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历认证怎成了商业秘密？

出国、求职、入户、职评、加薪……学历认证适用范围之广超乎想象。上网2元钱可查询，却要额外支付至少95元获得一纸证明，且大多数地方认证要半个月。但官方认证慢，却可通过中介加急办理——由官方承办，“实际是教育系统内部一种盈利行为。”
本周出版的《南方周末》在一篇报道中，揭露了一条因学历认证而形成的利益链，并最终指向了教育部门。在人们的印象中，教育部门作为政府行政系统的一块内容，应当是服务于社会。可在学历认证这条路上，所谓的服务必须是有偿的。而恰恰就是因为有偿服务背后有利可图，于是原本很简单的服务变得更为复杂，甚至影响到很多人的工作生活。
权力的任性让民众的生活倍感折腾。与之更甚的是，为什么要收费，为什么要收95元甚至更高的费用以及收费去向，公众无从得知。所谓的收费，源起于在没有实行电子化管理学历信息之前，学历信息都是纸质的，这是需要成本的。这样的解释固然可以理解，但当学历早已信息化之后，关乎收费的问题，这本是属于政府信息公开范围的一项收费内容，公权部门却如同踢皮球那般搪塞着民意的质疑。
教育部门说，收费是发改委定的，而发改委在2009年12月1日起实施的收费政策只有2年的试行期，可期满后关于收费的继续与终止并无对应的文件向社会公开，与之而来的不过是学历认证费从过去的100元调至95元。但是，这样收费的依据、收费标准以及费用去向，公众从未获知。
时至今日，权力主导下的这项收费，依然照收不误。于是，民众回头审视收费的具体单位——教育部学历认证中心，更像是一个奇葩存在。说它是政府事业单位，可当民意要求它公开学历认证每年的收费情况时，它却说是商业秘密；但当你把它当成企业，可它却向全国教育部门、学校发文件。
教育部学历认证中心给民意所呈现的尴尬，并不能证明它的身份就一定是难以明晰的，因为教育部称它是全国学历认证的唯一合法机构。它是经中编办批准的教育部直属事业单位，那么作为行政服务的身份是无可回避的，进而便要回答公众质疑，公权何来的商业秘密？既然没有商业秘密，那么收费状况为何不能公开？倘若不能公开，是否可视之为公权部门的小金库呢？事实上，根据媒体的报道，关于学历认证收费的问题，已经有权钱交易的嫌疑了。
行政服务无论收费与否，非营利是不可逾越的一条红线，更遑论故意制造差别服务来提高收费了。于是，在这项收费中，至少有三点需要明确，一是财政出资建立的学历数据库，维护经费应由财政专项支付，而非向个人收取；二是，根据行政的公共服务本质以及简政放权要求，公权不能在公共服务中故意制造门槛，比如网上能查阅的信息，在现实中就应该尽量减少纸质证明的要求；三是，根据我国教育规划纲要提出的管办评分离改革精神，学历认证中心应该尽快从教育部剥离，交给社会来运作，以提高服务质量。
因为权力制造的垄断，依托于学历认证制度，一条隐秘的利益链应运而生。而借助舆论质疑，教育部门需要有壮士割腕的勇气，不仅需要打掉这条利益链，更需要向社会公开利益的去向，以绝公权生财之道。否则，公权的商业秘密将很可能只是换个方式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