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几个朋友在一起聊起战争条件下的经济乃至货币问题，觉得许多内容颇有意思，笔者觉得在战争这种极端条件下的某些史实，更能使人容易认识经济及货币问题的实质，于是稍加整理以飨读者。
战争的较量是实力的较量，这句近似废话的背后蕴藏着的丰富含义，并不是很多人真能明白的。至少战争双方的经济实力往往决定了战争最后的胜负，而货币和货币制度，以及货币工具的使用，又是发挥经济实力效能的重要手段，推而广之说，经济制度及其对战争这种特殊情况的变革应对能力，是隐性的基础性因素。
近百年人类战事充斥着千奇百怪的经济较量的故事，不乏战略抉择的大手笔，也不缺弄巧成拙的雕虫小技，军事史上的血雨腥风、波澜壮阔的跌宕起伏，掩盖了背后几乎简单得让人乏味的经济元素的朴素道理，实力其实是经济实力堆砌起来，但在货币一节上仍有许多让人感慨回味的历史记忆。
德日假币战略均遭失败很多不少电影涉及过，许多人都知道一些二战期间纳粹德国试图印制盟国假币来扰乱对手经济的情节。其实最早二战双方相互制假的“游戏”，是从假邮票开始的，德国、英国和苏联都做过在对方发行的邮票上改图案，以此扰乱敌国民心、损害敌国政府信誉，纯属心理战的战术层面的伎俩。后来德国炮制伯恩哈德计划，试图以印制假英镑来渗入流通并摧毁英国经济。当时德国党卫军系统指定并执行了这个计划，由伯恩哈德·克鲁格上尉在一个秘密实验室内负责假英镑的研制，党卫军首脑海德里希直接负责这个计划的执行。当时英国还是二战中唯一正面对抗德国的唯一大国，英镑又是重要的国际流通货币，打击英国经济对打击盟国抵抗的经济基础有好处。德国人利用了集中营里的犹太工匠来帮助印制假币，也正是这点伯恩哈德计划最终臭名昭著。伯恩哈德计划在最初确实给英国民众造成了一定恐慌，并给当时得英国银行造成了不小的困扰，英国甚至备选了发行新币取代现有流通货币的方案，甚至在战争后期假币计划扩大到了美元。尽管如此，伯恩哈德计划的事实后果并没有给英国经济造成实质性破坏，除了非法赚取一定的经济利益并短期给英国造成麻烦之外，德国没有获得任何战略层面上的利益，自然也远未达到其计划初衷。这是为什么呢？
无独有偶，当时日本花了很长时间精心准备制作中国的假法币案，也在实施中无疾而终，日本在这个远东版伯恩哈德计划，印制了二十亿元假法币，比德国印制的数量更大，而且它是事先准备到位后实施，破坏性远比德国计划更大，可在实施当口，民国战时经济几近崩溃，恶性通货膨胀发生，法币大幅贬值，那二十法币还不及民国政府自己印制的注水货币的零头，就如泥牛入海，根本起不到作用。日本人近乎完美的战术设计和具体执行的精细工艺，在自己愚蠢的战略体系中再次失败。回过头去看，民国政府无法独支的战时经济，根本不是货币问题，在自然经济为主体的中国，货币也不能真正摧毁它，它真正的战时经济支持在外援。
回到德国，每月60万张假币在英国战时经济急速膨胀的情况下，其量的规模就无法真正撼动英国，而计划事实过程中的战术变异更让计划变得不伦不类，当时德国主要将假币用于支付间谍和特种行动的经费，在中立国银行开户注水，几乎完全没有在英国核心银行体系中制造问题的做法，讽刺的是，这笔注水英镑为不少纳粹战犯流亡南美提供了经济保障。另外，战时经济与和平时期的经济，在制度和运行层面上，有着完全不同的内容和形式，战时经济是物资经济，和平时期的经济是货币经济，战时保障物资供应的充裕和物资分配的效率是最重要的，这一目的不可能主要依赖于平时的货币工具来完成。列宁格勒被围期间最强的硬通货是200克面包券，长春被围、淮海陈官庄被围期间，一张大饼是硬通货，事实上苏联战时是和解放军战时经济的供给制，几乎不依赖于货币工具，虽说供给制是出于物资匮乏，却最大限度地保证了物资供应的效率和均衡。
经济实力的较量是制度较量德军陆军参谋长哈尔德在他的回忆录里总结了希特勒敢于进攻苏联是基于两个对苏联致命的错误判断，第一是斯大林不得民心，德军进入苏联会得到苏联人民的欢迎；第二是苏联经济支撑不了战争需求。当时希特勒一度集中力量攻击乌克兰和高加索地区，意在摧毁苏联经济的资源基础，也是出于这一判断，战术层面上的巨大胜利却是以延宕莫斯科方向的战略代价取得的，苏联人在此期间向西伯利亚转移了1500家工厂，正是这些工业实力最终将德国拖垮。
另一个经典案例就在眼前，1979年中国出兵在边境教训越南，在付出代价之余实际未能达成迫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的战略目的，但中国在边境上制造了几个战术冲突点，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内不断消耗越南的战力，直至后来越南士兵连子弹都要计划配给时，中国方面一个战斗就倾泻成千上万发炮弹，越南终于支撑不住开始求和，真正的实力是什么便很清楚了。
这背后的道理很简单，战争时期的经济实力和发挥这些实力的制度形式，才是战争胜负的关键。当年社会主义阵营骄傲无比的不仅仅是意识形态，苏联与美国争霸几十年也不仅仅是靠核弹军械，二战之前和二战期间的苏联经济制度的巨大成就，给了东方阵营极大的底气，而冷战失败很多人归结于苏联实力的软肋，也许真实的原因在于那种曾经显示出巨大活力和效能的经济制度的迅速老化。
我们有很多人对这一问题的理解非常表面化，眼光盯着货币博弈，即便是战争年代的经济因素，也只是盯着战争时期的黄金博弈，实际上那连背景故事都谈不上。战争年代中的制度因素被放大成显而易见的突出因素，人们从中可以看到其至关重要的作用，即便是美国这样的典型市场经济国家，二战期间仍然显示出巨大的动员能力和战时经济管理能力，这都不是常态的市场和货币手段。
也就是说，当一个经济社会出现了制度层面上的变异因素时，就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和应对，战争这种极端条件导致的主动调整和被动应对是这样，平时出现的制度变革因素，是另一角度看待的同样问题。现今时代的比特币的出现，是互联网时代的背景，无论对此作何评价，它对传统经济秩序和货币制度来说是一个变异因素，如果它预示着未来，或者说它开启了一个变异的时代，甚至认为它就是一个暂时的变种，站在任何人的立场上看，如果不从历史和根本层面上看，并加以认真积极地实践应对，只是消极地限制，或者满足于市场的无谓博弈，要不了多久，我们或许由于制度和秩序层面上的急速老化而再度落后，或者为此付出不必要的代价。因此，积极应对和主导把握经济社会的敏感变异，是经济社会活力的标识，对比特币是如此，对其他类似因素也是如此，这或许是最简单的改革精神和态度。(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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