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8btc.com/比特币创世论文的语言，显得格外冷静和去政治化，文中没有出现政府或主权的字眼，甚至仅将比特币描述成一个区别于传统金融的支付系统；但是，中本聪在比特币的创世区块里留下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The Times 03/Jan/2009 Chancellor on brink of second bailout for banks。
（翻译：《泰晤士报》，2009年1月3日，财政大臣正站在第二轮救助银行业的边缘）。
尽管，比特币创世论文问世时，密码朋克们已经过了鼎盛期，由创始人之一John Gilmore在2001年宣布解散；但是，在最初由中本聪注册的比特币网站上，密码朋克Wei Dai提出的b-money被称为是比特币的精神先导。
似乎，中本聪在刻意地回避与密码朋克们的联系；似乎，中本聪在委婉地表达对密码朋克们的敬意。比特币去中心化的特性，真切地呼应了密码朋克们的追求：用密码技术保护个人隐私，不受其它人、或者政府的侵犯。
这一意识倾向在Timothy May的《加密无政府主义宣言》和Eric Hughes的《一个密码朋克的宣言》中有充分的体现。相比而言，Timothy May的观点更为激进：
“国家必然会试图减缓或阻止加密技术的传播。但是，这并不能阻止加密技术的无政府主义扩散。团结起来，除了带刺的铁丝网，我们没有什么可失去的。”
Eric Hughes说：
“在信息时代，对于开放的社会，个人隐私是必需品。个人隐私要受到普遍的保护，它就必须成为社会契约的一部分。人们必须联合起来为了共同的利益来推动密码技术的发展和应用。”
比特币为首的加密货币从一诞生开始就预想到未来的路很曲折，它们在政治的边缘努力地挣扎。
密码朋克们的理想
密码朋克们充满激情的宣言里，透露着热切的无政府主义理想。在中国的话语体系里，“无政府主义”从来都不是带有褒扬意味的词语，甚至连中性词都不能算。
在西方，“无政府主义”渊源来自，深深根植于霍布斯、洛克、卢梭等民主斗士的自由理念里。只不过，与自由主义者从同一起点出发，无政府主义者并不认同：政府可以通过某种方式，成为自由的保障。
无政府主义者主张“对完全自由的捍卫、及对政府的彻底否定”，但是他们的思想，与自由主义有着本质的同源性。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代表人物，诺齐克、布坎南和哈耶克的著作《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自由的限度——在无政府与利维坦之间》、《自由秩序原理》也强有力地支撑了无政府主义的诸多观点。
诺齐克论证了优先于利益的绝对权利，认为任何人都永远没有资格侵犯个人权利，不管是出于什么理由，包括政府在内。
哈耶克“自生的社会秩序”则透露了：在无政府状态下，没有政府而获得秩序是可能的。
自由主义是什么？一种政治信念？一种意识形态？一种社会体制？一种生活方式？
1973年，哈耶克在为意大利《新世纪百科全书》撰写“自由主义”词条的时候，就已经遭遇到这样的困窘——“自由主义”一词现在正以各种不同的含义被使用着，而这些含义，除说明它对新思想的开放性之外，几乎没有任何相似之处。
这些新思想包含着一些同自由主义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所表示的本初含义截然相反的东西。”
尽管哈耶克这样描述自由主义的混乱，我们仍可循着自由主义发展的时代印记，追寻其代表人物的观点，梳理出自由主义的基本诉求。学者们普遍认可洛克创始了古典自由主义，但这并不意味着突然有一天，洛克的脑海里就出现了体系完整的古典自由主义。
事实上，随着政教分离、宗教改革、文艺复兴的兴起，宪政制度的萌芽、大批受启发的教徒已在等待古典自由主义的召唤。
1746年，英国一个社会团体发表了《痛斥一切暴君》。这说明，早于古典自由主义，自然法、个人权利、财产私有、权力制约等理念，已经逐渐成熟了。基于此，洛克提出：
个人权利来源于神圣的自然法，政府法律如果与个人权利相违背，个人有权利不遵守；政府权力来源于人民，人民仍保留撤回这一授权的权利；个人自由依赖于私有财产权。
从洛克的古典自由主义原点出发，以罗尔斯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探讨了人的平等，主张个人平等地拥有最广泛的权利，政府应该公平分配资源，保证个人平等的实现。
自由主义的思想在经济学界也不乏追随者，比如奥地利学派、芝加哥学派、公共选择学派和新制度经济学派。
自由的理念自始至终贯穿在哈耶克、弗里德曼的基本思想中。他们认为，市场是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手段，政府干预会扭曲资源配置，主张有限政府。
权力制约的思想在布坎南、诺斯的理论中也体现得相当充分。布坎南认为，人都要追求个体利益，宪政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引导个体自利实现社会协作，主张权利的监督和制衡。诺斯认为，西方社会的成功源于一套社会规则控制了政府权力滥用，这些规则就是制度。政府应该明晰产权，保护契约执行，促进市场竞争。
个人、市场、有限政府、权利制衡，在不同的时代，这些关键词反复出现在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里，无不体现着自由主义追求宪政的政治理念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
自由主义学者福山在其《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一书中宣告，一个普遍认同自由主义理念的时代的来临，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的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因此构成“历史的终结”。
在福山的世界里，自由主义居然是以终结者的身份出现的！这会不会太夸张了？且不说数百年间，自由主义跌宕起伏的命运，以及演化出来的众多扑朔迷离的流派，在一个如此多元化、如此复杂化的现代社会，怎么还能像古代社会一般，通过一场政治运动、一次思想洗礼就能达成统一共识，找到终极答案？难道我们的世界已悄然发生了变化？
全球化的社会结构
工业革命之前的经济生活，在英国神父托马斯·马尔萨斯的分析中描述得十分悲观：人口以几何级数增长，而谷物以算术级数增长，人均谷物产量只会下降。长远看，农业生产跟不上人口增长，人口过剩的最终解决方案还得靠饥荒、疾病和战争。现在看起来，这种观点显得有些可笑，但它却可以作为理解前现代社会的基础。
马尔萨斯的世界里，技术进步不可预测，发生时间的前后往往有很大间隔，当时的经济增长基本是粗放型的。尽管总体的人口和资源有所增长，但并不在人均的基础上。在近乎零和的世界里，人们想增加财富，最好走政治途径来掠夺：享有强制权力的人可以征税，其他人可以动员社会成员去攻击和偷窃。
考古学家斯蒂芬·勒布朗指出：史前社会中的战争和暴力不断，原因就在于人口老是超越环境的支撑能力。换言之，人们宁愿打仗，也不愿意挨饿，国家正好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实现途径。军队和警察是战争和政府的资源，又可以保障统治者掌权。通过征服或征税获得的资源也可转换成强制能力。
国家的强制能力需要合法性。在大多数马尔萨斯的社会，合法性以宗教的形式出现。古代中国等政教合一的国家，从其控制的宗教权威那里获得合法性。基于宗教的法治社会，宗教将合法性赋予独立的法律秩序，后者再向国家颁发批准。
可见，马尔萨斯社会中的成员多有惰性，政治权力创造经济资源，后者反过来创造更为强大的政治权力。这个过程自我循环，直到对外扩张遇上物质上的极限或碰到另一个强大的经济体。
在马尔萨斯的世界里，变化的来源相对有限，动员新的社会群体会有诸多限制。技术发展也限制了思想的迁徙和传播。只有佛教穿越了喜马拉雅山脉，抵达中国和东亚其他地区，其他制度大多困顿于自己的出生地。秦始皇发明国家的消息，从没传到罗马共和国领袖的耳朵里。欧洲、中东和亚洲的法律传统都自我发展，很少相互影响。
比如，公元前3世纪的中国由很多小国组成，最后巩固成单一的庞大帝国，而欧洲国家体系虽也有兼并巩固，从中世纪末的400个主权政治体降至一战前夕的25个，却从来没有见到单一的欧洲大国。也许有地理、文化和领导人的因素，但是最直接的原因恐怕是社会结构的差别。
植根于宗族的中国贵族，其权力往往分散于各地，又纠缠于其他亲戚团体，而欧洲封建社会发展了强大且等级分明的地方政治主权。中国贵族的人数因数世纪不断的部落战争而几乎耗尽，专业政客得以组织强大的庶民军队，击败早期贵族军团。
君主、贵族和庶民阶层之间的交叉斗争，对欧洲现代政治制度的发展至关重要，却从没在中国发生。相反，中国形成了一个早熟的“现代”集权，一开始就打败了所有的潜在对手。
汉朝历史学家司马迁声称，建造秦始皇陵动用了70万劳工。即便是夸大其词，但很明显，秦始皇所创建的国家掌控大量资源，并且以惊人的规模调配资源。秦始皇创造的不仅是一个国家，更是一种文化、制度，以至于屡经朝代兴亡，却历久弥坚。
但是，秦朝政治的现代化并没有带来经济的现代化。中国历史上，资产阶级从没有出现，也没有法治来限制国家没收私人财产；国家不是创造奖励使农耕更为有效，而是定出限额，完不成的要处罚；宗族关系没有转换为现代个人主义，而是与非人格化的管理并存。
这十分符合马克斯·韦伯描述的传统社会的特征：广泛的宗族关系，宗教或宗族的约束对市场交易设限，缺乏个人社会流动性，基于传统、宗教和超凡魅力的非正式社会规范。
欧洲却是截然不同。天主教会更改婚姻和遗产规则，中世纪的欧洲就非常个人主义了。当家做主的是个人，而不是家族或亲戚。社会层次的个人主义早于欧洲国家建设的开端，比启蒙运动、工业革命更是早了数个世纪。
政治权力集中于中央政府之前，法治就已经存在了。因而，16世纪在欧洲兴起的资本主义，不必克服在中国那样的宗族集团的抵抗，封建关系下的法律合同为个人主义和法律人的理解树立先例。
历史学家杰诺·苏克斯认为：西方每一次农民反抗，都在表述地主违反合同所激怒的尊严，都在诉求自己的自由权利。如同韦伯描述中的现代社会一样：是个人主义的、平等的、以优秀和市场为导向的、流动的，并以法理型合法性权威组建起来的。
国家、法治和负责制政府的组合一旦出现，证明是高度强大和极富吸引力的。福山认为，能把优势带给社会的制度，总是被他人复制和改进；知识和制度的跨社会交汇，伴随着历史的始终。如同地中海世界的古典共和政府、公民社会被欧洲广泛模仿，后续产生的欧洲文明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而传播到世界各地。
17至19世纪的日本德川幕府时期，君主从葡萄牙人和其他旅客之处早就获悉火器的存在，但他们正长期处于军火自我管制，不想放弃传统的冷兵器战争形式。当美国海军准将马修·佩里和他的“黑船”在1853年的东京湾露脸时，执政的日本精英知道，他们必须终止这种舒适的自我管制来取得美国人的军事技术。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引进的不止是军火，还有新式政府、中央官僚体制、新教育制度。
除了日本式的防御性西方化，还有中国式的被迫西方化。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是一个以自然经济为主的封闭保守的农业社会，而宗法血缘纽带在古代中国，起着维系社会、组建国家的重要作用。
因而，宗法与农业经济结构的结合，是中国古代社会稳固的基础。专制主义的统治制度矗立于其上，以礼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笼罩于其中，它们之间互相促进，互相渗透，成为一个十分协调的“永恒不变”的整体。
1840年，西方用坚船利炮轰开中国的大门之后，西方文明也随之输入中国，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达到高潮。如1898年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1900年翻译卢梭的《民约论》，1902年翻译孟德斯鸠的《法意》，斯宾塞的《社会学原理》，斯密的《原富》，1903年翻译达尔文的《物种起源》。
根据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编》统计，从1857年到1918年的60年间，在495种、一万一千多册的期刊文章中，介绍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进化论及西方政治学说中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理论和各种人生观的文章，占到了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开明的士大夫面对日渐明晰的世界政治格局、西方的步步逼近、中国国势的衰微，开始对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和思想产生怀疑、反思和批判。内外交困的压力下，1901年清政府被迫实施新政，推行君主立宪的政治改革，振兴实业的经济改革，废除八股、兴办学堂的教育改革。
随后的近百年来，中国的法治改革和社会发展，大致都没有脱离向西方学习经验的思路。在全球化时代，这种趋势更是得到了加强，越来越强调与西方主导的国际规则接轨。
微观上讲，政治发展没有普世的模式。但根据福山的观点，在高层次的抽象中，政治发展与生物进化十分类似，竞争因素的影响至关重要，且总是较为成功的、能发展出较强的军事和经济力量的政治制度，取代较不成功的。这一逻辑下，拥有领先的科学技术、经济的主导权、民主政治结构的西方文明无疑更具吸引力。
1989年，柏林墙倒塌之后，有个普遍的假设：几乎所有国家都将过渡成西方民主制。也许这个假设有些过于乐观，但不可否认的是，曾经各自为政的发展模式，已逐渐被西方文明主导的全球化进程改变了。即使是世界上非常封闭的地区，像阿富汗、美拉尼西亚这样的地方也不能幸免。
加密货币的NGO通道
当下，西方的生产方式甚至生活方式、趣味流行于全球。生活在农村和城市没有多大分别，生活在北京和纽约也没有什么区别，随处看到的是同样的水泥、玻璃的方块建筑。
全球化的时代里，社会关系逐渐走向了两个极端：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的广泛化、复杂化；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的虚拟化、弱化。这进一步引发了社会结构的变化：非政府组织（NGO）的大量出现、社会结构扁平化。
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学教授杜赞其的研究中，中国传统社会里，国家政权内卷化的倾向十分明显，乡村组织并非仅是国家政权的附属物。反而，在社会结构的最底层，国家权力的延伸依赖于社会权力，特别是宗族。宗族作为乡村公务活动的主要组织者，承担了维持封建伦理及秩序的作用。村务管理、公共活动以及构成村公会成员名额的分配，都以宗族或亚家族为基础。
杜赞其还引入了“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个概念，来描述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由乡村社会中多种组织体系，以及塑造权力运作的各种规范构成，包括宗族、市场等方面形成的等级组织或巢状组织。表面上看，这一网络并无用处，但它是权威存在和施展的基础，将国家政权和地方社会融合进一个权威系统里。
传统社会管理的很多方面，国家是放权的，通过地方社会自行解决，比如水利控制。用水的村民集团叫闸会，其成员包括2-10个村不等，控制着灌溉用水的分配。这并不是管理用水和控制用水的唯一集团，实际上存在一个多层次的等级组织：从家庭、小集体到闸会、闸会联合。每年，各闸会聚集一次，疏浚河流、加固堤坝，并根据使用水量提供劳力和财力。一般情况下，闸会内部或闸会之间出现争斗时，由闸会首领们开会调解，既不涉及诉讼，也不惊动官府。
要是把闸会放到现代社会里，恐怕还有一个时髦的称呼——非政府组织（NGO）。近20年里，非政府组织获得了蓬勃发展。在民主传统较为深厚的国家，非政府组织远远超越了传统社会里争端解决机制的角色，已然成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和壮大，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众渴望政府服务、市场效率，又惧怕政府权力恶性膨胀、市场失灵的左右为难的尴尬境地。
全球化除了带来社会关系的复杂化、广泛化，也带来了个体的孤立和渺小。面对强大的政府、无所不在的市场，单打独斗很难维护个体权利、表达个人主张，个体的联合成为必然的选择。
比如，有维护薪酬、休假权利的工会，有争取同性恋权利的国际同性恋者人权委员会，有反对吸烟的反烟草非政府组织联盟，有保障儿童权利的国际拯救儿童联盟，甚至还有推动电子加密技术发展的密码朋克邮件名单等，这些非政府组织都代表着不同的群体，在不同的领域表达各自的诉求。
假如，有一个同性恋者，拥有工作，反对吸烟，热爱公益事业，同时还是一个比特币爱好者，这些多元化的个人诉求通过非政府组织都能找到共鸣，得以表达。尽管，这些组织里的每一个人互相并不认识，却基于多样的、共同的利益表达，广泛参与到社会事务的治理中。
来源：《证券市场周刊》张原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