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个被国家监委处分的副部，犯了和孙政才一样的错

昨日，国家监察委做出第一个处罚决定——给予陕西省原副省长冯新柱开除公职处分。
中纪委对冯新柱的通报点出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他“对党中央关于脱贫攻坚重大决策部署落实不力、消极应付，且利用分管扶贫工作职权谋取私利”。脱贫攻坚是十八大以来中央下大力气抓的工作，“落实不力、消极应付”已是严重失职，利用扶贫“谋取私利”更是令人不齿。
冯新柱在脱贫攻坚上出问题，此前早有征兆。2015年4月他升任副省长后，主管扶贫等方面的工作，兼任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副组长。
然而，陕西屡屡因扶贫工作存在不足被中央点名。2017年6月8日，中央第十一巡视组向陕西省委反馈巡视“回头看”情况，其中包括“对脱贫攻坚的政治认识不足，扶贫开发工作有急功近利的倾向”。具体表现有三条：“底数不清”“政绩脱贫、层层加码”和“思想认识不够”。
当时，巡视组组长徐令义提出建议，应增强脱贫攻坚的政治担当和为民情怀，正视问题、深入基层、靠前指挥，打好脱贫攻坚战。而中纪委的通报指出，冯新柱“理想信念缺失，与人民群众毫无感情，道德败坏，腐化变质”。两相对比，不难看出冯新柱的问题关键在哪里。
梳理冯新柱的活动可以发现，他在落马前的最后几次公开露面基本都与脱贫攻坚有关，例如参加陕西省社会扶贫网募集平台启动推进会议、到安康市调研产业扶贫工作等。但此时才想要弥补，已经晚了。
长安街知事（微信ID：Capitalnews）发现，在脱贫攻坚工作上，冯新柱与孙政才犯了同样的错误。
今年1月19日，《重庆日报》刊文指出，孙政才为了个人的政绩，没有贯彻中央的要求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时对扶贫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盲目赶进度，确立了“脱贫攻坚赶前不赶后，将减贫销号任务重点安排在2016年度”工作目标，导致各区县急于求成、揠苗助长，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突出，甚至出现“数字脱贫”的情况。
不仅如此，孙政才还以“中国最年轻的政治人物”自居，将个人主张凌驾于党中央精神之上，主导制定所谓“五大功能区域发展战略”，把本是主体功能划分的规划概念蓄意拔高到重庆最重要的战略，空谈“两点”定位，不落实“两地”目标。
事实上，很多官员落马，不仅由于经济上贪污腐化，也存在对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贯彻不力、消极应付，甚至阳奉阴违、故意违背的情况。
3月26日，新疆喀什地委原委员、莎车县委原书记王勇智落马。这个处级干部之所以引起全国关注，皆因其通报中有一句“严重违背党中央治疆方略”。新疆自治区纪委指出，王勇智其集政治蜕变、经济贪婪、擅权妄为、道德败坏于一身，是党的十八大后仍不收敛、不收手的典型“两面人”。
保监会原主席项俊波落马后，中纪委通报他“为谋取个人政治利益，滥用审批权和监管权”，可见问题出在监管不力上。保监会副主席陈文辉则指出，项俊波案件反映出保险监管系统一个时期以来对监管定位的认识上有偏差，在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方面落实不到位。
项俊波主政保监会期间，部分保险公司迅速膨胀、四处扩张，行事风格激进，给金融市场的稳定带来了重大隐患。日前，安邦集团原董事长吴小晖涉嫌集资诈骗罪、职务侵占罪一审开庭，检方指控吴小晖实际骗取资金652.48亿元、职务侵占保费资金共计100亿元，金额之大令人瞠目结舌。
为了汲取项俊波案的教训，保监会在内部会议上强调，不被金融大鳄和被监管对象“围猎”，不被违法违规者拖下水，不做内外勾结之事。
消极应付中央指示，不作为不落实，对祁连山的生态环境破坏负有重大责任，是甘肃原省委书记王三运落马的主要原因之一。
中纪委专题片《巡视利剑》披露，“中央领导同志做出一系列重要批示后，王三运表面上摆了姿态走了形式，但其实并没有真正到问题严重的地区去调查研究，也没有认真督促相关部门抓好整改落实，更没有对相关领导干部进行严肃问责。”
冯新柱、孙政才、项俊波、王三运等人的心里，既没有中央，也没有人民，才会在违纪违法的道路上越走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