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新闻史学家方汉奇教授日前宣布捐出100万元奖金助力新闻史研究工作，不过当他在学生陪同下去银行网点汇款时，却引发了一场小小的风波。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陈昌凤通过其微博称，“转账时银行如临大敌，师妹被当成骗老人钱的骗子审问，就差报警了。幸亏有新闻报道，才让银行相信了。”当事银行通过其官方微博回应称：“方教授这样的高龄，金额又是如此巨大，作为经办银行在处理时当然要慎之又慎。”
方汉奇是谁？国内新闻系的学生一定都读过他编写的新闻学教材。作为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方教授从事新闻史教学研究近70年，成果卓著，桃李遍天下。一个研究了一辈子新闻的老前辈，却以这样的方式出现在新闻里，让许多人（恐怕包括他自己）都始料不及。且陈昌凤老师（也是方教授的学生）描述“新闻现场”绘声绘色，令人忍俊不禁。据说当时银行网点至少有三名工作人员同时向方教授了解汇款情况，“银行一听是学生和基金的人更紧张了，直接喝退师妹和基金会的老师，‘你俩后退，我们单独跟老爷子说话！老先生，您有孩子吗？他们都知道吗？’先生说，有个儿子在美国，还有个女儿在英国……完了！更像上当受骗了。”
子女不在身边，外人陪着来的，老人年纪又大，数额又是百万元，这简直是骗子标配。据说现在但凡有人陪同老人转钱，或者老人单独转钱，银行柜员都会反复询问，以防范电信诈骗和投资公司骗钱。本来，按照存款自由取款自愿的原则，储户转钱给谁，属于个人隐私，银行作为中介无权过问，也无防骗反骗义务，柜员的工作是保证账目正确。无奈现在骗子专对老年人下手，银行这么做，也是为储户利益着想。
当然，现实中警察柜员齐上阵，劝阻未果的例子也有不少。一些受害者被骗子精神控制，执迷不悟，不但不领情，怪警察柜员多事，阻他发财的也大有人在。广州就曾有事主在多次被银行阻拦后，仍疯狂地持续一个月办理转账，直至将钱汇入骗子账户的例子，让人喟叹骗子骗术之“高明”。听说，现在骗子为了应付银行和公安机关建立的“联动机制”，为躲避拦截，改变骗术，会指使事主通过网上银行或A T M取款机转账。虽然监管部门推出了A T M转账延时24小时到账等防骗措施，但肯定还是会有人上当受骗。
善行义举，终须得到社会善待，从这个意义上说，新闻学泰斗遭遇的这起转账风波虽属误会，却是个温暖的误会。在“转账自由”与“为储户看好每一分钱”之间，银行方面还需总结经验，理顺工作流程，尽量减少因审核程序有可能给储户带来的麻烦。另一方面，我几次到银行办事，曾看过有储户因转账开卡一堆风险提示，嫌麻烦而埋怨柜员。作为储户，我想大家也要理解，银行本无责任提醒你小心被骗，柜员的提醒纯属好心，感谢还来不及呢。

这种政策才是益民的，不过，高铁的抢票网站希望更坚强一点，春节来临，希望大家都能安全回家过年。

日前，首部专门针对人民陪审员的立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跟此前人民陪审员试点方案略有不同的是，草案将担任陪审员的年龄门槛由此前的23周岁提高到了28周岁，同时将学历门槛由此前的“大学”降到了高中。
本轮司法体制改革对听讼一方提出的要求，近期均有立法举措予以具体呼应。昨日南都社论关注法官法、检察官法修订，探讨从业人员入职条件在专业要求和年龄门槛上的标准抬高，此次陪审员法初审所给出的草案文本，则呈现年龄限制同步提高、学历标准放宽的“一高一低”表现。年龄要求体现司法诉讼对经验的强调，法律专业储备不同，则基于陪审员在司法裁量中的差异化角色定位不同。
陪审，陪的是法官，诚如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在对陪审员法草案所作的说明中所言，司法实践中长期存在陪审员“陪而不审，审而不议”现象，陪审真的只是陪陪而已的尴尬处境到了必须彻底改观的时候。此次陪审员立法，与年龄、专业门槛的高低调整相比，更值得关注的是对陪审运行机制在具体化程序安排上的调整，以及对陪审员参与审理案件类型的明确。草案增设七人制合议庭，“以满足审理重大案件的需要”，而且在七人制合议庭中，明确陪审员只参与审理事实认定问题，不审理法律适用问题。
陪审员角色的制度设定，从此次立法中可以循到初衷所在。将司法审理细分事实审和法律审两部分，并给陪审员设定只参与事实认定的法律使命，意在破解陪审员“陪而不审”、“只陪不审”的局面。专业的归专业，进一步明确陪审员权属职能的意义，也在强调其参与实质化庭审过程中具体真切的作为，参与事实审理部分就不仅要发言、做判断、给出决策意见，更重要的是陪审员在司法裁量中因法律界定明确而处于真正被授权的地位。七人制合议庭中陪审员有可能扮演决定性多数的角色，在对特定案件的事实判断上有举足轻重的发言权。此前实践中陪审员之所以处于“陪”的境地，很大程度上与陪审员在司法裁量中的话语权有关，民众常见的TVB法庭戏中控辩双方对陪审团态度、角色的重视和忌惮，原因亦在于此。
与正在进行中的庭审实质化改革一样，陪审同样也需要制度层面的实质化，告别“陪而不审”的局面。新的合议庭组成机制属于具体的制度安排之一，在陪审员选任上的学历门槛放低还需要更细节的相关部署。陪审实践中，与“陪而不审”共存的还有陪审员遴选的人为安排，从一开始就消解了陪审机制实质化运作的可能性。陪审不仅是对学历要求放宽，对参与者的学科、职业背景也要有明确排除，进行事实审理的陪审员不能再由经过专业法律训练的人群充任，实践中专业法学研究者例行配合案件陪审的情况要得到改变，陪审机制对司法专业在社会阅历上的补足，要避免客观上造成另一种专业上的局限和偏见。
庭审的实质化与陪审的实质化都是司法改革所要达到的目标，后者无法自外于前者而存在。庭审的实质化强调的是居中裁量对法庭进度、局面的把控，居法庭中央不仅是表现出位置的客观中立，控辩双方要有且仅通过庭审程序为居中裁量者呈现案件的证据事实。而陪审的实质化，谋求的则是在居中的司法裁量内部，对案件审理和判断权属的具体分配。不仅是控辩双方需要从观念上改变对陪审从属角色的固有定位，包括居中专业裁量的法官对陪审员的态度，也要从“陪审员只是庭审配合者”的看法中彻底走出来。陪审员立法更是观念之变，法官不是司法裁量的配角，权力要从法庭掌控者的位置退出去，陪审员同样不再是配角，要有能力完成制度所赋予他的使命。陪审实质化改革通过立法手段予以强推，司法实践层面有赖庭审实质化进展给予基本保障，陪审员在法律划定的事实层面说了算。首先需要司法裁量在整个案件进展中权责匹配。

据统计，本月全国接连发生醉酒驾驶导致的一次死亡5人以上较大事故，而近两个月全国共发生酒驾肇事事故302起，已造成104人死268人伤。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日前召开全国视频调度会，分析研判岁末年初全国道路交通安全形势，全力预防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进行部署，并从即日起开展整治行动，严查严处酒驾醉驾违法行为。
临近新年，亲友聚餐饮酒增多，酒驾行为随之增加。然而，一个酒驾者一时的心存侥幸，却可能造成几条鲜活生命的逝去和几个温暖家庭的解体。近日，在哈尔滨市一名醉驾者撞到正在路面作业的环卫工人，导致5人死亡。如此惨痛的案例已令人扼腕不止，更令人不安的是，类似一次死亡5人以上的酒驾肇事案件，一个月内竟然在陕西延安、甘肃武威、黑龙江哈尔滨连续发生了三起。这一严重态势必须引起社会高度警惕。
近期严重的醉酒驾驶态势，是“醉驾入刑”以来的一波最强违法反弹。2011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将醉驾列入刑事处罚范围。近年的统计显示，醉驾入刑后全国因酒驾醉驾导致的交通事故起数、死亡人数，与法律实施前均下降近20%。
醉驾入刑的实施效果是明显的。醉驾入刑以来，交通参与者无不拍手称快，全国公检法机关更是紧密协助配合，严格刚性执法，严惩酒驾违法无例外，有效增强了执法公信力。醉驾入刑带动中国酒后驾驶问题明显改善，国民抵制酒驾醉驾的自觉性显著提升，社会初步形成“酒后不开车”共识。
然而，就在治理酒驾初步取得效果之时，我们的执法尺度似乎有了松动迹象。今年11月初，浙江瑞安发生了一起后果不太严重的机动车醉驾事故，按照此前刑法修正案，该案肇事者应处一个月以上、三个月以下拘役。但当地检察院根据最高法今年5月下发的相关文件，以及浙江省有关部门印发的相关精神，对醉驾肇事者作出了不起诉决定，仅要求其完成30小时社会服务。
据称，该案为醉驾入刑后全国首例从宽处理案件，当地有关负责人称是践行“宽严相济、以人为本”的司法精神。然而，如此“以人为本”却引起舆论激烈讨论。支持者认为，醉驾入刑会导致当事人丢掉工作甚至妻离子散，对某些后果轻微案件而言，这种处罚“太过残忍”。但反对者则指出，严惩酒驾是对生命的最好保护，轻描淡写的处理则是对社会的不负责任。
最近发生的惨痛事故，与近期部分地区执法尺度的松动是否存在某种关联，不得而知。但是，本月全国接连发生的三起醉酒驾驶血案，已经毫无疑问地敲响了警钟——我国目前仍处于酒驾醉驾的多发期、执法的攻坚期，此时毫无理由放松对酒驾尤其是醉驾的处罚力度。
我国机动车保有量、驾驶人数量依然保持快速增长，查处酒驾量大面广，一些城市和地区酒驾问题突出。在这种形势下，治理酒驾醉驾任重道远，必须长期遵循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严格刚性惩处酒驾者。执法力度稍有松懈，违法行为就会出现反弹，而执法尺度的松动甚至可能导致前功尽弃。
惨烈车祸的场景触目惊心，酒驾醉驾一直是广大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社会公害。醉驾入刑体现了科学立法的精神，是良法善行范例，其法律效果、社会效果显著。醉驾入刑必须长期坚持、严格执行，只有如此才能让广大驾驶者常驻敬畏之心，才能让道路交通越来越安全，人民群众生命财产越来越有保障

现在外媒很喜欢用中国威胁论来误导他人，也用来误导自己国人，时代在变化，未来的事情谁能说准，40年前的中国跟现在比能比吗，未来，只能通过时间来验证。

当生活与娱乐分不清楚的时候，这个人就已经废了，为了玩游戏而做违法的事情，这个人的理智也不存在了。

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持续实行的非常规货币政策为史上第二长牛市创造了条件。但是它们也埋下了下一场金融危机的种子，随着各国央行继续正常化政策以及缩减资产负债表，这颗种子可能生根。

前美国总统罗纳尔德-里根曾表示：“英语中9个最恐怖的字是——我来自政府，我来帮忙。”换言之，决策者们通常用那些会造成更多问题的方式来应对问题。

想想2008年金融危机后政府的应对措施。在发达国家央行实行了近十年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后，经合组织35个成员国都实现了经济同步增长，金融市场正处于史上第二长牛市状态。标普500指数自2009年3月以来已经涨了250%，因此人们很容易认为诸如量化宽松和超低利率等非常规货币政策是成功的。

但是有三个质疑的理由。首先，收入不平等在此期间疯狂加剧。尽管负数的实际利率和量化宽松通过抑制现金和政府债券收益对储户造成了损害，但是它们大体上促进了股价和其他风险金融资产的价格上涨，而这些资产普遍由富人持有。当诸如政府债券等传统固定收益投资没有收益时，即使是最保守的养老基金也没有选择只能投资风险资产，促使价格进一步升高，加大了贫富差距。

根据瑞士信贷最近发布的一篇报告，美国最富的1%人现在拥有全国投入投资资产的财富的一半，而底层的90%人的大多数财富则来自于房子。实际上，最富有的美国人现在就和20世纪20年代时候的富人一样坐拥大部分的全国财富。从全球范围来看，最富的1%人拥有一半的总资产，而10%人拥有88%资产。

更重要的是，虽然货币刺激政策已经允许企业以历史低位的成本借贷和再融资，但是它们在增加员工薪酬方面没有感受到任何压力。在美国，2017年实际薪酬仅比1973年的高10%。尽管货币刺激政策的规模很大，持续时间很长，各国央行们仍无法实现其通胀率目标。通胀率不足可能反映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通缩压力；海外低成本劳动力的可获得性和全球化；自动化和节省劳动力技术的传播；能源部门生产力增长抵消了价格增长等等。不管情况如何，发达国家低通胀率的净效应是一个不大稳定的社会结构和不断拉大的贫富差距。

其次，受量化宽松政策驱动日益高涨的风险资产大潮已经推动了被动投资。这一趋势引发了一系列新风险。自危机发生以来，各大市场已经紧密相关，离散率一直处于极低的水平，而投资则大部分遵循接纳风险和拒绝风险模式，所有这些都有利于低成本的被动投资实现超越主动投资的表现。因此，自2006年1月以来，投资者们已经往指数基金等被动投资工具中注入了超过1.4万亿美元，而从主动型共同基金中收回了1.5万亿美元资金。

即使投资经理们发布了成千上万种新产品来迎合不断增长的需求，支持被动投资策略的环境也仍在改变。一开始，央行通过减少债券购买规模来正常化货币政策。资产之间和资产类别内部的离散性上涨，表现的钟摆已经开始朝着主动管理摇摆。与此同时，过去十年积累的巨额被动投资已经突显了资本可能错误配置，资产价格可能扭曲，而对受托人注意义务和其他系统问题的担忧则不断加剧。

最后，各国央行还没有完全扭转非常规政策并且减少其庞大的资产负债表。如果管理金融危机和推行史无前例的政策看起来有点难，那么就等等，看看从经济中抽回空前水平的流动资金后将发生什么。美联储、欧洲央行、日本央行、英国央行、瑞士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已经膨胀至共15.5万亿美元的规模，是2007年底的四倍。

世界经济将面临的大规模减少资产负债表的行动将带来一系列新的重大风险。央行们的资产负债表的规模是货币扩张创造的资金需求的结果。即使央行们能足够准确估算出资金需求量以确保2018年更稳定地调整资产负债表，其他挑战仍然存在。例如，如果从未目睹这样一次货币正常化的市场参与者们错误理解了央行的意图，那么他们可能重演1994年债券市场崩盘。

而且，为了寻求收益而承担了更多风险的养老基金将不得不使“更低的未来市场回报”和“因更老的人口的需求而不断增加的波动性”能够保持一致。2015年，八分之一的全球人口超过了60岁。根据联合国数据，这一比例将在2030年前增加至六分之一，在2050年前增至五分之一。


如果养老基金无法在未来履行其义务，那么政府将介入提供安全保障。然而，2007年以来政府总负债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已经以逾9%的年率增长，目前大约为325%，其结果是债券市场可能无法支撑负债累累的政府。如果发达国家的养老基金和政府无法为老年人提供保障，那么社会动荡将随之而至。

在即将步入2018年之际，我们必须希望各国央行将能够熟练地减小在全球经济中发挥的作用，让市场回到美国经济的中心位置。成功将取决于两大因素。其一，各国央行将能够抵制政治化，保持它们的独立性和有着非凡的技术知识。其二，它们将需要循序渐进地实现正常化，避免唐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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