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解码】说理文体就该大行其道

我们要留给下一代什么样的语言环境？告别非理性话语，让说理成为明亮的对话！

近读丁晓原先生《媒体生态与现代散文》一书，觉得最有意思的是讨论中国早期报章说理文体的部分。对此贡献最著、最为人称道的是梁启超的“新文体”，又称“报章体”（语出谭嗣同）“时务文体”“新民体”（与梁启超所办刊物有关）。

现代公共说理需要有相应的写作形式，这种形式不是由文化传统自然而然传承给后人的，而是一种写作者（当然不是一个人）自觉创造的成果。“新文体”与今天报章说理应有的标准是有距离的，但其形成标志着现代说理的理念开始在中国撒下了成长发展的种子。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陈述了他的“新文体”：“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人们一般将此视为“新文体”一说的由来，强调的是思想上解放，精神上自由（与“自由谈”近义），但却未能点到说理文体的具体特征。

有论者认为，梁启超的“新文体”经由日本散文家德富苏峰的影响，受到“欧西文思”的滋养。“欧西文思”包括引入和运用新概念和西方的论述结构。新概念——如“责任”、“人生”、“独立”、“自由”、“进步”、“青年”等等——是蕴含新观念和新思维的新名词，但对论述结构并无直接影响。至于论述结构，有论者解释道，指的是“外国语法”，丁晓原认为，应该是指“逻辑性的增强”。其一是“长句的增多，表意趋于严密”，其二是“段落层次间意义关联紧密”。这样的表述仍不够具体，不足以让我们看到“新文体”的说理结构特征。

不妨以梁启超《呵旁观者文》（1900）一文来对他的“欧西文思”说理稍作说明。此文运用的是西方修辞学中常见的“六步说理”（当然可以根据需要来简约或扩充）。这六步分别是1.引介：引入话题（Entrance,introduction）；2.分题（division）；3.正题（confirmation）；4.反题（confutation）；5.铺成（分析）（amplification）；6.结论（conclusion）。

引介是提出问题：“天下最可厌、可憎、可鄙之人，莫过于旁观者”。分题是将人分为“旁观者”与“行责任者”。正题和反题是分别讲这两种人的不同。

铺成则是分析了六种“旁观”表现：浑沌派（“饥而食，饱而游，困而睡，觉而起，户以内即其小天地，争一钱可以陨身”）、为我派（“亡此国而无损于我，则我惟旁观而已”）、呜呼派(“‘束手待毙’一语是其真传。如见火之起，不务扑灭，而太息于火势之炽炎；如见人之溺，不思拯援，而痛恨于波涛之澎派”)、笑骂派（愤世嫉俗、喜笑怒骂，“既骂小人，亦骂君子；对老辈则骂其暮气已深，对青年则骂其躁进喜事”）；暴弃派（自暴自弃、妄自菲薄）、待时派（不作为地等待时来运转）。这六种表现的“旁观主义”其实亦可称为“犬儒主义”。

然后便是结论：对国家之事人人皆不应旁观，“国之兴也，我辈实躬享其荣；国之亡也，我辈实亲尝其惨。欲避无可避，欲逃无可逃，其荣也非他人之所得攘，其惨也非他人之所得代。言念及此，夫宁可旁观耶？夫宁可旁观耶？”

胡适曾说，梁启超的应用文体“既容易懂得，又容易模仿”（条件是先要懂得其论述结构）。在今天的说理教学中，经常可以看到这种“六步说理”的影响。例如，中学辩论说理的作文要求充分考虑到“反方立场”，因此基本章法格式是：一、介绍论题，需要告诉读者，辩论关于什么和持什么主张或立场。二、自己的主张和理由，需要充分证明。三、厘清反对一方的主张和理由，并逐条驳斥对方理由。四、结论。当然，第二、三两部分在不同程度的学生说理中可简可繁，在此姑且不论。

公共说理要求有基本的章法结构，是因为“理”是在条理分明、清晰有序的陈述中一步一步展开的，是一个让听者自己明白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灌输和强加于他人的结论。这样的说理形成于清末民初，成为当时“觉世之文”的一个特色，是现代理性在中国的一个重要思想成就，我们今天可以温故知新。百多年前启蒙前辈筚路蓝缕，铸造了现代说理的话语文体，愿国人好好发扬光大，告别非理性话语，让说理成为明亮的对话。

（作者为加州圣玛利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