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做法都能罚钱，这叫老百姓怎么敢聚餐，这样的法规居然出现，难道就不能便民惠民？

果不其然，韩国时间周三下午3点30分，朝鲜时间还要提前半小时即下午3时，韩国接到了朝方通过板门店联络官打来的电话。对这通电话，整个世界都在竖耳聆听。韩国统一部称，通话具体内容是确认电话和传真能否正常使用。这意味着，因设在朝鲜境内、由韩方投资建设的开城工业园区停运而中断的朝韩热线，在时隔1年11个月之后，宣告正式恢复。
这是关心半岛时局的人，在新年最乐意看到的好消息。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新年致辞中拉响的世界“红色警报”，很大程度上被认为与半岛时局相关。但一进入2018年，韩朝间的连串互动让人眼花瞭乱，似乎正有一只神奇巨手，一点点撑开半岛上空厚重的战云。虽然美国总统特朗普不依不饶，仍在发推坚称自己核按钮更大，自家核武库更牛。但在朝韩电话热线打通后，外界对下月即将召开的平昌冬奥会的期待与想象，已被瞬间燃爆。是的，谁说体育无关政治呢？
现在的最大悬念，是下周二朝韩双方在板门店展开高级别对话时，最终将会就朝方参加冬奥会拿出怎样的方案？朝方会否响应此前由韩国江原道知事崔文洵提出的动议，由韩朝两国共组联合花样滑冰队角逐奥运冰道？朝鲜会否像当年参与釜山亚运会一样，派出类似崔龙海一级的高官参加开闭幕式？
那么，更关键的追问是，半岛“红色警报”真的解除了吗？要就此作答，不妨把最近的连串事态好好捋一捋，尤其是一些可能被忽略的关键细节。《纽约时报》注意到了朝鲜最高领导人新年讲话的着装，美报认为他以一身银灰色套装出场，搭配领带眼镜，精心塑造出了有别于以往的也与其谈话内容相匹配的形象，令其对韩释放善意、对参与冬奥会兴趣的表达更有说服力。
但如溯源，朝方新年致辞中的冬奥会表态，更像是对韩国总统动议的直接回应。此前在接受美国电视台采访时，文在寅明确表示，韩国已向美方提议，为保证平昌冬奥会顺利举行，应推延计划中的“秃鹫”及“关键决断”两场年度联合军演，文也表态向朝方发出冬奥会参加邀请。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上周，包括CNN在内的美国多家主流媒体报料，美方有意克制公开在半岛地区的军演消息。我在接受深圳卫视采访时，曾预判此一动向虽然并不意味着美国对朝政策进行实质性调整，但至少具有三重信号意义：其一，这意味着美方很可能将响应文在寅动议，推迟美韩联合军演是大概率事件；其二，美方表态等于确认了半岛问题上的一个基本事实，这实际上也是朝方一直反应最强烈的，即美韩乃至包括日本参与的双边或多边联合军演高度敏感，是推高半岛事态、加速恶性循环的一个主要推手，这也是中俄作为半岛问题重要当事国，近来反复重申告诫的内容；其三，个人认为最重要的信号意义在于，美方相关表态再次反证，现阶段真正能打破僵局、推动半岛从核导试验与军演施压交替上演的恶性循环中走出的惟一最现实的可行路径，就是中方提出的涉朝问题“双暂停”方案。我对此也深信不疑，平昌冬奥会所能释放的最大想象空间，也可能是留在冬奥会历史上的最独特政治印记，就是对中方“双暂停”方案价值与可行性的再次确认。

这本来就是属于灰色的地方，一直都存在，只不过金额不太大的话，很多人都不在意，转错账只能依靠那个人是否有良知来决定，这本来就不合理。腾讯本来就应该弄个缓冲期，让人确认一下。

时值岁末和元旦前夕，在云南巧家县，却出现了令人心痛的悲剧事件！
12月24日晚，在当地一个叫包谷垴乡的地方，一村民家中四个孩子因为父母不在身边照料，天气寒冷，便在家里烤火，却因门窗关闭严密，空气不流通，全部失去了宝贵的生命。悲剧发生后，乡里组织爱心捐助，网上一张图片显示，某村小合计捐款金额271.40元。
这无疑是又一起令人揪心的悲剧。或许没有媒体介入，没有互联网传播，这样发生在西部某个不知名乡村的悲剧事件，都不会被外界知晓。
同情、心酸肯定是会有的，但除此之外，有没有值得我们反思的地方？特别是看到这张“合计捐款271.40元”的照片，一沓揉得皱巴巴的零碎钞票，还有几枚一角硬币……震撼之余，更要反思。
在巨大的城乡差异下，很多悲剧的根本原因，未必会被外界所理解。值得注意的是，这起事件里的诸多要素，有一个不具备可能都不会产生这么大的悲剧。
其一，孩子没有家长的看护。不论出于什么理由，家人外出工作也好，一时疏忽也罢，悲剧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其二，在封闭房间里烤火本来就十分危险，而家长和孩子缺乏安全常识。更重要的是，其三，如果有稍微好一点的取暖设施，孩子们又怎么会因烤火身亡？
许多悲剧的发生都与贫困有关，物质的匮乏也会带来观念的闭塞。但也要看到，屋内烤火是他们寒冬中取暖的唯一方式，囿于物质条件，这样的选择是必然的，更是无奈的。
而且，即使在悲剧发生后，271.4元的捐款金额更是要让我们思考，这样的数字，可能还不够城市一顿自助餐的费用，这当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爱心，而是在匮乏的经济条件下，爱心的表现力也只能如此。
四名身亡儿童的家庭善后和救助需要正视，还有更多群体的人，他们生活同样拮据，各级政府需要深入每一户困难家庭，确保他们安全、温暖过冬。
我注意到，包谷垴乡曾在2014年鲁甸6.6级地震中受灾严重，尽管当地经济在逐步恢复，但群众的生活水平仍亟待提高。尤其在冬季，在缺乏合理取暖设备的情况下，很容易发生火灾、冻灾等意外事件。如果当地政府能意识到这点，尤其对贫困村镇给予重点保护，比如及时发放补助、加强安全宣传，甚至可以启动农村供暖改造工程。
或许，当地政府的财政压力也很大，但毕竟群众的生命安全和生活保障是第一位的。在这方面，要舍得下大力气、花大投入，尤其是要确保孩子和老人安全、温暖过冬，这很急切。

央视网消息：在我们的印象中，网络主播都是一些年轻人，可是一对年过七旬来自湖北武汉的老人也学着年轻人开设了“开心奶奶”网络直播间，从去年7月至今，一年多的时间，直播间最多的时候有8万多网友一同收看。而直播的内容是“开心奶奶”曹雪梅，和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老伴崔兴礼的日常生活。一年多时间过去了，老两口的生活有什么变化吗？一起来看看。
       上午九点五十分，记者来到“开心奶奶”家中，正赶上了二老每天上午的直播。曹雪梅熟练地点开直播软件，点亮了“开心奶奶”直播间，一开场就为直播间的网友们带来了一场热闹的舞蹈秀。
去年7月，曹雪梅在外孙女的帮助下，学会了网络直播，开设了“开心奶奶”直播间。她叫自己“开心奶奶”，叫老伴“快乐爷爷”，越来越多的网友被二老乐观的生活态度所感染，最高时，有8万多网友同时在线收看他们的直播。
       “开心奶奶”曹雪梅在直播时说，自己有个心愿就是能去央视见见董卿，究竟他们的愿望能实现吗？
       2017年12月25日，老人参加了央视节目《越战越勇》。
       开心奶奶 曹雪梅：（和董卿）面对面聊天，董卿祝我们两人开心快乐，说（我们）为直播间的朋友们传递正能量，她爱我们两个爷爷奶奶。我说，董卿，爷爷奶奶也爱你。
 阿尔兹海默症又称老年痴呆，患者会逐渐失语，切断与外界的交流，记忆也会逐渐模糊，忘记家人、朋友或是发生过的事情。为了让患病后的老伴能打起精神，曹雪梅在直播时经常把网友们的留言念给老伴听。
       开心奶奶 曹雪梅：特别让我开心感动的就是，爷爷的变化特别大。（原来）见到人从来是我讲一句他讲一句，现在爷爷自己亲自搭话了。
因为网络直播，这对七旬老人的生活受到了不少网友的关注，他们在给网友带来快乐的同时，也诠释了自己的爱情，奶奶常说：不离不弃，生死相依。这让不少网友感慨留言：“这大概就是爱情本来的样子！”

2017年12月28日至29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是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新战略之后的首个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会议总结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农业农村发展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刻阐述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问题。会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我们党“三农”工作一系列方针政策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会议立足当前，面向长远，就如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了战略部署，标志着我国振兴乡村大计的迎来极佳的历史机遇。本次会议取得的成果，是指导今后一个时期农业农村工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纲领性文件，也是“三农”工作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集中体现。
乡村振兴的“三步走”战略部署，是本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的一大亮点。会议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任务：到2020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到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从内容上看，这一战略设计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视为一项长期的历史性任务，把乡村振兴历史进程布局为循序渐进的三个阶段，绘制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路线图。从时间上看，这一战略设计与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分两个阶段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安排有机衔接，为未来30多年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定了时间表。
乡村振兴的“三步走”战略部署，体现了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中国自古即有“积跬步”的智慧。荀子《劝学》中云：“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当代中国发展的成功，根本上源于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锲而不舍、持之以恒，一代接一代人接力式地努力奋斗。党的十三大提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设计，通过目标引领，经过六个“五年规划（计划）”的努力，实现了积小胜为大胜、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过去30多年中国的国情国力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的“两阶段”战略安排，更为具体地绘制了如何走向2050年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路线图。“发扬钉钉子的精神，一张好的蓝图一干到底”，已经成为中国独特的发展经验。当前，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阶段，党中央提出了乡村振兴的“三步走”战略，部署打一场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持久战”，规划用30多年的时间分步实施完成。这是上述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的自觉运用和最新体现。
乡村振兴的“三步走”战略部署，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新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做好“三农”工作所提出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好新时代“三农”工作的行动指南。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还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带领数亿规模的农民群体实现现代化，而乡村振兴的“三步走”战略正是我们为完成这项壮举提出的中国方案，是我们通向理想彼岸的“桥”和“船”，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具有很强的启发意义。这是习近平“三农”思想体系内涵的新发展，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理论成果。
乡村振兴的“三步走”战略部署，对于中国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全局具有重大意义。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没有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中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中，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在农村，最大的潜力和后劲也在农村。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在坚持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基础上，以分阶段实施、分目标完成的谋略把握农业农村发展的大局，在战略上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提供了有力支撑和保障。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乡村作为一个可以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按照乡村振兴的“三步走”战略部署，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定信心、咬定目标，苦干实干、久久为功，扎扎实实把乡村振兴战略向前推进。在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必将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把乡村振兴的美好蓝图一步一步变为现实，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最好诠释。

近日，合肥市救助管理站45名长期寻亲无果、滞留在站的残疾流浪乞讨人员，由合肥市公安局采集指纹、拍照、办理落户手续，真正成为合肥市市民，今后将可享受社会福利院的专人照顾以及定点医院提供的医疗服务，可以享受医保等各种市民待遇。此举被网友赞为“冬日里的一股暖流”，是具有施政温度的做法。(1月2日《新民晚报》)
“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同样应该“不让一个困难群众掉队”。诚然，抓住并且解决流浪乞讨人员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对于任何一个城市来说，都不是一件容易事。但这是增进城市温度的大问题，是应该做的事情。
正如网友所说，“流浪者成新市民”是很有温度的做法。仅仅从温度的维度出发认识这一举措的意义，可能还是“小了一点”。成为一个有温度的城市，应该是所有城市的追求。其中的温度，指的是民生幸福。“人民群众最关心的就是教育、就业、收入、社保、医疗、养老、居住、环境等方面的事情，大家有许多收获，也有不少操心事、烦心事”。从问题视角出发，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把为人民造福的事情真正办好办实，体现的正是“温度意识”。
很多城市都追求热力四射的发展，这意味着城市更有活力更有竞争力。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大招商引资与招才引智力度，都体现这样的导向。
在现实中，经常出现抛开发展谈民生幸福，或者一味追求发展而忽视民生的现象。举个例子，现在很多城市都把招才引智放在重要位置加以推进，推出了很多富有含金量的政策。这些政策对于招才引智确实发挥了作用。只是，仅仅出台一些优惠政策，就能吸引到城市需要和向往的人才吗？高层次人才看中的只是一些优惠政策吗？答案可能比想象的复杂。
俞敏洪曾经说过，“真正的精英一定是具有家国情怀的人。”在精英的金字塔中，越是居于顶端的越具有家国情怀。这已经为无数事实所证明。家国情怀的一个核心是爱，而一个真正具有大爱的人，一定会重视城市的温度。那些被称为精英的高层次人才，不仅关心自己的前途，也关心这个城市的其他人，特别是芸芸众生的命运；不仅关心城市的发展温度，也关心城市的人文温度。那些更有温度的城市，更有人情味的城市，是更宜居的城市，是决定高层次人才抉择的一个选项。
一个现代化城市，不仅有着高质量的发展，而且有着高质量的民生，人们在这个城市生活，不仅能够拥有更多的人生出彩的机会，而且能够感受到生活的终极意义。亚里士多德曾说过，“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人们居住在城市，是为了生活得更好”。很难想象，一个大楼林立但缺少人情味的城市，会给人们带来更好的生活、更好的体验。所以我们看到，一个有智慧的城市也往往是一个有人文的城市，总是把宜居与宜业并重。
流浪者成新市民既有民生意义也有发展意义。当然，囿于自身能力与实际，要求所有城市让所有流浪者都成为新市民，可能不太现实。但不管如何，城市不应该把民生幸福与经济发展割裂开来，而应该掌握“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的平衡。

穷兵黩武，战争由古至今都是烧钱的东西，没有雄厚的资本，根本支撑不住庞大的军队。

作为新零售元年，2017年注定要被时代所记录。腾讯入股永辉，阿里收购高鑫，新零售战场风云再起。阿里的盒马鲜生、永辉的超级物种以及无人便利店这样的新物种纷纷落地。零售的新风口，新技术、新物种、新玩法不断涌现。一方面，阿里、腾讯、京东等电商平台开始大规模向线下渗透，另一方面，实体商业的价值更加凸显。随着零售业的重塑，服务升级中消费者的核心地位开始得到体现。

　　新零售燃起战火

“未来的十年、二十年，没有电子商务这一说，只有新零售。”2016年10月的阿里云栖大会上，阿里巴巴董事会主席马云在演讲中第一次提出了新零售。

对于究竟“什么是新零售？”阿里研究院界定为：“以消费者体验为中心的数据驱动泛零售形态”，意味着“新零售”将超越传统零售与传统电商的二元对立，试图通过新技术、新能源（即大数据）来重塑零售业态的“人”“货”“场”关系。

纵观2017年，新零售日益为业界所认可。今年5月，阿里宣布向易果生鲜收购联华超市18%的内资股份，成为联华超市第二大股东。11月20日，阿里又宣布与欧尚零售、润泰集团达成战略合作，以约224亿港元持有高鑫零售36.16%的股份。阿里新零售的版图上再添新的元素。12月15日，腾讯入股与京东关系密切的永辉超市，以42亿元受让5%的股份。新零售浮现京腾VS阿里格局。

这一年里，觊觎新零售市场的不仅是京腾、阿里两大战队。其余各大互联网巨头也纷纷下场。网易严选办起了酒店，美团玩起了掌鱼生鲜，就连号称专做线上的小米也不紧不慢地开起了“小米之家”……

当阿里巴巴和京东相继推出线下无人超市，前者孵化两年的“盒马鲜生”在全国开出了第21家门店。而腾讯入股的永辉超市旗下的超级物种，在外界看来无疑是腾讯和阿里在新零售领域的又一轮新的竞争，意味着两大巨头间的正式开战。

　　新零售战果不凡

纵观本轮新零售业态，布局主要围绕两大主线：一是线下零售的数字化平台化，获取海量交易和用户数据，进而进行精准营销、选品布局等；二是以消费者为中心，围绕消费者进行人货场重构，注重用户体验和便利快捷。

一年来，新零售所带来的变化日趋明显，线上线下融合，与物流结合在一起。“双11”“双12”成为检阅新零售战果的重要节点。

阿里提供的数据显示，今年“双11”，海内外超过100万商家打通线上线下，线下参与方包括了60万家零售小店、5万家金牌小店、4000家天猫小店、3万村淘点。全国52个核心商圈及百联、银泰等传统零售全面接入天猫新零售和近10万家智慧门店。当天，天猫成交额1682亿。

在这个节日期间，京东下单金额也超过了1271亿元，累计售出商品7.35亿件。并且85%的订单实现当日生产出库。

“双12”天猫活动的“主场”则从支付宝转移到了口碑APP，口碑对线下业务进行了更多的数字化改造。

通过口碑，阿里让全国知名大品牌都加入它的战队，包括：星巴克、必胜客、麦当劳等，多达100万商家，几乎覆盖了本地生活服务的所有领域，包括但不限于服装、休闲娱乐、美容美发、健身、母婴、地铁票、水电煤缴费、博物馆、游乐园等。“双12”的商业改变在于邀请消费者重回门店。

　　服务能否升级？

新零售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变革趋势，给中国的消费产业带来了巨大的机会。无论是品牌商，渠道商，还是产业服务商都尽力在这一波机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可以说，科技是引领行业变革的第一生产力。

“新零售”是天猫的说法，苏宁则称“智慧零售”，而京东的提法是“无界零售”。不管怎么讲，本质上都是“线上线下融合”“技术创新变革线下交易场景”。


无论是以线上为主，还是以线下为主，甚至是以线上和线下融通为主的新零售发展模式，他们所代表的仅仅只是用户流量在这些不同场所之间的迁徙和流动，真正能够促进用户转化的依然是用户在接触商品的体验、商品的质量、支付的体验等一些与用户息息相关的环节和流程。

在互联网技术日渐成为一种基础设施的当下，单凭借互联网的方式已经无法真正带来用户体验的提升，而以大数据、智能科技、虚拟现实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则将给用户带来切实的改变。

如果说2017年是新零售元年。2018年，新零售之战将更加激烈。

2018年中国的零售将呈现更加多元、更多消费场景、满足更多层次消费人群等特点，线上线下联动，渠道也开始变得多元多样，而唯一不变的是以用户为中心，提升用户的消费体验。这就要求品牌和企业重构一套以经营消费者为核心的新零售模式。

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阿里研究院院长高红冰认为： 2018年新零售会进一步推动门店升级。零售业将转化为新的生活方式，

近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主管、《检察日报》主办的《方圆》杂志刊登的一篇旧文流传于网络，该文介绍了“不花钱难入选”、操纵比赛、金牌“内定”、赛事审批、经营混乱等体坛腐败乱象。文章称，种种腐败乱象，原因在于现行的体育管理体制导致权力过于集中。为防止和遏制体育腐败，法治建设至关重要。
其实，2014年中央巡视组向国家体育总局反馈巡视情况时，就有“赛事审批和运动员裁判员选拔选派不规范、不公开、不透明”“比赛违背公平原则、弄虚作假”“赛事开发经营混乱”等表述。现在的报道，更加具体也更直击人心。
中国体育腐败问题由来已久。早在2001年，我国足坛就掀起一阵“打黑风暴”，2009年更是刮起“反腐风暴”，最终57人受到法律制裁；2011年，国家体育总局拳击跆拳道运动管理中心原副主任赵磊被带走，同样在业内引发震荡。
体育官员落马，原因或是操纵比赛，或是违规审批，抑或其他，总之，他们都触犯了公平公正的体育精神。要看到，竞技体育本质上是一种博弈游戏，在长期发展中，那种力量、美感与智慧的博弈，因为有了公平透明的规则约束，才更有魅力。操纵比赛，把比赛当成权力与金钱的游戏，就背离了公平公正的体育精神。
跟任何腐败一样，体育腐败也是源于权力的不受制约。正如有专家所说的，“在现有体制下，体育总局下面的各项目中心不仅是行政机构，还有事业单位，还兼有社团，一些中心还经营着企业，可以说是一个‘四不像’体制。”
在行政与市场边界不明的管理格局下，一方面，体育总局下属的训练中心要承担管理之责，另一方面又插手具体的经营领域，比如跟运动员的商业活动进行分成。而只有拿到奖牌的运动员才会具有商业价值，训练中心官员为了让运动员拿奖牌，背弃规则违规操作。本质上，是行政与市场纠缠在一起的“双轨制”导致了体育腐败。
假球、黑哨、赌博，这些竞技体育身上的毒瘤，让我们看到了体育腐败的严重程度——打着为国争光的旗帜，有些人也干了很多肮脏的事情。体育腐败让纯粹的运动变了味，也打压了那些严守规则公平比赛的运动员，最终更是伤害了国民的体育热情。
无论是有关方面还是公众都应该引起反思，应大力推动权力监督和体育改革。比如足球与篮球领域都已实现的“管办分离”，就为其他运动项目的改革提供了方向；而明确职业体育违纪、违法的法律责任，加码司法反腐，也该成为法律部门的共识。
说到底，正本清源，让体育回归体育本身，是杜绝体育腐败的根本之策。改变过于集中的体育权力，让体育运动循职业化、市场化路径运作，才能呵护真正的体育精神。

“丁磊饭局”“东兴局”……“大佬饭局”成了世界互联网大会期间的一大花絮。也引发网友八卦和调侃：八卦他们吃的菜、聊的天、座次的意味，调侃这两场饭局“聚齐了中国互联网圈半壁江山”。既被八卦又被调侃的一个问题是：马云去哪里了？
今天，刚刚，马云回应了。他既为“作为东道主没请饭”说抱歉，也表示，“饭很重要，饭桌上讨论什么更重要。互联网大会应该像达沃斯，思想的火花像雪花一样覆盖。我们应该在这里碰撞，分享。对与错别人去评论，真诚分享。”
袁岳说过，中国人做事情得有场，最好的场就是饭局。互联网大佬饭局，自然也是个“引力场”：列席者大概就是刷脸入场，这里的“刷脸”不是通过人脸识别，而是说他们刷的是脸面。都说人以群分，群贤云集，自然也是“不是一类人，不入一场局”。而他们最明显的共有标识就是，中国互联网圈重量级的、至少能影响垂直领域格局的风云人物。
聚拢了这么一堆互联网大佬的饭局，无疑是注意力收割机一样的存在，引发的话题自然少不了，比如大佬们的私交亲疏，比如其主营业务间的结从连横或角力竞争关系。这些衍生话题就像一颗石子落入舆论湖面激起涟漪，本无可避免。
对互联网大佬们来说，虽为同行，但英雄相惜的机会或许也不多。饭局变成一场入局者豪华配置的社交仪式，大家唠唠嗑、谈谈心，也很正常。饶是如此，公众还是期望，“大佬饭局”能吃出更多不寻常来：正如马云说的，比起吃饭本身，饭桌上讨论什么更重要。
对这些大佬们来说，一场饭局可以只是一场饭局，也可以是一次思想碰撞、智识共享的难得机遇。
毋庸置疑，大佬们当然可以联络感情、谈谈生意，可若能在此之外，谈谈对技术、公众、未来社会大有裨益的事宜，一起酝酿、磋商做些有社会价值的大事，那堪称善莫大焉——这无关道义绑架，而是“能力越大责任越大”的价值期许。毕竟，作为互联网新技术、新模式的开创者或领路人，他们是绝对的精英，其身份和能力、影响力、号召力就摆在那，他们聚在一起，能点亮更多思想之光，也更容易做成大事。
可以想见，如果他们的议题中有关于技术扶贫、关于搭建赋能平台、关于AI之类的讨论，有关于企业社会责任、企业家精神的争鸣，那其公共价值含量也必然更足。
很多饭局的重点，不必落在“饭”上，而可以多些着眼于大格“局”的思想交流。对互联网大佬们而言，无论是饭局还是饭局以外的对话场合，都可以转化成思想汇流的机会，进而在更好地用技术、模式、服务的创新中反哺社会，尽到企业家责任。
这听上去像是饭局难以承载之重，可大佬们有责任去“承其重”。不然，怎么对得起我们这些吃瓜群众满满的关注呢？

12月3日，最高检旗下刊物《方圆》杂志刊发了一篇名为《中国体坛高层触目惊心的腐败》的文章。文章揭露了中国体坛众多贪腐乱象与“潜规则”，其中关于田亮和领导“交恶”的内容十分惹眼。文章称，在2005年进行的十运会上，因与中国跳水队的某领导“交恶”，跳水名将田亮被打压。比赛前，在裁判休息室里，一位体育界高层要求“无论田亮跳得有多好，最多只能给8.5分”。
文章刊出之后，引发舆论关注。田亮当年在跳水界和公众心目中的名气不小，他都能被如此对待，其他运动员情何以堪？
据《方圆》披露，2005年十运会上，受田亮压分事件影响的并不止田亮一个人，还牵涉一位耿直的裁判。报道中提到，这位裁判由于没有遵照领导的意图给田亮压分，打出了9.5分的公平分数，最终失去了“最佳裁判”评选的资格，因此得罪领导不久后便辞职。
更有裁判透露，很多跳水裁判近乎傀儡状态，“上面想让谁得金牌，就会授意裁判多打分，压其他对手的分数。只要上面暗示了，想整人很容易，比赛都是有很多替补裁判的，你不听话，不用你就行了，很多人在那儿等着。”
想给谁几分就几分，完全无视运动员的付出与汗水，无视裁判的专业素养、职业道德与人格，也无视纳税人的辛苦支持，而将运动员的个人成绩、裁判员的职业道德与领导意志捆绑在一起——看到这样的新闻，怎令人不心生委屈？
问题来了，当年这位任性的领导是谁？田亮粉丝立即想到了当年将田亮开除出国家跳水队的周继红。《法制晚报》梳理了田亮与中国跳水队某领导“交恶”的前尘往事，矛头也直指今年11月刚刚出任中国游泳协会主席的周继红。
给田亮压分这事，恰巧发生在他刚刚被国家队除名之后。外界普遍认为，当年的十运会，是田亮唯一的救命稻草，是重启国家队大门的敲门砖。那么，给田亮压分与其被开除出国家队之间有无关联、是不是有人故意借此阻挠田亮重归国家队，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公众需要知道。
然而这些年，人们却一直在猜。这不仅令田亮、周继红等人深陷舆论的旋涡之中，更是有损国家跳水队的声誉和公信力。如果事实不是外界猜测的那样，周继红岂不是一直在背锅，这对周继红本人来说也不公平。
《方圆》杂志的报道，可以说旧事重提，让一些沉在水底的真相渐渐浮出水面，有了一个模糊的轮廓，但还不十分清晰。到底是谁授意给田亮压分，为何这么做，得有个说法，责任人到底是谁，公众也该享有知情权，相关方面是时候给出一个明确说法了。
从《方圆》杂志的报道看，领导意志决定比赛成绩、金牌归属，并不仅仅存在跳水一个领域。这涉及体育界的风气与腐败问题，完全违背体育精神，也同样关乎运动员对公正的渴求、对尊严的向往。公众对此享有知情权，这件事，不能糊里糊涂拖而不决。
说到底，在有多家媒体报道、事情基本轮廓也已经显现的情况下，此事不应再是“不能言说的秘密”。

近日，有北京市民反映北京拆除广告牌匾后“找不到回家的路”、“用红布条幅代替牌匾”。今天，北京市城管委回应称，目前正在制定街区总体设计，将注重街区特色，同时将拆除和规范重设同步。据介绍，北京二环内电力架空线明年可确保全部入地。与此同时，已拆除1.4万块楼顶各种牌匾标识。
城市上空蜘蛛网般繁密的电线，确实大煞风景。也因此，北京清理架空线受到肯定。但说到商业牌匾、单位标识，情况则要复杂得多，并非一个“亮出天际线”所能完全承载。
一般而言，牌匾标识的存在，往往有一个命名、习惯，最终进入民众记忆的过程。一些老字号、老单位，时间一长，其牌匾已不仅仅是这家单位的名称，而是成为一种公共定位的路标。如果通过一纸政令就直接摘掉，虽说“找不到回家的路”者是少数，但对于城市与市民记忆，无疑是种缺憾。
另外，店招杂乱、形制各异，是否就一定意味着“天际线”不美，也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在大多数民众眼里，标识与指引功效优于审美作用。至于像大栅栏一带文物古玩店的店招，往往都成艺术品了。
不少人热衷一些美术作品及影视剧中的城市影像，那横竖交错的街道、闹闹哄哄的店招，在当时及现在的很多人眼里，都是商业繁荣、城市活力的象征，而不会被认为影响了城市的天际线。
同样，遍观美国、日本、韩国以及国内香港、澳门等地，也没有将城市的牌匾标识作为影响天际线的障碍物看待，顶多是设置一些基本的限制加以规范，比如霓虹灯的使用不要影响民众休息，牌匾要强调可辨识等等，宗旨都是为了满足公众的便利。
此前，国内有些城市也有过更换店招的行动。比如把一个街区的店招弄成一个颜色、一样字体等，尽管在政令之下得以贯彻，但从实际看，这些店招都是失败的。过度讲求“整齐划一”必然抹杀了特色。
因此，在清理城市牌匾标识的行动中，有两个问题必须注意。其一，不要把拆除这项公共政策简化成“一刀切”，该拆的拆了，不该拆的也拆了，而是要有调查、有甄别，既要坚决清除各种乱象，更要切实保护城市多元、丰富的底色。一个城市不应该在一夜之间就彻底抹去记忆、截断传承，也不应该将正常的雕琢细节搞成了仇视商业、拒绝民意的行为。
其二，在“重设”工作中，不妨广开言路，扩大公众参与，接受民众意见，把新的牌匾标识设计得漂亮、丰富一些，避免“找不到回家的路”从笑话变成现实。
城市的一大魅力就在于多样化与包容性，在于层出不穷的创意，在于各类人群中的交融与共生。城市的各种细节、设计、规划等，均应遵照这一原则进行。舍此，把一切搞得一模一样、整齐划一，与发展无关、与民生无关，与美好亦无关。

据媒体报道，日前，在全球知名的《财富》国际科技头脑风暴大会上，广药集团董事长宣布：国家863计划研究结果表明，喝王老吉凉茶可延长寿命大约10%。
消息一出，语惊四座。后有媒体起底，所谓“863计划”，系功能性食品安全性评价与功能因子关键检测技术，课题组按照国家标准和美国FDA标准的要求，通过老鼠样本进行为期3年的安全性系统研究，发现王老吉凉茶实验组的动物存活数和预期平均存活时间均高于对照组，其中给予王老吉凉茶2.90g/kg的BW雌性大鼠试验组的统计存活时间为708.2天，比对照组雌性大鼠统计存活的675.1天高出33.1天。而根据相关文件，“863”计划已于2017年正式整合取消，退出历史舞台。
然而多位专家表示，王老吉可以延长人类寿命的说法并不可靠。其中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毒理所主任黄俊明向媒体承认，该中心确实曾参与相关“863”计划课题，然而他反复强调：“存活率只是我们的实验结果，并非实验目的。至于是否说明王老吉有延年益寿的功能，这个我无法给出结论。至于企业怎么宣传，那不是我们能控制的。”
在舆论场上，“延长寿命约10%”的说法也遭遇了嘲讽。现实情况是，号称“得了白内障，就用莎普爱思”的神药，一年可是卖了7.5亿元，近期国家食药监总局宣布将对其启动调查程序。由此也不难理解：只要敢开口“延寿10%”，或许对于销量、收入的正面效益远远大于10%。
高规格的论坛上抛出延年益寿之语，确实有令人震撼之感，但又不可否认，这与当前充斥着神秘主义叙事的养生保健的话题语境并不违和。人们对生命无常的恐惧，对人体认知的局限，加之商业利益的盘算、一些政府部门监管的失守，众多因素的合力，俨然构建起当前保健养生领域的神话世界：无论何种难题，在仙丹神药面前都不是问题。在这一背景下，广告费用巨额堆叠，宣传口号激烈角力，包装手法日渐高明。当浮夸已成气候，个别歪风其实也见怪不怪了。
当众多企业扎堆无所不能的口号式宣传，这样一种社会景观，自然比现代医学自曝其短的“有时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显得激动人心，但也在销蚀着一百年前引进“赛先生”以来所搭建的共识根基。在新文化运动一百年之际，在种种花式宣传铺天盖地之际，不妨重温百年前先人留下的精神遗泽，重塑当下的科学认知。
1926年，梁启超因患血尿症被切除右肾。当时社会盛传是医疗事故，甚至冒出怀疑西医的势头来，梁启超选择为医院辩护，他写文章说道：“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
科学是伟大的，也是有限的，它的每一次进步都应是千锤百炼、来之不易的。

近日，教育部正式发布《义务教育学校管理标准》的通知，在总结和修订以往试行标准的基础上，要求全国所有义务教育学校对标研判、依标整改。通知再次强调，所有义务教育学校不举办任何形式的入学或升学考试，坚持免试就近入学原则，不以各类竞赛、考级、奖励证书作为学生入学或升学的依据。
“免试就近入学”、“不举办升学考试”的话，说了一年又一年，结果一茬又一茬的小学生、初中生还是一年一年地通过各种选拔，进入了好学校。按道理，说好的义务教育，说好的就近原则，各个学校又来搞考试，确实存在入学机会上的不公平。
不过，在学校和家长的心里，如果完全按照就近原则免试入学，又是另一种不公平。要知道，能搞入学考试、变相自主招生的都是好学校，不好谁去考，能进去的学生都是凭本事考进去的，在他们看来，这就是实力说话的公平，而就近入学随机派位，反而不公平。这种形式在大城市里20年前就有了，譬如广州，当时的小升初分的是保送生、推荐生和普通学生，保送生每个小学最多就6个名额，是一定可以上片区最好初中的，推荐生也就不到20个，要在片区里最好和第二的初中里摇珠随机派位，而普通学生就只能在普通初中里摇珠派位了。于是，能考上推荐生但没把握做保送生的家长，都会给孩子提前报名参加片区最好初中的升学考试，如果孩子考上了学校考试的分数线，升中考试也达标，上了推荐却没摇到这个学校，就能交几万块择校费进去。你看，就算家长要给钱，不够分人家学校还不收呢。这样，好学校不会招到太差的生源，成绩好的学生都能有个保底不至于落到不太好的学校，从他们的角度来看，是双赢的。
这样的状况，是优质教育资源稀缺所造成的必然。毕竟，学校需要出成绩，生源好就能用同一个进度授课，更有可能保证教育输出也就是更好的学生成绩，这样才能保持名校招牌，继续招成绩好的学生，形成一个“良性循环”。而家长想要孩子进好学校、重点班，也是完全遵循高考制度下“一考定终身”的规则，孩子从小在好的学校里，往后考上好大学过上体面的生活的机会就更大一些，即使在成绩上没能如愿，让孩子和以后的人生赢家们做中学同学，总比以后出了社会再发展人脉要靠谱也结实多了。所以，他们不想有闪失，让孩子被摇到不够好的学校里，“输在起跑线上”。对于焦虑的中国都市家庭来讲，太需要名校给予的安全感，像北京昌平二中那样，被程序员的孩子们把整个片区考成学位房，纯属个例。
这就是为什么义务教育学校不准考入学试，说了这么多年，还是屡禁不止，有市场啊。优质教育资源的供给和需求极度不匹配之下，著名的公立学校很早就开始民校变现了，进入知名的民办初中成为升学链条不能掉的重要环节，自主招生早就成了标配。现在监管升级，规避手段也升级，譬如名校技术入股，用这个名头招揽老师和学生，学校完全民办，还是蓬勃发展。之前，有报道说，上海的小升初择校，在严禁民办中小学提前招生后，已经开始对暗语了，什么“布局西南战区、东北战区”、“去植物园赏花”、“去闵行体育公园散步”都对应不同的学校。总之，只要市场在，规避监管的办法就层出不穷。
在教育竞争的前提下，优质教育资源供不应求，不断禁止入学考试，也不能实现教育公平。堵不如疏，有关部门可以将注意力更多放在促进教育资源的均衡发展上，这样更有利于公平的实现。

今后，协管员、“临时工”辅助执法时出了问题，或将不能一“开”了之了。近日，云南省政府法制办在官网发布《云南省行政执法辅助人员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其中拟规定，辅助人员履行职责产生的法律后果，由使用的行政执法机关承担。（上游新闻）
现实语境下，“临时工”注定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词或说是“工种”，有着多重理解维度。首先，从法律角度来看，其实随着1995年《劳动合同法》的生效实施，“临时工”的概念本就不再存在，它只是当前在公共机构中对于临聘人员的一种形象说法。而在公共舆论中来理解“临时工”，它又分为两种具体情形：
一是，确实系“临时工”犯了错误。一般来说，由于“临时工”在专业素养和公共人格的养成上，都较之正式的在编人员有差距，因而在履职过程中犯事的几率也就相对更高。但“临时工”身份，并不能影响其过错责任性质的判定。这是因为，不论是否是临时工，对外都是代表公共部门履职，那么，对应的行政执法机关当然也就应该为其责任“兜底”。
二是，“临时工”是作为一种回避责任的“挡箭牌”而存在。也即，为弱化行政机构的责任承担，把正式员工的犯错责任推向“临时工”所为，这已然成了一种行政卸责的套路。对此行为，就不仅仅是要追究相关过错人的责任，更要对故意拿“临时工”身份说事，试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做法，予以严肃追责。
在上述背景下再来看云南这次的新规，可堪是“大快人心”，因为它从规定层面入手，有望告别正式员工与临时工在责任承担上“区别对待”的局面。但对这类规定的效力也还是要持谨慎乐观态度。一方面，所谓“临时工犯错，行政机构也要担责”，并没有突破现有相关法律规定的要求，而只是作出了针对性的强调。如，2010年7月起开始实施的《侵权责任法》就已有明确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那么，即使没有地方规定的强调，对于临时工犯错，行政机关也理当承担连带责任。
另一方面，应该看到，“临时工”在现实中被玩坏，更多是源自执行层面出现了问题。如一些事件的处理，搬出“临时工”来搪塞舆论、弱化责任，更多是源自行政理念的偏差和责任担当的缺失。且对于利用“临时工”来作挡箭牌的做法，缺乏足够的追责，也形成了“破窗效应”。于此而言，把现有的规定执行好，激活应有的责任伦理，让各级行政机关不敢拿“临时工”来回避责任，仍是当务之急。

出外旅游的确要注意安全，要留心所处地方的危险，小心为上，才能真正的游玩。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韩国总统文在寅于12月13日至16日，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文在寅总统此时访华必然成为促进两国关系走出低谷、逐步暖化的关键因素。
自1992年建交以来，中韩关系突飞猛进，在政治互信、经贸关系和文化交流等诸多领域都取得了长足发展。2014年中韩人员往来首次超过1000万人次，双方互为本国公民最大旅游目的地国和入境客源国。两国经贸关系不断紧密，年度进出口贸易额一度接近3000亿美元，2015年中韩自贸协定正式生效。
然而，随着东北亚安全形势的恶化，中韩关系开始出现龃龉。韩国执意部署美国“萨德”导弹防御系统的举动，最终使两国在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关系急转直下跌到冰点。据中国海关统计，2016年中韩贸易额2525.76亿美元，与2015年相比直降8.4%。
作为邻国，中韩关系的稳定和积极发展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有助于维护半岛稳定和和平。两国领导人和民众都很清楚，影响中韩关系的症结就是“萨德”问题。作为进步左派政党的资深政治家，文在寅在选举前曾多次表示该问题应留到新政府上台后再做决定，反对看守政府加速部署的政策。
所以，文在寅当选韩国总统可谓“受命于危难之际”，肩负着很多韩国有识之士的共同期待，即打破因为朝核问题不断激化而导致的东北亚对抗僵局，切实扭转中韩关系不断恶化的势头。
事实上，为促进两国关系的改善，为文总统访华创造条件，韩国政府此前已经做出“三不”承诺，即不追加部署“萨德”、不加入美国主导的地区导弹防御体系、不接受美韩日三边军事同盟。虽然这并不意味着中韩之间的“萨德”问题已经彻底解决，但确实为中韩关系的改善创造了积极条件。可以预见，中韩关系的发展将逐渐回归正轨。
习近平主席在论述中国周边政策时曾指出：“远亲不如近邻。从国与国的关系讲，朋友可以选择，但邻居是无法选择的，要世代相处下去。无论是从理智上，还是从感情上，我们都认为与邻为善、以邻为伴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中韩关系的历史一再证明，合则两利，斗则两伤。
建交25年之后的今天，我们无法想象中韩两国要回到冷战期间那种相互敌视与对抗的状态。相反，唯有相互尊重彼此的安全和利益关切，深入发展友好合作关系，才能真正惠及两国人民，开创基于地区和平、合作与繁荣的美好未来。
科幻电影《回到未来》三部曲告诉我们：未来不是一成不变的，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中韩关系也是这样，并不存在“注定的命运”，未来怎么样取决于我们今天的选择。
25年前的选择，造就了25年来中韩两国友好合作的现实，而今天的选择则将决定未来两国关系的走向。文在寅总统的首次访华将掀开中韩关系的新篇章，开启未来更长时间内中韩关系发展的新未来。

据新京报报道，今天凌晨1时18分，朝阳区十八里店乡白墙子村一村民宅基地自建房发生火灾，5人遇难，9名伤者已送医院救治。经初步勘查是电动自行车引发火灾。出租房主已被公安机关控制。
大兴11·8火灾过去刚一个月，朝阳再次发生火灾悲剧，也再次敲响防火警钟：“火患”积于忽微，每个人为生命安全计，都应积极防范生产生活中的“灰犀牛”，特别是天干物燥的寒冬时节。
对此次火灾，通报称，火情系电动自行车起火引起。
据央视报道，随着电动自行车数量的猛增，全国范围内由电动自行车引发的火灾也在不断上升。仅2011、2012、2013三年间，全国各地消防部门统计的电动自行车火灾就有799起之多，共造成95人死亡，58人受伤。电动车使用中的安全隐患，不容小觑。
目前,中国电动自行车社会保有量达2.5亿辆。电动自行车便利了公众的生活，但其有限的生命周期与使用中的不规范问题，也埋下安全隐患。
专业人士分析，由于在生产过程中大量采用工程塑料、聚氨酯、橡胶等易燃可燃材料，电动自行车一旦着火，燃烧迅速、热值高、发烟量大；而且电动车上的锂电池，一旦起火，将非常迅猛。数据显示，3分钟，火温高达上千摄氏度；30秒，有毒气体覆盖整个房间。
采用易燃材料与锂电池，生产厂家有其产品逻辑，但这本身对使用者提出较高要求。但遗憾的是，很多人却无视电动自行车使用过程中隐藏的风险，导致悲剧发生。
这次因电动车燃烧引发的火灾，从媒体报道来看，在起火电动车的存放与使用上，就存在种种不规范之处。现场消防员指出，电动车存放的位置正好在疏散楼梯的正下方，这堵住了逃生通道；而在火灾发生处，存在私搭乱接电线线路现象，而且还使用了很早之前就被禁用的双绞线。
这些《消防法》明令禁止的行为或电动自行车使用手册的注意事项，显然又被使用者与管理者忽视了：堵住一楼疏散楼梯的电动车一旦着火，产生的毒气往上走，楼上的人逃生将十分困难。
墨菲定律在历次事故中一再应验：事情如果有变坏的可能,不管这种可能性有多小,它总会发生。
星火可能燎原，防微才能杜渐。这次火灾提醒我们，火灾隐患从来都发生在忽微处，每个社会主体只有各尽其责，绷紧消防安全的弦，才能达成公共安全的最大公约数。

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于14日上午在台湾因病去世，享年90岁。余光中1928年10月21日生于南京，1950年迁居台湾，他的著名诗歌《乡愁》在海内外华人间广为传诵。（12月14日央视网）
2015年6月，台北小巨蛋，台湾民歌四十演唱会的现场，李建复和殷正洋合唱了两个版本的《乡愁四韵》，一个是杨弦的，一个是罗大佑的，而歌词都是余光中先生的同名现代诗。
由此回溯至40多年前，1975年，杨弦在台北举行了“现代民谣创作演唱会”，参加演出的还有胡德夫、李双泽等人，他们演唱了由杨弦谱曲的余光中作品，8首歌的词都来自于余光中的诗集《白玉苦瓜》。这标志着台湾民歌运动的开启，杨弦也因此被称为“台湾民歌之父”。之后，台湾流行音乐叱咤华语乐坛数十年，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音乐人，皆从此肇始。
杨弦是有眼光的。连余光中自己都认为，至《白玉苦瓜》，他的诗艺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不经意间，余光中也唤醒了一个“诗，可以歌”的年代。从那时起，许多台湾诗人的作品，如郑愁予、三毛等的作品，都成了一首首可以传唱的歌曲，诗中典雅优美的中文，也滋养了一代代华人的心灵。
其实，从《诗经》到乐府，从唐诗到宋词，诗，本来就是用来歌唱的，中文特有的音韵和丰富的意韵造就了中国诗歌独一无二的魅力。可是，近代受白话文运动的影响，一直到20世纪，这种饱经沧桑的象形文字似乎正在丧失其特质与潜能，如何在现代赓续传统中文典雅的风韵和民族语言独特的表达，成为每一个中文写作者都必须面对的问题。
无疑，余光中是其中的佼佼者。余光中曾说：“在民族诗歌的接力赛中，我手里这一棒是远从李白和苏轼的那头传过来的，上面似乎还留有他们的掌温，可不能在我手中落地。”
晚节渐于诗律细，受到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余光中非常重视听觉与视觉的平衡，其诗读罢，耳中一片密音繁响。比如这首《等你，在雨中》，“你来不来都一样，竟感觉/每朵莲都像你/尤其隔着黄昏，隔着这样的细雨/永恒，刹那，刹那，永恒/等你，在时间之外，在时间之内，等你”。
尤其是余光中近于古风的半自由体诗，其用韵并不限于句尾，所以常以声韵来联系诗行。比如其代表作《白玉苦瓜》，“似醒似睡，缓缓的柔光里/似悠悠自千年的大寐/一只瓜从从容容在成熟/一只苦瓜，不再是涩苦/日磨月磋琢出深孕的清莹/看茎须缭绕，叶掌抚抱”，其中的睡、寐、熟、苦、绕、抱，都呈现出“隔水呼渡”之势。
同时，余光中的诗歌还大量借鉴了古典诗歌的形式之美和修辞手法，这是从《诗经》开始便流淌在中国诗歌里的民族基因。杨树达先生说：“若夫修辞之事，乃欲冀文辞之美，与治文法惟求达者殊科。族姓不同，则其所以求美之术自异。”比如前述开启时代的《乡愁四韵》，其中的“长江水”“海棠红”“雪花白”“腊梅香”，一唱三叠，既是富有民族特色的意象表达，也显示出中国修辞的独特魅力。
再加上余光中惯用倒装的手法，刻意模糊句子和句子、成分和成分之间的界限，再结合从中国古典诗继承下来的不拘人称与省略主词等固有特点，使他的诗在语法上兼具中西之长。
可以说，余光中的写作一直处于传统与现代的平衡之中。虽然寄居孤岛，游学欧美，长期处于欧风美雨的浸淫中，可他却对中国古典文化和五四新文化传统都不陌生，尤其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激赏和亲近，使其在写作上融通古今，既维护了中国古典诗艺的典章制度、起承转合，又结合了现代诗歌的多种形式，给人以变化有致之感，富有古典主义章法之美。
正是得益于也沉醉于、徜徉于中文的魅力，中文，也就成了余光中永远的乡愁。
提起余光中，不得不提《乡愁》，这首1972年写成的短诗几乎成了余光中的代名词。近年来，他先后15次回到大陆，足迹遍布全国各地。过去，两岸阻隔，郁结心中的乡愁自然成为他许多作品的主题，如今，来往便捷，余光中是否还有乡愁？他说：“能经常回大陆了，可乡愁仍在，当然已是一种历史文化意义上的乡愁了。”
在我看来，这种“历史文化意义上的乡愁”就埋藏在中文里，埋藏在诗经离骚的余韵里，埋藏在李白苏轼的酒杯里。余光中曾在散文集《逍遥游》的后记里写道：“我的理想是要让中国的文字，在变化各殊的句法中交响成一个大乐队，而作家的笔应该一挥百应，如交响乐的指挥杖。”
凡你醉处，你说过，皆非他乡/失踪，是天才唯一的下场
斯人已去，我想，他一定失踪在他热爱一生的中文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