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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 Topic: 逃美医生曝光:上海民运领袖乔忠令被精神病院强制灌药健康严重受损  (Read 615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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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e 09, 2015, 06:08:04 AM
 #1

逃美医生曝光:上海民运领袖乔忠令被精神病院强制灌药健康严重受损
2015-06-08   





港《开放杂志》总编辑金钟告诉本台,六四26周年前夕,据从上海到达美国的马锦春医生曝光,失踪多年的民运领袖乔忠令目前已被关精神病院5年,并被强迫灌服改变大脑思维的药物。(网页截图)
年逾7旬的上海民运领袖,曾与民运人士魏京生齐名、有“北魏南乔”之称的乔忠令被秘密关押在精神病院已逾5年。据香港媒体日前引述一位曾竭力营救他的医生称,乔忠令正被强制灌服改变大脑思维的药物,已经出现四肢颤抖等症状。该医生呼吁外界关注,防止出现下一个李旺阳。

香港《开放杂志》总编辑金钟周一告诉本台,六四26周年前夕,据从上海到达美国的马锦春医生曝光,失踪多年的民运领袖乔忠令目前已被关精神病院5年,并被强迫灌服改变大脑思维的药物,而这种药对心血管有害:“他就是乔忠令被关精神病院的医生,所以他有第一手的情况。另外,他讲的情况和我们对乔忠令的了解是一致的。乔忠令在上海被关精神病院5年了,转了三个地方,他在乔忠令最后进去的精神病院。他希望停止给乔忠令服药,因为他们那个精神病院的治疗都是强制性的,那种药会改变他的大脑,而且对心脏血管都不利。”

金钟表示,马锦春医生在偶然接触乔忠令后得知其是持不同政见者,又发现对他的诊断与事实不符。因对其经历感到好奇,他翻墙阅读了大量与乔忠令有关的信息,意识到乔忠令遭到迫害。

金钟:“马医生向他们医院的领导提出来,乔忠令不是精神病人,但他的领导说,这是公安局送来的,你不要插手,就这样警告他。他们精神病院有一种制度,公安局送来的病人有一个文件,叫做强制单,医院不接受不行,不需要医生诊断是不是精神病。”

据了解,乔忠令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现年70岁。早年在文革中因反动言论被打成反革命。之后在1978年投身民运,组织“上海民主讨论会”。中共前领导人邓小平曾点名北京西单民主墙和上海民主讨论会,先后抓捕魏京生和乔忠令。其后,乔忠令被判刑三年,出狱后一直在公安的监控下。

金钟称:“他判了三年之后出来,一直监视他,不给他工作,还让他给公安做线人。这个马医生同情他、营救他,也没有效果,马医生为了自己的安全,就带着家眷出来了。他看到他说话、手都发抖,按照这样下去,他就完蛋了,会被毁掉,主要是他们要改变他的头脑,这个比打一顿的虐待还要厉害。把异见分子送到精神病院,在中国绝对不止这一家,也不止一两个人。”

据了解,2001年,乔忠令曾到香港,希望出版自己的书,返回内地后便失联。据称,中国当局指,从乔忠令的著作可以看出,他要推翻共产党,已是一个“被迫害妄想症”患者。

前八九民运领袖、广西异议人士王德邦周一告诉本台,以“精神病”为借口迫害异议人士是当局的惯用手法,比监禁还残忍:“留在大陆的这些民运人士,在经济上被弄垮,名誉上被弄毁,被弄得家破人亡,都很惨,很多人现在还没成家呢。北京的一批就不用讲了,浦志强、高瑜等,湖南的李旺阳也是八九一代。我能接触到的范围,那些八九年的人,26年来一直受到严控,他们各方面的发展路径,事实上都被阻塞。”

 

(特约记者:忻霖;责编:吴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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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e 11, 2015, 08:55:05 PM
Last edit: June 12, 2015, 07:40:22 PM by msc_de
 #2

马锦春医生紧急呼吁营救民主墙领袖乔忠令(录音)

请看博讯热点:被精神病
(博讯北京时间2015年6月11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6月9日,上海民政第一精神卫生中心医生马锦春接受博讯记者西诺采访,他呼吁海外紧急行动起来,营救被关押在精神病院受折磨的上海民主墙领袖乔忠令,乔忠令因为不同政见曾经被判刑3年,并长期受到中共警察和特务的监视,殴打,拘禁。马医生说,乔忠令目前被精神病院强行灌输一种精神类药品,导致乔先生精神恍惚,肢体失去感觉,心脏疾病加剧,时刻有生命危险,需要立刻进行医治。
   
    马锦春医生是一位有正义感的人士,他拥有医学和法学两个学位,以及两个专业相关的执业资格证书,,2010年初,又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接受专业培训,其中包括全脱产六个月和半脱产三个月。培训结束后,马锦春医生就开始在上海民政第一精神卫生中心担任医生职务。培训结束后,马医生以学到的精神专科医生专业知识,对他所在的病区所谓精神病病人进行诊断,诊断标准是中国方面制定的精神病诊断标准CCMD,或国际标准ICD—10,或美国标准DSM—IV。诊断结果发现与事实严重不符。马医生告诉记者他目前掌握有5位患者可以排除是精神病患者,其中一位是乔忠令先生。马医生为了确定乔先生不是精神病人,进行了长期的观察和跟踪,阅读了乔忠令多达13万字的手稿,几乎每天要与乔进行面谈接触,马医生最终确认乔忠令是一位正常的人,与精神病毫无关系,而让乔忠令深陷精神病院囹圄的不是医院的诊断,而是来自上海市公安局的一份文件,该文件认定乔忠令是一位精神病患者,并要求院方进行治疗。
   
    马锦春医生在2010年前后信主后,他对医院非法处置正常人为精神病人感到强烈的不满,他多次去查阅被迫害人士的医学资料,被院方领导训斥并处分。2014前马锦春医生去香港会见了《开放》杂志总编金钟先生,向他叙述了他在精神病院中的遭遇,并希望合作出书,后因其他原因出书计划流产。2015年5月,马医生带着妻子儿女一起来到了美国,他随身携带了他所在医院被迫害成为“精神病人”的原始医学资料,以及乔忠令先生亲笔的求援信和大量手稿。马医生在进入美国海关时,被海关认为违反美国法律,遭扣押后现在被关押在宾夕法尼亚州的移民局监控居住点。他目前没有自由,也无法自由地回见媒体,他请求主持正义的朋友和律师能帮助他,让他能有机会向美国国会和媒体公布上述资料,并尽快地营救在精神病院奄奄一息的乔忠令先生。
   
   
   
    记者同时也在采访了上海民主墙同时代的老民运战士蔡贵华,他回忆乔忠令先生当年在78-79年期间的英勇行动,他说乔忠令在当年的民主墙时期,是上海民运的一面大旗,他本人也是受到乔先生的感召,从此走上反抗专制的道路。因此我们这些获得自由的朋友,一定要全力以赴营救老战友,老朋友。
   
   
   
    博讯记者西诺 纽约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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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e 12, 2015, 07:56:22 PM
 #3

中共精神病院的残酷黑幕

   
马锦春公开信披露中共残酷迫害乔忠令和其他人士内幕

   
    尊敬的先生/女士:
   
    本人马锦春,是一名来自中国的精神科医生。这次来美国携带许多可以证明中国共产党用精神科手段,迫害异议者的视频、照片和文件。其中一名重要的受害人,是一名持不同政见者——乔忠令。
   
    本人1970年出生,拥有医学和法学两个学位,以及两个专业相关的执业资格证书。本人2009年5月初进入隶属于政府部门的上海第一精神卫生中心工作,岗位是医生。
   
    由于本人过去在医学方面从事的是内科医生,为了让本人熟悉精神科专业,2010年初,单位送本人至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接受专业培训,其中包括全脱产六个月和半脱产三个月。
   
    培训结束后,以我学到的精神专科医生专业知识,发现自己所在的一些病区,有些病人的诊断与事实不符。无论以中国方面制定的精神病诊断标准CCMD,或国际标准ICD—10,或美国标准DSM—IV。其中典型的两个,一个名字叫韦喜,他因不满房屋动迁安置方案,到上海长宁区法院起诉政府而被政府送入。另一个名字叫余传径,因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而波及余传径,因此性格变内向,被家人和政府一同送入。余传径早年被送入时,是中国恢复高考后录取的第一届大学生,专业为英语,学校为上海师范大学。
   
    这两个病例本人私下和其它医生讨论过,他们同意我的观点,但表示情况特殊,不能深究。
   
    另外一个病人是六病区的柴国明。因为有医院提供康复训练的小卖部,该小卖部由病人自行经营。本人午间休息经常在小卖部看书,得以与柴国明聊天,发现柴国明与正常人没有区别。后问柴国明本人,得知他与政府基层部门街道工作人员多次吵架,被警察强行送入精神病院。
   
    当时我的单位多次催促本人,将医学执照执业范围改为精神科,将执业地点改为上海民政第一精神卫生中心。可本人已经决心信主,圣经里记载:“不可随众人作恶”,我担心一旦转为注册精神科,将来可能面临被强迫签署有违良知、却具备法律效力的诊断书,我不希望我的手被弄脏,另外我已经参加自己住宅小区反对飞机噪音的维权活动,医院的上级直接领导,亲自来院对我提出最严厉警告,我和妻子商量后决定,以先前单位拒绝配合为由,迟迟不办理转注册手续。因此,个人月收入被减少1000元人民币。
   
    时间转到2014年8月,我已调到二病区工作,在一次中午用餐时,听三病区医生王慧介绍,近期收治的一个新病人,名字叫乔忠令,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偏执型),主要症状是被中共迫害的妄想。这事我记在了心里。隔几天我正好去三病区办事,顺便和乔忠令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交谈,发现乔谈的事情太有英雄气概和神奇色彩,让我简直不敢相信。交谈结束后,乔忠令让我看放在一个购物布袋里,用塑料包裹的文稿。文稿写在不同规格的纸上,有的是白纸,有的有横线。因为时间匆忙,我没有看文稿。回家后,我在搜索引擎百度中发现与乔忠令有关的少量信息,均涉及“上海民主讨论会”,而乔忠令的谈话中,提到他本人是“上海民主讨论会”的组织者。而在谷歌搜索引擎中,发现大量与乔忠令有关的信息。除涉及“上海民主讨论会”以外,均提到上海民主运动,提到与乔忠令一起的傅申奇、胡安宁,杨週,王辅成等等。而乔忠令与我谈话中,均提及这些人。另外我找到一篇香港《开放》杂志主编金钟在乔忠令十年前去香港旅游时,与他的谈话。里面粗略记载了乔忠令大半生的重大事件和经历。我下载了这篇文章。
   
    第二天,我又来到三病区与乔忠令谈话,将前述文章内容与他核对,发现没有什么大的出入。这时,我相信了乔忠令是被迫害的持不同政见者。
   
    当天,我经乔忠令同意,将他的文稿带回家中阅读。文稿内容主要是乔忠令被关押在先前两家精神病院:上海长宁区精神卫生中心,松江区华阳桥精神病院的痛苦经历,文字表达清晰流畅,文字功底深厚扎实,毕竟乔忠令是华东师范大学的毕业生。
   
    从这一天起,我感到有义务营救乔忠令。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也有义务不让罪恶继续。
   
    隔日,我打电话给医院业务科询问乔忠令的相关费用由谁承担,接电话的是骆慧燕,她反问我“为什么关心这个人?”随即她挂断电话。
   
    很快,业务院长高慧的电话打到我的办公室,让我到她办公室去一次。在她办公室里,他问我为什么了解乔忠令情况?我搪塞这是关心病人。高慧反问我“为什么不是关心其他病人?”我表示沉默。随后高慧直接告诉我,乔忠令是公安机关用强制单送来的,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何况还有前面两家精神病医诊断过,即使有错,责任也不在我们。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所谓的“强制单”。“强制单”是中国警察拥有的一项特权。只要警察在强制单上填写某人名字,将某人送到精神病院,精神病院就必须以精神病名义接收。
   
    从高慧院长这里,我明白为乔忠令改变错误诊断已经没有可能,我只能在不改变诊断的前提下,为乔忠令停药。
   
    隔了数日的一个周末,我打电话给病区主治医生沈怡,直接表明是否能为乔忠令停药。沈怡推托该事需要三病区负责人邵斌元同意。我随即致电邵斌元,邵斌元听后,只是冷淡地表示:“周一再说”。
   
    周一上午,我接到高慧院长电话让我去。在院长办公室里,我看到邵斌元一言不发坐在那里。高慧院长挑明告诉我,让我别插手此事,并禁止我工作时间再到三病区探望乔忠令。
   
    当时乔忠令不但要口服、而且要肌注精神科药物利培酮。药物剂量相当大。严重的药物副作用导致乔忠令双手和嘴角不停颤抖。后来药物副作用进一步导致乔忠令脑电图异常,心脏频发早博,高血脂,记忆力下降等状况。情形十分可怜。
   
    在这个情况下,我只能再退一步,寻求为乔忠令以副作用名义减药。
   
    有一天,医院内负责医疗质量、且技术职称最高的盛嘉玲主任医师来到我的办公室,我提到了乔忠令的副反应状况并希望为其减药,并委婉表示对其诊断存疑。盛嘉玲说了一句至今我也不会忘记的话:“今天谁敢反对共产党?除非精神不正常。”后来盛嘉玲又扯到她同学父亲早年关心政治,在1957年反右和文化大革命受到冲击,后来就在也不提政治,而潜心学术研究了。
   
    我知道盛嘉玲不会为乔忠令减药,这时我穷尽所有的救援方法,只能另谋出路了。
   
    很快我将自己欲寻找境外媒体和人权组织帮助的想法告诉了乔忠令,同时表示自己和全家也将不得不流亡海外寻求庇护,以防中共报复。当时乔忠令很激动,不断地说“谢谢”。我说:“乔老师,如果你不反对中共专制统治,今天你也应该是一所大学的中文教授了,家中也有房有车,儿女绕膝了,绝对不会在这里,你为中国的自由牺牲太多太多了。照理说‘谢谢’的应该是我。”乔忠令沉默半天,只说了一句:“你像古代义士”。
   
    当时之所以将庇护国家选为美国,因为我认为:美国相信上帝,我也相信上帝;美国追求自由,我也追求自由;而且乔忠令许多朋友,如傅申奇等也在美国。美国有很多人权组织可以给予实质帮助。
   
    之前我没有出过国,甚至连香港、澳门、台湾都没有去过。为了适应未来环境,我在去年10月到美国洛杉矶旅游,主要是考察美国社会文化,风俗习惯,毕竟要在异国他乡重新开始生活。
   
    最后,我和家人综合多方因素,将出行时间定为今年的4月20日。出发前一天(4月19日)晚上,我再次和乔忠令见面,劝他一定多保重身体,没有我的保护后更要注意安全。此前我一直定期购买各种水果、食品,交给乔忠令。乔忠令经常将其分发给其他病人,以求得安全保障。一个思维经常的人,被迫服用精神科药物,已经痛苦不堪,还要为自身安全,去讨好真正的精神病人,这是一种怎样的地狱煎熬?!我相信这是人们无法想象的。
   
    分别前,我给隔着看两道门后面的乔忠令拍照。两道门将一个正常的人,与自由完全隔绝。令人讽刺的是,门外红色鞋垫上印着“WELCOME”字样,在专制统治下的中国,如果你不受政府欢迎,那么,你就会受到监狱或精神病院的欢迎。
   
    今天我和我的妻子、女儿,抛弃了家中的大部分财产,将高龄的岳父母独自留在了中国,来到万里之遥的美国。这里我没有任何亲戚、任何朋友,只是为了营救一个在精神病院关押五年之久,且备受摧残的持不同政见者乔忠令。一切的一切,是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我不可以用精神科的手段,与其他人一起迫害无辜者,也不能对别人的罪恶视而不见。
   
    我希望相关的媒体、人权组织能够高度重视该案件,因为这绝不是发生在中国的个案。在中国,各种原因的“被精神病”层出不穷,其中相当部分是针对不同信仰、不同政见、不同社会团体的人员。
   
    发展精神病医疗,本来是造福人类,而在中国却成为迫害异己者的可怕手段。黑格尔说:人类最大的历史教训,是忘记历史教训。今年是发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我们在不忘记法西斯主义给人类带来痛苦的同时,也不要忘记共产主义过去和现在给人类带来的痛苦。如果我们忘记了教训,那么,共产主义必然在将来给人类制造更加恐怖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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