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需要回答的问题,其实就只剩下一个了:谁是这场机会主义者盛宴的发动者及最终得益者?
在当今的市场上,最清醒的人也许是最高层的人,他们的行为只可以被解释为“自信前提下的侥幸博弈”。
所谓的自信,来自三个客观的事实:其一,在过去的三年里,人民币是唯一与美元同样坚挺的货币,因而有相当的扩容和贬值空间;其二,城市化和服务业的比重提高,为经济成长提供了可持续的腾挪纵深地带;其三,实体经济尽管非常困难,然而——至少从数据上看,失业率仍然被控制在可以容忍的范围之内;
所谓的“侥幸博弈”,则是希祈于一个事实的自我实现:资本的泡沫最终将——至少有相当的比例将流入实体经济,以推进有市场竞争能力的企业完成各自的转型升级。
就在不久前,知名的高层智囊人物刘世锦便在一次论坛中预测认为,“中国实体经济将在未来的两年内成功探底。”在他看来,“高投资触底”是完成结构性探底的首要必须条件。
在列国经济史上,每一个大泡沫运动,最终都不会以泡沫的方式终结,它要么成为一个更大的泡沫或衍变成若干个泡沫组合,要么沉淀为经济转型的动力,要么,直接冲向破灭的垃圾场。
http://posts.cdn.wallstcn.com/uploads/40/75/65/640-3.jpg!article.foil改革史上的五个泡沫时刻在今天,大约八成以上的经济观察家都认为,这次疯狂的泡沫游戏不会成为中国经济长期崛起运动的终点站,也就是说,第三种可能性大抵可以被排除。
而第一种和第二种可能性,则都是可以被接受的。
刘世锦所谓的“探底成功”,正是基于这一判断之下的、最为自信的预期管理表述,它表明决策层对“底”在哪里很有预见,而“成功”则意味着不惜代价。
不过,这一次的泡沫运动,肯定将成为产业格局及家庭财富重新配置的一次转折点。从此以后,中国将由一个野蛮的产业商业主义时代,正式步入更为野蛮的金融商业主义时代。
之所以用了“野蛮”一词,并非完全地因为它的不理性,而在于它的基础于监管缺失下的全社会共谋特征。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中国经济从来在一次又一次的非理性冲动中完成自我革新,而几乎每一个经济闯关行动,都不是政策合理推演的结果,从80年代的物价改革、90年代的国企改革,到本世纪的外向型经济、城市化运动等等,无一不是在泡沫化和非理性的双重压力下,以出人预料的方式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