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走时评：本文作者借助生物学领域的有机体共生理论引申入全球金融领域，探讨了如今全球金融领域企业的生存形式。文章引用的一项调查研究表明，跨国公司形成了一种巨大的领结结构，主要控制在于金融机构中极为小巧的核心，并将其视作经济的“超实体”。而作者借助系统生物学对此进行分析，帮助人们更好的理解区块链技术如何作用于这样一种领结结构的核心。
假设你是一个对冲基金亿万富翁，并且已经利用你的财富开创了算法支持的投资策略。那么当你正在寻找新的挑战时，你该怎么办？
计算机奇才和亚马逊Jeff Bezos的前雇主David Elliot Shaw便创建了自己的生物技术实验室，并将注意力转向了研究分子动力学的科学学科。似乎计算金融所需的技能也将为你在计算生物学领域成为领先研究员提供合适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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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上层建筑
在金融市场数据溢出的嘈杂中发现隐藏的迹象是一项超级复杂的任务，但又为结构和蛋白质相互作用建模以及提供新药开发所需的数据这一同样宏伟的目标带来了宝贵的经验。Shaw的惊人传记不禁会使你想知道：如果成功地将金融工程师（quant）的技能应用于生物学中，生物学家能否用他的知识来理解金融？
全球金融上层建筑仍然在起作用。数据和信息难以想象的汇集正是构成外汇市场的汇率表面波动的关键。价格指数的长期起伏与绘制脑电活动所产生的曲线图异常相似，这并非巧合。
德国通俗科学作家Bernhard Kegel将人类生物学描述为“有机体联营企业”，这是指研究人员越来越多的认识到我们的身体由各种各样的共生微生物共同居住，而这些微生物都是人类自身生存所必需的。
共生总体（holobiont）万岁！
过去估计细菌与人体细胞的比例为10：1。然而最近已将这一比例修正为1：1，这着实有些令人难以置信。每个人体细胞都含有一种细菌。这就意味着体重为70公斤人体内就含有0.2公斤细菌生物量。因此，人体可以被看作是与许多利益相关者的复合生活形式。
“生物学家将不同数量级的生物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称为‘holobiont’。我们下面是细菌，那我们上面是什么？”
随着生物学领域已经逐渐领悟到不同物种组合成巨大联盟，人们越来越有可能将人类本身定位在生活大厦的中间层面，而非顶端。中世纪的思想认为人类只是“伟大的生命链”中的一个要素。
从现代来看，我们可能会说，人类栖息在一个巨大的无级别无尺度网络的中间层。这些网络的特征在于称为自相似性的属性：许多高度整合的小型模块组合成更大的模块，这又可以整合到更大的模块中。
“人造系统，如互联网或金融、执行基本生活功能的镜像分子网络。”
在David E. Shaw于2002年开始自己的计算生物学工作的同一时间，匈牙利研究人员Albert-LászlóBarabási和ZoltánN. Oltvai发现了新陈代谢、转录（基因读取方式）和蛋白质-蛋白质相互作用网络的自相似性的深层组织原理。
基本上，用于描述不同蛋白质如何相互作用的相同数学网络模型也可以应用于在生态圈和技术空间的大规模现象中识别共享基序。毫不夸张地说，万维网和全球金融等系统似乎已经获得了“自己的生活”。
什么是超实体（super-entity）？
英国人Thomas Hobbes一直都是治国之术中最具影响力的理论家之一。Hobbes在他17世纪的文章中，便预见到随后的几个世纪中，他所命名为“Leviathan”的国家将成为一种规范所有政治、经济和社会活动的超级组织。Hobbes似乎准确地预测了以细菌融合入holobiont相同的方式，从属于并组织人类活动的高级结构的出现。2011年度著名的“全球企业控制网络”研究表明：
“跨国公司控制网络的结构影响着全球市场竞争与金融稳定。[...]我们发现，跨国公司形成一个巨大的领结结构（bow-tie structure），大部分的控制流向金融机构的一个小巧的核心。这个核心可以看作是一个经济的“超实体”，为研究人员和决策者提出了新的重要问题。”
通过绘制大型跨国公司之间的所有权关系图，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确定了大约147家跨国持股公司（主要是银行）的权力中心对外围公司产生的强大影响力，而这些外围公司的盈利能力被发现不如那些位于内部核心位置的公司。研究人员发现的全球公司网络中的电力枢纽被评为“超实体”。这种“超实体”是自然演变，还是这种结构的存在是人类能动性的结果？抑或是两者混合？
当我们现在开始通过系统生物学来进行理解时，发生在细胞中的整个生物化学反应也被组织成领结结构，就像“超实体”一样。在领结结构中，许多不同的投入资源（例如营养物质）被分解成小型的中间体集合，即普遍使用的能量“载体”以及在引导通过瓶颈后能够再次重组成为更大的生物分子链的构成要素，例如蛋白质或DNA以及RNA（输出物）。这样的过程也可以被描述为“扇入，扇出”。领结结构是我们在生物学、技术和经济中发现的普遍模式。
解开绳结
如果不是一般认为始于16世纪英国的股份公司的出现，那么“超实体”也就不会存在。
“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中，极大地低估了股份公司对未来业务的巨大冲击。”
斯密并不看好组织革新在重新定义经济互动方面的潜力。对于斯密来说，股份公司只是将资本密集型国家服务（如外贸）外包给投资者联盟的一种方式。然而斯密没有预见到的是，公司股份将促进公司逐渐成长为共生体的过程。
“区块链是自股份公司出现以来，公司历史上最重要的组织革新。”
正如生物进化过程中存在宏观转型一样，组织发展过程中也存在宏观转型。如同研究揭示的“超实体”所表明的那样，世界经济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关联的。大多数人都会同意，“超实体”体现的企业控制网络并不代表经济权力和财富分配的理想配置。
只有现在我们开始设想区块链技术的潜力，如去中心化自治组织（DAOs），才能够用真正透明、安全且高效的点对点网络取代“超级实体”，从而能够适应全球企业的复杂性，而不受内在的腐败风险、垄断和裙带关系影响。在某种意义上，“超实体”自然而然发展。这代表了我们在整个自然界以及技术工艺中的领结结构。但是，我们就应该永远保持现状而不去挑战吗？解开全球经济领结结构的绳结将对我们所有人带来难以预料的结果。
转自：
http://chainb.com/?P=Cont&id=39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