意外，尤其是乘客突发疾病，绝对是件很棘手的事。低于地面的大气压，医疗设备的相对不足，返航、备降所需时间等因素，都有可能成为航班乘客突发疾病后恶化的诱因。也因此，目前国内民航系统有着一套相对规范的应急措施，来应对突发事件。
从媒体对符女士一事的还原，和海南航空在事后的声明来看，该班乘务组的急救措施基本及时有效，已经尽到了协助救治义务。而航空公司声明符女士乘机前隐瞒身体状况，保留对符女士家属恶意诋毁或侵权行为通过法律手段追究的权利，也符合《民用航空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
航空公司从规则上来说，确实没有过错。但在规则之下，难道就没有自主的判断和可操作空间来换取符女士的一线生机吗？
同样是2017年12月，国航北京飞往成都航班起飞后，一名旅客疑似晕厥，航班立即返航；返航途中，该旅客恢复意识，情绪激动；飞机落地北京后，该旅客拒绝下机，随后被强制带离。
两相对比，海航还是应反思：征求发病旅客意见后继续行程，是在冒险。为了乘客的生命安全，不能抱有任何的侥幸心理，也不能有一丝懈怠。要始终抱着生命第一的观念，来处置任何机上意外。
“八该一反对”是民航秉承多年的飞行安全文化，要求面对低于机场、机长天气标准等情况，“该返航的返航、该备降的备降”。那么，面对乘客突发身体状况，是不是也可以要求“该下机检查的下机检查”呢？

根据英国媒体1月3日的报道，英国贸易大臣利亚姆·福克斯的团队提出了英国加入TPP的设想，目的是帮助英国在退欧完成后能迅速提高出口，并已在近日与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其他TPP成员国的官员初步交换了意见。
TPP由新西兰、新加坡、智利和文莱四国于2002年发起，旨在促进亚太地区的贸易自由化。2016年2月，美国和包括上述4国在内的11个国家一起正式签署了TPP协议。但去年1月特朗普上台后随即宣布退出TPP，其余11个成员在2017年11月同意推进一份后续协议，即“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和进步协议”(即CPTPP)。
在美国退出声势大减、不得不改头换面的情况下，CPTPP应该不会拒绝英国的加入。问题是英国虽然已经公投退出了欧盟，但在2019年3月29日前仍处在过渡期内，对外经济关系仍适用欧盟的法律，要加入CPTPP也是那之后的事了，而单单一个脱欧谈判已经让英国五劳七伤，或许无暇再投入另一段耗费心力的贸易谈判中。
可以说，试图通过加入TPP来摆脱脱欧带来的困境，有些饥不择食。因为脱欧到底会给英国带来什么样的后果，目前根本还不知道。眼下，就如同英国反对党工党所批评的，英国应该把重点放在“离本土更近的地方”，也就是至关重要的脱欧谈判第二阶段，而这个阶段的谈判，因为牵涉到更为具体的利益取舍，注定比第一阶段的政治谈判要艰难得多。
在第一个阶段里，英国和欧盟主要就以下三个问题达成了协议：分手费、边境管制和公民权利。而无论在哪个问题上，英国都做了不小的让步。然而，第一阶段谈判充其量只是“序曲”，英国真正念兹在兹的贸易、金融等方面的谈判，是在2018年1月开始的第二阶段进行的。而在这个阶段，英国首相特蕾莎·梅至少面对三个扯后腿的因素。
一是英国的民意。2016年7月英国脱欧公投以微弱优势通过后，第二天就有民众上街游行表示后悔，而过去10个多月的脱欧谈判，等于一次次为英国人普及了关于欧盟的知识。去年12月中旬英国《独立报》公布的一项最新民意调查显示，英国民众支持留欧的比例已经上升到60%。尽管脱欧已不可逆，但这样的民意意味着“硬脱欧”没有市场，这就无形中压缩了英国政府的谈判选项。
二是特蕾莎·梅及其政府的命运。2017年6月，特蕾莎·梅仓促宣布大选，导致保守党得票率下降，她本人的地位自此风雨飘摇。德意志银行发布的2018年“黑天鹅”预测报告中，英国现政府倒台再度大选的前景赫然在列。自身地位不稳意味着特蕾莎·梅政府很难全身心投入脱欧谈判中。
三是欧盟惩罚英国的心理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虽然英国脱欧已成定局，欧盟无可奈何，但无论如何不可能让英国不费力气地离开。对于英国来说，第二阶段谈判的重中之重是未来英国金融业和欧盟的关系，而在这方面，相关的争执已经开始了。美国著名智库兰德公司就认为，英国和欧盟之间所有可能的贸易关系在脱欧完成后都会恶化。因此，提出加入TPP，也不乏为脱欧后的英国摆脱经贸困境的一种选择，但目前来看，也只是病急乱投医罢了。

“半个小时就办理好了资格登记，给公司300多名外来工吃了‘定心丸’。”1珠三角地区2018年春运外来工团体订票或自组团订票资格登记的最后一天，广州火车站作为广铁集团设立的8个业务办理点之一，仍然有不少人在现场排队等候。 （12月28日《工人日报》）
春运的节前运输安排通常由每年农历腊月十六开始，那时候民工开始放假，纷纷乘各种交通工具回乡。每年春运，铁路运输是重中之重，据说，铁路总公司会采用“基本方案”、“预备方案”、“应急方案”三套运力方案，分别应对正常客流、高峰客流和突发客流。近年来中国铁路总公司为缓解购票压力，实行实名制购票，以窗口、网络、电话等多种渠道分散购票人群，“一票难求”的情况有所缓解。
农民工在购票时处于相对弱势，尤其是年纪大的，没有或者不能熟练使用网银、支付宝、微信等移动支付手段，也缺乏快捷的网络环境，很容易在购票竞争中“输在起跑线上”。当下，“春运团体票”的举措，既解决了农民工回家购票难的困境，也彰显了业务办理中的人文情怀。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是每个人心中的信念。对于在外辛辛苦苦工作一年的农民工来说，回家过年可能是年末最大的盼头。如果因为一张车票，不能回家过年，希望落空、团圆的期盼化为乌有，那真是太伤心也太不人道了。“春运团体票”登记成功，无疑能够给广大农民工们吃下一粒定心丸，可以让他们在接近年关的日子继续安心工作，不为车票的问题而担忧。
“春运团体票”，会给农民工带来满满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是对广大农民工们的一种认同，是给予一种机会和待遇的公平。“春运团体票”暖的不是一个个个体，而是千千万万个家庭；“春运团体票”方便的不仅仅是一个群体，而是一整个行业。小家庭的温馨，大行业的稳定，会造就整个社会的安定和谐，会让更多的人体会到这个世界的温柔对待，会将温暖带至祖国的各个角落。

在东莞一家公司工作的小东最近遇到一桩烦心事。去年12月27日他收到一笔银行汇款，提示为年终奖9000多元。但第二天公司却宣布，这笔钱发错了，要求员工把钱退回；十名员工共需退还约30万元。对此有法律界人士表示，如果在发放年终奖之前，单位跟劳动者之间没有协商一致的奖金发放标准，这种情况下单位是无权要求退还的；而如果之前就有发放标准，是因单位计算错误导致发错奖金，那么单位就有权让员工退回。
我看这位律师严格按法律原则来做解释，当然也没什么错，但若设身处地为当事人想想，公司说钱发错了，让你退，你不退，来年你还想在公司干下去？有网友就说了，不退，除非是不想干了；想继续干下去，那你就得乖乖退。关键是，年终奖到底算工资还是算福利，在不少中小企业那里本来就是个性质模糊的东西。假如入职时未写进合同里，那么年终奖的发放，有时就完全取决于老板的个人意愿，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临时性。若小东所在公司这回只是发错，并且知“错”能改，最终还是发了奖金，只是钱数有出入，那么尚属于可商量、可接受的范围；假如是劳动合同里承诺发年终奖，到头来却没发，那么就有违约嫌疑，性质又不一样。
对于这桩乌龙事件，你要说它是“大乌龙”，却也不是什么天大的事，我看它的后果，更多地表现在对员工的心理冲击上。适逢年末，大家辛辛苦苦忙碌了一年，对于年终奖自然有这样那样的期待。现在到嘴边的鸭子飞了，换了谁都会不爽。不过话说回来，如果看看周围的情况，也许小东不至于如此失望。两年前智联招聘曾发布过一项东莞白领年终奖调查，结果显示不足四成东莞白领预计发放年终奖，其中有一半白领的年终奖不足5000元。
因此，有“年终”而没有“奖”，看来才是更普遍的情况。只是随着新年春节临近，朋友圈、网上又到了一年一度晒年终奖的时候，在一种普遍的“丰收”氛围中，无论是诱人的年终奖“拉仇恨”，还是奇葩年终奖被吐槽，总比没有年终奖的人来得幸福。有还是没有，比多还是少，更能决定员工的幸福感、满意度。在此情况下，作为公司和老板，研究一下“年终奖心理学”就很有必要。我看有网友反映自己过去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年终多发了五六千元，结果有同事“月光族”，把钱给用掉了。怎么办？公司酌情处理，不要求一次退回，以后每个月从工资里分期扣除。不管怎样，先把年过了再说。这就叫人性化。
假如只是平日工资发错，而非年终奖乌龙，我看这件事也不会闹得那么大。但无论如何，年终奖乌龙事件反映出这家企业内部的财务管理存在疏漏。作为公司，给员工带来不便，理应有所解释，最好有点“表示”。从长远来看，员工是企业最重要的财富，如何留人是如今令许多老板最头疼的问题，尤其近年来有调查显示，年终奖对白领跳槽的影响程度处于上升趋势，去年近四成白领表示或因年终奖不满意而选择跳槽。如何激发员工积极性，企业管理也要讲点艺术

2018年1月1日，《海南省实施新一轮分税制财政体制的方案》出台，把与房地产关联度最大的两个税种收入大部分集中于省级，旨在倒逼市县发展转型，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加大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支持力度，引导市县摆脱对房地产的发展路径依赖。
早些年，类似海南省这样被“房地产所绑架”的省市并不在少数。当然，这主要还是因为唯GDP这一陈旧考核机制的导向问题。“唯GDP论”是当时的一种主流论调。应该说，在经济发展初期，追求“量”的扩大，是适应当时需要的。
但当各个领域都被“做大”所裹挟，已经无视本身发展的质量，经济脱实向虚就在所难免，房地产的畸形便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例证。近年来，在很多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的思维下，房价飞速上涨。房地产在大力拉动经济之后，也开始对经济产生一定的破坏性。
房价暴涨，资产泡沫高企，一方面带动租金、人工等成本的上升，挤压了实体经济利润空间，使得企业不得不迁移到别处；另一方面，房价的畸形挤占了个人生活消费支出，使整体需求变得更疲弱，加深了市场萎缩。而且，从示范效应看，买卖房子比管理企业活儿轻、利多、风险小，谁还愿意干实业？
况且，由于房子价格上涨过高过快，房子已经沦为“投资品”，甚至被不少人用于“投机”，导致财富分配不均问题加重。在这种现实状况下，房地产的趋势影响着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因此，习总书记提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
而房子被大量用来“炒”的原因不外有三。一是地方政府与中央的财权事权存在一定扭曲，地方政府对房地产经营全环节中所能获取的种种利益非常依恋，本心希望房价大涨；二是前些年货币金融政策的刺激，金融衍生链条越来越长，金融空转现象变得严重，房子成为居民极少数能保证手中财富不缩水的标的之一；三是区域发展不平衡现象仍然严重，且随着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一些大城市的“虹吸效应”愈加明显，人口大量流入，也对房价产生挤入效应。
因此，对症下药很重要。当前，不再把GDP增速当做衡量地方政府成绩的唯一标准，不再鼓励激进盲目的“扩张型”发展；金融市场的持续加强监管使金融空转现象逐渐好转，价值投资将更趋于理性；城镇化也在不断反思和纠偏，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些举措更注重对经济的长期调控，从而对房地产产生更深远的影响。
海南的新一轮分税制财政体制方案则开始了财税政策变革对地方政府的激励与反激励，不啻为一种新的尝试，对改变海南房地产依赖、乃至推动海南发展模式转变都将产生积极的作用。也试图从根本上弥补房价虚高背后的机制短板。
当然，整体财税政策同样面临这个问题。此次海南省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方案，也将为全国带来一个示范样板。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我们的经济要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相信目前的转变，还只是开始，更多的长效机制建设，都在路上。

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的一段话，道出了8.89亿微信用户对自己隐私的深深忧虑。
1月1日，他在某论坛上发言称，现在的人几乎是全透明的，没有任何隐私和信息安全。“我心里就想，马化腾肯定天天在看我们的微信，因为他都可以看”，甚至很多商业秘密就泄露了。
之后，微信团队回应称，“我们天天在看你的微信”纯属误解。微信“不留存任何用户的聊天记录”，聊天内容“只存储在用户的手机、电脑等终端设备上”；微信不会将用户的任何聊天内容用于大数据分析。
微信团队的话说得很硬，但还是无法让人释怀，甚至回应本身是不够坦率和真诚的。
如果微信聊天内容“只存储在用户的手机、电脑等终端设备上”，是不是用户手机丢失、损毁了，就不能进行信息恢复？数据就不存储在微信的服务器上了吗？在之前的一些个案当中，我们明明看到司法机关是可以通过微信公司恢复数据作为呈堂证供的。这做何解释？至于微信说没拿用户的聊天记录进行“大数据分析”，那么，朋友圈里推送的那些“精准”的广告是从哪里来的？
在移动通信时代，互联网的巨头们掌握了巨大的权力——对于数以亿计用户的数据的掌控。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如今这样，大公司如此精确地掌握你的行走轨迹、工作单位、消费习惯、地理定位、收货地址……互联网公司甚至比你的家人更能了解你的一举一动。也正是因为互联网巨头们垄断了用户的数据，公众对于隐私的担心才不是杞人忧天。
去年8月，腾讯副总裁丁珂就表示：微信不会读取、分析聊天记录，“虽然腾讯有能力做，但从来没有做过。”要保护公民个人的信息安全、隐私安全，不能靠微信单方面承诺的节操。毕竟如果缺乏监督的话，连苹果这样的大公司也干得出来故意降低手机性能，逼你升级换代的勾当。
在前互联网时代，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是一项重要公民权利，是被写入了《宪法》第40条的，相应的《刑法》第253条也规定了“私自开拆邮件、电报罪”。但在所谓大数据时代，公民的通信秘密却变得暧昧起来，甚至被公然作为“数据资产”，成了互联网巨头的囊中之物。
马化腾有没有偷偷看你的微信记录，这个不能靠微信团队的单方面承诺，必须有制度性的约束、有法律的明确规定。
其实，为了保障社会安全、为了打击恐怖主义等需求，对公民的网络通信记录进行必要的约束、监管是必需的，但也应该有明确的法律边界和程序。虽然我们目前有了《网络安全法》，但是“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立法还是在推进当中。要靠法律制度的刚性运行，而不是互联网巨头的单方面承诺，才能够打消公众对通信隐私的担忧。

电话费充多了能退吗？

据华商报报道称，宝鸡陈先生居然为自己的手机误充了8万块电话费，而这么多的话费竟然是分成了170多次充值，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经过调查后发现，陈先生误充8万块话费，竟然是自己4岁的孩子玩手机误将钱充成话费，一共支出是8万块。

随后这个问题反馈给了中国移动宝鸡分公司，不过工作人员反馈，目前正在核实情况，审核通过后可以退费，但是这个结果会很漫长。

有研究报告显示，过去一年，中国在线订餐用户规模达到了2 .56亿人。在线订餐看起来欣欣向荣，但南都记者日前调查发现，不少商家感觉生意越来越难做———平台带来了订单，也摊薄了单价和利润；平台制破除了位置优先的“高租旺铺”，却新立了排名优先的“付费推广”，这给商家增加了负担；建立了新的盈利模式，却没有合理的分利机制等。与此同时，经历市场早期红利的用户也逐渐发现，曾经方便又省钱的外卖悄悄涨价，配送从“增值服务”逐渐变成“有偿”服务。离不开，却也逐渐吃不起。（昨日《南方都市报》）
借用一句很俗套的话，技术从来都是一把双刃剑，没有绝对完美的创新。外卖平台在带来方便的同时，又制造一系列问题，几乎是可以预见的。例如量大而利薄，无论线上线下，在很多行业都是这种情况。一个并不新鲜的行当，没有突出优势，要想快速突围，最便捷的办法就是摊薄利润，所谓薄利多销。外卖商家的问题在于，感受销量增大的好处时间太短，很快就体会到了利薄，这种落差叫人难以接受。而最直观的原因是平台的补贴降了，服务费上去了。这跟消费者“离不开外卖软件，却也逐渐吃不起”的领悟是一样的，好也是它，坏也是它。
在这种情况下，商家若能自行选择倒也无妨。值得注意的是，根据记者的调查，事实并非如此。例如，有一些商家表示曾接到外卖平台要求，如果要在其平台开展经营，必须与之“签独家”。此前，已有外卖平台在浙江金华因此类行为涉嫌不正当竞争，被处以罚款。这对于中小商户来说，自然是不可承受之重。在餐饮业同质化竞争严重，特别是越来越依赖在线销售的情况下，无论同意平台的这项要求还是负气退出，“量大”这点红利都要失去。当然，并没有不退出、也不同意的选项，养大了的平台已然为王，不同意就要被强制清除。
商家更难自行选择的一点，是不得不面对平台的“付费推广”。尽管一些平台在实行竞价推广、关键词推广之初声称，“将尽可能保证排名合理公平”，但记者调查显示，几大平台的页面都没有明确将付费推广和自然排名区分开来。这也就导致中小商家在支付了平台服务费和推广费之后，并不能明确看到推广成效。换言之，平台权力太大，中小商家缺乏清晰的规则保护，没有博弈能力，推广实际上是一笔糊涂账。而网上餐饮在消除了地域差异之后，主要靠的就是流量，这种担忧会迫使商家走入增加推广费———不见效益———继续推广的循环之中。
我很认同报道的标题，难做的外卖生意可能越来越像一座围城，不进驻是跟趋势过不去，自绝于火热的互联网生意；进驻之后则有这样、那样的难题，可能做的活动越多，亏的钱越多，甚至感觉是在给平台打工。以我所见，除了在线外卖平台，中小商户在其他电商领域也遇到了类似困惑。当“签独家”或是“二选一”盛行，流量就从蜜糖变成了毒药。

习近平主席在致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贺信中指出，本届大会以“发展数字经济促进开放共享——携手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希望大家集思广益、增进共识，深化互联网和数字经济交流合作，让互联网发展成果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12月5日，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浙江乌镇落下帷幕。中外嘉宾畅所欲言、集思广益，达成广泛共识，取得丰硕成果。
面对新时代、新机遇，数字经济将重塑世界经济。当前，基于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数字经济，正日益与农业、工业、服务业等产业结合起来，释放出巨大力量。21世纪是信息时代，互联网代表着新的发展方向，孕育着新的动力。通过实施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宽带中国”战略、“互联网+”行动等重大政策措施，中国科学布局大数据产业，数字经济发展走在了世界前列。
看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交出靓丽成绩单。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经济结构不断优化，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高铁、公路、桥梁、港口、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快速推进。以2016年为例，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已经达到22.4万亿，增速为16.6%，显著高于同期GDP增速，占GDP的比重达到30.1%。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已经位居世界第二，增速位居世界第一。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脉搏，日益牵动着全球互联网产业的心率。互联网让世界变成了“鸡犬之声相闻”的地球村，国际社会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明确指出，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将进入快车道；中国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推动世界各国共同搭乘互联网和数字经济发展的快车。事实上，诸如“共享单车”等走红都足以表明中国数字经济联动着世界发展。
贡献“中国力量”，推动世界数字经济发展。2016年，作为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主席国，中国组织起草了《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凝聚了世界共识。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其围绕数字经济、前沿技术、网络空间治理、交流合作等五大板块设置了20个分论坛，也实现了“一带一路”数字国际合作倡议等多项合作协议签署，无疑为世界数字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的“中国力量”。
白墙黛瓦，拱桥小巷，古韵悠悠。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数字经济能够保障全球经济增速、优化全球经济结构、熨平全球经济周期，乌镇峰会就有助于加强信息技术的国际合作，推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创新，实现发展共同推进、安全共同维护、治理共同参与、成果共同分享，为数字经济发展注入不竭动力，让人类社会畅享数字红利。

领结婚证本是喜事一桩，可南宁的一对小夫妻却留下了一段奔波不停的糟心经历。据当地媒体报道，这对小夫妻本打算在南宁市下辖的横县民政局办理结婚证，前后跑了三次民政局，结婚证硬是办不下来。
脸难看话难听、被打发回去补充材料、明明有复印机却“不外借”、工作时间外出缺岗、随意泄露办事民众个人隐私——南宁这对小夫妻的“领证记”，简直和唐僧师徒西天取经所遭遇的苦难有一比。最后这位女士不得不上网怒怼民政局：“老公都找了，领证这么难。”
涉事民政部门这样的办事效率，不仅让来办事的民众很受伤，更是让政府形象受到折损。
如此情形，倘若出现在五年前，还真算不上“新闻”。但如今各地都提出了“马上办，网上办，一次办”的要求，竟然还有个别部门如此折腾前来办事的民众。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都无法向民众交待。
自上而下的政务改革都需要逐层压实，在下沉过程中，难免有个别地方处在督察督导鞭长莫及之处，形成“软抵制”乃至公然违背规定。此事中的涉事民政局刁难式地不给人办证，就是典型。事实上，若不是当事人在网上吐槽引来舆情关注，恐怕当地民政局也不会这么及时地道歉与问责。
针对这种基层办事难的情况，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建立起及时、有效的投诉处理机制，让民众遇到类似的刁难有通畅的维权渠道，在民众举报后有回应有改善。如此，才能让办事人员不再敷衍塞责，更不敢随意刁难民众。

据检察日报报道，12月6日，北京律师顾冬庆、王志伟在湖北荆门代理一起行政征收案，在庭审结束后，突然遭到20多人群殴，甚至被威胁“活埋”，警方也在涉案车辆上发现了布袋和铁锹。之后全国律协维权中心发表声明，表示严厉谴责。目前4名涉案犯罪嫌疑人被刑事拘留，荆门市公安局召开专题会议，要求迅速对在逃人员实施抓捕。
涉案人员如此明目张胆地以暴力妨害律师执业，赤裸裸地以“活埋”威胁出庭律师，是对法治的公然挑衅和威胁。
在法治社会中，律师扮演着公民权利代言人的重要角色。尤其在刑事案件、“民告官”的行政诉讼中，律师执业权利的保障水平，直接关系到公民的切身权利实现。律师的正常执业，是社会正义实现的重要环节，也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必需。
2015年9月，“两高”、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印发《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其中明确“律师因依法执业受到侮辱、诽谤、威胁、报复、人身伤害的，有关机关应当及时制止并依法处理，必要时对律师采取保护措施”。2016年6月中央印发了《关于深化律师制度改革的意见》，从最高改革决策层的高度再次重申“切实维护律师执业权利和人身权利，必要时对律师采取保护措施”。
律师强，则法治兴，这是社会的共识，也是对于法治的共同愿景。若律师的合法权益都无法保障，则就预示着谁的合法权利都难以得到保护。如果能用暴力让律师噤声，则法律就会沉默。
而在这次的荆门“威胁活埋律师案”中，20多人公然对于刚刚走出法庭的律师实施群殴，甚至有预谋地准备了铁锹和布袋。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所谓“活埋”的威胁就不再是口头威胁，而是有着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希望当地警方能够彻底查清事实：谁在指使打人？谁要求带的铁锹？目的何在？
如果带铁锹的目的就是为了“活埋律师”，那么，此案的定性就不应仅仅是故意伤害罪或者寻衅滋事罪，而是故意杀人罪（未遂）。
值得说明的是，两位北京律师不远千里到湖北荆门代理的这起案件，是一起行政征收案件，起诉的对象是当地的拆迁公司。顾冬庆律师在微博上披露，当时在案发现场指挥的，是当地拆迁公司的负责人。如果这得到证实，说明当地拆迁公司张狂到了何等地步。
去年陕西西安长安区法院的法庭上，就曾发生挥拳头殴打律师的恶性案件，这次荆门法院附近又发生了所谓“扬言活埋律师案”，足以说明个别人对于律师的敌视，对于法治的蔑视。
律师执业是中国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律师执业有保障，则法治有保障。如果律师在一个地方的职业受到不正当的干扰，那么这个地方就可能成为法治的屏蔽区，当地公民的正当权利就无法通过律师的专业知识在法治渠道中实现。
这次的“扬言活埋律师案”必须得到全面调查，并且追究当事人的法律责任，因为这是可能涉嫌故意杀人（未遂）的重罪，绝不能轻轻放过。必须通过对此案的严惩重罚，树立红线——没有人可以用暴力让律师噤声。律师的正当执业权利、人身权利必须被捍卫，这涉及所有人的权利，也是法治的一条脊梁。

由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商务印书馆等联合主办，10余家主流媒体、高校、研究机构参与支持协办的“汉语盘点2017”活动，年度候选字词9日正式出炉，“享”“云”“智”“新时代”“新四大发明”“初心”“人类命运共同体”“引力波”等热门字词入围，活动即日起开启网络投票环节，最终结果将于12月21日发布。据主办方介绍，活动自11月20日启动以来，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和大众踊跃参与。截至12月4日，活动共收到推荐字词数千条，网友点击量达2亿次。在网友推荐基础上，经过专家评议，最终确定了年度候选字词。颇为引人注目的是，网络热词“怼”也进入了候选行列。
“汉语盘点”活动至今已举办12年，旨在“用一个字、一个词描述当年的中国和世界”，“鼓励全民用语言记录生活，描述中国视野下的社会变迁和世界万象”。盘点历年来的“年度字”，大多与当年的政经大势乃至社会热点相关。比如10年前的2007年，国内年度字是“涨”。这个字2010年再度当选，可见物价水平一直是最能牵动老百姓神经的话题。而去年的年度汉字是“规”，与匡正党风、政风的时代新要求相关。这些字眼，浓缩了无数事件，并且为特定年份打上了鲜明的时代印记。每当人们回忆起那些年、那些事，“年度字词”无疑是塑造集体记忆最关键的提示符。
时间来到2017年，几个候选字词中，“享”“云”与日益繁盛的新经济形态息息相关，“强”则捕捉了国人对于国势上升的自信心，“怼”字则最有意思。虽然汉语中早有“怨怼”这个词，但“怼”字进入流行语还是晚近的事。
许多网友最早是在直播平台（比如Dota、Lol的游戏主播）那里接触到这个词。接着是综艺媒体接力（如《真正男子汉》，杜海涛跟王宝强互“怼”片段惹得观众爆笑连连）。还有是国际新闻报道，不时能见诸标题，特朗普又在社交媒体上“怼”谁了。这让“怼”渐渐从网络走向正规媒体，成为“官方用词”的一部分。但真要考究一番，大家如今理解的“怼”字所含“顶撞”“攻击”之意，来自方言，对应的汉字应为“”。不过，日常用语使用正确与否，一个标准就是“从众从俗”。到底是“怼”还是“”，恐怕也没多少人细究。
年度字词大多来源于网络，网络媒介每年催生大量新词，“全民造词”的后果之一，就是热词速朽。据统计，国家语委2006年到2011年从语料中获取的年度新词，仅有40%能够留存，且有25%新词低频使用。尤其是某些表达网民情绪的词，比如“雷”“囧”，又比如“悲催”“坑爹”“伤不起”，假如今天谁还挂在嘴边，别说年轻人要说你老土，就这些词反讽、幽默的强度而言，较之当初也已大打折扣。经典毕竟是少数。回想2009年，“被”字当选年度字，不仅完全改变了现代汉语被动语态不发达的局面，成为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造词法，而且也给读者的思维方式带来全新变化。要让这样的经典复现，怕是很难了。

7年前，因涉嫌故意伤害和妨害公务罪，陕西洋县人潘强文被批捕。其间，经历了公安机关多次补充侦查、检察院起诉到法院，但是在退回补充侦查后就没了下文。近日，在先后向两级检察机关提起国家赔偿后，潘强文终于拿到了汉中市人民检察院的《刑事赔偿复议决定书》，由洋县人民检察院向赔偿请求人潘强文支付被羁押21天的赔偿金5436.69元。
根据2016年1月1日起实施的最高检、最高法《关于办理刑事赔偿案件司法解释》，符合“解除、撤销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逮捕措施后，办案机关超过一年未移交起诉、作出不起诉决定或者撤销案件”的情形，属于国家赔偿法第17条第2项规定的“终止追究刑事责任”。
对于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国家赔偿，是以实际羁押天数计算的。《国家赔偿法》规定，“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潘强文被批捕尽管“持续7年”，但实际羁押的时间为21天，获得5000多元的国家赔偿金，也是有据可依。
至于精神损害赔偿，国家赔偿法虽然规定，“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但就此案而言，“严重后果”却很难得到赔偿义务机关的认可，故而通过正常的申请程序，难以获得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至多是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罢了。
但是，这种权力的救济对于潘强文不过是“杯水车薪”。除了失去人身自由的痛苦，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时刻处于刑事追究的巨大压力之中，本身就是一种精神上的“折磨”。在中国的人情社会，在“吃官司”问题上纠缠不清，光是邻里之间的指点，就会让当事人背负过大的舆论道德压力。
不可否认，精神损害赔偿进入国家赔偿范围，体现了国家法治的实质进步。从浙江“叔侄案”赔出精神损害抚慰金45万元，到“呼格案“的国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00万元，看似天文数字的精神损害赔偿，彰显了国家对权力侵害公民权利的重视。然而，除了产生重刑的冤假错案，那些不起眼的冤假错案，同样有严重的后果。
除了权利上的救济，追责问责的程序也不能少。对于拘留、逮捕、起诉、审判的程序和标准，刑事诉讼法规定得很清楚。批捕了7年未开庭，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县检察院一位负责人说，之前之所以未给当事人答复，是因为“搬家造成案卷堆积，实在找不到”。如果是这种低级错误，有关办案部门和人员，有没有失职渎职的问题呢？
尤其奇怪的是，2011年11月8日，洋县人民法院以潘强文不能到案为由，决定不予受理，而潘强文却表示自己随时能到案，双方的各表话语，究竟谁更为可信，还需要在进一步核查中得到确认。如果在调查中发现，有关办案机关存在责任过错，就应当及时启动问责追责程序，这既是法规制度的刚性要求，也是体现公平正义的必然要求。
公平正义不是一张虚幻的画饼，需要实实在在的举措来保障。只有不放过每一个疏漏，从立法上快步跟进，压紧每一根责任链条，才能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才不会让类似批捕7年未开庭的现象重新上演。

日前，一张《6-20岁能够熟练使用方言人群比例》的图，引发人们的乡愁。浙江省有88种方言，一些方言已被贴上“濒危”标签，如宁波慈溪市“燕话”、丽水景宁县“畲话”、杭州“留下闽南话”等。（12月12日《钱江晚报》）
方言使用的群体少，流通的区域小，地方居民与外界的交往也就少，思想保守，思维不活跃，经济欠发达，闭关自守或自以为是的生活方式，自然也影响地方经济发展扬长避短。
方言是历史原因所致，调查、保护方言，建设方言数据库却刻不容缓，但不应简单理解为扩大方言使用人群。现实中，常常有人因方言的使用人群越来越少而担忧，意欲在普通话成为法定教学语言之时，进行乡土知识教学，引入方言教育。这是很不理性甚至是徒劳无益。因为方言本身就是小众的，作为语言分支的方言教育，重点应放在研究、探讨层面，而研究、探讨需要做好方言调查、保护和建设方言数据库基础上。花力气推广方言使用人群，可能适得其反。
用现代人的眼光看，方言濒危是建设全球社会经济一体化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城镇化建设和教育普及，加速方言的消亡也在情理之中。推广普通话与调查、保护方言也不矛盾。普通话可以适应和满足现代所有人交往、交流的需要，方便更大范围内的居民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