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海航集团资金紧张消息的发酵，海航系债券价格也不断下跌。1月23日，海航旗下大新华航空美元债价格早盘跌至80.679，年化收益率升至27.6%高位。


近几个交易日来，海航系的债券价格连续下跌，即使在中国大陆，海航投资2015年发行的公司债“15海投债”税前到期收益率已超15%，海航控股发行的“11海航01”收益率也达到了14.60%。

在债券市场上，债券价格下跌意味着风险增加，尽管收益率上升，但意味着投资者对发债者到期能否兑付的信用担忧。

陆媒统计，仅从中国大陆公开市场上的债务来看，海航系的债券总量达947亿元人民币（约合140亿美元）。彭博数据显示，海航及旗下公司海外债券总量达262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1676亿元，发债主体包括境内外注册的多家公司。两者相加，海航系海内外债券总量约400亿美元。

从到期分布来看，2018年、2019年到期的海外债券分别将达到31亿和53亿美元。

分析人士认为，海航系资金紧张的消息不断被曝光，海航系旗下上市公司密集停牌，再加上海航系股票的不断走弱，市场对于海航系债券也有相关反应，导致海航系债券持续下跌。

海航在债券市场不惜高息融资
事实上，自2017年海航资金紧张的消息流传以来，海航在债券市场上已经是不惜高息融资。

据《金融时报》1月15日报导，负责推销银行承兑汇票（BA）——面向寻求融资的客户——的三位中介人向该报透露，海航集团愿意为一年期融资支付11%至12%的利息，这远高于中国高质量借款人的典型利率；其中两人表示，在2017年年中，类似票据的收益率只有7.5%。而如此高的收益率被市场认为，海航资金确实紧张，急需资金。

2017年11月底，标准普尔将海航的信用评级从B+调降至B，理由是在未来几年有大量债务到期，且其融资成本提高。

而2017年四季度以来，海航集团在美元债市场发行的利率开始走升，另外，发行期限也有所缩短，继海航控股发行了两笔1年期以下美元债后，2017年11月3日，海航集团发行了一笔期限为363天期的美元债，发行利率达8.875%，利息水平较该公司2017年1月发行的3年期债券高出近三个百分点。这也是有史以来中资公司对一年以内期限债券提供的最高利率。

近日，山西省吕梁市交城县奈林村换届选举在网上被曝贿选，一张选票值1000元，贿选几乎是明目张胆地进行。村官能够动辄掏出数百万搞贿选，让外界一窥中共吏治腐败不堪的冰山一角。


1月20日，一位网民名为“奈林村贿选”在网上举报：“全国特别贫困连片地区奈林村，只要给每个村民贿赂1000元，就可以当选村长”。网贴中还上传了三张图片，分别是“选举现场”的现金照片，贿选领取现金微信聊天截图和领到贿赂款的村民在数钱的照片。

此次贿选几乎公开进行，在该村村民村务群中公开喊话去领钱。在奈林村村务微信群中，一位名为“吉祥三宝麻麻”的人在群内发信息，“能保了俊生的票的人，过来领钱来”，明码标价“一票1000”。并告诉村民领钱地址位于村委会不远处的“以前老白肉食铺”。根据聊天记录，发送此信息时间是在1月7日早上10:38之前，当时，选举正在进行中。

有村民向大陆媒体披露，此次参加选举的王海生、杜永忠和蔚俊生三位候选人花费堪称“巨额”。村内传言，三个人这次选举共花了1000万，有的同一选民收到三位候选人的贿选钱，3人就是拼谁给的钱多。

据村民披露，蔚俊生当天给了村民500元，第二天又给了1000元。这村有4000多口人，粗略算下，将近600万。加上其他两位参选人也给了村民钱，肯定在1000万上。杜永忠给了500元，并给村民发油和大米，有300万。王海生每人发了600元，发了200多万。

撒钱最多的蔚俊生，现年50来岁，经营有一家旅馆和停车场。村民称他是“过去没有作为，游手好闲”。外界注意到，蔚俊生等人为了当村官，不惜撒钱数百万，显然不是为了村民服务。他们图的是什么呢？

公开资料显示，奈林村被夏家营工业生态园区划入中枢地段。有村民透露，在该村区域内有多家工厂企业，每年会给该村缴纳不少的土地相关费用。另外，村主任还可以贪污村集体土地的租售资金。

像奈林村这样的换届贿选，在山西省吕梁市交城县是普遍现象，村民已经见怪不怪。有村民说，在奈林村周边的村庄中，北关街也是500元，王明寨一个人三四千元。

网民对此表示，“太正常了，贿选的村多的去了，这只是冰山一角”。

外界分析，奈林村换届贿选买村官只是小巫。在当今的中共官场，从县官到总理，都是可以标价买卖的。传中共铁道部长刘志军把贪污的20多亿留着准备买个副总理当。从官方的报导中，军中买官卖官现象更是泛滥。

有评论指出，买官者一旦权到手，一定会以数倍的利润赚回他们买官的投资，使得官场全然成为市场，买进卖出，卖出买进，越买越贪，越卖越贪，恶性循环，往复不已。

红二代罗宇曾表示：“查查中国历史，吏治，叫官僚体制，这个吏治要搞到买卖程度了，那就完蛋了。一个朝代要完蛋了，那时候买官卖官就是一个标志。”

大陆未成年儿童遭性侵的现象日趋严重。近日，河南驻马店市又曝出一名11岁的女童乐乐（化名），遭学校一名男性工作人员长年性侵。近日，家人带她去检查，发现已怀孕5个月。


据未来网报导，乐乐就读于泌阳县马谷田镇第二小学五旬学校，爸爸长年在外打工，母亲有智力缺陷，生活不能自理。

据她的姐夫说，乐乐在9岁读四年级时，第一次被学校刘姓男员工性侵。事发时，乐乐与同学在校内玩耍，刘男借口带她到楼梯下，掩住其嘴巴进行性侵。事后。刘男恐吓乐乐不许告诉家人，否则杀了她全家。因此乐乐一直不敢说。

此后的两年里，刘某在校内多次对乐乐进行性侵。有一次放假期间，刘某以借书为由到乐乐的家里欲谋不轨，被乐乐的母亲发现未得逞。还有一次趁乐乐回家的途中，将她强行拉到一个破烂的楼里，强行发生关系。

乐乐的家人说，两年前乐乐性格活泼，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但自从被刘男侵犯后，性格变得内向，不敢见人，直到近日发现自己怀孕后，吓得更不敢与人说话。

家长指，刘男是该校的教职工，工资是由教育局发的，校长则否认，称刘是校警。

目前，警方已进行DNA对比，结果尚不清楚。校方也未对事件作出正面回应。

猥亵、强奸、性侵儿童问题在大陆各地已相当严重。2017年年底，发生在北京红黄蓝幼儿园的虐童事件，恶劣程度震惊全社会。


网民愤怒指，中共从高层至下贪腐淫乱，已波及到社会各个角落。学校、幼儿园都充斥着性犯罪，毁了孩子们，这个国家还有希望吗？

近日，亿赞普旗下的重庆市钱宝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下称钱宝科技）因“违反有关反洗钱规定的行为”被处罚。据报，此次事件主要是该集团高层涉案内部震荡所致。而亿赞普的核心人物黄苏支被指与已落马的孙政才有特殊关系。


陆媒1月22日报导，中共央行重庆营业管理部近日公布了9张罚单，其中钱宝科技占了3张。公告称，钱宝科技因“违反有关反洗钱规定的行为”，被处以罚款190万元（人民币，下同），并对2名相关责任人员分别处以2万、3万元罚款，做出行政处罚决定日期为2018年1月12日。

落户重庆的钱宝科技，其前身是深圳钱宝，成立于2011年。2014年9月11日，亿赞普收购深圳钱宝，改名为重庆市钱宝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即钱宝科技），并将注册地改到重庆，法人也由王毅变为黄苏支。

钱宝科技是首批跨境支付试点资格的17家第三方支付公司之一。2017年4月，钱宝科技的跨境业务资格已经被大陆外管局叫停。

钱宝科技相关负责人对财新网称，此次处罚主要是因为此前钱宝科技处于从深圳到重庆的迁址过程中，又加上集团内部高层震荡，反洗钱系统没有建立起来，导致未能履行好反洗钱的义务。

报导说，亿赞普主要负责人罗峰、黄苏支自2017年4月起失联，是为配合有关部门调查孙政才案，亿赞普因此受到严重打击。也这个过程中，钱宝科技经历了巨大的人事和业务震荡。目前黄苏支和罗峰等人仍然处于接受调查的状态。

而当年力推深圳钱宝迁入重庆前副市长沐华平已落马。报导表示，沐华平违纪，正是与其违规鼎力支持亿赞普、攀附孙政才有关，包括安排重庆的国企投资亿赞普等，金额超过10亿元。

去年7月24日，前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被立案审查。财新网的文章披露了孙政才与亿赞普的关系。

亿赞普是一家IT公司，2008年在北京初创，原本藉籍无名，近几年在重庆暴发。这都倚赖于黄苏支借助当地政商关系，亿赞普在重庆一路绿灯，获得了重庆市国企、招商局的巨额投资。而孙政才是亿赞普真正依赖的重要人物。

文章提到，亿赞普早年以做所谓大数据业务起家，近年转至重庆，并攀附“一带一路”概念，在极短时间内相继获得牌照以及一轮又一轮的巨额融资，顺利借壳香港上市公司。

文章说，亿赞普入渝自有上层关系，黄苏支与孙政才的特殊亲密关系在当地政商圈里，并非秘密。具体为亿赞普操办相关事项者，为时任渝北区委书记沐华平。

曾经是活泼爱笑的贵州女孩肖艳，因为脸子上长了一颗巨大的黑毛痣，很担心会发生癌变。近日，她在接受医院前期治疗时，面部因植入4个扩张器，并注入盐水而鼓起大包，周围人都称她好似“葫芦娃”。


据陆媒报导，出生在贵州省印江县新寨镇龙井村的肖艳，今年23岁。在她出生时，脸上就有一大块黑痣，当时村民认为她的妈妈生了个怪物，老人更是提议要将她扔到山沟里。在母亲的执意恳求下，肖艳才生存下来，与她一起来到人世间的还有一个龙凤胎的弟弟。

小时候，肖艳跟小朋友玩得也开心，长大后，她害怕看到人们异样的眼光，但在父亲和老师的鼓励下，她乐观地面对现实，努力学习最终考上了大学。

毕业后，她在长沙找到了工作，同事和客户对她的表现也认可。去年，她突然发现黑痣开始刺痒，去医院检查医生说，不尽快手术去除的话，极有可能发生癌变。

此消息对肖艳造成巨大打击，她形容自己犹如堕入冰窖，惶恐至极。

在她鼓起勇气向父亲说明了情况后，随之而来的难题就是30万元（人民币，下同）的手术费。父亲将家里仅有的2万元，加上乡亲们援助的钱凑齐，先做了前期的治疗。

医生在肖艳脸部皮肤下植入了4个扩张器，并定期注入生理盐水，逐渐扩张脸部皮肤，然后取新生皮肤移除脸部巨型黑痣。

肖艳每天忍受着强烈的疼痛，想坚持到后期的植皮手术。她希望手术能成功，使自己化茧成蝶、重获新生。

日前，据陆媒曝光，从去年12月起，吉林省白山市抚松县北岗镇，一场持续了一个多月的饮用水危机迅速蔓延。至今，几乎镇上所有人都还质疑，他们喝的是否干净水。

据陆媒1月20日报导，去年12月8日，吉林省白山市抚松县北岗镇水源受到污染，镇上半数住户家中供水出现浑浊、红褐色絮状物、碎叶与黑色渣滓。

公开资料显示，北岗镇位于抚松县东北部，下辖有6个行政村。北岗镇总人口为10,600人，其中农业人口7,555人。

参农李建章最早发现放在厨房的水，慢慢变红，悬浮着黑灰、深绿色碎叶，桶壁生长出密密麻麻的红、褐色絮状物。几天后，夫妻俩开始上吐下泻。洗手后，李建章的手背冒出了疹子，第二天手全肿了。陆陆续续，北岗镇多数住户家中的水，都变成肉眼可见的深红色。

相隔不远的李翠家用一个红色的大水缸储水，水缸上层漂浮着油花，下层沉着渣滓。一家人只喝中层的水，水喝完了，才发现缸壁布满红色絮状物。

另一户周彤家，烧开水后，壶底满是渣滓。她给水龙头加了一个净化器，没几天滤芯就堵住了。

更为严重的是，一户人家的水管流出了蚯蚓、碎叶。还有的住户饲养金鱼，换水后鱼很快死了。

12月18日，水危机爆发的第十天。十多个村民代表到镇政府询问情况，官方回应：主水管漏了，渗入了淤泥。

经查，距离西泉村水井位不远处的高地，环卫工人将垃圾倾倒于此。北岗镇至今未设垃圾分类处理站，腥臭的垃圾混杂着废旧电池、塑料制品。不到百米处，是一座废弃的沥青拌合站。

多年来，附近的村民经常投诉，每天倾倒的垃圾，沥青拌合站产生的粉尘、沥青烟会造成井水污染。

12月25日，抚松县疾控中心出具检验结论称：北岗村水源显示为达标饮用水；西泉村水源总大肠菌群、耐热大肠菌群，群落总数和锰超标，锰的含量为0.92mg/L，超出标准值0.62mg/L。

不过更多的人把矛头指向河流上游的一座人参皂甙厂。成立于2016年6月的华盛公司，未购买污水处理设备。其主要业务是从人参叶中提取人参皂甙，对人参进行深加工。今年冬天起试生产的皂甙厂，违规排污，被认为造成了这次水危机。

不少北岗镇居民怀疑，华盛公司清洗人参叶时，将含有大量农药代森锰锌的废水直排河道。白色粉末状的代森锰锌属于低毒农药，对皮肤、粘膜有刺激作用，对鱼有毒，不可污染水源。

北岗镇水危机爆发后，抚松县环保监察大队对华盛公司现场调查。其后，北岗镇政府通报：水样化验结果显示与饮用水污染无关。但官方未公布详细的化验报告。

此举引发居民质疑。一名不愿具名的知情人士透露，华盛公司在后院挖了三口井，井水用于生产。其后，所产生的废水可达300°C高温，含有大量代森锰锌等农药残留。落雪之前，华盛公司在厂房后院倾倒了160吨果浆。

一位居住在华盛公司附近的村民描述，污水从厂房后院流淌下来，有股浓重的酒精味。另一位村民描述，地表流淌的红褐色沸水使大片核桃树死亡。华盛公司也曾被消防队责令整改，不久，华盛公司改由地下暗管偷排废水。

迫于民众抗议，12月27日，华盛公司被认定为违法排污，停止生产，要补办手续。自12月26日起，北岗镇开始通过消防车从抚松县自来水公司临时调水，定时、定点放水。每户限领50斤。

1月10日，水危机爆发的第33天。大多数北岗镇居民家中流出的水恢复正常，少数住户仍漂浮碎叶、渣滓和红褐色絮状物，储水的桶底一片油腻。

北岗镇居民要求彻查污染源，水危机演变成对政府的信任危机。有人拍了一段视频，抚松县水利局局长对着镜头讲：“为什么会这样？就是你们老百姓不讲卫生！”此话一出，在各个微信群中激起强烈愤怒。

北岗镇民众最终决定冒雪上访，他们聚集到抚松县政府。部分绕道市政府上访的民众，被拦截在松江河高速公路。官方称，关于地下水污染源，冬季查找起来有一定困难。

1月11日，北岗镇书记刘毅昌、镇长马德志召开“群众沟通会议”，保证1月20日能恢复供水。马德志说，彻底取缔华盛公司不现实。

此后，领头上访的人解散了维权群，许多村民渐渐被分化。有的村民被谈话、恐吓、威胁。当地居民感叹，以前北岗镇的水多纯净啊。“现在却成了慢性毒药。”

网民对此表示，“可怜的老百姓，真的是连干净的水都喝不上。”

有人说，水管里爬出来的不会是蚯蚓，应该是红线虫，水太脏了。“白山市抚松、靖宇，通化市辉南的水质也不好了。”“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地下水源受污染是迟早的事。”

还网民表示，“这么多年了，环保依旧是个笑话。”

1月19日，乐视网宣布重组事项终止，近期将复牌。外界关注，投资者将面临损失。乐视网股民曾把希望寄托于此次重组，现在有股民身家从五千万缩水至不足百万。

19日午间，乐视网发布公告宣布，乐视影业资产注入终止。 公告显示，此次重组终止的主要原因是，乐视控股持有的乐视影业21.81%股权处于司法冻结状态；乐视影业仍对乐视控股有17.1亿元的应收账款未收回。

公告称，考虑到乐视控股短期内对债务解决难以提出实质性解决方案、其持有乐视影业股权冻结不能解除且关联方应收款问题未能解决，交易无法推进或无法获得批准，该重大资产重组暂不具备实施基础。

据《新京报》1月19日报导，乐视网停牌之时，市场对乐视网的“重大重组”充满了期待，但9个月之后，由于乐视危机，市场对乐视网已是心如死灰。

报导称，乐视网近期将复牌，重仓持有乐视网的基金公司对其最新估值低至3.91元左右。以乐视网停牌时的15.33元计算，其估值下跌近75%，约相当于复牌后13个跌停，持有乐视网股票的投资者将面临损失。

据《经济观察报》报导，1月19日下午，股民老毛给陆媒记者发了一条微信：“豪赌乐视三年，从身家五千万到如今，都是黄粱一梦。”

2014年末，老毛带着原计划用于买房的400万元入市，在“高人”指点下买入了乐视网，期间乐视网股价一路飙升，从老毛买入的33元/股达到最高点接近180元/股，老毛的400万在半年里变成5000万。

但从2015年5月中旬开始，乐视股价“跌跌不休”，老毛决定死扛到底。两年下来，乐视股价回到了33元，而融资杠杆让老毛的五千万只剩下不到一百万，“真的想过跳楼一了百了……”

2017年1月15日，融创宣布投入168亿元收购乐视系旗下三家公司股份。2017年4月17日，乐视网自开市起停牌重组，重组的标的公司为“乐视影业”。彼时，老毛和一些股民认为，“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据证券时报网19日报导，就乐视网重组终止，秃鹫一期私募工厂基金经理王代新表示，“如果重组失败，散户是很被动的，连卖都卖不出去，迎接他们的可能是多个跌停板。复牌之后机构还会对这只股票感兴趣吗？”

近日，中共御用学者在党媒上提出“消灭私有制”，点名批评了两位经济学家张五常和吴敬琏教授。外界关注，文革手法再现，是为了维护中共既得利益集团。


据美国之音报导，近日，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导师、“一级教授”周新城在中共党刊《求是》杂志上发表文章，题目是《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文中称张五常教授为“赤裸裸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分子”，同时也对吴敬琏教授进行人身攻击。

周新城大段引用马恩列邓语录和共产主义原教旨主义理论，得出逻辑结论说：消灭私有制是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趋势。文章猛烈抨击当今中国社会中的自由主义私有化思潮，总体而言，周新城对张五常、吴敬琏等自由主义专家学者的批评包括“希望民企化，最好没有国企”。

报导称，周新城的这些观点和论述，并没有丝毫或任何新意。中共主政后的无数政治运动，其重要目标和手段之一，就是消灭私有制。

周新城的“消灭私有制”言论引发争议，遭到一些网友的批评。如华南师范大学的张立建说，周不了解社会现实，是能力问题。“但一味拿大帽子吓人，这是文革遗风。”

报导引述知情人士的话说，周早年不是这样，曾对戈尔巴乔夫高度评价。“1989年后摇身一变，尝到好处，就彻底撕破脸，末路狂奔了。”

对此，深圳的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认为，主管意识形态主管部门某些想走回头路的提法、说法，不至于影响整个社会大的发展趋势。

“现在中国80%的劳动力收入是来自私有制，我们80%的出口产品是由私有企业、外资企业来创造的。深圳去年的财政收入8千亿，绝大多数来自私有企业，如果没有这些私有企业，周新城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他说。

刘开明表示，他们其实不是真的喜欢文革、喜欢消灭私有制，而是为了迎合目前的意识形态、某些主管领导的爱好。

刘开明认为，中国公有制搞得最彻底的是东北三省，东北三省现在已经成了破落、衰败的代名词。黑龙江去年财政大量的赤字，社保有几百亿的亏空。整个中国有钱的就是广东、浙江、上海，这些私有制比较发达的地区才有钱。他们高喊口号，都是靠这边养著，如果这边都跟东三省一样，他们都得喝西北风，他们的工资都发不出。

刘开明表示，这些人都是骗子，不是学者。人大学生很可怜，中国很悲哀，老百姓的钱去大量养这些骗子。这些骗子还在高等学府里面，这是中国最大的悲剧。

“没有私营企业、私有制就是回到文革。1978年的改革时期，90%的企业都是国有企业，那个时候，教授绝大多数都住筒子楼，他回到筒子楼住就行，他的工资回到100元就可以了。”刘开明说，“不用把他当回事，越当回事他就越洋洋得意。”

文昭在《文昭谈古论今》中分析，这篇文章的真实目的，其实是把国企改革上纲到共产党人基本信仰的高度，就是要强调国企的产权结构不能动。如果产权清晰了，官员们退出了经营活动，当然他就失去了现在这个广阔深厚的灰色空间。“谁要动你就是叛党，你要走私人化，还是个共产党人吗？”归根结底就是拿大帽子吓唬人，现实中，就是既得利益者不能动。

文昭指出，自由主义主张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最终回避不了产权问题，而产权改革的方向只能是私有化。周新城就是对准这个目标开火的。周攻击张五常他们的主张“背叛了党性”。周新城其实是国有企业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反对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目标私有化、市场化。

1月16日，陕西西安市雁塔区丁白村（丁家村和白家村）数百村民游行示威至区政府，抗议非法拆迁，有村民被抓走。据悉，西安市多地村庄正在进行所谓的棚户区或城中村改造，打破了百姓安定的生活。


1月16日，四五百名村民聚集在村口，手持横幅到区政府讨说法。村民赵先生对大纪元记者表示：“村民们在村口集合，两个村加起来约有四百多村民。我们到区政府需要过四个大的十字路口，由于维权上访人数多，占据了马路，在第三个路口时一辆警车、两名警察才从后边赶到，拦在群众前面，但区政府已经不远了，人群就继续向前行。”

“最后到达区政府的有一百五十人左右。到区政府时村民在外面，没有进去，有区上的信访局领导要我们去信访局反应诉求，但村民前几天去街道办反应情况没有得到任何结果，所以这次也不信任信访办的领导了。过程中有推搡、拽拉情况。”

据了解，有五六名村民被警方带走，目前是否获释不得而知。此后，村民代表到市政府、省政府讨说法均无果。

丁白村的村民自2001年开始盖房子，几乎家家都是四五层的楼房，由于土地早已被强征，村民唯一的收入来源是房租。村民杨女士说：“之前种地的，后来土地被征收，分了点钱，用这个钱盖了一些房子，当初盖房的时候花了五六十万元。我们家家都是出租房，以收房费为生。”

杨女士还透露，2005年开始政府声称要拆迁，但是由于开发商没有钱，因此一直未进行，直至去年12月22日，在无任何通告也未组织村民开会的情况下，强拆人员（其中有不明身份的黑社会人员）闯进村庄拉横幅（动员拆迁），同时开始清理租户，导致目前人去楼空。

12月22日当晚还发生强拆人员守在村口，殴打开车回家的村民，双方发生冲突，村民开车将其中一名开发商撞成骨折。

此次拆迁，政府是以棚户区改造为名进行的。杨女士表示，他们这里是城中村，根本不应该属棚户区，政府以此为名进行拆迁，无非是想达到少赔偿的目的。

村民透露，赔偿方案是一、二层按面积进行换房，三层以上每平方米补偿510元，村民最多也只能获得70多万元的赔偿。赵先生说：“我们村周边房价在1万到1万3000元左右，拆迁补偿标准和周边比起来根本没有可比性，而且安置房经常停工、烂尾，质量也没保障，很多村民不答应拆迁。还有就是开发商（陕西国隆房地产）的问题太多，也没开发过什么项目，网上搜索它还官司缠身，无法信任。”

赵先生还表示，目前西安市许多村庄都和丁白村有着相同的经历，长安区的北张村村民拉横幅、敲锣打鼓进行游行示威，把拆迁人员赶跑，有的村庄则是村民与拆迁指挥部处于僵持状态。

此外，记者还获悉山东青岛市崂山区山东头社区也在进行着同样性质的拆迁，村民正在聘请律师维权。

去年12月中旬，大陆媒体以“重磅！青岛最贵城中村山东头开始签署拆迁协议！多少个‘千万富翁’要诞生？”为题报导，“作为青岛最‘金贵’的城中村，2017年11月28日，山东头村开始签署拆迁协议，签署拆迁协议日期至2017年12月12日，过期将不享受任何拆迁补偿政策。签署协议后十天内必须搬离。”

报导还称，山东头村就地安置，安置地为利群金鼎的西侧地块，所有安置房屋办理大产权。按照周边接近4万的房价，普通四间房的补偿面积175㎡，安置房市值700万元左右，再加上货币补偿、两个车位和50㎡商业房股份，一批青岛富豪们就要诞生了。

受村民委托的冯延强律师向记者透露，“产生千万富翁”的说法非常可笑，每一户村民几乎都是祖孙三四代人一起生活，按面积只能分到一两套房子，分的房子还不够一个家庭的正常需求，如果单独在相同的地段买房子，以赔偿款根本无法实现。

冯延强还透露：“这个拆迁不是国家机关根据国家法律的规定，是村委会主任决定的拆迁，城中村改造，打着国家机关拆迁的幌子子进行，实际上规划批文还没有出来。拆迁的根本原因是村委会的一个公司要在这个村土地上进行商业开发。”

拆迁方使用断水、断电、入室毁坏财物、人为纵火等方式骚扰村民，逼迫搬迁

中共内蒙古赤峰市委原常委、政法委原书记孟繁有（副厅级）以“贪污罪、受贿罪”，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孟被指与与商人合谋，利用工程项目侵吞公款达400万元。


大陆法制晚报·看法新闻1月18日披露了上述判决。现年64岁的孟繁有曾任内蒙古巴林右旗旗委书记，2006年至2010年任赤峰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2011年起卸任赤峰市政法委书记。

检方指控，2006年起，孟非法收受他人财物，26次累计数额360万余元。最终法院认定，其受贿金额为343万余元。

据报导，孟繁有除了在干部选拔任用、安排工作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还曾利用手中职权干预司法。


如2009年，巴林右旗法院原副院长朱某因受贿罪获刑6年，在赤峰市监狱服刑。其妻金某找时任赤峰市政法委书记孟繁有请托。2010年10月份的一天，孟称“朱某的事不太好办”，索要10万元。当天下午，金某就送去了10万元。不久后的2011年末、2012年末、2013年末，朱某分别被批准保外就医一年。2014年末，朱被保外就医并暂予监外执行。2015年1月，其保外就医续保至2015年6月26日，而那天他刑满释放。

另外，孟繁有还被认定犯“贪污罪”，其与商人吴玉泉“合作”套取400万公款，且二人不分主犯、从犯。

据报导，2005年，孟繁有担任巴林右旗旗委书记期间，当地成立大板电厂项目筹建工作领导小组，孟繁有任组长，下设办公室（电建办），负责项目的调度、协调、推进工作。

2005年3月，孟繁有与吴玉泉商定，以申报建设大板电厂项目需要活动经费为名，由巴林右旗政府向吴玉泉汇款400万元，二人平分。为了平帐，孟繁有让中电投蒙东能源公司以支付征地补偿款、修路补偿款的形式给予巴林右旗政府400万元资金支持，以偿还原电建办借款。

孟繁有供述，他当时把他的200万元放在吴那里，打算退休后再取走，但吴以抽逃资金罪和诈骗罪入狱后，2015年7、8月份孟繁有为应付调查，找人告诉吴，“就说那400万元都让他花了”。

孟繁有还因对迫害法轮功负有责任，分别于2011年1月7日、2011年9月24日及2013年10月31日三次被海外“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列入追查名单。

据海外明慧网报导，孟繁有任赤峰市政法委书记期间，赤峰市及各旗县发生了许多大规模绑架法轮功学员案。多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劳教，有的被迫害致残，有的被折磨得精神失常，有的被迫害离世。

2016年1月23日，孟繁有落马。同年4月，时任乌兰察布市长陶淑菊也落马，她曾作为同一届赤峰市委常委与孟共事近4年。而陶淑菊的大靠山被指是曾任赤峰市委书记的江派前常委刘云山。

中共十八大以来，内蒙古已有3名省部级官员和至少20多名地厅级官员落马。其中的多名被指刘云山有关联。

近年来，赝品在中国大行其道。日前，陆媒起底了中国大陆的假字画江湖，相关涉案人员从1993年始合作送拍假书画，鉴定人员、字画商人与拍卖行结成利益联盟，形成利益链条。有业界人士表示，已经拍卖的齐白石的作品中，96%的是假的


新京报网1月18日报导了贵州省遵义市一个制贩假冒名家字画的犯罪团伙的。这些人通过临摹作品、伪造真品收藏证书、字画商出售送拍等方式，在书画市场大肆牟利。

据报导，该案中汪某、郑某蔚、张某等人制贩假冒齐白石、李可染等名家作品，24名犯罪嫌疑人被抓获，1165幅字画被扣押。一批伪造的印章及各类用于制作假鉴定证书的工具被查获，涉案资金2600余万元。此外，从造假、鉴定到流通，部分鉴定人员、字画商人与拍卖商都参与其中。

仿制假画
汪某、郑某蔚和张某均称曾师从名家或接受过名家指导。汪某，50多岁，在京沪多家拍卖公司担任艺术品鉴定顾问，称曾师从启功、徐邦达等书画大家。据说，汪某被称为“假画制作工厂”，“在字画圈不知道汪某，基本就属于完全没进入这个圈子”。汪某擅长仿造齐白石、徐悲鸿、李可染、黄永玉等大家的书画。

仅2004年以来，汪某就伪造名人字画300余幅，通过中间人送往国内各大拍卖公司拍卖其所伪造的齐白石、徐悲鸿等11位名家作品达87幅。

郑某蔚也是字画圈的鉴定人员，长期临摹启功、范曾、欧阳中石、刘炳森等名家书法作品。一位李姓山东商人自2014年11月以来，从郑某蔚处购买伪造的范曾书法200余幅，支付1158万余元。

张某的名气相对小一些，擅长伪造范曾字画作品。警方称，从造假的体量上来讲，如果说汪某相当于一个集团，郑某蔚就相当于一个公司，张某则是个体户。

仿作盖章
用伪造的印章给仿作盖章，是制作赝品的第一步。警方从汪某在北京的住所查扣伪造的徐悲鸿、齐白石等22位名家的印章69枚，在张某的住所查扣伪造的范曾印章70枚。

书画圈人士透露，行内制作假印章的方式大多是将画作真迹的画册，按原比例放大，或直接同比例复印，然后将这些复印件上的印章剪裁下来，制成假印章模板。最后，用这些模板在印章门店里雕刻成成品假印章。

鉴定证书
拿到权威人士开出的鉴定证书是造假的关键性环节。造假、售假者各显神通，通过多种渠道为仿作取得证书。

北京某公司负责人徐某，在2008年至2013年期间系范曾指定的范曾字画唯一鉴定人。他在明知提供的鉴定作品是仿作的情况下，仍开出鉴定证书。2017年8月，其因涉嫌侵犯著作权罪被指定监视居住。

李可染的亲属开了个画廊，专门鉴定李可染的画。汪某称，他注意到李可染的亲属鉴定时会比较注重几个细节，将这几个细节画好了，就可以骗过他的眼睛。

2013年12月,一幅标明为“李可染”的字画，在北京某拍卖公司拍出5000多万元的高价。拍卖网站上关于此字画的说明中提到：1，经李可染亲属认定为真迹；2，附2009年李可染亲属与作品合影。

送拍人员
仿作、印章、鉴定证书全部到手后，汪某找人送到拍卖公司。汪某多年来通过字画商董某辉、某拍卖公司董事长曹某东等15人在多地23家拍卖公司拍卖仿作，成交额达6000余万元。汪某获利2192万元，其余分利给送拍人员。

曹某东称，他大约从1993年开始卖汪某仿制齐白石、李可染、吴作人等名家的书画。主要方式有两种：第一种是和汪某合作，把书画拿到拍卖公司，结账之后分成，一共卖了10多幅，获利100多万元；第二种是从汪某手中直接买断，再送到别的拍卖公司，获利200多万元。

董某辉称，他从2003年左右开始向汪某要字画来送拍，送到小的拍卖公司，拍卖分成是三七成或者四六成，送到大的拍卖公司是五五分成。

董某辉说，真迹和假画一定要掺在一起，拍卖公司才能收这些画。而且拍卖的起拍价很低，都是8000元。

他称，2000年到2005年期间，他经常用自己的名字去送拍。之后是交给其他人去送拍。在他下面，仍有下线。

拍卖公司
名人字画仿作的流向，除了直接卖给有送礼等需求的人之外，主要渠道是拍卖公司。

书画市场的乱象由来已久，市场上流通的真迹越来越少。北京一拍卖公司董事长张某晔直言，每家公司或多或少地会有知假卖假的情况。他说，因为有时候上拍作品是一些大客户拿来的，不敢得罪；有时候上拍前没有看懂真假，等到了预展才发现，就稀里糊涂地拍了。

在汪某看来，拍卖公司利用拍卖法中“不担保真伪”等条款，将大多数拍卖行变成了一个合法的销售假画、假艺术品的平台。

对于市场上的假画，资深收藏界人士刘文杰表示：齐白石的画，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拍卖以来，到现在共拍了24000件，96%左右是假的。因为齐白石一生只创作1万多件作品，很大一部分在各大博物馆收藏，还有一部分在大收藏家手上收藏，除去这一部分，在市场上流通的真迹是很少的。

刘文杰说，他到李可染家里去，李可染先生将他视为知音。李可染过世后，他和李可染的夫人算了一下，结论是李可染一生创作传世一千多张。现在市场拍了一万两千张，假的也占95%以上。

世界经济论坛周三（1月17日）公布《2018年全球风险报告》，指出全球主要国家之间爆发政治和经济对抗，包括直接军事冲突的风险已经急剧上升。

世界经济论坛（WEF）的年度报告一直被认为是达沃斯论坛的先行风向标，与2018年达沃斯论坛主题“在分化的世界中加强合作”保持一致。

全球风险报告是在对近一千名政府、商界、学术界和非政府组织的专家调查访问的基础上撰写而成，对全球存在的多个危机从政治、经济、环境等领域进行了概括。

五大全球最可能发生风险 气候占三个
报告按照风险可能发生的概率进行分析，指出2018年五大全球风险分别是：极端气候事件、自然灾害、网络攻击、数据欺诈/窃取、气候变化缓和与调整措施失败。

跟2017年相比，2018年首次出现三个跟气候相关的全球风险。报告指，极端气候事件仍是2018年全球最可能发生的风险，同时还有自然灾害以及气候变化缓和调整措施失败。

此外，网络攻击也第一次登上风险榜前五名，它取代了2017年的大规模恐怖袭击，同时大规模非自愿移民也从榜单上消失。

从另一种影响力的排序来看，全球最大的风险是大规模杀伤武器。紧随其后的是极端气候事件、自然灾害、气候变化缓和与调整措施失败、水资源危机。

跟2017年相比，这五大风险没有变化，只是排列顺序略有调整。

地缘政治风险
报告指出，不容忽视的风险还有政治、经济冲突的恶化以及地缘政治担忧。有93%的受访者预计2018年大国之间的政治或经济冲突将恶化，40%的人认为上述风险已经大幅增加。

同时，2018年最突出的担忧是地缘政治冲突升温。约79%的受访者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军事冲突风险加剧。除了朝鲜半岛存在爆发冲突的威胁，报告指出中东地区也面临新军事冲突的风险。

报告尤其对美国以及中国两国的地缘政治等进行分析。2017年，在川普（特朗普）总统主张下，美国相继退出《巴黎气候协定》、《跨太平洋战略及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而另一方面，中共在领土、海域上的野心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延伸，也在引发邻国的担忧——日本和印度都在探索经济与军事事务上的更多战略合作形式。

报告指，大多数国家，包括澳大利亚、美国，甚至欧洲国家，目前都对“一带一路”持谨慎态度，那么前者可能采取的对冲政策将引起紧张关系。

同样的，小国也可能通过对邻国施压、放大地缘政治风险。极端的情况就是朝鲜危机，朝鲜金氏政权担心被歼灭，同时也因为它对中、美的特殊关系，都在造成该地区尤为严重的紧张局势。

下一轮经济动荡风险 恐唯中共触发
报告指出，全球存在潜在的下一场经济危机风险，并多次点出中国（共）经济存在的严重问题。

报告说，全球的总体经济指标显示，在十年前爆发全球经济危机后，终于回到正轨，但是还需要继续观察潜在的问题。因为全球经济长期存在的脆弱性以及经过这些年已经出现新的演变而来的威胁。

报告指出，世界经济已经持续八年牛市，潜在的资产价格不可持续上涨，经济体、尤其是中国的债务水平在加重，这些风险都会持续对全球金融体系产生压力。

虽然新兴市场的总体债务水平处于相对低位，但从2007年以来已经显著飙升，尤其是中共为保经济增长，债务发行量激增。

报告警告说，中国经济快速扩张的债务是现今可能触发世界经济动荡的最明显引爆点之一。亦有分析师指，中国目前的信贷状况危险，且伴随着逐渐上升的破坏性风险。

同时，报告也在气候方面点名中国。报告指，2017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在过去四年来第一次出现上升，达到403百万吨二氧化碳当量，超过工业革命前的标准（280百万吨二氧化碳当量）。报告认为，去年排放量增加的部分原因是因为中国受高温影响以及北方地区水电站改为火力发电站。

2018年的达沃斯年会将于1月23至26日在瑞士阿尔卑斯山举行，届时将有70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出席，此外社会名流、CEO和银行高管也会参加。川普将在最后一天发表演说，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不会出席，但会派代表参加。

日前，中共江西省副省长李贻煌落马。李贻煌在苏荣主政江西时被提拔为副省长。有陆媒消息说，李曾“送了不少黄金给苏荣”。

1月17日中纪委官网公布，江西省副省长李贻煌正接受审查。不过，澎湃新闻的消息说，1月12日李贻煌已被中纪委带走。

李贻煌的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今年1月10日，出席了中共江西省委书记鹿心社主持的江西省委深改组第11次会议。本月上半月，李贻煌在公开报导中频繁出现，包括在南昌、高安等地调研VR产业、陶瓷产业、中医药科创城项目建设等。

但落马四个月前，李贻煌曾因丰城发电厂冷却塔施工平台坍塌特别重大事故被中共国务院通报批评。


现年55岁的李贻煌长期在有色金属领域工作，2001年5月任江西铜业股份公司总经理；2006年12月起，历任江西铜业集团公司党委委员、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总经理、董事长，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长等职；2011年8月起兼任鹰潭市委常委。

2013年1月，李贻煌从国企高管（正厅级）升任江西省副省长，曾引起诸多关注。当年，正值苏荣担任江西省委书记。

据大陆微信公众号“政知圈”17日披露，从江西铜业集团内部人士处获悉，李贻煌执掌该集团期间，“送了不少黄金给苏荣”。另外，李贻煌落马几天前，其小舅子也已被相关部门带走。

江西铜业集团的业务包括铜、金、银、稀土、铅、锌等多金属矿业开发及支持矿业发展的贸易、金融、物流、技术支持等；旗下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先后于1997年和2001年分别在香港、上海完成H股和A股上市，2008年集团整体上市。

据陆媒报导，苏荣主政期间（2007年至2013年），江西省成为腐败高发的省份之一。2013年以来落马的陈安众、姚木根、赵智勇等副省级干部及多名厅级干部，普遍存在给苏荣送钱送物的问题。

苏荣是江派二号人物曾庆红的心腹，由曾一手提拔上来。苏荣还与江派卸任政治局常委张德江关系密切，二人被外界认为同属于江派“吉林帮”。

2014年6月14日，苏荣落马。此后的官方“双开”通报指，苏荣“大肆卖官鬻爵”，“自身严重腐败，还纵容亲属擅权干政”，对江西省的“严重腐败问题负有主要领导责任”等。苏荣还因积极追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被海外“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多次列入追查名单。

大陆券商海通证券日前对大陆一些省份承认GDP数据造假发表评论说，这些省份去掉GDP的水分之后，使它们的债务压力大幅上涨。


1月11日，天津滨海新区人大会议上，当地政府公开承认2016年GDP造假，去掉造假的数值后，2016年天津的GDP相对2015年萎缩幅度12%。

3日，在内蒙古经济工作会议上，区党委公开承认：经审计部门核算后，内蒙古调减的2016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总量的26.3%，核减2016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占全部工业增加值的40%。

中共官方的经济数据造假在大陆并非个别现象。2017年初，在辽宁省人大会议上，辽宁当局公开承认此前数年经济数据连续造假。据《新京报》报导，中国审计署已披露云南、湖南、吉林、重庆4个省份的10个市县（区）存在虚增财政收入问题，中纪委巡视反馈结果也点名批评内蒙古和吉林存在“经济数据造假”问题。

大陆海通证券姜超团队对此表示，经济数据和税收数据除去水分之后，使各地方债务压力上升。

华尔街见闻16日报导，姜超团队认为，从2016年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与GDP的比值看：辽宁为38.3%，高居全国前列；下修GDP后，内蒙古将从31.3%上升至37.3%，天津将从16.3%上升至20.0%；而被审计署点名批评的吉林、云南、湖南和重庆，其2016年地方政府债务率分别为19.6%、43.0%、21.6%和21.1%，普遍高于各省的中位数（21.1%）。

姜超团队表示，这些GDP造假的省份有共同的特点：经济发展过于依赖投资。所以，这些地方当局举债规模普遍偏高。2016年辽宁和内蒙古两省地方政府负债率分别达38%、31%，排名位居全国前列，被点名的云南省以43%的负债水平高居第三名。

对于近来大陆一些省市自曝财政数据造假，有分析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财政收入越来越恶化。

大陆前媒体人魏桢凌对此表示，最近几年，一年比一年的经济形势恶化，一来，现在企业全部都亏损，地方税收减少，二来，房地产也不好，这么多年来可以盘剥的都差不多了，能强拆的地方已经拆了，很难再找到油水。地方当局日不敷出，难以维系。

近年来，大陆地方债一直是各界担忧的问题。

经济学者高培勇在今年1月13日的演讲中说，地方债是中国金融风险的来源之一，关键在于体制问题。

大陆经济学教授、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辜胜阻去年8月份曾经发文表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是当前重点领域的金融风险和财政风险，主要问题包括增长过快，每年高达20%以上，大大超过了GDP和财政增长的速度；债务率高、部分省市超过或逼近100%警戒线，偿债压力大。

台湾企业家高维邦在谈到中国经济走向时表示，投资举债不可怕，像企业要增加设备，就要举债，这个举债是健康的举债。“中共是为了追求虚的GDP而举债，那个就是很可怕的。”他说，“到某一个关键时刻，说垮就垮了。”

近期，大陆河南、山东、湖南等多地，频频发生警察在执法过程中遭遇抵抗事件。中共公安部对此发布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公安采取“强有力措施”。有评论认为，警民矛盾激化的背后，凸显民众对中共警方不满情绪的积累已到极限。


1月15日，中共公安部发布声明称，针对近期河南南阳、开封，山东济南、菏泽以及湖南长沙等地相继发生的公安民警和辅警执勤时遭遇“暴力抗法”和辱骂殴打事件，要求各地加强严格执法，严肃追究袭警辱警人员的法律责任。

大纪元记者检索相关报导发现，去年1月至今，大陆各地发生了数十起民众反抗执法或警民冲突事件，仅今年1月就发生了五起以上。

海外中文媒体引述法律界人士的观点表示，造成袭警频发的原因之一，是中国民众的维权意识有了提升，一旦民众对警察执法存在某种看法和怀疑，就容易酿成袭警事件。

而有网络评论则以杨佳袭警“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为例认为，多年来，大陆警察作为中共维稳工具，暴力执法、镇压百姓的印象已经深入民心。民众长期积怨处于濒临爆发边缘，“袭警”也就成了一种宣泄方式。

记者发现，在袭警事件多发的河南省，也是大陆暴力拆迁征地最严重的省份之一，近些年，因拆迁强征引起的大规模警民冲突和流血事件不断，警察公信力降至冰点。

2017年3月26日，河南商丘上千村民上街游行，抗议当地棚户区改造项目赔偿不公。此前，数百防暴警察和城管试图强拆民房，被上千村民阻挡并爆发冲突，警察以辣椒水、催泪弹施压。有村民表示，一名老妇被当场打死。

2016年10月，河南省新郑市发生警民冲突，村民不满所建厂房和仓库被列为违建房强拆，向拆迁人员投掷砖头、石块。当局出动数百特警强力驱散，多名村民被打至头破血流，数十人被抓。

2016年3月，河南汝州市温泉村数百名村民，抗议政府强拆民房，警察和打手组成的两百人强拆队围殴村民，致使多人重伤，传其中一人在医院不治身亡。

类似上述事件比比皆是。据报导，在警民对峙中，曾有警察因意外身亡，也有落单警察遭到围殴，而围观民众对此或拍手称快，或称报应，可见民怨之深。

不过，河北媒体人朱欣欣认为，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平等和宝贵的，中国警察确实处于很尴尬的地位，一方面维护公共安全，但同时作为一党专政的统治工具，也做了很多恶事；民众对警察的不满可以理解，但要将对制度的谴责和对警察的个人批评分开，不应一概而论。

近日网传中国大陆哈尔滨一市民在装修二手房时，发现墙内有约1.4亿元现金，并传闻该房从某贪官处购得，再次引发外界对中共贪官藏钱物手段的关注。

据陆媒报导，墙内的钞票堆积如山，都快高过墙，让新屋主吓了一大跳。许多网民怀疑，或者与贪官有关。此后，黑龙江警方辟谣称，该事件与吉林松原警方破获的一起重大诈骗案有关。

尽管此钱或非贪官所藏，但现实中，中共贪官藏匿赃款赃物的方式确实五花八门，超乎人们的想像。

去年9月，中纪委的反腐专题片披露，中共副部级官员、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前董事长徐建一为躲避审查，把所有的手表、金条放到几个茶叶罐里，然后埋在自家别墅院子里的大树下面。

山东省蒙阴县原副县长袁锋剑，曾将贪污的558万公款分100多次存入37家银行，把存折账本等放入茶叶罐，埋在花池里。

山东省招远市住建局村镇办前主任张平，套取单位公款392.4万元，因担心银行的存款太多引关注，就分批把钱取出来，放到自家卫生间吊顶上面，还有一部分藏在老家的房梁上。

南京新联机械厂原副厂长吴锦贤曾把钱藏在穿衣镜夹层、冰箱、米缸、月饼盒、面条箱里，劳力士表放在存放粉丝的库房里。

有的落马贪官藏钱手段离奇古怪。天津塘沽区前区长姚建华贪污公款案被举报后，从其家中查获大量的金饰品、人民币、美元和存单，总价值30余万元，纱门、废旧纸盒的夹层以及用水泥封闭的烟道眼，甚至鱼肚子里都有。

江苏省建设厅原厅长徐其耀把钱包裹后藏在树洞内、灰堆内、稻田里、屋顶的瓦下，有的甚至藏在粪坑里。淮海工学院后勤服务总公司原总经理张晋陆受贿39万元，把存折放在自己办公室对面女厕所的排气扇中。

江西省赣州市公路局原局长李国蔚请人制作了一个煤气罐，专门用来窝藏赃款，而这个煤气罐还能正常使用。他还把装了280万元的密码箱埋到其住在农村的三哥的房屋旁的垃圾堆下。

还有贪官专门租房或买房用于藏钱物。如内蒙古呼和浩特铁路局原副局长马俊飞，在呼和浩特和北京两地的两处住宅中共藏匿8800万元人民币、419万美元、30万欧元、27万港元、43.3公斤黄金。

河北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原副厅长李友灿，曾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贪赃4744万余元。李友灿特意在北京一地段买了栋别墅，专门用来藏钱。

另外，2014年11月，中共江派大员、广东省前政协主席朱明国被宣布接受调查的第二天，办案人员从其海南五指山的别墅家中搜出大量黄金、钞票，用箱子分装在一起，足足拉了十余车，其中有部分钞票都受潮发霉了。

还有官员把钱“藏”在房市或股市中。如，安徽省原副省长陈树隆曾向私企老板“借” 千万巨款，并以假还款的形式，把巨额资金洗白，转到香港去炒港股，既转移了资产，又达到“钱生钱”的目的。

中共官场腐败横行，尤其江泽民上台后以“贪腐治国”，更是乱象丛生。近年来，中共许多贪官事先把赃款等转移国外，然后自己择机潜逃。2015年8月陆媒曾披露，外逃官员保守估计有近万名，携带金额约1万亿元。

从集团党委书记到一个小小门卫，都在利用权力捞取好处。董事长杜传志落马后，中共党媒喉舌《人民日报》例行刊发的所谓“揭批”文章，让外界一窥国企日照港从里到外彻底烂透的情况。


文章称，近年来，日照港集团前党委书记、董事长杜传志利用手中权力和港口资源大肆敛财，收受财物折合人民币4000多万元，其亲属、特定关系人利用他的影响在日照港违规经营谋利1500多万元；滥用职权，向职工持股会输送利益3000万元。在其藏匿财物的房子里，高档烟酒、黄金饰品、象牙玉石堆得到处都是，人参虫草有的都已发霉。杜还长期包养情妇，生活腐化堕落。

在杜传志落马前，集团上下风气不正，从高层管理人员到基层工作人员的心思都在跑关系、以权谋私、监守自盗、承揽工程……甚至连门卫、装卸工都吃拿卡要。

时事评论员郑经纬表示，日照港其实只是中共制度性腐败的一个典型缩影，这个现象的根源在于中共的极权独裁体制决定了权力不受监督，所以产生体制性腐败就成为必然。

他认为，这是中共从基因中带来的邪恶因素，不可能因为一场运动式的纪律整顿从严治党就得到根治。中共建政早期也曾发起过反依法浪费的整党运动，但运动过后的特权腐败却变本加厉。现在这种体制性腐败已经遍及全国，也遍及上上下下各个阶层和领域，个别企业的歪风度得到遏制，不过是隔靴搔痒的治标之举罢了。

中国滥用抗生素的失控情况引起国际关注，两年前已在人身上发现超级细菌。日前，中共官媒承认，饲料中使用了抗生素，目前不得不面对因耐药性而出现的“超级细菌”。有评论指，（中共）对抗生素不加管制，不止是在祸害中国，而且恐威胁全球。

中共党刊《半月谈》微信公众号1月15日刊文承认，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抗生素生产和使用国，同时也是抗生素滥用和细菌耐药性的重灾区。文章还承认，由于监管人员缺乏，目前“监管抗生素”实际上仍难成体系。

抗生素滥用对民众健康造成的危害早在10年前已经很突出了。数据显示，截至2007年，中国7岁以下儿童因不合理使用抗生素造成耳聋的数量多达30万人，占耳聋儿童总数的30%~40%。而一些发达国家只占0.9%。

而抗生素的监控却一直处于失控状态。数据显示，全国2013年使用的16.2万吨抗生素中，兽用52%，人用48%，一年超过5万吨抗生素排放进水土环境中。而2014年以来，抗生素使用量仍在上升。

一名区县兽药经营者表示，前几年实行处方制，兽用抗生素“想买多少就买多少”，仅一种叫枝原净的抗生素，一年就能卖出100多公斤。

在畜牧业，抗生素被添加到饲料中成为普遍现象。一来被当做保健品来促生长，缩短生长周期；二来有些养殖类别没有保险，动物得了病使劲用抗生素治，没病也要预防性用药。

大陆各种食用肉制品、乳制品甚至动物源生化药品中多次被检测出抗生素残留。中科院广州地化研究所研究员应光国表示，目前至少有2000家企业在生产市面上流通的各种抗生素类药物。

因抗生素的滥用而出现的“超级细菌”，是目前最令人担心的问题。

目前有一种叫鲍曼不动杆菌的细菌，抗生素对其已经完全没有办法了。2016年6月，福建邵武市11岁男童，因久病未愈到医院检查，被发现体内有“超级细菌”，一般常见的抗生素对它完全无效。

2015年11月18日，医学期刊《柳叶刀》上发表的一项研究称，研究人员在中国大陆的牲畜和人身上发现了超级细菌，这种超级细菌可以让现有的抗生素失灵，也就是说，即使一个小病也可能要人命。

网易上刊登的文章《救人无数抗生素，是如何被滥用的》中介绍，欧美已经禁止用抗生素来促进畜禽生长，而到目前为止中国缺乏监管。细菌没有国界，世界卫生组织千辛万苦进行的科普宣传，美国等发达国家为缓解本国抗生素耐药性问题所付出的努力，都可能因为中国对抗生素不加管制而毁于一旦。

近期大陆多个地方政府开始公开承认经济数据造假。一贯以谎言著称的中共，地方政府一反常态，引起外界关注。大陆经济专家和媒体人揭示了背后的深意。


1月11日，天津滨海新区人大会议上，当地政府公开承认2016年GDP造假，将2017年预期的1万亿GDP直接挤掉1/3，调整为6654亿元。天津挤去的泡沫3,348亿，这样2016年天津的GDP总数为17,885亿，实际剩下14,537亿。天津2015年的GDP为16,538亿。2016年相对2015年萎缩幅度12%。

上周1月3日，内蒙古经济工作会议上，区党委公开承认：“经审计部门核算后，内蒙古调减2016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530亿元人民币，占总量的26.3%；核减2016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2900亿元，占全部工业增加值的40%。”

而辽宁则最早公开承认经济数据造假。在2017年初辽宁省人大会议上，省长陈求发曾自揭伤疤称，要认真地挤压水分，2015年夯实了财政收据，2016年以来努力夯实其他经济数据。

据政府报告称“辽宁省所辖市、县财政普遍存在数据造假行为，且呈现持续时间长，涉及面广、手段多样等特点。虚增金额和比例从2011年至2014年，呈逐年上升趋势。”

官方还称，“财政数据造假问题，不但影响中央对辽宁省经济形势的判断和决策，还影响到中央对辽宁省转移支付规模，降低了市县政府的可用财力和民生保障能力。”

中央以GDP考核官员导致造假
大陆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向大纪元记者表示：“经济造假很早就有了。因为中央拿GDP来考核官员，地方官员为了应对上面，就在GDP上造假，而且GDP因有很多模糊的地方，所以较容易造假。它不像飞机上旅客有多少人，每个航班都有统计。”

他认为，最近中国经济表现不好，中央加强了对GDP的要求，各省GDP问题才陆续公开。

早在2010年，大陆媒体就报导过，29省区市上半年GDP之和超全国统计数值八千亿。当时人大的副院长刘元春表示，除统计方法方面的因素外，本质上还是考核体制导致地方政府唯经济论，使数据出现“掺水”的可能。

地方政府日不敷出政权到了无法维持地步
大陆前媒体人、中国独立中文笔会荣誉会员魏桢凌向大纪元记者表示，“以前地方政府造假，它可能还有一定收入，至少还能维持下去。现在几年来看，一年比一年的经济形势恶化，地方政府日不敷出真的难以维系。”

他进一步分析，中共政府的收入之一靠税收，现在企业全部都亏损，税收减少。另外收入之一房地产，现在很多地方房子卖不出去，变成死城，土地也拍卖不掉。这么多年来可以盘剥的都差不多，能强拆的地方已经拆了，很难再找到油水。

大陆微信公号“老蛮评说”分析，财政数据造假问题已无从遮掩了。在经济日益萧条的今天，各地的财政越来越依赖中央财政的补贴。一旦中央削减对地方的补贴规模，那这个地方一定会破产。财政上的压力逼着辽宁、内幕、天津滨海不得不开始说真话了。

茅于轼认为，地方政府破产在中国从来没有发生过。地方政府会发不出工资，但没有最后宣布破产的，因为中央还会想办法挽救这些地方政府。

大陆新华社的微信公号侠客岛对此解读为来自中央与现实的双重压力所致。报导称，2016年10月，中央深改组审议通过了《关于提高统计数据真实性的意见》；对于统计数据造假的干部，要“一票否决”。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遭质疑
大陆官方公开资料显示，2010年第二季度中国GDP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此中共就一直自居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魏桢凌表示各省都在GDP上造假，整个中国的GDP数字水分大的惊人，GDP是世界第二也是不可信的。中国的经济根本不像外面说的那样好，中共在经济上制造很成功的假象。

他强调，相反中国的普通百姓感受跟外界完全相反，物价拚命上涨，老百姓的工资收入根本就没怎么增长，体会不到中国的经济增长。

民间也对各省纷纷承认经济数据造假议论纷纷：“你直接就说全国还有几个不造假的？！”

“牛吹了，官升了。后来都戳破了，再向上面要钱，完了再吹，如比循环，谁买单？”

“全国地方政府的普遍造假，说明了什么？说明他们上下都是互相欺骗的，这体制真好。”

“脸皮得多厚多无耻才能几十年谎言造假不断，经济形势得多严峻才能逼得骗子们自曝造假……”

“官场在换届，把错推给前面，自己执政容易些。现在上面‘习核心’也越来越难对付了。”

中共央行停止去年实施的一个力挺人民币的机制，该机制曾引发许多副作用。


《日经亚洲评论》报导说，中共央行每天早上根据十几家大银行的报告计算人民币参考汇率。每家银行根据前一天收盘的情况报告一个汇率。但是央行去年五月份推出一个特别机制，限制人民币下跌对报告汇率的影响，以便自己对汇率设定有更大的控制权。

市场认为此举暗示中共央行不让人民币贬值的强烈意愿。但是人民币在2017年反弹并攀升6%，这是四年来首次出现全年涨幅。

中共央行告诉各银行，停止执行上述特别措施，恢复原来的参考汇率计算方法。

人民币贬值和资本外逃已经持续了三年。但是由于全球经济增长，中国去年出口强劲，中美贸易顺差达到历史新高。此外，中国外汇储备自从2017年触底之后开始回升。人民币贬值的担忧已经消退。即使在美国升息和大规模减税之后，人民币汇率仍然趋于稳定，促使中共央行放松人民币管理。

央行力挺人民币的副作用也是它决定取消该措施的一个原因。自从2015年人民币贬值以来，中共的外汇干预和资本控制就加速，导致国际清算业务减少使用人民币。外国对华直接投资也受到负面影响。外界批评中共人为推高人民币的做法跟当局国际化人民币的目标背道而驰。

此外，中共也担忧，进一步升值人民币可能损害出口。

如果随着美联储加息，美元继续升值，北京当局现在可能将允许人民币贬值到一定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