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五环和六环把城市切割成了一个巨大的、复杂的、无人情的环带。这里既不是乡村，也不是城市，这是一个乡村向城市演变的过渡性空间，是城市发展雄心的产物。位于我们的视线边缘，存在于旅游地图之外，很少有人知道这里到底住了多少人，以及真正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里藏匿着别墅、私人会所、涉外学校和城里人的第二三套房产，也居住着几百万村民、打工者、暂住者。这里的很多房屋、街道都充满着临时拼凑的色彩，总是变化无休，这里是流浪狗帮派斗争的地盘，也是许多打拼者在北京的第一个家。
他们从不同的地方来到北京，抱着不同的目的，通过不同的路径，以不一样的代价，以这里为起点，和环内发生着各种关系，试图把自己嵌入这个城市，安顿自己的人生。这里遭漠视与压抑，也充满着勤奋与希望的动力，这里也正在创造着北京的历史，建立新的社会和美学秩序。
“你的公司在几环？”
“你住在北京的几环？”
五环，是一条真实环形的城市快速路，双向六车道，全长98 公里，外环和内环一共61 个出口，2003 年10 月全线开通后，开车一个小时可以转一圈。六年后，全长187.6 公里的六环路作为国庆60 周年的献礼工程在2009 年9 月底开通。
2015 年7 月3 日，一个叫柳毅的年轻人，为了庆祝自己的生日，从凌晨开始，用了14 个小时绕着五环跑了一圈。但随后没过一年，又有一个22 岁的小伙，用了44 个小时，跑步解锁了六环。
生活或者工作在五环六环间的上班族，大量的时间和体力都耗费在路上。每天清晨，在草场地五六环间的公交车站前，早早就站满了等待公交车进城工作的人。早起乘车易困，进城的公交车上出奇的安静和沉默。下了公交车，他们中的大多数还要换乘其他交通工具，辗转一两个小时到达城内，开始一天的工作。
（草场地站）
一天24 小时，他们要拿出9 个小时工作，2 个小时通勤，扣除吃饭睡觉等琐事，他们仅有3 个小时的空余时间。
在经历了一年多的奔波之苦以后，王艳还是决定用1700 元的房租买来每天六个小时的时间。
早在2012 年，燕郊地产逐渐升温的时候，她和身边那些打了鸡血般投资房产的同事一样，倾尽家庭所有积蓄以及预支了未来30 年一半收入的房贷买下了两套房产，一套用来自住，一套用来投资。只是还没来得及细细体会有房一族的自豪感时，她就被现实的窘状击垮。每一天为了在9:00 打卡前从东六环外的家赶到西北五环外的公司，她不得不在6:00 起床，6:20 分出门，搭乘一次公交车，换乘四次地铁，总共耗时2 小时40 分钟来完成58 公里迁徙。
她常会陷入纠结，当生活被房子绑架是不是值得？但是再想想，等到有一天，她把燕郊的房子卖掉，再凑一些钱，就可以换一栋五环附近的房产，再这样一步步换到四环，三环……也许再花上十年或者二十年的时间，她就可以站在城里的某栋属于她的房子里喝咖啡，她就又会觉得自己当年做了一个英明的决定。
是的，全中国都知道五环象征着什么。“你的公司在几环？”“你住在北京的几环？”这几乎是老家亲戚们判断你在北京混得怎么样的唯一标准。
尽管互联网带来的便利，让和王艳一样往返于上地和燕郊的上班族可以在“超级拼车群”里寻找到价格便宜的顺风私家车。那是一个拥有1833 人的QQ 超级大群，群很热闹，但从来没有闲聊，每天滚动的都是“车找人”或者“人找车”的出行信息，格式统一，简单明确。类似的群， 王艳手里有三四个，在需要找车回家的时候，她每隔一个小时就得把信息在各个群里复制粘贴一下，看看有没有人回应。
运气好的时候，她可以很快找到同行的人，价格也很实惠，上地到燕郊，20 元。只是这样的交易并没有任何合同与保险来提供保障。
好运当然不会时刻眷顾她。在经历了几次加班后找不到车，不得不去住酒店之后，她最终还是决定放弃住在那间房产证上写着自己名字的房屋。用1700 元在公司附近租下了一间卧室，除此之外，她还不得不接受的是她和老公的“同城异地”的生活。
“故宫(微博)去看过了，也就那么回事。”
在五环六环之间，还有一群人生活半径几乎不会超过五公里。就像昌平区沙河镇松兰堡的老李，从早晨4:00 起床，到晚上20:30躺下，他的全部生活就只围绕着煤炉和笼屉。老李今年62 岁，三年前和儿子一起在松兰堡村租下这间十几平方米店面，开了一个“戗面馒头铺”。对于老李来说，只要有人买馒头，就不会考虑出门，反正“故宫去看过了，也就那么回事。”
和五环六环之间大多数村镇里的饭馆一样，不需要起一个文艺有腔调的店名，也不需要有什么装修。一个喷绘灯箱，简单直接地写上他们的主营项目就可以，比如“戗面馒头”、“京东肉饼”、“牛肉板面”、“东北烧烤”就足够了。尽管老李一家把“戗”字错写成了“呛”，但也不影响顾客的购买，因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对食物的需求，只有填饱肚子这一项。
孙子是老李目前全部的期望，他特别看重孙子的学习，只要有时间他就会停下手里的活儿，给孙子讲讲作业和习题，每天不知道要跟孙子念叨多少遍：“你要好好学习。”因为这是他眼中能够“出人头地”的重要途径。
对于一些人来说，五环六环之间只是一个临时落脚的地方。他们随着工地在一个地方快速出现，又快速消失。他们来自全国各个省市下面的农村里。山东枣庄的刘大金通过工友的介绍，在十几天前来到东五环外的梨园新村小区的改造工地。他不掌握木工、瓦工这样的技术，更不会上网，只靠出卖一把子力气来赚取每天180 元的工资，但是正在铺路面砖的工程恰巧需要的就是他们这样的一群人。刘大金不知道这一次会干几天活，下一次会去到什么地方。就连同住在一起的十个工友，也是临时凑在一起，不一定哪一天，哪一个就走了。
刘大金在北京的每一次落脚点都很短暂。在一片蓝色围档圈起来的工地帐篷，是刘大金这几天的“家”，那是一个两面开了口的棚子，里面满满地摆了五张上下铺，已经黑得发亮的被子团成一团堆在床板上，地上的矿泉水瓶里塞满了烟头，屋子里弥漫着浸透了汗水的人肉味道。
每到傍晚收工的时候，你都会看到几百个像他一样的人，在工地外面溜达，他们头上沾满灰尘，衣服上挂着滴落的水泥，卷起的裤脚一高一低。看上去没有任何生气。在周围小区居民的眼中，他们没有脸，没有个性，也没有声音，在很多人的记忆里他们干脆就是一团模糊而邋遢的影子。
尽管他们居住在肮脏、拥挤的村庄或者棚户里。但他们只要在这里撑住头几个月，就会决定留下来长期奋斗，因为他们认定在这里才有希望。大多数人都经历过很长一段时间的自我否定和极度贫穷，几乎所有的人都寄钱回家供养老人，再存一点钱准备让孩子日后可以到城里接受教育。所有人都不断盘算着自己的前途，一方面是乡下难以承受的贫苦，另一方面是城市生活难以负担的开支，但无一例外的，他们都盼望着有一天能时来运转，突破这两方面的窘境。
创业公司选择在这里扎根，可也都有成长的烦恼。
但是变化和搬迁并不都是落魄的，变化也同样意味着发展。作为中国近四年来发展最快的滴滴公司，同样经历了几次搬迁。从2012 年6 月在位于四环附近的中关村e 世界卖场的二十几个工位，到2014 年6 月搬至北五环外的得实大厦，这家公司如今已经在数字山谷的软件园里拥有了一栋滴滴大厦。公司的业务也从早期的出租车，一步步扩张到了快车、顺风车、大巴、代驾等。
35 岁的魏晨喜欢这样的变化，就像她自己，从2004 年大学毕业来到北京打拼，经过12 年的拼搏，买车、买房，每一步变化都是一个美好的未来。如今她已经是滴滴公司一个部门的领导，带领着十几个人的团队，50 万年薪，还有一个需要她一步一步实现的人生规划。
从中关村北上十公里，这里的一切都生机勃勃，验证着名字里“上升之地”的吉兆，也吸引着挑战者和野心家的步伐。在1990 年以前，这里还是一个连公交车站都没有的偏远村庄，如今却变成了一个身负高科技名号的产业基地。在中国，它的地位相当于“硅谷”，为了强化这个概念，这里的楼盘会取名叫做“领袖硅谷”、“硅谷亮城”。有人说，中关村软件园只是中关村后花园，但相对中关村最热门的卖场而言，这里却实实在在地拥有多家企业。
尽管通往产业园最主要的道路——信息路既不宽敞，也不通畅，堵车和高房价也让一部分人逃离，但这里依然充满着诱惑。联想（全球）总部、百度、腾讯、新浪等近300 家国内外知名IT 企业总部和全球研发中心纷纷聚集到这里。网易也决定告别五道口“宇宙中心”，搬进西二旗新园区的崭新大楼，空中跑道、健身房、生活超市一应俱全，食堂出品的牛肉面足以成为吸引应聘者的理由，更何况午餐和晚餐还都是免费的。财大气粗的腾讯也不会错过“拉仇恨”的机会，即将竣工的新大楼坐落于西北旺路东南交界，新大楼的空气处理系统将会保证室内的PM2.5 值在35 以下。
新兴的创业公司也选择在这里扎根，可他们都有成长的烦恼。滴滴公司从陈旧的得实大厦搬进了软件园的大楼，可会议室还是不够用，屋顶的露台上都挤满了人。拥有百度大厦、软件园、彩虹大厦等好几处办公地点的百度员工，彼此见面还得穿越好几个路口。但是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些不断外迁的公司，意味着需要更大的办公场所来发展。
但是在另一个方向的五环，北京仿佛是从他们身边绕了过去，时空也凝固在了上世纪80 年代，他们艰难地跟着整个城市发展的步伐。孙志龙在西五环外的长辛店生活了一辈子，从1984 年退伍进厂到2014 年退休，他的生活全部与二七厂有关。二七厂（即二七机车厂和二七车辆厂）就在长辛店大街旁，是曾经被誉为“新中国火车头”的大型国企，10000 多名职工几乎构成了长辛店的每家每户。一直是一线工人孙志龙的生活几乎没有任何变化，每天从宿舍到厂房，从厂房到食堂，周末时候去工人俱乐部看看电影。孩子也按部就班地在二七厂的子弟幼儿园、小学、中学读书。在这个超大型国企构建的独立小王国里，他安守着他的本分。
已经很少有人记得，1923 年2 月7 日，在这里发生了一场工人反抗资本家的大罢工。人们更津津乐道的是1958 年，这里生产出了全国第一台蒸汽机车。
但随着二七厂的衰落，这里的生活也停滞在了历史当中，一栋栋整齐划一的小楼呈现出国产老电影的质感和色彩。在长辛店大街上，人们还保持着过去的习惯，有一家经营了30 年的烟酒饮料摊，在店铺的橱窗玻璃上挂满了诸如“共产党员户”、“先进个体工商户”的奖状。还有一家食杂百货店，带着包装的食物和烟酒整齐地摆在一个玻璃柜台里。路边有廉价的食品店，还有摆着新鲜蔬菜和水果的摊床。人们一手挎着布兜子，一手拉着简易的小推车，上面紧紧地绑着一捆用来冬储的大葱。
“Yes，I’m good at it ！”
北京在一环一环向四周摊饼式扩张的同时，这个城市也越来越国际化。很多外国人选择来到这里谋生。今年28 岁的保罗，出生在英格兰。他已经厌烦了回答“为什么会来中国？”这个问题，几乎他遇到的每一个人都会问。这在他看来是一件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事情。他喜欢到处游历，让自己的人生更加精彩。
保罗在通州的一家家庭式幼儿园中担任外教老师，“没办法，我们在中国只有两种职业，一个是英文老师，还有一个就是做自己的生意。
出生在欧洲，他会去美洲，也会去非洲，在来中国之前，他也去过东南亚很多国家。但是在中国的经历并不让他感到愉快，作为一名非裔，黑色的皮肤给他造成了很大的困扰。走在街上会被人上上下下打量，有孩子指着他直接说，“看！那个人那么黑，是不是因为没有洗澡？”更让保罗感到惊讶的是，这个孩子的父母不会去阻止他。甚至在找工作的时候，他也清楚地感受到白人比他更容易。
这一切让他感受到了种族歧视，他觉得这不应该是一个国际化的城市应有的态度。和出没在三里屯的外国人不一样，他更看中五环外生活的实惠，“三里屯太贵了，一套公寓的租金需要9000 块钱人民币。”
如今他在通州的一家家庭式幼儿园中担任外教老师，“没办法，我们在中国只有两种职业，一个是英文老师，还有一个就是做自己的生意。”保罗耸耸肩膀，摊开双手。随着时间的推移，保罗也承认自己越来越中国化了，他变得勤奋，对不公平的待遇保持安静，而且他已经可以用筷子夹起面条来。“Yes，I’m good at it ！”
当然，他始终不遗余力地给他的学生们强调平等的概念，“爱就是爱，是因为一个人而爱，并不是因为他的肤色，他的种族。”北京的国际化还表现在越来越多的国际学校，从最早针对使馆人员子女开办的顺义国际学校，到现在名目众多的联合办学的学校，它们都以引进不同版本的外国课程作为主要竞争力。同时为了营造高端幽静的教学氛围，大多数国际学校都选择在五环六环之间。它们都用高高的围墙和紧闭的大门阻挡着外界窥探的视线，想进入这些学校就读，一年最少要承担10 万元学费，最贵的则要高达数十万元一学年。
15 岁的徐宸在刚刚过去的暑假里就参加了力迈国际学校的面试。这个喜欢在微博上炫富的孩子从幼儿园开始就一直在这样的私立国际学校里读书。但他坚决抵制那种以暴发户为主要群体的普通私立学校。“那种学校很差的。”说这话的时候，他一脸嫌弃地甩甩双手，一条香奈儿手链随着他的手摇摆晃动。徐宸看中的是力迈学校的中美同步学籍，以后出国的时候会比较方便。在他看来，出国是今后的必选项，需要考虑的只是去留学还是生活。
这些挂着国际招牌的学校除了用外国课程、外国教师来吸引人之外，也会做出一些惊人的举动让普通人艳羡不已。2014 年，在北京开始被雾霾长时间笼罩的第二年，一所国际学校花了500 万美元给学生建了两个巨大的“圆顶帐篷”运动馆用来隔离雾霾，同时在学校网球馆和多功能馆的空气系统中设置了三层过滤。
这些是在昌平定福皇庄村小天鹅公益学校上学的孩子完全不敢想象的，这是一所打工子弟小学，面对的是社会比较底层的弱势群体。在连年亏损，数次面对政策清退的状况下，踉踉跄跄地坚持了六年多。如今，学校里有1000 多名孩子，他们的父母大多是卖菜的、收废品的或者是饭店、工地上的打工者。
学费一年只需要2300 元，很多家庭经济困难的孩子，还可以申请减免。校长燕兆时曾经是一位志愿支教老师，那时候他在北京二环边的航天部门工作，却在一个偶然的情况下，不得不接手了这个学校。对于燕兆时来说，因为房租或者村庄拆迁而造成的搬家并不能比学生家长的绝望情绪更让他受挫。六年前，燕兆时接手学校后，就立下不能有培养第三代农民工的目标。因此，他决定让孩子们去参加北京市或者昌平区组织的数学、英语、作文竞赛，来提升孩子们的成就感和竞争力。但让他意外的是，当他在家长会上，兴致高昂地讲出这些愿景的时候，家长们都流露出怀疑和不屑一顾的表情。“不可能”三个字清清楚楚地写在家长们的脸上。
在这样的打工子弟学校，学生的流动是最平常的，说不准什么时候，哪个学生就会随着父母的迁徙而不得不转学。今年52 岁的郭老师，只是因为和朋友打的一个赌，来到这个学校做一名志愿老师，他以为只需要投入一些时间和爱心就足够了，却没想到，这些孩子在不经意中让他也投入了过多的感情。五月份的时候，一个孩子在课间跑过来，抱着老郭说下周就走了的时候，这个东北男人竟然流下了眼泪。
在打工子弟学校，学生的流动是最平常的，说不准什么时候，哪个学生就会随着父母的迁徙而不得不转学。
“大萝卜水嫩，一块钱一个。”
这间打工子弟学校所在的村庄和五环外大多数城中村一样，街道的拐角就是露天的垃圾站，溢出的垃圾堆满一地，散发着有机物发酵的腐臭味道；光着膀子的菜老板蹲在四轮小货车上，一手擎着萝卜，一手举着刀，“来，尝尝，贼甜！”他流畅地用刀削下一块萝卜，再用刀尖挑着递给围在车旁的顾客。一个简易的喇叭，带着粗哑的噪音替他吆喝着：“大萝卜水嫩，一块钱一个。”旁边的货车上，另一个喇叭也不甘示弱，“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哈密瓜十元三个，随便挑随便选。” 街对面，一个手脸都黢黑的卖煤大爷，在凉棚下吹着电风扇，百无聊赖地消耗着初秋的时光。用不了两个月，他就可以结束这个令人厌恶的销售淡季了。
随着北京的扩张和发展，定福皇庄也不可避免地涌入了大量的外来人口。这里的外地人都有说走就走的自在表情，很少有人把三四百元租来的房子当家，“我就回去睡觉，别的没用。”90 后理发师这样说道。卖干货的泰安大姐、卖糖葫芦的老李同样如此。
在这里每一栋水泥方块建筑里，都能听到同样的故事：他们从外地搬迁而来，努力奋斗、供养家人、认真储蓄、规划未来，仔细盘算自己的每一步。这些人的到来也给当地人带来了一门火爆的生意。无论是村里的本地人还是外地人，都知道在村口有一个姓金的大爷，提起他，都会说：“好家伙，那绝对是地主。150 间房！”
如果你去问金大爷，他会说，“我这人不值钱，但是姓值钱。”今年62 岁的老金身上还带着曾经务农的影子，驼背、清瘦，黝黑，但现在一件对襟的白色马褂，一条束脚的黑裤子，摇摆着走起来的时候，又带足了生活在皇城根脚下的傲气。
这150 间公寓是金大爷自己盖的，几年前，他跟村里大队租下了这几亩地，盖上了这三栋公寓楼。每一栋楼有两层，大大小小的房间分布在一条走廊的两边，房间里没有什么装饰，也没有什么家电，事实上，因为电压和电线的限制，这屋子里也不能用什么家电。根据房间的大小不同，月租金分为450 元、500 元、750 元、900 元四个档位。
但这样的房子非常紧俏。一天下午，两个大学生模样的女孩去租房，“有房吗？”“常住吗？就剩最后一间。”金大爷一脸警惕地上下打量着女孩，一边从门房里拿出钥匙，一边嘟囔着说：“就不爱租你们这样的大学生。”
“为啥？”
“为啥？你们懂太多，不够捣乱的。”
在这样的城中村，快递员都不喜欢来，人多车杂，发件少，搞不好还会被卷入夫妻之间的家庭争执中。野狗通常都成群结队地出现，村东头的垃圾站和村西头的烧烤摊是不同帮派的地盘。这些游荡的动物轻而易举就能被认出，它们毛发凌乱、瘦骨嶙峋、眼睁得大大的，充满警惕与防备。它们可以轻易地判断出人类是要对它们造成伤害，还是给他们食物。
“那东西做得很粗糙，大概只有在欲望实在得不到排解的时候，才能用到。”
但是在草场地那只名叫蛋蛋的加菲猫从来不需要考虑这么多。作为艺术家包晓伟的宠物，它可以享受到无微不至的照顾。在这个艺术家聚集的村子里，有很多像它一样的宠物。
它们的主人和它们一样，喜欢闲散、自由、不受拘束的生活。出于创作环境的需求和生活来源的不固定，在北京的大多数艺术家也聚集在五环之外。因此，五环六环之间的环带中，也产生了宋庄、黑桥、草场地、费家村这样几个特别的艺术村，他们把民房、厂房、仓库按照自己的眼光进行暴改，给村庄增添了不少艺术的气息。
但他们与村庄本身并不会有太多交流，马路会变成一条“三八线”，泾渭分明地把村子划成两块，一块属于艺术家，一块属于村民与打工族。只有在吃饭的时候，他们才会走到村民的那一边，找一些饭馆或者买一些水果，但与村民产生的交流和关联也仅限于点菜、买单，这些简单的、来自生活需求的供求关系。
这些对比与割裂有时恰好会给艺术家们带来创作的灵感。包晓伟就曾经做过一幅画，其主体是一个垃圾场，背景处一辆代表着现代社会的高铁穿越天际。这个画面就来自他的上一处住地——黑桥。但是他觉得那里的环境太差，最终还是搬到了草场地。
在2015 年，包晓伟参加了“二楼出版社”发起的五环六环之间的一个调查项目，这是他第一次真正走进五环六环之间的村民的生活中。那次他选择了成人用品商店老板老高作为自己的观察对象。
老高来北京已经十几年，女儿都嫁给了本地人。他开过商店，经营过饭馆，一开始在三环、四环。随着城市越来越大，房租越来越高，他一路来到五环之外，但生意仍做得很辛苦。
包晓伟待在老高的店里，想要采访顾客，却一直没等来。“现在卖这玩意儿也不像头几年挣钱了。”老高告诉他，“就十一前后、春节前后多一点儿。” 为了生计，老高的成人用品商店搞起多种经营，卖些烧烤、铁板烧。这样，老两口才能每天都有收入，而“成人玩具”一周只能卖出去一件。
包晓伟在老高的店里买了一些东西，却发现那些器物并非如想象中那么美好和刺激，“那东西做得很粗糙，大概只有在欲望实在得不到排解的时候，才能用到。”
反差与对比恰好成了艺术家创作的灵感来源，包晓伟曾经居住的黑桥，就成了他画的素材。
在更远的艺术家村落——宋庄，来自东北吉林的钟汉良正在大兴土木，他筹划兴建一个大型体育园区。在今年7 月，他和镇政府签下了这个足足有120 亩土地的园区。“这是一期工程规划的篮球馆”，“这边准备做餐饮”，“那边的50 亩地准备修建一个足球场”，钟汉良在工地上描绘他心里的蓝图，他右手所指的方向，篮球馆已经有了雏形。
在来到北京的12 年间，钟汉良用自己的经历演绎了一个励志的故事，从一个厨师到餐厅老板，再到接工程，如今他又转身做起了地产开发，现在，从他的嘴里说出来的都是些“产业”、“生态”、“循环”这样的词汇。
如果你问起他的成功秘诀，他会告诉你：“我这人就靠做事认真，就像当年，菜盘子上贴了你的名字，你就要对这盘菜负起责任。”“北京哪里卖陶罐比较好？看起来雅一些的，我
打算买几个摆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