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汪国真去世的消息，勾起了很多人的记忆。我记得，有一次老师的作文题是让我们就汪国真那首著名的“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写读后感。我一看这个题，心里就哀叹一声：“老师，你是故意折磨我的吗？”因为一看这个题，就知道老师期望我们写些什么腔调的东西，让我写预定腔调的东西，对我是很大的折磨。很多喜欢汪国真的人抱怨别人的诗很难读懂，而在我看来，汪国真的诗则很难读不懂，大概这是汪诗成为语文老师出题最爱的原因吧？
我这么说没有贬低他人的青春记忆的意思，我也很尊敬逝去的汪老师。我只是想说一下我所认为的汪诗流行的原因。
汪国真流行，并不是因为他写出了什么新东西，而是因为他迎合了流行的东西。比如“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很流行，而实际上，在这之前，有“世界上最宽广的是大海，比大海更宽广的是人的心胸”、“再高的山也会被人踩在脚下”之类的流行格言，很明显，汪诗只是对这些格言的模仿。
汪国真另外一句名诗“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而在他这首诗之前，《风雨兼程》这首歌已经很流行，歌词中有“今天你又去远行，正是风雨浓……就这样风雨兼程。”
例子很多。总之，在同学们的抄本上，基本上对每一首汪诗，我都能看到当时某种流行腔调的影子。
后来经历越来越多，我逐渐意识到，很多流行的所谓的新思想、新创见，其实并不新，而是因为它们巧妙地（或者说恰好）迎合了流行观念。而处在流行中的人们，需要选择一个代言人，这个代言人可以让他们感觉自己不是在追逐流行，而是追逐一种新东西。
要说最著名的宏观经济学家，肯定非凯恩斯莫属。主流经济学家说凯恩斯发起了经济学的“凯恩斯革命”。所谓的“凯恩斯革命”，是指从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发表之后，“政府不断挖坑、填坑就可以产生需求、刺激经济发展、摆脱经济危机”成为流行的经济学理论。挖坑论不是凯恩斯的原话，但总结的是凯恩斯的观点。凯恩斯《通论》中赞扬的是政府建金字塔。
但，挖坑论真的是凯恩斯的“创见”吗？《通论》发表于1936年，实际上，在19世纪，法国经济学家巴斯夏就驳斥了挖坑论。巴斯夏说，政府挖坑、埋坑产生了看得见的“需求”，但看不见的是，原本可以用于有益途径的资源被消耗在无益的挖坑填坑中，也就消灭了资源在有益途径中同样可以产生的需求。巴斯夏1850年去世。也就是说，巴斯夏提前近100年就批驳了他那个时代的凯恩斯们。
凯恩斯并未提出任何创见。即便错得离谱的挖坑论，也不是他的发明。他只是迎合了早就普遍存在于人心中的一段错误的思维结构。具备这样一段错误的思维结构的人们为什么选择了凯恩斯作为“经济学革命”的象征？因为凯恩斯本就是著名经济学家，且《通论》充满了数理符号，看起来很创新、很科学的样子。
这就像汪国真。人们喜欢汪国真，是因为汪国真恰好把当时的流行腔调表述得像诗。为什么后来汪国真再也没有写出流行的诗？因为流行腔调变了。现在流行各种仓央嘉措。
当然，把汪国真和凯恩斯相比，对汪国真是很不公平的。汪国真表述的是正能量，而凯恩斯主义则是专门制造灾难的。可惜得很，凯恩斯主义目前还正在给老百姓制造灾难。
经济学如何才能像汪国真鼎盛时那么流行？也许有人会问：凯恩斯主义不就挺流行的吗？但，凯恩斯主义的流行不是经济学思维的流行，而是反经济学思维的流行。经济学家张维迎说，理念改变世界。不改变凯恩斯主义的流行状况，世界变好的速度会很慢，甚至会变坏。
很多经济学家有很好的原创思想，但很多精彩的原创思想哪怕经过数百年，也未必有流行的机会。不要说经济学，自然科学也是如此。日心说和地心说就斗争了数百年。好思想不会自己创造流行，要想让精彩的经济学思想有汪国真般流行的机会，需要很多传播者来慢慢改变。有人负责原创，还得有更多的人努力改变流行。

不出所料，五一小长假的第一天，北京周边公路如约暴堵。尽管昨天（5月1日）天气并不十分宜人，但终于有了难得假期的市民，还是冒着长时间堵在路上的风险，奋不顾身地投入到滚滚车流之中，以至于各条高速公路的出京方向，再次成为蔚为壮观的“停车场”。
照例而来的，是对堵车原因的各种分析，和对治堵之策的各种设想、建言。譬如有人分析称，长假期间的高速路免费政策，诱导了人们的出行选择，造成远超平日的拥堵。言下之意，取消免费或许是治堵之策；另外的人则分析，免费诱导拥堵只是表象，真正的原因是免费的好日子太少，才导致人们集中出行，如果全年免费，则人们无需集中在长假的几天里领取“免费午餐”。但也有人以经济学术语分析，认为长假出行已成刚性需求，因此对通行费价格并不敏感，长假期间无论免费与否，都不会直接影响高速路的拥堵状况。因此，治堵之策不能仅仅盯住通行费用，而是应从休假制度入手，减少乃至取消集中长假，代之以带薪休假制度，把目前高度集中出行的需求，转变为相对均衡的分布。
尽管每一种分析似乎都言之成理且有理有据，但一个浅显的道理是，如果针对同一事实的原因分析太过多元且相互矛盾，则每一种被分析出的原因都可能并非根本原因，而且事实上也并不存在真正的“根本原因”。而如果在分析过程中陷入对“原因的原因的原因”的追究，则追究出的所谓终极原因，则很可能只是逻辑的推论，在现实中并没有实现的可能。
譬如，按照一般经济学原理，长假期间的高速路免费政策，可能有诱导出行的作用，但这种诱导作用究竟几何，又在多大程度上增加了长假期间的交通拥堵，几乎无法通过数学分析得出结论。而由于交通政策牵涉甚广，也不可能通过取消某次长假免费的方式进行政策实验。比较可行的方式，或许是通过对某些特殊时段的观察，间接分析各种政策的作用和导致长假拥堵的原因。比如选取5月某个既非长假、亦不免费的周末，分析北京周边高速公路的拥堵情况，或许可以间接推出各种条件对交通拥堵的影响。而实际的情况是，在这样的周末，北京周边高速公路大多也会陷入相当程度的拥堵。或许由此可以推论，私家车的大面积普及，人们郊游踏青需求的提升，春日时节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人为拼凑的小长假，高速路免费的人性化政策，都是促成清明、五一小长假拥堵的原因。如此众多的原因共同发生作用，也就很难找出哪个原因是起到核心作用的“根本原因”，于是也就并不存在可以一招改变拥堵现状的“治堵良方”。
实际上，假日期间的交通拥堵，是世界绝大多数城市的通病，可以归入“大城市病”的重要症状之一。不得不在城市中心打拼，又向往亲近自然的生活，既是城市中产阶层日渐普及的风雅时尚，又是都市人群普遍罹患的现代病的主要症状之一。忍受高速路的拥堵之苦，很大程度上是不得不接受和忍受的病症，现代病一日不愈，这些病症很难单独消除。而就我们可以展望的时间内，看不到在现代化道路上刹车或掉头的可能。
如果一定寻找治堵良方，经济学也会给出答案，比如长假、周末等出行需求旺盛期间，大幅度提高高速公路的通行费用，利用价格杠杆让一部分人望路却步，就几乎可以随意控制高速公路的车流。但这样的虎狼之药，恐怕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都不可能采用。所以，面对高速路暴堵的既定事实，每个人可以做出出行或不出行的选择，却不必期待任何人给出的“治堵良方”。

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30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纲要指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核心是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要在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升级转移等重点领域率先取得突破。这意味着，经过一年多的准备，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顶层设计基本完成，推动实施这一战略的总体方针已经明确。
京津冀协同发展，涉及复杂的要素资源整合、消除行政壁垒、统筹社会事业发展等多个层面，既包括产业、项目等“硬件”性质的通关一体化，也包括区域行政管理方式、公共服务等“软件”性质的通关一体化。这两个一体化，决定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进度。
北京需要将低效益的经济部门和低辐射的公共事业部门转移出去，但这个转移过程不是简化的“甩包袱”和“接包袱”，而是旨在通过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优化区域内的经济发展空间，培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共生极。如果不能清晰划分区域内三地的经济职能，而是争抢相对高效益、高附加值、能获得高投入的项目，那么产业的转移对接就可能出现梗阻甚至无序现象，区域内的产业转移和承接就无法形成平衡的、有利于内涵集约发展的新经济格局。因此，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要求区域内各经济重心建立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互补型财政机制，建立利于整体利益增长的决策沟通和配合机制。
京津冀协同发展需要率先突破的交通、生态环保命题同样如此。交通一体化，包含了若干重大投资项目，这些投资对提振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至关重要，但其目标不能仅仅定在这一层面，还需要结合区域的总体发展规划加以考量，投资需要配合区域内的人口、产业分布特征，避免盲目投资、重复投资、过度投资，延长投资的边际效应期。生态环境保护，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已有共识，但在落后地区仍面临先要经济增长还是先要环境保护的选择，既要让落后地区获得与发达地区合拍的经济发展节奏，又要让区域内生态环境保护获得长期稳定的行政、经济、民心资源支持，需要更高水平的协调。
这种协调光靠行政力量无法实现。行政力量能够协调的是区域协同发展的总体方向、总体资源分配比例，而具体到每一个子项目，哪一个企业的搬迁、哪一类群体的转移能实现要素配置优化，还需要尊重市场的配置作用和法治的保障作用。
因此，统筹行政指令、市场意愿和法律意志，是协调京津冀区域要素资源整合、跨区划治理的先决条件。行政意愿和市场意愿的协调，提供的是科学规划、有序实施的方法，法律意志提供的是基本保证。就此而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命题，不光是关于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命题，更是关于治理机制改进的命题。治理机制的改进，起着远比项目落实更关键的先导作用。

从经济和社会创新的角度来看，2008年底的应对及目前的政策措施，它不过是用着比危机前更为激进的政策手段，如更为宽松的货币政策、更为积极地财政政策、更为低估的汇率政策，来保护原有的产业模式。不仅如此，这时，那些本应破产的企业，却在政府的救助下而存活下来。不仅存活下来，为了令自己的单位成本下降，将自己置身于一个更为有利的竞争位置，更是以更大的规模经济去克服自己的利润不足这种困境。这也就意味着，这一付药因其毒副作用，在无意中人为地破坏了“创造性破坏”这一市场机制，进而对原有的产业模式起到了某种意义上的保护作用。
瑞银证券公司全球新兴市场经济学家乔纳森.安德森在他撰写的一份报告里曾指出，在过去的几十年时间里，中国出口增长率持续高于周边国家和地区，通常要高8到10个百分点。中国在绝大多数劳动密集型轻工业领域占有了极高的市场份额，正气势逼人地进军电子产业。在重工业产品上，也一跃成为净出口国。但是，这一势头不可能长期持续。安德森博士给出的理由是：劳动供给减弱，年轻单身的移民短缺，非熟练工人工资迅速提高，更不用提正在升值的人民币。据此，他认为，中国绝对胜出的日子行将终结。
虽然于“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定义上，我不能认同他的观点。关于出口这一势头不可能长期持续这一观点我倒是完全认同他所给出的理由的。于这30多年的发展中，出口无疑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助益良多。而出口的快速增长，除有赖于诸多全力支持的政策外，还有2大要素是必须予以提及的，那就是人口和储蓄。
根据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Harrod-Domarmodel)，增长率等于储蓄率除以资本系数。根据该模型可得出的一个结论是，要想维持特别高的增长率就必须有较高的储蓄率。几年前摩根斯坦利的研究部公布的一份数据显示：中国的国民储蓄率接近50%，而家庭储蓄率也约为收入的30%。对此，李剑阁就认为，国民高储蓄率是支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要素。但这一观点，还是不能让人为之信服。于摩根斯坦利的同一份报告中显示，日本的居民储蓄率也高达31%。但日本为什么没有出现高增长呢?同样的情况还出现在台湾等其他东亚经济体。
所以，安德森博士所提到的劳动力的问题，或许是更令人信服的证据。我们知道，人口是劳动力供给的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这60多年是中国有史以来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1950年中国总人口为5.52亿，到2014年末增长到13.7亿，翻了一番多。庞大的人口基数和适当的人口年龄结构，构成了这30多年来取之不竭的劳动力后备军。而且劳动力的供过于求，还减弱了工人的议价能力，从而在改革开放这30年来得以实现了低工资率，这种低工资率比起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应支付的工资要低得多。
事实也是如此。在1998年之前，整个西方社会的沃尔马特街(Wal-MartStreet)上的居民消费品，其提供商不是中国，而是东南亚各国。从某种意义来说，当时的中国与东南亚各国是明显的竞争对手。而就在竞争最激烈的时候，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和他旗下的量子基金(QuantumFund)攻击了东南亚，并且引发一场巨大的金融风暴。危机迅速的扩展到政治等领域，特别是亚洲四小虎中的排头兵印度尼西亚，从此东南亚各国陷入了一个长达4-5年的挣扎期。
而其终端——西方世界并没有受到这场风暴的太多影响，甚至还得到了一些额外的利益。这也就决定了西方人的消费需求，并没有因为东南亚的金融风暴而降低，甚至更趋增长。这样的前提下，对手失去了4-5年，不正是中国意外获得的4-5年?!也正是藉此，中国才开始以经济影响力站到了世界经济的前台。
而2001年的两件大事亦为中国的全球化进程提供了莫大的助益，它标志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某种意义上的又一个新阶段：2001年“入世”的成功使中国大踏步地进入全球化过程，而随后而来的“9·11”事件，及欧美的相关应对——全球反恐，使西方世界的注意力聚焦于伊斯兰地区。该一事件不仅淡化了中美原来的矛盾，更重要的是其更促进了双方的互谅、合作，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中国的国际政治、甚至经济生态。
无可否认，上述这3大事件都对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起了空前的推动作用。其作用绝不亚于日本、德国经济崛起过程中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
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外部有利条件，中国加快了工业化步伐，并以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进行工业制成品的生产。得益于此，中国的经济在此后的10年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也正如迈克尔.波特的五力模型所反映的，由于中国的进入和发展，使得整个世界经济的结构为之改变。由于中国的需求增长迅速，这导致的是以澳大利亚、巴西等铁矿石出国，沙特阿拉伯、俄罗斯等石油出口国，土地和劳动力在内的供应商的议价能力明显增强。
另一方面，由于中国产出的增长，也令包括美国、欧洲在内的购买者的议价能力增强。更重要的是，受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激励，大量的后发国家，如与中国一样施行计划经济的越南、印度等，作为新进入者纷纷加入进来。如此一来，使得结构内的竞争者的竞争更趋激烈，无论是上游的供应商还是下游的购买者，其议价能力都为之增强。随之而来的是，成本的增长和利润的下降。这样的结果是，整个世界经济结构又随之改变。原油价格的上涨、劳动力成本的上升，甚至出现用工荒，这本就是原有的经济结构已经发生改变的强烈信号。
正如前面所讨论到的，这种出口型模式所赖以存在的最大要素就是充裕而廉价的劳动力。事实上，它一直就是中国经济依赖于出口导向崛起的“最大的比较优势”，而今天这一优势似乎即将失去。
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0年修订版》的低方案显示，中国人口将在2017年达到13.6亿顶峰后，于2018年开始负增长，将在2100年降低到5亿。而我的同乡、人口学专家、《大国空巢》的作者易富贤博士则更悲观，他就认为联合国的低方案对中国而言还是过于乐观。他说“比如联合国认为2010年中国生育率为1.64，但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生育率只有1.18。用2010年的人口结构和1.18的生育率进行预测，那么中国人口将在2017年达到13.4亿的顶峰后开始负增长，到2100年只有4.6亿人，到2200年只剩6800万人。如果2010年后生育率能够提高到1.3，那么中国人口将在2019年达到13.5亿顶峰后开始负增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研究员蔡昉所掌握的一项数据也显示，中国一般的劳动年龄人口(16岁至64岁)数量在2010年至2015年将处于峰值，随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将不断下降。这可能意味着，中国经济享受人口红利的时代过去了。这也正是安德森博士判断中国的出口难以为继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然，我们也必须予以指出的是，于经济的增长中，人口要素是一个重要的要素，但它并不是唯一要素，稳定和良好的制度结构才是经济增长的基础。这也正是我跟易富贤博士认识有所偏差的地方。想当年大清帝国人口有3万万之众，不列颠的人口不过2千万而已，也就是说大清帝国的人口足足是不列颠的15倍。而两国之间的领土面积则更是有着多达60多倍的悬殊。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蕞尔小国”，派几百号人、开几艘军舰，就将人口领土之泱泱大国给掀翻在地!
那么，这个“蕞尔小国”凭的是什么呢?显然不是人口，而是它的制度和该制度下所派生的包括蒸汽机、现代工厂制度在内的技术的长足发展。于中国而言，当前的人口红利固然丧失了，但中国并不是毫无办法。我们需要做的是，让改革所形成的制度红利去接棒人口红利。也就是说，在人口缩小的时候，我们需要做的是扩大市场、提高技术，而关键又在于放大制度，以此来促进经济的增长。
也正是因此，在这个时候，于中国而言，最需要做的是，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和调整，以此来跳出已经严重恶化的竞争环境。但事实可能恰好相反，中国政府采取的更为宽松的货币政策、饱受争议的汇率政策和税收政策，可能恰好支撑了原有的以“人口红利”为支撑的产业模式。
虽然，我们一度似乎看到了一丝希望，那就是由市场倒逼着企业逐步优化和调整。但可惜的是，这种希望随即而逝。首先是因为错误认识，而带来的诸如“腾笼换鸟”这类人为干预的糊涂政策。等到危机来袭，政府总是更愿意采取一种“眼下先顾增长，问题留待日后”的策略。他们并没有着手去解决已经恶化的结构性问题，只是试图用刺激政策来恢复经济的增长，而不管这种增长有没有效。
得益于这种决策和应对，我们固然避免了大面积的企业倒闭、工人失业等局面的出现;也得益于此，我们经济才得以继续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进而维护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但“是药三分毒”，对此，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这种应对策略也的确给我们带来了“问题被留到日后”的局面。
从经济和社会创新的角度来看，2008年底的应对及目前的政策措施，它不过是用着比危机前更为激进的政策手段，如更为宽松的货币政策、更为积极地财政政策、更为低估的汇率政策，来保护原有的产业模式。不仅如此，这时，那些本应破产的企业，却在政府的救助下而存活下来。不仅存活下来，为了令自己的单位成本下降，将自己置身于一个更为有利的竞争位置，更是以更大的规模经济去克服自己的利润不足这种困境。这也就意味着，这一付药因其毒副作用，在无意中人为地破坏了“创造性破坏”这一市场机制，进而对原有的产业模式起到了某种意义上的保护作用。
为此，我们想提醒的是，中国，最好别让刺激政策成为自身经济增长的终结者。

假如有个镇长，限制农民种田，很多适宜生产粮食的土地都不许用，粮食价格上去了，这个镇长又设立粮食补助基金，号称帮助镇上的居民买粮食，你会怎么说？我想你会说这个镇长傻啦。他想让居民有更多的粮食可以消费，只要不限制农民种地就行了，更多的粮食被生产出来，粮食价格下跌，不需要补贴，居民也可以消费更多的粮食。而只要限制种地，那么，即便镇政府补贴人们买粮，也不能让人们多买到哪怕一粒粮食。
觉得这个例子荒唐吗？其实现实中，这种例子很多。比如风传将要推出的国家住房银行。
国家住房银行是所谓的政策性银行，号称是要帮助老百姓买房的。但是，如果政府真的要帮助老百姓改善居住条件，只要放开土地流转，允许农地入市，取消十八亿亩耕地红线，控制通货膨胀，房价自然下降，根本不需要什么国家住房银行来帮忙。
而在货币不断增发、土地供应有限的情况下，哪怕设立了国家住房银行，也不能增加一平米房。那些少数幸运儿，得到低息贷款买房，其代价是其他人帮忙支付了购房成本。其他人有什么义务来帮助少数幸运儿购买高价住房呢？少数幸运儿借助国家住房银行多买房，就意味着其他人买房的机会更少。总之，只要供给机制没有改善，则住房银行只能帮助少数幸运儿，而不可能帮助全体老百姓降房价。更何况，这少数幸运儿更有可能是相对不穷的，这就像公积金，能付得起首付的，本就不是最穷的那群人。
据说，国家住房银行更有可能采取美国两房即房利美(Fannie Mae)与房地美(Freddie Mac)的模式。不要忘了，两房在2008年的次贷危机并随之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中所起的坏作用。政府大规模介入金融市场，必将降低金融效率，累计金融风险，这在号称“先进”的美国也不例外。学习两房模式，那就有可能既不能帮百姓降房价，还增加金融风险。
当然，如果国家住房银行能把公积金这一既无效率、又不公平的制度替代掉的话，也算是一种改进。但，国家住房银行千万别采取强制储蓄的模式，或者直接把公积金转入住房银行，那不过是公积金换汤不换药。
国家住房银行应该完全采取自愿的模式。谁相信自己可以从政府那里占到便宜，谁就去国家住房银行存款，以换取得到低息贷款的机会。既然专家说国家住房银行模式这么好，那就应该相信它会吸引到很多人主动参与的，对不对？让聪明人去占便宜吧，只要不把我们普通老百姓的公积金和税金拖进去填坑就行了。

据报道，中国中山大学副教授、基因功能研究员黄军就团队利用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试图修改人类胚胎中可能导致β型地中海贫血的基因，试验有了一定结果。这种对人类胚胎的修改在世界上是首次。
生命并非都是美好的，因此，是否可以用基因改造技术进行改造，把不美好的生命改变得更美好，或者至少是正常？对这个问题，一般而言，医生治病就属于把生命改造得更美好或矫正为正常的举动，当然是可以的。但是，从一个生命的起源的胚胎和规划生命蓝图的基因上修改生命，却有着重大的不同。
由于存在伦理和法律争论，黄军就团队的论文最初投给《自然》与《科学》杂志遭到拒绝，此后他们的论文发表于国内期刊《蛋白质与细胞》。也正是这一研究在国际上引发了更多的关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于4月29日发表声明，重申禁止开展涉及编辑人类胚胎基因的研究。院长弗朗西斯·柯林斯在声明中阐述了该院一直秉持的反对资助此类研究的长期政策以及反对的伦理和法律理由。
基因编辑技术只是试验性的技术，既不完全，也不完美，存在着很大风险，因此，这样的技术可以伤害生命，也不符合伦理原则。就从胚胎上修改导致β型地中海贫血的基因而言，黄军就的团队用了86个废弃胚胎做试验，结果发现，基因编辑只在其中28个胚胎中成功，成功率大约为30%。
现在，防止父母将遗传性疾病传递给孩子并非只有基因编辑的方法，可以采用更成熟的试管婴儿技术，在体外培育胚胎，然后筛选掉含有缺陷基因的胚胎。因此，基因编辑不是让生命变得美好和正常的唯一技术，也不是非用不可的技术。国际医学科学组织理事会与世界卫生组织（WHO）颁布的《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国际伦理准则》规定了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需要遵守的21项准则。其中一条是，必须保证试验是对社会和对病人有益，又是非做不可。因此，在目前的情况下，基因编辑技术用于修改生命还不算是非做不可和对病人唯一有利。
中山大学研究团队的研究中出现了大量的脱靶效应，是一种不成熟的技术，如果用于改造生命，哪怕是治疗β型地中海贫血，也存在巨大风险。要对正常的胚胎进行编辑和修改，成功率必须接近100%。由于目前该方法还很不成熟，中山大学研究团队也暂停了后续研究。
生命不美好，是否可以修改？从中延伸出的科学和伦理之问，恐怕仍需要继续探讨。

“明天，就是五一了，《焦点访谈》在这里祝您，愉快！”这是央视主持人敬一丹在她最后一期《焦点访谈》栏目里说的最后一句话，说完深深地鞠了一躬。

敬一丹自己曾说：早期的，1997、1998年的《焦点访谈》，是有锋芒的，现在就变成了“你懂的”。退休之前，再谈已经变成“你懂的”了的《焦点访谈》，敬一丹的答案是，“之前《焦点访谈》是一花独放，现在是遍地开花，相对于分散了，我还真不觉得是舆论监督弱了。”

4月27日是敬一丹60岁的生日，按照相关规定，4月30日是她退休前的最后一档《焦点访谈》。敬一丹在提前透露这一消息时，很多网友感叹“一个时代过去了”。

坐落在西长安街和东三环的CCTV和平时没有什么不同，一切运转如常。3个星期前，这座庞大机器刚刚换了“掌门人”。

谈退休

“《焦点访谈》是不做了，特别栏目还会参与”

政知圈：退休后，会彻底离开“电视”吗？

敬一丹：这个月底（4月）30号，是我工作最后一天。《焦点访谈》是不做了，但非固定栏目、特别栏目还会参与。比如“时代楷模发布会”，我还会继续做。《感动中国》节目，我还说让白岩松找个新搭档呢！等我退休了，我想先做个5年计划，咱们国民经济就是5年计划的。我还需要个间隔年。

政知圈：你会觉得退休这一天来得太突然吗？

敬一丹：两年以前，我就知道会走到这一天，别人问我会不会有遗憾，会不会不舍，我是有准备的。这一年来，我在写书时，有那样一种满足感，好像把一个个节目都看了、回忆了一遍，我把自己的笔记本都拿出来，有的纸张都发黄了，曲别针都上锈了，我自己沉浸在里面时，有种满足感。我自己梳理了下，给自己一个交待，给观众一个交待，A型血就这样。

谈《焦点访谈》

“特别想看看大时代下的小孩长得怎么样了”

政知圈：你其实很大年龄才主持《焦点访谈》？

敬一丹：我40岁到《焦点访谈》，我一开始没觉得自己怎么样，我对年龄不是特别敏感。报人在提醒我，《中国青年报》采访我写了专访，起个标题叫“敬一丹——另一种中年”。另一个报人写的《敬一丹——与年轮抗争》，我看了之后笑了笑，我怎么与年轮抗争了，后来我才意识到中年了。你看我的同行，白岩松、水均益、小崔，我比白岩松大13岁，我40岁时到了一个特别年轻的团队。

政知圈：电视节目做过的所有选题中，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敬一丹：我在即将出版的《我遇到你》书中，写了一章全是小孩，题目叫《草样年华》。我一开始其实也没有察觉，记者这一生接触人太多了，很多人跟我说，你还采访过我，我都忘了。就是在我梳理自己的职业生涯，梳理自己曾经的关注时，在我心里沉淀下来忘不掉的是采访过的孩子们的小眼神、那小表情，怎么会有那么多孩子让我念念不忘呢？

书中的这一章全部都是弱势群体。有一个女孩子叫杨芳，特别好看，我问她喜欢什么课，她说喜欢画画，看她画的画里，她在一幅画上画了蓝色的竹子、蓝色的熊猫。我说竹子应该是什么颜色的，她说绿色的，我说那你怎么画蓝色的，她说只有这一只圆珠笔。你说这种表达有没有什么力量？

我特别想回访他们，看看大时代下的小孩长得怎么样了，现在有什么变化，其实五年计划我可以做这个计划，去回访这些我采访过的印象深刻的人。哈，这么聊，怎么好像又回到了记者生活。

谈新闻舆论监督

“我还真不觉得是舆论监督弱了”

政知圈：焦点访谈舆论监督越来越弱了？

敬一丹：是这样的，之前焦点访谈是一花独放，现在是遍地开花，相对于分散了，我还真不觉得是舆论监督弱了。舆论监督遍地开花时，现在人期待度也变了，你说的再给力大家还是觉得一般。

“经常走到部委门口遭到拒绝”

政知圈：从事舆论监督新闻，你会遇到困难吗？

敬一丹：经常遇到“不”、“拒绝”，经常走到部委门口遭到拒绝。没有一个《焦点访谈》记者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的，对我就算客气的了，看我这么大岁数了！

谈代表委员履职

“最有价值的是办了个节目叫《声音》”

政知圈：10年政协委员和5年人大代表身份对你意味着什么？

敬一丹：我做了10年政协委员，5年人大代表，在这期间我觉得最有价值的一件事是办了个节目叫做《声音》，传播他们的声音的。2003年新闻频道开播，我提议办这样一个栏目，当时中国没有一个传达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声音的节目，为什么呢？因为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中有很多智者，他们的声音是值得传播的，你看他们的调研报告，一个小调查，那都是经过很多时间写出来的。《声音》就是放大弱者的声音，传播智者的声音，强者的声音不用放大，我们天天都在传播。这个节目在当时填补了国家电视台的节目样式，只办了一年。

谈同事

“有好几个是看我们年会才来工作的”

政知圈：2002年的央视评论部年会外人看来，特别前卫的一件事，代表那个时代一群人，怎么准备的？

敬一丹：你们自己想准备一个吗？哈。我们里有些同事特别聪明，这也是一种表达，年会每次都有策划班子。我肯定不是那个策划班子里的，因为有比我更聪明的人。有好几个是看我们年会才来工作的，看到的是一种关系，一种文化。

其实，我们有个内刊叫《空谈》，其中有篇文章，女编导的，《我爱水均益，我爱崔永元》，他俩太不一样了。我那本书中也有这篇文章。文章是这么写得：

有一种男人，他走到你身边，往那儿一站，什么话也不说，你突然就紧张起来，头脑缺氧，指尖冰凉，全部的自信像散了架的木桶里的水，稀里哗啦淌了一地。——“我为什么没有一颗樱桃嘴？我为什么没有一双丹凤眼？我为什么没有一段水蛇腰？”……你心里便有深深的忧伤和懊恼。

另一种男人，他走到你身边，往那儿一站，什么也不说，只冲你笑笑，你顿时就觉着温暖起来，全部的自信像听到了一声起床号角的士兵，从各个角落里冲将出来，集合在你的心里——“我就该是这个模样！”你因为身边站着这样的男人而看见天是清的，地是硬的。

水均益是前者，崔永元是后者。

我们的年会、我们的内刊都是这样的，这些气氛闹得人岁数也大了。

手记

退休的敬一丹与“中年”《焦点访谈》

《新闻联播》后，19时38分，《焦点访谈》都会出现在中国人的荧屏上。

在央视工作了27年的敬一丹，因为《焦点访谈》，成了在中国家喻户晓式的人物。

呈现在公众眼前的敬一丹似乎并不复杂，准时出现在黄金时段的《焦点访谈》中，和娱乐圈和名利场鲜有联系，也远没有她的同事兼同行崔永元、柴静们具有话题性，当然，也没有他们容易被人感知。

在社交媒体时代，敬一丹没有成为一位“意见领袖”，即使注册了微博，她也从来没有发声“挑动”大众的神经，她的私生活似乎也很少被曝光在聚光灯下。1988年加入央视后，敬一丹先后担任《东方时空》、《焦点访谈》等名牌栏目主持人，并曾获得过主持界最高奖项“金话筒奖”。

在采访中，敬一丹总会在不经意间谈到自己职业和节目，新闻舆论监督似乎也是不能绕开的主题。聊到学生们提出的女性就业歧视问题时，她很自然的就说出，这个话题倒是可以做一期《焦点访谈》。

这档被时任总理朱镕基称为“群众喉舌、政府镜鉴”的节目，创办于1994年。《焦点访谈》曾经创造了中国新闻舆论监督的巅峰时刻，能让贪官落马，或许是对这档节目最高的评价。当时节目播出第二天，一些官员就可能乌纱落地，而对这些人来说，命运就改变了。敬一丹就是这档舆论监督新闻节目主持人。

在央视官网上，对《焦点访谈》节目的官方定位是，时事追踪报道，新闻背景分析，社会热点透视，大众话题评说。自开播以来，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各界观众的广泛关注和重视。它以深度报道为主，以舆论监督见长，是中央电视台收视率最高的栏目之一，多次获中国新闻界最高奖项。


敬一丹自己曾说过：早期的，1997、1998年的《焦点访谈》，是有锋芒的，现在就变成了“你懂的”。被记者问起《焦点访谈》作为一档舆论监督类节目的“中年危机”，敬一丹的回答是这样的：“之前焦点访谈是一花独放，现在是遍地开花，相对于分散了，我还真不觉得是舆论监督弱了。”

她也曾被称为“弱势群体代言人”。在报道东莞色情服务猖獗事件中敬一丹直言：“你可以简单地把她们看成坏女孩，我不能。”

“有人曾评价我你有道德的感召力，没有票房的号召力。让我感觉太准了：你要是有点缺点就好了，（崔永元），你要是有点缺点我可能离你近点。”在多个场合透露自己退休后可能和女儿一起去做公益的敬一丹说：“这是我最在意的一个评论。”

本报讯(记者 路艳霞)昨天，第二届路遥文学奖开评，陶纯的《一座营盘》胜出，成为第一季度冠军。

第二届路遥文学奖第一季度评选中，本年度以来在文学期刊发表的25部长篇小说及已出版图书被纳入评选之列，其中得到评委高度关注的作品包括迟子建《群山之巅》、艾伟《南方》、姚鄂梅《覆船记》、王华《花村》、陶纯《一座营盘》、连谏《你是我最疼的人》、马伯慧《归去来》、罗伟章《世事如常》、严歌苓《护士万红》、陈鹏《刀》、弋舟《我们的踟躇》。经过激烈讨论，《一座营盘》胜出。这部作品触及了军队腐败的一面，被评委认为是一部具有独特意义的、关于军旅文学的现实主义小说。

评委们还集中评点了年轻写作者们的写作，在给予这些写作者褒奖的同时，认为他们尚缺乏老一代作家的缓慢、从容，缺乏耐心和雄心，有些作品如浇了化肥一样是催生出来的。

本报北京5月1日电 综合本报驻外记者报道：尼泊尔警方5月1日说，该国4月25日发生的地震迄今已造成6254人死亡、13847人受伤。危难时刻，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定地同尼泊尔政府和人民站在一起。中国对尼泊尔的无私援助赢得国际社会广泛赞誉。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外国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纷纷表示，中国在尼泊尔困难之时伸出援助之手，体现了中国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展现出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中国正在以实际行动构建患难与共、相互支持的周边命运共同体。
　　尼泊尔总统称赞中国救援队做得很棒
　　对于中国人民的大力救援，尼泊尔总统亚达夫记在了心里。他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患难见真情，在这场尼泊尔的全国性灾难面前，中国人民选择了与尼泊尔人民团结在一起，中国是尼泊尔真正的朋友。多个中国救援队在不同地方日夜工作，救出了很多尼泊尔人，他们做得很棒，很好地帮助了尼泊尔政府和人民。亚达夫表示，震后中国领导人第一时间向尼泊尔表达了真诚的慰问，“我对中国表达最真诚的感谢和感激”。
　　尼泊尔卫生部公共卫生司司长哈利仕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尼泊尔全国的75个县中，30个县受灾严重，最为困难的是山区。多亏中国派来了这么多的救援队，他们向尼泊尔赠送了食品、药品、水、帐篷等物资，永远感谢中国政府。哈利仕回忆道，上个世纪50年代，尼泊尔遭遇困难时，中国也帮助过尼泊尔，事实证明，患难见真情，中国是尼泊尔可靠的、值得信赖的、始终如一的朋友。

　　哈利仕特别指出，中国救援队技术先进，经验丰富，不仅携带救援设备，还带上了搜救犬。中国医疗队尊重尼泊尔人，他们在提供医疗服务前都会征得尼泊尔人的同意。虽然他们不懂尼泊尔语，但医学原理是相同的，他们知道如何救助伤者，他们的工作非常棒。他还向本报记者透露，尼泊尔的辛都巴乔县离中国西藏的樟木口岸不远，受灾严重，当前尼泊尔救援队正与中国救援队一道，在这一地区开展联合救援。
　　尼泊尔红十字会秘书长拉特纳·达克瓦对本报记者表示，他们与中国红十字会在地震之前就有合作，中国红十字会给予尼泊尔很多医学上的支持，在地震之后向尼泊尔提供了必需的物品。
　　尼泊尔人瑞特纳·加蒂曾在华西医科大学留学9年，2013年回国工作，地震前两周来到加德满都。他告诉本报记者，地震发生后，他从朋友处得知中国即将派救援队伍到尼泊尔后，遂通过各种渠道联系到了前来参加救援工作的成都军区总医院医疗队，自愿义务为医疗队的医生充当翻译。“他们这个时候来到我们国家，帮助我们的国家和人民，他们是好人。”加蒂说。

余先生前天换了一个新单位，报到第一天下午，他接到一个陌生号码的电话，对方叫出了他的名字并说自己是余先生的领导，让余先生明天去办公室一趟。刚到新单位，余先生虽然对领导的声音不很熟悉，且对方不是通讯录登记的领导号码，但对方说是“领导”自己也没多想。第二天他正准备去领导的办公室，昨天的那个号码打来电话，对方说自己现在有事在外面，现在需要一千多元钱，让余先生先汇到他的卡上，等下见面就还给余先生。

    “领导”都开口了，自己不能不帮忙，再说钱也不多，余先生于是按照“领导”说的数额办理了转账，可是，没一会领导再次打来电话，说事情出现问题，钱不够，还要余先生汇款。余先生起了疑心，打通了通讯录上领导的号码，想确认一下，当然了，真正的领导明确表示没有安排余先生汇款，可刚到新单位的余先生认为领导可能是在考验自己，放下电话后还是按照骗子的指示去汇了钱，就这样，连续三次，余先生存款近两万元全部转到骗子的卡上，可骗子仍在“缺钱”中，还要余先生继续汇款，余先生这才想到自己被骗了。

    目前，黄石市公安局下陆分局刑侦二大队已立案侦查，警方提示：要增强防范意识，在遭遇各类可疑状况时，一定要通过各种渠道核实，谨防上当受骗。

　　我们并不缺少能够准确翻译标识的人，而是缺少一颗认真认真负责的心以及对待“翻译”二字应有的严肃态度。

　　五一小长假来了，出行游玩成为不少人的假期选择。当游客们欣赏美景的时候，一些景区的“奇葩翻译”也引发了网友的围观，成为旅游新闻中的花絮。近日就有媒体报道，西安一处景区将唐代“药王”孙思邈的英文翻成了“毒枭”(drug king)，虽然景区紧急将译文撤下，但还是引来网友一番戏谑，被嘲讽：“没文化真可怕。”

　　该景区的错误翻译并非个案，我们在加油站、车站、公园等很多地方都能看到令人忍俊不禁的错误翻译。比如，“No dashouji”(禁止打手机)、“No paizhao”(请勿拍照)、“ Gonggong no smoking”(公共场所禁止吸烟)……这些汉语拼音和英文单词混搭而成的翻译看着就像一个个玩笑。还有一些翻译，意思跟中文完全相反，让人惊呼不可思议。笔者在内地不少地方就看到“小心地滑”被译成“Slip carefully”“Be careful of landslide”“The slippery are very crafty”等多个版本，翻译的结果虽然看着不一样，但是意思都一样，那就是：在地上滑行的时候要慢慢的。有网友开玩笑说，人家本来走得好好的，看到这英文标识反倒会笑得滑倒。

　　有些翻译比较难，需要请教专业人士才能翻译得比较准确。但一些并不是件难事的标识语提示语翻译，何以也错误百出甚至翻译成了奇葩的笑话？一个原因就是相关场所及其人员太过粗心大意，过于依赖翻译软件。网上现在有各种所谓的翻译“神器”，但翻译的结果却往往是不靠谱的。“请在一米线外等候”若用翻译软件翻译，就会被译成“Please wait outside a noodle”(请在一根米线外等候)。一位名为Fletcher的外国留学生就在网上发帖称，他曾在我国西部的一个火车站见到过这样的英文标识。

　　俗话说，“天下大事必作于细”“细节决定成败”。这些翻译虽然都是细节问题，但这些细节却会给来华的外国游客造成不必要的困扰和麻烦，也会影响景区的口碑和形象。

　　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和中外交流的深入，来华的外国人会越来越多。各种奇葩翻译等不该出现的错误，既是对景区等场所文明形象的“自弃”，也是对国家文化传播的“自戕”。这提醒旅游景区等场所的管理者，在重视基础设施建设这一外在“面子”的同时，也要顾全文化细节的“里子”。如果以草率敷衍的态度随便应付，那必然会贻笑大方。

　　目前，在国内很多热门旅游城市和景点中，都设置了翻译志愿者，以帮助外国游客，甚至我们在街上碰见有困难的外国游客，也都能用简单的英文来帮助他们，这至少说明，我们并不缺少能够准确翻译标识的人，而是缺少一颗认真负责的心以及对待“翻译”二字应有的严肃态度。

　4月27日，中石油、中石化(94.88, 0.41, 0.43%)受“两桶油或将合并”的传闻所影响，在早盘10点35分左右双双涨停，并引发石油板块暴涨。中石油、中石化[微博]对此均予以否认，称目前未从国家有关部门得到合并相关的消息。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国企改革大幕再次开启，央企合并成为新一轮趋势。

　　市场对这起超级合并大多持不看好态度，认为从商业角度而言，不符合逻辑。不过野村证券分析师关荣乐在年初表示，中国重组石油行业的方向正确，亦有利于中国油企海外发展和提升盈利效益，惟合并的落实时间可能较为漫长。

5月1日是国际劳动节。当天，俄罗斯多地举行活动，纪念这一节日。

　　尽管莫斯科当天小雨，但仍然挡不住民众举行集会、游行和纪念活动的热情。据莫斯科警方消息，当天莫斯科各类民众活动多达300余起，占据了莫斯科50余块公共广场。

　　俄工会组织的“五一”传统游行成为当天莫斯科民众参与人数最多的活动。据莫斯科警方透露，共有14万人参与。游行中，组织者喊出了“价格已上涨工资要翻倍”的口号。现场参与者手持涂成俄罗斯国旗颜色的气球、花朵、以及标有各种口号的旗帜，一路跟随呼喊口号，现场秩序井然。

　　“统一俄罗斯”党、民族解放运动、全俄人民阵线等政党也参加了此次游行。

　　此外，俄罗斯共产党也在莫斯科举行了集会游行。在集会中，共产党提出复兴莫斯科工业的计划。游行者从卡卢加广场出发，游行至红场附近的大剧院广场，并在那里观看节目表演。俄共的游行活动吸引了约1万名民众参与。

　　当天在圣彼得堡、喀山、符拉迪沃斯托克等地均有民众举行集会，纪念国际劳动节。

　　当天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向5名俄罗斯公民授予“劳动英雄奖章”，以表彰他们在各自岗位上为促进国家繁荣和富足作出的重要贡献。

　　普京在颁奖仪式上说，勇于承担责任的人推动着国家向前迈进，个人的努力影响到整个国家的兴盛。

　昨天是“五一”小长假的第一天，外滩照例成为游客观光的热门景点之一。
　　记者从黄浦公安部门获悉，昨天外滩客流总体较平稳。下午4时许，客流量稍有增加，警方随即启动南北均衡疏导措施，客流进入外滩后从金牛广场、黄浦公园等多个路口分流上景观平台。警方表示，如果客流再增加，将启动远端控制措施，从四川中路、江西中路、河南中路依次由远及近将客流从两侧支小道路分流。

　　沿江景观带“北热南冷”

　　昨天下午3时许，记者来到外滩陈毅广场前，前来游玩的市民游客不少，但客流始终在流动中。
　　“今天客流总体比去年同期略多。可能是由于2日预报有雨，所以客流集中到了今天。再加上很多游客通常白天会先去售票的景点，比如去豫园游览，晚间再去外滩赏灯，所以4点后客流会有所增加。”黄浦公安分局指挥中心副指挥长黄志菁说。
　　记者注意到，在外滩中山东一路和南京东路十字路口，武警和民警采用人工开关式过马路的方式。此外，民警还在路口拉上警戒线，将批量游客“框”在一定范围内，按照红绿灯间隔时间统一单向放行。
　　“这样的好处就是客流是潮汐式的，一个绿灯放过来一批人。在红灯间隙，客流很快就能通过两个通道疏散。”
　　而警方表示，在距离陈毅广场最近的4号、5号、6号楼梯，半人高的金属防暴铁马已经到位，上下江堤出入口处和江堤平台上也有多块提醒“游客上下江堤请按箭头方向”的指示牌。
　　采访过程中记者还注意到，长约2公里的外滩沿江景观带呈现“北热南冷”的不均衡状态，陈毅广场周边客流较为集中，越往南面客流量越少。
　　“客流基本都集中在陈毅广场附近，因为大多数都是外来游客，他们不熟悉外滩附近的其他道路，一般只会沿着南京东路边逛边走到陈毅广场，导致广场附近的楼梯客流特别多。”黄志菁表示。

　　双向通行改单向

　　按照预案，“五一”期间如果出现大客流情况，警方将采取措施使客流南北均衡，尽量利用外滩两公里长的区域对客流进行“蓄水”，减少局部区域的拥堵。
　　昨天下午4时许，警方采取南北均衡单向通行措施，将原先双向通行的楼梯改为右上左下，并由民警引导游客根据箭头指示方向通行。民警引导客流从远端区域，比如黄浦公园、金牛广场的楼梯上江堤，到陈毅广场再下来，形成客流的单向流动，以避免对冲。
　　“如果客流再增加，就会封闭陈毅广场附近的楼梯，并视客流情况，从相邻的金牛广场和黄浦公园由近及远封闭楼梯。”黄志菁说。
　　与此同时，金属防暴铁马将在紧急情况下起到应急通道的作用，可以使警力第一时间到达中心现场。
　　此外，客流量较大时，警方将在外滩沿线的四川中路、江西中路、河南中路等路口设置卡口，远端控制引导客流从滇池路、九江路、汉口路均衡进入外滩。
　　在客流相对较多的豫园、新天地、田子坊、人民广场等地，警方也安排布置了相应警力。
　　截至下午3点，豫园客流已经达到14万，警方在九曲桥设置了蛇形通道，形成单向循环。

原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的儿子、位列100名外逃人员红色通缉令之中的程慕阳，“在温哥华很活跃，有很多大的地产项目”。

“张曙光在活动上表现很低调，别人只知道他的名字，但不知道他的来历。”

“因为西方国家对程序比较看重，除非再走一遍司法程序，才有可能取消掉在逃官员的移民身份。”

2015年4月22日，中纪委网站公布了100名涉嫌犯罪的外逃国家工作人员和重要涉案人员名单。

这份名单，是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按照中国“天网行动”的统一部署，发布的红色通缉令。红色通缉令是由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的国际通报，因通报左上角的红色国际刑警徽而得名，通缉对象是有关国家法律部门已发出逮捕令、要求成员国引渡的在逃犯。除了红色通缉令，还有蓝色、绿色、黄色、黑色、橙色和紫色通缉令，红色属最高级别。

按照100名“贪官”外逃的国家来看，美国名列第一，共有40人可能逃往该国。可能逃往加拿大的人数排名第二，为26人。此外，新西兰、澳大利亚、泰国和新加坡都是外逃人员相对集中的国家。

这些“贪官”为什么会逃往这些国家，他们在海外的生存状况又是如何？

“有梦趁早追”

“爸爸给我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在别人眼里他是成功的商人，但他一直很谦虚，从不轻言放弃……”2015年初，当面对加拿大华文媒体的访问时，漂亮且自信的女大学生程颂莲如是回答。

程颂莲是加拿大联邦青年自由党卑诗省分部主席。作为一名年轻的华人政治领袖，程颂莲受到瞩目并不难理解。当中国发出红色通缉令之后，她的另外一个身份更受人关注：她是原中共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的孙女，她口中的“爸爸”则是程维高的儿子、位列100名外逃人员红色通缉令之中的程慕阳。

据国际刑警组织官网资料，程慕阳1969年出生于江苏常州，身高1.77米，会讲普通话和英语，拥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证。离开中国前，他是北方国际广告公司北京分公司经理、香港佳达利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2000年8月，程慕阳经香港逃亡加拿大，居住至今。目前，他以涉嫌贪污和窝藏转移赃物罪名，遭到国际刑警组织全球通缉。

“他在温哥华很活跃，有很多大的地产项目。”一位曾经接触过程慕阳的温哥华政界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曾经去过程慕阳在温哥华的公司，跟他交谈过，“程慕阳跟加拿大政界混得很熟，也捐了不少钱。他希望自己的案子发生一些变化。”

程慕阳只是特例，多数外逃加拿大贪官都很低调，只与圈子里的人交往。有时，外逃官员会跟有钱人出没在高档中餐厅里，但却极少参与华人社区活动。上述温哥华政界人士接触过一些中国处级和厅级干部，他发现这些官员只让老婆孩子跟外界接触，自己不会抛头露面，“顶多去赌场偶尔玩一把，其他地方一概不去”。

外逃加拿大的中国贪官主要生活在温哥华和多伦多，两个城市的优点明显——华人社区集中，没有语言障碍。加拿大《环球华报》总编辑黄运荣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中国外逃人员在温哥华主要居住在两个地方，一处是距离温哥华三十多公里的卫星城，那里的房价比温哥华最好的区稍低一点，消费水平与市区相当，“风景优美，重要的是比较隐蔽”。

另外一处贪官聚集区在西温哥华，那里与温哥华市区只隔一座五公里的跨海大桥。“那里都是全海景大豪宅，可直接看到太平洋。传统上都是英国贵族住的地方，现在基本上是华人住。”黄运荣透露，“那里房子比较大，是温哥华最贵的地区，一套大约三四百万加币（1加币约合5元人民币），有些甚至要一千万加币。因为只有一条路通进去，平常不会有闲杂人等过去。”

外逃到加拿大的贪官基本以花老本为主。有些资金雄厚者看准加拿大房地产市场比较红火的时机，靠做房地产生意赚了不少钱。另有一批官员绝不出头，只让老婆出面打理生意。有的儿女已经成人，则可以直接靠他们赡养。

像程慕阳一样，将自己女儿推上加拿大政治前台的外逃涉案人员，绝对是异数。2015年最新一期华文媒体《先枫周刊》，就是以程颂莲甜美可人的形象作为封面。这篇名为《有梦趁早追》的文章里介绍：英文名叫Linda的程颂莲是家中长女，爸爸是江苏人，母亲是内蒙古人，“身上集合了北方的豪迈大气和南方的轻灵温婉”。

程颂莲生于香港，4岁来到加拿大温哥华。她高中毕业于温西著名私校约克豪斯，如今是卑诗大学UBC政治科学一年级学生。程颂莲觉得自己受父亲影响很深，“他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跟我讲很多新闻，培养了我的世界观、价值观，让我对事物有了自己的看法和理解。”

在谈到自己未来志向时，程颂莲说，“想当律师，因为希望可以利用司法制度去维护公平公正，帮助客户争取应有的利益。”

“只知道名字，不知道来历”

毗邻加拿大的美国，是中国外逃贪官人数最多的国家。贪官们多喜欢生活在华人较多的洛杉矶、纽约等地。

作为旅居洛杉矶十多年的华人，张翔（化名）经常与来自国内的官员和富人打交道。通常美国住什么区就是什么身份的人，华人社区公寓一般价值几十万美金，大多数普通华人家庭都居住于此。张翔发现，有一定“身份”的华人不愿住华人社区，“主要是目标太大，容易碰到熟人，他们住在洛杉矶旁边的马利布，那里一个别墅要卖四五百万美金。”

生活在马利布其实并不方便。许多中国人为了见朋友，不得不开车一两个小时，跑到洛杉矶的华人社区吃饭、喝茶。对于过去，这些颇有背景的华人常常讳莫如深。然而只要仔细留意他们的言谈举止，张翔明显感觉得出，他们多数有官方背景，“看女士比较明显，手上动辄拿十几万美金的名牌包。”

与加拿大的外逃贪官一样，无论是否在国内涉及案件，在美国的官员及其家属，都不事张扬。美国华文媒体《世界日报》的一位资深编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通常这些人都特别低调，像做地下工作。”

美国另一位华文媒体女士透露，她在本世纪初前后，曾经在洛杉矶华人社区举行的迎新春活动上，见过原铁道部涉案官员张曙光。“张曙光在活动上表现很低调，别人只知道他的名字，但不知道他的来历。”她说，后来就很少有知名贪官曝光了。

由于对自己家庭背景非常敏感，从外在表现看，官员亲属们在美国生活时与常人无异。美国杜克大学教授刘康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的班上有许多中国学生，很多都来自官员家庭，“平时跟他们来往不会谈及家庭，你也不可能知道，对方的父母有没有因为贪腐而遭查处。”

即便是真的外逃贪官，他们在美国也不做事。倒是许多官太太非常活跃，他们在美国做“空手套白狼”的生意，主要依靠国内资源，拿到订单后在美国采购。“他们都是做涉及垄断行业的生意，官太太也不会亲自出面，只要找个美国当地的公司全权代理就行。”

张翔就认识一个官太太，她在美国篮球明星科比·布莱恩特的住宅旁边，花五百万美金买了一栋豪宅。平时她什么也不做，就在她的大房子里接待国内来的各种官员，她常常炫耀地谈及最近又接待了国内某个官员，“不过，最近她提得明显少了”。

前些日子，张翔在洛杉矶参加了一位国内某二线城市市长女儿的婚礼。婚礼花费十几万美金，着实把美国人吓了一跳：婚礼的摄像师、化妆师都是美国顶尖级别，车辆、婚宴场地也是当地一流，“对中国人来说婚礼花个一百万不算什么，但在外国人眼里已经很奢侈了。”

虽然如此风光，但是鉴于目前国内如火如荼的反腐形势，这位市长女儿已经决定不回国了，“说不定她父亲今天还在台上讲话，明天就进去了。自己万一回去了，就全进去了。”张翔认为，判断一个官员出事与否，主要看他家人的回国频率，“有些人可能在观望或者等待，一年中一两个月在美国，多数时间在内地或香港。总体来看，真正出事的还是少。”

其实，洛杉矶并非贪官最为理想的避风港，生活不便是重要原因。一位久居纽约的华商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福建广东那边的贪官一旦出事，基本上都往纽约跑，因为纽约有老华侨，有根基。

“纽约就是城市，跟上海和北京差不多，可以坐地铁，不开车也行。”上述纽约华商透露，纽约生活很方便，华人多，讲中文，“即便是生活成本高，房价高，但对他们来说都不算什么。”

“只要没有人举报，移民局也不会去查他”

新西兰也是中国外逃人员喜欢去的国家之一。在那里，具有“中国伟哥之父”称号的闫永明表现最为高调。

闫永明是通化金马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2001年11月，他因涉嫌职务犯罪而逃到新西兰。到新西兰后，闫永明改名为刘阳，凭借从国内带来的雄厚资金，在新西兰过得非常滋润。

闫永明投资了很多房地产，在许多餐厅也有股份，并且还跟政界保持了良好关系。据一位新西兰华文媒体记者透露：“一些政客举办选举造势活动时，经常被闫永明邀请到他在奥克兰南区的餐厅举办。2005年，国际刑警组织曾经发出针对闫永明的红色通缉令，但他依靠当地律师以及移民中介的强大游说能力，最终让自己安然过关。”

“他之前经常去赌场，生活也比较奢侈，比较放荡。”旅居奥克兰多年的华人李旭明（化名）曾经多次接触过闫永明，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可能是得到了风声，近一年多来，闫永明都不是非常高调。从今年3月份开始，闫永明就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了。”

中国涉案人员出逃的路径不一而足。比如闫永明，当初他是以所谓的政治避难为名逃到新西兰。还有相当一批人准备已久，很早就把钱转出国，然后通过移民中介把移民身份办下来。有人总结过贪官外逃的七步法：转移资产→家属先行→准备护照→疯狂捞钱→辞职/不辞而别→藏匿住所→获得新身份。公开报道中，多数外逃人员选择将香港作为中转站，从香港离境后再辗转其他国家。像程维高之子程慕阳，就是从香港转道去往加拿大。

“在新西兰，如果通过了移民申请，只要没有人举报，移民局不会去查他。”李旭明对南方周末记者解释：“因为西方国家对程序比较看重，除非再走一遍司法程序，才有可能取消掉在逃官员的移民身份。”

原中国银行黑龙江省分行河松街支行主任高山，在2004年外逃加拿大时，为了尽可能不被发现，让他的妻子作为主申请人移民。“高山的名字是真的，但有些经历他没有写进去，这也是中国移民的常态。” 加拿大《环球华报》总编辑黄运荣对南方周末记者解释，“移民顾问也会教他们不该写的不要写，所以他们的经历并没有完整备案。”

“加拿大地广人稀，如果外逃贪官行事低调，在一个小镇上安稳地过上一辈子也未必有人会发现。”黄运荣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如果不是2006年10月高山与他人发生一场车祸，他也不会意外被曝光。

即便如此，中国公安部门又花了六年时间，才迫使高山主动回国投案自首。

最爱逃往美国和加拿大

为什么外逃人员喜欢将美国和加拿大作为藏身地？

这主要源于国际法的规定：除非两国签署引渡条约，一个国家并不负有必须为他国引渡罪犯的义务。截止到2014年6月，中国跟38个国家签署双边引渡条约，但主要集中在亚洲及发展中国家，美国、加拿大等官员外逃重灾区均不在其列。

从2004年至今，美国仅向中国遣返过两名贪官，分别是原中国银行开平支行行长余振东和原黑龙江体改委主任宋士合。两名外逃人员之所以能被成功遣返，并非因贪污问题，而是两人非法进入美国境内，涉嫌签证欺诈。例如余振东就是被美国政府以签证欺诈、洗钱、非法入境等罪名起诉。

加拿大与中国至今也没有签署引渡条约，“只是签了打击经济罪犯的合作协议，”上述温哥华政界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加拿大帮中国如果追回赃款，加拿大也可以拿一点，中国也可以退回一点。”

西方国家与中国的法律体系不同，很多加拿大本地人对中国的司法制度存在疑惑。“前段时间温哥华有个官司，一个来自中国的骗子，在国内犯过多起民事和刑事案件，并且坐过牢。”黄运荣举例说，“这个中国骗子在加拿大继续行骗结果被抓，法庭竟然觉得他在中国的记录不能作准。因为他们觉得中国的法律不公正，反而应该保护他。”

“总体来看，新西兰还是比较支持中国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虽然有不少中国外逃贪官，但这两国和加拿大不一样，加拿大跟得美国太紧。”新西兰华人李旭明说，过去中国与新西兰在追逃方面合作有两大制约因素，一是两国合作机构不对等，新西兰是多党制国家，其司法部不太好与中纪委对接；二是中国可能会对贪官判处死刑，而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没有死刑，让他们在遣返中国逃犯时会面对国内不小压力。

2014年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时，提到了司法合作问题，这让中国与大洋洲两国在引渡外逃贪官上已不再有障碍。一位澳大利亚华人社团领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中国公布100人的在逃人员名单后，中方跟澳大利亚互动密切，“有消息说，近期会有中国官员赴澳大利亚探讨此事。”

为了阻止更多来自中国的贪官移民，新西兰在移民申请审查中，对“品行调查”要求愈发严格。“过去品行调查很容易过，有时候移民局自己看看资料，两三周就过了。”李旭明从一名移民局高官处获悉，“现在的品行调查交给了第三方的一个调查公司。有的品行调查要耗时长达一年，包括无犯罪证明、以前的经历、是否曾被起诉、存不存在追逃等情况，都要一一核实。”

当得知中国外逃涉案人员有大批藏匿新西兰时，就连一直持排华立场的新西兰国会议员、优先党党魁温斯顿·皮特尔斯也看不下去了。作为曾经的新西兰外交部长，他在接受电视采访时说，“要加强对移民的限制和控制，防止中国的贪腐人员都跑到新西兰来。”

日本共同社4月30日发布的一份最新民意调查显示，超过半数日本民众认为，就首相安倍晋三将于今年夏天发表的战后70周年谈话，应该写入“侵略”和“道歉”内容。

　　共同社29日和30日随机挑选1447户家庭进行电话调查，共收到1020人有效回应。结果显示，50.5％的受访者说，安倍应该在谈话中使用“殖民统治和侵略”以及“道歉”等关键字眼。

　　然而，安倍迄今为止的表现可谓死不悔改。29日在美国国会发表的演讲中，安倍仅对日本的战争行为表示“懊悔”，继续拒绝就侵略历史和“慰安妇”问题道歉。

　　日本电视放送网公司30日播出对安倍的采访节目。谈及战后70周年谈话，安倍依然宣称，谈话基调将以“对战争的懊悔”为基础。

　　对于日美加强同盟、修订《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民调显示，47.9％的人反对，支持者占35.5％。就安倍寻求通过立法、根据修订版《日美防卫合作指针》解禁集体自卫权，48.4％的人反对他在今年6月结束的本届议会期内这么做。

　　就日美执意把冲绳美军普天间基地搬迁至名护市边野古的计划，45.6％的受访者表态反对。

　　民调同时显示，对于安倍本人及其自民党的支持率，分别比上一次民调下降2.7个百分点和4.5个百分点，达52.7％和37.6％。李良勇 新华社特稿

4月30日，济南长途汽车总站提前迎来了“五一”假期的首个客流高峰，全天共发送旅客10万人次以上。客流主要以学生流和务工人员为主，热点线路主要集中在临沂、菏泽等省内中短途城市。
　　为保障旅客顺利出行，总站备足运力，及时加密班次，延迟部分热点线路末班车的发车时间，并在候车大厅、兔兔快运东厅营业处等地加开10个临时售票口，实行24小时售票。
　　明天（5月1日）是“五一”小长假的第一天，总站预计将迎来更加密集的出行高峰，为此，总站提醒广大旅客尽早确定出行计划，并通过公路客运出行网、总站市内50个联网代售点等多种渠道提前购票，也可以通过总站24小时热线0531—96369查询班次，预订客票。

这不是电影！香港前晚揭发惊天绑架案。一帮劫匪上周六在西贡清水湾豪宅入室打劫，抢去200多万元(港元，下同)财物。怀疑见财起心，随后绑架屋内一名29岁女子，向其家人勒索逾4000万巨款。

户主报警后，前晚依绑匪指示，在飞鹅山交出赎款，经讨价还价昨晚被绑女子家人付赎金2800万元，警方成功救出被绑女子后，绑匪则带同赎款乘坐挂假车牌白色本田七人车高速逃逸。警方随即展开“捷进行动”，在全港主要公路及干道设置路障，并出动直升机在西贡一带以探照灯搜捕。昨日警方继续在飞鹅山一带大举搜捕，并在飞鹅山基维尔营地附近找到两个旅行箱，相信曾用作运载赎金。

被绑者系“针织大王”孙女

警方透露，约五六名操普通话的怀疑持枪匪徒，上周六凌晨，6名匪徒潜入西贡清水湾道一间独立屋豪宅搜掠，劫走约200万财物后，怀疑发现屋内财物众多，守候至一名29岁女子回家后将她掳走，然后致电户主要求赎款。

有消息透露，遭绑架的女子年约29岁，居住在清水湾道豪宅，是香港连锁服装店bossini创办人、“针织大王”罗定邦的孙女。她现时由家人安排往另一地方休养。

被誉为“针织大王”的时装品牌bossini(堡狮龙)创办人罗定邦1996年8月去世，其罗氏家族资产数以十亿元计。罗定邦上世纪50年代由内地来港白手兴家，初期与友人合办纺织厂，1975年成立罗氏针织，因炒卖成衣配额发家，与丽新集团的林百欣、万泰制衣的田元灏及肇丰针织的方肇周，当年被称为香港制衣业的“四大家族”。

绑匪向户主勒索逾4000万元赎金，户主随即报警。据悉，受害户主与匪徒交涉后，对方原索取4000万至5000万元赎金，讨价还价后，户主同意支付2800万元，按照匪徒指示，把现金以28个袋、每袋盛有100万元现钞，放在两个巨型旅行箱内。

东九龙总区重案组接报即展开部署，营救被绑女子，并指示户主依警方指示，与绑匪周旋。与此同时，警方根据绑匪与事主联络手机讯号，追踪他们下落与收藏被绑女子的地点。

绑匪最后约定户主，昨日傍晚在飞鹅山交付赎金，警方在九龙东和新界区布下大批力量，围捕绑匪。昨晚8时，该帮绑匪乘坐一辆白色本田私家车到场，取走28袋赎金后随即逃走，警方其后在飞鹅山道与白花林路交界处，救回被绑四日的女子，她没有受伤。

全城制造大塞车搜捕疑犯

警方随即部署展开全港搜捕绑匪行动，通知各警区军装警员、冲锋队留意可疑人车踪影。

消息指，警方启动追车杀手锏“捷进行动”大追捕。在全港多处主要公路及干道设立路障，制造大塞车，务求令贼车插翼难飞。现场警员均穿上避弹衣、荷枪实弹在路障重兵驻守，截查途经可疑车辆。

捷进行动是警方跨部门打击非法赛车，以及追捕驾车高速逃走悍匪最常用堵截战术之一。行动可分为一至四级，警方指挥及控制中心调派各区警员看守交通要道，开启所有高空监察摄录系统，以掌握贼车出现范围及方向。同时，警方会在各主要公路及干道设路障，让贼车困在堵塞车流中无处可逃；警方甚至可控制交通灯信号，引导贼车行驶到特定方向，让其成瓮中之鳖。

另一方面，大队机动部队警员，连夜赶赴飞鹅山道和白花林路现场，展开地毯式搜索，并在飞鹅山道11号外设置临时指挥中心，曾一度封锁飞鹅山道上山方向马路，以便警方登山及在附近一带搜证，所有车辆均不能经鹅山道上山。至昨日凌晨4时10分，警方解封路面。目前仍有多辆警车停在扎山道瞭望台，继续搜寻在逃绑匪。

最新进展

搜获疑似装赎金行李箱

由于疑犯仍未落网，搜捕行动全日持续进行，集中搜查飞鹅山道一带，其后将搜索范围扩展至西贡蚝涌界咸村，以及清水湾道白石窝村及甘澍路等。

昨日上午，东九龙总区重案组以及刑事情报科人员逾10多人，带同警犬进入甘澍路东桂大厦一间独立屋，怀疑是绑架案女事主居所搜证。

下午2时许，警员在飞鹅山基维尔营附近，发现两个行李箱，怀疑是绑匪遗下，警员在现场套取证据后，将两个行李箱搬下山。消息称，事主昨晚将2800万元赎金，分成28袋，分别放入两个黑色行李箱内，交付赎款给绑匪。另外，警员又在路边发现一个白色胶袋，内里装有黑胶纸，怀疑是涉案证物。警员随即封锁现场，大批机动部队及冲锋队登山，进行地毯式搜索。

至晚上8时许，警方的搜索行动暂告结束，但未知警方的下一步计划。

据了解，案发的西贡飞鹅山道及清水湾道环境清幽，豪宅林立，不少名人富商聚居，但却不时发生盗窃案件。去年6至8月期间，西贡区已先后发生至少10宗盗窃案，当中有“毛衫大王”称号的吴惠权，其飞鹅山道18号飞鹅山庄一幢独立屋10日内被连盗2次，损失逾40万港元财物；而仁济医院总理鲍诚业位于清水湾道981号景湾的一幢独立屋也不幸被盗，被贼人撬侧门潜入搜掠，盗走逾70万港元财物，包括名牌手袋、劳力士手表及现金等。

疑犯特征

警方披露两疑犯头像

警方全城设置路障搜捕绑匪，行动规模之大近年罕见。香港警方发出新闻稿透露案情指，首名被通缉男子身高约5呎10吋(约178厘米)，年约28至29岁，蓄短发，大鼻、厚唇，右手掌有疤痕，身穿黑色风衣及蓝色牛仔裤及运动鞋。

第2名通缉犯身高约5呎7吋(约170厘米)，年约26至27岁，瘦身材，身穿深色上衣、蓝色牛仔裤运动鞋。

第3名通缉犯身高5呎2吋(约157厘米)，中等身材，身穿白色上衣及运动鞋。

第4名通缉犯身高约5呎2吋(约157CM )，瘦身材，身穿米白色上衣；另外两名疑犯则资料不详。

昨日傍晚警方更发出其中两名涉案嫌疑人的图片，呼吁市民协助。据了解，警方在接到报案后，随即展开追查。根据附近的闭路电视及出入境记录，锁定绑匪目标，并取得相关照片，事后将其中两名绑匪的照片派发给各警区。

各方表态

叶国谦：人质安全 警方行动算成功

警方继续搜捕涉及清水湾道行劫及绑架案的5至6名疑犯。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主席叶国谦今日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警方昨日的行动至少保障到人质的安全，初步来说是成功的。他认为事件属于有组织罪案，不排除有内地人参与，警方需要与内地公安情报网进一步合作和交流。


至于警方虽然在多区设置路障，但仍无法成功追截绑匪，不少市民很快在网络和电话短讯传播路障的位置和消息，是否会泄露警方部署。叶国谦表示，现在信息发达让绑匪知道部署，这是资讯发达的代价，但相信警方会有相应部署。他表示发生绑架案，公众最担心治安是否会恶化，但他认为香港仍然是最安全的安全城市，市民无须过分担忧。

李少光：希望绑架案只是孤立事件

对于清水湾道发生巨额绑架案，前保安局局长李少光昨日表示，近年香港已少有发生这样轰动的绑架案，希望这次是独立事件。被问及发生绑架案，是否反映香港治安转差，李少光指出，香港很少发生轰动案件，希望这次只是独立事件。他强调，香港一直以来，社会治安好，除了依赖警方专业，也依赖市民守法。

男子郭某被送到北京市回民医院后，因治疗等问题与医院发生矛盾，和同居女友柳某占据医院抢救室一个多月，甚至做饭、养兔子。记者昨天获悉，西城法院一审以寻衅滋事罪判处柳某有期徒刑10个月，郭某被另案处理。
    据回民医院的医生、护士等人员证言，回民医院是西城南区的流浪乞讨人员的救治单位。2014年5月28日，派出所民警将郭某按民政救助送到回民医院。郭某当时血压特别高，医院按照正常高血压治疗程序，需要给郭某输液，但是郭某说点滴里有毒，拒绝输液，要求医院提供他在老家吃的民间草药。医护人员劝说无效，只能放弃输液。郭某称自己被打，有外伤，但医生查看发现郭某身上有一点擦伤，没有太大的事。郭某和家属认为医院诊断轻了，开始辱骂医生。

    证言显示，回民医院大多数的急诊设施放在抢救二室，郭某和女友柳某随后霸占了抢救二室，在里面起居生活，从里面把门锁上，医务人员查房都不允许进。他们还打地铺，用医院电源插座做饭，医院多次明确制止，但没有效果。柳某还在抢救二室养过兔子。
    医护人员称，自从柳某和郭某到医院后，就开始有不明身份的人陆续前来，柳某出去接他们，白天最多时容留近20人，医生、护士多次劝解无效。那些人还隔三差五在医院过夜，在供病人候诊的椅子上休息。
    因有些急救设备在郭某和柳某住的屋内，无法使用，导致医院无法正常接治一些急诊病人。医院报警后，郭某和柳某于2014年7月3日被民警抓获归案。
    法院审理查明，柳某伙同郭某于2014年5月28日至7月3日期间，占据北京市回民医院急诊科抢救二室，致使医院秩序严重混乱。
    据郭某供述，2014年5月28日，他去有关部门反映问题时与保安发生冲突，倒地起不来。后110、120将他送到回民医院抢救二室。医院要给其输液，他不同意，让大夫先确诊到底是什么病再用药，医生给量血压，做了CT、心电图，说先观察。后他得知自己被当成流浪乞讨人员，很生气。他还认为回民医院不给他确诊，院方负责解释的人态度不好，因此他们就住进了医院。
    柳某受审时认罪，但否认有在抢救室内做饭、饲养动物等扰乱医院秩序的行为。
    法院认为，柳某伙同他人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行为，破坏了社会秩序，已构成寻衅滋事罪。柳某辩解没有实施做饭、饲养动物等扰乱医院秩序的行为，与案件事实不符，法院不予采信。鉴于柳某系从犯，依法应从轻处罚。西城法院一审以寻衅滋事罪判处柳某有期徒刑10个月。

接了一桶水，里面居然有十几条红色线虫，这让家住城北的程女士觉得恶心得很，一天都没吃饭。
　　今年第三次遇到这情况这次虫子最多
　　程女士家住西安市联志路邮政局家属院，这是一个20多年的老旧小区，周围的村子已拆迁，物业不在小区办公，常年见不到工作人员。
　　“只要楼下用水，我家就没水。”程女士说，为了给家里存水，她将水龙头一直开着，下面放个桶，这样楼下不用水时就能存点水。
　　4月24日，家里来了客人，程女士从桶里舀水准备烧水，可舀出来的水让她吓了一跳。“居然有红色线虫，特别恶心。”程女士将一桶水全都倒了出来，发现里面竟有十几条线虫。
　　4月26日，华商报记者来到程女士家，在程女士存放的一盆水中可以看到十几条红色线状虫子，每条长五六厘米，水里还有和虫子颜色相同的红色杂质沉在水底。
　　“已经是第三次发现这种问题了。”程女士说，第一次是今年3月，当时发现了一两条，前一阵又发现一两条，以为虫子是从地漏爬上来的，她还特意清理了地漏。
　　看到虫子后，程女士一天没做饭没吃饭，“想起来就觉得恶心”。
　　业主称最近水比较浑浊怀疑小区蓄水池未清洗
　　“我家的水里倒是没发现虫子，但是最近水比较浑浊。”该小区业主刘女士说，最近接水总能看到混浊物，她对小区的水质也有些担心。
　　“现在接了水都要仔细查看水里有没有虫子。”业主孙女士说。
　　小区还有业主称，曾在接到的水中发现虫子。
　　业主们称，小区是单位家属院，物业常年不在小区，小区用水属于二次供水，但从来没见过物业工作人员清洗蓄水池，他们怀疑此次水里出现虫子可能与此有关。
　　自来水公司称出现红线虫和环境卫生有关
　　华商报记者将此事反映给西安市自来水公司，自来水公司城区管网所工作人员立即前往该小区调查了解。
　　“卫生条件差，就会出现红线虫。”工作人员称，他们发现程女士家的水龙头一直处于打开状态，水管附近长期阴暗潮湿容易滋生细菌，这可能是出现红线虫的原因，建议程女士每次接水前先对管道进行冲洗，让水流一会儿再接。工作人员称，除了小环境，也不排除小区蓄水池未清洗而出现卫生问题。
　　工作人员对小区周边的自来水进行了检测，结果是水质正常，所以可以排除管网问题。
　　据了解，按照规定，二次供水的小区每年都要对小区蓄水池进行两次清洗并记录，自来水公司二次供水办将联系该小区物业，检查小区蓄水池冲洗情况，进一步调查出现红线虫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