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牺牲怎么有发展，当初的伦敦也是这样的，经济发展前期总是依靠环境的破坏来完成的，当经济起来了，环境意识也起来了，开始保护环境，这就是最讽刺的现实。

近日，沸沸扬扬的共享单车专利阻击永安行上市事件，以双方私下和解而告终。专利持有人顾泰来与永安行已达成专利授权。双方专利授权合同显示，10万辆车以内，永安行每辆车每年向其支付13元授权费，即每辆共享单车运营每天约3分钱；当永安行投放自行车超过100万辆时，授权费降至每辆车每天1分钱。这就意味着，永安行每年大约需支付400万元的授权费。
专利或影响拟上市公司估值上市
既然永安行低头了，那么，顾泰来很可能再向摩拜与OFO等共享单车的头部公司发出专利诉讼。他曾表示，市场多家共享单车企业均涉嫌侵权。现在，有成功的先例在前，其他共享单车公司有可能也会低头，付钱使用。那么，一年的授权费可能会高达2000万以上。而且，永安行拿到授权后，除了自己使用，当然也可以作为阻碍竞争对手的工具。所以，顾泰来的专利对共享单车行业的影响还远未完结。
笔者此前曾写过文章，认为专利会越来越重要，再不济，也可以起到阻碍对手、影响对手估值的作用。实际上，顾泰来就通过专利，成功地阻止了永安行的IPO。
事实上，在中国的这一波创业热潮中，专利的作用被极大地低估了，很多人都觉得专利没有用处。某种程度上，这种观点源于过去的现实——一个专利公布之后，被许多小散乱的工厂模仿，专利所有人基于成本角度考虑，不可能一家一家地去打官司，所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专利被侵犯。而且，对于互联网创业来说，专利官司时间长，往往官司还没结束，公司就结束了。
但是，这个观点，某种程度上已经过时了。除了中国人对知识产权、专利的认识在不断提高之外，更具体的原因是，现在的互联网创业公司，通过融资方式发展，规模很大，生存期也很长，目标也是上市，所以，它们不可能像手工作坊那样忽略专利。在激烈的竞争中，任何影响估值、上市的事情，都是它们不可忽视的。
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张宾律师曾指出，“专利等知识产权资产作为创业板拟上市公司的核心资产，在受到拟上市公司重视的同时，也会遭到竞争对手的紧盯，通过发起专利诉讼，延缓拟上市公司的上市进程，已成为不少公司采取的一种商业竞争手段。”
共享单车天价授权是件好事
反过来说，专利也是一种保护自己的手段，相关的惨痛教训可以说有很多。2017年，创业公司通过媒体哭诉大公司抄袭的有“你今天真好看”“小鲤鱼育儿”“熊猫签证”三起。虽然事情细节没有最终结论，但如果觉得自己被抄袭了，只能诉诸媒体，不能不说，创业者缺乏基本的知识产权意识。
APP本质上是一个软件。软件版权，是对代码的软件著作权保护，作者自动拥有软件的著作权。著作权的保护范围是内容不被抄袭，制止别人的盗版。但是如果有人通过研究原来的软件，学习其流程，理解其思路，再采用不同的编程语言重新编写软件，就可以在完全不侵犯著作权的情况下，实现原来软件的全部功能。这个时候，就需要用软件专利来保护软件的构思、想法、流程、算法等最核心的东西。除此之外，还有外观专利可以保护界面、UI设计等等。所以，觉得自己的创意被剽窃，却没有任何专利授权在手诉诸法律，只能在媒体上控诉，可以说，这些创业者的专利意识并不及格。
因此，某种程度上，此次共享单车的天价授权，是一件好事。毕竟，专利值钱了，才能刺激创新。专利的作用被低估，这就意味着真正的创新也就被低估了。2017年4月1日起，带有技术特征的商业模式可以申请专利，这就意味着，有价值的想法也可以成为专利，如此，创新得到的保护才会越来越强。对于创业企业而言，加强相关知识，大有裨益。

这两天，一篇题为《《雪乡的雪再白也掩盖不掉纯黑的人心！别再去雪乡了》的文章引发网友广泛关注。作者说，自己预订了两晚三人火炕房，到达后被商家要求只能住一晚，第二晚要去和其他游客一起睡大通铺。作者决定只住一晚，在退费问题上又遭到店家刁难，而后还遭遇了在游客中心60元买一包泡面、导游推荐的游玩项目名不副实等问题。
黑龙江大海林林业地区旅游局负责人昨天介绍，经查，文章中提到的赵家大院确实存在价格欺诈行为，已对其处罚5.9万余元，同时发现赵家大院在卫生及消防方面也存在问题，已责令其限期整改。（相关报道见A8版)
雪乡指黑龙江双峰林场雪乡，因当红综艺节目《爸爸去哪儿》在此取景而走红，近几年来吸引了大批游客前往。这篇痛斥“雪乡宰客”的文章在网上引起巨大反响。5.9万余元的罚款以及责令限期整改，对于一家家庭旅馆而言，惩处可谓不轻。针对网友爆料，当地监管部门迅速跟进调查，并对存在价格欺诈的店家及时予以处罚，如此作为值得肯定点赞。
不过，相关部门负责人随后又强调，涉事的赵家大院是村民自办的家庭旅馆，爆料文章反映的问题属于“个案”，对有关“不实消息”“考虑走法律途径”。相关部门的说法不能令人信服，这种态度不免让人遗憾失望。
在这篇文章后面的评论区，有不少网友表示雪乡存在各种经营乱象。早在三年前，新华社就报道过一起“雪乡宰客”事件：有网友以《实拍:雪乡，能不能不这么黑》为题撰文曝光雪乡存在的“天价”宰客问题——一个土炕标间收费高达3200元一天，“一桶方便面15元，加开水10元”，“多说一句，老板就会把客人轰出去”。当地管理部门对此表示，“一直在积极解决目前存在的乱象”，“景区目前已叫停多项存在争议的收费项目”……
雪乡因缘际会出了名，让四面八方的游客蜂拥而至，但“爆红”之后，雪乡的表现让人失望。价格欺诈、服务态度蛮横等现象的存在，让人看到当地旅游服务质量亟待提升，暴露出当地相关主管部门在监管方面有所欠缺，致使当地旅游市场野蛮生长、乱象频现。一夜“爆红”或让雪乡有些猝不及防，但当地相关部门应当及时跟进监管，让当地旅游服务质量配得上当地的美景，对得起外来的客人，而不能让慕名而来的游客看到一个傲慢而“野蛮”的雪乡。
随着雪乡名气越来越大，游客越来越多，尤其对于雪乡来说，冬季是旺季，现在正处旺季，面对蜂拥而至的游客，当地旅游主管部门应该加大监管力度，尤其是对于赵家大院这样的民宿，应当适当提高准入门槛，加强日常监管，督促他们提高服务质量。还应当引入“黑名单制度”，对宰客欺客情节严重的商家，要纳入黑名单，限制他们进入旅游业。
“雪乡宰客”事件被曝光，更应该成为当地整治旅游市场的一个良好契机。不能只是等到游客曝光、等到“宰客”事件成了热议的新闻事件，才出来对问题打“补丁”，而且还不进行深挖，不对当地旅游市场进行集中整治。
随着旅游消费转型升级加速，游客越来越重视旅游体验，旅游商家如果对游客抱着“宰一个是一个”的心理，不但会影响游客的旅游体验，侵害游客的正当权益，最终也会让游客用脚投票，商家自己也会成为受害者。解决“雪乡宰客”问题，不能只是对曝光个案进行处理，不能只是进行短期整治，而应当彻底整顿当地旅游市场，形成常态化、长效化的监管机制，才能为慕名前来的游客营造良好的旅游消费环境，让“雪乡”成为所有游客的“家乡”。

只要价格在合理范围，大家能接受的话，其实算不了什么事情，毕竟开餐厅是为了盈利。

“最放心不下的就是27个月的儿子，但现在实在是走投无路。”28日，国内首例核辐射案受害者、41岁的宋学文告诉新京报记者，希望能得到社会帮助，让他可以通过治疗多活一段时间，陪陪只有27个月大的儿子。
宋学文的不幸，起于偶然：若不是1996年捡到那条带有放射性金属铱-192的金属链，他不会从健全者突然变成一级残疾人，也未必会坠入命运下行线。
不幸之处不止于此：其情况并非捡到后就急剧恶化，而是俨然有个恶化“潜伏期”——前多年，他还能靠着写书、开幼儿园勉强维持生计，从去年开始，其病情突然恶化，被告知随时有可能离世。而他所受的赔偿，可能只考虑到当时的受害程度，而没“算”到这么远。
眼下唯有积极治疗才可能让他续命，可他连最低5万元的检查费拿不出来。鉴于此，有关各方也宜对其伸出援手，满足他“活下去”的期望。
再去追溯过往，也难挽回悲剧，但这对复盘事件责任仍有价值。当年，是涉事建筑公司未严格尽到放射源装置的保管、使用、防护责任，才导致宋学文受伤害。
虽然该企业已支付抢救治疗费用，并另行赔偿，宋学文若再申请追加赔偿也面临诉讼时效的问题，但在原来的赔偿难以解决宋学文现在治疗之需的背景下，它或许可以多些人道帮扶。
而当地政府给予的每月80元生活补贴和80元护理补贴，固然是救助的“不缺位”，可这比起宋学文治病所需费用，仍是杯水车薪。考虑到他所受之伤较特殊，可能不在当地大病保险病种范围内，能否对其“特事特办”，在其检查、治疗时给予医保、补贴等方面的照顾，或可讨论。
而社会慈善机构和爱心人士，或许也可在慈善资源调配时，将这类因特殊情况致残者纳入特殊关照范围。
如果通过社会救助的兜底，阻断了这位无辜的核辐射案受害者向“走投无路”下滑的通道，那这个社会会更有温度。

如果不是因为要贷款买房，林女士不会知道，自己的名下竟然有两家注册资本200万元的公司。“因为名下有企业，我每月必须多付银行贷款利息700元。”（1月1日《中国青年网》）
身份证被冒用，可谓“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现实中，类似名下多几家公司，有一笔贷款，甚至被纳入了失信人黑名单的案例举不胜举。被冒用的情节多是相似的，身份证偶尔丢失就会出现大概率的冒用现象。此类现象频发，除了身份证本身的管控体系存在短板，还在于未能做到责任追溯。
《居民身份证法》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冒用他人居民身份证或者使用骗领的居民身份证的，由公安机关处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或者处十日以下拘留，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虽然个人有妥善保护身份证的义务，不过，根据《居民身份证法》有关规定，公民丢失居民身份证后应当向常住户口所在地派出所申报丢失补领。此意味着，一方面，如同银行卡一样，在新卡已办理的情况下，旧卡的功能和作用随之消失，相关部门未能提供像银行卡一样的技术防控措施，或者通过联网手段给予预警，属于技术性缺陷；同时，居民补办身份证的程序属“丢失宣告”的行为，履行了告知义务，也对相关机关实施保护提出了新的要求。
而现实中，被冒用的当事人往往“求而无门”。要么以“未产生经济损失和纠纷”而拒绝立案，要么以“类似事件太多”而给予搪塞，要么让“可以提起诉讼”而规避己责。以本案为例，要么向法院起诉，让法院判决无效以注销，要么向工商部门走正常的注销程序，又得经历一系列繁琐的公告、承诺流程。
冒用者若不能为自己的行为付出相应的代价，则身份证丢失者的维权之苦，会成为个体的权利之痛。
因而，身份证被冒用，相关部门应按照法律规定立案查处冒用者；与此同时，承担把控和审查之责的银行、工商等部门也要建立紧急干预机制，对落实内控机制不力造成的个体损失，给予赔偿。而个体除了向更高部门进行投诉外，也可以采取向法院诉讼的方式，用法治的手段堵住这一“黑洞”。

《建议》是证监会能给的最大支持
2017年的最后一个工作日，证监会在其官网对去年“两会”期间参会的代表与委员们的建议与提案进行了集中回复，一口气刊出了45份回复。这其中就包括对《关于请中国证监会加快落实国务院扶持东北地区符合IPO条件企业优先上市的建议》的回复。　
从12月29日证监会给出的回复来看，其意思可谓相当明晰：一，证监会将在推进新股发行常态化的同时，继续优先支持符合条件的东北地区企业IPO，在受理企业申请后，将依据《证券法》的授权，按照法定条件和法定程序，积极开展审核工作，加大资本市场对东北地区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二，具体工作中，既坚持发行上市条件不降低、审核标准不降低、审核环节不减少、审核程序不压缩，保证东北地区上市企业的质量；又对东北地区企业在审核进度方面给予优先支持，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安排进入下一步审核程序，推动东北地区企业及早发行上市。
就此回复看，其内容与对贫困县上市企业的绿色通道政策基本上是一致的，只是进一步表明了将对东北地区的拟上市企业给予审核进度的优先权。实际上，这也是在目前法律法规政策背景下证监会在IPO问题上所能给予当地的最大支持了。
绿色通道并没有降低IPO公司上市门槛
但绿色通道显然不是东北地区企业上市的救命稻草。因为绿色通道只是缩短了IPO公司上会的时间，但却并没有降低IPO公司上市的门槛。所以企业要走绿色通道，这首先就需要该企业符合上市的标准。如果不符合上市标准，开通绿色通道也是白搭。　所以，我们看到，在过去的一年里，尽管证监会开通了全国贫困县企业上市的绿色通道，但真正通过绿色通道上市的公司却寥寥无几，来自贫困县的企业因为不符合IPO条件，有的自动撤回了IPO申请，有的则在上会中遭到否决。
说白了，东北地区企业要走IPO绿色通道，关键还在于“打铁还要自身硬”。而这无疑是东北地区企业最需要面对的问题。比如，目前企业上市以新经济、民营经济占主导地位，但这显然是东北地区企业的一个短板。　
而从目前的股市来看，该地区部分企业似乎不够“爱惜羽毛”。从獐子岛到欣泰电气，从ST昆机到辉山乳业，从一汽到东北特钢，以及振隆特产、龙宝参茸，有些上市或拟上市公司时常伴随造假的质疑。这跟地域无关，也充分表明，IPO及相应监管应更重视“适配性”，而不是搞地域优待。
事实上，还有些已经上市或将要上市的公司也外迁。如合金投资将注册地由沈阳变更为新疆和田，东北电气将公司注册地址由辽宁营口变更为江苏常州，原注册地在吉林的石岘纸业更名为九有股份后，注册地址也由吉林省变更为深圳市。对很多所谓当地企业搞IPO绿色通道，也难保它们不会占了地域之利后就将业务重心外迁。若果真如此，那既不会帮助注册地解决就业问题、对注册地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十分有限。　
也正因如此，绿色通道显然难以成为东北地区企业上市的救命稻草。更何况，在IPO堰塞湖压力缓解的背景下，目前企业正常IPO也只需要6个月的时间，如此一来，绿色通道的意义就更加有限。因此，东北地区企业要发展、要上市，还须从更深层次上下工夫。就此而论，有关代表、委员们提出的“扶持东北地区符合IPO条件企业优先上市的建议”的提案初衷虽好，但有些深层次的问题，显然不是优先式政策扶持所能解决的。

自2017年12月28日起，伊朗爆发了蔓延全国的社会骚乱，截至2018年1月2日官方统计，已造成至少21人死亡，仅在首都德黑兰就有至少450人被先后逮捕。
此次骚乱的肇源地，是伊朗第二大城市马什哈德，最初的抗议诉求是谴责政府紧缩政策所导致的物价及生活费用尤其是燃料价格上涨，但抗议迅速蔓延至全国，并出现了各种政治化口号：上月29日，北部城市库姆有人喊出“独裁者死去”和“释放政治犯”等口号，据称更有人要“支持巴列维王朝复辟”。
尽管一些分析家将此次事件称作“革命”、“起义”(支持示威者的说法)或“国外敌对分子”、“反革命分子”所制造的“阴谋”(反对示威者的说法)，但更多熟知伊朗内情的分析家，如法国国际战略研究所(IR IS)研究员科维尔、伊朗-欧洲商务论坛专家巴特曼戈赫里吉，以及前法国驻伊朗大使尼古洛认为，其根源是内在的、经济和社会性的。
科维尔指出，此次示威最初、最普遍和最核心的内容，是宣泄了伊朗底层民众对经济、社会的不满情绪。
首先是失业。官方失业数据是12%，但即便许多官方人士私下里也承认高达16%-18%，年轻毕业生毕业即失业，每年70万新毕业生找不到工作。“这令年轻人产生对前途的绝望感，并由此滋生对制度不公正的厌倦感，觉得现行体制让政治、经济资源和机遇集中在少数阶层的少数人手中。”
其次是对伊朗问题核协议签署以来伊朗经济和个人生活状况的改善程度不满，产生了“粉转黑”效应。正如许多分析家所言，伊朗核协议的达成导致部分制裁解除，一些伊朗人寄希望于核协议能一劳永逸地解决伊朗的社会、经济困境，当发现情况远非如此后希望变成了失望，并在遇到“应激”后迅速而猛烈地宣泄出来。
第三则是对总统鲁哈尼的寄托幻灭。在2009年内贾德连选连任并引发大规模抗议后，伊朗政坛的改革派在体制内凋零殆尽，原本是温和保守派的鲁哈尼在残存改革派“弃保战略”推动下于2013年爆冷上台，并迅速作出改革姿态，不仅一手推动伊朗核问题解决，而且多次特别承诺保护言论、集会自由，引来国内外一些好感和支持。但由于种种原因，核协议未能带来其所预期的繁荣和开放，这让原本狂热支持鲁哈尼改革路线的伊朗年轻人反倒成为此次示威的主力。
雪上加霜的是，鲁哈尼上任以来为解决预算和制裁带来的一系列困境，采取了持续的紧缩措施，这导致社会支出减少，油价飙升，物价飞涨，令底层民众滋生不满情绪，许多人在忍受长期经济制裁后已经对紧缩政策缺乏耐心。
此次伊朗“蝴蝶的翅膀”，究竟能掀起几许波澜？
正如一些伊朗问题专家所指出的，此次事件的政治意义被一些方面夸大了，“这是一起没有明确领导人，没有明确目标，只是因为社会上不满和失望情绪郁积而迅速蔓延的风潮，事实上各地宣泄的情绪和诉求彼此间大相径庭”，仅仅关注或特别“标粗”某些零星诉求、口号并无特别意义。自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大规模群体事件至少已爆发过三四次，此次差不多是规模最小、深度最浅、诉求最混乱。即便伤亡数也并不像某些人所强调的那般突出：2009年反对内贾德连任的示威，官方宣称有36人死亡，非正式统计的死亡人数则多达72人。
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这次社会事件的影响。正如伊朗政治学家穆萨维等所指出的，伊朗当局可能更善于对付政治目标明确的示威，而对这种因为经济原因引伸出政治诉求的示威反倒感到棘手，因为后者不如前者容易界定和控制。
事实上鲁哈尼态度在24小时内的变化也折射出问题的复杂性和行政当局的尴尬：上月31日晚他发表了态度温和的讲话，呼吁民众“保持冷静”。但只隔1天，他就明显强化了口气，宣称伊朗人民将严厉应对“麻烦制造者”和“不法分子”———这个口径已和受“神权”控制的伊朗情报部门十分接近。

这样的做法无论是对航空公司还是对乘客都不对，应该以乘客安危为重，其次，要考虑事情对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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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某省有1000多个新农村社区停建，建成三四年的房子就撂在那里，没有人讲如何处置；而中部地区一位省级领导落马后，之前总投资数百亿元打造的工业项目随之烂尾，地方背上沉重的负担，提供贷款的银行产生数十亿元呆账坏账，苦不堪言……
新华社“新华视点”日前调查发现，近年来，全国不少地方纷纷叫停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仅公开报道的就达数百个。然而，一些地方只是“一停了之”，后续处置不力，迟迟未能合理收场，对社会和群众利益产生“二次伤害”。
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好大喜功，劳民伤财，民众对此深恶痛绝。近年来各地叫停众多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合乎政情，顺乎民意，也是一种主动止损。不过形象工程叫停之后怎么办，也确实是一个正需研究的问题。就目前而言，很多地方往往“一停了之”，再也不去理会，听任各色形象工程烂在那里，水泥裸露，钢筋生锈，荒草萋萋，黍离麦秀。
客观地讲，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多牵扯到前后任的关系，甚至还可能与落马官员有关联，收拾起来殊为不易。加之只要是此类工程，往往投资很大，涉及众多主体、上下游关系，债权债务关系也很复杂，稍有不慎，就可能会“引火烧身”。事实上，这也是一些官员对停掉了的形象工程“绕着走”的深层原因。
但困难再多，也不该对此视而不见，更不能一味打太极、玩深沉。这是因为，地方官员本需“守土有责”，积极主动为停掉的形象工程找出路、想办法，并最大限度降低震荡、减少损失，确保经济社会的平稳有序，是职责所在。如果地方官员意识不到这些，或者意识到了却没有行动，而总是想着明哲保身，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种缺乏担当的行为，本身也是一种形式主义。
况且，形象工程的后续处置也并非完全是给人“擦屁股”。必须看到，既然这些工程已经成了社会痛点、地方焦点，则上上下下必然期待甚殷，若处置得当，也是一件德政工程，也会得到公众拥护。比如，以前文所述的新农村社区而言，究竟是闲置好还是重新规划、使之尽快投入使用更好，公众的期待不言而喻，当地官员不能漠视不理。
本着负责任、有担当的精神，总归会找到处置的办法。比如，目前有些地方将原本用于政府的楼堂馆所，通过市场化手段盘活，用于创业或公共服务设施，效果同样很好。
当然，众多形象工程叫停之后烂尾的现实也表明，必须强化规划约束，特别是重大工程的决策，不仅要从源头上强化问责、落实终身追责的规定，更要广泛参酌民意，开门决策，避免形形色色的“拍脑瓜子”决策。
治理整顿的初衷很好，但如何避免在落实时变成跟风似的“一刀切”，避免眼睁睁看着巨大的资金沉淀与浪费，更值得深思。十九大报告指出，严厉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坚决反对特权。面对叫停的形象工程，“一停了之”后置之不理的形式主义同样当破。

“城，所以盛民也。”什么是一座城市的温度？又是什么最能温暖人心？答案不外乎“民生”二字。能不能让梦想照进现实，把老百姓所需所盼的大事小情最终兑现，是评判城市治理的重要标准，也是影响城市温度的关键指标。
近日，市委书记蔡奇专门检查了全市年度30件重要民生实事项目的落实情况。他强调：人民城市为人民。党委政府工作要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办实事要紧紧扣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让群众生活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让我们的城市更有温度。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每年集中力量办一批老百姓最关心、最迫切的突出问题，以此作为政府工作重心，力争补齐短板、雪中送炭，是北京坚持了30余年的老传统。多年来，在“年初立军令状，年底交成绩单”的实践循环中，从衣食住行到环境改善再到安全宜居，一项项为民承诺如期兑现，实实在在造福并温暖了千家万户。政府对实事项目的投入力度，也让人感受到沉甸甸的“民生分量”。
民生实事是暖心工程，是检验发展成就的试金石。迈进新时代，老百姓对“吃得放心、行得顺畅、住得惬意、病得无惧、老得无忧”的要求日益增长，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存在矛盾，继续提高民生水平的“边际难度”客观加大，对我们工作的要求必然提高。在列入市人大常委会讨论决定的重大事项基础上，今年，民生实事项目首次邀请基层一线党代表列席会议发表意见，以增强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更有针对性地从大家关心的事情、欢迎的事情、身边的事情做起，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才能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着眼今年的民生项目清单，社区便民和养老服务是重点。这是应对老龄化社会的迫切需要，也是精细化治理的现实要求。社区里的老年餐桌每天准时营业，热乎乎的早餐开启着老人们的一天，也提升着他们晚年生活的幸福感；菜市场升级成商业便民综合体，买菜修鞋等服务便捷了附近居民的生活，也夯实着他们生活于斯的归属感……一件件身边的暖心实事，标注着政府的为民初心与工作诚意。
民生温度，是城市温度的基础。办好为民实事，永远只有“进行时”这一种时态。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把实事项目做实做细，一年接着一年干下去，定能不断提亮和谐宜居的成色，让更多生活于斯、奋斗于斯的人们感受到城市的温度。

印度和新加坡两军进一步走近，签署并共同对外公布了海军合作协议。据新加坡《联合早报》11月30日报道，根据这份“意义重大”的协议，两军同意加强海事安全合作，提高互访军港的次数，相互提供后勤支援。如此一来，两国军队实现了军事基地的共享。
事实上，近年来印度与新加坡的防务关系一直在热络推进，可以说实现了海陆空三军合作的全覆盖。2007年两国签署空军双边协定，2017年1月再次续约；而2008年签署的陆军双边协议也无疑会在2018年再次续约。两国海军自1994年就定期开展海上演习SIMBEX （Singapore India Maritime Bilateral Exercise )，此次签署合作协议，更是凸显出防务合作的程度之深。
由于新加坡靠近马六甲海峡，扼守着这一重要的海上运输咽喉，因此两国的这一举动无疑备受各方关注。更加上印度近期摆出一副蠢蠢欲动的姿态，11月20-24日印度海陆空军扼守马六甲海峡西部出口的安达曼——尼科巴群岛区域举行了大规模军事演习，不禁让人联想这是美国即将浮出水面的“印太战略”的一部分。
印新关系比很多人想象的要好
实际上，这一动向既是新加坡——印度关系发展的自然结果，也是地区形势的情势使然。
印度与新加坡之间的关系，比很多人想象的要好。2015年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逝世后，印度政府旋即宣布：总理莫迪将参加李光耀的国葬。同时，新加坡举行李光耀国葬的3月29日，同时为印度的国家哀悼日，印度全国降半旗，暂停一切官方娱乐活动。之所以规格如此之高，不仅是李光耀同印度历届领导人之间的私交，还涉及两国战略层面的高度契合。
李光耀对印度的好感是相当炽烈的。其本人与尼赫鲁、夏斯特里、英迪拉·甘地都有较好的私人关系。在很多印度人的记忆中，新加坡是一直站在印度一边的。1965年第二次印巴战争中，新加坡是第一个支持印度的国家，而英美大国都对印度采取禁运政策。1965年新加坡建国，英国关闭了在新加坡的军事基地后，李光耀就曾邀请印度派军驻扎新加坡，使用新加坡的港口和军事设施。甚至在李光耀1966年访问印度之前，他还劝说印度来亚洲采取“门罗主义”。只是随着后来冷战在第三世界的逐步展开，新加坡与印度分别投靠美苏阵营，才导致渐行渐远。
当大国平衡碰上“东进”战略
冷战结束后，印度开始转变外交的方位。新加坡可以说为苏联解体后的印度摆脱外交孤立立下了汗马功劳。由于新加坡的力荐和努力，才换得印度顺利进入“东亚圈”，逐步成为这一地区的重要“玩家”。事实上，由于很多东盟国家担心印巴争端、中印关系可能给东盟带来消极影响，因此很多国家都强力反对印度加入东盟的对话机制。2000年印度被拒绝在东盟10+3会议后，正是在新加坡的努力下，东盟和印度召开了首届东盟——印度峰会。同样是在新加坡与日本的共同支持下，印度才获得了参加首次东亚峰会的资格。可以说，新加坡是印度在东亚的“带路人”。
当然，新加坡也并非纯粹是基于好感而发展同印度的关系。2005年时，新加坡总理吴作栋曾形象地指出了新加坡对印度的期待。吴作栋将亚洲形容为大型喷气式客机，东盟10国是底座，印度是一个机翼，中国则是另一个机翼。只有中印两个机翼平衡，整个东亚才能安稳可靠。正是这一思路，新加坡积极地配合印度的“东向政策”。
印度总理莫迪上台后，将“东向”政策改为“东进”政策，以寻求在东南亚更大的存在。2017年7月，莫迪政府宣布将邀请东盟十国领导人参加印度2018年的共和国日庆典，要求东盟十国领导人担任主宾。这是史无前例的举动，凸显出东盟在印度外交中的角色，以及印度对它们的期待。
然而，理想是美好的，现实却是骨感的。迄今为止，印度只是东盟的第七大贸易伙伴，更是东亚地区经贸合作深化的碍脚石，而印度做出的经贸承诺则更是“口惠而实不至”。即便有新加坡的热心肠，但印度能否扮演更加显耀的角色，仍然是值得质疑的。

美股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道琼斯指数跌破10000点，触到底部后，从2010年开始缓慢反弹，直到2016年后半年以及2017年以来开始几乎是暴涨，长达8年的牛市行情。这8年美股牛市在每一个阶段都有新动力注入与推动。
2009年至2013年美股动力来自于美联储将利率降到接近于零，并且先后开展将近四轮量化宽松。美联储大量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实施超级宽松的货币政策，市场传导机制最为灵敏高效的美股肯定率先反映出来，使得美股道琼斯指数突破10000点后直线走强。
由于美联储超级宽松的货币政策，一个奇怪现象发生了。华尔街引爆了全球金融危机，而美国经济却率先走出危机走向复苏。经济快速复苏是美股走好的根本性动力。
2014年到2016年上半年，美国股市走强的新动力有两个：一是美国新经济欣欣向荣，成为助推美股根本性动力，另一个是美国科技股的崛起成为美股的定海神针。苹果公司、Facebook、谷歌、特斯拉、微软、亚马逊等一大批如雷贯耳的世界级高科技公司，美股没有任何理由不走好走牛。
2016年至2017年以来，美股继续上涨甚至暴涨的原因除了宏观经济面继续向好并且越来越好以外，一个关键因素是特朗普交易效应持续发酵。特朗普在竞选以及当选以后承诺：以美国为中心处理对外贸易，大搞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度减税等。在这些预期下，道琼斯指数2017年以来已经连续创出60次新高。其中虽然这些承诺落实下来磕磕绊绊，并不顺利，但是预期始终没有破灭，成为美股的一股强大精神支柱，成为推动美股走高的新动力。
然而就在特朗普交易磕磕绊绊，美股弱势震荡回调时，特朗普税改取得初步胜利，本来就已经过高过热的美股迎来了实实在在落地的最大动力。税改动力与加息导致美元升值合力形成的直接动力使全球大量资本涌入美国，进入美国股市。这仅仅是开始，还将持续较长时间，美股迎来了最大新动力——全球资本资金大量涌入。
根据德意志银行最新公布的数据，2017年截至9月，外国投资者在美国股市上已经投入664亿美元，这是自2012年以来最大的购买热潮。进入秋季后，外国投资者的购买势头尤其强劲，9月投资者购买了价值263亿美元的美股。外国投资者的这种兴趣标志着连续4年的资金外流后的明显逆转。外国投资者的资金正以近年来最快的速度大量涌入美国股市，结束了长期的抛售模式，为长达8年多的反弹提供了新的动力。
由于人们再次对减税和更快的经济增长持乐观态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周突破24000点，成为今年的第五个重要里程碑。有迹象表明外国投资者的买入还没有停止。美国银行美林金融管理部最近对全球基金经理进行的调查发现，购买美国股票的资金配置11月出现上涨。
除了美国大幅度减税对海外公司的刺激与吸引，美联储加息对海外资本的诱惑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美国企业经营效益创出历史最好水平，对资本投资吸引力超级大。美国部分公司实现了发达国家企业的最佳利润增幅。数据显示，标准普尔500指数成分股公司有望在今明两年分别实现10.8%和10.7%的利润增长。如果美国国会实施了下调企业税率的税改计划，上述数据可能会更强劲。
美国经济创出历史佳绩，美国科技企业全球领先，美国股市有高质量的盈利和不错的增长前景，就这些情况而言，敏锐的资本是不会看走眼的。美股每走一步都有新动力推动，这对其他市场应当是很大的启发。

据《法制日报》近日报道,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已经就“部分城市网约车细则涉嫌违反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涉嫌构成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向相关反垄断执法机构进行举报。有媒体也披露,目前国家发改委相关部门已着手调查此事。
网约车细则为何需要重订?律所方面认为,不少城市网约车细则含有不同程度的涉嫌排除限制竞争、有违公平竞争审查标准的内容。确实,各地网约车细则中的部分内容值得商榷。比如,对网约车车价、轴距、排量、发动机功率、长宽高等设置明显不必要或超出当地实际需要的条件。其实,早在北京、上海等城市公开细则之时,即有声音认为,对车辆轴距和排量的限制会将平台上的一众小型车辆排除在外,今后只有标准超过巡游出租车的中高端车辆才能从事网约车行业。其结果将是,市民能选择的车型和网约车总量将大大减少。
在讨论这些细则之前,我们首先应该认识到,各地网约车新规的背后是各方利益的激烈博弈。首先,一个重要的利益主体是传统出租车行业。众所周知,网约车的兴起对传统出租车行业造成巨大冲击,这也在客观上倒逼出租车行业提高服务质量。但网约车新规出台后,出租车行业的老毛病再次回潮,倒霉的还是消费者。
博弈的另一主体则是城市交通管理部门。北京市网约车细则出台后,北京交通委回应称,对网约车驾驶员和车辆的规定是出于治理“城市病”、疏解非首都功能的需要。言下之意是非常清楚的:网约车发展过快加剧了城市的交通拥堵,网约车管理失控会给本就不容乐观的城市交通带来更大压力。
但是,百姓需求与利益博弈孰轻孰重?答案不言自明。各方若缺乏全局意识,缺乏为群众服务的精神,就难以在网约车细则的制定上达成共识。拿出租车行业来说,在供应能力下降的情况下,若市民的出行需求得不到满足,将会使黑车滋生,给交通带来诸多不安全因素。也就是说,出租车与网约车重博弈、轻共存,只会带来两败俱伤的结果,而百姓将会成为最大的受害者。
同时,网约车细则不合理,也会伤害自由竞争的市场秩序,不利于网约车行业保持活力。车辆供给减少,出行成本提高,市民的出行效率大幅降低。因此,重新修订网约车细则,使之适应现实需求,可以说是势在必行。
当然,重订网约车细则并不意味着会出现一损俱损的局面。在制订细则时,如何兼顾各方需求考验着管理者的智慧。比如不少城市硬性规定司机为本地户籍,虽然本地司机易于管理,但是否就一定能提供比外地司机更好的服务?以上海为例,在上海已激活的41万余名滴滴司机中,仅有不到1万名司机具有上海本地户籍。网约车的供应量得不到保证,也就谈不上发展。去粗取精,因地制宜,这正是呼吁“重订”细则而非推倒重来的意义所在。
毋庸讳言,任何新生事物的发展道路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对目前网约车行业遭遇暂时的困难,公众无需过分担心。正如我们所见到,各地政府都在发挥积极作用,不断在政策制定中听取各方的声音。因此,我们有理由期待,在各方的积极协调下,网约车行业将会在不久的将来迎来春天,而广大市民也将在出行中感受到实实在在的温暖。

本月3日，也门前总统萨利赫被胡塞武装打死。这位曾统治也门达33年之久的中东“政治强人”以如此凄惨的结局收场，让人唏嘘。如何评价他的一生？为何中东北非变局后，被迫下台的他先与胡塞武装结成联盟后又反目成仇？他的死对也门局势会带来何种影响？胡塞武装为何难以被阿拉伯联军和哈迪政府军剿灭？沙特在也门的战略利益诉求是什么？沙特和伊朗在中东地区的缠斗表现出哪些特点？特朗普最近在耶路撒冷问题上的“鲁莽”会带来何种影响？就这些问题，南方都市报评论记者(以下简称“南都”)专访了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刘中民教授。
“政治强人”的悲剧收场
南都：也门前总统萨利赫最近被胡塞武装当作叛徒打死，而在中东北非变局后，双方实际上是先合作后又才反目成仇的。
刘中民：也门的政治转型在沙特的主导下实现了和平过渡，萨利赫下台，并把权力交给副总统哈迪。2012年之后，他逐渐淡出也门的政治舞台，但并不甘心。2014年，胡塞武装和哈迪政府的矛盾爆发后，他和胡塞武装建立起了“权宜之计”式的联盟。2016年在胡塞武装占领首都萨那后，双方宣布建立“民族救国政府”。今年3月份以来，萨利赫开始与打击胡塞武装的沙特接触，沙特许诺把萨利赫重新扶上也门的政治舞台。这就导致萨利赫和胡塞武装的矛盾不断激化，演变成今年11月底在萨那的武装冲突。
首先双方的合作本就是“权宜之计”，根基不稳，也缺乏足够的信任。2004年，作为什叶派的胡塞武装成立之后，与萨利赫(当时是也门总统)政府就存在长期的缠斗，双方历史积怨深厚。当时萨利赫既想剿灭胡塞武装，又想利用它来对抗南方的武装力量。
其次，萨利赫一生在政治上擅长见风使舵，自称可以在“蛇头上跳舞”，而面对沙特的许诺，他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这种左右摇摆的性格也酿成了最终的悲剧。
三是从建立“民族救国政府”以来，双方就开始争权夺利。尤其是今年初以来，胡塞武装在军事、财政和司法部门不断加强自己的力量安排，这就导致了萨利赫势力的不满，最终联盟破裂，反目成仇。
南都：如何评价萨利赫这位中东“政治强人”的一生？
刘中民：萨利赫统治也门达33年之久，贡献主要有两个，一是在推翻君主制建立共和国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二是在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后，受内外压力所致，他促成了南也门和北也门的统一。但也有两个负面影响，一是“老人政治”，统治也门30多年，但并没有带领也门走向繁荣富强，最终倒台；二是一生迷恋权力，善于玩弄权术，性格反复无常，见风使舵，最终落得凄惨下场。
南都：中东政坛上几位“不倒翁”，像萨利赫、卡扎菲、本·阿里和穆巴拉克，或死亡或流亡或下台，而他们所在的国家也陷入了秩序动荡。
刘中民：这几个国家的治理属于典型的“老人政治”，而这些“政治强人”的统治纷纷终结。终结的方式不同。像穆巴拉克和本·阿里是以和平的方式交权，卡扎菲是在西方发动的利比亚战争中死于非命。萨利赫若不是如此恋权，他是可以善终的。
中东北非变局有合理的层面，比如说民众要求终结“老人政治”，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但它毕竟是一场突发的社会运动，并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政治纲领，也缺乏独立的领导阶层，导致这些国家的政治强人被推翻后，秩序反而陷入混乱。
背后是沙特与伊朗的缠斗
南都：胡塞武装是个什么样的组织？似乎很有战斗力，为何沙特组成的阿拉伯联军两年多来一直剿灭不了？
刘中民：胡塞武装属于什叶派的分支宰德派，是活跃在也门北部的一支反政府武装，成立于1992年，其政治中心在北部的萨达省。该组织以其创始人、宗教领袖侯赛因·胡塞的名字命名，从成立以来就是萨利赫政府的死对头。萨利赫政府也对其进行了多次围剿，尤其是在2004年击毙了其创始人胡塞。在2004年到2010年，萨利赫政府本来是有能力剿灭胡塞武装的，但由于南北矛盾，同属北方阵营的胡塞武装在反对萨利赫政府的同时也反对南方力量，导致萨利赫政府对其的政策是既打击又利用。2012年也门各派政治力量进行政治对话时，胡塞武装认为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并没有参加。之后与哈迪政府撕破脸，并在2014年攻陷首都萨那，哈迪逃往也门南部的城市亚丁，继而又逃到沙特。
哈迪政府军及沙特领导的阿拉伯联军至今没有剿灭胡塞武装，一是也门本身严重的碎片化，今天已形成三大力量分割的局面，包括北部的胡塞武装、南部的哈迪政府和东南部的基地组织。哈迪政府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形同虚设”，很难对得到北部部落力量大力支持的胡塞武装进行有效打击。
二是从1992年成立至今，胡塞武装已经有了20多年的反政府武装斗争经验，并有宰德派的教义作为精神支撑，凝聚力和战斗力都比较强。
三是沙特自身的因素。沙特在2015年3月组建了10个国家军队构成的联盟军。但由于过去王室的腐败，沙特军队战斗力一直不强。且盟军是松散的、脆弱的。像埃及本身在过去就与沙特围绕着也门问题激烈博弈。再加上沙特现在四面出击，在叙利亚、黎巴嫩、巴林和卡塔尔等问题上都插手，难以集中自身全部力量打击胡塞武装。
南都：沙特在也门的战略利益诉求是什么？一种评论认为其在也门现在进退失据，处境尴尬。
刘中民：一是避免也门的局势被其他中东国家主导。也门与沙特接壤，位置处在沙特的南面，濒临红海，一旦也门控制在异己力量手中，会影响沙特的地缘政治安全；
二是基于教派差异，沙特要避免也门成为什叶派掌权的国家，其对胡塞武装的打击正基于此。若胡塞武装掌权，伊朗的势力必然会渗入，这是沙特最不愿意看到的。
三是基于反恐的需要。也门成为基地组织的大本营之一，它们与也门本土的极端组织联系在一起，对沙特构成安全上的威胁。
沙特现在的确在也门陷入了进退失据的处境，受制于外交上的多线出击以及内部的反腐、经济社会改革等，它很难在也门问题上增加投入。想体面退出也难，因为没能消灭胡塞武装，重新夺回萨那。
南都：除在也门外，沙特和伊朗围绕地区主导权的缠斗，表现在哪些地区，哪些层面？
刘中民：沙特和伊朗的争斗从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开始，之后不断累积，也经过几个阶段的演变。
一是1979-2003年，当时伊朗对外输出革命，对象就是以沙特为首的海湾国家。1981年海湾合作委员会成立本身就是为了应对伊朗的革命输出。两伊战争爆发后，沙特支持萨达姆政权对抗伊朗。在上世纪90年代老布什和克林顿时期，美国奉行打压伊朗的政策，伊朗处于守势，相对被动。
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到2011年中东北非变局是第二个阶段。美国通过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消灭了伊朗的两个对手———萨达姆政权和塔利班政权，使得伊朗的地区安全环境大为改善。再加上2003年之后伊朗推出了核计划，使得沙特的战略忧虑不断加强，双方围绕伊拉克战后的教派矛盾展开争夺。
2011-2015年是第三个阶段，双方在地区热点问题上的争夺开始白热化。2015年沙特老国王去世，萨勒曼国王上台，开始采取更有进攻性的外交政策。双方围绕也门、叙利亚的争夺进一步加剧。而当年10月，奥巴马政府和伊朗鲁哈尼政府达成伊核协议，美国和伊朗关系改善，更是令沙特不安。
第四个阶段就是2016年至今。去年1月，沙特处决了什叶派的一名教士，导致其驻伊朗的领馆受到冲击，沙特及随后多个海湾国家与伊朗断交。双方角逐因断交而进一步公开化、阵营化。今年6月份发生的“卡塔尔断交危机”中，沙特的矛头依然是指向伊朗。近期的黎巴嫩总理辞职事件以及也门冲突，这些热点问题背后呈现的都是双方的争斗。
特朗普的“鲁莽”置沙特于尴尬境地
南都：现在沙特和伊朗双方的争斗有哪些特点？
刘中民：一是越来越有冷战化的色彩，中东很多国家不得不选边站队。当然，这里面也有阿曼、科威特等小国在小心翼翼地处理与两国的关系，避免引火烧身。而土耳其、埃及与两国也是既有合作也有竞争。
二是争斗教派化。现在双方博弈的地区多存在教派矛盾，尤其是沙特把许多问题都归结为什叶派敌人伊朗的渗透，教派因素成为沙特阵营组织动员的工具。伊朗当然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三是双方的争斗“代理人化”。无论是在叙利亚还是在也门，其内部的争斗背后站着的都是沙特和伊朗，而沙特和伊朗的背后又分别站着美国和俄罗斯。未来围绕叙利亚的战后重建，以及现在看上去相对平静的伊拉克，都不排除由某些突发问题导致双方阵营大打出手的风险。
南都：近年为对抗共同的敌人，沙特与其传统对手以色列的合作在强化，但近日特朗普政府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这会给中东局势和沙特与以色列的关系带来何种影响？
刘中民：一是对直接的争端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影响。对巴勒斯坦来说，特朗普的这一惊人举动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压力。巴解组织主席阿巴斯已经明确表示反对，也开始游说中东其他阿拉伯国家、欧盟以及俄罗斯加以阻止。为表示反抗，巴勒斯坦民众也可能会再次“起义”。而巴勒斯坦内部巴解组织和哈马斯刚实现和解，尽管双方都会反对美国的这一决策，但做法可能不同。巴解组织的反对可能会相对温和、理性一些。哈马斯长期反对以色列，甚至认为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就不应该有生存权。耶路撒冷建都问题自然触碰了哈马斯的底线。巴解组织和哈马斯是否会围绕此问题分歧加剧或分道扬镳，值得观察。而对以色列来说，尽管这一动作表明了特朗普对以色列的支持，但以色列一些人士认为特朗普的做法是不合适的，是一种冒险，会带来负面影响。以色列在该地区会变得更加孤立，外交和安全环境恶化，可能会成为极端组织攻击的目标。
二是对阿拉伯国家和中东地区的影响，这里要分两个层面。一是国家层面，阿拉伯国家都在舆论上高调反对美国的做法，但缺乏反制美国和以色列的工具和手段，可能更多地是停留在舆论谴责上。而从阿拉伯国家的社会层面看，美国的这一动作可能会刺激阿拉伯民众反对美国、反对西方、反对以色列的情绪高涨。
三是从地区反恐形势来看，特朗普的这一做法无疑会被极端势力利用来进行社会动员。
四是从全球层面来看，这会加剧国际社会对巴以问题上的分歧。美国虽然过去偏袒以色列，但前几任一直没有像特朗普这样走极端。欧盟本身在巴以问题上与美国就有分歧，甚至曾经制裁过以色列。法国总统马克龙已经明确表示反对特朗普的做法，美欧分歧会加剧。而联合国框架内又增加了一个棘手难题。
从全球文明的关系来看，美国的这一做法无疑会加剧犹太文明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紧张关系，尤其是在美国最高院近日又通过了特朗普对7个穆斯林国家实行“限穆令”的背景下更是如此。
而对沙特和以色列的关系而言，两国为对付共同的敌人伊朗而开展的情报和军事合作恐怕会受到很大影响，会变得更谨慎，甚至有可能会短期中断。美国国防部长在中东访问了埃及、约旦、科威特等国，也频繁与沙特接触，美国恐怕事前已与沙特通过气，或做过交易，即使如此，沙特仍比较尴尬。沙特是现在阿拉伯世界的大国和领头羊，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特朗普的这一做法无疑置其在该地区的盟友沙特于道义上不利的境地。

据报道，我国水电、风电、光伏发电装机规模均居世界首位，但清洁能源源源不绝，却无法充分有效利用。2016年，全国弃风、弃光电量约500亿千瓦时，超过某些国家一年的用电量。有人痛心地将弃电现象比喻为“将一捆捆钞票往火里扔”。
“弃水弃风弃光”问题近两年已屡被舆论聚焦，新能源“三弃”的问题持续恶化。国家相关部门也一再表态，要提高消纳清洁能源的能力，把弃风率、弃光率控制在一定水平。
事实上，在整个社会用电需求增长放缓，电力供给过快的大背景下，这些年不单出现了“弃风弃光”，核电同样面临与火电过剩相对的“利用小时数低”的困境。
另一个原因是，我国能源资源与消费需求呈逆向分布，很多可再生能源项目在“三北”、西南地区，但大多数用电需求集中在东部沿海，导致位于西南、“三北”地区的可再生能源发电基地大多是大装机、小负荷。在这种背景下，储能、电力输送等技术当“扛起”重任。然而，目前我国储能产业、电网输送能力相对滞后，成为清洁能源消纳的巨大障碍。
解决“弃风弃光”问题，出路在于充分市场化，减少行政权力对风电光伏行业企业不必要的指导、干预。2015年出台的《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早已提出，全面实施国家能源战略，加快构建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和市场体系，形成主要由市场决定能源价格的机制。
风电光伏行业积极拥抱市场，也是避免“钞票往火里扔”式浪费的关键办法。有些政策干预退出后，相关财政资金可用于输电网络，储电装置等电网基础设施的建设上，为新能源电力消纳和外送创造条件。
揆诸现实，新能源科技的迅猛发展，也已为市场化提供了有力支持。以光伏为例，这几年，低效产品快速被市场所淘汰，高效产品不仅成为主流，价格还不断下降。如今，光伏发电的成本可以低到什么程度？在印度，这个数字是0.04美元每千瓦时，比火电的价格还要低。
所以，不用太担心风电光伏在市场化后的生存问题。技术领先、管理高效的优秀企业，自然能在市场上生存下来；而那些技术落后，管理落后的企业被淘汰，这很正常，也不是什么坏事。
从全世界范围看，市场化是其风电光伏产业发展的大势所趋。市场化能倒逼风电光伏企业慎重选择投资方向，主动地降低成本。市场化更能实现多种发电品种的竞争，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提高整个电力行业的效率。
故而，对于“弃风弃光”现象无需也没必要过度恐慌，重要的还是让行政之手逐渐让位于市场之力，通过对市场的充分盘活避免这么严重的浪费持续，“弃风弃光”也就能自然迎刃而解。

你很爱他，爱到严苛，他却感受不到，心中只有怨恨，悲剧因此积累而成。近日，四川大竹13岁少年袁某弑母，引起公众关注。当地警方通报称，袁某因为怨恨母亲陈七眉对他管教过于严格，持刀将其杀害。袁某的父亲称，因为“没文化”，不懂教孩子，只知道不听话就打。（澎湃新闻12月11日）
舐犊之情，至真至纯，世间父母，皆爱其子。然而，爱也需要讲究方式，否则就可能成为一种负担，激起一种怨愤。陈七眉夫妇爱孩子，一方面，为了方便孩子上学，倾其所有在镇上买房安家；另一方面，教育方式简单粗暴，不听话就打，这种“严格”之下，孩子如何能感受到爱？
“严母”已然故去，悲剧也已铸成。此事对天下为人父母者具有一定警示意义：教育孩子既要防止溺爱成病，也要警惕“过严成害”。近些年，媒体对溺爱的危害探讨较多。一些父母对孩子极尽娇宠之能事，结果养出了挥霍无度的败家子，导致了四体不勤的公主病。于是，严格管教成了很多人尊奉的金科玉律，难免矫枉过正。
袁某杀害母亲，可能与他是留守儿童、沉迷网络游戏等因素有关，但根据其向警方提供的供词，怨恨母亲管教过于严格是最显著、最直接的原因。古语讲“棍棒底下出孝子，黄荆条下出好人”，鼓吹采取暴力手段教育孩子。那是封建家长制的旧套路，沿袭到今天断然不合适。令人忧心的是，在一些欠发达地区，特别是偏远农村地区，一些父母对棍棒的迷信依然存在。
2007年，广州16岁少年王某经过周密的盘算、异常镇静地杀父弑母时，其父虽逃过一劫，但对儿子的残酷举动无从理解；2016年，福州一名众人眼中的完美少年吴某弑母，诸如此类令人揪心的悲剧背后，是孩子们对“暴君”不计后果的激烈反抗。长期的高压、过严的管制、粗暴打骂，如何能让孩子平和温润？缺乏与孩子平等对话、用心沟通的意识，父母的爱怎会不变成沉重负担，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今天，我们讨论家庭教育，不能再停留于“不要溺爱”的层面。溺爱尽管还一定程度存在，但拒绝溺爱已成为基本社会共识。相应的，要坚持反对束缚孩子天性、动辄打骂孩子，将其放在“反对家暴”的层面去看待。一个现代法治国家决不允许家庭暴力的出现，不论它打着什么名义。
整个社会还须对家庭教育作更多的探讨，并且形成一定之原则，用以匡正父母的教育行为。父母教育孩子似乎天经地义，但父母都会教育孩子吗？知道怎么和孩子沟通，怎么站在孩子的视角、从孩子的成长特性出发去看问题吗？父母绝非天生就会教育孩子。有时候，教育父母比教育孩子更重要。谁来教育父母，这是一个问题。

为期两天的美日韩三国追踪弹道导弹模拟演习周二落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前一天在回应相关演习提问时，特别引述外长王毅周日演讲致辞指出，现在半岛局势陷入了不断相互示强的恶性循环，这不利于本地区安全稳定。如果恶性循环最终导致擦枪走火，肯定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耿爽再次呼吁，在当前形势下，有关各方应当多做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有助于将所有相关各方拉回谈判桌的事，而不是相互刺激。
在笔者看来，搞这种敏感且高危的刺激性动作，特定国家另有所图，比如日本。针对这次演练，日本自卫队周日大造舆论，强调这是三国在共享导弹追踪军情信息领域的第6次联合演练。需要指出的是，美军高层已放出风声，有意将所谓陆基与海基及不同拦截高度与射程的反导体系作一体化整合，而美军全球反导体系布局，在亚太尤其是东北亚方向是一个重点，日本显然看到了机会，竭力谋取在此布局中的有利位置，和美韩搞所谓三方反导演练，就是这试探性一步。
而更具实战意义与针对性的步伐，也在上周迈出。防卫省上周五宣布，要求追加22亿日元折合约1.2亿元人民币的预算，从美国及挪威引进3种远程攻击型巡航导弹。事实上，防卫省8月已提交从明年4月开始的2018年防务预算案申请，此时再来特别列支，日方给出的理由还是半岛事态，朝核导威胁持续上升。要了解的背景是，日本2018年防务预算案已创新纪录，达5.26万亿日元，折合逾3000亿人民币，对导弹防御系统的投入及新型导弹拦截装置的寻购，正是主要看点。
现在看来，推进军力建设特别是在反导领域的战力乃至攻击力建设，日本防卫省刻意保持小步快走姿态，将每一个半岛最新事态都当成推进战略的契机。安倍最终战略是什么？当然是修宪立军，推进国家所谓正常化，推进日本自卫队军队化。
对引发争议的导弹军购计划，防卫相小野寺五典与内阁官房长官菅直人都称并未突破自卫队专守防卫原则。这其实就是睁眼说瞎话。正因攻击型远程巡航导弹的敏感性，安倍年初在国会回应质询时曾表态，无意采购远程巡航导弹，但不排除作论证研究。军事专家普遍认为，远程导弹不足以构成对朝导弹基地所谓有效打击，因为朝系列弹道导弹多采用移动发射装置，且非常隐秘，难以一击得手。
小野寺五典口口声声未突破专守防卫，但他在任防相前，给安倍提的是什么建议呢？这可是有报道有真相的。作为自民党“弹道导弹防卫研讨小组”召集人，小野寺3月曾代表自民党向安倍提交提案，其主要政策建议是拥有攻击敌方基地能力，研究部署“萨德”和“宙斯盾”反导系统等。小野寺还提出紧急动议，要求采购部署类似美军“战斧”的远程巡航导弹，以强化打击能力。为掩人耳目，小野寺带领的研讨小组玩起了文字游戏，把所谓攻击敌方基地的能力包装为“还击”能力。但《朝日新闻》对此解读，小野寺所谓还击能力说，其实和主动攻击敌方基地能力没有任何差别。
小野寺五典的前任是稻田朋美，她作为防务素人就说得更直白了，不像小野寺这种老江湖懂包装能玩文字游戏。稻田在任内曾放言，日本要“搞先发制人式”打击，都“先发制人”了，还能叫“专守防卫”？！所以，小野寺再拿“专守防卫”说事，那确实是啥都挡不住的遮羞布。

电商促销本来就是个骗局，明降暗升，所以消费者购买时要看好，最好跟早几个月的价格相比，不然受骗只能是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