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 Presidential candidate Robert F. Kennedy Jr. announces plan to back the US dollar with Bitcoin. Do your think it is a good idea?
source: https://www.thestreet.com/cryptocurrency/rfk-jr-announces-plan-to-back-dollar-with-bitcoin-end-bitcoin-taxes

文/胡翌霖 2021年1月8日
原文链接 https://yilinhut.net/2021/01/08/8085.html

“比特币就是击鼓传花的传销游戏，国家早就禁了。这东西既没信用背书，也不是法定货币，央行严令禁止金融机构参与。我虽然以前买过一些，幸亏早就幡然醒悟全给卖了，不光没赚钱，还亏了点，你说气不气人。我劝你也别碰，别傻乎乎的给美国人接盘，那玩意儿都是他们设计出来坑中国人的。”

——以上是前几天流传的一条“当被问起你买的比特币怎样了该如何回答”的标准答案，我没看到原始出处，在微博上比较早的是这条。

这种戏谑式的回答，反映了老币民普遍的尴尬和焦虑。显然，理解比特币的人很难控制住自己的表达欲，总是希望告诉周围亲朋好友，就好比当年发现新大陆的探险家，如果只是找到一箱子宝藏，当然有可能闷声发大财，悄悄藏起来慢慢花。但是如果你看到的是无边无际尚未开拓的大陆，无尽的金山银山，你知道这不是少数人可以霸占的，那么你就会忍不住和别人分享：天哪，你猜我看见了什么，波澜壮阔的新世界！面对那些无动于衷的人，我们简直恨不得扭着脖子摁着头让他们看：这宏伟的远景你没看见吗？没一点触动吗？你倒是感叹一声啊。



这种自发的“推销”并不是真的传销，因为比特币并没有下家之说，你买币对我没有任何好处。就好比宣传新大陆的存在，或者指点金山银山的位置，固然有好朋友一起发财的意思，但归根究底主要还是一种“吹牛”的乐趣，不是瞎吹，是真的牛。

但这种自发的“布道”一般会在一到二次暴涨后停歇，我当年关注的那些币圈前辈，很多都已经淡出了。当然其中许多恐怕是没拿住，下车了，但另一些可能就是自己低调了。

为什么会低调呢？一个原因正是因为在面对那些老朋友时，往往就很尴尬了。因为当年你宣扬比特币远景的时候，那些朋友完全没听进去，但只记得“那个谁买过比特币，现在发财了吧”。于是他们就想起来和你聊比特币了。

悲哀的是，他们想起来和你聊比特币，即便不是出于眼红，也多半是一个看热闹的心态，他们仍然对比特币的精妙的原理和壮阔的远景毫无兴趣，他们决不会来问你：“嘿，你当年讲的那个比特币，现在看起来还真不是小打小闹啊，你再说说呗”。而是只会说：“呦，你当年买的比特币，现在涨不少喽，发财了吧！”

听多了这类话，不说恐慌，至少也是很尴尬的。怎么回应好呢？继续和他分享宏伟远景的激动体验吗？他当年多么不感兴趣，现在也是一样，顶多是多了一点对“土豪”的礼节性的恭维。但如果回答：“对，我发财了”又有什么意思呢？请客么？只能尴尬而不失礼貌地回道：“还行、还行。”

我最近的文章也提到，这些礼节性的恭维是很让人尴尬的，典型的说法是“还是你高明，我几年前就看你说比特币了，可惜当年没趁早下手”。我就想说（有时候真说出口）：“其实现在也不迟……”，对方的反应很可能是露出“你在逗我”之类的表情：“现在可太高了，算了吧”。

为什么尴尬呢？因为这种恭维就好比是说：“你当年眼光真好，但现在是个傻帽，都这么高了还看涨呢？”

当然，更可怕的是一些心态失衡的人可能做出更极端的行为。尽管我相信我自己的亲友中不至于有因仇富而害人的，但朋友的朋友我就不敢说了。所以低调一点总能更加安全。

更冤的是，事实上我也没有多么暴富，虽然买得早，但因为本钱不多，其实也没多少财富，至少比起拆迁房按栋算、全国各地都有别墅的真“土豪”们来说，根本还不值一提。

所以像开头哪段“标准回答”很容易引起老币民的共鸣，这的确是最好的办法，事了拂衣去，以后别来问了最好。但我是个不说谎的，也不可能心安理得地说出这段话。事实上直到今天我的比特币都是只进不出，最近一笔是在3.3万刀的时候还买进0.06个币。也许今年下半年我会真正进行一大笔消费（买房），到时候就可以统一口径：“币卖了，买了房”。

感慨了半天，其实想写这篇文章不是为了以上这些，而是从我最近买这0.06个币的体验说起。

当年我买的第一笔比特币，大概是0.09个左右？总之是花了正好100元，直接是支付宝打给btcc的老总杨林科。在当时流行的说法是，不管信不信，至少每个人买1个币，穷学生咬咬牙也是拿得出钱的。如果泡汤，也就当学习新事物了，如果成功，将来不说财富自由，也足以让大部分穷学生完成阶层跃升了。事实上，我当时说哪怕买0.1个币也行了。有财力有眼光的买上1~2个币，怀疑不信的也买0.1个呗，实践出真知，至少知道什么是钱包什么是余额。当时0.1个比特币也就不到100块钱人民币，哪怕贫困山区出来的的大学生也是拿得出手的，甚至咬咬牙跺跺脚买上1~2个并不难。

事实上，当时国内近水楼台的，真就是穷学生们，因为他们会英文，计算机互联网方面的知识也多少更懂一些，比起中年人来说，又没什么思想包袱，也没多少既得利益，买比特币甚至根本谈不上一次赌博，就是一次学习罢了。事实也的确如此，比特币的早期参与者确实以年轻人为主。

但是现在时代变了。上学期期末最后一周，我还在系例会中讲了一嘴区块链。当时令我很遗憾的是，一屋子研究生，排除掉闷声发财的，只有一个学生说自己了解区块链，而且也没买币。一方面我有点怒其不争，但另一方面也确实感受到，比特币已经不太适合穷学生独立自主改变财富等级了，可能需要穷学生鼓动家长，才有可能完成一笔有效的投资。

前两天购买0.06个币的体验更是让我感受到“门槛”的实质变化。想当年，我们直接用支付宝交易，很容易就买到币了。但现在，买币需要先通过好几重KYC（客户身份）验证，还需要对买币的银行卡进行验证，比如工资卡就只能有机构单位的打款记录而不能有个人汇款记录。对穷学生来说KYC这一关就很难过。

当然，比特币日益上涨的价格对穷学生而言也是新的障碍。这一门槛并不体现于比特币/法币汇率的升高，而是在于手续费的提升。

因为就汇率而言，比特币再怎么涨价，穷学生始终有购买的余地，几年前我们说可以随手买0.1个币，现在我们就买0.001个币呗。但是现在买到手0.001个币比当年买到0.1个币可难多了。因为这个时候，比特币转账的手续费已经不能忽略了。

比特币的转账手续费与转账金额无关，而是与一笔转账信息的字节数有关，一笔交易的信息量越大，一般而言所需要的手续费就越多。也就是说，转100个币和转0.01个币的手续费差不多，而转1个币的手续费可能比转0.0013576个币之类的更少。

当然，如果愿意接受交易更慢被验证，可以适当少付手续费。在当年，如果愿意多等一段时间，甚至可以选择0手续费，现在的话0手续费的交易几乎不太可能了。

我最近关注了几次，在拥堵的时候，动态推荐的手续费有0.002个币，在一般情况下，也要0.0007之类的。0.0007个币听着很少，但其实已经要200来块钱了，已经是穷学生难以忽略的程度了。想想看，买0.001个币，一多半都交了手续费了，到手的那点都不一定花的出去，因为到时候还得交一笔手续费。

实际情况并没有那么可悲。事实上，穷学生可以通过间接的方式持有比特币，例如托管在平台，持有其它比特币代币或凭证。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比特币的门槛越来越高，穷学生“用零花钱赌未来”的机遇窗口几乎已经关闭了。

当然，这正是比特币的分叉者们围攻的焦点，就是比特币手续费增加的问题。他们认为，手续费增加本质上是因为区块容量太小——因为一个区块的总字节数是有限的，它能容量的交易数是有限的，所以说为了争夺有限的数据容量，交易者需要付出越来越高的手续费。那么分叉者认为，我们把区块容量扩容不就好了。但这是一个头疼医头的蠢主意，就好比看到堵车的状况只想到把道路修得宽一点就行了。这顶多只能暂时缓解问题，但解决不了根本，更会严重破坏多元化的空间结构。具体问题在这里我不想多说了，我下一篇关于比特币的文章将会再来谈论比特币应该如何解决手续费问题而普及使用。

关键是，一方面我们当然可以缅怀穷学生随手都能够买币的旧日时光，但另一方面也应当承认，时代在发展，随着比特币登堂入室，乃至于辉煌夺目，不可能永远都是靠穷学生当开路先锋的。比如科学革命初期，很多民间业余爱好者都有可能做出重大发现，但现代科学成熟后，未经专业训练的“民科”就几乎无立足之地了；比如大航海时代初期，一船囚犯就可能在新大陆跑马圈地、建邦立国，但新大陆繁荣起来之后可没有这种美事了。

在比特币短暂的发展史中，引领潮流的群体一直在发生变迁，从最初仅限于密码学的小圈子，扩展到程序员们的开源社区，再到开始吸引自由主义者和视野开阔的大学生，然后是有冒险精神的投资者和商人大量涌入，直到今天是追求稳定收益的大型金融机构入场，再到未来可能是国家层面的博弈。可以说就是各领风骚两三年，不同时期的分歧和焦点都是不同的。

但是，事实上我们还不必绝望，因为随着比特币的发展，参与的逻辑也是变化的。现在的比特币早已经不再只是一场“社会实验”可以概括的了，买入比特币也完全不再是一种“冒险”行为、“探索”行为或“开拓”行为，而逐渐成为一种一般的投资行为。现在还在用“传销”、“骗局”之类的概念来理解比特币的人已经完全不着边际了。随着华尔街的明牌加入，它就是一个正常的投资品了。虽然门槛很高，但只是相对于几年前门槛无限低的比特币自己而言的，但是和任何一种国际化资产或投资品相比，比特币的门槛仍然是最最低的——美股乃至美元，都是穷学生难以企及的。哪怕就是炒A股，1手100股一买，要搞点儿策略起码也得有几千块本钱了。

总之，作为顺手随便投注的实验品，比特币已然不再适合一般大学生了，但如果是作为投资理财的选项而言，大学生仍然有机会，或者说，这种机会是永远存在的。哪怕是十年后，比特币及其代币仍然可能是大学生初涉投资理财的最佳起点。当然，到时候“投资理财”本身的概念可能也要发生变迁了，在某个时期，比特币的主导意义又将从“金融投资品”，转移到“储蓄保值品”，当然到那个时候的大学生也许都要落在大爷大妈们之后了。

文/胡翌霖 2020年12月2日
原文链接 https://yilinhut.net/2020/12/02/8079.html

今天比特币美元价格突破历史新高，超过19800美元。不过人民币市场来说还没有超过历史新高，但这也关系不大，因为这几年的趋势正是人民币市场大举萎缩，美元市场重新引领比特币行业。

我上一次写“比特币新高纪念”是在2017年1月5日，当时我还是用人民币算的，突破了8000元，同时我正在谋求入职清华。

我第一篇比特币相关文章 2013年4月19日，当时比特币是719元，刚刚从1600元以上跌下来，也是我最初尝试买入的几天之后。那时我正在写博士论文。（大家注意，虽然我入场早，起价底，但因为最初就是个经济不独立的学生，把所有奖学金都挤进去了，但苦于本金并不多，所以现在也并不是比特币大佬。）

13年4月到17年1月，17年1月到20年12月，大概都是四年。比特币以四年为一个大周期，这从来不是秘密，因为比特币的发行机制就是每四年减半，所以在四年的大周期来看，比特币其实没什么悬念。

总有人喜欢问，比特币为什么涨了啊？当然我们可以找到一些理由，比如13年是塞浦路斯债务危机引发，17年涨是因为中国大妈入场，今年则是因为以灰度为代表的华尔街机构入场。

但照我看来，这些事件无非是一些“填充”，没有这件事填，也会有另一件事填，大趋势来说，上涨并没有什么理由，就是到时候了而已，破新高不是此时就是彼时，总得有个时间点呗。

4年，就投资而言就算是“长期”了，我向来建议，如果你不在乎短线收益，而是有至少四五年的“长远眼光”，那么你随时买点比特币都可以，是的，现在也不晚。

很多人听说我13年就买比特币，都会夸赞两句，一般是说我头脑好、聪明、有远见之类的，很少有人明着跟我说：你就是运气好。但实际上他们心里想的基本都是：碰巧了罢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判断的方式很简单，有时候对方说：你买的早啊，我会回一句：现在买也不晚。对方就笑了：怎么可能，现在太高啦，还是你厉害，云云。（当然，还有一些人是回应“我不懂”、懒得研究，这种回应我是欣赏的，比较洒脱，当然这种人如果转头去买A股了，我还是要鄙视的）

但我本人其实一直在买，不但13年、14年在买入，17年、18年仍在零星地买入。事实上，在我工作之后额外再投入的人民币，加起来早已比我博士时买最初那一批比特币更多了，但新增的比特币却只是零头。即便对我的财富总值而言几乎忽略不计，但不买白不买啊，在我买房之前，本来就得找地方储蓄，我不买比特币，难道去买A股吗？

在13年就买到比特币，真的不一定需要什么智慧，很多人运气好，就刚好那时候入场了。我其实属于运气一般的，那时候经济并不独立，自己能做主的资金很少。智慧是体现在对比特币长期趋势的判断上面，这个判断并不局限于13年，而是直至今天都没有变化。如果说我在13年的判断是智慧的，那么我在今年的判断也同样是智慧的。然而那些恭维我智慧的人，往往对我今年的判断嗤之以鼻，这就证明他们实质上只是礼节性地恭维我运气好而已。

那么有人要问了，我这个“什么时候都可以买比特币”的判断什么时候才截止呢？我的回答是它在可预见的将来不会截止，但这个判断的性质会发生变化。

最初当然是一种风险投资或天使投资，但在起步之后，很长的一段时期里，比特币是一个非常安全的“长线投资”，再到某一时间之后，比特币就成了一种普通的“储蓄”行为。

在比特币的前两年，09年到10年，顶多再加上11年，买比特币是有风险的，因为这个项目真的是有可能失败的。因为最初比特币无非是一个爱好者小圈子的实验项目，主要参与者从一个邮列扩展到一个论坛，但相对一致、齐心。比特币这件事情，相对齐心才有可能失败，因为他们完全有可能一致同意终止实验、推到重来、另起炉灶。

中本聪的隐退标志着比特币逐渐走向成熟，他在论坛上发的最后一个帖子是在2010年12月12日，当时他表达了低调发展的立场，认为希望维基解密不要接受比特币捐款，因为过早把新生的比特币推到风口浪尖可能会让它夭折。

但此后，中本聪消失了，无论出于什么动机，他的隐退是有益于社区发展的。始终有人希望推进比特币在黑色产业中的应用，也有人不希望如此。随着比特币的发展，社区的分歧越来越多，比如是否支持显卡挖矿，是否支持ASIC挖矿，是否加强匿名化，是否扩容区块等等。这些分歧不再会有中本聪一言而定，哪怕他再度复出，也无法打破参与者利益的多元化。

自中本聪退隐以来，至少到2011年、2012年之后，比特币不再会被任何一撮人关闭了。因为社区不齐心、利益多元化，恰恰构成了持续存在的保障。就好比说在1960年代，计算机网络是有可能被扼杀的，但在今天，没有人能关闭互联网。

在我13年入场时，经常听到一句话，就说比特币的未来要么是归零，要么无限大。那些从11年走来的老人心中始终还有一个“归零”的选项，但我那时已经很清楚了，“归零”是不可能的，那么答案就只有一个，就是无限的。

为什么比特币的法币比价可以无限增长？很简单，因为它的总量是有极限的，而世界人民的经济发展是无限的，各国发行的法币总量是无限的。无限除以有限等于无限——这是一个极为简单的数学题。只要我确定比特币的总量有限，就立刻能够理解为什么说任何时候买比特币都是对的。

当然，你要是认为比特币的总量并不有限，可以看我写的““物以稀为贵”的存在论基础——兼论比特币为什么值钱”一文，必须承认这种有限性是有条件的，是历史性的，但我确信这些条件是成立的。

当然，理解“无限除以有限等于无限”这一道理的并不是我一个人，所以13年以来，比特币圈内经常听到的一句口号是“to da moon”，翻译成中文大概就是“涨上天”的意思吧。但事实上，没有天花板并不意味着能涨到月亮上。因为我们说的“无限”是潜无限而不是实无穷，实际的增长是需要时间的，这种增长不会特别快，因为比特币虽然总量有极限，但它是通过一轮一轮的新增达到的，每一轮是4年，第一个4年就发行了总量的一半，第二个4年发行一半的一半，第三个4年发行一半的一半的一半，以此类推。所以事实上，前12年内，比特币的实际增殖速度是要大于大部分法币的通胀速度的。

因此在这一阶段，比特币的增长更类似于“传销”，完全依赖于参与者的增长和资金的投入。所以在这一阶段，比特币的增长往往显得精神分裂，经常像传销那样暴涨，而又不能持续，但崩回来之后又总会慢慢涨回来。

所以说，在这个阶段，比特币同时满足两种投资需求，一种是看重大起大落的波动性，想要迅速致富的炒币家，另一种是以若干个4年为尺度着眼长远的长线投资者。我当然是后者，只要不关注短期涨落，比特币已经进入了稳定的、不可能归零的增长之路了。但前一类人也很欢乐，能够享受到一夜暴富的快感，也能够感受到亏了一个亿的悔恨。

这个阶段是有终止的，大约是在第5个到6个4年，过了这个点，就是有位币圈大佬所说的“永恒牛市”。标志性的节点就是比特币的新币增发率低于美元的通胀率。在此之后，比特币的总量趋于稳定，而美元继续增长，那么，众所周知，一个不断增大的量除以一个趋于稳定的量，结果一定是一个不断增大的值。这个简单的数学原理道明了“永恒牛市”的本质，所谓比特币的永恒牛市，就是法币的“永恒熊市”。因为所有人都承认法币总是不断贬值，甚至很多人认为这是法币相对于比特币不可取代的优点。

当然，这一简单的除法要有意义，也是需要条件的，条件就是比特币的参与者始终保持一定数量，而不是日趋萎缩。但是和前一阶段相比，比特币比价的增值已经不再依赖于参与者的增多。

当然，增发率低于通胀率只是一个象征性的标志，并不代表一个实质性的转折，究竟市场如何波动，是难以预测的。就好比我们讲世界历史进入了“工业时代”、“信息时代”之类，这是一件大事，也可以找到一些标志性事件作为分界点，但实际身处那几年的人，并不会感受到一个特别明显的转折标志。

在下一阶段，人们衡量比特币的观念会普遍发生变化，当然我现在就已经主动转变了观念，但未来这种转变将是常态的、理所当然的。就好比哥白尼时期认为地球运动的观念已经出现但很罕见，但到了牛顿之后，这种观念就司空见惯了。

什么观念呢？就是以比特币来衡量价格。所以我刚才一直在说比特币美元价格或“比价”，因为比特币与美元是互相衡量的对等关系，我们可以用美元来给比特币计价，也可以用比特币给其他所有事物计价。

或许你要问，既然计价是相对的，那么我以美元为本位和以比特币为本位有什么区别呢？大有区别。这就好比哥白尼体系与第谷体系的区别——它们在数学上等价，在预测天文现象上等价，但第谷在物理上坚持地球不动。地球的运动并不会让天文学的数学计算发生动摇，但会让物理学乃至伦理学等一整个体系动摇。一旦人们以比特币本位来思考问题，来衡量自己的投资和买卖，那么必将引发的观念领域的颠覆是巨大的，这种观念革命的内容将是我未来两年研究所谓“区块链哲学”将要逐渐阐发的事情。

当然，观念革命在少数革命者那里总是超前的，但是在人民大众那里总是滞后的。牛顿的世界观直到牛顿之后的一百来年才真正深入人心。

所以我不是太喜欢“永恒牛市”这个概念，不是因为它说得太夸张，而是因为它格局还不够大。它只是在汇率市场的意义上形容这个阶段，而没有提示出比特币对生活世界和生产领域的全盘影响。我愿意说，“比特币的时代”即将到来。

文/胡翌霖 2020年10月5日
原文链接 https://yilinhut.net/2020/10/05/8031.html

常有币圈网友希望我再写点相关文章，这下好了，后两年我真要回来写区块链了。

我申报的社科基金荣幸中标，“区块链的技术史与技术哲学研究”，这是我学术方向和区块链领域的结合。

本来想把申报书的主体直接贴出来，不过有同事提醒，社科基金结项时需要查重，尽量不要在期刊和出版物之外发表太多相关内容，所以我先写了一个简短的提要，以后相关文章也会在发表之后再贴出。

这个课题我自己的两个学生都不感兴趣，我将招募其他感兴趣的学生或同行加入研究。

提要或引言如下：



2008年，化名中本聪的匿名作者发表比特币白皮书，提出了“区块链”这一技术思想（中本聪表达设想时使用了block和chain等词汇，但blockchain这个组合词并非中本聪提出，而是后人的概括）。2009年，中本聪启动了比特币这一种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数字货币。十年来，除了比特币之外，各种依托区块链的项目层出不穷，区块链技术得到了黑客、黑市和无政府主义者的欢迎，但同时也逐渐进入主流社群的视野，各类区块链应用不断出现，逐渐改变经济社会运行逻辑。特别是到了2019年，Facebook计划发布数字货币Libra，引起广泛关注。

电子计算机在二战时期发展起来，计算机网络孕育于冷战时期，它们最初也是作为一项国家级的创新战略被推动起来，但最终成为一个潜力巨大的“平台型技术”，为更多新兴技术和交往方式提供基础。那么，在新的全球政治格局风云变幻的新时代，区块链技术有可能成为又一项创新枢纽或技术平台吗？

正如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过程中，军方、学者、商人和黑客等不同立场的参与者互相博弈，共同塑造了现在多元化的互联网世界。同样地，区块链技术的趋势也并不只是它的发明者或一小撮程序员所决定的。科研学者，特别是人文学者，也应当加入进来，发出独立的声音。

作为人文学者，我们的关注点不是技术本身的原理和结构，而是技术对于社会文化的影响。正如马克思所言“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机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如果说以区块链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真能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那么，对于区块链技术的基础研究，特别是其在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理论方面的研究尤为迫切。

本课题综合技术史与技术哲学的视野，不把区块链当作一个现成的工具，而是看作一种尚未定型的新范式来考察。通过追根溯源，对区块链技术的意义和偏向作出更恰当的理论定位。一方面，区块链技术并不是凭空发生的事物，它有科学史、技术史、经济史和思想史的背景，它的技术内涵可以追溯到二战以来的密码学发展，也延续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互联网技术的去中心化发展趋势，并且特别受到1990年以来的“自由软件运动”的深刻影响，最终与21世纪以来互联网2.0和金融的数字化趋势相呼应。但在另一方面，区块链技术又是某种全新的东西，这种革命性并不是体现在其技术细节之中，而是特别体现在其观念内涵的冲击力之上。它试图重新定义记账方式和交易方式，以去中心化的新方式在互联网上重新建立“信用”。区块链技术究竟新在何处，这正是需要我们从技术史和技术哲学的角度加以阐发的。

本课题将把区块链放到互联网发展史和货币史中考察，揭示其既是某种大趋势的结果，同时又酝酿着革命性的变化。本课题还将引入现象学技术哲学和媒介环境学，打破技术中立论的思维，揭示区块链技术的意向结构和文化偏向。最后，借助对区块链技术的考察，本课题还将回应若干传统的哲学问题，如“实在”与“虚拟”之区别，“内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关系等等。

[1.What——什么是减半？]

文/胡翌霖 2020年5月11日
原文链接 https://yilinhut.net/2020/05/11/7938.html

比特币即将迎来第三次“减半”，关于比特币减半的相关讨论太多了，我也谈不出多少新意，但正因为讨论太多，可能让外行眼花缭乱，我这里尝试以简明的方式解答一下关于比特币减半的若干基本问题。如果你对比特币毫无了解，不妨先读我的“比特币：通俗介绍”。

1.What——什么是减半？
“减半”是比特币发行机制的基本环节。比特币每经过21万个区块，即大约4年，发生一次区块奖励“减半”。自2009年1月上线以来，比特币已于2012年11月和2016年07月发生过两次“减半”，这次是第三次。

2.Which——什么东西减半了？
每个区块中的新币奖励减半了。比特币“区块”可以理解为大约每十分钟做一次打包的账本，记录一段时间内全球的比特币交易。打包区块的工作就是俗称的比特币“挖矿”，挖矿就是通过算力竞争抢夺记账权，谁抢到某个区块的记账权，就可以获得一定的比特币作为奖励。

矿工从区块中获得的奖励包含两部分，一是这个区块中所有交易的手续费，二是新币。新币奖励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减半，越来越少，但挖矿仍然可以靠手续费来激励。

3.Who——谁执行了减半？
“减半”这一规则在中本聪发布比特币源代码时就已经写好，之后修正过bug，但基本规则并未改变。比特币实质上就是一套去中心化的公共记账规则，而减半规则是这套规则体系中最核心的环节之一。所以与其说中本聪控制了减半，不如说这套规则系统在预设条件被触发时自动发生了减半。

4.When——减半何时发生
每经过21万个区块发生一次，第0到21万个区块，新币奖励是每块50，第21万到42万个区块，每块奖励25，以此类推。每一个区块大约10分钟，所以大约4年减半。但是所谓每区块10分钟，是一个动态调节的结果，区块是由算力竞赛的获胜者算出来的，全网矿工的算力越强，算得就越快，但按照规则，每隔2016个区块就根据之前的用时重新调节一下难度，让每个区块尽可能接近10分钟。所以说实际上看，由于比特币不断加速发展，所以平均每个区块的时间总是小于10分钟，减半的实际时间也就略小于四年了。

5.Why——为什么要减半？
为什么要减半呢？首先，减半是控制比特币总量的方式。除了去中心化机制之外，比特币与传统货币的关键区别就在于，传统货币的数量是可以任意增多的，没有极限的，而比特币的总量是收敛的，是有极限的。当然很多人因此认为比特币不可能成为一种好货币，这个问题争论起来就说来话长了。但无论好坏，如果我们想要一种总量“收敛”的货币，谁能做到呢？无论支持还是反对，至少比特币成功地设计了这样一种总量限制的机制，这一点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另一个问题是，既然总量设定为收敛的，为什么需要通过减半机制逐步发行，而不是一开始就一次性发行完所有比特币呢？这无非是为了吸引参与者。越早的参与者总是越有优势，这一点本身也能吸引人们尽早参与，但如果最初一批参与者占据的东西太多，自然也会压抑后继者的热情。以逐步递减的方式发行新币，是在先驱与后继之间、公平与激励之间的一种平衡。从10多年来比特币的影响力稳步扩张的效果上来看，这一平衡维持得还算不错。

6.附加题：减半行情如何走？
很多人其实不关心上述问题，而只是关心“减半行情”会如何走。比特币减半对市场的影响有两个层面，一是心理的，二是物理的。心理影响就在于，这个减半的时间点是可预知的，大家都等着这个时间，赌徒也好，庄家也好，都围绕这个点做文章，所以市场行情在减半前后总不会太过平淡。但减半引起的心理层面的“利好”，应该是提前释放的，所谓利好出尽是利空，心理意义上的减半行情在实际减半时就完结了。

但第二个层面是物理的，就是减半后市场上的新币供应实实在在地变少了，这个影响没办法提前释放，而是会逐渐重塑市场环境。有一部分每天稳定的卖单要减少一半了，在其它情况都不变的情况下，自然会促进行情向好。但这是一个细水长流的事情，并不是减半当天立竿见影的。

另外，此次减半有一个比较标志的地方，那就是在这次减半之后，比特币的“通胀率”将会降到2%以下。也就是不仅在“极限”的层面，也在实际的发行增量方面，真正成为一款“通缩货币”。在这个意义上，在其它情况都不变的情况下，仅靠法币的通胀，比特币的相对价格也应当是趋涨的。但这也是一个长期的效果。事实上，“其它情况不变”是不可能发生的，最终影响比特币未来的还是外部环境的变化。但仅就“减半”这一事件而言，当然是长期利好的。


比特币的减半代码

文/胡翌霖 2019年10月27日
原文链接 https://yilinhut.net/2019/10/27/7778.html

《界面》的蹭热点约稿。我正在合肥参加中国科技史年会，昨晚上开完一天会之后躺床上写的，有些仓促。

不过这算是我第一篇脱离比特币专谈区块链的文章。在我看来，区块链的核心应用无疑还是货币，脱离货币或广义货币（证券等）的区块链技术基本就只是个噱头。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确实可以在比特币之外，在互联网的发展史中，为区块链技术探寻一种定位。下面转帖全文：

 

1959年，刚刚加入兰德公司的巴兰（Paul Baran）加入了一个课题，这个课题受到美国空军的委托，目的是建立一套在核战争下让通信指挥系统保持运转的方案。

苏联在1957年率先发射人造卫星，这意味着苏联人能够把核弹头送到地球的任何地方。美国人在冷战的压力下，在可能随时遭遇核打击的前提下，研究应对策略。在核打击下，指挥中枢一定是优先打击的目标，再怎么修建防空设施，都难以保证指挥中心在或长或短的时间内陷入瘫痪。那么，如何在指挥中心或通信线路的中枢被破坏后，仍然保持各地的通讯呢？巴兰最终给出的方案是“分布式通信”。

巴兰提出核心概念是“讯息块”（message blocks），即把要传递的讯息先分成一块一块分开发出，而不是像传统电话系统那样在两点之间建立一个持续的连接关系。

后来这个词被我们现在所熟悉的“数据包”概念所替换，每一“块”数据好比一个邮包，寄信人并不指定唯一的传递路径，而是指定确定的“终点”。同一块数据可以同时经由不同路径传播，只要最后到达收件人即可。

比如A要向D发消息，不一定非得通过中心的O转接，而是可以通过A→B→C→D，也可以通过A→F→E→D，或者通过A→C→E→D等等。这样一来，无论其中哪一个节点出了故障，讯息总还能找到其它路径传递。这样一来，整个通信系统的抗打击性或者说容错率被大大强化了。

 



当然，远距离传递信息总会出现错漏问题，因此还需要设计一系列指令规范，以便及时校验数据，在出现问题时要求重发或中断连接。

这套分布式通信系统就是“网络”的原型，在类似思想下诞生的通信网，是后来互联网的前身。简单来说，互联网技术的出发点，是解决“通信的去中心化”这一问题。

讯息分块保证了去中心的网络化，但是，把连续的讯息拆散成一块一块，马上就面临一个新问题，那就是如何判断块与块之间的先后次序呢？当第一块数据沿着A→F→E→D传输时，第二块数据也许已经通过A→C→D抵达了目的地。于是接受者需要复原它们的原始顺序，这样才能准确地还原出完整的讯息。

这个问题看起来很容易解决，只要A在寄出信息时，在每个“邮包”上盖上“时间戳”就行了，接受者按照邮包上盖的戳重新整理，自然就还原出准确的顺序了。

但这是建立在寄信者不做假的前提之下的。而如果寄信者有意或无意地发出错误的讯息，又该如何处理呢？

如果在网络通信中交换的只有数字信息本身，那么错误和矛盾的信息无非是添了点乱，最终清理掉就行了。但关键是，随着信息时代的发展，我们通过互联网所交换的不再只是单纯的数字，或者说，一些数字拥有了额外的价值。

比方说，我银行存折上的那一串数字，就大有价值。如果这段数字稍微错了点位，变了变次序，我可能就要发财了。而当我大笔一挥，在支票上写下一串数字并寄给某位朋友，那么这一封信也就拥有了额外的价值。当然，收信者最终还要到银行去兑现，才能保证我这张支票不包含有意或无意的错误。

无论是填写支票还是兑换支票，无非也都是信息的传输和校验的过程，那么，这些过程能不能全部放在网络上进行呢？当然可以了，我们现在早已经对网络银行、网络支付习以为常了。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发现，“中心”又回来了。当发信者有可能造假时，为了信任或校验，我们必须诉诸第三方。于是往往就需要一个核心节点O（如银行）来提供最权威的判断。

那么这个核心裁判者能否再“去中心化”呢？例如，我们让B、C、E、F等节点都有权进行裁判，以至于即便失去了中枢节点，各节点之间仍能建立可信的交易。

比方说，A的“存折”不止保存着O那里，B、C、E、F都保存一份副本，当A签发一张支票时，他们都可以与记录中的余额对比，只要A的存款够用，就把相应款项划到D名下，确认这笔汇款的完成；如果A的存款不够用，就否决这笔汇款，判定A作假。

这种用“公共账本”取代“中心账本”的方案并不难想到，但其中的问题也很容易想到——当验证者之间再出现矛盾又该如何？

例如，A向B发送一条信息，说把我的存款都划给C；同时A向F发送一条信息，说把我的存款都划给E，结果就是C和E同时收到A的全部存款，究竟该判给谁呢？

或许可以这样：我们等待一会儿，等全网各个节点都收到信息后，再一起投票表决，得到支持更多的信息更加优先。但问题是，如何判断信息已经足够广泛地传播到了“全网”？节点的计数又如何比较呢？（因为互联网上能够随时开设无数虚拟的节点）

于是，许多人放弃了进一步推进网络的去中心化，认为只有在那些不涉及信任问题的单纯的信息传递过程中，去中心化才是有可能的，而一旦涉及信任和裁判，就还是必须确立一个最高的权威才行。

直到2008年，中本聪提出了“区块链”的概念，终于为“分布式网络”补上了这一环。

区块链之“块”当然不是巴兰的“讯息块”，但其思路却异曲同工。巴兰对连续的讯息进行分块处理，而中本聪对“公共账本”进行分块。公共账本不再是连续的一笔一笔记录的累积，而是若干时间之内的记录打包成块，一块一块地累积起来。

基本方案仍然是——网络中的所有节点都有权验证每一条信息，最后根据“投票”，让多数的一方决定账本的内容。但是，“投票”和“记账”都是以“块”为单位的，而不是连续进行的，每一个“账本块”被打包完成之后有充分的时间被全网确认。投票权也并不是以节点数量为准，而是以某种“计算竞赛”的方式进行。

这个账本分块和计算竞赛的具体细节，涉及到密码学技术，在这里不多展开了。本文只想讨论区块链技术达到的结果，那就是在权威中心缺席的情况下，在分布式网络中实现了“信任”的传播。

有人把区块链技术说成“Web3.0”的标志，这不无道理，但我宁愿说，直到区块链技术，“Web1.0”才真正完成。使得这个“去中心化交流网络”不只是“有效的”，更是“可信的”。

当然，和互联网一样，区块链技术作为某种底层设计，有可能支持完全不同的应用方向。好比说互联网既可以受到军方和政府的欢迎，受到学者和商人的欢迎，也同时受到无政府主义者和犯罪者的欢迎。区块链也是如此。这也正是为什么我们必须以开放的心态，积极推进区块链相关技术开发和立法进程。

[与比特币的因缘]

文/胡翌霖 2018年8月20日
原文链接 https://yilinhut.net/2018/08/20/7396.html

7月16号应邀在石榴区块链的活动中做了一个小报告，原题为《牛顿力学与现代货币》，前两天视频和文字整理版被他们发出来了，改名为《科学革命和现代货币之间的隐秘关联》。该文稿是他们根据我演讲整理的，事实上在演讲之前，我自己就写过一份发言稿，和实际的演讲当然有差别，贴在下面以供参考。

与比特币的因缘
和很多人一样，我很早就在科技媒体上看到比特币的新闻，但一直没有太放在心上，当然一直是穷学生，也没考虑过投资的事情。一直到2013年3月的那一波暴涨，一方面那一阵新闻很多，另一方面我前一年得到国家奖学金到账了，最后是我进行了一番哲学上的思考，这才决定买入。13、14年的时候也写了不少文章，在巴比特上有专栏，上过洋洋访谈，币圈人称胡博士，后来我博士毕业了，正好比特币也进入低谷了，我也很少写文章了。

其实我对于投资理财并没有什么欲望，更不用说一夜暴富啥的，就是想买点币印证一下我的看法。我现在也还是继续走学术道路，没有想过到币圈来圈钱，买比特币的主要意义是印证了咱们学哲学也能赚钱。

咱们哲学的祖师爷有一个故事，就是西方第一位哲学家，古希腊的泰勒斯，别人嘲笑他搞哲学百无一用，门口的臭水沟都没摆平，去研究天象干什么？泰勒斯说，哲学家不是不会赚钱，只不过不想在这种俗事上花太多精力，非不能也实不欲也，你瞧好喽~ 然后泰勒斯通过对天象的研究，预测到来年橄榄丰收，他就去提前收购市面上所有榨油机，然后第二年橄榄真丰收了，泰勒斯大赚了一票。然后呢，泰勒斯并没有成为橄榄油大亨，他还是继续钻研哲学，他赚这一票不是为了敛财，只是为了向别人证明，哲学家可不是笨，只是追求不一样，商人只知道用赚钱来衡量成功，但对哲学家来说，钱差不多就行了，他们投身的是更有意义的事业。

我玩比特币也是一样的心态，以后别人再跟我讲学哲学没用，我就跟他讲比特币，告诉他这就是我学哲学的成果，那他就没话说了吧。

货币的存在论
那么我从什么哲学思考出发接受了比特币呢？主要是关于货币本质的思考。特别是很多人都说比特币是虚拟货币，完全是“虚”的，就是一串数字，所以没价值。我就思考到底什么是虚拟，什么是实在？

在我看来，实在不是一个绝对的、非此即彼的标签，而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每一种东西，只要我们能够谈论它，能够认出它，甚至能够使用它，它就总归是个什么东西，而不可能什么东西都不是。没有绝对意义上不实在的东西，不然我们没法谈论它。只有作为某种特定东西而言，我们可以讨论它实在还是不实在。比如一张桌子，它可能是实在的木头桌子，也可能是实木的却是假的桌子（一碰就散的装饰物），也可能是真的桌子，但木头是虚假的（用塑料拟真木质的）。只有你确定好在哪个角度去衡量它的实在性，谈论实在与虚拟才是有意义的。纸老虎是虚拟的老虎，但是实在的纸。而纸币是实在的纸，但未必是最实在的币。从货币的角度来考虑，我认为比特币才更加实在，它要颠覆的就是法币的虚拟性。

这部分思考我在我当年的第一篇关于比特币的文章里就谈到了（比特币：货币的本质），现在也不多说了，今天我想从我的另一个专业的角度来谈，那就是科技史的角度，其实问题是相通的，还是要反对绝对主义。

两位重要的货币学者
首先我来介绍科学史上两位大名鼎鼎的货币学者，但由于他们在自然科学上的贡献名气更大，所以他们在货币方面的工作倒是很少人听说了。

第一个是哥白尼，第二个是牛顿。

我们知道所谓的“科学革命”，也就是整个现代科学的奠基过程，基本上就是从哥白尼到牛顿。哥白尼提出日心说颠覆了古代的宇宙体系，瓦解了古代天文学与物理学的融洽关系，直到牛顿提出万有引力，重新整合天文学与物理学，完成了经典力学的新体系。

但这一头一尾两个人，同时也与货币关系密切。

哥白尼
首先说哥白尼。哥白尼是波兰人，晚年一直在波兰担任主教职务，相当于是地方官员的角色，和波兰王室关系很好，和罗马教廷关系也很好，寿终正寝，可没有被打压或烧死之类的。

哥白尼是个医生，治疗了很多达官贵人，下面据说是哥白尼的自画像，手里拿着草药，这是他的一个形象。

另一个身份就是波兰国王的财政顾问，针对货币问题进行了许多研究，很可能影响了当时波兰和普鲁士的货币政策。流传下来的主要是三篇文章，包括《论货币的价值》（1517）、《论货币》（1522）、《论铸币》（1526），这些文章当时都是用于内部书信交流，直到19世纪才被重新出版。

哥白尼面对的状况是当时波兰附近政权动荡，不同地区的多代国王的铸币同时流通，市场上的货币很混乱，波兰国王决心重铸新币，统一币制，在这个情况下请求哥白尼提出建议。

哥白尼研究了货币流通的现状，提出了许多见解，其中最富洞见的，是发现了“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这个规律我们知道现代经济学通常叫“格雷欣法则”，其实格雷欣比哥白尼还要晚50年，是后世经济学家重新翻出格雷欣的信件之后给了这个命名的。现在发现，格雷欣肯定不是最早的，最早的是一个中世纪学者奥雷姆，然后是哥白尼，而哥白尼是表述最清晰和完整的。

哥白尼在1517年的文章中说道：“当一种旧的，优良的货币还在流通时引入一种新的劣质货币，不但会损害良币的价值，还会把它驱逐出去”

为什么良币会消失呢？哥白尼总结了，无非有三种去处：1被融化（变成金银更值钱）；2被收藏；3流向外国（因为外国不收劣币）

那么政府怎么办呢？哥白尼提了两条：1发行新货币时就禁止旧货币流通（按金银含量提供兑换）；2统一铸币机构，严格按照唯一的标准铸币，不允许地方诸侯私铸劣币。

还有人认为哥白尼提出了“货币数量论”，也就是说货币的价值不完全取决于金属含量，而是流通的数量越大则价值越低。哥白尼是这么说的：“……铸币的面值（市场价值），虽然是基于金属的价值，但我们要把面值和内在价值区分开来。因为铸币的面值会超过它所含金属的价值，或者相反。”

（关于为什么比特币不适用格雷欣法则（劣币驱逐良币）？我以前也有文章，这里不多展开）


牛顿
牛顿在货币史上的地位更加重要。牛顿晚年一直是英国王家铸币局局长（1696-1700任总监，1700-1727任局长），而且不是虚职，确实是做了许多事情。

牛顿面临的情况是伪币和劣币大肆流通的环境，一方面因为技术进步，造假者的水平越来越高，另一方面官方的铸币厂以次充好，铸币的成色也越来越差，民众对货币越来越失去信心，纷纷抛弃银币，买入黄金来保值，导致黄金暴涨而银币陷入紧缩。

这时候有两种观点，一派（朗兹）认为货币贬值已经既成事实，就干脆增加货币面值但减少成色；另一派（洛克）认为还是要坚持面值与银含量相符，政府应该做的是设法平抑黄金价格。牛顿是支持后一派的，他改进铸币工艺，严厉打击伪币，取得了不少战果。

但牛顿主持新铸其实是失败的，银币还是不断流失，造币厂白银都用完了，根本没铸出多少新币。牛顿认为问题还是在金价过高上面，为了稳定金价，他提出可以让英镑与黄金价值挂钩，牛顿将黄金价格定为每金衡盎司（纯度为0.9）3英镑17先令10便士。这个定价在1717年形成了决议，一直延续到1931年（中间中断过两次）。于是，在100多年后英国正式颁布金本位之前，早就已经开始实行事实上的金本位了。


两种价值
我们看到，哥白尼和牛顿面对的似乎是两种相反的问题，前者是劣币驱逐良币，后者是劣币被驱逐（银币被黄金取代），但其实他们面对的问题又是一致的，那就是“两种价值”之间的不匹配。在哥白尼那里，是货币的面值（市场价值）和货币的金属含量（内在价值）相割裂。当然在牛顿那里因为黄金加入竞争让问题更复杂一些，但基本冲突无非还是：市场选择的价值，与政府规定或期望的价值不一样。

这两种价值的剥离是现代货币体系的起点，在古代人看来，货币的价值就是它所蕴含的金属的价值，虽然事实上总有各种劣币流行，但直到哥白尼到牛顿的时代，学者才对这个问题有了较系统的认识。

但这种认识长期以来也都是不彻底的，关键是，哥白尼和牛顿始终认为这种偏离是有待矫正的。他们还是希望政府给货币确定一个准确的面值，这个面值精确地对应于一定量的金属。

那么我们感兴趣的问题是，这种认识为什么恰好在这个时代才涌现出来？从哥白尼到牛顿，他们的创造性和局限性是什么，为什么他们能够看出古代人看不到的东西，他们的局限性又是什么？

现代科学的关键：数学化/符号抽象
我提出一个看法：哥白尼到牛顿，他们在货币理论方面的视角，与他们在自然科学领域中的视角，是共通的。现代科学与古代科学相比，不谈具体的知识和经验，而是谈一般性的方法或态度，基本区别在哪里呢？

这方面说来话长了，我简单来说结论，那就是自然的数学化。这不只是说现代科学更多地运用数学，而是说，现代科学把数学的世界，也就是符号之间的关系，看作是某种比现实更现实，比理想更理想的世界的本质。

更简单地说，数学符号的意义不再依附于现实事物，而是获得了某种独立性，现实事物反而需要依附于数学符号的体系。

举个例子，牛顿力学中的“力”是什么意思？我们说用力、大力、脱力……牛顿力学的力是我们说的力气的力吗？不是的，牛顿力学的力是F=ma中的F，而这个F究竟什么意思，是且仅是由牛顿给出的“数学原理”规定的，原则上这个F可以替换成L，替换成P，替换成爱，替换成查克拉，都可以，L=nb的爱学体系和F=ma的力学体系是完全等价的。

牛顿力学体系根本不依托于你对现实中力的理解，相反，现实中的力反过来要用牛顿力学的语言重新解释。

货币体系也是类似的，货币是一个符号，古代人和现代人都讲一英镑，一贯钱等等，“镑”是一个计量符号。但区别在于，最初镑就是一个重量单位，一镑的钱就等于一磅的银子，后来这个对应发生着变化，但总的来说“一定单位的货币对应于一定重量的金属”，总是现实的金属是标准，而抽象的货币单位是依附于现实的事物才得到理解的。

但是到了现代，特别是到了牛顿把1盎司黄金锚定为3英镑17先令10便士的时候，二者的关系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他是用英镑给黄金定价，而不是用黄金给英镑定价。“英镑”本身，不再依赖于金银，就成了一种独立的衡量标准。

反客为主的缩写符号
我们把“市场交换中价值相当于1磅重的银子”这句话缩写为1£，看似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当我们大量使用的只是缩写符号，那么它的原始含义可能被完全忽视了。

其实现代科学的整个数学化或符号化，也和这种缩写符号的反客为主有关，我们知道西方古代数学家是非常较真的，他们不接受负数、虚数之类，因为任何数学符号总应该有其现实的对应才能得到理解，说你有1头牛是有意义的，说你有-1头牛是什么意思呢？但是商人更容易接受这些概念，他们可以把负数当作支出或欠债的缩写。这些符号只要在运算过程中有意义，那么就能够成立，而无论它们最初或最终指涉的是什么现实的东西。而现代人用惯了任意运用负数的运算体系，就再也不觉得“负数”是一个让人惊奇的概念了，现代小学生都能够“理解”负数，但古希腊数学家竟然不能理解。这不是因为现代人智能突然飞跃，而是因为缩写符号反客为主的后果，不是古人太笨，而是他们思考问题的出发点或方向与我们不同。他们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事物，而我们的出发点的是符号及其运算规则。

当我们通过这些符号建立了一个完整自洽的数学体系之后，无论它们原本是否只是被当作简写或中间过程，这些符号本身就已然成立了，它们的意义首先在符号体系内部得到理解，而不需要依托于任何与现实事物的勾连，反而是在符号体系本身建立起来之后，再去用这个体系去解释现实事物。

原本，货币其实只是一个中间环节，而不是最基本的标准。磅和盎司是重量的单位，而英镑是货币的单位，而货币是商品价值的衡量标尺，是交换的中介或记录时的缩写。当我们评估价值时，本质上无非是在进行比较，一头牛抵两头羊，一匹布抵一袋米——这些都是我们衡量商品价值的方式。而其中最常用的对比物就是金银，我们说一匹布、一袋米、一两银，其实是类似的东西，它们都是商品，价值无非就是事物之间的比较：这个更值得，还是那个更值得。

但是其中一些商品最为通行，用得最多，被作为参照物也最多，它们就变成了“通货”，或者说“货币”，衡量这种商品的特有单位，比如“两”、“磅”，就变成了货币的单位。于是“镑”不再只是用来衡量金属的重量，也可以被用来衡量其它商品的价值，一个商品价值1镑，无非是说它的价值抵得上1镑白银。

也就是说，这个作为货币单位的镑，其实只是一个抽象符号，是一种“缩写”，归根结底是“相当于一定分量的金银”的意思。

但是在实际使用中，这个缩写符号逐渐反客为主，本身获得了意义，而不再依托于它最初指涉的对象，事情就变的奇怪了。就好比牛顿力学中的F不再依赖于人的力气就可以得到理解，现代货币符号本身就可以用来衡量价值。但问题就来了，这种符号背后依托的究竟是什么呢？对F而言，是牛顿建立的数学体系；而对£而言，则是同样数学化了的现代金融体系。在这套金融体系中，所有的账本都以£为基准来标记所有的交易关系，而和黄金白银并没有直接关系。

弄丢了巴黎米尺会怎样？
这种新的状况，打比方来说，就好像是弄丢了巴黎米尺之后的米制。

长度无非是事物之间的比较，问一个事物有多长，本质上就是找另一个事物来和这个事物相比较。而一些事物的长度比较稳定，或者容易复制，所以被拿来作为标尺。尺子也无非是一个事物。然后我们把各种各样的尺子进行统一，找到更基本的参照物，这就是统一度量衡的工作。在19世纪初，法国人制定了米制，他们用铂金做了一个标准米尺，后来又换成铂铱合金，放在巴黎。这个标准米尺（米原器）就是“米”这个计量单位的终极参照物。说一个东西一米长就等同于说这个东西和标准米尺一样长。

但是假设这个米尺弄丢了，这个终极参照物突然就消失了，米制是不是就完蛋了呢？说一个东西一米长是不是就没有意义了呢？显然并不是这样。长度是在比较中形成的概念，而“米”也是在比较活动中约定俗成的概念。丢失了巴黎米尺，可能让长度衡量变得不那么精确，也可能促使人们约定更精确的参照物。

现代人就是发现，货币单位逐渐与其最初的参照物脱离了关系，但货币的单位仍然能起作用，仍然能够在交换活动中用来衡量价值。

绝对空间的引入和破除
牛顿号称是研究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而实质上是用数学原理取代自然哲学，让数学符号成为自然的本质；另一方面，牛顿也实质上颠倒了货币符号与金属重量的关系，用货币符号作为价值的标尺。货币的价值不再依赖于金银来衡量，反过来，金银的价值需要用货币来衡量，货币本身，特别是货币的符号本身（而无关于纸币、硬币还是电子账本），成为了衡量价值的基准。

但牛顿无论在力学上还是在货币上，都走得不够彻底。牛顿把自然建筑在数学之上，但数学能够提供的只是事物之间外在的关系的计量，只能够描述一个物体相对于另一个物体（或参照系）而言的运动，一切关系都是相对的。牛顿显然不够满意，所以牛顿引入了绝对空间，引入了上帝的存在。绝对空间好比是上帝的身体，上帝的存在提供了一个超越相对性的，绝对的参照系。

从相对论的角度看，牛顿引入绝对空间完全是画蛇添足，是多此一举。牛顿的数学体系描述的就总是相对运动，本来就不需要一个绝对不动的参照系。后来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发展，其实都是数学化、符号化的进一步深入，是从数学法则的不变性出发来理解自然。但我们也不能苛责牛顿，他才刚刚完成了数学与自然的颠倒，这种历史局限性是难免的。

在货币政策方面，牛顿当然没有引入上帝，而是引入了政府，希望政府来锚定一个绝对的价值尺度，让货币单位与黄金相绑定。而他的局限性也在于，没有想到这种“提供绝对参照系的外力”压根就是多余的，符号本身就可以是货币，而货币的意义仅仅来自于市场交换活动中相对的关系，而不需要绝对的基准。

遗憾的是，这种对货币体系中绝对参照系的迷信，至今都没有破除，虽然这种绝对的参照系逐渐从自然（金银）变成了政府（央行），但是当人们面对比特币时，这种牛顿主义式的局限就很明显了：“仅仅是符号，没有政府背书，怎么能是货币呢？”

[反对者主要有两方面的说法：1.比特币其实不稀缺；2.其它更稀缺的东西并不值钱。]

文/胡翌霖 2018年1月22日
原文链接 https://yilinhut.net/2018/01/22/7175.html

这本来是一篇谈比特币的短文，一时兴起起了一个唬人的标题，结果就写着写着变成了一篇哲学随笔。其实这个标题不算离谱，从最开始，我关注比特币，就是把它当作我的哲学思想的一次应用，之后几年，我仍在不断应用自己的技术哲学或媒介哲学，来诠释比特币的意义。

比特币以固定2100万的上限，实现了稀缺性的保证，俗话说物以稀为贵，比特币如此稀缺，自然是应该贵重的了。但是很多人并不认同，反对者主要有两方面的说法：1.比特币其实不稀缺；2.其它更稀缺的东西并不值钱。

所谓比特币其实不稀缺，有些最蠢的人说比特币的计量单位可以无限细化，所以总量无限，这种说法当然不值一驳，但其实也牵涉到某些深刻的哲学问题，例如“数”和“量”的区分，参考我微博上关于芝诺悖论的说法。值得注意的是另一些人的提法：因为永远会有层出不穷的山寨币，所以比特币其实不稀缺。

而所谓其它更稀缺的东西并不值钱，这种说法常见于一些刻薄的批评者，比如说我脑袋上的头发总共也不过10万多根，等我秃了就再也长不出来了，那么是不是我的一根头发比一枚比特币更值钱？

这两种说法其实是共通的，关键在于对何谓“稀缺”的理解不够深入。

很多人习惯以上帝视角来看问题，仿佛世界上的所有事物都已经被现成地归好类了，某一类事物有多少个，是丰富还是稀缺，仿佛是完全客观，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的问题。这种虚构的上帝视角不是不能设想（我不讨论信仰问题），但这样设想的同时，也该明白，上帝毕竟是不需要花钱的，贵不贵、值不值钱的问题，始终还是在人类社会的动态的交易活动中被相对地衡量的。所以至少在谈论“物以稀为贵”时，应当放弃无所不知的上帝视角，而以有限的人类视角来看待。

在人类的视角下，“物”是被认出来的，“稀缺”也是被衡量出来的，所以我们不能从一个绝对中立，脱离历史和现实的视角，去谈论某种事物是否稀缺，我们能够谈论的，总是“某人”把“某物”认作稀缺。

这里就牵涉到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 了，也就是说：“存在之为存在”，“某物作为某物”，是如何发生的。

“……之为……”，“……作为……”，并不是简单地同语反复，而是意指一次“确认”活动，某物在某种实际境遇下，被认作某物。

比如“胡翌霖”作为一名老师，现在就要去批改学生的期末作业了；同时，“胡翌霖”作为一个住户，下周就要去缴纳物业费了；“胡翌霖”作为一个杂食类动物，每天都要进食……同样是那一个玩意儿，那一滩子肉和骨头组成的存在物，“胡翌霖”具有无数的“面相”，有无数种“作为某物”的存在方式，而每一种存在方式，又打开了一种独特的认知维度，老师有其专业和资历的衡量，住户有户口和房产证的问题，动物有食性和生态位的概念……也许对于全知的上帝而言，所有的维度和属性都一览无余，但对于有限的人类而言，这些维度都是需要被“揭示”、被“认出”的。

那么，在排除了任意一种面相，不讨论任何一种具体的“作为”方式的情况下，说“胡翌霖的存在本身”有什么意义呢？有些物理主义者也许会认为，任何事物都首先是一堆物理实体，比如原子、分子的集合物。但事实上，“胡翌霖作为原子的集合”与“胡翌霖作为一名老师”一样，无非也是一种具体的“作为”方式。“胡翌霖作为原子的集合”这件事情当然是真实的、实在的，但难道“胡翌霖作为一名老师”就不真实了吗？事实上，在原子的层面说，“胡翌霖”的界限反而是无比模糊的，究竟哪一粒原子是胡翌霖的组成部分，哪一粒原子与胡翌霖无关？要认出“胡翌霖”之所是，光从原子层面着眼显然是不行的，或者说光从任意一个个别的面相着眼都是不够的。“胡翌霖”作为“一”个特殊的事物，无非是其无数面相的会聚和交叉所形成的一个“结”，好比说在无数维度纵横交织构成的网络中，缠绕纠结出来的一些节点，就是“个别”的存在物，少了其中的一支连线，节点往往还是节点，但如果剥离掉所有的连线，那么节点就只剩下虚无了。

那么我们回过头来看“稀缺”的问题。“胡翌霖”是稀缺的吗？作为存在之网上的一个扭结，作为无数维度在此会聚的“这一个”，“胡翌霖”无疑是独一无二的，谈不上稀缺或丰裕，或者说，是绝对的稀缺。所谓天底下没有两片完全一样的叶子，任何宏观的、具体的事物，在这种意义上，在它能够被作为“这一个”而被指认出来的意义上，都是独一无二的。

所以说，我们谈论的所谓“稀缺”，从来不是指向某种“个别”事物，而是指向某“一类”事物。

“一类”之“一”与“一个”之“一”相比，界限更加模糊。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理论更是揭示出，在实际生活中被人们归为一类的事物，甚至并不需要有某些充分或必要的共同条件。比如“桌子”是什么？似乎大家都知道桌子是什么，但谁能找到一套充分必要的标准使得桌子与非桌子之间的界限绝对明确？不同时代，不同文化下，不同语言中，可能找到一个类似于“桌子”的，可以大致翻译的词汇，但它们的界限恐怕都不尽相同。

围绕着“桌子”，还有许多分类，比如“家具”，比如“会议桌”，比如“木制品”，有些是从属关系（但未必严格），有些是交叉关系。只有针对这些大大小小的，依赖于相应文化背景下的“辨认”行为的“类”，才谈得上稀缺与否。

有些“类”可能只有一件孤品，比如说“慈禧太后用过的桌子”，可能现在能被古董专家辨认出来的只有一张（瞎举的例子），但它仍然是作为“只有一个成员的类”而成为“稀缺”的。

废话了半天，终于马上就要说到关键问题了：比如说，“我太爷爷用过的桌子”，留到现在也只有一张，也是一个“孤品”，那么它稀缺吗？

答案是，它只对我或我家族的几个人而言是稀缺的，但对于其它大多数人而言，它谈不上稀缺与否，因为对他们而言，它根本不是一“类”事物。因为“我太爷爷用过”这个定语，只有对于少数几个人而言，才是一个有效的界定，而对于其他人而言，这个定语无法提供有效的界定。

当然，这个定语仍然可能是有用的，但它只是对于分辨个体与个体之间的界限有用，而对于分辨类与类的界限无用。就比如把三张桌子放在我面前，我当然可以区分出它们是“三”而不是“一”，左边的桌子不是右边的桌子，中间的桌子也是独立的个体。我可以通过“左中右”来临时地区分它们，可以通过细微的标记来更稳定地区分它们，可以通过它们的来龙去脉（张三用过的，李四扛来的等）来区分它们。但这些区分都是对个体的区分，而不是对“类”的区分，因为这些定语本身只有相对的区别，而没有分类意义上的区别。

在特定情形下，“左边的桌子”和“红木的桌子”都可以被用来辨认出某一个或几个特殊的个体，但只有后者同样能够被用来指认某一类桌子。

关键在于，我只是在分辨个体的时候，才会偶然地关心“左、中、右”之间的区别，但“红木、钢铁、塑料”等材质之间的区别却不只是为了区分个体，而是关系到此个体之“所是”的分类。或者说，它们是另一个与“桌子、椅子、地板”交叉的分类维度。“红木桌子”这个类既属于“桌子”这个更大的类，也属于“红木”这个大类。

总之，有两种界定方式，一种是界定出某一个体，另一种是界定出一个类。而只有当额外附加更多的类的界定时，才能让被界定的事物变得更稀有。比方说：“左边的桌子”并不比“桌子”更稀有，而“红木的桌子”可能比“桌子”更稀有。

最典型的界定个体的词汇，是“这个”、“那个”、“左边这个”、“前者”、“胡翌霖”等等；界定类的词汇，比如木制品、塑料、家具、桌子等等。

这种区分在哲学史传统上叫做“专名”与“通名”，但我不太喜欢这样说，因为这与其说是两类不同的名词，不如说是在不同语境下的两种使用语词的方法。所谓“通名”在一定语境下也可以被用来辨认个体，例如面前摆着两张桌子，问你要“哪一张”，你回答：“我要红木的”，与回答“我要左边的”或“我要这个”其实是一样的。

一般的“通名”可以用来指认个体，而一般的“专名”也可以作为分类标签。比如“柏拉图的著作”是所有“著作”或“书”下的一个子类，“慈禧太后用过的桌子”也可以是“桌子”下的一个子类。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柏拉图”或“慈禧太后”都不再是在界定个体的意义上被使用的。

所以让我们忘掉“专名与通名”的哲学议题，回到界定个体与界定分类的问题上面。重复一下：“左边的桌子”并不比“桌子”更稀有，而“红木的桌子”可能比“桌子”更稀有。

以上情况和“左边”或“红木”这两个词的固有禀性无关，而和我们如何使用它们有关。

我们再来看以下两个海螺：


螺的手性

比如我面前有两个海螺，长得差不多，但螺旋方向不一样，于是我们可以用“左”和“右”去指认它们：左旋的海螺，和右旋的海螺。

但这种“左”与“右”却是可以有分类意义的，当我们拥有一定知识背景之后，就会知道——左旋海螺更加稀有。

对于一个缺乏相关知识，或者压根不关心左旋右旋的人来说，他不会把“左旋海螺”当作“一类事物”来指认，而顶多只会把左旋当作临时的、特定语境下对个体的指认。只有在某人确实关心“左旋”与“右旋”的类型的区别时，“左旋”才可能成为进一步分类的标准，而不只是对个体的临场指认。

比方说左旋海螺大约在全部海螺中不到5%（我随便举例的），这种大自然给出的事实，是否决定了“左旋海螺”理应成为一个专门的分类呢？未必如此。比方说，一只苹果大概200克到300克之间，那么比如“一只250克到255克之间的苹果”，大约在全部苹果中不到5%，那么是不是也应该作为稀有的苹果而被专门归类呢？

一只245到250克之间的苹果，和一只250到255克之间的苹果，是两种不同的苹果吗？这一区分是有效的，但人们一般只会在买苹果称重的时候才临场地关心这个区分，而不会把它认作分类的标准。

但一颗195到200毫克之间的钻石，与一颗200毫克到205毫克的钻石，这之间就存在令人关心的差别，因为大于1克拉对钻石来说是一个重要的界限。钻石固然是越大越稀有，越大越值钱，但1克拉是一个显著的分水岭，使得“克拉钻”可以作为一个独特的分类。

说了半天，无非就是说，存在两种区分或辨认事物的方式，分辨出个体，和分辨种类。但这两种分辨方式之间的差别却是相对的，同样的区分方式（左右、重量、来历、质地等等），都既可能用于分辨个体，也可能用于分辨种类。关键不在于“事物本身”的情况——事物本身总是存在差异，没有两片一样的树叶，在上帝眼中所有东西都可以是一类，或者所有东西都可以是独一无二的个体，事物本身只是提供给我们区分和归并的可能性，但并不直接提供给我们现成的分类。

关键在于，我们究竟有多么“在意”某种区分：我们只是在辨别个体的临场需要中进行区分，还是要把这一区分认作某种相对固定的类别？

分类并不只是与人类的思想文化背景无关的，现成地存在于“大自然”中的东西，当然，并不是说分类就完全是人类随心所欲想象的结果，大自然当然给我们提供了质料意义上的约束，也就是说，提供了分类的“可能性”。实际人们如何“作出”分类，把可能分类的东西现实地分辨出来，就还依赖于相应的科学（概念知识）、技术（辨别手段）和文化（价值观念）。

首先我们需要有相关概念的知识，例如要用“红木”来分类，我们首先要知道“红木”这个概念是什么意思，有什么特性，未必需要精确严格的固定定义，但总之我们需要有某种“概念”上的准备，这一层就是所谓的“科学”；其次，我们需要有相应的技术能力，去鉴别事物，我们至少有一些办法能够以或粗糙或精密的方式测量出“红木”与“非红木”的差别，“红木”作为分类才是有效的；最后，我们还需要有相应的文化背景，在这个文化中相应的界定在人们看来是有意义的。

回到“慈禧太后用过的桌子”，它是“我太爷爷用过的桌子”相比有什么区别呢？在我们确实可以用考古学之类的技术辨别出这一桌子的来历的前提下，前者之所以比后者稀缺，无非是因为文化认同的差异。有很多人都“认识”“慈禧太后”这个概念，他们把这个概念当作某种稳定的、持久的知识而接受下来，所以从这个知识出发作出的界定可以是有效的。当然，“我太爷爷”对于我们家族成员的一小撮人而言，也可以作为稳固的知识而被接受，但对于其他人而言，这个界定与“左边这个、右边这个、红色的、缺角的、张三的、李四的”等等界定方式并没有什么区别，即便他们能够掌握如何辨认这一界定的技术手段，也不会把它当作“分类”而接受下来。

当然，这里的区别仍然是相对的，是一个“流通范围”之大小程度的差别。同样地，也有很多人不认识“慈禧太后”，没有关于这一概念的知识，那么在他们眼里“慈禧的”和“张三的”也没有什么差别。不过我们可以向他们进行“推销”，推销的方式，无非是努力向他们传递“慈禧太后”的知识，例如我们可以告诉他慈禧太后是“清末最著名的实权者”，人称“老佛爷”，扼杀了百日维新，等等等等。如果他接受了这些知识，并且认为这些知识非常重要，那么“慈禧太后的桌子”对他们而言也就会变得更加珍贵。同样地，我也可以推销“我太爷爷的桌子”，比如告诉别人我太爷爷揍过阿猫，打过阿狗，娶了阿花，生了我爷爷……我也可以期待他们接受关于我太爷爷的知识，从而让这张桌子在他们眼中更加珍贵。但遗憾的是，“我太爷爷”的故事似乎没有慈禧太后的故事容易打动人。

所以结果就是，“慈禧太后的桌子”和“我太爷爷的桌子”尽管在某种意义上都是“独一无二”的，但后者对大多数人而言只是在“个体”的意义上独一无二，只是在“这个”的意义上独一无二，加上了“我太爷爷”的额外界定，充其量只是让“这个”变成了“左边这个”，使得对个体的界定更加清晰准确了一点点，但并没有让它成为一个“类”而为人接受；而“慈禧太后的桌子”不仅仅作为个体，更作为“类”而被接受，尽管这一类别下只有一个孤品，但它仍然被作为一个小小的“类”而被人们认知。

我太爷爷的桌子，我的头发、我的手指，诸如此类的东西，在我眼里也许是珍贵的，稀有的，但对于他人来说，压根就不稀有。它们的独特性只是作为个体而言，而不是作为独特的类。张三的手指和李四的手指是不同的个体，但它们都属于同一类东西：“无论任何人的手指”，而这一类东西压根谈不上稀缺。但如果张三是一个得道高僧，那么他的手指就有可能变成价值连城的舍利子，这是因为有一大群人，而不再是只有几个人，认同“张三”是一个有稳定意义的知识，而且这一知识提供出一套有意义的事物分类。

我用非常啰嗦和绕圈的方式，解释了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稀缺性来自“分类”方式，而不是来自“个体”，每一个个体本身都是独一无二的，无所谓稀缺，而不同层次上给予个体的分类方式，才是决定它在不同意义上有多么稀缺的关键。

每一个事物都可以归属许多重分类之下，稀缺性总是相对于某一种分类系统而言的。例如“我太爷爷的桌子”可能对我而言是珍贵之物，但它究竟有多珍贵，还是要依据分类方式来看。比如说，“我太爷爷的桌子”从属于“我太爷爷的遗物”这个更大的类，而“我太爷爷的遗物”又从属于“我祖上传下来的任何东西”这一类。如果说让“我太爷爷的桌子”被我认为有意义的关键，并不在于“桌子”，而在于“太爷爷”，又或者并不在于“太爷爷”，而在于“祖上”，那么“我太爷爷的桌子”虽然只有一张，但也并非无可替代的东西。如果我我care的，我关切的，只是“我太爷爷的随便什么东西”，那么“桌子”、“椅子”这些标签，反而又变成了类似“这个”、“那个”那样，区分“个体”的界定，而非区分类别的界定了。

珍贵也是相对于分类而言的，“慈禧太后的桌子”比起一般的“桌子”而言，无疑是更稀缺，也更珍贵，但这并不意味着“慈禧太后的桌子”比一般的“古董”更珍贵，又或者比“慈禧太后的宝石”更珍贵。因为就“桌子”而言，“慈禧太后的桌子”是稀有到了天底下只有一张，但就“古董”而言，“慈禧太后的桌子”最多只是其中不太起眼的一员；与“宝石”之间甚至无法比较，只有把二者放在同一个更高类别之下，稀缺性的比较才是可能的，但在置于相应类别之后，“慈禧太后的桌子”就不可能再独一无二了。

“慈禧太后的桌子”是独一无二的个体，但“个体”不是类，即便在某种意义上是类，那么这个类别是最大的类，任何事物都是“个体”，任何个体作为个体而言都谈不上稀缺；“慈禧太后的桌子”作为“桌子”而言是稀缺的，但这只能保证它成为一个相对更贵的桌子，却不能让他与其它任何事物相比都更贵。

“物以稀为贵”这一规律是有效的，但“稀”和“贵”一样，都是相对的，是由概念知识、技术手段和文化背景决定的。

那么回到比特币是否稀缺的问题上面来。首先，你需要把“比特币”看作一个“类”，那么你所买到的1枚比特币、0.5枚比特币等等，都是“属于比特币”的。比特币的技术手段能够保证的是，这具体到手的1枚比特币，相对于“比特币”这个类别而言，稀缺性是确定的（你占有了全部比特币的2100万分之一）。但只有当你把“比特币”看作一个有意义的类时，“全部比特币的2100万分之一”才是一个对稀缺性的相对衡量。而“全部比特币”究竟有多么稀缺，则取决于你对比特币的知识以及所处的文化环境。

例如，你如果把比特币只是看作“程序员编出来随便什么的代码”，“一串数字”，那么这种东西毫不稀缺，信手拈来，满地都是。如果你把比特币看作“诸如Q币、游戏币之类的各种虚拟货币之一”，那么它也不怎么稀缺。只有认识到比特币作为“第一种去中心化密码学货币”，才会相对明确地认知到比特币的独特性。

然后我们复制比特币的程序，建立一个“比傻币”、“比蠢币”之类的山寨币，总量设定为就21个，那么这种币是不是更加稀缺呢？要注意的是，总量21个，只是让“1个比傻币”相对于“全部比傻币”而言更加稀缺，但“全部比傻币”的稀缺性又是相对于什么而言的呢？如果它只能被看作“随便什么山寨币中的一种”，那么它毫不稀缺，信手拈来就可以造一款新山寨币出来。所以要让造出来的山寨币有价值，就需要给它叠加“不随便”的分类方式，比如“第一种scrypt算法的山寨币”，“由张三团队背书的山寨币”等等。当然，这些叠加的分类也需要他人认同，比如我不在意scrypt算法有什么特别的，认为它只是“无论什么加密算法中的一种”，那么“scrypt算法”就不会增添多少稀缺性，而如果我了解到这种算法有独特的历史背景，有独特的定位，等等，而且这些特色在我看来是有长远的意义的，那么它给稀缺性的增益就会多一些。同样地。“由张三背书”时，如果在我看来张三或李四和“随便什么阿猫阿狗”没有什么分类上的区别，那么这一特色并不会增加多少稀缺性。

在认同了“去中心化密码学货币”是一个有意义的分类的前提下，无论这一个大类如何无限增殖，比特币作为“第一种”，就已经获得了稀缺性的保证。除非所有人都不在乎历史，不然这“第一与后继者”、“原版与模仿者”的区别，就永远能够让“比特币”在所有密码学货币中占据一个不可替代的位置。而其它山寨币，也必须绞尽脑汁把自己与“随便什么山寨币”区分开来。当然，现在的情况是，有许多除了名字之外几乎无法和“随便什么山寨币”区分开来的山寨币，都能卖不少钱，这只是由于整个“随便什么密码学货币”，相对于“潜在投资者手里的法定货币”（人傻、钱多）而言，仍然显得太过稀缺。

比特币有多稀缺与多珍贵，取决于怎样对其分类，如何把它与其它事物相区别，又把它们置于哪一个大类下面去考察。比如你认为比特币是一种独特的证券，那么就可以拿它和其它证券如股票、债券等去比较稀缺性，如果你认为它是一种独特的抗通胀手段，那么你就可以拿它与房产、黄金之类去比较稀缺性，如果认为它是货币，那就拿它与美元、人民币比较……而当我们进行这些比较时，比特币的2100万上限才成为一个具体的量度，它可以与黄金的总市值比较，可以与美元的发行量比较。但如果我们没有把比特币置入一个恰当的类别去认知，那么它的2100万上限并没有什么意义。

[简而言之，ICO的特长，与比特币一样，无非是去中心化、匿名性、透明性等等。]

文/胡翌霖 2017年9月14日
原文链接 https://yilinhut.net/2017/09/14/7040.html

今年ICO大爆发，许多比特币圈的大佬和前辈逐渐都不甘寂寞，玩起了ICO，圈钱无数，终于把自己作死，先是ICO被定性为非法集资，现在整个国内比特币交易平台都正在面临取缔，大佬们究竟如何收场，我们拭目以待。

关于ICO，我向来保持敬而远之的态度，虽然这很可能让我错失了几十倍的暴富机会，但我向来奉行安全第一的投资理念，因而也丝毫不觉得遗憾。当然现在ICO被查禁了，我也不会幸灾乐祸，国内取缔ICO当然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

冷静下来，我来聊聊对ICO的理解和展望吧。

首先简单说一下ICO是什么意思：ICO这个词是仿造IPO（initial public offerings，首次公开募股）造出来的，全称是initial coin offerings，首次公开售币。但在这里，其实中译不太精确，事实上ICO三个词中没了“公开”（public）。当然，根据实际用法，ICO确实是“首次公开售币”的意思。

“公开”一词其实非常关键。事实上非公开的募股，历史非常古老，古代很早就有合伙经营，合伙人之间约定好分红比例，各占股份。股份本身也可以交易，但这都是合伙人之间的私下交易，而不是在公共平台上进行的。

股份交易的“公开”是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的新事物，前提是数学化和符号抽象。股份原本是某种“比例”，但未必是一个中性的数字。而转变为“证券”之后，它们完全与持股人的身份、地位、入股方式等等都剥离了关系，变成了一个“客观”的凭证，因而可以脱离经营者，直接在投资人之间互相交易。

古代社会的股权凭证可能是一份契约书，写明张三和李四的合伙关系和所享权益。现代的股票也是一份契约书，但却是向不特定的对象授权，无论王五也好马六也罢，只要持有股票就自动享有相应权益。因此这种不记名的股票才可以向不特定的公众发行。

公众持有股票之后，也可以随时卖给其他公众，而无需经过创始人授权，因为领取权益的时候只需要凭借股票，而不需要凭借个人的身份。


不记名的股票最初就和纸币差不多，当然，股票比纸币更早被全面数字化了

然而证券与现代的纸币面临同样的问题，那就是如何进行发行和验伪。由于股票证券本身的形式可能只是一张纸片，乃至只是电脑中的一组数据记录，那么如何保证股票不被滥发，以及不被仿冒呢？

其实纸币最初也是某种类似于股票的凭证，每一张纸币都对应于一定份额的黄金。但最后人们发现美国发行的纸币数量远远超出他们掌握的黄金，因而金本位制度从此崩溃。所谓金本位制度崩溃，其实就是美国人欺骗和耍赖的结果罢了。

那么一家公司如果想要欺骗和耍赖，也可能发行超过100%的股票，也可能单方面不承认某些股票的真实性，当然伪造者也确实可能仿冒股票，这时候谁来验证呢？

美国权倾天下，没人管制，他耍赖之后全世界也都没办法，只能继续乐呵呵地继续使用美元。但好在没有一家公司可以如此肆无忌惮，所以自然可以找到能管制公司的机构，来监管股票的发行。比如证券交易所，比如证监会，等等。他们可以监督公司不滥发股票，不随意赖账，不捏造信息……

于是ICO的基本意义也就很清楚了，ICO所发行的数字货币，其实与比特币类似，而ICO之于股票所做的，也正是比特币之于货币所做的。无非“去中心化”四字罢了。

当然，ICO并不是把作为募股中心的创业者给去中心化了，而是把证券的“发行”和“验证”的机构去中心化了。ICO发行的代币，无非也是一种凭证，每一枚代币都相当于总数的某个比例，这和一手股票相当于公司总股份的某个比例是类似的。

ICO的好处在哪呢？无非是利用了区块链技术，解决了在证券的发行和验证环节的信任问题。也就是说，不需要证监会的监管，依靠区块链技术，我们就可以确信每一份代币在总数中所占的比例，公司不可能任性发行出200%的股票来。另一方面，投资者在私下交割股份时，可以依靠区块链技术，直接判断出所获得的代币的真伪，而不需要向证券交易所寻求确认。

除了去中心化，比特币附带的一个次要特点是匿名性，这一点在ICO代币中也同样具有。虽然传统的不记名股票也是认股不认人，但是由于验证要求，通常依赖于在证券交易所等权威平台买卖交割，领取分红时也需要通过特定的渠道，所以投资者通常也要实名注册。而使用代币进行交易，则可以自始自终保持匿名，甚至在领取分红时，也可以通过在区块链上签名绑定，领取数字货币作为分红（比如比特币）。另外在行使投票权时，也可以通过数字签名完成，而不需要亲自出面。这样一来，传统股票投资者在买入、卖出、投票与分红等所有环节，都可以保持匿名。创业者与投资者也可以绕开第三方监管，直接建立关系。

另外，也是比特币的一个特性，就是交易记录的公开化。虽然每一个地址对应的持币人是交易的，但任何比特币地址之间的交易都是公开透明的，所有人都可以查看到世界上每一笔正在发生的比特币交易。这一特点同样也适用于ICO，也就是说，所有股权转让都是公开透明的。比如公司老板拍胸脯宣称增持，但其实偷偷减持，这种事情不需要依赖证监会爆出消息才能让普通投资者知晓，任何人随时都可以盯着老板的股票账户。

简而言之，ICO的特长，与比特币一样，无非是去中心化、匿名性、透明性等等。并没有什么新的革命，无非是把比特币在货币领域中所做的革命，延伸到金融证券的领域罢了。

当然这一延伸革命本身也意义重大，因为比特币启动的是货币革命，但货币革命的意义远不止是替换货币而已，就好比天文学革命的意义不只是换了一个天文历算体系罢了。

法币纸钞显然不只是一个印刷技术的产物，它涉及到政治、经济、金融、法律等各种体系的支持。比特币的革命从货币发起，但最终也会触动各个领域的行规定式。改变创业者的融资方式和公司的股份体制，也是其中的一小步罢了。

当然，我们不能高估这一革命的意义。比特币的“去中心化”可以让它几乎完全摆脱监管，货币可以跨国匿名流动。但ICO的去中心化，只是免除了某几个具体环节中监管的作用——比如不需监管就可以确保发行的可信性，不需监管就可以确保股权及其行使的真实性——但很难在所有方面免除监管。

这是因为，在货币体系中，事实上货币的价值并不需要监管者来支持，而且货币的使用过程中，除了发行与验真，并不需要哪些额外的信任。而融资募股就不一样了，股票的发行和验真只是整个金融活动中很小的两个环节，而在其它环节中，监管有时是可能起效的，有时更是被市场需要的。

比特币不需要一个特定的发行者或发行机构，中本聪只是初始规则的制定者。但ICO当然还是有一个特定的发行者的，他需要创业，或开设公司，或启动项目，总之因为各种原因，需要募集资金，ICO归根结底是募集资金的一种新方式，投资者可以匿名，但筹资者通常不能。

当然，理论上说，筹资者也可以匿名，比如完全有可能一个在暗网知名的黑客说他要搞一个黑市，那他当然不可能通过传统IPO募资，但可以通过ICO募资。

但这是比较极端的情况，而且即便如此，募资者仍然是在网络世界上有一个明确身份才行。一般来说，募资者往往更倾向于实名站台，因为投资者毕竟是冲着募资者投钱的，投资进入了募资者的钱包，但对于募资者究竟是谁毫无了解，这种事情也只有最盲目的投资者才干得出来。事实上，在这一波火爆的ICO中，“名人站台”成为时尚，募资者或其合伙人越是有名，就越容易吸引到投资。

所以在募资者这个环节，监管就是可能的，也是被需求的。首先因为募资者往往实名站台，所以监管者当然有迹可循，可以直接请这些币圈大佬喝茶；其次因为投资者总是希望更多地了解和确认募资者的身份信息，而这些信息当然不是募资者说什么就信什么，那么他们也会欢迎第三方的监督，这个第三方当然越权威越好。

在募资成功之后，这些钱怎么使用呢？募资者宣称他要创业搞项目，但实际是去美国买了豪宅，回头告诉投资者创业失败，投资打了水漂，让投资者乖乖承担风险，那么投资者要找谁说理去呢？或者说，投资者如何才能区分失败的投资究竟是因为募资者创业失败还是因为挪用挥霍呢？

所以在这个环节，虽然理论上不必然需要监管，但投资者往往愿意欢迎乃至要求监管者的介入。

最后还有投资者之间的交易环节，当然，ICO的代币可以像比特币一样跨国匿名传递，但也和比特币一样，投资者如果需要频繁买卖，高抛低吸，肯定还有要求有相应的交易所。而不同的交易所可以各自决定上架哪些股票（代币），也可以设定不同的投资者准入门槛，这和现今的股票交易所也是一样的。



是不是很令人失望了？ICO这种募股方式，最终仍然要求监管，仍然需要证券交易所，那么它究竟能提供什么新东西呢？

当然还是有的，粗略来看，至少有以下几点：

1、降低公募的门槛，模糊公募与私募的界限。

在中国一个企业要发行股票且公开上市，需要经过严苛的审核，而这审核制中蕴含的寻租空间不必多言。中国要向注册制改革，但美国股市的注册制其实也有颇高的门槛，至少不是一个初创企业能够企及的。

创业者寻求的第一笔投资往往叫“种子投资”、“天使投资”，然后经历A轮、B轮、C轮等一轮一轮的募资，最后历经坎坷终于上市IPO的时候，基本上可以说这家公司已经创业成功了。

而现在这些ICO的公开募资，基本上都是初创项目，和传统的种子轮或天使轮类似，创业者往往只有一块虚无缥缈的“大饼”，一个创意，一篇论文（白皮书），就开始ICO了。而这些ICO，往往还能够募集到远远比一般天使投资更多的启动资金。当然这是由于巨大的泡沫所致，但也可以想象，在长期稳定的状态下，只要监管放行，ICO募资至少不会比寻求天使投资更难。现在已经流行的“众筹”网站就证明向大众筹资的模式是可行的。当然，让ICO取代天使投资还是太着急了一些，但关键在于，ICO可以取代任何一轮投资，无论种子轮、天使轮还是A轮、B轮，随时都可以切入ICO，而不是把公开募股视作创业者的终极目标。

2、股票容易在交易所之外自由流动，不受制于交易所。

由于不同交易所门槛不一，所以传统的IPO往往只在某一国家的某一交易所发行。但一家公司的股票当然可能在多家交易所发行，比如很多中国公司同时在A股和港股都有股票。

现在的情况是，这些在不同交易所发行的股票，理论上同股同权，享受的权益是一样的，但实际上往往差别很大，乃至悬殊。为何如此呢？当然是因为两地之间流动不通畅所致。所谓沪港通之类的渠道，额度也非常有限。

ICO轻而易举地解决了股票在不同交易所之间的流动问题，ICO代币可以随时从一家中国的交易平台中提取出来，转移到美国的交易平台。又或者我不想玩高抛低吸，只想持有股票领分红的话，完全不需要把代币托管给交易所，而是可以自己保存，丝毫不影响行权与分红。

这样一来，“同股同权不同价”的情况基本上就被消解掉了。投资者仍然需要交易所，但交易所只是平台和工具，而不再具有生杀大权。

3.大大增强股票的流动性

股票本身能够脱离交易所自由流动，也将倒逼交易所本身尽可能提供更宽裕的流动性。比特币交易所从一开始就是T+0、24小时交易、无涨跌停板的设计。而现在的股票交易所几乎都做不到24小时全天候交易。为什么？因为数字货币的全球自由流动让交易所不得不屈从全球的时间，没有上午与下午，没有开市与闭市。

另外，数字资产的无线切割的特性也使得交易更加灵活。股票交易往往有最低额度（比如一手），据说一半以上的中国股民买不起一手贵州茅台的股票。许多中国股票都喜欢玩“送股”的花样，以便拆分股票。但ICO代币随时都可以拆碎了买卖，买0.001个也可以，永远没有拆分股票的必要。

4.账目透明，便于审计和监管。

ICO通常不能逃脱监管，但反过来说，在愿意接纳监管的前提下，区块链技术的公开账本事实上更方便进行监管。每一笔开销、套现、回购和分红都有据可查且无法篡改。如果发放工资和购买资源等都可以通过数字货币直接进行，而不再需要兑换为法币之后再使用，那么这些全部的开销环节都是透明的。如果项目成功之后，获取的收入也是通过数字货币的话，那么未来的所有收入也都是透明的。比如我们可以从区块链的公共账本中清楚地看到：今年公司收入为A个币，支出为B个币，盈余中的C个币用于投资再生产，D个币用于分红……那么如果观众发现A远大于B+C+D，那么就马上会发现问题。

现在上市公司往往都被要求账目公开，但这些公开的账目是否真实，公众需要首先信任相应的审计机构和监管机构。而借助区块链技术，公众将有可能直面账本本身。

这样一来，虽然ICO仍然需要监管，但这种监管未必总是自上而下的了。

5.代币的额外功能

之前一直是把ICO代币与股票相比，但代币当然不止是股票，它本身也是新的数字货币。事实上，到现在为止的大部分ICO，似乎都没有把代币定位于一种股票，而大多是当作一种新的数字货币来鼓吹的，因此他们会渲染这些代币相对于比特币具有哪些新功能。

这种意义上的代币发行，其实就是当年的山寨币发行但加上了大量“预挖”。几年前比特币社区的环境与现在完全不同，那时候还是理想主义的天下，新发行的山寨币往往被社区要求不能有一丝预挖。但现在的ICO代币发行，许多情况下基本相当于开发者100%预挖。

当然这种以ICO形式开发新币种的模式，有一个最大的成功者，那就是以太坊（ETH），而它也成为了新一轮各种ICO的基础，新的ICO可以募集ETH而发放EOS，然后更新的ICO可以募集EOS而发放更新的币。

虽然ICO打破了货币与股票的界限，但是我个人认为，如果仅仅是定位于新数字货币的开发，那么也没有超出之前的各种山寨币的意义。新的数字货币当然可能层出不穷，但我们究竟需要多少新货币呢？我们又需要有多少新公司、新创业者呢？显然，哪怕未来世界需要一万种数字货币，也远远比不上创业项目的数目。所以ICO最主要的意义，一定不在于作为一种新货币的开发模式，而是在于作为公开募股的融资手段。

所以ICO代币完全可以只是一种毫无新意的山寨币，例如POS币，或者未来某种依附于比特币的侧链资产。不需要对标比特币或以太坊，而只需要对标传统的股票，足矣。

[1.计量单位：比特币vs.元角分]

文/胡翌霖 2017年7月27日
原文链接 https://yilinhut.net/2017/07/27/6872.html

吹了那么多年比特币，文章写了不少，不过仔细一想，其实还没有写过一篇对比特币基本原理的通俗讲解。虽然网上随便搜索能找到一大堆，但也没有发现特别对我胃口的。在上海战高温期间心血来潮，想写一篇试试。

（这篇文章显然不应景，最近火热的是比特币分叉危机，关于这个问题，我最近发了两篇微博，附在最后）

我希望以尽量通俗的方式讲清楚比特币的基本原理，不过多涉及诸如比特币值不值钱，是不是骗局之类的问题，这些辩护性问题我早有文章谈过。

许多人对“比特币”的困惑，与这个概念本身的多义性有关。“比特币”可以指一种货币的计量单位，可以指一种开源软件，也可以指一套网络协议或相应的网络系统等。

对比来看，“人民币”就没这样的歧义了，我们一般说的人民币就是指货币的计量单位，就是“钱”，当然在“钱”背后还有一系列东西，比如钱的容器（钱包、银行卡），汇兑和结算机构（银行）、发行和监管机构（央行、印钞厂）等等一系列事物。

“比特币”这一个概念笼统地涵盖了从钱、钱包、银行到印钞厂等一整套事物，那就难怪它显得难以捉摸了。如果把这些个环节分条缕析地展开来谈，那么比特币也不会比人民币更难理解。

1.计量单位：比特币vs.元角分
如果仅仅就货币单位而言，其实没啥难理解的，无非就是一个计量符号罢了，比如今天1美元能换6.8人民币，1盎司黄金能换1240美元，1瓶茅台酒2000来块人民币，1手茅台股票473人民币……类似地，1个比特币能换19000人民币，和以上例子没什么本质差别。

就“计量单位”而言，“均匀分割”是上述比特币、黄金、人民币、股票甚至茅台酒等等事物的共同点。所谓均匀分割，指的是首先它能够分割与合并，1块2公斤的黄金可以比较容易地分割成2块1公斤的黄金，价值基本不变。2块钱人民币能分割成2个1块钱，价值基本不变。显然不是每一种商品都是这样，比如一颗2克拉的钻石切割成两块，价值就变了，1+1≠2。

同样是分割，分割有多困难，能达到多精细，分割后的均匀性等，都有所不同。比如要把10元人民币兑换成两张5元的，随便找个街头小贩就能完成，但要把一块黄金换成或切成两块一样重的，就需要找专门的地方才能做到，而且需要一定的成本。另一方面，人民币分割下去最小的单位是1分，黄金可能能切割得任意小，但也取决于工艺水平。

均匀性方面，金银有成色问题，同样重量的黄金未必价值完全相等。人民币理论上完全等价，但不同的“容器”也有所差异，比如公交车上只收钢镚，自动存款机只收百元新钞，这家店允许刷卡，那家店允许支付宝，等等。同样是“1块钱”，存在银行卡里的和放在支付宝里的未必等同。

货币本质上也是可以在市场上进行交换的一种商品，但并不是每种商品都适合做货币，“均匀分割”就是货币的基本特征。越是容易分割，分割后越是均匀同质，越是容易计量，那么就越是适合成为货币，用来衡量其它商品的价值。

从这方面看，货币的数字化无疑是大势所趋，毕竟要比起均匀分割的能力来，任何实物都比不上抽象的数字。不需要切割，也不需要找零，想怎么分就怎么分。

目前来说，比特币可以分割的最小单位是“聪”，1比特币＝1亿聪。这个精度在现在肯定是绰绰有余，至于将来如果需要，在社区共识的情况下很容易升级，再切分成比聪更小的单位也是可能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比特币”作为计量单位，其实是有严重混淆的，因为比特币其实缺乏量词，严格上说只有“聪”算是个量词。我们知道人民币的量词是元、角、分，美元则用“刀”，金银用“两”，俄罗斯叫“卢布”，英国用“磅”……我们计算价格的时候，一般会说这件东西卖“100元”，或者说“100元人民币”，而不是说“100人民币”。

之所以这个混淆值得一提，是因为这的确给许多新手带来了实际的误会，那就是——“比特币太贵了！”当他们这么说的时候，往往指的不是整个比特币网络或其总市值太贵了，而是指它的“单价”太贵了，都一万多块钱了，要不咱们还是买山寨币吧，你看狗狗币才1分钱……但事实上这所谓的单价，取决于“单位”的设定，而这单位是任意设定的。比如我们把比特币的最小量“聪”叫做“分”，然后10聪=1毛，10毛=1元，那么现在“1元比特币”也才1分多点人民币。


比特币可以随意切分

2.钱的容器：比特币钱包vs.银行卡
第二种可能被称作比特币的东西，是比特币的客户端，比如去下载官方开发团队的客户端，可能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文件：“bitcoin-0.14.2-win64.zip”，当然，安装完成后，它的名字可能叫“比特币钱包”、“bitcoin-core”、“bitcoin-qt”等等。那么这个软件是做什么的呢？

它的功能确实像“钱包”，主要是提供了一种钱的容器。我们知道钱包本身并不是钱，只是提供了一个存入和取出钱款的容器。这种容器可以有许多形式，塑料的、牛皮的等等，只影响手感而不影响你的财富。当然，货币其实早已经数字化了，除了实物钱包储存实物货币之外，我们更多的钱其实都是存在银行里的。这时候银行存折、银行卡等，也可以说是钱的载体。

我们会说：“这张银行卡里有一百万”，是什么意思呢？不是说撕碎这张卡之后会蹦出多少个钢镚来，而是说在其中以某种形式存在着一套记录或凭证，使得你可以通过这张银行卡，支配相应的钱。

事实上你的钱存在银行里，准确说其实银行里也并没有某些固定的实物，始终对应为你的存款。和你的存款相对应的无非就是某些数字罢了，你究竟有多少钱取决于银行里的记录，而银行卡是你可以去修改这一记录的凭证，你可以通过银行卡把你账下的一些数字划转给别人，这就是“支付”。

当然，别人也都可以修改你的存款记录，不过只能做加法，不能做减法，那就是说，别人不需要使用你的银行卡，就可以给你的账户里送钱，当然，你需要向他们公开你的银行卡号。

所以银行卡其实包含两重功能：支付凭证与收款代码。前者是只有你自己掌握的，比如银行卡内部的某种加密机制，或你网上银行的密码，只有掌握了支付凭证，你才能动用你的存款，向别人支付。后者是可以公开给别人的，就是你的银行卡号，别人可以根据这个卡号向你汇款。

而比特币，本质上也是这两重功能：支付凭证和收款代码。在比特币这里，叫做私钥和公钥，它们其实就是两串字符，比如私钥形如5KYZdUEo39z3FPrtuX2QbbwGnNP5zTd7yyr2SC1j299sBCnWjss，公钥形如1YiLinDDwvBLT19CTUsNHdiQhXBENwURb（更准确地说，这是公钥的压缩版，但入门者不必分那么细）。

比特币技术奠基于密码学原理，我们不需要搞懂密码学，只需要大概知道，密码学基于某些计算和它的逆运算在难度上的不对称性。比如给几个质数A、B、C让你把它们乘起来得到D；或者反过来，先给定D，让你分解质因数——后者是前者的逆运算，但算起来困难得多。

比特币的私钥和公钥就是这样的关系，知道前者，能够很容易算出后者，但知道后者，反过来算出前者，则极为困难，用人类现有的计算能力算到天荒地老也算不出来。

再用更通俗的比方来讲，私钥好比是你公司的图章，公钥好比是你公司的名字，拥有图章的人当然知道公司名字，但知道公司名字的人并不就拥有图章，反过来伪造一个图章非常困难（对比特币而言是天荒地老级的困难，不用担心萝卜章问题）。公司的名字是公开的，别人要送东西给你，知道名字就找得到了，但要以你们公司的名义发出什么指令，就只有掌握图章的人才有权。但行使权力时也不需要把图章本身送出去，只需要“盖个章”就行了，而且盖的是“骑缝章”，每签署一份文件都需要盖一次章，而这个骑缝章是不能被挪用到另一份文件上的。

比特币怎样利用密码学实现这种效果，就不是入门级介绍的任务了，但总而言之它就是做到了。拥有比特币其实就相当于拥有一个或许多个“账户”，每个账户都有私钥和公钥，你拥有私钥，然后把公钥公布出去，特别是告诉会给你汇款的人。一旦有人给你汇款了，你的账户里就有钱了，你如果想动用账户里的钱，就写一份文件，说把多少钱汇给谁谁谁，然后动用你的私钥对这个文件盖一个“骑缝章”，然后把这份文件公开出去，别人看到这份文件，确定了图章有效，就认可了交易成功，你的账户下的钱就汇出去了。

总之比特币其实就是两串字符，私钥负责签署向别人的汇款，公钥则负责让别人向你汇款。那么问题来了，盖图章我会，用私钥签署这件事情我不会啊，咋整呢？所以这就是比特币“钱包”的作用，客户端软件无非就是提供了一套存储你的私钥的容器，然后帮助你随时运用私钥签署交易。懂得代码的程序员其实不需要任何特别的软件，就可以直接凭私钥签发交易，而钱包软件只是让这一过程变得平易近人罢了。

所以比特币钱包有无数款式，但共同点一定是保存私钥，并帮助你使用私钥。最最安全的保存方式，就是压根不用任何钱包软件，把私钥写在纸上，锁进保险柜里，这样世界上最高明的黑客也不可能窃取你的私钥，当然以物理形式撬门进来扛走你的保险柜的毛贼，倒是有可能窃取你的私钥了。这种纸钱包怎么生成，我就不多说了，可以搜索“比特币冷钱包”、“比特币冷储存”之类的关键词了解。但从轻巧和方便角度来说，在线钱包也有优势。当然在线钱包也分两种，一种是真的钱包，一种是假的钱包。所谓真的钱包，就是指这个钱包仍然是帮助你保存并使用私钥的，而且保证只有你自己掌握私钥；而假的钱包，其实你并不拥有私钥，顶多只是一份托管协议，让网站帮你保管罢了，从安全性而言，永远是自己掌握私钥才是真的可靠。

顺便说一下，私钥怎么获得呢？自己按照一定的规则算出来就行了，不需要在联网的环境，只需要几行简单的代码，加上一个随机数生成器，就可以自己生成一大堆私钥和相应的公钥。不用担心你和另一个人恰好生成了同一个私钥，只要你的随机数生成器不出毛病，这种“巧合”也要等到天荒地老才能发生。

你可以自娱自乐地生成一大堆比特币地址，但你有一大堆空白存折并没有什么卵用，你需要把生成好的公钥公布出去，有别人给你打过钱之后，你这个公钥及其对应的私钥才是有用的。也只有实际发生过交易之后，你的地址才会被记录到比特币的公共账本里。所以说要加入比特币的持有者，你不需要找任何机构“开户”，直接找别人给你打钱就行了。


钱包只是容器

3.发起交易：区块链vs.银行
银行卡是你支付的凭证，但你的银行卡里究竟有多少钱，不是银行卡本身说了算，而是银行说了算。当然你自己也可能有一本存折，上面记录了你做了哪些交易，余额多少，但你的账本不作数的，银行里也有一份记录，那个才作准。你记得你有一百万，银行说你一分钱也没，那么你还是花不出钱来的。

所以银行卡刷下去，最终还要通过POS机或ATM，和银行联网，以银行的账本为准。

那么比特币的账目以谁的为准呢？比特币不需要银行，那么它的账本存在哪里呢？答案就是存在每一个比特币用户那里。

比特币的客户端有两种，一种是轻便的，另一种是完整的。在每一个完整的客户端中，都会保存比特币问世至今所有交易的记录，而且保持与网络的同步，持续运行完整客户端，维护全部功能的，又叫做比特币网络中的“节点”。

当然，这个总账的数据越变越大，现在已经快120G了。好在并不是每一个比特币用户都需要保存完整的记录，保存交易记录的任务，势必越来越依赖专业机构来维护。

完整的交易记录同时也决定了每个账户的余额。比如把你的银行账单从一开始看起：某年某月开户存入500，某年某月支出300，某年某日再汇入200，再支出100。如果以上的记录涵盖了全部的交易，那么我们马上就能够算出来你的“余额”是500-300+200-100=300元。

所以我们一旦知道比特币从创始以来的的全部交易记录，就可以计算出每一个账户有多少余额。

理所当然地，要有权发起一笔汇款，除了要求你掌握私钥之外，还要求你的账户里有足够的余额。

那么比如我掌握某个地址的私钥（这个地址有足够的余额），想要签发一笔汇款（到另一个地址），前面说了，好比就是签署一份盖了骑缝章的汇款单，写明从我名下的账户发送多少钱给另一个账户。但是我这张汇款单交给谁来结算呢？我划银行卡发出的交易当然是上报给银行，由银行负责验证和结算，而我用比特币钱包发出的交易，不是交给某一家机构，而是直接向整个网络“广播”。

其他比特币用户听到广播之后，就验证两件事情，一个是你是否有掌握这个地址的权限，也就是你对这笔交易“盖的章”是否有效；第二个就是你是否有足够的余额来完成支出，那就是把你这个地址以前发生过的所有交易加起来，看看余额够不够这笔新的开销。如果验证都通过了，那么他就会再帮助你继续广播，如此一传十十传百，有效的交易就会很快传遍全世界。最终这笔交易会被所有比特币用户记录在案。

所以比特币就是用一部共享的公共账本，取代了银行的角色，让所有比特币用户共同来扮演验证和结算的角色。

当然了，这里还要面临一个问题——以上这个流程有一个严重的漏洞，那就是说，向全网络的一传十十传百的广播，毕竟是需要时间的，那么我如果同时广播两条互相矛盾的交易呢？

刚才说到，要判断一笔交易是否有效，要验证两件事情，一是私钥签章是否有效，二是余额是否够用。私钥签章这件事情，是无论如何伪造不了的，但余额问题就麻烦了。

比如刘备的账户里有100元余额，刘备发起了一个汇款，要把100元汇给关羽，他盖好了骑缝章，把这笔汇款单广播出去。黄忠收听到这笔汇款单，一检查，发现签章是有效的，余额也够，所以他认为这笔交易是有效的。

但刘备很坏，他同时又发起了一个汇款，说要把100块钱汇给张飞，他又盖了个骑缝章，把汇款单广播出去，但先让马超听到。马超一看，签章有效，余额也够，所以他也认为这笔交易是有效的。

然后黄忠和马超都把他们认为有效的交易继续广播出去，诸葛亮同时收到了这两条广播。诸葛亮就头大了，听黄忠说刘备已经把他的100元汇给关羽了，但听马超说刘备的100块钱是给了张飞。如果这两笔交易都是有效的，那么原来刘备只有100块钱，现在关羽和张飞各自都多了100块钱，这当然行不通了，不然这哥仨来回倒腾，不就无限有钱了吗？所以要么关羽得钱，要么张飞得钱，这两笔交易只能有一笔是成立的。那么究竟是哪一笔有效呢？以黄忠的记录为准还是以马超的记录为准？

解决这个问题，才是比特币最核心的技术发明，这就是所谓“区块链”技术的关键意义。下面细说。


用户以不同方式掌握私钥↔公共账本和比特币网络

4.防伪：算力竞赛vs.诉诸权威
前面说到，要用一个公共账本来取代银行，需要解决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杜绝把一笔钱花两次这种行为，也就是所谓的“双花”。保证每一笔钱只能花一次，保证互相矛盾的交易记录只能有其中一条记录才作准。

现在黄忠记录了关羽得钱，马超记录了张飞得钱，听黄忠的还是听马超的呢？当然也可以两个人都不听，那么钱还在刘备手里，但这其实是第三种记录了。钱到底在关羽还是张飞还是刘备手里，最终只能有一份记录被承认，谁说了算呢？

谁官大听谁的？在现实中大概是这样的。比如债主说你欠他钱，你说你已经还过了，到底给没给过钱闹到法院就听法官说了算；又比如在银行，银行柜员说你卡里没钱了，但你找领导投诉，领导查出来是系统故障，其实你卡里有钱，那么还是以领导的为准，对整个银行不信任，再找法院找政府，最终总是权力最大的机构说了算。

但现在比特币诉诸公共账本，网络上所有人都能参与，但在网络上的交流不用露面，不需实名认证，也不看你官大官小，甚至你不知道一个人有多少账号。没准关羽、张飞这两个账户都是刘备一个人的“马甲”，他自己左手倒右手玩儿。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说官大的说了算，也不能说人多的说了算，因为在网上，官职是看不到的，而人数是可以虚构的。总之，传统的民主与专制都行不通。

比特币的发明人中本聪想出来一个好主意。本质上还是少数服从多数，但不是比的权力大小或人数多少，而是比拼“算力”多寡。

怎么个比拼法呢？大家一起做解密游戏吧。中本聪设计，比特币网络上的记账者把一定时间内各自记录到的交易汇总打包，但这个汇总不是简单地罗列在一起，而是要遵循一定的游戏规则。这一组按照规则而打包出来的交易记录，就叫做“区块”，所以由一块接着一块打包的交易记录串联出来的比特币“公共账本”，又叫做“区块链”。

而这个打包交易记录的规则，也是利用了神奇的“密码学”，也就是说，打包很困难，但一旦成功打包，别人反过来验证打的包是否符合要求，则很容易。最早打包成功的那个人的给出的交易记录就最具权威了。

打个比方来说，就是出个难题大家一起做，谁先做出来谁最牛，大家就听谁说了算。然后在继续做下一个游戏，打包下一批交易记录。

当然，这种做题游戏是可以大家一起做的，10个人的算力叠加起来，就相当于1个人花10倍时间。所以比拼算力，还是比拼各自的同盟军的力量。你背后有五万步兵，我有八十三万大军，那么当然是我这伙人更厉害。但问题是我背后究竟有没有那么多力量，还是我吹牛皮吹出来的，最终还是要通过解题竞赛见真章，哪一方解题快，哪一方就厉害。

但是，如果黄忠先做出来答案，马超假装没看见（或者真的没看见，毕竟答案的广播也需要时间），拼命再做了一会儿，也做出来答案了，怎么办呢？这两个答案哪个更可靠呢？听黄忠还是听马超的问题不还是存在吗？

这里补充一句，因为“打包游戏”的答案和各自需要打包的对象（交易记录）有关，所以既然黄忠和马超承认的交易记录是不一样的，他们的答案也是不一样的，但可以都是“正确答案”，所谓正确答案，就是“按照游戏规则完成打包”。

的确，马超完成打包比黄忠慢一点，并不能说明他的计算能力一定更弱，因为实际比拼的时候有随机成分。我们说学霸比学渣厉害，但也可能个别有几道题，学渣碰巧蒙出来了而学霸算了半天。那么怎么判断呢？无非就是多做几道——如果学渣做完几套题库之后也总是表现得又快又准，那只能说明他压根不是学渣。

所以中本聪设计的是6个区块见分晓，也就是打6次包。因为马超和黄忠打的第一个包就有分歧，那么追随马超的人就必须在马超的第一个包之上再打下一个包，而支持黄忠的人则需要在黄忠的第一个包之上继续打，“区块链”就分成了两支互相竞争。中本聪说，接着最初的分歧后面，哪一支最先打到第6个包，哪一支才算赢了。所以马超的记录并不是在黄忠打包完成的那一刻被否决的，而是直到黄忠的支持者打满6个包的时候才尘埃落定。如果打到6个包还不能证明黄忠一方算力更强，那就好比一个文盲乱涂乱写结果高考考个满分那样，理论上始终有可能，但实际上可以忽略不计了。

当然，实际上来说，在大部分情况下，在黄忠率先打出第一个包的时候，交易被确认基本上就已经“万无一失”了，普通用户在日常使用时只要看到自己发出的交易被别人打包记录，基本上就足以安心了。

这个“打包游戏”的难度是动态调整的，以至于整个网络来说每次有一个人打成一个新包，时间间隔平均在10分钟左右。如果连着好几次都很快完成了，难度就会逐渐调高，反之就会逐渐调低。所以通常来说某笔交易在6个包后被最终确认需要1小时左右，而第一次打包成功是10分钟左右。

10分钟或1小时很漫长吗？要注意这个时间其实是相当于“验钞”的时间，而不是“汇款”的时间。比特币的“汇款”其实是即时到账的，无论是当面付款还是跨国汇款，只要在互联网上连接，就可以即时完成汇款，只是要确保万全，需要等待确认罢了。



最长链（在分歧之后最快打完6个包的）胜出

文/胡翌霖 2017年2月19日
原文链接 https://yilinhut.net/2017/02/19/5784.html

最近在微博上又提到比特币的学习门槛问题：
老有人说比特币门槛高不好学，包括一些比特币拥趸也这么说，我觉得是极大的误导。其实不是比特币门槛高，而是旧知识门槛高，以至于那些懂很多旧知识的人不愿意放低身段自认无知来学习新知。如果都是从零学起，了解比特币原理就真比学习什么M1M2降息降准逆回购QE/LTRO/PSL/MLF/SLF等等等等的更难么？

 

​​​假设一个用金银或用贝壳当货币的古人穿越过来，要给他讲解新货币的原理，我猜想他更容易理解比特币，事实上比特币返璞归真，更接近货币本源，而去除了由央行给法币系统添加的许多其实是不可理喻的特性，我们见怪不怪的东西未必是理所当然的。

比如说学习如何防伪币，似乎比特币很难，要懂密码学区块链等等，但这都是防伪技术而非辩伪技巧，实际上你看得懂比特币钱包给你显示出的确认提示就行。人民币辨伪呢，你要学印刷术造纸术？要学油墨的成分？水印制作？拿比特币的防伪技术和人民币的辩伪技巧放在一起，当然觉得比特币难上手了。

我曾提出，所谓技术，指的是“可以学会的东西”，而每一种技术都是八方会聚的产物，有许多可学的维度，包含不同层面的知识。有些层面是递进关系，掌握了某一层之后才能学习下一层，而另一些层面则互相交叉，未必有先后之分。谈论对某一技术的知识总有相应的语境，混淆了语境而进行比较是无意义的。

比如“电脑”就是一种包含许多维度的复杂技术，当我们谈论“学电脑”、“会电脑”时，可能包含许多重意义。例如：

1.会认
对某一事物的辨认也是需要学习的，一个原始部落人显然认不出电脑，而生活在现代城市中的人一般都至少已经学会了起码的辨认技能，一个老奶奶也许从来没碰过电脑，但她也能认出小孙子每天沉迷的那个玩意叫什么，还可能知道电脑有用、电脑很贵、电脑费电、电脑伤眼等一些相关知识。

2.会买
知道哪里能够获取这一技术也需要学习。老奶奶能认出电脑，但未必懂得到哪里买到它，它从不在她熟悉的菜市场出现，买电脑需要找到恰当的商场，了解大致的价格范围和懂得分辨商品优劣。这买电脑的技能也有深有浅，它与关于电脑的其它深入知识有关系，但又相对独立。比如一个计算机系的教授未必比一个电脑城的商贩更善于买电脑。

3.会玩
“玩”是许多人面对许多技术时最一般的入手方式，“会玩”这种说法在日常语言中似乎容易理解，但要从哲学上给出清晰的界定并不容易。无论如何，当我们看到小孩子们欢快地扑向电脑时，我们不得不承认他们确实“会玩”。“玩电脑”也需要学习。我奶奶肯定不会玩，我爸妈懂得用电脑炒股票看新闻，但也很难说他们多么会“玩电脑”了，但“玩电脑”的门槛显然很低，三岁小孩就可能会玩了，十来岁的孩子可能玩得比大多数成年人更溜。

4.会用
严格来说，“会用”才是把某一技术作为工具而掌握，这个时候该技术被指向另一个外在的目的。当然这个层面下又有无限的维度，不同的外在目的规定着不同的用法，没有止境。比如用电脑炒股，用电脑聊天，用电脑写论文，用电脑做数据分析等等。

5.会修
技术器物总会故障或失灵，维修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维度。在外行面前，所谓的“电脑高手”往往就是指的那些电脑坏了时找来帮忙的人。的确在许多时候更熟悉玩电脑或用电脑的人，也更善于修电脑，但毕竟久病成医和专业的医生不能比。

6.会分析
会用会修的人都未必对该技术的运转原理有所理解，比如我知道在许多情况下可以通过“重启试试”解决大量电脑故障，但却始终不明白故障的机制。我可能知道显卡和内存的大致行情和功用，但未必知道它们的内部结构和运行原理。知其然和知其所以然是不同的维度，也未必总是递进的关系。

7.会制造
一个技术器物的制造又是相对独立的层面了，前面那些会玩 、会用乃至会修、会分析的人，大多都造不出电脑来。而且这制造的技术中又分成无数环节，比如英特尔公司会造芯片，但造不出操作系统，英伟达公司会造显卡，却做不好硬盘。说某家电脑公司能制造电脑的意思并不是说他们掌握的构成一台电脑所需的每一个零件的制造工艺，而是意味着他善于调动各种资源最后会聚为自己的产品。

8.会改进
技术的改进又与技术的应用不同，前面说的许多维度中的擅长者，未必能直接推动技术的进化，在许多时候技术的改进出于偶然，但在另一些时候，特别是在现代大科技大产业的背景下，技术的改进是可能得到有计划的推进的，各种专业的研究所和企业设立的研发部门都专门致力于技术的开发与改进工作。这方面的专业人才当然更需要学习，但他们的知识往往只集中于非常尖端的狭小领域，而不需要对该技术相关的各种语境都有全面了解。

 

以上的分类并不完全，无论如何，我们需要注意到对某一技术的“学”、“会”包含许多维度，不能无视语境一概而论。

再回到比特币的例子，经过对不同语境的细分，我们立刻就会发现类似“了解比特币需要懂编程”这样的说法，就好比“了解人民币必须会印刷”那样无稽。在每一个相应语境下，认识比特币几乎都比认识人民币更容易。

1.会认
辨认人民币似乎很容易，因为人民币似乎是有实体的，但对实体纸币的辨认更需要“学习”，不仅要紧跟时代及时去认识新版纸币，更要面对日益以假乱真的伪钞的挑战。手感、水印等一般辨认方式并不总是可靠。辨认比特币呢？那就非常容易了，只要在可靠渠道下载了比特币钱包，看到钱包中的到账和确认信息就可以了。在0确认到账的情况下除非对方恶意欺骗，不然交易基本已经成功了；1确认时基本上就稳了；6确认就没跑了。人民币辨认中也分为外观手感、验钞机、存银行这三层辨认，对应比较的话，0确认比靠手感可靠，1确认比验钞机可靠，6确认比存银行可靠，而学习的难度方面比特币简直是压倒性的容易，基本上识字就行。

什么？你说比特币辩伪技术需要懂得区块链懂得算力竞争懂得概率论和密码学？？这些无非是让辩伪方式最终得以实现的技术背景那样，就好比辨认人民币时你并不需要懂得验钞机的内部结构和制造方式。人民币的印制和验钞机的制造都需要大量的技术背景，而这些技术最终会聚到验钞机那叮的一声提示之中。

当然，辨认比特币的最大难点其实在于首先要理解只有自己掌控的“钱包”内的比特币才是比特币，在交易平台上显示的算不上比特币，至少算不上你拥有的比特币。这一点倒不是难学，一旦点醒是非常容易学会的，问题在于许多人奴隶做惯了，习惯于财产自主权被剥夺的状态，意识不到自己控制自己的财产的意义，因而难以切换思维。

2.会买
目前而言基本上只有这个维度是比特币比人民币更难学的。这也难怪，毕竟购买更多地依赖于对市场环境。人民币是法定货币，你不想有也得有，无论是领工资还是领失业补助，无论是拿几百块还是拿几万块，或多或少每个人都会从某些地方领到人民币，而获得比特币就得先找到特定的市场才行了。不过在人民币的主场进行比较也不太公平，我们可以换一个地点，比如考虑在国外买人民币或在国内买外币的情况。人民币只是在中国获取才容易，但在全球就不是遍地开花了。美元虽然在全球通行，但在中国买到美元也有许多限制（比如个人只有5万的额度）。相比下来，获取比特币倒是很容易了，即便在大交易所同时暂停提币的情况下，诸如比特派钱包之类的应用还是可以一键买币，从下载APP到买到比特币总共也就几分钟的事情。

3.会玩
“玩”通常是人们最初接触某一新事物的方式，比如小孩接触手机和电脑。但由于“钱”这种东西所承载的实用性太强，“玩”的维度就很不显著了。但比特币这种新东西在最初进入极客们的视野中时，确实也没有像正经的货币那么功利，最初的社区参与者们去挖矿，互相交易，更多地就是非功利的玩耍态度。当比特币价格一飞冲天之后那些老玩家们或许会对当年漫不经心间就送掉成千上万币而痛心疾首。但即便是现在，许多比特币的参与者仍然可以自称一句“玩家”，我们拿一点全泡汤也不心疼的闲钱投入比特币，赚了是运气，输了也无所谓，无论涨跌都是在参与一项巨大的社会实验。我本人也是这样的心态，我拿比特币买股票，买矿机，买山寨币，玩赌博，买网盘，做捐赠、炒短线等等玩了一遍，也不是真为了赚钱，本身就是有趣的事情。

4.会用
花钱谁还不会么？但花钱也有各种方式，比如刷信用卡、网上支付、手机支付等等。这方面也与应用场景有关，中国人可能是移动支付最为普及的国度之一，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已然妇孺皆知，这并不是因为中国的普通人比外国人聪明，别人学不会的我们学得快，而是因为环境的影响，在西方由于刷卡支付的体系更加完善，惯性使然，手机支付反而不容易打开局面。

就最基本的支付功能而言，学会用比特币和学会用支付宝差不多难度，无非都是扫二维码然后确认金额罢了，当然也可以输入对方账号进行支付，区别在于支付宝账号一般是个邮箱，而比特币的“账号”则是看起来像乱码的一组字符，但对于复制粘贴来说都是一样的。

比特币还有更高端的支付方式，比如多重签名，多重签名技术使得比特币有许多独特的应用场景，这些应用场景在传统货币体系下多少也能做到，但不得不引入某个权威的第三方才能实现。这些应用方式在目前的环境下确实不容易上手，但这些功能人民币压根不能支持，因而也无法比较了。

5.会修
普通个人用户很少遇到需要修复货币的情况，从整个货币体系所需的维护和修缮工作而言，比特币的维护当然更简单和更容易上手，开源软件的特点是每个人都有权发现bug并提交补丁，而不像传统货币系统那样一切内部运转机制仿佛都处于密谋之中。一些程序员亲身参与到了比特币的开发之中，即便他们不提交代码，也能亲眼见证每一行代码的修改，于是他们觉得比特币门槛很高，因为这些必须懂编程的人才看得懂。然而难道在法币体系中就不需要电子化了？就不需要程序员来维护银行内部的结算系统了吗？显然不是，那些维护工作未必比比特币的程序更简单，然而它们并不会开放给每一个程序员参与。诸如“比特币必须懂编程才能理解”这样的错觉恰恰是比特币门槛太低的结果，因为法币系统的运转你再怎么懂编程也未必有资格去理解，而比特币的运转机制只要你懂编程就毫无秘密。

6.会分析
在这方面比特币是压倒性地朴素简明，它所有的源代码都是开放的，每一笔交易都晾在明处，从发行到使用，一切的运转机制都公开显明，毫无秘密。而人民币的相关运转方式就显得扑朔迷离了。首先要搞清人民币的“总量”就不容易，什么叫M0、M1、M2？100块钱存银行后再借出来再存进去再借出来……最后可能变成几千块钱的所谓“流动性”。央行怎么样增发货币呢？降息降准能增加“流动性”，MLF、SLF、逆回购等等手段也可以调控“流动性”。所以说人民币究竟有多少？专家教授也未必说得清楚。比特币就好理解多了：总量极限是2100万，现在已发行1600多万，没有央行在后面密谋调控。

就支付原理来说，拿着纸币“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时并没有多少技术原理值得分析，但在跨行转账、国际汇兑、实时账目同步等方面，人民币的运转机制并没有那么简单，背后涉及的金融学、经济学原理和计算机技术都不简单，一本《国际汇兑与结算》之类的教材就要好几百页。而就比特币而言，其全部的奥秘基本上都在中本聪那几页白皮书中交代清楚了，其技术手段也全部开源，虽然对整个运转机制的全盘了解并不那么容易，但也没什么门槛。

7.会制造
无论是通过印钞机印制纸币，还是通过降息降准之类的各种手法制造“流动性”，法币的“制造”完全是中央集权的，根本没有普通人什么事。但比特币完全颠覆了传统货币的集权性，让货币的生产“去中心化”，每个人都可以在比特币的规则下进行算力竞赛而参与制造新币的活动，如果想要颠覆比特币的规则，也可以另创新币，在这方面法币与比特币是无法比较的。

8.会改进
开源、去中心化的比特币也让所有人都能参与改进，小的改进每时每刻都在进行，而重大升级也由社区全面参与，最近关于扩容之争愈演愈烈，几条路线尚未决出胜负。在法币世界中，也有鹰派鸽派的路线之争，还有负利率之类的“奇妙”创新，但这些改进都处于高层的密谋之中，普通人连旁听的门槛都进不去。

文/胡翌霖 2017年1月5日
原文链接 https://yilinhut.net/2017/01/05/5767.html

比特币刚刚度过8周年生日，行情也终于一举突破历史新高（8000元人民币），发一微博聊作纪念吧。

今天去清华试讲，明天北师大做博士后出站报告，我的出站和入职手续终于也接近尾声了，在此时看到比特币新高的消息，也算是应景。虽然从喜庆的角度是这么说，但其实我还是挺惆怅的，因为从整个2016年，我对比特币行情的判断都是“买买买”，甚至在这一两周我甚至憋不住说出过“倾家荡产买入的时机”这样的话，在面对“比特币怎么样了”之类的老问题时也忍不住鼓吹一下。

但其实我自己并没有倾家荡产加码买入，这就是因为工作还没有定好，经济不独立的情况下，我仍然只能贯彻自己的小额定投原则，而拒绝透支。这是原则问题，哪怕我相信买入比特币至少在几个月内有99%可能性稳赚不赔，但只要还剩1%的不可预知的风险，而这风险是我不可接受的，那么我就不会去冒险。

比特币的逻辑本身也是反透支、重储蓄，作为比特币的真诚拥趸，我恪守自己极端保守的风控原则，也没啥好遗憾的，就是总有些惆怅……是的，我反复强调比特币是在投资理念上极端保守的人的最佳选择，而不是那些极端疯狂的人。买入比特币一点儿也不需要疯狂和冒险，只需要冷静和理智以及对风险的畏惧心。许多人把比特币视为波诡云谲的新航路，我却把它视作个人财产的避风港，一切都那么简单、明晰和安全。

当然有些时候我也会想自己是不是太过保守了，所以在最近我稍微鼓起勇气玩了一下杠杆，在火币网上借了一点点杠杆加码做多，其实本金也就放了不到3个币，最多也就借了两三万人民币。就是这点冒险最后我也退缩了，在跟父母交流时不留神提到了杠杆的功能，被劝阻了一番（他们觉得利息太高），于是我就缩了，转身就把免息券之外的部分都退了（也就前天在7300多跑的，此时8800多）。于是现在我就更惆怅了……

无论如何，还是随缘吧，我也不想再回头加杠杆或者再买进多少了，既然已经冲到新高，99%的稳赚不赔时机已经过了。我们不要忘记比特币扩容争议尚没有尘埃落定，五部委或N部委随时还可能出来搞事，虽然长远看比特币没有顶，但对于几个月内的情况我就不再有那么确定的判断了。

所以我的建议是，曾经听我忽悠买入比特币的，现在就可以抛一部分了，把本钱拿到手图个心安，剩下的比特币就暂时忘记，至少再等4年再回来看。而听过我忽悠但没有买入比特币的朋友，现在买入也不迟，当然不能是倾家荡产买入了，闲钱定投的逻辑是什么时候启动都合适的。

文/胡翌霖 2016年1月21日
原文链接 https://yilinhut.net/2016/01/21/5577.html

比特币面临1M的区块大小限制即将不够用的境况，需要一次重大的升级，但怎么升级呢，不同人提出不同的方案，如果一个向下不兼容的方案在没有取得共识的情况下就推出了，一部分人选择了新方案，另一部分人没有更新或者选择了其它方案，那么结果就是所谓的“硬分叉”。

前一阵有过XT，最近又有classic，但最终硬分叉似乎还是被避免了，很多人大概是松了口气，不过我倒是有一些遗憾，在我看来，硬分叉并不可怕，相反，它是去中心化的必要代价，硬分叉的考验随时都会再出现，早点学会适应这种状况，对比特币社区的发展未必是坏事。

什么是硬分叉，它又为何不可避免呢？让我从头说起。

首先，比特币是可以升级的，它不是神的作品，从一开始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决一切问题，它和一切伟大的软件一样，是不断更新的。

其次，比特币是一款开源软件，任何人都可以获取它的代码，任何人都可以改进它，并把自己的改进分享出来。

然后，比特币的精神是去中心化，也就是说，它没有一个单一的权威来控制，中本聪开发了比特币的早期版本，后来越来越多的程序员加入进来，中本聪淡出后，“官方”版本由比特币基金会提供，但这并非必然，基金会有可能分裂，其它协会也随时有可能取而代之，现有基金会提供的比特币升级版本未必总是受到广泛接受，社区和矿工的群体可能拒绝新升级，这种事情在0.7到0.8的时候已经发生过了。

当然0.7到0.8升级时发生的硬分叉更多地是出于失误，而不是理念分歧和路线之争，而且当时比特币的影响力也比较小。而最近的分叉危机则是出于发展路线的分歧，而且是有意筹谋的。虽然最近的分叉并未成功，但无论是因为意外而分叉，还是因为分歧而分叉，分叉的可能性永远不会被排除。

道理很简单，除非比特币永远不再升级，如果要升级，那么根据去中心化的精神，没有什么强制的权威能够确保由某个人或机构发布的更新版本必须被所有人接受。理论上说，你我都有权利让比特币分叉，我发布的新版本也许只有三个人用，而比特币基金会发布的新版本则有三百万个人用，但这也只是量的差别。三个人在三百万人面前当然不值一提，然而如果是三十万和三百万呢？如果是三百万和三百三十万呢？

无论如何，我们要明确，让某个比特币版本成为所谓官方版或权威版的，并不是取决于某个“官方”或某个“权威”的裁定，而是取决于我们每个人自己的选择。你是选择加入那3个人，还是加入那三十万人，还是加入那三百万人？并没有一个叫做“共识”的东西客观存在，你如果加入了那三十万人的一伙，那么你就和那三十万人之间拥有了“共识”，加入了三百万人那一伙，你就和那三百万人之间拥有了“共识”。

这和选举总统也不太一样，选举总统之后得票少的一方自然就失败了，但比特币的分叉未必一定要有一支失败，分裂之后多支并存也完全有可能。并没有什么绝对中立的标准来衡量哪一支更加胜出，也许这一方人数更多，而那一方算力更强，这一方资金更多，那一方技术更强……

在某种意义上，多如牛毛的“山寨币”也是对比特币的某种“分叉”，事实上山寨币与比特币硬分叉的区别只是在于重新分配。大多数山寨币都不再承认比特币的区块链，也就是说原本持有的比特币与新发行的山寨币毫无关系。但如果说山寨币保留了原有的比特币账目，那么也可以视作是硬分叉了。

比如说莱特币的主旨是更换比特币的挖矿算法，以及缩短验证时间，而这些改变比特币本身也可能做。如果莱特币发布时继承比特币的账簿，以比特币XT或比特币Classic为名，那么就是一次硬分叉了。

因此最近的XT和Classic提出时，都有人斥之为山寨币，这的确也没有错，无论你是选择了三十万人的共识，还是三百万人的共识，如果你把自己一方视作正统，那么自然就会把其它各方视为山寨了。

如果一个新版本夭折了，你可以把它视作官方软件的一次未被接受的更新，也可以视作一种未能成功发行的山寨币，这取决于你个人的态度；如果一个新版本成功发行了，你可以把它视作一次官方软件的成功更新，也可以视作一个另立门户的山寨币，这也取决于你的选择；如果一个成功发行的新版本消亡了，你可以把它视作官方版本的一次“回滚”，也可以视作一种新币的“归零”。

关键在于，作出判断的是你自己，而不是中本聪，或比特币基金会，或某些矿场主。他们也会各自有所选择，但任何人都不能替代你自己的选择。

自由越大，责任越大，比特币的主旨是去中心化的货币自由，它把对货币的控制权从央行那里解放出来，交回给每一个持币者手中。然而随着自由一道被交还的也有责任——妥善保存自己货币的责任，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责任。没有什么自由是毫无代价的。分叉的可能性以及在分叉面前不得不进行选择的使命，正是去中心化的必要代价。

截至目前，比特币发展路线方面的分歧基本还限于传统的比特币生态圈之内，具体而言，是开发者和矿工的分歧。但随着比特币的进一步发展，更大的力量或许会加入进来。例如最近已经有许多银行开始研究所谓的区块链技术了，甚至中国央行还要发行自己的数字货币。现在他们都还没有直接对比特币叫板，但谁知道呢？或许现在已经有人暗暗动手了，例如最近那个抛出比特币失败论的Mike Hearn，背后似乎就有银行业的影子。如果将来银行发现他们搞出来的数字货币终究消灭不了比特币，那么暗中渗透和和平演变也许会成为常见的策略。

我当年在洋洋访谈里就说过，比特币是不怕封杀的，像毒品那样，越封杀越值钱，大不了转入地下，但比特币怕“捧杀”。假设央行发话了：比特币是好东西，但是没有背书，我来替它背书，我保证一个比特币至少可以兑换X块钱，那么许多持币者是不是举双手欢迎了？如果央行更好心一些，提供计算资源来维护比特币网络，提供技术资源来维护比特币的更新，那么是不是许多人要感恩戴德了？然后是不是大量原本不相信比特币的股民和大妈都要来加入了？如此一来和平演变就开始了，央行可能勤勉负责地给比特币提供各种“修补”和“升级”。

央行可能再给比特币带来三千万支持者，再让原本的三百万支持者里归附一大半，最后可能只剩下三十万人觉得比特币的理念和央行相抵触，坚持抵制央行的“好意”。

“逃避自由”是民众根深蒂固的特性，这一点从现在的中国股民那里就看得很清楚了，他们宁可被管理者虐身虐心无数遍，也想不到亲自承担责任。可想而知，如果真的让央行发行数字货币——无论是山寨币还是比特币的分叉版本，都有可能获得规模更大的“共识”，中国股民就有上亿人，但比特币爱好者也许还不到三十万，比起央行封杀比特币，如果央行一下子把那些股市中的羊羔鼓动来参与比特币，那才是一场灾难。当然，我之前已经说过，三百万人的选择未必就一定胜过三十万人的共识，同样地，三千万人的共识也未必就比三百万人更好，我相信央行的数字货币哪怕有十亿人支持，也比不上比特币。

最后谈一下实际问题：当比特币社区发生分叉危机的时候，普通的个人持币者要做什么？很简单，不必恐慌，我们要做出自己的选择，但这并不急迫。对于矿场主和开发者而言，选择战队是比较急迫的，例如某一个版本可能让所有矿机报废，那么矿场主当然要坚决避免，如果某一个版本可能增加矿场主的成本，但同时有利于币价提升，那么矿场主就要仔细斟酌了。但对于普通持币者而言，倒是不用太废脑筋，因为一般而言，在硬分叉之前就持有的币，在两条分支上是都可以用的，一币双花也不是梦，所以如果对比特币有信心的话，捂着不动就行了，反而是分叉前卖了，以后再要买回来时，就得注意选择是买此比特币还是彼比特币了。

比较成问题的是存放在平台里的币，因为放在平台里的币本质上不是属于你自己的币，你所拥有的无非是一个托管凭证而已，你凭这个凭证可以在平台制定的规则下随时在平台取币，但目前而言似乎各类平台都没有写明当币分叉之后的详细取币规则，那么分叉之后你再要去平台取币，取到的是此币还是彼币恐怕就得看平台的心情了，也许因为站错队或者挤兑潮平台直接就倒闭了，那么此币彼币都泡了汤。所以就一般持币者而言，胆子大的当然可以趁机在平台做做差价，求稳妥的话就老老实实把币捂在手里好了。

我并不是轻描淡写地说硬分叉不是个事，相反，我强调每个珍惜自由的持币者都有责任关注比特币的发展，而不是只关心“行情”。

文/胡翌霖 2015年7月26日
原文链接 https://yilinhut.net/2015/07/26/5444.html

最近中国的股市跌宕起伏，经历了史无前例的“股灾”之后，中央又以史无前例的方式强力出手维稳。

之所以想到写这一篇文章，不是为了当神棍预测走势。一方面是把之前的一些说法和想法汇总一下，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股市的问题与政治哲学、自然哲学都有关系。另外，我相信这次股灾将会有非常深远的历史意义，无论如何，它都会成为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虽然我一直都在鼓吹比特币，也一向反对投资中国的股市，但我不想以任何方式预测行情走向，除了偶尔劝自己爸妈两句（也基本没什么用）之外，给别人投资建议是一件非常不讨好的事情，特别是在股市正在发疯的时节，劝别人退出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如果他真退出了，那也几乎不可能是踩着高点退的，他退出了股市多半还会继续涨，他也多半会不高兴。即便再过十天半月股市暴跌了，那么他多半也只会记得因为听我话而错过的那些盈利，而不会感激我帮他躲过了暴跌，因为在他的想象中原本他是能够在高点退出的。

同理，忽悠人来买比特币更加危险，比特币要是涨了，我自己一点好处也没有，要是跌了，有人会追在我屁股后面骂几年。万一有人倾家荡产买比特币亏了（我从来只建议闲钱投资），说不定我还有生命危险。

我在5月24日发微博说道：“其实现在才是我们最需要比特币的时候。如果我既不愿意为国接盘，没有胆子去股市做韭菜，但我又不愿意眼睁睁地等着钞票烂在手里，那我就迫切需要一种最安全的投资渠道。是的，你越胆小，越谨慎，比特币就越适合你。比特币玩家只需要在思想观念上敢于开放，但在投资理念上恰恰可以是极端保守的，像我这样”

在7月11日 我又发了一条：“在任何时候放弃A股或买入比特币都是明智的，哪怕1800点走出A股，8000块买入比特币，也是明智的。好比一个人在任何时候戒赌都是明智的，哪怕被他放弃的第一把赌注就中了头彩，或者他戒赌后做的第一份实业最终倒闭了，都不能说明他戒赌这件事情做错了。如果真的认清了道路，就不会再因一时的运势而动摇。”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几乎没有在鼓吹比特币了，最近主要也就写了这两条，与其说是忽悠别人来买，不如说是自己发发感慨。比特币的意义已经说得够多了，虽然比特币这两年陷入低迷，但它的原理和意义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也不必反复再说了。

我从来只是分析道理，以及谈我自己的想法和行动，我自己也一直在小额买入比特币，更没想过要卖给谁。结果还是有许多莫名其妙的人在微博上骂我传销狗，我真不知道他们哪来的仇恨，是当年买比特币亏钱了现在还没缓过气来么？如果是当时看我讲比特币感觉有道理才买的，那么现在究竟是哪个道理出错了呢？即便我眼光不准，但买币的钱都是自己掏的，也没送到我口袋里，亏了和我有什么关系呢？还是那句话，那么多人劝你学雷锋你不学，我劝你买比特币你为啥就买了？

这就是人性啊，成功了，都以为自己多了不起，眼光多好，判断多准。失败了，总想着在别人身上找原因。在最近的股市风波之中，这种人性体现得尤其明显。股市疯涨的时候，是个股民就自以为股神，暴跌的时候呢，不是骂政府就是骂不知道在哪里的“敌对势力”。

不光一般股民如此，整个国家也是如此。牛市的时候，都自信得不得了，甚至有人抛出“牛市是中国大国地位的体现”这样的说法，官媒更是喊出了“4000点只是牛市的起点”这样的口号。这也是股市暴跌之后最让股民们纠结的一句话。然而股民们在意的是，国家说话不算话，说好了的政策底却没有撑住。但问题是官媒扯过的大话、瞎话、假话还少吗？官媒让你去学雷锋你不学，忽悠你去炒股票你就去了？这究竟怨谁呢？

显然，把市场秩序弄得一塌糊涂，这是政府的问题；而投资失败，则理应是每个投资者自己的事情。

之所以说“理应”，是因为现实中的确不是如此。中国股民的失败在某种意义上真的得怪政府，因为政府从一开始就没有试图维护一个自由的市场，没有着力培育自由的市场参与者，相反，他们拒斥乃至害怕个人的自由，他们认为市场是“有用”的，民众也是有用的，但从来没有想过市场应该是自由的。

所以中国股市会出现所谓的“政策市”，更有所谓的“为国接盘”的逻辑，还有政府用政治手段托市的逻辑。

无论是之前的牛市还是之后的救市，官方宣称和民间传说的各种逻辑都是完全不通的。比如在牛市之时，新华社指出“经济需要牛市，应呵护市场信心”，我当时就在微博上吐嘈：“曾几何时我们说股市是市场经济的晴雨表，现在反过来，市场经济要靠股市托底了。这就好比说“我们要小心呵护温度计，以抵御寒流”，看起来像那么回事，其实荒唐透顶。”立刻有人来教导我，说股市是经济的“输血机”，这是啥意思呢？反正就是说经济好的时候股市是晴雨表所以应该涨，经济差的时候股市是输血机所以应该涨，我倒是想知道啥时候股市应该跌呢？

因为经济不景气所以需要牛市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需要股民分担经济下行的压力，难道说因为经济不好所以必须给老百姓送钱才行吗？既然股民的使命是为国分忧，那么怎么可能大家都赚钱呢？当然有一个最蠢的说法是就是需要给老百姓送钱从而促进消费，但这个说法其实荒谬绝伦。在国家牛市中，老百姓有点儿钱就去投股市去了，效果反而是延迟消费而不是刺激消费。另一方面，如果真想给老百姓送钱，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减税，减税简政，藏富于民，这才是正道。只要少收一点税，商品自然会变便宜，民众手里的钱自然也会变多，经济自然也会活跃起来。那么为什么历史上的那些统治者在面临经济困境的时候往往反而加税而不是减税呢？道理也很简单，因为他们是统治者。也许有人要喷我说我这个不懂经济学外行在胡说八道，但是有些道理真的太简单了，就好比理解勾股定理不需要你是数学家，理解杠杆原理不需要你是工程师，“国家牛市”救不了经济这件事情我认为是一般人都能够理解的，相反要相信“经济需要牛市”的逻辑可是必须有“专家”的水平才行。

救市就更加荒唐了，且不说这时候已经完全颠覆了之前牛市的逻辑，就看救市的举措，简直是耍无赖了。直接开出了空白支票，这是啥概念呢？就是直接送钱：你去赌博，输了算我的。举国之力去支持一群只准赢不准输的人，开着一家只许押大不许押小的赌场，而且连出千都不用，这就是公然的游戏规则，可悲的是散户还特别欢迎，偶尔出来几个押小押赢的立刻群情激奋，恨不得直接把他乱棍打死。

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大量的指责都指向所谓的空头，甚至是子虚乌有的敌对势力。但即便真有一群聪明的空头又如何呢？难道只允许全民做聪明的多头，不允许别人做空头吗？而且，多与空本来就是相对的。一个多头满仓的时候就自然变成了空头的势力，因为他满仓的股票迟早都是要卖掉的。在分红率极低的中国股市，绝大多数股民显然都是靠”卖“股票，而不是靠”买“股票赚钱的。每个人都幻想高抛低吸，但低吸的时候你在出钱，高抛的时候你才在赚钱。所以每个指望高抛低吸的人在某种意义上都是”空头“，你可以卖，为什么不允许别人卖？无非是别人卖的时机比你更好罢了。杠杆交易也是类似的道理，当多头平仓的时候就成了卖空者，空头平仓的时候就成了买多者，没有哪个杠杆交易者是永远不需要平仓的。长远来说，多与空是对称的，没有哪个参与者是纯粹的空头或多头，只是选择先空后多还是先多后空的区别罢了。

有人讲救市是国际惯例，美国人也救市云云。我的回应是，首先，美国人救市，诸如QE之类我当然也不支持，问题在于美元是国际货币，美国人瞎搞有世界人民埋单，而中国人瞎搞最后倒霉的还是中国的老百姓。更何况美国的QE的结果是贫富分化的加剧，最大的受益者是1%的金融巨头。中国的救市又将会造成什么结果呢？显然，越靠近“印钞机”的人得益越多，中国不会例外。

“中国例外”的是救市的手段，无论西方人怎么救市，除了塞浦路斯和希腊这些个例之外，基本上也都是在尊重市场规则和各方参与的独立性为前提的，美国的QE归根结底也无非是增加钞票的供应，还是依靠市场中供需关系的改变而起到调节作用。而中国的救市使用的不再是市场手段，而是政治手段，通过“宣传”，通过“约谈”，通过限制一部分市场参与者的自由，通过举国动员……

总之，无论是牛市还是救市，官方讲的都是政治话语，讲“国家需要”、讲“大国地位”、讲“稳定压倒一切”、讲“别有用心”、讲“敌人是冲着五星红旗来的”、讲“信心”……人民日报更是宣称：“股市的最终走向，仍取决于我们对国家的信心和对自己的信心”。

如果说强调“对国家的信心”还有一定道理，那么“对自己的信心”就是典型的传销语言了。传销组织才会把市场的前景寄托于信心之上，大跃进的时候也会把赶英超美寄托于众志成城的信心之上，但根本来说市场的走向显然取决于供需关系和社会环境。如果这个市场偏离基本面太远，靠信心是维持不住的。

如果说一个扭曲的政治体系还能够靠民众的信心来维系的话，一个扭曲的市场是难以靠信心维持的。集体的狂热只会让市场陷入疯狂，而不会让市场趋于稳定。

并不是在政府以荒唐的手段救市之后，中国股市才变得政治化了，而是这次股灾把中国股市的本性充分暴露出来了。在这种逻辑下，救市确实是对的，因为中国的股市从来就不是一个独立的投资者通过明智和远见自由博弈的市场，而是一个为政府和既得利益者谋取利益的工具。之所以必须救市是因为他们的利益受到了威胁，吴敬琏说中国股市连赌场都不如，这是很明显的事情，根本不能比。在某种意义上中国股市连福利彩票都不如，其黑幕更大，而欺骗性更强。

也不是说只有中国的市场是政治化的，西方的市场和政治没关系。西方的市场也是政治性的，也映射了特定模式的权力关系。

一个政治体制的目的是什么？自由，还是稳定？这两者是联系在一起的，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自由就容易受到压抑，而如果自由被过分压抑了，也就将成为一大不稳定因素。但这两者孰先孰后呢？在一个集权社会中，当然是维稳重要，因为对统治者而言，最坏的结果是失去统治地位，因而为了维持他们的统治地位，当然必须优先保证体制的稳定。在这种社会中，自由并不是被维护的对象，而是被赐予的，民众首先被剥夺了一切自由，再由国家给予一部分，因此任何时候都需要“感谢国家”，因为没有国家给予的自由，个人如何可能取得成功呢？但在另一种社会中，自由才是首先被维护的对象，政治体制之所以需要被建立起来，就是为了以更好的方式维护个体的自由。所谓维护自由，因为自由是每个人本来就有的，这种社会的逻辑是，为了更好地处理集体事务，每个人需要让渡出一部分个人的自由，让渡自由也是为了维护自由。所以这种社会中稳定是为了自由服务的。

我不想涉入过多政治哲学的讨论，一些左派学者很容易指出我懂得少想得浅，但其实许多概念都是很简单很日常的，关于何谓自由的哲学讨论可以持续几千年也得不到一个确定的结果，但事实上每个人都懂得自己的自由。虽然中国大众由于社会背景和洗脑的关系，对“自由”的概念有诸多误解，但这也都是可以通过日常语言的交流澄清的。

扯远了……回到股市的话题，市场中也有自由与稳定的矛盾。有人问，股市有什么用？杠杆又有什么意义？如果没有好处，干脆关了。我想说的是，股市的确有这样那样的好处，促进创业，分担风险等等，但这些不重要。关键是股市的出现并不是为了被”用“来做什么，而是自由市场的必然产物，如果每个人都有支配自己资产的自由，如果每个人都有自由签订契约的自由，就自然会出现股票这类事物。所谓”证券“，其实就是一种某个单位向不特定对象签订的契约凭证，凭着这一证券可以享有某些权益，比如在特定时间得到还款，或者收取分红等等。而证券本身是有价值的东西，也能够作为商品交易，那么专门用来交易证券的市场就是证券市场。证券市场的形成不是因为它有用还是没用，而是契约和交易的自由进行而自然产生的。管理者所做的无非是把契约格式化，比如要求在某一市场上交易的股票都必须遵守一定的规范，但一家公司的证券没有按照这家股市的规范来签发，也可能在另一家股市上进行交易，没有公开交易的股票也可以由股东之间自由交易，只要最初签订的契约允许这些交易。所以管理者对于股票的意义理应是非常次要的，证券市场的管理者只是提供一个自由交易的平台，至于这些证券本身蕴含的价值和权利，是企业及其股东的事情。

但在中国，股市从一开始就不是从自由契约和自由交易中自然形成的，从一开始就在纠结股市好不好，有没有用，要不要停。到现在也是在纠结融资融券好不好，要不要停。市场不是被当作一个维护自由交易的平台，而是被整个当作一个促进经济发展或有利于什么什么的工具而被看待。

当然中国的表现也只是特别典型而已，西方的金融体系也早已走上了歧路，西方的市场也被当作工具，而非自然来看待，因而才有了各种各样号称”维稳“的货币政策，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强调比特币的革命意义，在这里不多说了。

对待市场的态度与对待”自然“的态度类似，在现代人眼中，自然不再是自然的了，而是被看作了有利于什么什么的工具，所以人们也用维稳的逻辑去”保护生态环境“，试图把自然当作一个整体加以”控制“。”先污染后治理“的技术逻辑与”借新钱还旧债“的金融逻辑也是异曲同工。人类对自然毫无敬畏，对自己的控制力盲目自信，这是导致生态危机和金融危机的共同原因。

[1、是革命不是升级]

文/胡翌霖 2015年1月29日
原文链接 https://yilinhut.net/2015/01/29/5219.html

1、是革命不是升级
BTS是所谓“二代币”（全称第二代山寨币）中圈钱最多（目前来说）、名声最响（主要在中国）的项目之一，我在微博上偶尔黑它两句，总会有许多热心网友前来“指教”，谆谆教导我需要与时俱进，需要开放包容，需要不断学习……所以我一般也懒得多说什么，这次巴比特约稿，我不妨再集中吐吐嘈，但不负责接受BTS粉丝的教学。

有一些善意的网友总觉得我不待见BTS是因为学习不够、了解不足，认为帮我补补课我就能接受了，奈何我观念陈旧、思想封闭，不愿意学新知识，让那些网友扼腕叹息，颇有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意思。

但这种“意见不合是因为学习不够”的心态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讨论态度，这有点像教徒传教时的心态：你不信是因为你不愿意学习。但事实上，人与人之间的观点分歧，往往都不是缘于知识上的差别，比如我不待见跳大神，并不是说我学习了跳大神的各种跳法以及背后的各种神秘理论之后，就能够认同它了，当然我肯定对学习这些玩意儿没多大热情，但这也很难说是观念过于守旧或心胸不够开放造成的，在广义上说，当然这也可以算是思想封闭，但如果思想毫不“封闭”，见啥学啥，听啥信啥，那就根本没有思想了。

如果我从根上就否认跳大神的合理性或必要性，那么我就不需要去学习它的各种细节。当然，如果我完全不待见跳大神，也就没有必要混入大神们的圈子里去“教育”他们，敬而远之是一种起码的尊重方式。不过在我自己的地盘，远远看着另一边跳大神的在那里煞有介事不亦乐乎，我偶尔嘲讽几句，显然不算过分。嘲讽他们并不是为了驳倒或教育他们，而更多是表达我自己的观念，比如我要讲追求真理破除迷信，我就可能拿那帮巫师作为反面事例，这时候我面对的听众不是那些巫师，而是我自己的听众。

所以我从来不会跑到BTS或其它山寨币的地盘去“布道”，也排斥他们来我面前布道。不同信念的人之间的友善而激烈的交流当然是好事，但如果持有“布道”、“教学”的心态，这种交流就很难展开了。

我可以说是一个比特币“原教旨主义”者，也就是说，我支持且仅支持比特币，而不待见任何花里胡哨的山寨币或二代币。于是在我眼中“二代币”信徒类似于异教、邪教或新宗教。比如说伊斯兰教也承认摩西和耶稣都是先知，只是他们认为默罕默德是最新一代的先知，犹太教只认摩西，基督教承认摩西+耶稣，伊斯兰教承认摩西+耶稣+默罕默德，于是乎伊斯兰教是宗教3.0，比之前的版本更高级、更进步？显然没那么简单。我只承认中本聪的理念，然后有一拨人认同中本聪+PoS，再一波人认同中本聪+PoS+BTSX，于是我是1.0，他们是二代三代，比我更高级更宽容？也没那么简单。分歧背后涉及的是信仰、理念、心态、环境等多方面的因素，并不能因为哪一方额外多加了一个X，就一定更高明。

比特币玩家对待来自传统金融世界的反对时，也应该持有这样的态度：我站在更合理的一边，而不是站在更高级的一边。比特币并不是对纸币的“升级”，而是“范式革命”，它在很多方面主张退回金本位时代的某些理念，反对者并不只是因为观念落后或知识匮乏，而更多地是思维方式的差异。如果把比特币的革命看作单纯的更新换代，看作比纸币“高一级”的东西，那就差之毫厘谬之千里了，这比把伊斯兰教看作基督教的升级版更加可笑。

 

2、锚定法币只是画蛇添足
遗憾的是，许多“二代币”的信徒正是把他们的币看作比特币的“升级版”，这从“二代币”这一称呼上也可以看出。BTS更是其中的典型，他提供的BTSX，如BitUSD、BitCNY等，也恰好是试图提供法币的“升级版”。在我看来，这类努力——无论是对法币的“改进”还是对比特币的“改进”，都是画蛇添足，是给汽车装马鞍，除了看似花哨之外，毫无意义。

据说BTS本身不是货币，而是一种类似于股票的东西，基于它之上可以开发出林林总总好多项目，其中主打的项目是BTSX，再其中主打的产品是BitUSD（比特美元），以及BitCNY（比特人民币）等。

整个BTS是一个巨大的坑，这从它的圈钱模式就看得出来，但这方面咱们先不管，我们就说BitCNY是怎么一回事。

BTSX利用一套复杂的机制生成BitCNY，说复杂是因为其中的许多细节说来话长，但其实笼统地说来也挺简单，就是用户可以抵押BTS铸造BitCNY。而这套抵押机制达成了所谓“锚定”的效果，使得这种被铸造的BitCNY的价值大约与实际的CNY相当。于是，BitCNY变成了“比特人民币”，BTS的支持者们认为，这种电子化的比特人民币将让商家更好接受，因为相比比特币来说，它的汇率更稳定，可以当做人民币来记账。

BTS的批评者一般集中于质疑“锚定”的可能性。的确，锚定基于BTS的价值，如果BTS出现崩盘，锚定将会失效。当然BTS的支持者会拿出许多理由来回应，例如这种情况是多么极端，以及即便出现极端情况也有可能应对等等。但我关注的焦点不在这里。事实上，能不能锚定本来就是一个相对的命题，短期来看，在一个月内维持BitCNY汇率相对稳定也可以说是达成了“锚定”了，维持一周、维持一年，都可以说是锚定了，能在一定时期内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比价并不稀奇。但长期来说，例如十年，几十年的跨度来说，我不相信锚定可以永远维持。当然，如果BTS一直非常小众，就几个粉丝自娱自乐，一直锚定下去倒是可能，但如果BitCNY流行起来，比如其总量占到人民币流通量的百分之一，那么它还能锚得定吗？国际货币竞争中，一些试图以举国之力锚定汇率的行动最终也都失败了，BTS真能做得到？这几个月来所谓的成功锚定的现实，是建立在流通量和应用面少到忽略不计的前提之下的，一些提供CNY买卖BitCNY的平台虽然貌似基本维持在0.95到1的范围，但成交量和市场深度都少得可怜，几乎只有象征意义，什么都证明不了。

不过更关键的问题是，即便我们说“锚定”能够成功，那么又意味着什么呢？如果锚定压根就没什么意义，那么关于能否锚定的争论就显得很无聊了。例如某些人想在汽车上装马鞍，那么当然会有许多质疑，比如说马鞍能不能装牢，马鞍用铁还是用铜，安车顶还是安车头……一撮人为这些技术问题殚精竭虑，争论不休。路过的我问了一句：为什么要给汽车装马鞍呢？恐怕就要被他们嗤之以鼻，乃至轰出大门了。

BTS的支持者认为，BitCNY与人民币锚定，有助于那些愿意接受电子货币提供的便利性，但不能接受比特币的汇率波动的商家们接受电子货币的支付。

这听起来似乎像那么一回事，但实际上那些商家多半是BTS支持者们臆想出来的。不说与比特币相比，就说和BTS相比，乐于接受BitCNY的商家为什么不直接通过BTS支付呢？据说因为BTS和BTC一样价格是波动的，BitCNY价格锚定人民币，因此适合被用来记账。但要注意，支付与入账是两个环节，现在那些不接受BTC汇率波动的商家，都是借助Coinbase、Bitpay等第三方平台支持比特币支付的，用户可以通过中介平台向商家发送比特币，而中介平台负责承兑，最后商家直接收到法币。这样一套以美元标价，以比特币支付，以美元入账的系统中，商家并不需要考虑比特币的波动问题。

如果你嫌比特币不好，认为BTS好，那么完全也可以做成BTS的支付平台，商家还是可以以法币入账。据说BitCNY能更容易劝服一些传统商家接受电子货币支付，但在劝服过程中你也得先劝服他理解BTS的机制。BitCNY的意义只适用于恰好能够接受BitCNY但又不接受BTS的商家，我想象不到这样的商家会有多少。

如果我搞不懂或不接受BTS的机制，我仍然愿意接受人民币，通过中介平台，我仍然可以享受去中心化密码货币带来的许多好处。但我为什么敢接受比特人民币？如果我收到比特人民币后立刻兑换为人民币入账，那么就和收取BTC或BTS兑换为法币入账是一样的，何必多此一举？如果我收到比特人民币后直接入账，储存起来，那我图的是什么？如果我偏好法币的稳定性，那么我为什么不储存稳定的法币，而要储存这种比特法币呢？

BTS支持者可能给出很多理由，例如商家们怕麻烦，既然收入了BitCNY就懒得特地去兑换成CNY了，但第三方支付平台完全可以提供更便利的服务，帮你完成兑换。又例如第三方支付平台是中心化的，因此不可靠，但既然针对的是追求稳定的商家，我想他们对去不去中心化要求不高，对一家找得到人的正规中介公司的信任恐怕更多一些。又例如BitCNY囤着能产生利息收益，只有这一条原因似乎靠谱一些，但这恰是一大不稳定性，在目前小打小闹的环境下搞个10%的年利率也没啥大不了的，但如果BitCNY的应用真能达到一定可观的规模，一个特别的活期利率能够在法币金融体系中独善其身吗？须知比特币汇率之所以波动厉害，很多时候都是因为和现存金融世界的纠葛，今天中国一个公告，明天美国一个动作，都让比特币汇率上蹿下跳。现在各国政府是没工夫管这种小打小闹的“伪法币”，但如果啥时候他们想管一下呢？BTC承受政策冲击的能力与BTS的承受力哪个更大呢？

无论如何，一个追求稳定的商家，恐怕不会选择用BitCNY入账，除非他本来就支持BTS，或者思路特别独特，我目前还很难想象。

 

3、比特币要颠覆的正是BTS固守不放的
我说道BTS画蛇添足的设计，其根源在于它对新货币的理解局限于某种“升级”，而不是革命。在它看来，电子货币的意义上更方便、更稳定，等等，但这些恰恰不是比特币的核心意义。比特币的基本理念是“自由”，是货币的“解放”。BTS沿用了比特币“去中心化”的旗号（实际怎么样容我呵呵），但得其形而不得其神。要说比特币为什么要去中心化，先要理解法币为什么是中心化的，据说法币的中心化正是为了“稳定”，政府和经济学家们殚精竭虑，时时调整利率，统筹规划通胀率和物价水平，推出QE等一系列高科技手段来控制货币市场，据说就是为了维持“稳定”，似乎货币的价值波动一旦超出了政府的掌控，就会发生可怕的事情，经济就将失去秩序。

而比特币就是要打破传统货币概念中“稳定压倒一切”的逻辑——放开控制，让自由市场决定货币价值的波动，又能如何呢？当然，许多建立在现存金融体系下的经济活动将面临困难，但如果说这一金融体系本身就是不合理的呢？

另外，比特币还要打破货币的“虚拟化”。我已多次说过，比特币虽然是电子货币，但它恰恰比法币更真实。法币的产生就是通过虚拟的抵押铸成的，例如早期的用黄金抵押出钱，或者后来中国用美金抵押出人民币，或者像美国用明天的债抵押出今天的钱。用BTS抵押出BitCNY也是类似的逻辑，它还可以抵押出比特黄金、比特石油等等虚拟资产，这些资产与擅长无中生有的法币体系更为亲近，而与比特币世界格格不入。试图让金圆券锚定黄金，试图让人民币锚定美元，这些事业之所以失败不是因为技术不够（于是现在BTS带来了最新技术），而是从一开始就走错了。纸是纸，黄金是黄金，纸不能也没必要锚定黄金，所有这些所谓的锚定不是一厢情愿就是某种阴谋。比特币看透了这一切，因此比特币不再是虚拟的代币，它不是什么的抵押或什么的对应物，比特币就是比特币，它是继金银之后卷土重来，对虚拟货币（法币）拨乱反正的又一种实物货币。

因此比特币最终要做的事情可比BTS激进的多，至于在过渡阶段的推广，靠Coinbase之类的平台就可以支持，BTS纯属画蛇添足，而在过渡阶段之后，比特币的理想是BTS之类难以想象的。

[1.革命在不同的历史尺度下发生。]

文/胡翌霖 2015年1月28日
原文链接 https://yilinhut.net/2015/01/28/4999.html

之前的南都比特币采访问卷，我在巴比特和比特人转载时，都加上了一个标题“比特币作为范式革命”，毕竟有一个标题看起来传播效果会好一些，但其实作为范式革命也只是采访问卷中最后一个问题时捎带提了一下。现在不如专门把这一问题展开一下。

范式革命是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提出的概念，这个概念有着丰富的内涵，也有许多歧义和争议，因此我在这里先要花一些篇幅解释这一概念。

库恩的洞见始于一次对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的体验，当时作为物理学家的库恩因为一次机会需要对物理学史中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理论做一番介绍，库恩发现，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理论看起来荒唐透顶，不可理喻。但库恩没有像许多自大的现代人那样满足于时代的优越感，他清醒地认识到亚里士多德是那个时代中最博学和最睿智的人之一，他的智商显然不低于一个普通的现代大学生，但为什么他会犯下那些现代人看来不可思议的错误呢？为什么古代的无数智者们会对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推崇备至呢？经过进一步的思考和研究，库恩认为，这种时代的隔阂当然不能归结为古人智能低下，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经验的积累，因为对于许多古人和现代人都能观察到的日常现象，亚里士多德的理解方式在现代人眼中也是诡异的。最后库恩提出了范式转换的概念，大致来说，亚里士多德和现代人尽管拥有同样的理性能力，但有着不同的思想框架和运思模式，在不同的思想框架之下，人们的认知就像是发生了格式塔的转换，对于同样的事物，在一个范式下看是兔子，在另一个范式下可能就是鸭子，而兔子到鸭子的转换不是渐变积累的，而是一场整体的革命。

范式革命的理论不仅仅帮助我们理解科学史上的变迁历程，也让我们重新理解常规科学的形态。科学不仅仅是一条一条的概念和定理集合而成的，科学的进步也不仅仅是这些条目的增删，科学是有“结构”的，库恩发现的不仅仅是“科学革命的结构”，也是常规科学的结构，而这种结构并不是机械的，明晰的教条只是最表面的东西，更深层的内涵包括世界观、思维定势和时代精神等等复杂的元素。在我看来，生活世界或者说技术环境是范式的核心，之所以能够完成格式塔转换，不是因为观察的对象本身变了，而是因为它所在的背景变了，而这个背景就是我们的“环境”。造成神秘的格式塔转换需要许多前提和准备，例如你需要事先对兔子有所认知才可能看出兔子，但实际发生这一转换的契机很可能只是一个非常小的动作，比如视野转过一个小的角度，或视线的焦点略微移动了一点点。

因此科技革命往往可以找出一些关键点，一个特定领域内的微小的突破成为整个变革的肇始，例如古登堡的活字印刷机，例如哥白尼的《天球运行论》，也许也例如中本聪的比特币。

我把比特币的出现看作一场范式革命的起点，为了理解这一革命，我们不妨把它与哥白尼革命相比较：

1.革命在不同的历史尺度下发生。

所谓历史的连续性和间断性其实取决于我们从不同的距离观察历史。在微观层面，这些突破看起来只是一个具体领域内的技术性改良，在宏观上看，这些突破也只不过是一连串剧烈变化中的一个小的环节。但的确在某一角度看来，某一事件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整个革命的可能性都蕴藏在这里了。哥白尼当然没有完成整个科学革命，甚至也很难说是革命的发动者——从更大的尺度来看，整个科学革命也是文艺复兴到宗教改革这一系列历史变迁的一个部分。科学革命是整个古今变革的一个侧面，天文学革命是科学革命的一个环节，而哥白尼又是整个天文学革命的一个端点。但在哥白尼身上就蕴含了整个时代的缩影。从更大的尺度上说，比特币只是整个互联网革命中的一个侧面，而互联网革命又属于电子媒介时代的一个环节，但比特币投射出整个时代变革的缩影。

2.革命开始于小圈子的技术突破

虽然天文学在古典科学中始终位于核心地位，但相比于后来全面开花的现代科学革命，天文学毕竟只是一个狭小的专门领域。事实上在这个领域中，哥白尼的工作也是非常技术性的，除了序言中关于美好的日心世界的许诺，天球运行论的主要内容是专业的数学推演。哥白尼体系最初影响到的也只是一小撮能够领会其技术细节的数学家。但很快，它的影响力就超出了数学家的小圈子，其哲学后果逐渐取代技术内容而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比特币最初也只是在一个非常小的密码学圈子中传播，最初接触到的也都是能够领会其技术细节的一小撮极客而已。一个改变世界的大革命开始于一个颇为边缘的小圈子，这令人奇怪吗？恰恰相反，这样才合理。因为一个巨大的革命最终连整个社会的结构都改变了，原来不起眼的边缘人士，最后喧宾夺主，成为了引领时代的新世界的骨干。例如哥白尼革命前后科学家地位的变迁。通过比特币或者整个互联网革命，极客或程序员的地位恐怕也将逆转，成为时代的主导力量。

3.革命经常是某种复古

所谓文艺复兴就是对古希腊古罗马的重新发现，而科学革命最初其实也是复兴的一部分。哥白尼及其同时代的科学家深受复兴的柏拉图主义的影响。相比中世纪哲学家，哥白尼在某种意义上更接近柏拉图。哥白尼认为托勒密天文学是对柏拉图完美宇宙的背离，他认为他的日心体系的最大贡献在于去除了托勒密体系中丑陋的“偏心匀速点”。在科学革命早期，甚至直到牛顿，很多科学家都相信古人早已掌握了世界的真理，只不过都失传或者被歪曲了。而比特币的早期支持者们很多都是奥地利学派古典经济学的支持者，同时是金本位的支持者。在许多当代主流经济学家眼中，比特币是货币学上的倒退，而比特币支持者们认为他们只是丢弃了主流经济学完全误入歧途的部分，正本清源而已。

这种现象也并不奇怪。任何创新都不可能是凭空出现的，人们立足于前人，把在传统中蕴含的可能性不断展开，这才可能有进步。但革命与一般的创新不同，它除了延续前人的道路之外，还发起了某种断裂。但这断裂也很难说是凭空降临的，古老的智慧都会成为创新的根基。但所谓的复古并不是简单地学舌，复兴本来就是选择性的，任何时代都蕴含着多样的可能性，而被复兴的只是其中一些特定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一度被历史遗忘或歪曲了，经过在新的语境下的重新诠释，启示出一条新的道路。比特币早期支持者们认为主流经济学误入歧途，主张回归古典经济学。但是到革命的后期，一种更新的经济学范式将逐渐成熟，这种新范式既是古典经济学的某种再生，但其形态也将完全不同。

4.革命起始于常规科学的危机

既然有革命，那么在革命之间，往往存在范式相对稳定的时期，这就是库恩所谓的常规科学时期。在常规科学时期，范式本身一般是不受质疑的，科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是“解谜”，即用规范的方式解决一些难题。这些难题的解决将会推进科学的领地，但不会颠覆基本的科学范式。例如当人们根据牛顿力学推测天王星的轨道时，发现观测与理论发生了偏离。解决这一偏离就是一个常规科学的课题，人们提出多种假说，其中天王星外存在另一颗行星的假说最受期待，最后海王星的发现证实了猜测，解决了这一难题。这构成对牛顿力学威力的确认而非颠覆。但如果一时没有发现海王星呢？人们也不会立刻否定牛顿力学，而是会检查观测条件，寻找未考虑的变量，或者试探其它的假说。但有些难题注定永远无法在旧的科学体系下解决，例如水星轨道的异常最终被证明是相对论效应而超出了牛顿力学。但是在新的科学成功之前，人们在何时能够确信一个迟迟得不到解决的难题将构成当前科学体系的一个反例呢？事实是人们没有什么明确的方法能够预知。在新科学出现之前，迟迟没有得到解决的难题始终还是在旧体系下被努力应对，一旦经历漫长的努力后解决了难题，旧的科学体系仍然会得到荣耀。但越来越多难以解决的问题构成了笼罩在旧范式头上的阴影，这就是“危机”。在危机面前，一些对旧范式失望的人就更容易去尝试跳出现成的框架。

在哥白尼之前，托勒密天文学并非坚如磐石，他本身的繁琐机制以及与自然哲学之间的各种不协调之处一直是经院学者致力于解决的问题。而这些难题一部分在新科学下得到了更好的解决，另一部分则压根不再成为问题。

比特币的背景同样是当代经济学/金融学的危机，但这些危机只是在对于主流经济学范式感到厌倦的新学者眼中才是革命的契机，而在旧范式下的学者看来，这些危机始终还只是有待解决的难题而已。他们仍在不断探索各种方案来解决危机，QE、前瞻指引等等，而这些手段的确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紧张。但新学者却感到越来越不耐烦。归根结底，当代经济学解决货币问题的方案无非是发钱、加息、加税、减息……就好比古代西医的治疗方案无非是放血、催吐、再放血，如果效果不佳，就继续研究怎么样更好地放血，用什么技术，在什么部位放血。托勒密体系下的天文学研究也无非是如何设置本轮均轮和等点的位置和速率。当代经济学家们竭尽全力研究的也无非是用什么技术印钱，在什么时机印钱……但革命之后，人们很可能发现“放血”本身就是错误的，甚至许多原先认为的疾病压根就不是病（比如同性恋），也就是说，旧范式下许多学者毕生都在精益求精地研究的是针对莫须有的问题的必定无效的解法的改进。这也是为何旧范式下造诣颇高的学者们往往极力抵制新范式。

5.革命引起的是生态剧变

革命虽然肇始于某个具体的领域，但任何时代，人类知识中的任何部分都是互相关联着的，天文学与数学、自然哲学/物理学、乃至伦理学和政治学都有关联。哥白尼让地球动起来之后，基于亚里士多德有限宇宙的物理学模型受到了牵连，不再能够成立了。但这并不是哥白尼擅长的领域，因此哥白尼对其理论引起的力学问题并不是特别在意，但自然哲学家不得不认真对待，最终到伽利略和牛顿才把分裂的天文学和物理学重新整合起来。而进一步造成的物理学和伦理学之间的撕裂最终也没有得到弥合，各门知识领域之间的相互关系都要重新建立起来，政治、经济和法律领域也受到深刻的影响。

在生态剧变之初可能是某些环境方面的新变化，某些物种抢先完成突变而适应了新环境，对于老的生态系统而言，这些新物种就像是入侵物种那样肆意繁衍，破坏着原先保持稳定的生态链条，同时创造着新的环境。其它物种如果不能及时适应新的环境，势必消亡或者边缘化。

比特币产生的背景是互联网时代，是应运而生的一个新物种。它不仅会在新环境下如鱼得水地疯狂繁殖，也会破坏旧环境下的许多生态关系，诸如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乃至国际政治和外交方面的关系都将受到挑战。更适应新世界的生存策略很可能在旧世界中处于弱势，但如果迟迟不能适应新世界最终也难免被淘汰。因此在这一重新洗牌的过程中很难找到最优的生存策略，最好的办法可能只是顺其自然。

6.革命之初新技术并不更好用

革命既然是一个整体的生态剧变，那么在革命初期，新的生态结构尚未稳定下来之际，一些率先突变的物种在旧的环境下看并无明显优势，甚至经常处于劣势。

比如汽车比马车更便利吗？这不仅取决于汽车本身的性质，也取决于相应的环境。在一个没有加油站，找不到停车位，只能找到马车夫而找不到驾驶员，公路也专为马车设计的地方，汽车恐怕并不比马车方便。任何技术都不是一个孤立的设备，背后总有一整套互相勾连的生态链条。蒸汽机、火车、电等等，最初作为一个新玩意孤立地出现时都不过是一些不知所谓的玩具。

哥白尼体系也是类似，它最初出现时，预测精度并不比托勒密体系高多少，而且它与旧的物理学割断了联系，无法解释许多原本不成问题的力学困难，恒星视差问题和恒星视大小问题都要等高倍率天文望远镜之后才得到破解。直到伽利略或牛顿之后，新科学才算是能够自圆其说，在此之前可以说“反例”颇多。

新生的比特币作为货币而言往往也并不好用，技术门槛、价格波动等等，使得它作为货币的职能发挥得并不优越。但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我们不得不等待整个生态链条的逐步完善。

7.最初的追随者并不都很理性

抵制革命的人并不总是食古不化的老顽固，事实上抵制革命的人往往比投身革命的人更加理智。前面说到，革命之初新技术并不显得更加优越，而且革命肇始于人们对旧范式下解决难题越来越不耐烦的危机状态，但究竟什么时候应该放弃旧范式而寻求其它方案，这本身并没有一个能够理性判断的标准，“不耐烦”往往是颇为情绪化的。事实上，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个理性的人确实不应该过早放弃在常规范式下解决问题的努力，如果一遇到异常现象就想着要去推翻基础理论，那么科学根本难以发展累积起来。技术领域也是类似，多数技术创新都只是针对现有技术框架下的一些细微调整，例如如何让邮递更快速一点，让电话更清晰一点，让汽车更省油一点等等。至于要整个颠覆邮政业，整个改变电话的意义，这毕竟是少见的情况。如果大家都一门心思只想发明“新东西”而没有耐心慢慢改进现成的技术，技术的发展也将失去动力。

革命性的新科学乍出现时往往更像玄学，新技术乍出现时往往更像玩具，投身其中的人们未必都是出于严肃的理性权衡，带有某些非理性的狂热心态也并不奇怪。比如布鲁诺就是典型的因为狂热的异端信仰而追捧哥白尼的人（他是因为宗教异端而被烧死的），这些人实质上未必对哥白尼学说有充分的理解，但这批人也是新学说早期传播过程中的重要力量。比特币圈子可能稍微单纯一些，但也难免鱼龙混杂，极端的无政府主义、匿名者、黑客、毒贩等等当今世界的“异端”们成为早期传播的重要力量。

8.新旧范式不可通约

不可通约，又译为不可公度，也是库恩范式理论的一个重要概念，指的是不同范式之间难以找到一个共通的衡量基准。科学讲究摆事实讲道理，但什么是公认的事实，怎样讲理更有效，这背后的衡量标准本身也是某一范式之内的。例如哥白尼去除了匀速点，让数学结构显得更简洁，但放弃了自然哲学方面的圆满融洽，直到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仍然没有解决自然哲学的破缺，而是最终以数学原理取代了自然哲学，用How的问题取代了Why的问题。即便到了现在，我们也很难说在绝对的意义上新范式一定比旧范式优越，而是只能说在某种标准下新范式更优越，而这种标准被现在的人们普遍认同。

比特币和法币体系的争执也是如此，法币体系所标榜的优越性，如所谓法偿性、国家信用，在比特币世界中恰恰是缺陷所在。政府能够通过货币政策干预市场这一点也被法币世界认为理所当然的，而比特币世界认为压根不需要。但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一定是好事或一定是坏事吗？这一点很难有超越各范式之上的客观公断。我们认为自由是基本原则，而另一些人认为稳定才是头等大事，政府维稳是理所当然的。但如果法币系统濒临崩溃，市场反而不稳定了，是不是证明政府不该干预了呢？当然不是，法币体系的信徒只会认为之前的干预政策不够好，接下来怎样制定一个更有效的干预政策，而永远不会想到压根放弃干预政策。就像古代的王朝更迭，再怎么民不聊生时，人们只会想到怎么换一个好皇帝，而总也想不到压根不要皇帝是否可能。即便没有皇帝的新制度出现，按照古代人的标准，这一礼坏乐崩、物欲横流的乱世也未必比之前的王朝更好。

比特币信徒相信国家通过货币政策干预自由市场的行为压根是不需要的，但我们事实上没有绝对客观的证据来支持这一点，首先这一新的自由市场尚未形成，而它在逐渐形成之初，由于整个生态链条尚未健全，很可能在很多方面都比不上原先的体系。即便到它最终形成之际，也未必在任何标准下都更加优越。

当然，不可通约并不意味着不可对话，不同范式之间当然也是可对话，甚至可比较的。比特币玩家可以去指点法币系统的”危机“，同时防御其他人对比特币理念的质疑。但任何争执都有其相应的语境和立场，如果脱离自己所站的立场而把自己的视角奉为客观，往往就难以互相理解。

文/胡翌霖 2014年12月5日
原文链接 https://yilinhut.net/2014/12/05/5181.html

这篇是巴比特的约稿，比特币圈天然地偏爱自由软件的精神，因此对CC协议理应是更容易接受的，但毕竟版权意识在中国普遍比较淡漠，CC协议更是陌生，因此抄袭现象频发，如巴比特之类的提了CC协议，在圈内也缺乏尊重。因此一些科普确实是有必要的。目前而言很难指望CC协议发挥法律效力，但从长远来看，它对于业界形成相互尊重和协作的风气，以及行业规范的自发形成，还是有益的。

我的博客采用CC协议（BY-SA），现在有越来越多新派的博客或资讯站使用CC协议，例如巴比特就用了BY-NC-SA）的CC协议，但无论如何，CC协议（特别是在中国）的知名度还不太高，我们习惯在网页底部看到的还是Copyright – All Rights Reserved.

那么CC协议究竟是什么意思，它又有什么意义呢？我简单谈一下。

首先我们当然要知道”版权“（Copyright）的概念。所谓版权，或者说著作权，显然是印刷时代的产物，一方面书商可以通过大量复制和贩卖作品而获得盈利，另一方面这种复制和贩卖活动完全可以脱离作者进行，这就使得一旦作品流出，作者本人就可能无法从印刷品的庞大利益中获取任何份额，这总有哪里不太对吧，因此著作权相关法律的制定，就保护了作者本人在作品传播过程中仍然享有某种优先权利，印刷商需要作者的授权才能进行复制和传播。当然，更重要的是，版权也保障了印刷商的利益，一旦买断了版权就可以长期获取收益。另外，对读者而言，唯一的“正版”提供可靠的范本，既保证阅读质量，也便于检索和引用。

注意我始终强调“印刷时代”，我不否定版权的意义，但它的意义是历史性的，适应于以印刷术（也许可以包括唱片、磁带等）为主的传播环境。在抄本时代，让作品传世是非常难的，即便是那些流芳千古的名著，在作者有生之年也很难为其带来收益。为了让自己的见解更有机会流传，古人们乐意放弃自己的署名而假托名人写作。经销抄本以牟利的书商当然也是有的，但在抄本的价值中，抄写本身的份额更大，因此是否垄断某一本书的发行权对于书商的盈利没有多大关系。再加上大多数抄本没有标准化，因而也没有正版和盗版的质量差别。于是，从作者、传播者和读者这三方面来看，都没有对版权的需求。

那么在网络时代又如何呢？信息传播的快捷与廉价，使得依靠贩卖信息载体赚钱不再那么有利可图，但作品的广泛传播本身无疑能给作者带来好处，无论是求名还是求利还是促进学术交流，作者不再需要委身于一个特定的出版商。对于传播者而言，当然传统的出版商仍然需要版权，但新兴的互联网媒体就未必一定要掌控版权了，自由的转载最终亦能带来流量。对于读者而言，开放的文本更容易检索和引用，当然也更受欢迎。

但是，完全放弃版权也不妥当，在互联网的环境下，我们偏好更开放的传播方式，但如果这些传播过程完全与创作者脱离了关系，这也不是好事。例如一个作者可以从其作品的免费传播中获得名声，但如果在传播中作者的署名直接被抹去了，那又哪里来的名声呢？一个平台可以从内容的广泛转载中获得流量，但如果转载者都不保留链接，流量又从何而来呢？

关键在于，传统上的版权概念，要么就是完整地掌握版权，即所谓保留一切权利（All Rights Reserved），要么就是无版权，比如作者死后五十年或七十年，作品进入“公有领域”，不受版权保护。但我们现在需要一种将版权部分地，遵循一定规则地放开的方式。

IT界显然是互联网时代的先导者，因此新的版权形式最初由IT行业设计，这并不奇怪。事实上，这种新规则最初是由自由软件基金会发起的，自由软件之父理查德•斯托曼（Richard Stallman）在80年代发起了GNU计划并成立自由软件基金会，最初GNU计划主要用于Linux这样的自由软件的开源协议，最流行的是GPL（GNU通用公共许可证，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主要适用于软件，而推广到一般的文档，就有了GFDL即GNU自由文档许可证（GNU Free Documentation License）。

GNU计划的基本理念是copyleft，这是一个明显针对copyright的略带戏谑的概念，中文翻译有很多，如著佐权、反版权、版责等等，我个人更倾向于“版责”，尽管撇去了戏谑的味道，但比较准确。权利与责任相对，与版权相对的是，copyleft规定的不是传播的权利，而是传播的责任。传播者不再是以取得权利为前提而可以传播，而是以承担责任为前提而可以传播。

事实上，copyleft与copyright并不矛盾，而是后者的补充。基于版权的保护，我们有“未经许可，不得翻印”，但关键在于“许可”如何达成。copyleft仍然以“未经许可，不得翻印”为前提，但提供了开放的许可证，也就是说，“翻印者”不再需要等待与版权方谈判来取得授权，而是只要接受许可协议所规定的条件，就可以自动完成协议，获得授权。

由自由软件基金会提出的copyleft概念是比较强的，它不但允许对完整内容的转载和复制，更允许对原文的改写和扩充，但改写者需要承担的责任是：必须保证新版本仍然保留原有的授权协议，也就是说，基于GFDL的文档在传播和改编之后仍然需要提供GFDL许可，这就是所谓的“传染性”。

这种开放的改写权是印刷时代下难以实现的，以至于在中国的著作权法中，“修改权”和“署名权”一道被列为不可授权他人的权利，但在互联网环境下，对改写的开放使得不特定多人的共同协作成为可能。在软件方面，典型的成就就是诸如Linux、firefox、WordPress、比特币等开源软件；而在文本方面，最伟大的成就无疑是维基百科了。维基百科就是GFDL协议的产物，不过近年也努力与CC协议相互兼容。

CC协议是也遵循copyleft理念的一种拓展，它主要为文字作品（也延伸到图片、音乐等）设计，避免了GFDL的一些僵化问题，提供了权利—责任的多种组合，可以让创作者根据自己的需求灵活地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授权方式。

CC是Creative Commons的简称，这是一个2001年成立的非盈利组织，也是这一组织推行的许可证的名称，在中国大陆被翻译为“知识共享”，也有翻译为“创作共用”、“共享创意”等，感觉”创作共用“似乎更准确一些。CC协议不是一个协议，而是复数的一组协议（licenses），除了提供6种主要的授权组合之外，针对不同地域的法律环境，CC协议还推出了不同的本地化版本，中国大陆、港、澳、台地区各有相应的本地化工作。

CC协议提供四种主要的条件：（略）

其中”CC-BY-SA“许可与GFDL相近。如果不带SA条款，就失去了传染性，例如通过张三CC-BY发布的作品，李四可以自由加以改编，只需要注明出处，就可以任意使用，可以用来盈利，也可以附加BY-NC等其它条款。当然，如果加入了禁止演绎的条件，那么相当于只提供转载权，转载者不能改动作品的原有面貌，因此也不能改换成新的条款了。之所以SA与ND是矛盾的，就是因为SA是在进行演绎的前提下对改写部分所提出的要求。

至于NC，非商业性使用，这一条款是争议最大的，事实上我对这一概念也不太认同。关键在于，何谓商业性使用？这很难界定清楚，事实上即便是CC基金会官方也一直语焉不详。按照官方的FAQ， 商业性使用强调的是使用者的意图（primarily intended for or directed toward… ），而不是使用者的主体，也就是说，一个非盈利机构，也有可能对某作品进行商业性使用，而一个盈利性机构，也可能进行非商业性的使用。但是对主体的判断很容易，对”意图“的判断却很难，CC表示他们也无法指导你判断何谓商业性和非商业性，如果你搞不清，请你去找版权持有者澄清，或者干脆选择允许商业使用的作品（CC cannot advise you on what is and is not commercial use. If you are unsure, you should either contact the rights holder for clarification, or search for works that permit commercial uses.）。

可以看到CC在这里挺不负责任的：你搞不清楚我也没办法，去找搞得清楚的作品吧。在实际的纠纷中，很多人主张带广告的就是商业性使用，使用NC授权的作品必须没有广告。但这种判断其实有些自欺欺人，即便没有广告，许多商业网站引用CC作品也还是为了增加流量，最终还是为了商业目的。而另一些情况下，虽然页面上有广告，但载入CC作品的目的与广告收益无关。

其实我个人比较倾向的解释是：只要不为此内容收费，就算是非商业使用，比如说像中国知网那样，你需要支付费用才能下载论文来看，那么当然是商业性使用。而只要是内容本身不收费，不花钱就能看到，就不算商业使用。这个标准比较容易判断，但在很多人眼里就显得太宽了。

解决歧义的办法要么是不要使用NC条款，要么是在引入NC条款时附加清楚的说明。毕竟CC协议只是提供了一种指导性的条款范本，每一个创作者当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调整，颁布自己的许可证。例如，我建议那些固执地要求非商业使用的创作者明确说好，是所有商业机构都不允许使用呢，还是带广告的页面就不能用，或者是不就内容收费就可以了。总之CC协议应看做一个模式合同，创作者不能不明不白就完全照搬。

始终要记得的是，创作者永远是作品的主人，CC协议是创作者对传播者提出的授权条款，但不适用于创作者本人。创作者本人当然可以同时以多种协议发布同一部作品，也可以随时对特定的对象“弃权”，也就是说，只要“著作权人准许，则上述所有条件都可予以免除。”比如我按照BY-NC-SA发布的作品，同时也可以授权给某些商业网站使用。BY-NC-SA指的是以接受这一条款为前提使用我的作品的人必须遵守的规则，他也可能在不接受这一条款的前提下获得我的许可。

当然了，一旦已经作出了许可，那么在对方没有违约的情况下是无法反悔的。比如说，我去年以CC-BY发布了一篇文章，你转载过去了，今年我把条款换成CC-BY-NC-SA，但你也不必改动任何东西，已经转载的东西该怎么用还是怎么用，我也无权撤回。

不过按我的理解，协议的生效不是一个人的事情，而是在使用者实际按照协议使用了作品时，才视为达成了协议，获得了许可。因此去年转载我的文章的人可以继续保留，但在我修改条款之后再来使用的人，就需要遵守新的条款了。由于固有的BY条款，即便你是在其它地方看到了我的旧文章，也可以且应当找到文章的原始出处，检查最新的许可条款。因为毕竟你需要向创作者获取许可，而不是从转载者那里获取的。

当然，CC协议的歧义和争议很多，与各国法律的磨合也远未完善，本身也在不断地进行修订，在目前而言，CC协议的严密性和法律的约束力并不很强，更多地仍然需要诉诸作者与传播者之间互相尊重。

[100%准备金有利于提振币价]

文/胡翌霖 2014年8月18日
原文链接 https://yilinhut.net/2014/08/18/5122.html

在沉寂多日后，最近比特币的大跌终于又让各社区活跃了一些，不少人冒出来哭爹骂娘，又或者幸灾乐祸一番，当然也有一些冷静一点的玩家出来反省问题，比如说重新开始检讨交易所的100%准备金问题。

市场有涨有跌本来就是很正常的事情，本来就没必要一暴跌就大惊小怪的。短线炒币者理应欢迎市场的剧烈波动，而长线囤币者也不必在乎这么些波动。至于借钱的炒期货的不幸爆仓了，那也是自己风控没做好，更不该出来怨天尤人的。

不过也正如黑庄东所说，在下跌期间把一些老生常谈的问题翻出来再说说也是好的，因为牛市的时候一般币民根本听不进去这些警示，更懒得去挑剔交易所的各种规则和做法——反正让我赚钱就行。到了大家跌懵了的时候，也许就能对这些老问题重视一些了。

在MtGox倒掉的时候，我就说过应当以最大的恶意去揣测交易所：能公开的不公开，就一定有黑幕。到现在看来，中国玩家基本没用吸取MtGox的教训，只有在暴跌的时候才偶尔想起来保证金的事，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交易所仍然得到最大的宽容。

那么这段时间比特币行情的低迷状态，真的是邪恶的交易所造成的吗？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

说不是，是因为行情低迷的根本原因还是时机未到，真的等到新一波大牛市来临时，任何交易所的小动作都是螳臂当车了，当年MtGox掌控比特币世界90%交易量，最终也没能呼风唤雨，拦不住上涨趋势最后玩火自焚。但另一方面，也必须承认，如果所有交易所都保证100%准备金，币价一定不止现在的水平。

100%准备金有利于提振币价
之所以币价会被低估，是因为在没有准备金约束的情况下，许多自以为有币的币民其实根本没有币。我存放在交易所的币事实上根本不是属于我的，我所拥有的充其量只是一个“约定”——据说我可以在某些情况下申请提取这些币。但明天的工资不是今天的资本，据说能提出币不代表现在就拥有币，更何况能不能及时提出币来还得看交易所的脸色——反正我看下来没有一家交易所的服务条款中约定了如果不能及时提币又该怎样。

而且，同样只是一个“约定”，也有不同的形式，托管协议和借贷协议就大大不同。按理说，我们把币存入交易所只是希望达成一种托管关系，希望交易所暂时帮我保管这批币，方便我在平台上进行交易而已。但事实上这些不公开准备金的交易所都没有向我们保证他们是在帮我们托管。而如果他们可以动用我们所存入的币，那么这顶多是一种借贷关系。

所以交易所的100%准备金证明，也无非只是证明了用户和交易所的“托管”关系，但托管仍然只是一个约定，这些币仍然不被我自己掌握，交易所仍然有撕毁约定的可能。但无论如何，100%准备金至少能够保证1个币总是1个币，即便我仍然可能拿不回来，但它终究还是1个币。

而如果没有100%准备金的保证将会发生什么呢？那就是币的无中生有。交易所可以随意在他的账户中新增一笔币，而不需要真实的币的存入。

事实上，无中生有的手法未必需要刻意伪造，如果我们认可交易所有权动用存入的币，那么它们完全可以通过诚实合规的手法让币数虚增。比如说，A交易所把自己的1个币存入B交易所，然后B所再把1个币存入A所，A所再把1个币存入B所……这样存在存去，两家交易所账面上的币就可以无限增多，但实质上它俩加起来始终也只有那1个币而已。于是，用户们完全可能在实际只有1个币的交易所里买到10个币。如果不是所有用户一起提币，大家恐怕都以为自己拥有这10个币了。

如果自以为有10个币的人实际上只有1个币，那就意味着币的稀缺性其实被低估了10倍，一旦打破这一幻想，币价就将有10倍的上涨空间了。

当然，同样地，既然没有准备金要求，交易所也完全可以虚构人民币嘛，怎么我只说比特币被低估呢？因为比特币和人民币的应用范围远不止交易所，从根本上决定比特币价值的并不是交易所，而是市场应用，是它作为货币的流通程度。而从整个市场上看，即便这些交易所以同等比例虚构比特币和人民币，这些虚构的人民币相比整个人民币的应用环境来说完全是忽略不计的，显然不会让人低估人民币的稀缺性，但这些虚构的比特币在比特币生态圈中的份量却不可忽视，足以让比特币的稀缺性大打折扣了。

强行要求100%准备金无利于比特币生态
所以说，交易所采取100%准备金，对于提振比特币行情而言，应当是有利的。但这里需要分辨清楚的是，首先，对行情上涨有利，并不代表有利于比特币的生态发展本身。所谓强扭的瓜不甜，如果交易所的100%准备金不是经过自由的市场竞争后自然而然地胜出的模式，而是根据理想，借助某种威权或暴力强行建立起来的，那么它就未必是好事。

拔苗助长之所以糟糕，不仅仅是欠缺程序正义的问题，更关键的是，市场参与者的文化习惯和思想理念不得不经过一个挣扎的过程才可能慢慢培养起来，“自由”是难以速成的。

虽然我们知道100%准备金有怎样的意义，但一般大众并不知道。MtGox的惨痛主要也只有老一批的玩家才可能经历，而随着央视宣传而进场的新一批中国玩家并没有切身的体会。只有到类似的事件发生在自己身边，亲眼看见自己或亲朋好友的财产如何一夜归零时，才能真切地感受到为何资金安全比0.1%的手续费更加重要。而不经历这些，即便把100%准备金的平台送到他们嘴边，他们也还是无动于衷。在这种情况下，强行推广100%准备金并没有多大意义，我们只能等待下一个MtGox，或者慢慢期待新文化的形成。

我注意到许多币友都有类似的误区，那就是一方面似乎向往比特币的去中心化自由精神，但另一方面看到当前市场的混乱和不理想时，就憋不住了，希望援引政府或某些强力去归束它们。他们总希望在乱象面前做些什么，一定要找到消除乱象的“建设性方案”。然而，最好的方案恰恰是不建设，放任自流。特别是在生态整体发生变迁的过渡时期，环境一定是混乱而不稳定的。

过早采用100%准备金对交易所无利
其次，即便说交易所采取100%准备金是大势所趋，但对于个别交易所而言，在现阶段的最佳策略恐怕也不是急于做到100%准备金。

因为就目前大众普遍对资金安全无所谓的环境下，实现100%准备金并不会带来多显著的竞争优势。相反，在当前的环境下，拒绝100%准备金的交易所的确拥有更大的优势。

无论是炒币还是期货，比特币交易所提供的本质上是一种零和游戏，你之所以能高抛低吸，就一定有另一个人低抛高吸了。但在这一零和游戏中，交易所本身如果参与博弈，多少总是占有优势的。首先是通过虚构的币凭空增加筹码，其次是通过对资金流向的提前把握预判市场风向。这里再插一句，有些无耻的交易所竟然把不公开100%准备金说成是对市场负责任的义举，因为公开100%准备金后，市场总体的资金流向就暴露在公众面前了。但我在MtGox杂谈中已经说了，这是扯蛋。既然同时暴露在任何人面前，那就没什么不公平的。相反，如果资金流向确实是一个影响博弈的重要信息，那么如果只是交易所自己独家了解，那么交易所本身就占得先机了。

总之，在零和博弈中，拥有无限筹码并且占得先机的交易所确实是有优势的，那么它们的最佳策略就是参与博弈。市场讲的是利益而不是道德节操，有利不图才是不合理的。

但为什么还说100%准备金是大势所趋呢？因为即便交易所占有优势，但总会有失手的时候。比如3家交易所有2价发财了，剩下1家玩砸了，成了下一个MtGox，那么这个倒霉蛋就会为转变民众观念作出贡献了。民众见到第二家、第三家MtGox之后，总会越来越意识到资金安全的重要性了，到那个时候100%准备金的交易所才会更有吸引力。而真的到那个时候，已经赚够了的那些没玩砸的交易所，再搞起100%准备金，也不迟。

从交易所出发看，在零和游戏中有2/3的机会胜出，当然应该赌一把去弄虚作假。但对于客户来说，如果醒悟到全部家当有1/3机会泡汤，那就足以让他们拒绝弄虚作假的交易所了。

所以我的结论是悖谬的：100%准备金是大势所趋，但对交易所而言弄虚作假才是当前环境下的最佳选择。比特币的未来是诚实而光明的，但早期的参与者和推动者却往往狡诈而阴险。这恐怕会让许多“正义的伙伴”感到无奈，但自由市场就是如此残酷。

[0.多重签名技术简介]

文/胡翌霖 2014年8月8日
原文链接 https://yilinhut.net/2014/08/08/5115.html


0.多重签名技术简介
一般来说一个比特币地址对应一个私钥，动用这个地址中的资金需要私钥的掌握者发起签名才行。而多重签名技术，简单来说，就是动用一笔资金时需要多个私钥签名才有效。比如说，某笔资金对应有3个私钥，而必须至少有其中任意2个私钥参与签名才能动用，只有1个私钥参与签名则是无效的。而这个2/3可以推广到任意的m/n，比如3/3、1/5、6/11等，当然m要小于等于n。

由于这是一篇征文（http://www.coineve.com/index.php/hyl-multisig/ ），关于这一技术的基本概念和原理就不多讲解了，下面我来举一些可能让多重签名技术发挥作用的应用场景：

 

1.中介担保
这正是币须网正在试探的模式，简单来说就是支付宝的模式。顾客先进行支付，商家才发货，但支付后商家并非直接收到钱，而是要等待交易完成后才能确认。而在顾客支付之后，这笔钱既脱离了顾客的控制，也尚未由商家控制，如果交易发生争议，中介者可以进行仲裁，把资金退还给顾客。

以上所说的和我们熟悉的支付宝模式是一样的，但比特币多重签名额外的意义在哪里呢？也就是在，这笔钱在脱离顾客控制并尚未由商家控制的期间，它也同样不能由中介平台所控制，也就是说，中介平台不能随意动用这笔钱，更不能卷款跑路。

相比支付宝，比特币的中介担保交易限制了中介者作恶的能力。例如，在交易期间，中介者拿着暂时“冻结”的资金去赌博（或者说投资），然后血本无归，那么商家就收不到钱了。或者，中介者耍赖或者根据某些“法规”，没收了这笔资金，那么商家就得费心去找中介者讨债了，比如说淘宝网完全可能借口比特币是非法的，把交易双方已经达成的交易没收掉，卖家声诉无门，买家也爱莫能助（这种情况好像已经发生过了）。

简单来说，在传统的支付宝模式中，中介的引入一方面增加了一些让交易更可靠地元素，但另一方面又增加了新的不稳定因素，也就是说，一方面你对交易对象的信任不需要那么高了，但另一方面却额外地需要无条件信任中介平台的公正性和可靠性。

而在多重签名的支持下，例如，顾客、商家、中介这三者形成“2/3”，那就意味着，中介者的加入对于可靠性的提升完全只有正面意义而丝毫没有新增任何不确定性。也就是说，如果2人交易原本就能够成功，那么在新加入中介者的情况下必定也还是能成功。只要顾客和商家这2个私钥确认了交易，那么整个交易就完成了，中介者是否守信没有任何影响。而只有在顾客和商家出现分歧时，中介者才有了权力。

改变m/n的数字和私钥分配的权重，还可能设计出各种更复杂的中介模式，例如，同时引入3个担保人，当交易双方不一致时需要3个担保人中的2个才能裁决之类。

 

2.在线钱包
多重签名的在线钱包现在也已经有多家实例了。比如说，本地掌握一个私钥，而网站掌握另一个私钥，只有这两把私钥同时签名才能够动用余额。这种在线钱包当然比一般钱包更麻烦一些，但相对更加安全，它除了保证网站不能任意挪用客户资金之外，也保证了无论是网站被黑还是客户的电脑被黑，资金都无法被窃取，除非两边同时被同一个黑客攻破。

这类在线钱包的意义主要是双重的安全保障，但也可以扩展延伸出更多的服务，例如多用户共享的在线钱包。

 

3.共同财产/合伙经营
多人共享钱包当然也有各种m/n的模式，应用场景有很多。我们先来说1/2模式。也就是说，1个钱包对应2个私钥，其中任意一把都能动用其中的资金。

你也许要问了：这不是多此一举吗？让两个人掌握同一个私钥不就行了？1/n的模式有何意义呢？1/2与1/1的最基本的区别就在于：账目清晰。也就是说，虽然两个人都有相同的权限动用同一笔资金，但每一笔开支具体是谁签发的，却无法伪造。也就是说，你我都有权动用这笔资金，但我无权冒充你来动用。

简单的应用案例比如夫妻共同财产以及合伙经营。在正常情况下，夫妻或哥们两个不分彼此，共同管理资金，其中一方如果有些事故或意外情况，总资产仍能被及时动用。而一旦出现分歧和争议，要回过头来清算一番时，账目又是清楚分明的，哪笔钱是谁滥用的将是无法抵赖的。

 

4.监督管理/股份权重
对合伙经营的1/n模式进一步扩展到m/n，就可以实现更复杂的资金管理制度。例如在公司内部，动用资金时先由财务发起支付，而由总监审阅签署，总监想要动用资金时也需要财务来确认。这样一来，任何人想要卷款私逃都是不可能的了。

另外，根据私钥的分配，多重签名可以支持一些简单的权重分配机制。例如四个人合伙创业，老大占40%，三个小弟各占20%，那么可以设计3/5模式，其中老大掌握2个私钥，小弟们各1个，如此的话老大的决策只要争取到1个小弟附议就能启动，但3个小弟联合起来也可能推翻老大。类似的机制当然难以支持完善的股票形式，但对于初创企业或者特定的小项目来说，是一个简便而可靠的实现方式。

 

5.数字遗产
最后再提一下数字遗产的应用。老人在世的时候当然希望全权掌控自己的财产，一旦过早把密码交给后代，也许被不肖子拿去赌博一夜输光了呢。然而，如果在去世前未能及时移交密码的话，这笔数字财产可能就被带到棺材里了。许多数字资产都有类似的问题，但比特币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

最简单的场景比如是2/2模式，老人掌握全部2个私钥，而把其中1个私钥交给儿子，另一个则交给公证机构或公证人，等老人去世后如果没能亲自移交私钥，那么就可以申请公证者移交遗产。而在此之前，除非儿子和公证人串通，他们任何一方都无法动用这笔钱。

 

总结
以上勾勒的场景都是比较粗糙简单的，具体实践中当然会有更灵活、更丰富的样式。在所有场景中，多重签名的意义无非也是比特币本身的意义：自由、透明、去中心化。通过对权力滥用施加限制，多重签名技术让权责更加分明，让每个人掌控且恰好掌控他所应当掌控的权力。

文/胡翌霖 2014年7月27日
原文链接 https://yilinhut.net/2014/07/27/5096.html

很久没有写比特币相关文章了，之前是忙于毕业，但最近毕业之后倒不怎么忙，一方面是懒，最近效率低下，我正在调整回来，将会有一打积攒下来的文章要依次写出来。另一方面，关于比特币其实也没有太多可说的了，普及知识和基本问题该说的也都说了，所以一直也没有太大欲望新写什么。至于高潮迭起的各种所谓“二代币”，我也毫无兴趣，要喷呢别人又要说我不懂乱说，我也懒得钻研，所以就算了，捐钱的朋友们自求多福吧。另外近期看一些货币史和货币哲学、经济学思想等相关的内容，准备做一些讨论，但未必与比特币相关了。

不过为了进入状态，我感觉可以先写两篇小文章。没有多少原创性，无非是随便就搜索得到的老知识，但别人说的毕竟往往不合心意，要么说得过于专业，要么就没说到位。所以我再用自己的话组织一遍，大概也有点意义。

说起为什么信赖比特币，许多老玩家都会简单地回答两个字：数学。很多老玩家都是极客出身，言简意赅，很少有像我这样废话连篇的。但说得太简略也可能会给人带来误导，如果把比特币理解为像1+1=2那样可靠，那恐怕是误解了。

首先说“信数学”，指的只是在比特币的安全机制方面，我们信任的是数学。但就比特币的价值而言，数学当然无法向我们保证什么。数学只能保证一个比特币就是一个比特币，但它究竟值多少人民币或能买多少斤大米，这取决于实际的市场环境。所以我在第二篇比特币文章中就提到，比特币仰赖的是“市场、历史和数学”这三项，市场决定了人们对货币的需求，而历史决定了比特币对后起的竞争币的优势，数学则确保比特币的安全性。

在这三大基石中，如果要说哪一项最为脆弱的话，反倒是这个“数学”了。因为在这里的数学，并不是像1+1=2那样久经考验的算术规则，而是指20世纪才发展起来的“密码学”。所以比特币家族又被称作“密码学货币”，是因为它的去中心化安全机制完全建立在密码学基础之上的。

当代密码学最核心的突破就是“非对称加密”，简单来说，就是加密和解密分别使用两个密码，这也就是比特币中的“公钥—私钥”，所有人都可以使用公开的公钥加密一段信息，但只有私钥的拥有者才能够解密。

这种非对称加密才使得去中心化的记账系统得以可能。一个中心化的系统是有可能不使用密码学技术的，比如我为了证明我拥有这笔钱，我只要掌握一个密码，而这个密码也同时被记账中心所掌握，那么我向记账中心展示这一专属与我的密码，记账中心就知道我有权动用相应的一笔钱了。也就是说，在中心化系统中，因为我只需要向一个单一的中心确证自己的身份，那么我只要和记账中心共同掌握一套密码并且绝不外传就可以了。

但在一个去中心化的系统中就没那么简单了，我并不是向某个单一的中心确证自己的身份，而是要向整个网络公示自己的身份，因为没有哪一个单一的节点是绝对的权威，所以身份的确证必须是一个公开的行为。然而我所持有的确证自己身份的密码，显然不可能同时向所有人公开，那样的话任何人都可以顶替我的身份了。

于是，我们需要这样一种机制，能够让我在不公开私人密码的前提下，公示自己的身份。也就是说，别人尽管不知道我所拥有的密码，但是要让别人知道我确实拥有这一密码。

这就是非对称加密的用武之地了，也就是说，别人可以通过公钥来进行加密，“出一道难题”，而这一难题只有拥有相应私钥的人才能解开，那么只要我把这道题解开了，别人就能确信我的确是拥有私钥的人了。比特币的传递就是这种机制，每一笔交易其实都是一次解密和再加密的过程：A曾经对B发送了1个币，现在B要发给C1个币，他就要先解开A出给B的难题，证明自己是B，同时给C出一个难题，只有能够证明自己是C的人才能解开。

在这一过程中，全网络的任何人都在参与验证，只有当B通过解密证明自己是B时，他发起的新交易才会得到全网的传播和确认。很显然，这一验证过程同样要求“不对称性”，也就是说，一般人虽然解不开难题，但如果某人解开了，所有人都能验证这一解答是否正确。

这种作为密码学之基石的“不对称性”或者说“不可逆性”并不是很难理解。事实上我们都记得，在学校做数学题时，很多题目在求解的时候要绞尽脑汁，但如果知道答案，再代入进去验证则是很容易的事情。

比如给大整数分解质因数，做起来很慢，但如果给出几个素数求它们的乘积，那就要快很多了。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不对称算法，也就是说，解出答案要远远比验证答案费时。只要找到类似这种非对称的算法，就可能设计出一套非对称加密机制了。事实上基于大整数因式分解问题的密码学算法即是影响最大的加密算法RSA的基本原理了。而比特币基于的是椭圆曲线离散对数问题，具体细节没必要展开了，但基本上就是这一特点：求解与验证的不对称性。

但是这种不对称性是绝对可靠的吗？答案是否定的。比如说，我们之所以觉得解某道题比验证它的答案要慢得多，也有可能只是因为我们尚未找到恰当的解题方法。一旦我们找到了诀窍，说不定算得比验证更快呢。刚学会加法的小学生也许觉得减法比加法难得多，但这并不是减法本身的性质，而只是人们没有掌握诀窍罢了。那么这些非对称加密所基于的非对称算法，有没有可能也只是因为我们尚未找到诀窍呢？

遗憾的是，的确如此。我们能够确信的只是“尚未”找到诀窍，但难以证明永远没人能找到诀窍。事实上SHA-0和SHA-1算法已经被“破解”，也就是说，找到了某些“凑答案”的诀窍，这些加密算法就不再可靠了。

那么，比特币所基于的加密算法有多可靠呢？答案是，中本聪选取了几乎是市面上最可靠的加密算法。然而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够一劳永逸地证明这些算法绝对可靠。

事实上，即便我们尚未找到诀窍，我们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求解，既然一旦知道答案就能够很快验证的话，我们就至少有一种求解的方法，那就是穷举法。所谓不对称、不可逆，也只是说在运算的时间上不对称，而不是绝对的可解和不可解的区别。但穷举法就注定比验证答案更慢吗？也许也只是我们尚未掌握穷举的窍门罢了？

这其实牵涉到七大“千僖年数学难题”中的第一难题：P （确定性多项式算法）对NP （非确定性多项式算法）问题。NP=P吗？简单来说，就是解开一个不确定的，也就是某些地方需要蒙的难题，能否像验证答案这样只需要按部就班就能够确定完成的问题一样快。

既然是“未解之谜”级数的难题，现在我们当然是没找到解答了。也就是说，我们既不能证明不确定性问题一定解得更慢，也不能证明找得到办法以相当的速度解出他们。

那么如果真能证明NP=P呢？那么包括RSA算法和比特币的相关算法在内，几乎所有的非对称加密几乎全部崩塌了。

这样看来，整个密码学貌似建立在一个极其脆弱的地基上，在祈祷特定算法不要有漏洞的同时，还要祈祷不要证明出NP=P来。不过数学本来就是如此难以捉摸的，我们甚至没办法证明算术系统的一致性，而只是相信它一致。又比如连续统假设已被证明不可解，NP问题的命运也有可能如此，很有可能我们永远都找不到让NP=P的方法，但又永远无法证明NP≠P。

另外，即便在数学上找不出“窍门”，但在物理上也许能有所突破，那就是量子计算机。量子计算机的原理是通过量子效应进行并行计算，很多人应该听说过“薛定谔的猫”，也就是说在量子态下，猫的状态可能既不是活也不是死，而是处于某种神奇的叠加态中。而在这种“叠加态”下，并行计算可能同时进行。比方说原本需要两只猫各花一分钟解决的问题，靠那一只处于量子叠加态的猫就可能在一分钟内完成，因为在量子态下它不再是“一只”猫了。但这种神奇的事情说来简单，实际实现起来是异常困难的，在目前看来虽然技术不断都有进步，但量子计算的能力并没有进入指数增长的轨道，在可预见的将来还难以取代经典计算机，而且每一台量子计算机只能针对特定问题优化，无法通用于任何形式的并行计算。当然，万一突然有了某种技术革新，量子计算机来个大跃进，那是否可能呢？我们当然无法排除这些可能性。

所以说，我们不能指望比特币的数学基础绝对无懈可击。安全总是相对而言的。如果我们无法证明今天出门不会被陨石砸死，那么是不是就不敢出门了呢？

事实上，与其说我们总在寻求安全的保证， 不如说我们总是在规避危险。如果屋内有个挥舞砍刀的疯子，那么哪怕外面在下冰雹，我也宁可跑到屋外。选择依靠什么总是某种相对的权衡，当我们选择比特币时，我们躲开了集权者的意志，我们认为冰冷的数字总比虚伪的人心来得可靠，就是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