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本文原载于微信公众号“学术与社会”（W-Scholar），系该公众号推出的“博士论文”原创专栏文章之一。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
中国用了三十多年的时间把经济提跃至世界第二位，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突飞猛进，但却是以高度透支环境为代价的，甚至已经危及食物、水、空气等人类基本的生存条件，上班下班路上的白色口罩，就已经说明一切。这不禁令人反问：发展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们发展经济难道不是为了让人们生活得更舒适？不是为了让城市、农村的环境变得日益宜人？如果发展不能带来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反而威胁了人们的基本生存条件，这样的发展要来又有何用？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侯深博士，让我们听听她的环境史研究分享。
侯深，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师从环境史创始人唐纳德•沃斯特先生，2008年博士毕业于美国堪萨斯大学。在美国匹兹堡大学城市环境史书系出版学术专著：The City Natural: Garden and Forest Magazine and the Rise of American Environmentalism；在Environmental History杂志、《世界历史》等刊物发表中英文论文二十余篇，在德国慕尼黑大学访学一年。（本文配图由作者独家提供）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侯深
洛基山中的顿悟
2006年的暑假，我同两位朋友前往洛基山国家公园寻找当时正在那里做博士论文研究的另外一位朋友。我导师一直鼓励门下各自“占山为王”，找到一处能让我们生出某种特殊情感，或眷念，或喟叹，或厌憎的地方，撰写彼处文化与自然的共同演化过程。在他看来，情感是历史研究的基本驱动力，虽然情感在带引我们走入某一题目之后，便需要在冷峻的事实与批判性的思考之下退隐。我的这位同学和其妻是从小在洛基山中奔跑的野孩子，白天打鹿钓鱼，晚上扎营生火，因此他毫不迟疑地选择了洛基山国家公园作为其博士论文的选题。论文后来写得精彩纷呈，再以Making Rocky Mountain National Park为题出版，也反响甚佳。在他的书中，这片崇山峻岭、熊咆鹿鸣的所在，不复亘古以来的天然纯粹；在其自然的表象下，从物种到景观，处处潜藏着人类的意图与设计，也隐匿着种族与阶级的妥协和冲突。只是彼时我们仍很年轻，虽然阅读本身已经告知我们任何表面的纯粹背后都有着某种建构，某种矛盾，但是与麋鹿共同徜徉在一片巉岩巨松之间时，那便只是头巾气的告诫，被洛基山强劲的山风吹散。
我的朋友在那个夏季拥有一间公园为其提供的坐落于山脚的小木屋，他和妻子还有一只狗与一只猫便快乐地回到了少年时代的生活。除了每日大量时间翻阅公园档案室的故纸，他便在山中游荡，与山花野草相对忘言，对于那些匆匆驱车而至，看一眼壮美山巅落日与驼鹿呆萌大脸，再匆匆回到城里工作生活的人而言，这位仁兄的那个夏季可谓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我们的到来打断了隐者的遐思，他和妻子尽职尽责地成为三个笨拙城市人的向导。此三人，一人来自那不勒斯，专治19、20世纪之交的纽约意大利与犹太移民，歌声虽不甚佳，但是摇曳行走间，仍是一派意大利都市美女的风情。第二人乃其男友，在全美最富庶的郊区之一Johnson County长大，一口流利的罗马腔意大利语，研究的却是美国当代黑人城市文学。
作者在落基山的两位友人
第三人便是区区，自小的野外经历是捉两只蚂蚁、蝴蝶，为校园的假山开道便已是了不起的冒险。我适从纽约、波士顿与DC的调研归来，论文选题定在19世纪末出版于美国波士顿、纽约的一本杂志：《园与森林》（Garden and Forest），从中探讨美国早期环境思想中一直为人所忽视的城市根源，以及时人对城市时代生态意义的理解在当时及以后产生了怎样的思想与政治影响。从满眼充塞纽约地铁人世百态到如此山间美景乍现，我便在长吁短叹为何没有占据某座国家公园的山头做自己的论文。
我们在意大利美女“bella, bella”的惊叹声中，开始远足与宿营。很快，bella变作Ma Ma mia。当我们用了十三个小时方走完那位老兄四个小时的山路，仍在哀哀呼痛；当我将能量条留在帐篷当中而非篝火外的背包，险些半夜引来熊的造访；当我在七天山间生活，回到山外镇甸，在酒店中打开花洒，热水喷在头上那一刻，发出一声心满意足的叹息时，我方明晓导师鼓励我以城市为题的睿智。对于那种更为野性的自然，我在心灵深处有一层执拗的热爱与敬畏，但那是属于过客的狂喜，可以将之视作假想的精神家园，在远方吟唱嗟哦。但是作为一个研究自然与文化之间漫长互动过往的环境史学者，激情与诗意殊为不足，我还需要学会如何让自己的双脚感受彼处泥土与岩石的粗粝，学会如何同那些知名的与不知名的生物相爱相杀，换言之，用自己的生活去体验此处人群曾有的环境过往，实践一种由于匮缺而质朴的美国早期经历，而这些对我而言都是陌生且令人却步的。当我缺乏在残留的野性自然中生存的基本技能时，妄言对其环境历史的理解，终是雾里看花，怎样也谈不通透。
看看城市吧
让我完全不生隔阂的所在是城市。心不甘情不愿地，我发现自己是个彻头彻尾的城市人，如同很多城市人，我对这个容器的庞大、丑陋、拥塞、污染有着不满与焦虑，有着物化的恐惧，有着逃离的渴望，但是也有着家园感，归属感。正是这样一种复杂的情感，令我无法用一种简单的二分法看待城市和自然的关系，也无法用一种线性的衰败论或者进步论书写二者互动的历史。也是这种纠结的情感，令我在研究中既有理想主义的一面，又有实用主义的一面，前者予历史研究以想象力，而后者则是对可行性的审慎评估。进而言之，如此情感所根植的生活经历赋予我在城市中做“田野”的技能，在熟悉中发现陌生，在陌生中感受熟悉的敏感度，与找到差异和共通互换可能的观察力。
对我而言，博士论文最难的阶段是选题。从本科到硕士，一直在中国古史中优游卒岁，直至某日读了未来导师的《尘暴》一书，脑洞骤开，决定追随他研习环境史。便一路深入美国的地理中心，大平原上的大农村，美国堪萨斯大学。有人曾经笑谑，堪萨斯的地貌比之pancake还要平坦，然而，堪萨斯大学的校园却在小丘之上，错落有致，风景甚佳。这是一所典型的美国公立大学，排名不前也不后，然而在环境史研究上，却是美国的两大中心之一。初来时，同导师商量有否可能继续研究中国史，以环境史为方向，却被导师否决，究其原因，乃曰：如若我做中国史，他如何在指导论文时判断我对原始资料的解读。确乎有理。虽然在此前的人生预设中从未料到自己竟会学习美国史，但是转念想来既已来到美国，却拒绝研究美国史，也着实有些古怪。何况学习环境史的心志甚坚，而做环境史，追随Worster先生似乎是天经地义，于是便一门心思开始做美国史。读书之苦，英文之差，思维方式之转型，这些都已是国外读研的共同经历，无需赘言。可能在我这里稍微特殊之处在于，博士论文选题时的挫败感。
犹记得读博第三年的下学期，我进入综合考试阶段。在堪萨斯某个春雨零落的下午，我坐在导师位于山丘顶端的办公室中，放眼望去，平原延绵无尽，天空高远萧瑟，在这里，永远望不见天地的尽头，而我也望不见我那个让我甘愿为之付出数年大好生涯进行写作的地方。我苦恼地告诉导师，那样的地方在中国，虽然已经学习了近三年的美国史，此间仍是他乡，我无法对美国的任何一处生出如他撰写大平原与美国西部时，那种深沉而热烈的感情。导师言道：
第一，我应当从他的影响中将自己解放出来。他投入大量精力的地方是乡村，在那里他探讨不同的个体、思想与权力群体同水、草、泥土还有其它有机与无机物的纠葛；而乡村对我来说，却是一个我从未有过生活经历与特殊情感的存在。我之所以感到困扰，是因为我太执着地要将他研究环境史的模式套入我的论文选题当中，因此无法找到适合我秉性的题目。第二，我对情感的解读太过简单。当代环境史的复杂性恰恰要求史家走出英国早期地区风景史家那种纯粹的敬慕温情，警惕勿将历史做成编年的赞美诗，无论如此赞美是对文化还是对自然。他所言的情感可以是热爱，也可以是憎恶，但更有可能是诸多情感的混合体。它是超乎理性的，因为它需要激发的是心灵深处的某种好奇与想象，但是它绝非是盲目的，它会触动一种批判性的质疑精神。第三，我真正的兴趣依然是环境思想史，是人们对自然与文化关系的思考，为什么要回避这样的兴趣呢？他的第一部书，便是生态思想史，虽然在此后的学术生涯中，他不断地令历史研究更加物质化，拒绝还原的文化决定论，但是环境史的魅力始终在于自然与文化之间无间歇的互动，而此种互动很多时候都发生在思想层面。第四，他说，看看城市吧。
之所以长期回避城市的问题，一是在于导师的研究大多在乡野之间，是以我从未将城市纳入自己的选题范围；二则当时城市环境史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集中于城市的基础设施，如上下水、垃圾处理、污染等问题，以及城市与其乡村腹地之间的物质交换。这些问题毫无疑问是至关重要的，也是同每个城市人以及城市的基本生存息息相关的，但是我总以为城市同自然之间的联系并非仅止于此，在城市中，自然仍然以各种不同的形式顽强地存在，而城市人同自然之间的关系也并非局限于物质与现世层面，而是深入城市的历史、精神与心理当中。但是思考这些更加复杂的面相，便很难将之具体至某个特定的城市，因此，在我不断迫使自己选择某个地方做论文时，城市被排除在外。
这番谈话成为我整个博士生涯的转机。多年前，仍在华中师大读书时，赵国华老师曾对我说过一句话：“学者要培养一种自由精神。”此语令我终生受益，但是少年时却没有意识到学术崇拜也会成为自由精神的桎梏。我的导师是环境史学的奠基人之一，被广泛誉为美国当代最杰出的历史学者之一，但是他从来不愿设定所谓门风家法，更不喜学生在研究时对他亦步亦趋，对其所有学生自始便鼓励他们跳出所谓范式、理论、主义，可以借鉴，但是切勿将自己的研究变成前人的注脚。他曾说，如果说后现代意味着对权威的挑战，那么无疑他是一位后现代主义者。然而挑战并不意味着粗暴的否定，而是在独立的批判性思考过程中，决定某一观点或者思想的合理性与不合理性。
破除了崇拜的魔咒，似乎眼前的天地顿时宽广了。在准备综合考试之前的那个学期，同导师做independent studies，选择了Garden and Forest这本杂志，这是一本周刊，从1888-1897年，出版了十年，共514期，是19世纪后期美国最富影响力的自然杂志。初识这本杂志是为其题目所吸引，园是驯化的自然，往往存在于人类社会的秩序当中；而森林更多则是野性的自然，同人类的规训与统御形成某种对抗。但是，做Independent Studies，仅仅从这部杂志的一个侧面，即19世纪后期专业知识的崛起对自然与社会的规划和管理角度，探讨其影响。待城市一词成为思考的中心时，脑中灵光闪现，这本杂志具有了完全不同的意义。事实上，它是美国东海岸社会城市化时代的产物，而它所思考的核心问题便在于一个城市、工业时代，自然究竟应该占据何样的位置。我把这本杂志所掀起的那场思想与改革运动称为“城市自然化”（the City Natural）。
喧腾的世纪末
19世纪末是美国历史研究的重镇，也是对我最具吸引力的时代。那是美利坚天真时代的尾声，在实用主义驱策下实践的进步主义改革弥漫着理想主义的激情。现代性无疑是这个时代高唱的凯歌，但是如同任何一曲凯歌，其声部中总是夹杂着种种不谐之音。城市作为现代性最集中的展现，其上空也混杂着各色或宏大，或微弱，或昂扬，或感伤的声音。为自然而奏响的乐章在所有声音中异常清晰，无论是对长期盘桓于美国主流思想的农业主义渐成旧梦的叹息，还是在美国资源不竭神话幻灭后的疾呼，无论是保留美国尚且残留的荒野的吁请，还是城市时代人与自然究竟如何相处的争论，都在这个时代留下它们的声线，也成为环境史学者钩沉的依据。
环境史绝非仅是环境运动或者环境思想史，而是文化与自然在人类演化过程中不停歇的相互作用的历史。但是，无疑，环境运动与环境思想史是美国环境史研究开拓最早亦最成熟的问题。19世纪后期正是这场运动的开端，环境史家对此时期研究极深，其中某些观点在环境史领域已成经典，因此，我面临的直接问题便是，在如此成熟的一个领域中，如何做出新鲜而有创见的研究。
无疑，汇聚了当时各种与自然相关声音的G&F自身值得关注。思想史的记忆往往伫留于数个光彩绚烂的明星人物，他者黯淡于光芒的阴影之下，直至最终为史家所遗忘。我们的社会思想因此而成为寥寥个别生命的组合，成为他们彼此之间的冲突与妥协，而一种集体性的思考却在史家的选择当中幻化为历史星空的碎片。美国环境史家所记录、诠释的人与自然思想亦是如此。当我们检索这片记忆时，一再见诸史家笔墨的是托马斯•杰弗逊、亨利•大卫•梭罗、乔治•帕金斯•马什、约翰•缪尔、奥尔多•利奥波德、蕾切尔•卡森……诚然，这些伟大的头脑是塑造美国乃至世界自然思想的重要力量，但是他们并非是唯一的驱动力；甚至由于其思想的超越性和超前性，他们经常是其社会的异端，代表的仅是他们个人的深刻洞察，影响的是他们身后的时代，而无法反映其生活时代的主体思想图景。
如何尽可能复原一幅完整的思想图景，重整那些被遗失的思想，一本杂志，特别是一本主题明晰，却又投稿者众多的杂志便可能成为我们了解当时社会思想风貌的重要途径。对我而言，G&F正是这样一本杂志。它貂续浪漫主义之遗韵，秉持维克多利亚时代科学之精神，开创进步主义时期公共利益之风气，强调自然之美与自然之利于美国文明进程中不可或缺之作用。其创办人为哈佛大学教授，阿诺德植物园第一任园长查尔斯•萨金特，主编是纽约著名报人威廉•斯泰尔斯，其背后的重要推动力量则是美国景观设计之父，美国城市的规划者弗里德里克•劳•奥姆斯泰德。在其出版的十年间，它吸引了630位留下姓名的作者。他们的来源多元，地域上超越了美国东海岸，涵盖全美，此外还有大量的欧洲来稿，以及日本、土耳其等亚洲国家的作者。在性别上，这个作者群拥有三十余名女性作者，其中两位乃其最为活跃的作者之一。在身份上，他们中间既有受过严格专业训练的植物学家、生态学家、景观设计师、林学家，也有进步主义改革者、记者、社会活动家、艺术评论家，更有普通的园艺爱好者、家庭妇女、农场主。
这些人的兴趣、爱好各异，对自然的理解与诉求也大相径庭，然而，他们反映出19世纪后期大批知识人的共同思考，即在一个城市时代，自然存在的意义与方式。G&F为这些不同的声音提供了一个表达、交流的平台，其终极目标是促使美国社会发现并且反思文明与自然之间无法割裂，充满矛盾，却又相互协作的关系。他们普遍认为文明在与自然的不断冲突与对抗中求得发展，但是文明高度发展的结果不是对自然的摒弃，而是以文明的力量重新与自然达成和谐。因此，19世纪后期的美国文明既非如其批判者所言已然过度发展，也非如其鼓吹者所言那样高度成熟。在他们看来，美国文明在此时仍然处于对自然肆意掠夺、剥削的阶段，它尚且需要学习与自然的相处之道。而城市，作为现代文明发展的走向，则需要实现与自然的融合。
我试图撰写的是这本周刊的集体传记，因为后者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一部其出版时代的生态传记。研究之，呈现的不仅是当时美国知识人对城市化时代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也是彼时美国社会正在进行的环境改革与生态和文化变迁。G&F杂志的编辑与很多作者并非思想家，而是一群深受从爱默生以降到詹姆斯影响的实用主义改革者。正是这群人推动了美国19世纪后期从民间到政府的环境运动，对他们的群体研究便可以帮助破解在美国早期环境运动史上徘徊不去的两极化叙事：城市vs.乡村，资源保护vs.自然保护，科学vs.艺术，文明vs.自然。
但是，对一个环境史学人而言，虽然思想的魅力无比强大，它却无法完全取代或者彻底消弭形塑历史的自然物质性力量。特别是G&F的核心作者群，他们或是城市的直接规划者，或是终日采集标本，徜徉于山林的植物学家，或是需要实地考察，丈量林木的林学家，他们的思想受制于他们所试图研究、整饬的自然，也影响了美国多处地方的风貌。因此，在整个博士论文的思考过程中，我用力最勤的地方，仍然在于打破思想与自然环境之间的边界，而这便需要我走出堪萨斯，去往那些留下他们手泽的地方，以一种直接的visual contact激发论文写作的灵感。
阅读与行走
选择这本杂志作为博士论文的主题，在一定程度上是务实的决定。G&F本身有514期，自带集中的丰富史料。在数字化史料的初期，这本杂志成为美国国会图书馆最早数字化的19世纪美国期刊，而KU的图书馆中也有杂志的原刊；杂志中留有出版著述作者的文章、书籍都可在学校的图书馆查到，同时期的相关杂志、报纸也均可借阅，因此，基本史料的阅读在开题之前便已完成。此后，直逼而来的便是浩如烟海的研究文献。19世纪到20世纪早期的环境史著作已然汗牛充栋，我所关怀的问题还涉及大量人物传记、从先验主义到实用主义的思想史研究、城市史、进步主义政治史、景观与城市规划史。另外，还需自学基本的植物学、景观规划与生态学，并了解其早期的演进历程，方能理解杂志中的大量文章。纯专业性的阅读虽然时时看到零星的思想火花，但在很多时候，都令人有一种逃离的渴望。
我再次走进导师的办公室，再次苦恼地告诉他，要将所有的二手文献读完，我大约就要客死他乡。他告诉我，四十多年前，在他仍然读博士的时候，他敲开了伟大的Ed Morgan办公室大门，烦恼于同样的问题。Morgan说道：“伙计，没有人能读完所有的二手文献，最重要的是回到原始文献当中去，那里才是你博士论文的根本。”他部分听从了Morgan的建议，但是更听从自己心灵的罗盘。不仅走出二手文献，同样走出文本，虽然他的博士论文是生态思想史，但是他选择去看看那些启迪生态学头脑的地方。这个建议令我释然，我决定走出大平原，去找找，看看。
美国的各种图书馆无疑是学者的天堂，身在美国做研究时，将一切视为理所当然，直至这两年遭遇同中国的相关问题需要查找原始档案时，方晓得自己当日的幸运。在离开KU之前，我仅知道我的目的地是波士顿、纽约和DC，前两个城市是G&F两位编辑的城市，也是其众多作者生活、工作的所在，更是留下无数奥姆斯泰德、艾略特景观作品的地方。而DC则是国会图书馆所在之处，藏有不少作者的手稿，国会山也留下了奥姆斯泰德的设计。当时档案的数字化远远无法同今日相比，大量手稿尚未被清理，因此在前往那些地方之前，我知道自己将见识纽约的中央公园，将走过波士顿城市公园体系的翡翠项链，但是我并不知道在那些地方等待我的档案将是什么。这种未知性为平淡的博士生活带来了某种探险的兴奋，整个查询档案的过程都是在不确定的紧张当中度过。
首先前往的地方是我寄予最大希望的哈佛大学阿诺德植物园档案馆，杂志的创始人萨金特便是该园的创立者，并担任其园长四十余年。当然查档的经历验证了老话，希望最大的地方失望最大。我被告知萨金特在1905年之前的所有档案均在一场大火中烟消云散，虽然尚有他人的些许手稿留存，但是与曾经盆满钵满的美好想象差之不可以道里计。在挫败中，我走入植物园，平静自己的心绪。那是四月初，新英格兰的春寒尚且料峭，但是植物园中的春花却已红红白白正好。我漫不经心地行走，在某一刻，浑然忘却自己来到此间的目的，步履渐渐同梭罗在康科德周边山林间的漫步合拍，无目的地闲荡，任由自己的直觉去感知周遭生命的勃发。
阿诺德植物园当然不是梭罗渴望的荒野，未经文明触碰的土地，“绝对的自由与野性”。它是奥姆斯泰德的天才艺术设计，也是自萨金特以降数代植物学家的精心培育，它无疑是人工的，是科学与艺术的结合典范，但是奇异地，在此行走，在某个瞬间，“人成为自然的栖息者，或者是它的一个部分，一个元素”。在阿诺德植物园于1870年末建成时，梭罗已然离世十余年，但是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他已预见到城市的蔓延与对自然的鲸吞，对人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自由与野性的侵蚀。他发出最后的警示：“在野性中保留着一整个世界。”奥姆斯泰德、萨金特、斯泰尔斯，还有很多G&F的作者无疑都是梭罗的倾听者，他们的事业便是节制城市的为所欲为，而他们的方式则是尽可能地保留城市中的自然，不是令其作为城市对立面的存在，而是与城市水乳相融。
瓦尔登湖梭罗的行走雕像
在阿诺德植物园行走的那刻，令我爱上了梭罗所言的saunter，漫游。在从一个档案馆辗转至另一个档案馆的途中，我不停地行走。无论是曼哈顿还是波士顿，都是为步行而设计的城市，虽然马路中汽车呼啸，然而但凡背包中有一瓶水，便可以任你自由穿行。从波士顿公地，这片曾经的放牧之地，奥姆斯泰德翡翠项链上的第一颗宝石开始，我一路行走，来到波士顿档案馆，转至整饬的公共花园，再往前行，是波士顿公共图书馆，沿着萨金特与奥姆斯泰德决定选用本土物种做行道树的Commonwealth Avenue继续向前，行至马萨诸塞历史协会档案馆，其后院便与后湾沼泽，波士顿大填埋之后形成的最后“城市荒野”相连。我的行走离开翡翠项链，穿过查尔斯河，来到坎布里奇，在白鸟翻飞的查尔斯河彼岸继续行走，走至哈佛大学的景观设计学院，还有位于校区的植物园。回到波士顿，搭乘中国城的廉价大巴，来到曼哈顿充满烟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