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让刺激政策成为经济增长的终结者

从经济和社会创新的角度来看，2008年底的应对及目前的政策措施，它不过是用着比危机前更为激进的政策手段，如更为宽松的货币政策、更为积极地财政政策、更为低估的汇率政策，来保护原有的产业模式。不仅如此，这时，那些本应破产的企业，却在政府的救助下而存活下来。不仅存活下来，为了令自己的单位成本下降，将自己置身于一个更为有利的竞争位置，更是以更大的规模经济去克服自己的利润不足这种困境。这也就意味着，这一付药因其毒副作用，在无意中人为地破坏了“创造性破坏”这一市场机制，进而对原有的产业模式起到了某种意义上的保护作用。
瑞银证券公司全球新兴市场经济学家乔纳森.安德森在他撰写的一份报告里曾指出，在过去的几十年时间里，中国出口增长率持续高于周边国家和地区，通常要高8到10个百分点。中国在绝大多数劳动密集型轻工业领域占有了极高的市场份额，正气势逼人地进军电子产业。在重工业产品上，也一跃成为净出口国。但是，这一势头不可能长期持续。安德森博士给出的理由是：劳动供给减弱，年轻单身的移民短缺，非熟练工人工资迅速提高，更不用提正在升值的人民币。据此，他认为，中国绝对胜出的日子行将终结。
虽然于“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定义上，我不能认同他的观点。关于出口这一势头不可能长期持续这一观点我倒是完全认同他所给出的理由的。于这30多年的发展中，出口无疑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助益良多。而出口的快速增长，除有赖于诸多全力支持的政策外，还有2大要素是必须予以提及的，那就是人口和储蓄。
根据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Harrod-Domarmodel)，增长率等于储蓄率除以资本系数。根据该模型可得出的一个结论是，要想维持特别高的增长率就必须有较高的储蓄率。几年前摩根斯坦利的研究部公布的一份数据显示：中国的国民储蓄率接近50%，而家庭储蓄率也约为收入的30%。对此，李剑阁就认为，国民高储蓄率是支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要素。但这一观点，还是不能让人为之信服。于摩根斯坦利的同一份报告中显示，日本的居民储蓄率也高达31%。但日本为什么没有出现高增长呢?同样的情况还出现在台湾等其他东亚经济体。
所以，安德森博士所提到的劳动力的问题，或许是更令人信服的证据。我们知道，人口是劳动力供给的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这60多年是中国有史以来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1950年中国总人口为5.52亿，到2014年末增长到13.7亿，翻了一番多。庞大的人口基数和适当的人口年龄结构，构成了这30多年来取之不竭的劳动力后备军。而且劳动力的供过于求，还减弱了工人的议价能力，从而在改革开放这30年来得以实现了低工资率，这种低工资率比起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应支付的工资要低得多。
事实也是如此。在1998年之前，整个西方社会的沃尔马特街(Wal-MartStreet)上的居民消费品，其提供商不是中国，而是东南亚各国。从某种意义来说，当时的中国与东南亚各国是明显的竞争对手。而就在竞争最激烈的时候，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和他旗下的量子基金(QuantumFund)攻击了东南亚，并且引发一场巨大的金融风暴。危机迅速的扩展到政治等领域，特别是亚洲四小虎中的排头兵印度尼西亚，从此东南亚各国陷入了一个长达4-5年的挣扎期。
而其终端——西方世界并没有受到这场风暴的太多影响，甚至还得到了一些额外的利益。这也就决定了西方人的消费需求，并没有因为东南亚的金融风暴而降低，甚至更趋增长。这样的前提下，对手失去了4-5年，不正是中国意外获得的4-5年?!也正是藉此，中国才开始以经济影响力站到了世界经济的前台。
而2001年的两件大事亦为中国的全球化进程提供了莫大的助益，它标志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某种意义上的又一个新阶段：2001年“入世”的成功使中国大踏步地进入全球化过程，而随后而来的“9·11”事件，及欧美的相关应对——全球反恐，使西方世界的注意力聚焦于伊斯兰地区。该一事件不仅淡化了中美原来的矛盾，更重要的是其更促进了双方的互谅、合作，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中国的国际政治、甚至经济生态。
无可否认，上述这3大事件都对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起了空前的推动作用。其作用绝不亚于日本、德国经济崛起过程中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
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外部有利条件，中国加快了工业化步伐，并以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进行工业制成品的生产。得益于此，中国的经济在此后的10年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也正如迈克尔.波特的五力模型所反映的，由于中国的进入和发展，使得整个世界经济的结构为之改变。由于中国的需求增长迅速，这导致的是以澳大利亚、巴西等铁矿石出国，沙特阿拉伯、俄罗斯等石油出口国，土地和劳动力在内的供应商的议价能力明显增强。
另一方面，由于中国产出的增长，也令包括美国、欧洲在内的购买者的议价能力增强。更重要的是，受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激励，大量的后发国家，如与中国一样施行计划经济的越南、印度等，作为新进入者纷纷加入进来。如此一来，使得结构内的竞争者的竞争更趋激烈，无论是上游的供应商还是下游的购买者，其议价能力都为之增强。随之而来的是，成本的增长和利润的下降。这样的结果是，整个世界经济结构又随之改变。原油价格的上涨、劳动力成本的上升，甚至出现用工荒，这本就是原有的经济结构已经发生改变的强烈信号。
正如前面所讨论到的，这种出口型模式所赖以存在的最大要素就是充裕而廉价的劳动力。事实上，它一直就是中国经济依赖于出口导向崛起的“最大的比较优势”，而今天这一优势似乎即将失去。
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0年修订版》的低方案显示，中国人口将在2017年达到13.6亿顶峰后，于2018年开始负增长，将在2100年降低到5亿。而我的同乡、人口学专家、《大国空巢》的作者易富贤博士则更悲观，他就认为联合国的低方案对中国而言还是过于乐观。他说“比如联合国认为2010年中国生育率为1.64，但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生育率只有1.18。用2010年的人口结构和1.18的生育率进行预测，那么中国人口将在2017年达到13.4亿的顶峰后开始负增长，到2100年只有4.6亿人，到2200年只剩6800万人。如果2010年后生育率能够提高到1.3，那么中国人口将在2019年达到13.5亿顶峰后开始负增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研究员蔡昉所掌握的一项数据也显示，中国一般的劳动年龄人口(16岁至64岁)数量在2010年至2015年将处于峰值，随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将不断下降。这可能意味着，中国经济享受人口红利的时代过去了。这也正是安德森博士判断中国的出口难以为继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然，我们也必须予以指出的是，于经济的增长中，人口要素是一个重要的要素，但它并不是唯一要素，稳定和良好的制度结构才是经济增长的基础。这也正是我跟易富贤博士认识有所偏差的地方。想当年大清帝国人口有3万万之众，不列颠的人口不过2千万而已，也就是说大清帝国的人口足足是不列颠的15倍。而两国之间的领土面积则更是有着多达60多倍的悬殊。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蕞尔小国”，派几百号人、开几艘军舰，就将人口领土之泱泱大国给掀翻在地!
那么，这个“蕞尔小国”凭的是什么呢?显然不是人口，而是它的制度和该制度下所派生的包括蒸汽机、现代工厂制度在内的技术的长足发展。于中国而言，当前的人口红利固然丧失了，但中国并不是毫无办法。我们需要做的是，让改革所形成的制度红利去接棒人口红利。也就是说，在人口缩小的时候，我们需要做的是扩大市场、提高技术，而关键又在于放大制度，以此来促进经济的增长。
也正是因此，在这个时候，于中国而言，最需要做的是，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和调整，以此来跳出已经严重恶化的竞争环境。但事实可能恰好相反，中国政府采取的更为宽松的货币政策、饱受争议的汇率政策和税收政策，可能恰好支撑了原有的以“人口红利”为支撑的产业模式。
虽然，我们一度似乎看到了一丝希望，那就是由市场倒逼着企业逐步优化和调整。但可惜的是，这种希望随即而逝。首先是因为错误认识，而带来的诸如“腾笼换鸟”这类人为干预的糊涂政策。等到危机来袭，政府总是更愿意采取一种“眼下先顾增长，问题留待日后”的策略。他们并没有着手去解决已经恶化的结构性问题，只是试图用刺激政策来恢复经济的增长，而不管这种增长有没有效。
得益于这种决策和应对，我们固然避免了大面积的企业倒闭、工人失业等局面的出现;也得益于此，我们经济才得以继续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进而维护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但“是药三分毒”，对此，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这种应对策略也的确给我们带来了“问题被留到日后”的局面。
从经济和社会创新的角度来看，2008年底的应对及目前的政策措施，它不过是用着比危机前更为激进的政策手段，如更为宽松的货币政策、更为积极地财政政策、更为低估的汇率政策，来保护原有的产业模式。不仅如此，这时，那些本应破产的企业，却在政府的救助下而存活下来。不仅存活下来，为了令自己的单位成本下降，将自己置身于一个更为有利的竞争位置，更是以更大的规模经济去克服自己的利润不足这种困境。这也就意味着，这一付药因其毒副作用，在无意中人为地破坏了“创造性破坏”这一市场机制，进而对原有的产业模式起到了某种意义上的保护作用。
为此，我们想提醒的是，中国，最好别让刺激政策成为自身经济增长的终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