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需求是一名制片人以及播出平台……”
在6月1日-4日举行的第二届苏州东山纪录片新鲜提案大会上，很多年轻提案人在结尾这样陈述。
第二届苏州东山纪录片新鲜提案大会海报。
“纪录片是零门槛，在人人是拍客的时代，一台简单摄影设备、一台电脑，你就可以纪录身边感兴趣的人和事儿”，曾带过很多优秀纪录片走向国际的纪录片制片人冯都对澎湃新闻（
www.thepaper.cn）记者说。
但从一个有爆点的题材走向一部有维度的纪录片，能够得以广泛传播，却是一条更狭窄的路，“很多导演的片子最后结局就是种子，一些年轻导演甚至没有拍完就放弃了”，冯都有些遗憾地说。
要让好题材拥有一个专业的“培育箱”和符合市场规律的“配送流程”，相比老辈纪录片人的孤芳自赏，年轻纪录作者们看到了制片人的重要性，这也是本届提案大会上其中一个令人欣喜的变化。
“2017新鲜提案·东山真实影像提案大会”在太湖中心的东山纪录片小镇正式开幕。荔枝新闻 图
6月1日下午，“2017新鲜提案·东山真实影像提案大会”在太湖中心的东山纪录片小镇正式开幕，很多国际评委是第一次来到东山，有的先围着太湖骑上了自行车，有的则去做了“马杀鸡”，在东山小镇，当地农民都会把早上刚采摘的新鲜枇杷放在篮子里在路边叫卖，而在会场内，30多位提案人也带着自己的新鲜纪录片提案与大家分享。
今年大会的主题是“纪录世界·理解自己”。在当代复杂的社会语境下，开幕式以“顺天时，谋共生”为主题探索人与自然、与社会、与科技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在产业内寻求和促成更广泛的媒体、资本和技术融合、行业互动。
纪录片制作人、导演赵琦
Freshpitch创始人，总策划、纪录片制作人导演赵琦在提案开始前表示：当今媒体形式在过去5年当中改变了很多，在未来5年当中这个变化会更加的迅速。“我们希望新鲜提案能够提供一个让拥有不同的技能知识、不同背景、不同看法的人聚集到一起的机会，希望新鲜提案是一个能够成为大家迸发灵感产生火花的地方，我也希望我们能够一起打造一些非常有趣的东西，请大家保持你们的好奇心。”
“让更多年轻的作者有一个平台，我们还要拓宽边界，纪录片不应该是你们原先头脑中那个固有概念”，提案茶歇，赵琦这样对记者补充说。
今年30多部提案涉及社会人文、自然地理、户外体育等诸多方面，随着老百姓对健身越来越重视，围绕户外运动产生的纪录片素材也更显得新颖有趣，颇吸引眼球：
《随波逐流》讲述了前北京奥神队外援克里斯以及CBA传奇外援李·本森在打野球、挣取高额奖金的过程中，面对尊严、利益、家庭、未来这几个问题的选择的故事。这部作品是导演李洪全大学时期的作品，见证了他的成长，“抱着好奇心做这个纪录片，克里斯对自己的坚持打动了我，李·本森说了一些职业球员不敢说的话”，李洪全说。
讲述父子情、登山题材的《冰山之上》是有着丰富经验和拿奖拿到手软的张治导演提案，父亲送给儿子一份特殊的成年礼物——陪儿子去攀登一座高海拔雪山，然而在登山过程中，儿子目睹了已经离婚的父亲和其女合伙人之间的微妙关系，他有意成全父亲，却无法抑制心中的失落和悲伤，最后冲顶失败，再一次让儿子学习了像成年人一样接纳生活中的无奈。
从片花看，这是一部借助体育精神表现复杂人性的优秀题材，日本评委在点评时也表示非常喜欢，因为在日本也有类似题材的纪录片，但他希望能在未来的成片中看到更多的中国元素。
第二天提案会上出现的《爷爷天团》，在题材上酷似台湾纪录片《不老骑士》。老年人该如何面对自己的老年生活？这是近年来比较受关注的议题。
《爷爷天团》是反映老年人精神世界的纪录片，镜头对准的是中国有史以来参赛年龄最大的体育团队，他们的平均年龄是88岁，他们在参加跑步训练之前才开始学习交接棒，语言不通，性格迥异，有人在比赛前需要解决手术，还有人赛前老伴被送进重症监护室……
最大的困难是中国禁止年龄超过80岁出国比赛的，最终他们付出了很大努力才拿到了特批，还拿到了冠军，打破了由瑞士老人在14年前创造的世界纪录。
制片人张紫君介绍说，“我们希望为老人做这样一件事，他们的比赛，除了我们和BBC在纪录，没有任何媒体报道，比赛结束回国以后，他们还在跑，他们目标是要跑到100岁，我们会继续跟着他们纪录。”
纪录电影《生门》在院线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也赢得了四方口碑，这一次导演陈为军团队又带着提案来到了大会，因为纪录电影的时长所限，只展现了几个重点人物，他们希望将拍摄过程中的其他闪光人物重新剪辑，形成每集75分钟，共12集的同名纪实系列剧。“医疗题材永远都是最好卖的，我当然愿意买”，一位国际评委在看完片花后激动表示。
此外，技术给人类提供了关注社会的更多角度和方式，同时，技术也影响着我们的生活、爱、交流以及工作的方式，在提案中，就有这样利用前沿科技创作的纪录提案——《行走敦煌》，利用激光扫描等手段建立了敦煌洞窟模型，并用游戏引擎驱动，使用户可以穿行于虚拟洞窟空间当中，仔细观察环境中的细节，并触发预先设置的图文信息解说等互动情节，从而让受众更深入地体验相关人文自然遗产。
“拍纪录片的人很多，喜欢纪录片的人也很多，但毕竟纪录片依然是小众”，新鲜提案大会顾问、纪录片《大国崛起》《创新之路》总导演李成才认为，“纪录片，从小众正在走向更多的小众，有更多的人眷恋、着迷、热爱纪录片。尽管江苏并不是纪录片大省，但依然让东山这个纪录片小镇落地生根开花，第二届提案大会令更多优秀的导演，优秀的纪录片推广人来到东山，这个影响力是不言而喻的。”
【对话】
“中国故事、国际表达”里的分寸
澎湃新闻：新鲜提案大会的“新”还体现在哪些方面？
赵琦：国内也有其他的纪录片提案大会，相对而言，我们本身设立的时候，希望它更新颖一些，能够进入一些新技术、希望能够突破传统的线性叙事，有更多的一些新的想法。我们不希望仅仅有传统的制片行业出现，你可能认为电视台是传统的，可是现在像优酷爱奇艺也已经是传统媒体了，更新颖的应该是希望找到像商业公司或者硬件厂商能够进入到这个行业，必须把边界打开，否则纪录片市场是一个太小众的市场了，资金非常有限，没有完整的产业链条出现，反馈到创作上，也不可能有活力。
你看“新鲜提案”这个场合好像没有特别有名望的导演出现，更多的是年轻的导演，20多岁，他们的教育背景知识结构都很不一样，他们感兴趣的点也不一样，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事情。他们的兴趣点，就像《随波逐流》，是原来这拨人并不太会去关注的题材。独立的思想都来自于不受禁锢的探索。不管你勇敢或者没那么勇敢，只要有你自己的态度，都会有它的合理性。
澎湃新闻：现在总会强调“中国故事、国际表达”，比如《冰山之上》这个提案，还是蛮清楚的从人性的角度亲情出发，但日本评委提出还是希望能够看到中国元素，我们创作者可能会碰上这样的情况，往往拍到了中国特色的内容，没有中国文化的铺垫，老外其实又看不懂，怎么把握其中的分寸？
赵琦：具体要看片子内容来掌握，其实评委有自己的喜好，一两个人的评述也未必成为导演进行创作的指南。我们现在总在强调中国故事国际表达，但是到底是什么表达，是在表层上？在剪辑手法上还是音乐处理上？或者在影像风格或者更倾向强调事件本身，在我看来，所谓国际表达，在本质上它能切合人类共通的情感，事儿还是比较有中国化的事情，一件大家不了解的事情建立在大家都能理解的感情基础上，以便于能够更好的传递出去。
澎湃新闻：比如黎小锋的《昨日狂想曲》，很多西方人看不懂，因为他们不知道雷锋精神，遇到这种题材，创作者应该如何把握？
赵琦：我认为未必所有片子都要到国际上被所有人知道，因为大部分的文艺创作都还是给自己文化上长大的人看的，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未必追求，如果希望那样走，如果题材有很强的符号性，那你必须给它的背景有一个很强的铺垫和阐述，由于需要铺垫和阐述就会导致你的创作手法发生变化，可能影像描述就变得不那么有效率，对中国人来说，一个画面没有声音没有字幕，他就都明白，但外国人就会看不懂，你就需要解释。这是创作者的选择。
澎湃新闻：户外体育类有点上升趋势，而且这次提案看起来都质地不错，能不能谈谈这方面？
赵琦：应该能出些好作品，比如《随波逐流》，你看老外就会建议他把名字直接改成《野球》，因为他们都非常直接。《随波逐流》里有很多幽默的点，也有很多违和的地方，想想这些曾经在聚光灯的场地里打球，现在却在农村里打球，会很有故事性，它有一种生长的气息，人总会碰到高峰和低谷，他总要去做不情愿的事情，你会在这里边得到共鸣。这样的题材就是所谓的“中国故事，国际表达”。
谈到整个体育的类型片，就好像很多人去跑马拉松，我认为还是中产阶级对焦虑的释放发生了一种改变，同时也是对生活方式的一种佐证。就像你喜欢体育类纪录片，我想可能是出于鉴定你和其他人身份的不同，比如我可能不吃那么多的肉，愿意看食物卡路里系数，每天跑跑步，可能是更高级的...
澎湃新闻：那倒没有，体育类我最喜欢登山题材，虽然枯燥，但是它有那种和自我竞争的挑战，也有在最艰难时刻人的选择，这是比较吸引我的。
赵琦：对，可能你是这样，但整体而言，体育题材变得多了主要是因为从事体育的人多了，像老爷爷们去跑步（《爷爷天团》）以前中国为什么没有这样的故事？是因为现在大家对生活的理解，观念的转变，物质富足之后肯定会有精神追求。
如何帮助年轻的纪录片导演
澎湃新闻：年轻导演碰到好题材但并不一定能够养大成人，我们这边会有后续的一些帮助吗？
赵琦：对，有些导演种子都很好，还是需要打理，年轻人现在都在需要制片方，就比如片子拿到国际上，翻译得不准确，有丢失、密密麻麻，都会导致一个好片子的夭折，所以需要一个专业的掌控，这回评委有票选，也有观众票选，对于这样的片子我们会有基金上的支持，我们下一步可能会开Freshpitch school，把平台上孕育出来的项目进行辅导，甚至有可能做整个片子的服务和管控，也要替他理性选择资方，比如你有可能去奥斯卡，我就不会建议你先投放网络。我们最希望就是行业间能够打通，现在有这些动作，未来可能还有实验室，可能去尝试新的技术。培养一批制片人，现在国内能够走到国际的制片人掰着手指头都可以数得过来，这也是环境造成的，因为光环一般都在导演身上，导演有话语权...
澎湃新闻：媒体可能认为导演会比较了解内容，而制片人则牵扯更多经济层面。
赵琦：对啊，事实上制片人对内容把控要比导演更加深入，这就是我们国内制片人稀缺的原因。所以我们也在想这个问题，不能靠一两个人，纪录片生长周期又长，所以怎么能改变这种格局？也能让导演认识到制片人的重要性，现在年轻人愿意开始做制片人的服务了，很多大学生不愿意做导演，愿意做制片人，这也是一个可喜的现象，中国如果能有三四十个这样的人，每年才能多出些好片子。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不应该仅仅在国际上得奖，终归要服务于本土观众。再往后，就是发行和推动影响力的线下活动，因为每一个导演做一部片子，都不希望仅仅是一部纪录片，他希望能够改变人们的看法。
澎湃新闻：我知道你自己也在搞实验室，能不能聊聊新的东西和遇到的困难？
赵琦：对，新的东西其实就是即将遇到的困难，就是因为在传统的领域里，大家都不懂，因为这些人都来自线性的叙事体系，当然网络有变形的可能性，做一些互动性的视频，电视台就是纯粹线性。一个传统团队是没有办法完成一个新技术下的新内容的叙述的，当你需要在一个VR的环境来进行创作的时候，你不光考虑的是叙事，首先要技术上完成。手法现在是存在的，但手法不存在于影视叙事里，而是存在于立体绘图、摄影测量，这些人以前完全和你不搭，他们根本不懂你要讲什么样的故事，所以沟通起来很复杂。以前我们从来不思考设计的这些问题，但如果你事先不思考，受众就找不到入口，他们也就进入不了你的叙事里去，实际上，我们今后一起工作的，有可能就是其他领域的专家，工程师，这是形成你团队的核心力量。
在未来，或许并没有现在所谓的纪录片的概念，是纪录片或者不是纪录片又有什么区别，因为本身我们一直追求的就是模糊真实和虚拟的界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