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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伦：从天安门到占中——历史的轮回与中国的新生

     
   
     酝酿一年多的香港占中运动终于因人大常委会特首选举方案的「落闸」而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香港捍卫自由与天安门争取自由
   
    其实，占中理念的推出者，包括所有希望中国、香港能保持和平繁荣自由的人们，内心里都不希望这场运动能真正发生，期望即使不能达成真正民主普选的目标，选举方案至少也能让人有些许的希望，但这一切都在人大常委会宣布方案那一刻彻底落空。当议会大堂里不再有讨论的空间，社会意见表达走向街头就势所必然，这是规律。香港，走到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而中国，或许也将开始一个新的时代。
   
    占中一起，整个世界有关天安门运动的记忆都被唤醒。确实，那诉求、场景、氛围、行动方式、参与者等，自然让人产生何曾相似的印象。最重要的，是博弈冲突双方逻辑的逆反，其背后所展现的两种不同的文化、政治理念的冲突与八九期间所表现的毫无二致。从这一点讲，二十五年过去，中国的经济发展到新的台阶，但北京政权的政治理念和运作方式依然停留在那个时期，这让人感到悲哀，更让人为中国的未来感到担忧：因为，这种理念和治国手段上的陈旧，不仅是香港问题的根源，中国当下种种矛盾冲突的缘由，更可能会成为未来中国爆发更大灾难的肇因。解决这种陈旧状况已刻不容缓，它关系香港，关系中国甚至关系执政集团自身的命运。占中怎样落幕，或许可以给我们传递一个这种陈旧的状况能否得到恰当解决、中国的未来转型能否顺利的非常重要的信息。
   
    但如果真正想更透彻地理解香港占中的产生，就可能需要对天安门运动和占中两者间的不同有所了解。尽管两者表现上都体现为争取民主，但前者是想通过争取赢得些从未有过的权利，后者则是希望通过争取来维护捍卫一些既有的东西：独立的司法和行政体系、新闻、结社和宗教上的自由等等。在八九，争取民主和自由是相连的、混一的，是在一个从无所不在、无所不控制的极权体制向开放的体制初步转型的背景下发生。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被镇压，但事实上还是取得相当大的成果：中国经济的进一步自由化，对外开放的加大，公民个人生活空间的扩展等都与八九运动的争取和牺牲有直接的关联。也是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才能理解经过镇压后的北京政权为何能生存至今的缘由：它事实上是不得不回应了天安门运动诉求的一部分。
   
    中共接管上海后命运或降临香港
   
    不过也正因为这种响应是局部的，常常是非正式化缺乏制度保证的，特别是局限在经济和社会的局部领域，缺乏整体配套的改革，造成后来诸多问题，中国今日才需要以政治制度的改革来全面落实八九的诉求，以期让争得的某些局部自由不被扭曲，公民的权益得到保障，获得完整的权利；同时，政权也才能真正得到更新再造。也是因为这种自由支配的空间的相对扩展的同时没有伴随相应的政治制度改革，管理体制的现代化，才有八九镇压后大规模腐败的产生：局部的社会、经济自由空间，被高度垄断权力的精英大肆滥用，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这种恶质腐败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相反，在香港，导致占中发生的逻辑和社会心理是，由于大陆政治和经济权力的全面侵入，香港旧有的世界一步步崩塌，人们熟悉的那个除选举权部分欠缺之外所有现代权利都具有的文明社会渐渐消失。人们明白，如果不能争取到政治权利，所有曾具有的都最终将消失。当年中共接管上海后的命运会再一次降临到香港头上：在有限地享有原有的权利过程中，慢慢地像被一个温水煮掉的青蛙，死去。尽管港英当局统治之时，人们的民主权利也并没有得到很好地实现，但鉴于英国的制度和传统，基本自由方面是得到保证的。但对中共这样一个政体，如果政治权利得不到保证，其他的权利最终都将丧失。港人争取特首普选权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希望用政治的某种自主来作为堤坝，阻挡住中共的全面侵蚀。
   
    九七回归前，各方朋友就此征询看法时我曾预言：当下和今后一段对香港绝对不需顾虑，但长远看，又一定会有问题，除非中国的体制有所变化，因为那是由北京政权的性质所决定的。中共在工具性地利用了旧日的上海和今日的香港后，因制度权力的本质冲动，不可避免要将其吞噬。今天，笔者丝毫不为自己的先见之明感到得意，感受到的更是一种深深的悲哀。相信对许多有四九年后从沪来港经历的港人或是他们的后代来说，有与笔者这种同样的预感的人恐怕也不在少数。历史，不仅从二十五年前的天安门到中环在轮回，也在从一九四九到二○一四的上海和香港间轮回。一出悲剧的双城记！
   
    争取公民权利将是新时代主旋律
   
    历史的轮回源于公民主权的丧失，而挣脱轮回就必须争得公民决定自身命运的权利。正如当初天安门悲剧警醒了港人，从此开始为香港乃至整个中国的民主而奋斗，香港今日的命运其实未尝不对大陆人也具有启示：中国人得到的某些经济和社会上的局部自由，远远无法与港人所具有的已经制度化的权利相比，且无制度性的确切保障──连付出极其昂贵、艰难代价所购买的房屋，这种最基本的生活品，因不具土地所有权事实上只具有部分的永久所有权，遑论其他！即使如此，香港人的自由都在丧失，中国人又岂能相信自己具有的些许自由会得到永续？只要中国的政治制度不发生根本的改变，这些都可能丧失，文革也有可能会卷土重来。社会科学院长那种中共的意识形态高官不都在开始重谈阶级斗争了吗？那种小市民式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对公共事务缺乏兴趣，对中国的维权和民主事业怀疑冷漠的态度和行止，终将会让人吞食恶果，也定将不利于民族的进步。中国人只有不断地去捍卫和争取自己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各方面的权利，尤其是政治权利，将「权力关进（公民监督）笼子」，公民自身才能得到安全，其福祉才能得以保护。
   
    换句话讲，不能满足因天安门的牺牲所换来的局部不清晰的自由，更应积极进取，争取八九的诉求的全面实现，用自由的扩大来铺垫政治的民主，用政治的民主来获取和保障自由，这是中国这种极权国家转型所不能回避的逻辑。争取自由和民主必须是一体的过程，否则，就很难避免出现我们事实上已经见到的大规模恶性腐败，得到的局部自由也就很可能非常脆弱和虚假，随时可能丧失。对极权国家的转型来讲，只要不实现权力的民主，公民不可能得到真正意义上的自由。
   
    占中不仅仅是香港一地之事，这个与中国近代历史开端相连的城市所发生的一切，一直就与中国现代的命运息息相关。因此，不管占中运动的结局如何，事实上它已经为整个中国的一个新的时代拉开序幕。这将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结局尚不清晰可期的时代，但其中，争取公民的权利，将是最宏大的主旋律。中国的公民将以各种方式展现其力量，正如香港运动中所表现的，一代新的不惧权威、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的年轻人也将跃上历史舞台，冲击与这种意识不相匹配的制度和意识。社会利益和意见的分化也将逼迫这个民族去寻找一种能够包容各种利益和意见的制度。
   
    来源：《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