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T斯隆商学院教授黄亚生谈创新创业

中国如何才能实现以“自主创新”为基础的“创新创业”？美国有何可以借鉴的经验？

美国麻省理工（MIT）斯隆管理学院政治经济和国际管理教授黄亚生近日在MIT接受了华尔街见闻副总编辑严婷的专访，谈了对中国和美国创新创业的思考，以及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看法。

“中国创业很多，但创新却相对少见。”黄亚生认为，中国不应该减少创业，而是提高创新。“大部分创业是跟宏观经济有关。有很多国家证据表明，当经济下滑，创业热潮就到了。”

MIT的可言成就广为人知，到目前位置共拥有80位诺贝尔奖得主。但在社会经济领域，MIT更为闪亮的名片则是其创新创业的精神和成就：由MIT校友创办经营的公司，其年营业收入和总和已经超过2万亿美元，若将其看作是一个独立经济体，可以排在全球第11位。

黄亚生是美国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学院政治经济和国际管理教授, 并任该学院中国经济和商业国际讲座教授。在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学院, 黄亚生教授创办了“中国实验室”和“印度实验” ，目的是帮助中小企业提高管理。

以MIT（麻省理工学院）创新创业模式为例，黄亚生教授、张世伟、余典范和王丹共同完成的著作《MIT创新课：麻省理工模式对中国创新创业的启迪》也详细展示了美国是如何实现其创新创业的。

当前中国是多创业、少创新

华尔街见闻：您一直强调创新是中国达到可持续发展的要素。如何看待中国目前的创新现状和趋势？如何评价近期中国的“创业热”？

黄亚生：

中国创业很多，但创新却相对较少。也就是说中国较多的是Peter Thiel讲的从1到100的概念而不是从0到1的概念。如果只有创新没有创业，那就是一种抄的和规模经济的模式，这样做有可能是不能持续的。我认为，对于一个大学和一个国家来讲，创新和发明永远应该是第一位，创业是它辅助性的一个平台。对于大学来讲，创新和发明就是基础的科研，是政府应该大力支持的。而创业则要求政府放手，要求政府相信市场的力量。另外创新是一个自由公开的环节，都是要对外披露的，是不能要盈利的。而创业，很多信息则不能披露，是追求利润的。想要两者都协调好不是件很容易的事。

MIT和斯坦福是用创新促进创业，然后再用创业去做下一轮的创新。创业不是它的终端目标而且我们要时刻防止创业变成我们的终端目标。在MIT历史上，有80多个诺贝尔奖学获得者，所以创新或者发明是极强的。但MIT的设置是，帮你完成所有创业需要的资源，你教授只要负责去创新。而中国的设置是，你在这个专业做的好，我们鼓励你创业，却牺牲了这一行的创新。我觉得，不应该减少创业，而是提高创新。大部分和一般性的创业是跟着宏观经济走的。有很多国家证据表明，当经济下滑，创业热潮就到了。因为大家找不到工作，所以需要自己给自己一个工作。但创新不应该跟着宏观经济走，宏观经济下滑的时候政府反而应该加重对科技和技术创新，发明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