丢城失地的“伊斯兰国”；基因技术与优生学

丢城失地的“伊斯兰国”；基因技术与优生学

上周，伊拉克总理阿巴迪宣布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摩苏尔的统治已被彻底推翻，摩苏尔全面解放。其叙利亚“首府”拉卡也有望在近期被收复。在各国为“伊斯兰国”的溃败欢庆之时，原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巴勒斯坦圣城大学现代媒体研究所创始人、前所长达乌德·库塔（Daoud Kuttab）在Project Syndicate撰文警告称，认为这些失败意味着“伊斯兰国”或类似暴力极端组织的终结将是一个错误。
库塔指出，“伊斯兰国”这样的组织依靠的是通过赋予挫败的个人以意识形态化的使命感从而吸引年轻人加入其队伍的能力。“伊斯兰国”成功吸引了世界各地众多愿意为建立一个广大的哈里发王国而付出生命的“战士”并激励他们在其祖国发起恐怖袭击。从“伊斯兰国”手中夺回领地（尤其是那些被他们自我标榜的哈里发用作“首府”的城市）传达了一项信息，即这一组织无力将其宗教意识形态转化为真实的地缘政治力量，这将大大削弱其势力。据美国情报机构估计，在去年9月之前，从国外经由土耳其进入叙利亚加入“伊斯兰国”这样的极端组织的新成员已从每月2000人下降到了50人。但关于包括基地组织在内的其他恐怖组织的经验显示，激进意识形态能够在没有国家形态的情况下存活。尽管其发起人需要改变战略，转由地下建立队伍策划袭击，但他们仍能够造成浩劫、破坏他国稳定和对远近平民进行致命攻击。
在库塔看来，更重要的是在这一地区还有很多其他类似的圣战组织活动。例如曾是基地组织分支的努斯拉阵线（Al-Nusra Front），目前是叙利亚最强大的圣战组织之一。和“伊斯兰国”一样，努斯拉也有建立国家的志向，并且得到叙利亚境外阿拉伯领袖的支持。事实上，努斯拉阵线目前主导着由64个派系组成的武装团体“沙姆解放组织（Tahrir al-Sham）”，其中一些派系相对温和。在这样的背景下，认为从“伊斯兰国”手中夺回领土就能使得这一地区摆脱极端组织的想法显然是过于天真了。
库塔认为，要防止这些组织获得他们所寻求的力量不仅需要军事击败，也需要齐心协力的努力为政治领域带来秩序、加强法治和保障广泛代表性。叙利亚和伊拉克可能都需要给予穆斯林兄弟会更多关注，尽管其公开声称是非暴力运动，很多人认为这一国际政治运动已经渗入了多个逊尼派激进组织。而对于伊拉克而言，更关键的是阿巴迪领导的中央政府必须克服在美国领导的入侵行动后愈演愈烈、造成国家分裂长达数十年之久的宗派主义。伊拉克的宗派主义问题更甚于叙利亚，尽管叙利亚是一个以逊尼派占大多数的国家，而统治的阿萨德家族属于什叶派的阿拉维教派。
此外，库塔还指出，根除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极端主义也需要更细致地处理外部力量尤其是海湾国家。很容易设想卡塔尔和巴林、埃及、沙特阿拉伯、阿联酋近期的分裂和卡塔尔支持圣战组织有关。但是，在伊拉克问题上，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都反对萨达姆政权，公开支持阿萨德政府。与此同时，包括科威特、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在内的海湾国家的政府和公民都和努斯拉阵线有着紧密的关联。
库塔最后总结道，尽管局势十分复杂并且始终处在变动中，但解决问题的关键却是直接了当的。第一，该地区的政府和非政府组织需要找到方法切断圣战组织的财政生命线。第二，必须直面助燃圣战运动的仇恨、暴力意识形态，无论可能会冒犯到谁。只有通过齐心协力的全面努力使得圣战主义者信誉破产，同时强化政治体系，伊拉克、叙利亚和中东其他地区的暴力循环才可能被打破。
基因编辑的美丽新世界
近年来，两项新的基因技术正在带来一场科学和医学革命：两项新的基因技术。这些创新让我们能够预测一些特定的健康威胁，消除致命疾病，最终改变我们自身和整个自然界。与之伴生的伦理问题也逐渐进入公众视野，这项发展提出了复杂而紧迫的问题：我们想要一个怎样的社会？我们究竟是谁？
最新一期《纽约书评》刊发了一篇题为“基因编辑的美丽新世界（the Brave New World of Gene Editing）”的文章，作者马修⋅科布（Matthew Cobb）对三部相关著作——《基因机器》、《DNA并非定数》和《创造的裂缝》（图书信息详见文末）——进行了评述，指出美丽新世界已在不远的未来，我们必须做好准备以免情况变得非常糟糕。

2000年6月，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和英国首相布莱尔共同宣布了人类第一个基因组草图的完成，白宫的媒体声明中说这一成就将“导向预防、诊断、治疗、治愈疾病的新途径”。十几年来，随着基因检测的普及，伦理问题开始浮出水面。邦尼·罗克曼（Bonnie Rochman）的《基因机器》一书展示了基因检测如何改变未来父母的生活，并探索了很多人在决定是否生下一个可能患有某种特定疾病的孩子时面临的两难局面。
例如唐氏综合征的血液检测和旨在防止致命的萨氏病（Tay-Sachs disease）等遗传疾病的犹太人基因疾病预防委员会Dor Yeshorim的基因数据库，都遭到了批评。因为这些技术都使得我们能够有意地改变总人口中某些特定人类基因的频次，这正是与美国对精神疾病患者和土著强制绝育以及纳粹大屠杀的暗黑历史密不可分的优生学（Eugenics）的技术定义。尽管是由受到影响的人出于减少人类苦难的目的自愿实施的，但通过基因检测技术决定是否生下孩子显然是优生学的一种软性形式。由于唐氏综合征的基因检测技术十分简单安全，一些女性觉得她们被无意施加了压力必须做这项测试，如果结果为阳性则进一步受到堕胎的压力。很多有唐氏综合征患儿的家庭对此提出批评，他们想要强调他们和患有这种疾病的孩子一起生活的快乐。
近年来，基因检测已经进入主流商业领域，直接针对消费者的基因检测已成为平常之事。今年4月，23andMe公司获得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许可售卖一种针对包括帕金森症和晚发型阿兹海默症在内的十种疾病的自助基因检测，消费者只要将吐了唾液的试管寄给公司，几天内就能得到结果。加拿大社会与文化心理学教授史蒂文⋅海因（Steven Heine）亲自做了几种类似实验后，在《DNA并非定数》一书中指出了其中包含的问题。
有一些疾病是完全由基因决定的，也就是说只要有错误基因，最终一定会患病，例如亨廷顿病、杜氏肌营养不良症等。但绝大多数疾病并不是完全由基因决定的，基因检测的结果可能具有误导性。海因的一项检测结果显示他有高出正常32%的概率罹患帕金森症，尽管这个数字看上去很吓人，但实际上普通人患帕金森症的概率是1.6％，海因则为2.1%，很难说这样的风险意味着什么，在类似情况下是否要根据这些信息改变生活方式将是十分困难的决定。另外，由于采用的标准和数据库不同，不同的基因检测公司对同一种疾病可能得出不同的结果，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这些相互矛盾的信息还不如没有。更糟糕的是，基因信息很可能被用来对付我们自己。例如特朗普医保允许保险公司有既存状况者收取更高的保险费，一旦特朗普医保通过，基因检测结果就有可能被作为既存状况。

相比于基因检测，基因编辑技术的实用价值和道德意义更为重大。CRISPR技术在2013年首次被用于人类细胞，已经彻底改变了生命科学研究。它几乎适用于所有物种，目前正在进行首轮临床试验，艾滋病、白血病和镰状细胞性贫血可能很快就能用CRISPR进行治疗。《创造的裂缝》一书的作者、加州伯克利大学生物化学教授詹妮弗·杜德纳（Jennifer Doudna）是这项技术的先驱者之一，她和她曾经的学生塞谬尔·斯腾伯格（Samuel Sternberg）共同描述了CRISPR背后的科学及其发现的历史。每一个有责任心的公民都应该阅读这本书，其内容应该在学校中被讨论，社区和患者群体需要理解这项技术中蕴含的意义从而帮助决定它是否应该被使用，政治家们必须直面基因编辑带来的挑战。
2016年，奥巴马总统的国家情报局局长克拉珀（James Clapper）曾将基因编辑技术称作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杜德纳在《创造的裂缝》的后半部分处理其深刻的伦理问题，但她没有给出清晰的答案，只是警告需要小心对待。她一开始坚决反对所有针对能够遗传给下一代的人类基因组的操作（germline manipulation ，称为“种系操作”），这类基因操作是在精子、卵子和单细胞胚胎上进行的，而目前阶段可以预见的采用CRISPR进行的基因编辑都是不可遗传的。在研究初期，杜德纳被这项技术的意义所困扰——她在书中写到曾梦见希特勒热切要求她解释这项技术，但在过去几年的研究中，在和一些遗传疾病患者见面后，她改变了原先的立场，转而认为在法律上禁止一个家庭移除胚胎中必定导致致命疾病的基因部分是不道德的。尽管现阶段移植经过基因编辑的胚胎普遍被认为是错误的，但世界上第一个CPRISPR宝宝很有可能在下个十年间出生，很可能就是通过基因技术避免致命疾病。
与很多科学家和绝大多数公众一样，杜德纳反对通过种系操作让人类变得更聪明、更美丽、更强壮，但她也意识到了区分补救措施和增强手段将十分困难。令人宽慰的是，《DNA并非定数》和《创造的裂缝》都指出现在的CRISPR技术离创造出“优等种族”还差了十万八千里。但对于这种新技术可能将人类社会的经济不平等转化进基因之中的风险，杜德纳唯一的建议只是建立管理种系基因编辑的国际准则，鼓励研究者和律师共同找到“管控和自由之间的正确平衡”。
杜德纳和斯腾伯格还指出基因驱动（Gene drives）是这项缺乏管控的技术目前最危险的潜在应用。尤其是对于世代寿命短暂的物种而言（例如害虫），这种技术能够将人造DNA在物种中快速传播。例如有科学家建议使所有蚊子绝育或无法携带疟疾。每年有30万儿童死于疟疾，通过这种改变蚊子基因组的技术可能使他们免于死亡，问题在于，这样的生物炸弹可能引起各种各样预料之外的结果，生态系统是非常脆弱的，人类目前对生态学的理解不足以预测其可能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