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检要求停止适用"附条件逮捕" 11年来备受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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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最高检下发通知，明确要求今后在审查逮捕工作中不再适用已出台11年且备受争议的“附条件逮捕”。
所谓“附条件逮捕”，是指对现有证据所证明事实已基本构成犯罪，认为经过进一步侦查能够收集到定罪所需证据、确有逮捕必要的重大案件犯罪嫌疑人，经决定可以批捕。这意味着，检察机关决定附条件逮捕时，已有证据可能尚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
因此，“附条件逮捕”自诞生起就伴随着争议。虽然官方解释是为了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为公安机关继续侦查赢得时间，但在一些专家学者看来，这一规定降低了逮捕标准，有悖“少捕慎捕”“疑罪从无”原则。
而关于逮捕标准，《刑诉法》早有明确规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逮捕的前提条件是“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
这一逮捕标准，因11年前“附条件逮捕”规定的出台被开了“口子”。
2006年，最高检检委会通过《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质量标准（试行）》，其中提出“附条件逮捕”相关规定。
据新华社报道，由于多种原因，附条件逮捕规定在适用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如对“重大案件”的范围不明确，尺度不一，有的地方对轻罪案件也适用附条件逮捕，存在“以捕代侦”的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随后的2013年，最高检印发《关于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工作中适用“附条件逮捕”的意见（试行）》，对附条件逮捕的适用标准作出了进一步明确。
焦点
11年来备受争议 实践中很少适用
“附条件逮捕”自11年前出台后就备受争议，一些专家学者认为，规定有悖“少捕慎捕”“疑罪从无”原则。在司法实践中也出现过“以捕代侦”的情况。
可以附条件不逮捕，不能附条件逮捕
对于这些争议，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教授顾永忠告诉新京报记者，事实上“附条件逮捕”在实践中用得很少，只是今年最高检内部下发文件正式取消了。
顾永忠说，关于“附条件逮捕”的规定出自最高检内部文件，其本意在于将没有达到逮捕标准的有条件地逮捕进来，之后达不到逮捕标准再释放，“可以附条件不逮捕，但是不能进行附条件逮捕。”
对于“附条件逮捕”存在的问题，顾永忠称，这个名称本身就暴露了问题所在，逮捕作为未决羁押的强制措施，是有严格条件的，按照法治原则应该坚持能不逮捕的就不逮捕，附条件逮捕显然与这一原则相背离。
逮捕比较弹性，规定废除与否影响不大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门金玲认为，逮捕是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是对公民基本宪法权利的干预，必须通过立法来规定谁有权批准和执行，刑诉法中对逮捕作出了规定，包括谁有权批准、逮捕条件等。而此前“附条件逮捕”规定的价值取向则是扩大、降低了逮捕条件，“提高对公民权利干预度的内容不应该被随意规定。”
“这一规定其实一直没有受到太多关注，是因为逮捕本身就比较弹性，一直掌握得比较宽松，规定废除与否影响并不是很大”，同时也身兼律师一职的门金玲告诉记者，逮捕中有一个条件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会再危害社会，“这个先决判断很难做，所以逮捕适用率很高。”
门金玲结合自己的办案经验介绍，司法实践中“附条件逮捕”适用并不多，“一般都会认为掌握的证据已经能够证明犯罪、符合逮捕条件，很多情况通过扩大已掌握证据的证明力来降低逮捕条件，所以根本没必要适用附条件逮捕。”
对话
律师苗永军
废止规定反映国家推动法治进步决心
去年9月，内蒙古律师苗永军在代理一起案件的过程中，因备受“附条件逮捕”困扰，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提出了对该规定的审查申请。
当得知“附条件逮捕”被废止的消息后，苗永军一开始不敢相信，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他说，这样一项规定的废止是挺大一件事，心里挺高兴、挺激动的。
受困扰
案件当事人被“附条件逮捕”
新京报：为什么会关注“附条件逮捕”这项规定？
苗永军：起因是代理的一起案件。2014年，一位当事人被“附条件逮捕”，在受理案件的过程中，发现这一决定对当事人一些诉讼权利造成了一定影响。
新京报：什么情况下想到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建议？
苗永军：之后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我跟另一位律师在查阅资料过程中想到违宪审查的问题，开始认为“附条件逮捕”本身不对，因为它涉及对人身自由的限制，《立法法》规定对人身自由限制必须由全国人大立法。
但是一开始我们不知道往哪儿发力，后来想到了《各级人大常委会监督法》，其中第三十二条规定公民认为“两高”作出的司法解释跟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建议。
不踏实
材料寄出后担心法工委收不到
新京报：通过什么渠道把意见反映上去的？
苗永军：意见材料是2016年9月23日提交的，我9月22日从呼和浩特坐夜车，早上7点多到了北京，然后直接坐公交到了全国人大办公的地方。当时想提交材料，但是不知道具体送到哪里，到了之后发现进不去，也没有传达室。我在外面徘徊了一会儿，想起西单大厦下面有个邮局，然后就去了那里，把所有的材料邮过去了。
新京报：之后有得到什么回复吗？
苗永军：材料寄出去后一直没消息，我心里不踏实的一个地方是信封上写的“法工委办公室”，担心如果找不到这个办公室人家就看不到了。到今年5月，有记者给我打电话，问我是不是提了审查建议，告诉我可能有结果了。不过一直没看到公布，直到前两天晚上看到有人转发最高检向各地发了通知，不再适用“附条件逮捕”。
挺激动
这项规定被废止是挺大一件事
新京报：附条件逮捕对当事人或律师有什么影响？
苗永军：首先我觉得和宪法规定的保障人权是冲突的，对于公民自由的限制应该有正当的程序，但附条件逮捕把刑诉法规定的逮捕条件和范围扩大了，同时限制了人身自由，与《立法法》的规定也不符。当事人一些诉讼权利可能被忽视。
新京报：当时你什么反应？
苗永军：我没想到这么快就能有一个结果，确实出乎意料。刚得知这个消息时有点儿不敢相信。我以前也了解过，一些学者对这个规定也发出过反对声音。这次把这项规定废止了，我觉得是挺大的一件事情，心里还是挺高兴、挺激动的。
这也说明我们普通律师对法治进步也做了一点工作，再有一个还能反映出，我们国家推动法治进步的决心是有的。我当时还担心材料寄过去后会不会进行审查，现在看来这个工作是在做的。司法改革和依法治国在稳步向前走，超出我的想象。
“附条件逮捕”规定始末
作出规定
2006年8月17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届检察委员会第五十九次会议通过《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质量标准(试行)》，首次对“附条件逮捕”作出规定。
2010年8月25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一届检察委员会第四十一次会议通过《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质量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