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无处不在的“怼”
今年流行互怼，众多网络热词大都由互怼得来，比如油腻中年男、恶臭女孩……不管你身处哪个阶层哪个代际哪个行业，似乎随时都会陷入一场混战。
“油腻中年男”也许是今年舆论场上最焦灼的一场互怼。先是给出概念，紧跟着是集体讨论与嘲讽。当然，还有反击，比如“油腻中年女标志”，把那些喜欢丝巾、旗袍汉服，热衷微整形和化妆品，不会做饭却喜欢烘培的中年女性，统统归为“油腻”之列。
在油腻中年男的讨论中，“饭局”时常被提起。说到饭局，我们还得看年底乌镇大佬们的饭局和明暗互怼。
还有以往很在意形象、大多显得友善乖巧的明星群体，现在也爱跟网友怼。
霸气的范冰冰因为被抨击在影展耍大牌跟网友怼，林心如因为舌吻事件跟网友怼，李小璐冲着网友来了句“我演技比你高出一个珠穆朗玛峰”。
至于袁立，那简直是怼了整个娱乐圈。当然，别忘了明星的粉丝，他们会第一时间加入互怼战团。只是他们未必会一直为偶像振臂高呼，有时也会反水，鹿晗对此应该感受深刻。
2 不断上演的代际互怼
如果说互联网大佬的互怼源于利益，明星怼网友只因形象，那么社会上大多数互怼只跟焦虑有关，比如相当莫名其妙的保温杯。
对保温杯的嘲笑，是希望自己不会变老，不会对社会妥协。但不管正方反方，都是年龄的俘虏，谁也无法接受不再年轻的事实。这场互怼的本质，也是不同代际各自的焦虑所导致。
在代际冲突中，中年男人算是刚刚加入，不像有些互怼由来已久。跳广场舞的老人，这几年来不是一直背着“不是老人变坏，而是坏人变老”的骂名吗？
当然，这个群体里有不争气的，比如今年有两件事引发大规模互怼。一是暴走团占用马路，有人被汽车撞死；二是跳广场舞老人和打篮球青年争场地。
说到篮球青年的焦虑，在年底演变为“90后的中年危机”。与之相配合的还有“80后的黄昏恋”、“1988年出生的中年女子”和“34岁老来得子”等。
那些还在期待升职、买房的90后，一夜之间变成了中年人，危机显然过早来临。这场代际之间的互怼，让90后奋起反击，但也有许多90后选择默认，来一句网络流行的“是我了”。
3  阶层、地域、性别皆可互怼
阶层之间的互怼一如既往，中产看不起底层，底层看不起中产，中产之间也在互掐，底层之间也恩怨甚多。当然，他们会一起被富人鄙视。
对其他阶层（即使所谓阶层的界限并不分明）的丑化，是因为自己的身份认同过于模糊和摇摆。今年的互怼其实也印证了这一点，那些在北上广深拥有两套房子，几十上百万年薪的所谓中产，会为自己财富的不稳定而焦虑。
即使名校毕业、即使有车有房、即使看起来光鲜，也只能靠在网上怼怼日子不如自己的人寻找存在感，因为在当下，他们自身拥有的这些条件，压根算不上坚实的人生基石。
别忘了地图炮，一篇题为《东北青年们的入职选择：有编制扫大街也行》的报道，又让地域互怼变成了流量爆款，并延伸为对东北经济和社会的探讨。但我们知道，在当下中国，这样的讨论很容易沦为五十步笑百步的狂欢。
4  互怼怼不出一个新世界
频繁的互怼，将社会划分了无数个阵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今天我们是盟友一起怼别人，明天我们就可能互怼。从代际到阶层，从性别到喜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如果互怼建立在讲道理的层面上，其实也并非全无意义。毕竟，如“油腻中年男”、“恶臭女”，乃至早期的“直男癌”、“凤凰男”等名词，虽然带有恶意，但往往基于人类文明常识，说到底是劝你讲卫生有礼貌，做个像样子的人。
但我们知道，这种互怼很容易沦为扣帽子，将群体标签化，甚至带有恶意。加上各种蹭流量行为，互怼自然越来越激烈，也越来越频繁。大家各自划分阵营，务必“铲除异己”。
当然，互怼次数多了，标签多了，大家找阵营似乎也容易了。毕竟，这年头谁身上没背着几个“油腻中年男”、“90后中年人”之类的标签？那句大家爱用的“是我了”，不就是自己给自己贴标签的过程吗？
而那些撕裂的价值观和对立阵营背后的真正问题，从来没有得到解决。大家所争夺的只是所谓的话语权，或者是用语言暴力将反对者打倒的快感。在这种集体无意识的狂欢里，很少有人静下心来想一想，如何改变这个局面。
甚至，当越来越多的互怼引发越来越多的污名化，进而扭曲正常思维时，一切都变得更“污”了。互怼，怼不出一个有秩序、讲规则的网络空间，怼不出一个更加文明的社会，怼不出一个新世界。
我们富余的是“怼天怼地怼空气”的情绪，但缺少的是冷静思考解决问题的智慧和勇气。2018，但愿我们少一些互怼，多一些互助和互慰。

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河南新郑市盛产大枣，曾被国家林业局命名为“红枣之乡”。然而2014年初，因工程占地需要，新郑市薛店镇花庄村上千株古枣树被当地政府移栽，导致大面积死亡。为此，有公益组织为古枣树“喊冤”，将花庄村委会、薛店镇政府等五家组织和部门告上法庭。近日，这起国内古树名木环境公益诉讼第一案宣判，当地镇政府被判担责，并公开道歉。
法院判决被告要为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向公众公开道歉，这是对肇事者应有的惩戒。在死亡枣树的移入地现场建立警示园，这对当地政府及公众都能够起到警示教育，也是给因“瞎折腾”而大量死亡的枣树一个“交代”。
当地政府在没有办理移栽手续的情况下，违规移植古枣，导致大量死亡——损害的是政府部门的形象与公信力，而不管是赔偿还是承担原告的诉讼费用，归根结底还是在让纳税人为相关责任人的错误埋单。
因而，追责绝不仅仅在于赔偿和道歉，只有相关部门及时介入，根据此次诉讼的结果，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行政责任，才是将责任追究进行到底。
如今，干部考核要看“生态政绩”。对于造成大量古树名木不正常死亡的当地官员，追究其相应行政责任，并在他们的政绩考核中“记上一笔”，才算真正追责到位，才能让本次公益诉讼真正具有警示意义，才能为此次诉讼画上圆满句号。

伊朗爆发的抗议活动已进入第6天，规模和激烈程度仍在持续增大。
不期而至的抗议，让不少人产生了很多联想。但实际上，很多联想都是虚幻的，缺失现实的联系或确凿的证据。伊朗是一个不乏抗议的国度，无论是伊斯兰革命前，还是革命后。现在的伊斯兰政权某种程度上也是反巴列维王朝抗议活动的直接结果。伊朗官方也认可合法非暴力抗议的正当性，鲁哈尼总统公开称，抗议是公民的合法权利。
目前外界普遍存在着对此次抗议事件的过度解读，对抗议活动的规模、冲突烈度以及事件性质的放大、扩展。事实上，本次抗议事件，规模上远逊于2009年的大规模抗议活动，与2011年抗议事件相比也可谓旗鼓相当。其实所谓的“革命”并未到来，条件和环境也不具备。伊朗政权虽然面临不小压力，但在抗议声下走向崩溃或国内爆发大规模内乱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不过，该事件可能带来的地区影响，尤其对相关国家的政策以及对叙利亚问题和也门问题的解决、伊拉克和黎巴嫩等国安全的影响值得持续关注。
抗议事件将使三国联盟强化对伊制裁
在地区层面，尽管伊朗近年来在中东地区呈现崛起之势，与叙利亚、伊拉克政府等重要盟友巩固了联系，以伊朗为首的什叶派新月地带基本成形。但与此同时，以沙特为首的多个逊尼派国家也组成“遏伊联盟”，地区博弈呈现加剧趋势。
因此，对本次伊朗发生的抗议活动，可谓几家欢喜几家愁。
最担忧的恐怕是叙利亚总统巴沙尔以及黎巴嫩真主党，因为他们深知“靠山”伊朗倒下的后果会非常严重。
而最欢喜的当属美国、沙特和以色列。自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以色列和沙特已公开结成了反伊朗的三国同盟，并在伊拉克、叙利亚、也门、黎巴嫩等国对伊朗采取反击行动。2017年5月，特朗普访问沙特时，美沙公开称伊朗是两国的“共同敌人”，10月特朗普提出对伊新战略后，萨勒曼国王亲自致电特朗普表示支持。与此同时，美以在华盛顿签署了共同应对伊朗的秘密协议，双方就核、弹道导弹、恐怖主义以及地区威胁等方面建立了四个联合工作组，开展军事、外界和情报等方面的联合行动。迄今尚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的沙特和以色列为了应对共同的敌人，也毫不忌讳地公开了反伊朗联盟关系。
伊朗抗议活动发生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频频发“推特”和出镜，赞扬“英雄的抗议者”和“伊朗好人”，声称“伊朗改变时刻已经来临”。目前虽然三国公开撇清与抗议事件的关联，但暗中他们很可能将此件事件归因于自己的对伊强硬政策，并得出相应结论。
因此，抗议事件将刺激、鼓励三国在伊朗政策上越走越远。强化制裁、扩大对伊国内反对派支持、加强对伊在本地区影响的反击，有可能成为主要手段。
未来地区对抗恐将进一步升级
对于伊朗而言，本次抗议活动某种程度上也是伊朗民众对伊政府对外政策，尤其是地区政策的不满的宣示。一些伊朗民众就认为政府介入地区事务，耗费国家有限资源，增加财政负担，影响经济发展和民生问题的解决。因此，本轮抗议活动会使得伊朗政府反思自身在地区政策上所面临的困局。
但伊朗本次抗议肇始于民生因素，加之面对对手的反击，伊朗恐怕不会在地区政策上退缩。
叙利亚是双方目前博弈对抗的中心战场。虽然国内民众有反对声音，但伊朗并无后退的可能。叙利亚可谓伊朗在地区的唯一战略盟友，是伊朗最重要的地区战略资产，双方关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没有了叙利亚，伊朗在地区中就会陷入极大的战略被动。更何况，近年来伊朗在叙利亚投入了大量的政治、军事和经济资源，并取得了战场上的主导权，胜券在握，岂能轻易放弃。
而指控外部势力为本次事件“幕后黑手”的伊朗政府也将强化这一认定。由此，未来伊朗与三国在地区内的较量，尤其是沙特与伊朗之间的对抗恐将进一步升级。沙特与伊朗由目前以代理人战争为主要特点的间接冲突到爆发直接军事冲突，从冷战走向热战的可能性在增大。对地区而言，这一事态发展无疑是祸不是福。

中国企业家都比较低调，而李书福算是一个比较少见的大嘴。新年伊始他就向腾讯开炮，认为“马化腾肯定天天在看我们的微信”，理由是“他都可以看，随便看”。他感叹：“现在的人几乎是全透明的，没有任何隐私和信息安全。”
所谓大嘴，通常是胆大敢说、勇气过人，但也往往比较冲动。有人认为李书福的话只有一半在理，因为他认为马化腾看自己微信其实只是个人的一种猜测。腾讯作为O T T运营商，提供的服务与三大通信巨头并无两样，李书福担心马化腾偷窥自己的聊天内容，就好比担心中移动董事长偷看他的手机短信一样。
李书福为什么担心马化腾看他的微信呢？这其中的原因或许有很多，比如互联网企业之间的业务边界日益模糊，腾讯与吉利有可能在智能汽车方面存在着竞争关系。但最大的可能因素，还是出于对国内信息安全事件频发的担心，和对现有市场秩序不健全、不规范的忧虑。
由于用户数量庞大，超级平台A PP的巨大影响已经超越传统意义上的企业和用户关系，足以影响到一个行业和市场。除微信之外，国内还有数十个用户超过亿级的超级平台A PP，分布在社交、电商、出行、游戏等多个行业。它们在不同的行业占据着重要的市场地位，保存着大量的用户个人信息，一些还涉及资金账户的安全。
近年来，免费模式在互联网兴起。用户付出个人数据、关注力、流量、时间的代价，以换取免费服务的权利。用户在使用免费互联网产品的同时，其本身也是产品的一部分。而企业则以免费方式获取海量用户，通过广告和大数据服务来获取营收，以摊销运营成本和实现利润。
这种看似双赢的模式之下，却由于立法相对滞后而存在着较大的争议：企业基于用户采集的大数据所有权，和用户的信息隐私权之间的边界在哪里？尽管用户在开通服务时与企业平台签订了协议，但这种企业制订的格式合同是否充分尊重了用户合法权益？平台的大数据采集过程中，是否允许查看、收集用户的隐私信息和聊天记录？如何限定企业的权责，保护用户的信息安全？
造成目前李书福们不安全感的根本原因，还是当前法律滞后于互联网技术和产品的发展，缺乏完善的信息安全法律保障机制。从长远看，相关法律应从两个方面来保护用户信息安全：一是技术上的规范，让能接触到用户信息的人员越少越好。对于企业采用何种方式采集用户信息，哪些信息可以储存，内部查看信息的权限管理和相互监督机制，以及在采集过程中如何确保信息不被外泄，都应该有严格规范。二是管理制度的完善，通过企业内部管理+相关部门的深度监督来堵死信息安全漏洞。即便是像马化腾这样的企业领导人，也无法随意获得查看用户信息的权力，这需要更高层次的规范。腾讯方面尽管回应了李书福的质疑，明确表示没有权限、也没有理由去“看你的微信”，但它并不能完全消除李书福问题背后的担忧。

我认为这种事情是双方的，如果你们真的为了生态，大可以不卖，但你既然卖了，购买者就有权对他所属的地进行改造。

It's never too late,The market is volatile when Bitcoin goes up or down, but our confidence in it is not going to fall.

王健林曾寄予厚望的万达网络科技集团，现在正面临着生存艰难的生存局面。

12月28日，有知情人士对澎湃新闻表示，万达网络科技集团（以下简称“万达网科”）从当天开始大规模裁员，据称要从目前的6000名员工裁至300名，即只保留职能部门，这意味着网科人员将从最高峰削减95%。

口头通知员工签字离职，不签的会将合同快递到家

“今天一早到公司，上级领导就通知要裁员，领导和人力资源部门的人在房间里，把员工一个个单独叫过去谈话，并且告诉我们签不签协议都一样要走人，不签协议也没用，公司会单方面终止合同。如果不签的话，会把合同快递到家庭地址。现在已经通知1000多名员工了。”上述知情人士对澎湃新闻表示，“集团现在不仅项目都停了，而且还拖欠供应商的款项。”

澎湃新闻获得的这份《劳动合同解除通知》内容显示，公司与员工从2018年1月1日起解除劳动合同，此外，万达网科向离职员工支付1个月工资作为代通知金，支付2个月工资作为补偿金，万达网科为员工缴纳的社会保险到2017年12月为止。

但对于缴纳社保这一条，有万达网科的前员工称，在6月份离职的员工曾表示，之前万达网科承诺社保交到下个月（即7月份），但实际上并未交足。

同时，万达网科要求员工提交个人提交的辞职申请。内容显示，“因个人原因，我要求从2018年1月1日起解除与公司于X年X月X日签订的《劳动合同书》，终止与公司的劳动关系，并终止全部的劳动待遇……即日起，我的行为与公司无关，不会发表对公司不利的言论等。”
“他们口头上说签不签都一样，并且没有任何公司官方形式通知或者邮件通知，就是HR拿着协议找你一个一个聊，当面就说你只是个别情况。”该知情人士表示，“连领导都通知了，让被裁的领导和普通员工谈，万达网科的整块业务要砍掉。当时好多人都是被16薪（年收入=16个月月薪）忽悠进来的。”

澎湃新闻获悉，目前还未签署协议的员工有着“N+1+4”的诉求。该知情人士解释所谓的N+1+4的意思是，N+1是裁员赔偿，4是年终奖，也就是说一年有16薪。然而现在被要求在12月30日之前全部走人，也就是说员工根本拿不到年终奖的4薪。

澎湃新闻看到的已经签署“辞职文件”的名单里，除了已经在万达网科工作一年以上的员工，甚至在今年4月份、5月份新进来的员工也在其中，有部分员工已经签署了文件并被标注为：2017年12月28日离职，在岗时间仅有半年左右。

此前曾有报道称，万达网科要裁员70%，裁员的标准是尚在试用期的员工没有理由的一律不给转正，直接走人；有审计问题的，比如在2016年双十一中有刷单情况的走人；年终考核B以下的走人。

“考核标准一改再改，我的年中考核在B以上还是走人了。”前述知情人士表示，万达网科在更改员工的考核标准上采取，如果原来是ABC档次，C以上合格。但同样的分数会改成A+、AB+，原来的A就变成了B+。

其实，万达网科裁员的消息此前已经被爆出。

12月21日，万达网科公有云服务板块被爆出部分业务部门解散的消息。消息称，万达云公司销售部、市场部、解决方案部等部门解散，解散的原因则是公司与IBM的合作谈判并不顺利。而仅仅在4个月前，万达还公布了云服务在今年年底邀请试用的时间表。

澎湃新闻了解到，人员调整的消息基本可以确认，但并不清楚调整是否涉及公有云板块所有员工。当时有万达内部人士称，这个（与IBM合作）项目仍在正常进行，下一步，万达还将继续推进IBM公有云技术在中国的落地。关于此次调整，是双方在合作推进中，根据实际情况，在角色定位、推进节奏及责任义务作出的相应调整。

王健林曾宣布万达网科要在2020年实现整体上市

万达网科科技集团是万达集团在进行第四次转型时的成果。万达网科旗下主要有四大业务板块：包括数字商业、智慧生活、金融科技和公有云服务。

就在10月26日，万达网科旗下的飞凡APP还进行了功能升级。彼时，万达网科称，飞凡APP发布以“逛”为核心定位的全新产品版本，引导用户从单纯线上“买买买”回归线下“逛逛逛”的真实生活和社交体验中。

2016年10月，万达集团将万达网络科技集团从万达金融集团中分拆独立出来，分拆之后，原万达金融集团旗下的保险、投资业务归于新万达金融集团，而旗下的飞凡信息公司、快钱支付公司、征信公司、网络数据中心、海鼎公司、网络信贷公司归于万达网络科技集团。

万达网络科技集团总裁由原万达金融集团总裁曲德君担任。万达金融集团董事长兼总裁由广发银行原董事长董建岳担任。

按照网络科技集团官网的介绍，网络科技集团的愿景是将实业与互联网结合，做成大型开放型平台公司，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场景应用等技术为实体产业实现数字化升级，为消费者提供生活圈消费服务。

此外，王健林更是为万达网科组建了一支豪华的高管队伍。

今年2月，万达网科的高管团队基本组建完毕，曾在北京银行担任副行长的赵瑞安任万达网科副总裁一职；曾在谷歌担任全球副总裁的刘允任万达网络科技集团副总裁兼首席运营官（COO）；曾任微软互联网工程院副院长的杨晓松任万达网络科技集团副总裁兼首席技术官（CTO）；曾任微软大中华区副总裁的徐辉任万达网络科技集团副总裁；曾任VISA中国区副总经理的王济涛任网络集团高级总裁助理；曾任PayPal中国区首席财务官的梁嘉声任网络集团高级总裁助理。

此前曾有知情人士告诉澎湃新闻，王健林对网科集团的期望值是比较高的。但万达网科的业务模式梳理的不清楚，除了金融科技板块有利润之外，其余的板块业务一直都不清晰。

其实对于万达网科业务模式的问题，王健林也曾在万达集团2017年的团拜会上提过。当时王健林称，目前除了网络和金融公司（即万达网科），其他公司的业务板块基本成型，业务模式也看得清楚了。值得注意的是，王健林在当时就强调，2017年将是万达网科关键的一年。


数据显示，2016年，网络集团收入41.9亿元，完成计划的103%；金融集团收入213.5亿元，完成计划的127.7%。王健林在2016年万达集团的年会中的讲话中表示，2017年网络集团收入要达到65亿元，金融集团收入达到265亿元。

王健林对于万达网科的期望不仅停留在简单的收入要求上。

在万达集团2016年的年会上，王健林表示，集团批准了万达网科2017年至2019年的发展计划，同时批准五年资金计划。按照这个计划，万达网科要力争2018年实现整体赢利，2020年利润过百亿，实现万达网科的整体上市。

的确，王健林在为万达网科寻找资金。

王健林曾表示，万达网科计划募资100亿元，在2017年上半年要完成示范项目和估值评估报告，三季度开始私募。王健林称，“要找好的投行和投资人，不是完全找朋友圈，不能完全找财务投资人。”

愿景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

9月份，澎湃新闻从知情人士处获悉，万达网络科技集团推迟原定于今年进行的15亿美元融资方案，时间推迟到至少2018年年初。

因执行内容违法的“会议纪要”，两官员被追究刑事责任，这在国内尚属首例。12月4日，中国宪法日，此时审视这一案例，有着特别的意义。我们可以从中清晰地看到，法律在一些官员心中到底算什么。
为让开发商同意停建被老百姓投诉的车库，河南省永城市政法委书记张某，委托永城市副市长和永城市住建局局长召开会议并形成“会议纪要”，允许开发商给俩小区增高楼层。
显然，这是一份蔑视法律和公共利益的文件。但永城市城乡规划服务中心主任夏明旭和该中心时任用地规划股股长刘予永，在明知“会议纪要”违法的情况下，仍然按照上级领导要求，给开发商办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需要说明的是，永城市住建局全称是永城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仔细想想，信息量好大！
开发商横竖不吃亏，领导横竖做好人。楼层增高乱象，屡禁不止，从这个案例里或可看出一些内在原因。经过这番“腾挪”，开发商稳赚不赔，领导说不定还能博得为民办事的好名声。
周口市中级法院认定夏明旭、刘予永构成滥用职权罪，但免予刑事处罚。夏明旭不服，称自己是执行职务没有滥用职权的故意，但法院认为，其作为规划单位主要领导明知“会议纪要”违法但仍去执行，属滥用职权。
忍不住“同情”两位官员3秒钟。一边是法律，一边是领导意志。他们只能听一边的，连两不得罪的机会都没有。可以想见，无论他们选择哪一边，都会有“后果”。但相比之下，选择站在领导一边，坏处最少。第一，听话，会被领导视为“懂事”，“大局”为重嘛；第二，就算被曝光，也不会怎么样。违法的“会议纪要”，在国内屡屡出现，但此前，我们听说过执行者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例子吗？
从法律和职责出发，他们当然应该抗令不遵。但是，两位官员若是坚决抵制这份违法的“会议纪要”，用脚都能想出会有怎样的结果。
官大，还是法大？此案再一次“提出”了这一问题。
毫无疑问，官再大，也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这是为官者应该遵守的基本规则。但是在一些地方，这一规则还是被“权大于法”的“官念”给冲撞“骨折”。
为法院的铁面无私点赞。但必须看到，“唯官”意识，不只是存在于两个被追责的官员身上。推行所谓会议纪要的有关官员，难道就没有这个意识吗？
近年来，“会议纪要”在一些地方，一些部门，几乎成了权力乱作为的代名词。一些负有领导责任的官员，难脱干系。
说白了，这两名官员是被上面的领导挖了一个大坑。因此，也该问一句，那些挖坑的领导，你们还好吗？

人社部最近发布了一份《中国社会保险发展年度报告2016》，报告显示，全国总体的企业养老保险基金在2016年的累计结余达到近3.7万亿元，较2015年继续增长，企业养老金平均可支付月数维持在17个月以上，但也有多个省份养老金告急。其中最严重的当属黑龙江省，不仅当期收不抵支，且累计结余已“穿底”。
报告显示：黑龙江省2016年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收入890亿元，支出1210亿元，当期收不抵支320亿元。由于2015年还结余88亿元，2016年总欠账232亿元。黑龙江省成为全国首个养老金结余被花光的省份。
黑龙江的养老金告急，其实不算是“黑天鹅”，而是有其历史必然性。东北经济曾经在重工业时代，素有“共和国长子”之殊荣，一方面与其重工业的发展为中国经济腾飞打下了相当的基础有关；但更为重要的是，以国有企业为最大特征的重工业，一直承担着“企业办社会”的重要职能。
计划经济时代的单位制，在东北也最为典型。而这种单位制的核心，就是职工“从生到死”都由企业包办。而当现代化的社会保障体系初步建立之时，为了缓解当时单位制转轨的改革阻力，社保养老基金都采取的是记账制，也就是说，“欠账”也从那时开始。
但是，“欠账”的存在只是一个开始而不是结束。面对当前的“穿底”，社保基金以及财政尚且有转圜的余地。近年来，对于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可谓是利好政策不断，而且国资划转社保改革草案已经出台，未来国资救急养老社保的步伐，能够在相当程度上解决养老金的来源问题。
尽管有了“救急”方案，但这还是敲响了警钟：面对东北经济，在短暂的救急之后，更需要“救穷”的措施。养老金背后的根本问题，其实并不出在历史，而是出在未来。从计划经济转轨所遭遇的问题，不唯东北在经历，其他地区同样也遇到不同的问题。
东北僵局产生的关键原因在于人口的变化，即年轻人不断流失——这本应是预期中地方养老金的重要来源之一。
此前有媒体报道，东北正在拉响危机警报：人口加速减少已影响经济复苏。根据央视此前报道，2000年和2010年的第五次、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东北的人口流失已达400万人，而且其中高层、管理层和生产线的骨干力量占了多数。
人才危机的A面，是经济增长缺乏动能；B面则是新生血液不足。这对在老龄化人口基数相对较大的东三省，更是雪上加霜。
东北经济的振兴，不能只依靠中央输血，必须自己能够造血，自己的骨头能够长出肉来。正如发改委东北振兴司司长周建平说，东北问题症结并非仅仅产业问题，而是一系列问题造成的，解决这一问题也要立足于自己的比较优势和禀赋优势。
如何跟上时代的步伐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如何以更开放、更多可能性的社会流通机制来留住人才，甚至是吸引人才回到黑土地，这才是穿透东北养老金危机背后的真正问题。对东北来说，解决留人问题，跟解决养老金缺口危机本质上也是同构的。

12月1日，美国参议院在经过艰难而漫长的辩论之后，最终放行减税规模高达1.4万亿美元的税改法案，获得足够票数通过，投票结果为51:49。
特朗普税改落地还需一段时日
目前来看，由于参众两院通过的版本不一样，还需合并后再经参众两院再投票，然后由总统签署后落地实行。这至少需要半年，甚至会拖延九个月之久。
而这两个分别由众议院和参议院通过的议案，要将它们合并起来，其实没那么容易。因为在2018年美国国会要进行中期选举，届时有三分之二的众议员将重新竞选。要是拖到竞选之后，这两份议案还没有合并完成的话，就很难说了。
现在绝大多数人都以为，这个法案最终成为法律是板上钉钉的事儿，并大都认为这是特朗普的一大成就。可事实上，先不说是否能成法律还有变数；一旦真成为法律的话，对于美国巨额的赤字将是雪上加霜。同时，美国富人又是税改最大的受益者。
当前，美国国内对特朗普的成功减税方案一片推崇。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分析，美国降低税收、提高利率的政策难以持续，因为美国的各项开支巨大，要么增加税收，要么发行国债，发行国债就不能提高利率。
由于现在美国最大的问题是海量的债务。天文数字的债务，是美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大制约。因此这个税改不会对美国经济产生特别大的正面影响。至于税率的问题，就像是经济学上拉弗曲线，即当税率在一定的限度以下时，提高税率能增加政府税收收入，但超过这一限度时，提高税率反而导致政府的税收收入减少，因为较高的税率将抑制经济的增长。
特朗普减税无益美政府债务问题
众所周知，减税可以刺激经济增长，扩大税基，增加税收收入；但是一旦超过那个最佳点的话，便会降低政府税收，而美国现在的债务问题每况愈下。
因此，当下最大的问题是，拉弗曲线提出已经40多年了，难以判断哪一个税率是最佳点。也就是说，要是真能判断出税率的最佳点，美国就不会产生经济危机，如果全球各国跟进效仿，那么早就不存在经济问题了。
倘若税改方案真的成为法律，对于美国巨额的赤字将是雪上加霜。与此同时，本次税改使富人成为最大的受益者，将越来越富。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次减税会提高普通职工的工资，显然是不了解公司的运作。
从以往的减税经验来看，恰恰会事与愿违。2012年，美国国会图书馆发布了一份报告，分析了1945年至2010年税率的影响。报告的结论是，降低最高税率的确加剧了收入不均。也就是说，对顶层收入人群税收的减少也伴随着收入集中度的上升。
在1981年的《经济复苏税法》（ERTA，里根推动的减税法案）中，低税率的人群获得了更多的转移支付。然而不幸的是，这一法案使美国政府陷入了严重赤字，因此未能增加底层人群的收入和消费。
总之，依我看，特朗普的大幅减税案最终被通过是大概率事件，但是美国将为此付出巨大代价。一旦成行，从以往的减税经验来看，很多东西会事与愿违——赢家可能只有华尔街，输家则是普通大众，甚至将会使得经济走向衰退。
美减税恐在全球引发竞争性减税态势
美国已然开始不断加息，缩表已经箭在弦上，如果减税案再实施的话，这“加息+缩表+减税”所形成的三重叠加效应，毫无疑问会促使资本和产业回流美国。
税改法案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尚待观察和进一步评估。但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美国的减税法案将不可避免地产生一系列外溢效应。英、法、德、印等国就已经行动起来，研究和制定了本国的减税方案。据报道，日本也拟跟进，日本政府目前正在讨论一项鼓励公司加薪和投资以提高生产率的政策，途径是将这些公司的税率最低减少至20%。竞争性减税态势已经不可避免。
对中国而言，美国减税会对中国形成资本争夺态势，也可能会加剧中美之间在某些制造业领域的竞争，但总体上对中国影响有限。因为中国政府一直在推动为企业“降成本”，仅今年减税降费就将超过1万亿元。未来中国还将继续深化财税体制改革，降低企业税费负担。因此，对于美国减税可能在中国产生的链式反应，我们不妨也淡定些。

今年2月，凭着不俗的身体素质，吴咏宁开始尝试在各大风景区，以及各地城市地标建筑和工地的高空最惊险的地方拍摄极限短视频，发布在各大短视频APP平台上。短短几个月时间，他便获得了总数超过100万的粉丝，并自称为“国内无任何保护，极限挑战第一人”。然而，他的所有短视频平台以及微博账号的更新突然停止在了11月8日。12月8日，警方证实，吴咏宁在一个月前的一次高空攀爬挑战中，意外坠楼不幸身亡。
高空攀爬本就是风险系数极高的活动，何况没有任何防护措施。我不否认，高空攀爬之类的极限挑战者技高人胆大，但即便身体素质再怎么异于常人，也终究逃不掉地球引力，不可能翻得了天。也正因如此，越是强大的极限挑战者，越会对生命和安全有一种敬畏感，越注重保护自己。这不，被称为“欧洲高空钢索之王”的弗雷迪·诺克就说过一句话，“最好的极限运动员是要保障自己的安全。”
由此可见，极限运动虽然提倡冒险精神，但更要懂得“知止”，尤其当安全得不到保障的时候。有人对吴咏宁的出事如此评论，极限运动只能中午玩，因为早晚要出事。还有跟帖者神补充，中午也不能玩，因为午时已到，终(中)有一死。话虽调侃，但却道尽了一个事实：极限运动确实多有凶险，不得不防。另外的信息则传出，吴咏宁之所以这么“不要命”是为了筹钱给妈妈治病。但不管这一消息是否属实，都可以说明一个道理，活着才是其他一切价值的基础，才能去持续不断冒险，给家人带去关怀和帮助。
严格来说，高空攀爬等极限运动并不只是当事人的事情(即便他们任性而为，不把自己的命当命)，因为一旦出事，很容易影响其他人，甚至于影响公共利益。以不做任何防护的高空攀爬为例，一旦掉落很容易造成无辜群众死伤。而大楼的保安，极有可能因“黑爬”而受到牵连，被管理方开除。再有，如网友评论的那样，一旦发生坠亡事件，很容易因此造成出事大楼价值贬损，影响其租售。其中的损失又该谁来承担？让坠亡者负责？于理倒是可能有据，但是于心于情何忍？
或许正是基于以上担忧，有学者建议建立健全与户外攀爬有关的法律法规，出台一个类似于负面清单的管理制度，对于一些比较危险的爬高楼行为要明确禁止，包括明确坚决禁止做这些户外活动的地方。我认为，对户外攀爬进行规范和管理实有必要，是否需要借助立法来达到治理的目的也可以讨论。而在吴咏宁坠亡的事件中，或许我们更该反思事情的细节———吴咏宁是因为在高空自拍直播最终导致不幸的发生。事故背后，这种极端的吸粉进而变现的模式或许更值得反思。
如今的时代，可以定义为一个粉丝经济时代。吴咏宁所中意的直播平台，其实质不过是粉丝经济的产物。粉丝经济就是眼球经济，创造利润的最好途径就是抓住用户眼球。正因如此，像吴咏宁这样的直播主才会穷尽一切手段，比如吴咏宁生前就在网上反复强调，“不作死，就难受”。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违心之语，但这无疑是他冲出重围收获物质成功的一大利器。由于直播平台用户黏度低，这才使得吴咏宁求新求奇，在一边无防护高空攀爬一边直播的路上越走越远，直至与死神撞了个满怀。比之户外攀爬立法，如何化解这种引诱与裹挟，或许是一个更为重大的待解的时代之问。s

会见监狱在押罪犯，我多次遇到麻烦。例如，要求必须两位律师会见，给当事人和律师增加了极大的成本；有的监狱要求必须罪犯本人委托；不少监狱隔着玻璃不能直接沟通而只能打电话；有的监狱直接在当事人背后设置监听器、警察就在旁边进行监听录音。多年来，我一直呼吁改变这些不合理的规定，希望司法部尽快修改过时的《律师会见监狱在押罪犯暂行规定》。
全国律协官网中国律师网12月8日公布《律师会见监狱在押罪犯规定》，总体上与看守所会见犯罪嫌疑人保持一致，值得肯定之处较多，尤其是如下方面：
第一，新规扩大了律师会见在押罪犯的范围，委托律师最重要的事项———“在刑事诉讼程序中，担任辩护人或者代理人”，终于明确规定可以会见。
第二，新规有力地保障了律师的取证权，“其他案件的代理律师，需要向监狱在押罪犯调查取证的，可以会见在押罪犯”。先前只能申请司法机关调查，司法机关基本不予理睬，当时想都不敢想可以直接对罪犯进行调查。
第三，新规明确规定了罪犯的监护人、近亲属可以代为委托律师，避免先前某些监狱要求必须罪犯本人委托的违反常理也违反《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第四，新规明确规定，辩护律师会见被立案侦查、起诉、审判的在押罪犯时，不被监听，监狱不得派警察在场。这类情形主要包括追诉漏罪或者新的罪行，已经进入再审程序等。因为这种情况相当于会见犯罪嫌疑人，必须明确拒绝监听和警察在场。
不过，《律师会见监狱在押罪犯规定》仍有不足之处，希望未来修改时予以考虑：
第一，律师会见在押罪犯不被监听的问题，新规尚不明确。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律师会见在押罪犯时，监狱可以根据案件情况和工作需要决定是否派警察在场。”
这一规定既没有明确说“不被监听”，也没有明确规定“进行监听”，而是规定“可以根据案件情况和工作需要决定是否派警察在场”。从上下文理解，即使派警察在场，也应当只是考虑安全等问题，而不是为了监听。因为对于公权力机构而言，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律规则没有明确规定其有权监听，监狱就无权进行监听。但警察在场实质上将进行监听，因此，我建议该条第一款修改为：“律师会见在押罪犯时，不被监听；监狱一般不派警察在场，但有安全性问题的除外。”当然，我认为监狱中的在押罪犯会见律师，一般不可能存在安全性问题。
第二，建议明确规定，律师会见不同于亲属会见，不应采取隔着玻璃电话沟通的方式。
尽管《律师会见监狱在押罪犯规定》仍有值得完善之处，各地监狱的落实也有待观察，但该规定可谓2017年司法改革的一项保障正义实现的实效性措施，是司法部新任领导做实事的体现。
(作者系法律学者、律师)

又是一个家庭悲剧！现在尚不清楚，究竟是在怎样的情境下，让一个孩子持刀弑母。但是，少年挥刀杀死了自己的母亲，也毁掉了这个家庭，用袁某的父亲袁大海的话说，“天也塌了”。
当舆论场上人们为这家人的不幸遭遇扼腕叹息时，我们可以讨论一下，一个原本应该有温馨生活的家庭，为何出现如此激烈的矛盾？这样的家庭悲剧真的是不可避免的吗？
袁某是一个典型的“留守儿童”。自打2004年出生起，他的父母亲就到福州的制鞋厂打工了。13年的光阴，袁某基本上是爷爷奶奶带大的，在他人格养成的关键时期，他的生活其实是一种放养的“野生”状态。
即便在这样的隔代抚养过程中，袁某的童年，其实也还算是正常的。据报道，他从小就帮着爷爷奶奶挑水、喂鸡，有时候也干点农活。在9岁那年，还因为表现突出被评为“优秀班干部”，奖状现在还贴在墙上。如果没有这一“意外”，一个可以预见的未来就是，他会慢慢长大，或许有机会读更多的书；或许也会步爸爸妈妈的后尘，去南方打工。
当下城市里流水线上很多“新生代农民工”，大体上都是循着这样一个生命轨迹，一步一步走过来。等他们有了爱情，结婚生子，还会把孩子送回去——他们的父母亲因为干不动了，就会叶落归根。于是，留守的故事延续下来，而生活也在小小的喜悦或烦恼中继续。然而，看似平静的生命河流，总有不为人察觉的波涛；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因为经年累月的负面堆积，可能出现某种极端状况。
像袁某弑母案，世人多关注其中极端的亲人杀戮，却看不到，类似的底层家庭冲突，其实早已是家常便饭。即便有人注意到父母经常打骂孩子，并指出“棍棒之下”出不了孝子这一真理，但却鲜有人洞察到这样一个割裂成几个部分的家庭，因为缺乏共同生活、日常互动，也就很难再有什么共同的理念，成为时代困局的受害者。
孩子不是生下来就会慢慢长大，即便能够长大，也必然存在诸多性格缺陷。很多东西，并不是成绩可以代替的，也不是寄一点钱、打几分钟电话就能完结的。一个孩子，怎么可能没有长情的陪伴？又怎么可能“见面就是打”“不见面就是嚷”？
留守之痛，并非痛在缺吃少喝，也不是痛在父母的粗暴，而是痛在成长过程中亲人的缺位、亲情的缺失。如何让孩子与父母生活在一起，而不是十几年的暌隔；如何让外来务工人员能够把孩子带在身边，而不仅是搞些“结对子帮扶”，应该成为城市治理的中心议题。现代化之对于农村百姓，并非只有“劳动力”来源一个概念，也应该包括人的均衡、全面发展。

近日，央视综艺频道播出的一档大型文博探索节目《国家宝藏》，引起观众热议。节目刚播出6天，其官方微博粉丝量就突破13万，而该节目的豆瓣评分也已达到9.4分，足见观众的喜爱。
此前并不是没有《国家宝藏》这类文博探索节目，但是很多节目都聚焦于文物的经济价值，而忽略了文物的文化价值，很难让人产生情感上的认同。即便同样聚焦文化价值的节目，也似乎以为只要打出“国宝”的旗号就万事大吉。《国家宝藏》则用心讲好了国宝背后的故事，重新定义了此类节目的文化高度。
国宝，以前都陈列在博物馆之中，只有简单的文字或讲解员解说。久远的历史年代，在国宝和今人之间，形成了一道无形的鸿沟。大部分人都很难跨越这道鸿沟，深入理解国宝的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但《国家宝藏》则通过历史剧的方式，带观众“穿越”回去，与制作它的匠人进行对话，从而让观众明白了国宝的珍贵之处，对国宝形成高度的价值认同。比如烧制一尊“瓷母”成功概率只有0.23%，背后的匠人精神，不禁让人叹为观止，这正是文化自信的重要根基。
一尊国宝，背后不仅有匠人的故事，还有守护人的故事。国宝每逢乱世，就会丢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国宝的命运同文明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守护国宝，就是守护中华民族的根脉。比如，在日军侵华期间，故宫人花了十六年将国宝南迁，让上百万件文物无一丢失，才保住了中华民族的文脉。这些平凡英雄的伟大事迹，对国宝的守护，对文明的接力，无不流露出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作为一个宏大的国家叙事，作为一个民族的伟大命题，如果不能落到普通人的生活之中，就会变得苍白无力。归根到底，文化自信，应该成为人们的生活样式。只有得到普通人的情感认同、信仰坚守，文化自信才能深入人心，从而转化成为人们主动传播文化的自觉行动。
用一个个故事，《国家宝藏》最终指向了一个个人。每一件国宝的前世，都有众多匠人的故事；每一件国宝的今生，又有许多守护人的故事。无论平凡，还是伟大，他们都是文化自信的默默践行者，为中华民族书写生生不息的文明谱系。

社会上现在存在那么多虐童案，父母真的需要培训，至少一些必须的事情要了解。

最高人民法院13日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自2017年12月14日起施行。《解释》共二十六条，分为适用范围、当事人主体资格的确定、举证责任、鉴定程序、责任承担、附则等六部分。
医疗纠纷导致的恶性事件，是当今社会的热点，也是敏感点。过去在处理纠纷时，采取的措施，往往随机、盲目、缺乏系统性，即使处理，也面临“难了”的窘境。
长期以来，非法治思维和非法治方式，在我国医疗纠纷处理中盛行。有的纠纷，如果是医院方和患者方私下调解，往往还能不拘泥于程序和实体规定。如果涉及复杂的问题，医患更是各执一词，“罗生门”频发。
难以调解，难以定性的民事纠纷问题，往往就要求助于法律，而不是简单地靠“辩”就能明晰。一次辩论，耗费的时间太长，耗费的舆论关注太多，耗费了双方的心力，得不偿失。我们解决问题，并不需要一次次不计成本地重复案例，虽然，故事的重演能带来法理的思考，带来法学学科的理论延伸，但司法改革、立法的推进，能让法律对现实纠纷进行“反哺”，给现实中解决问题提供权威依据，大幅度降低解决纠纷的成本。
针对医疗纠纷问题，虽然也有相应的法律，但《解释》的发布，无疑为现实层面的诸多问题提供了操作性更强的司法阐释，将法律适用范围、主体资格的确定、责任的划分，进行了细分。问题、纠纷既然复杂和多样，就要求法律也要体现对社会治理的关注，也要有相应的细则和弹性。近些年来，在这方面，最高法的指导意见，体现了很多对社会治理方面的研究，还有的是案件集纳、梳理，比如关于老赖的治理，关于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的等等。
当然，也要看到，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处理医疗纠纷，并不是一件说做就能做到的事。司法体制改革方兴未艾，在不断的改革中踏出坚实一步，就愈发能深刻感受到“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的千钧之重。

据媒体报道，12月12日，阿里巴巴战略投资小鹏汽车正式交割完毕，占股10%。在此之前，腾讯已两次领投蔚来汽车，百度10亿美元领投威马汽车。至此BAT三家已全面入驻新造车领域。
为何BAT不约而同选择了造车？
这需要从轿车需求现状谈起。目前，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带来了中产阶层的迅速壮大，消费升级加速。除了快消品，大件消费品需求也如日中天，作为重要的家庭轿车需求潜力释放，也得到了三方面支持。
首先，汽车行业自身具备升级换代转型推动。前几年，研究人员惊呼汽车行业产能严重过剩，每个省级地方都有一个或以上汽车厂商。未曾料想，汽车行业在担忧下迎来出路。非化石能源的电动汽车迅速迭代，电动汽车发展如火如荼，加之互联网思维渗透，电动汽车或成大势。
其次，政府提供了强力推动。环保压力，雾霾等空气污染状况，迫使电动汽车发展成为必要选择。从生产制造到需求消费，我国政府在税收等方面均加大了优惠政策力度。
最后，是互联网巨头的资本技术等要素的介入。互联网巨头资本之所以介入，除了电动汽车的发展环境与市场潜力，更重要的是无人自动驾驶汽车。
目前，BAT三家均已完成在汽车产业的布局：阿里入股小鹏汽车，腾讯领投蔚来汽车，百度牵手蔚来汽车和威马汽车。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就汽车行业而言，BAT并没有投资传统汽车制造商，而是专注于刚刚成立、具有互联网基因、致力于高级电动智能汽车的车企。
比如，小鹏汽车成立于2014年，而现任董事长、UC公司的创始人何小鹏，直到今年8月底才离开阿里，正式全职投入小鹏汽车当中；蔚来汽车成立于2014年11月，12月16日高性能智能电动7座SUV蔚来ES8正式上市；威马汽车成立于2015年12月，致力于推动智慧出行产业的发展及落地。
为何如此？
事实上，虽然同属汽车领域，但燃油汽车与电动车、自动驾驶汽车本质不同。曾有业内专家向笔者表示，二者在设计、制造理念，技术研发思路上并非一物。由于传统汽车厂商没有互联网、大数据、智能化与云计算思维，传统汽车制造商很难转型为电动汽车与自动驾驶汽车。
而互联网巨头布局汽车领域的目的恰恰在于自动驾驶汽车。在燃油车时代，城市家庭两部车，以旧换新已成常态。随着自动驾驶技术对汽车行业的颠覆性革命，从电动汽车，到自动驾驶汽车进入消费视野也将一步步实现。
而面对汽车领域的创新变革，传统汽车厂商如何顺应趋势，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变革之路，是他们必然面临的挑战。

近年来，数字经济越发成为中国经济的新增长源。而毫无疑问，作为生产要素的数据必将成为未来互联网数字经济的核心。对于企业来说，数据即财富，拥有了数据就相当于拥有了生产资料，数据可以直接转化为利润；对于政府来说，数据，特别是经过分析的大数据，有利于优化行政决策，提升行政执法水平。
个人数据保护存在危机
在所有国家中，政府和企业都掌握了大量的数据。在我国，由于各种实名制的存在，如寄快递实名、购买车票实名、住宿登记实名、各类社交App实名注册等等，而且由于几乎与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的网络购物，也需要住址、电话等大量个人信息，所以公民个人不得不把大量数据，交给相关政府部门和企业。
然而，我国至今还未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等专门法律，个人数据保护亦面临严重危机。个人数据经常被不当收集、储存、利用，甚至用来非法交易。
因此，在互联网时代，我们很多人似乎都处于“裸奔”状态，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毫无隐私可言。各种各样“知根知底”的营销电话、短信接踵而来，就连上网痕迹、手机通话、聊天记录中的关键词也可能被抓取用来实施“精准”营销。
欧盟数据保护，立法先行
在个人数据保护方面，我们可能更得向欧盟取经。
早在1981年，欧洲议会就通过了有关个人数据保护的《保护自动化处理个人数据公约》，这是世界上首个有约束力的有关规范数据使用、保护个人隐私、促进数据交流的国际公约。1995年，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通过了《关于涉及个人数据处理的个人保护以及此类数据自由流动的指令》（简称《个人数据保护指令》）。
在立法目的上，《个人数据保护指令》定位为两个方面：一是保护自然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特别是保护数据处理过程中的个人隐私权；二是促进数据在成员国之间的合法流通。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数据挖掘和分析技术不断提高，互联网经济平台每分每秒都会形成海量的数据信息。为了应对互联网时代个人数据保护的新挑战，并确保数据能够高效和安全流通，2012年欧盟委员会公布了《一般数据保护条例》（GDPR），拟对实施了近17年的《个人数据保护指令》进行修订。
由于存在诸多争议，直到2016年4月14日，欧洲议会才最终投票通过了商讨多年的《一般数据保护条例》，该条例将在2018年5月25日生效。GDPR新条例的通过意味着欧盟对数据保护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堪称史上最严格的数据保护条例。
数据处理条件严格
在欧盟，数据掌控者不能随意处置数据。只有至少满足下列条件之一，数据处理才是合法的：第一，数据主体同意为一个或多个特定目的处理其数据；第二，数据处理是为签订或履行合同所需；第三，数据处理是为遵守法定义务所需；第四，数据处理是为了保护数据主体或其他自然人至关重要的利益；第五，数据处理是为了保护公共利益或行使政府授予的权力；第六，数据处理是为追求数据控制者或第三人的正当利益，但不得损害数据主体特别是儿童的利益或基本权利与自由。
欧盟保护儿童权益的理念也体现在了数据保护当中。在欧盟，处理16岁以下的儿童的个人数据，必须获得该儿童父母或监护人的同意或授权。欧盟成员国可对上述年龄进行调整，但是不得低于13岁。
此外，欧盟立法还禁止处理特殊数据。如禁止处理反映个人种族或民族起源、政治观点、宗教或哲学信仰、是否为工会组织成员的数据，禁止处理能有效识别自然人的基因数据、生物数据，或涉及自然人健康、性生活、性取向的数据。
但是，在例外的情况下也可以处理以上数据，例如已获得个人的明示同意，或数据控制者出于处理劳动关系、社会保险之需要而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且已采取了适当的保护手段等。
特别重视数据主体的权利
为了制约数据控制者对数据的不当处理，欧盟法律赋予了数据主体一系列较为强大的权利，如同意权、被遗忘权、数据可携带权、拒绝权、获得救济权等权利。
其中，同意权是指数据操作者在收集和使用个人数据前，必须向数据所有者明确告知数据的收集内容和使用方式，并且需要获得数据所有者的明确同意。
被遗忘权的含义是数据主体有被遗忘的权利，有权要求数据控制者永久删除某些数据，除非数据的保留有正当的理由。数据主体不但有权要求数据控制者删除其直接控制的数据信息，还有权要求数据控制者删除经第三方转载、复制后的所有数据。
拒绝权指数据主体有权以合法充分的理由拒绝某些情形的数据处理，有权拒绝以直接营销为目的的个人数据处理。如果存在正当的拒绝理由，数据控制人不得处理相关数据。
获得救济与赔偿权则是指数据主体有权向数据控制者请求赔偿因非法数据处理造成的损害，但数据控制者能证明损害并非是由其造成的，则可以全部或部分免除他的责任。
数据处理违法责任严厉
对于侵犯个人数据的现象，欧盟的惩罚堪称严厉。比如，对于一般的数据处理违法行为，政府部门可以给予行政处罚，最高可处以1000万欧元的行政处罚，或者处以上一年度全球营业收入的2%的行政处罚。对于严重的数据处理违法行为，最高可处以2000万欧元的行政处罚，或者处以上一年度全球营业收入的4%的行政处罚。如果数据处理行为构成犯罪的，还会被追究刑罚责任。
可见，欧盟的数据保护是极为严格的。法律不仅严格规定了数据处理的目的、原则、条件、程序等，而且还赋予了数据主体一系列较为强大的权利，以制约数据掌控者对数据的不当处理。另外，法律还规定了较为完善的监督与救济机制，设定了严厉的数据处理法律责任。
尽管在数据保护方面，欧盟有诸多经验值得我国认真学习，但过于严厉的数据保护制度，或许可能阻碍数据流通，不利于大数据合法交易，可能有碍数字经济的良性快速发展。欧洲和美国的行业组织提出警告说，欧盟严厉的数据保护制度可能将极大阻碍数据商业价值的挖掘，并将给企业带来相当大的额外成本。
但不管怎么说，我国目前的问题不是数据保护过于严厉，而是不足。因此，在数字经济飞速发展的当下，我国应当加快完善数据保护法律制度，以真正能有效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

以“大嘴”著称的埃尔多安向来说话口无遮拦，如今这般表态大有与美国“怒怼”的意味，一下子引发世界舆论关注，出足了风头。可问题是，东耶路撒冷目前在以色列的掌控之下，土耳其想在那里开设驻巴使馆，从操作上首先还得问以色列行不行。只要稍微有点常识都知道，以色列绝对不会买土耳其的账，不会让土耳其大使馆的牌子在东耶路撒冷的土地上挂起来。简言之，埃尔多安此举不过是放空炮，反正吹牛不用上税。也正因为如此，埃尔多安也给自己预留了台阶，并未对使馆挂牌开出明确时间表。
事实上，埃尔多安此举不过是近来土耳其对美中东立场转变的“强出头”系列动作的新招。本月13日，土耳其作为东道主主持召开伊斯兰合作组织特别大会，宣布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东耶路撒冷为其首都。紧接着，埃尔多安还宣布，土耳其正在联合国推动就耶路撒冷地位问题进行投票，从而让美国收回决定。
为了巴勒斯坦埃尔多安大有与老盟友美国撕破脸的架势，原因何在？那就是土耳其想当中东老大。
众所周知，二战结束后几十年，国家实力和地缘政治决定着，埃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直是伊斯兰世界的老大哥。相比之下，土耳其虽然人口、经济实力、军事实力不弱，但世俗化的土耳其与伊斯兰世界的疏离感根深蒂固，土耳其一直实行“西向战略”，加入北约欧盟，不愿意与亚细亚人玩。由于土耳其地跨亚欧大陆咽喉，位置优越，自然被北约吸纳为成员，但土耳其加入欧盟则很不顺利。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申请入盟，一直被欧盟晾在一边，土耳其不过是“单相思”，欧洲人虽然口头上说欢迎，但骨子里是不会让土耳其加入欧盟大家庭的。
近年来，欧土关系出现大滑坡。在欧洲人看来，埃尔多安政权大有“去世俗化”趋势，价值观上倒退，土欧关系磕磕碰碰很多。这也让安卡拉认识到，对欧盟的“苦恋”不过是一厢情愿，不如早日挥刀斩乱麻。如此一来，既然西向无望，土耳其把目光朝向了中东北非伊斯兰世界，做地区老大也是不错的选择。
“阿拉伯之春”让中东北非伊斯兰世界的政治版图重新洗牌，曾经的老大埃及风光不再，话语权的真空让土耳其、沙特、伊朗等都想插足填补。在安卡拉看来，千载难逢的“历史之窗”正向自己开启，重振奥斯曼土耳其雄风的机会又已来临。埃尔多安大幅调整对外战略，在中东事务上不断加大参与力度，大国雄心昭昭然。
土耳其经济总量在中东地区首屈一指，是本地区唯一的G20成员，军事实力也傲视中东，安卡拉觉得底气十足。埃尔多安曾公开提出，土耳其应该成为中东的新领袖。然而，在中东，“世俗”的土耳其一直被认为是“异类”，回归中东当老大最大的障碍是要得到伊斯兰世界的认同，这也是埃尔多安的切入点。
一是强力介入叙利亚内战。叙利亚危机爆发以来，土耳其强硬介入，甚至不惜公然出兵，凸显自己的存在感。为此，土耳其先是与巴沙尔政权翻脸，击落俄罗斯战机，但后来又与俄罗斯修好，甚至为此不惜得罪美国、欧洲，目标只有一个：要主导权。
二是高调介入巴以冲突。巴以问题是中东的重大关切，是联络伊斯兰世界感情的关键切入点。一直以来，安卡拉与以色列关系相当亲密，但埃尔多安近年来在对以外交拐急弯，频频打出“以色列威胁论”。此次特朗普总统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之后，埃尔多安不仅猛烈抨击美国，甚至威胁要与以色列断绝外交关系。
应该看到，安卡拉的“强出头”总体上是“雷声大，雨点小”，很大程度上是做给伊斯兰世界看的。毕竟，土耳其是北约盟主美国的小兄弟，“苦肉计”可以演，入戏太深就会吃不了兜着走，埃尔多安是个聪明人。

I read their white paper and detailed information, I think this project is worth our invest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