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袁立被爆暗示《演员的诞生》节目组把80万元劳务费打入其个人账户，而非公益基金会账户。报道结尾说“但随后，袁立又在微博中公开宣称将录节目的全部收入捐给云贵川偏远地区的尘肺病农民”(12月14日腾讯娱乐)，暗指袁立“诈捐”。袁立称现在有人要把矛头指向基金会，这对于她来说是万万不能接受的。(12月15日北青网)
那么，以“把钱打入个人账户，而非公益基金”谴责袁立诈捐，是否成立？
其实，这就涉及到捐赠免税制度。如果电视台把给袁立的劳务费直接汇入公益基金会账户，公益基金会当然是给电视台开捐赠发票。可是，公益基金会把捐赠发票开给电视台了，请问这是袁立的捐款，还是电视台的捐款呢？而捐赠发票是可以抵税的。
如果明明是袁立捐钱，发票开给电视台，电视台拿着发票再去抵自己的税，这合理吗？袁立老师当时就明白了，她在微博上说：“‘剪成精神病人’这件事情我个人可以原谅所有人。但牵涉到基金会的问题，牵涉到‘逃税’我更顶真，我不允许基金会财务有一点瑕疵！要完全在阳光下进行！”
第一，《慈善法》第36条规定“捐赠人捐赠的财产应当是其有权处分的合法财产”，所以，如果袁立要把劳务所得做公益捐赠处理，正常程序应该是电视台先代扣代缴完个人所得税后，把税后80万元劳务费打给袁立，袁立再将这80万捐给公益基金会，公益基金会给袁立开具捐赠收据，袁立再拿捐赠收据去税务局把电视台代扣代缴的所得税抵扣回来，以80万元税后收入估计，大概可以抵扣回30万元。
很多人都以为，自己只要是捐款就可以抵扣所得税，这个认识是不正确的。不是所有的公益捐赠都可以抵扣个人所得税，首先，个人公益捐赠享受税前扣除优惠的，不得超过个人年度收入的30%，企业公益捐赠享受税前扣除优惠的，不得超过企业年度收入的12%。其次，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民政部《关于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08第160号)文件规定，企业或个人的公益捐赠，必须是获得“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慈善公益组织，才可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也就是说你捐款的公益基金会如果没有获得“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是不可以抵扣个人所得税的。
如果电视台给袁立的80万元劳务费是税后，那么袁立录音中“你打到公益基金会，你不用交税，我也不要交税”这句话其实信息量很大。电视台把袁立80万元的劳务费直接打到公益基金会，在交税的问题上，对袁立没有任何影响，反而是电视台不用为这80万元代扣代缴所得税，同时，电视台也不用把这些没有代扣代缴的税款返还给袁立。也就是说，电视台大概有30万元的盈余。而事实上，这笔钱应该是袁立的，是袁立公益捐赠后，按照法律法规抵扣回来的。
第二，如果电视台给袁立的80万是税前，电视台把袁立80万的劳务费直接打到公益基金会，在交税的问题上，对袁立依然没有任何影响，电视台也不用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反而是钱和捐赠的事情和袁立没有关系了，但电视台却可以从公益基金会拿到一张80万元的捐赠发票，也就是袁立80万元的劳务费，从法律上变成了电视台的捐款。而电视台还可以得到另外一个好处，就是用这80万元去抵扣企业所得税，大约可以抵扣20万元。
大家可以想一想，如果你打算从工资中拿出部分来捐款，结果单位说不给你发工资，把你的工资直接打给公益基金会，你愿意么？这里面难道没有问题么？

在我国民法典编纂中，一直就有对人格权是否独立成编的不同声音，且不论各方观点立论基础如何，单从互联网与大数据产业发展角度看，只有人格权独立成编，公民的合法权利才能得到更好的保护。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郭峰在近日举办的2017年大数据合作与合规峰会上透露，最高人民法院有意在民法典的编纂中，提出立法建议，“将人格权单独成编规定在民法分则中，将对自然人隐私权和个人信息的保护作为人格权的重要内容。”
人格权单独成编是保护隐私权立法基础
随着2017年《民法总则》的通过实施，我国经济社会已经开始逐渐步入“民法典时代”。按照立法规划，在2020年民法典就要正式出台。人格权是否能够在未来的民法典中独立成编事关重大，将直接影响到技术进步与人权保护的协调关系，成为保障大数据时代公民隐私权等重要人格权的立法基础。
从法律角度看，人格权本身具有公法与私法的双重属性，一方面，人格权利是基于自然法与天赋权利，存在宪法和伦理的基础；另一方面，人格权利属于实证化过程，只有被法律确定下来的人格权，才能成为法律意义上的权利。因此，人格权不单是权利的宣誓，更是民众权利的请求权基础。若是在私法权利基础的民法典中没有单独成编，而是被总则抽象规定，或仅出现在侵权法编中，就必然会导致公民权利基础的丧失。
在我国民法典编纂中，一直就有对人格权是否独立成编的不同声音，且不论各方观点立论基础如何，单从互联网与大数据产业发展角度看，只有人格权独立成编，公民的合法权利才能得到更好的保护。
公民基本权利保护缺乏私法基础
首先，民法总则对隐私权的规定是抽象的权利。虽然总则在民事权利一章中明确了一般人格权和具体人格权类型，但缺乏适应互联网技术发展的适用条件。
隐私权的概念产生于工业时代，互联网大数据背景下的隐私权的内涵与外延，与一百多年前隐私权概念被首次提出时已经大相径庭。公民隐私信息是大数据的重要源头，但大数据的性质却是产权。前者属于人格权保护范围，后者则属于知识产权调整范围。若法律对此缺乏明确应对，必将导致隐私信息在转化成大数据商业化使用时出现问题，包括数据产权、脱敏标准、精准营销、用户画像、个人征信、数据流动等各个环节均会因立法过于抽象而陷入困境。
其次，公法不能代替私法保护公民基本权利。在立法层面，我国目前涉及公民隐私权方面的法律性文件很多，既包括《网络安全法》、《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等现行法律，也包括被列入立法规划即将出台的《个人数据保护法》，还包括刑法及其修正案。
然而，这些法律性文件大都是从公法角度确立的网络时代隐私权界限，在缺乏私法基础的情况下，非常容易剑走偏锋，出现公民的私法权利被公法解释的情况。一方面，这让民事赔偿与行政处罚、刑事责任混为一谈，忽略了私权利的自我保护价值；另一方面，在隐私权领域公法过于强大，也不利于互联网产业发展，越俎代庖的偏重性立法容易产生寒蝉效应，阻碍技术进步。
新型人格权需在民法典中予以体现
再次，公民应成为民事权利的自我决定人。我国民法总则已经将人格尊严并同人格自由作为一般人格权，这是非常先进的立法模式，遵循了意思自治与契约神圣的基本民法理念。在“互联网+”时代中，公民需要的个性化服务均由用户自愿决定，互联网平台所提供服务的基础在于用户隐私数据的让与权和自我决定权。特别是在互联网免费服务中，用户数据的让与是接受服务的对价，在充分尊重用户知情权和选择权的基础上，保障这种意思自治是发展“互联网+大数据”的前提。
尤其是在个人征信方面，数据源的合法性与隐私权界限密不可分，而数据的真实性和全面性又与公民隐私权产生了巨大矛盾。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或者说不论这些问题能否通过其他特别立法予以解决，民法典作为公民权利的基本法典必须要做出具体回应。
最后，互联网时代催生的大量新型人格权需要立法基础。尽管人格权来源于自然法中的天赋人权，但不同时代对人格伦理衍生出来的新权利也是不同的。
世界范围内现存的民法典都是产生于工业时代，人格权类型受制于时代局限性。“互联网+”时代中，人格权伦理范围与技术相结合，衍生出来包括安宁权、虚拟人格权、数据权、知情权、被遗忘权、网络信用权等新型权利。这些新型权利是人格权在新时代的发展，不能仅停留在理论层面，经过实证过程后，必须在民法典中予以体现。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新权利既非财产权性质，又非侵权法规定的侵权请求权能够涵盖。新时代的人格权必须在立法上突出支配性权能，明确哪些权利能够由自然人自行支配处分，哪些人格利益应该被赋予法律权能，哪些权利应被重新定义等等。
民法典本身是公民从事社会经济活动和民事行为的基础，不同时代的民法典必须具备不同时代的烙印。互联网时代公民权利必须正大光明地写进民法典，不能停留在宣誓、理论和法系学派之争中，也不能寄希望于未来的修法或司法解释，更不宜让公法解释私法内涵。民法典中人格权独立成编对经济社会而言是重大利好，下一步关注的重点，就在于立法者如何能详尽地写好新时代的人格权法编了。

据都市快报报道，杭州余杭瓶窑的王阿姨，和老伴一起住在200平米以上的农家小别墅内，由于子女工作太忙，老两口感到很冷清，他们邀请了其余6对会打麻将的老人一起居住，目前已经在一起生活了5个月。
对陷入养老焦虑的城市居民来说，这是让人兴奋的乌托邦。其实，这并不是典型的城市故事，“乡村小别墅”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别墅，而是乡镇上像别墅一样的房子。
王阿姨和她的老朋友们过的也是一种田园生活，自己养鸡鸭鱼，吃饭聊天打麻将，七家人“抱团养老”的方式，很让人羡慕。
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一个值得借鉴的养老方案吗？首先你或者你的一个朋友得有一个够大的居所；其次，在经济上还要做好准备。王阿姨生活在富裕的余杭，参与“抱团养老”的几家人看起来也比较有钱，大家都没那么在乎钱，其乐融融才能出现。
这样的老年生活对普通白领来说只有“羡慕嫉妒恨”的份。但是，抛开住别墅、打麻将的具体生活细节，这种“抱团养老”的方式，在精神内核上还是有值得借鉴的地方。
中国传统的养老方式是依靠子女，但是在奔向“现代”的过程中，大家庭的分裂不可避免。年轻人被工业社会夺走了时间，即便能在同一个城市，也不太可能和年老的父母长时间生活在一起。这不再是一个趋势，已经变成了现实。
我们必须考虑，自己会怎么应对老年局面。目前主流的看法是，大家会住进养老院里，靠着自己的养老金还有大半生的积蓄，度过最后的时光。
在养老院里，你不得不和那些陌生老年人居住在一起，等待子女周末有空的时候前来探视。这种情况，可能会解决基本的物质生活，但是也有可能会让人变得更为孤独，“晚景凄凉”会加倍呈现。
杭州的王阿姨，则提供了另外一种选择。他们的养老方式，既不同于传统的乡村养老模式（和子女在一起），又不同于城市的养老院。他们仍然居住在一个由熟人居住的共同体中。
他们有交流，有互助。和养老院相比，这里似乎有着更强的生命力，换一个大众化的词就是，他们过得更“幸福”。
在老年社会中，如何形成真正的“老年社区”是一个重要课题。让老年人和年轻人杂居在一起，或者让老年人单独住在一起，都不是太大的问题，问题的关键是能在多大程度上克服社会的原子化，形成那种让人感到温暖的共同体。
这方面，王阿姨确实给我们以很大的启发。比如，有着相似价值观的朋友们，能否想办法居住在一个社区里？除了打麻将，还有哪些生活方式能够把老年人团结在一起？
老年社会即将到来，但我们却还没有太多适合老年人的生活方式呈现出来，年轻人在嘲讽广场舞的时候，也许需要考虑，当你老了，你该怎么办。

近日，用小虫子消灭塑料污染的话题在朋友圈风传。它来自于一位化学和材料领域科学家的一场演讲，在演讲中，这位科学家举了蜡虫觅食跟降解聚乙烯以及黄粉虫觅食跟降解聚苯乙烯两个例子，核心信息是昆虫降解技术能成为解决塑料污染的“颠覆性”方案。
这个研究结果引起了很多人的欢呼，将该方法视为塑料污染的克星。
但是社会越是浮躁，越是需要冷静思考。今年4月份，《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刊登了一篇评论文章，题为《吃塑料的小虫子能清理我们的垃圾吗？》。该文引述了一位海洋生物学家的观点：“聚乙烯本是一种高质量的聚酯材料，有不少现有技术可以实现它的升级再生利用，废物收集后每吨价值可达500美元以上。在我看来，这（虫子吃塑料）称得上科学探索领域的一则佳话，但如果真的当做寻找聚乙烯废塑料的处理方案来看待，实则是在浪费金钱。”他表示，解决塑料污染的重点在减少源头产量和提高再生利用率。
“多此一举、浪费金钱”其实还是昆虫降解塑料技术风险的冰山一角。大概就在上述质疑出现的同期，英国《卫报》发表了一篇更具警示性的文章，题为《吃塑料的虫子？精彩故事无疑，但别忘了尾巴上还有毒刺》。文章引语开宗明义：“让蜡螟散布到环境里吃废塑料听起来很不错，但它们也会攻击蜜蜂的领地，最终威胁人类的农作物生产。”
这位科学家在演讲中将他们团队的发现称作“师法自然、化害为利”的好例子，但如果真如一些生态学家所警告的——为了解决人类的某一个问题，向自然界大量引入某些物种，尤其是对人类生存有重要意义的物种的天敌，岂不是背离了科学家自己所标榜的理念？如果不进一步做全面深入的生态风险分析，就盲目施用某项单一技术，难保不会重蹈环境保护失误，甚至是环境灾难的覆辙。
再退一步讲，纵使向环境大量投放吃塑料的虫子，它们既能在各种环境下生存，也不会破坏生态平衡，但小虫子再怎么说也不是《鹿鼎记》里的化尸粉，能顷刻间将垃圾变为无形。所以，我们未来的自然环境，很可能是塑料垃圾与附着在其上的虫子共存的景象，那恐怕是一种新型的视觉污染。而且，如果塑料成了虫子的主食，那么塑料垃圾越多，我们能看到的虫子也就越多，这真是我们所期待的美丽世界吗？
真正要解决问题还是要回归到问题的原点。塑料之所以成了污染，成了最严重的一种环境问题，一是过度生产和消费造成资源大量消耗以及有害废物大量排放；二是虽然再生利用技术已经存在，但因产品设计出了问题，使得后端回收和循环利用困难；三是垃圾管理不善，致使塑料废物大量流到环境当中。
这三个根本问题小虫子都解决不了，其实也无需它来解决。我们相对应的办法就是通过污染总量控制、生产者延伸责任制和绿色消费倡导，解决塑料垃圾产生规模的问题；通过生态设计、垃圾分类，提高塑料废物的再生利用率；通过完善垃圾收集和清运体系，减少失控塑料垃圾的总量。在这三大措施之下，或许未来会出现一些利用小虫子处理加工废塑料的工厂，生产出特殊的工农业原料，也未尝不可。

日前，已故利比亚前领导人卡扎菲的二儿子赛义夫·卡扎菲通过家族发言人索尔公开放话，称自己有意参加2018年年中举行的利比亚总统选举。
这并不是一个令人有多意外的消息：2017年，在大牢里被关了5年多、一度传闻将被处死或引渡去海牙国际法庭受审的赛义夫被“大赦”，恢复了利比亚公民权。仅3个月后的10月19日，他就在流亡地——黎巴嫩首都贝鲁特高调宣布，自己将“回归利比亚政坛”。
回归源于利比亚太乱
赛义夫回归政坛，和“后卡扎菲时代”利比亚政治局势的混乱息息相关。
众所周知，卡扎菲死后利比亚迅速陷入分崩离析，曾经的“过渡委”战友反目成仇，利比亚国内军阀割据、武装势力肆虐，一些利比亚人开始怀念“至少没弄那么乱”的卡扎菲。
自2014年起，利比亚更出现了“两个政府”的离奇景象：原教旨派支持的国民议会主席萨赫曼拒绝任满卸任，而原是卡扎菲手下大将的哈夫塔尔将军则试图以武力相驱逐。
内战的结果，是利比亚分成了以托布鲁克为中心的“国民代表大会”政府（得到国际社会更多承认，哈夫塔尔支持），和仍以的黎波里为中心的“大国民议会”政府。急于争取更多国内势力支持的托布鲁克当局随后“宽大”了赛义夫，希望借此争取仍然同情卡扎菲家族部落、武装力量的归附。
与此同时，那些曾经强烈反对过卡扎菲政权的国家，如今面对利比亚混乱不堪的局势，也是一筹莫展，这也让看上去不像个强者的赛义夫，有了东山再起的雄心壮志。
今年10月，赛义夫的律师扎伊德曾对外媒表示，赛义夫的回归“将是利比亚人唯一的希望”，“只有卡扎菲家族重新回来管理，利比亚才会恢复和平、稳定和秩序”。很显然，赛义夫是希望趁利比亚一片混乱之际，来一个浑水摸鱼，恢复自己“昔日的好时光”。
未获得大部族支持
问题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不论从哪个角度看，赛义夫都没什么东山再起的可能性。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卡扎菲家族及其背后的部落，在利比亚并不是“名门望族”。
卡扎菲家族属于贝都因游牧诸部落中的戈胡斯部落-卡萨斯法家族。卡扎菲当初赢得胜利，并非依靠部落势力，而是靠自己作为职业军官的特殊身份，他组织了一个跨部落、几乎全部由青年军官组成的“自由军官联盟”。
二战后，利比亚被英、法托管者分为昔兰尼加、特里波利塔尼亚和费赞三块，这三块背后都有至少五六个大部族，并不包括卡扎菲家族。卡扎菲家族上台后一味扶植自己的小部落及其同属贝都因系的同盟部落，引发过许多不满。事实上，“卡扎菲之死”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这种不满的总爆发。目前，赛义夫团队宣称“已获得部落势力的支持”，实在是“含水量”太大的措辞——他最多获得了自己所属小部落的支持而已。
个人能力不足
尽管尚未宣布竞选纲领，但从赛义夫在“重返政坛”后提出的一些政治主张来看，大都是希望国内政治和解、希望联合国协调利比亚恢复稳定、利比亚各阶层合作加强安全等。这些政纲的实现，需要一个利比亚国内各方都能接受、非洲及阿拉伯各国都能“说上话”的人物，这显然并非在国内曾被悬赏追杀和出卖、在国际上至今还被通缉的赛义夫所能负担的。
不仅如此，他的个人形象剔除了“卡扎菲之子”的光辉，也乏善可陈。依靠赛义夫拯救利比亚，恐怕很难。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利比亚大多数百姓并不真的怀念“卡扎菲时代”，偶尔嘟囔几句“今不如昔”的，大多还是发泄一下对现实的不满而已，真要让他们回到那个时代，他们多半还是要“谢谢，不”的。
目前，赛义夫只是“宣布有意参选”，他是否敢从避难地冒险回国参选甚至报名且未可知。

12月19日，特朗普政府发布任内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由于报告用较多篇幅和负面语汇描述中国和俄罗斯，并将中俄定义为“修正主义者”和“竞争对手”，舆论对此普遍关注，有人担心特朗普将把大三角关系全面拉回到冷战时代。这种担心有其客观原因，过于担心则实在不必，因为无论这份报告如何措辞，都无法改变中美关系竞争与合作的大势。
这份长达68页并经过11个月精心准备的安全报告，涵盖特朗普政府对当今世界格局变化、美国经济状况和安全态势等内外形势的综合评估，也是自1987年里根总统开启这种形式以来的例行公文，是与其他分类报告平行的政府文书之一，堪称美国国家利益、战略诉求、风险预警、危机处理及其应对方式的任务清单，并不是特朗普的发明创造，因此，不必大惊小怪。
这份报告引人注目之处在于，用较多篇幅展示美国在全球范围和各个领域面临的外在挑战，特别是中国崛起和俄罗斯外交给美国造成的战略困扰和担忧。由于语汇充满张力甚至对抗性，而且频次极高，自然被视为一份冷战报告。报告指责中俄在全球范围内试图改变现状，获得竞争优势，重组格局或塑造世界，取代美国现有地位，决定政治与安全议程并强化地缘意图等等。一句话，美国领导下的既定格局存在被颠覆的风险，美国靠财富保障而张扬的全球影响力面临易手的前景。正是基于此，这份报告把中俄定位为竞争对手，同时也不排斥继续与中俄合作。
这份报告和此前五任总统的16份报告相比，没有本质差别，堪称保守主义、孤立主义和美国至上论、美国例外论的集大成者。报告既体现了特朗普一以贯之的确保美国“再次伟大”理念，也反映美国两党特别是共和党利益和价值观并重的传统，中和了特朗普式的改变和美国精英阶层的不变，不仅带有浓烈冷战色彩，还闪烁着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自命不凡和高人一等，透射着美式霸权不容觊觎，美国时代不容终结的傲气与自负。从这个角度看，这份报告并不比历任总统所出文书有太多新意，无非不容其他国家追上美国，超越美国，塑造一个并非由美国主导的新世界。
把中国列为美国主导秩序的颠覆者，美国财富的掠夺者，美国势力范围的入侵者，美国影响力的蚕食者，乃至美国世界领导地位的挑战者，其实大错特错。中国是既有制度的受益者和维护者，至多提出一些改善意见。中国的财富是靠几代人勤俭节约和廉价出口积累起来的，不是从殖民地剥削来的。中国除维护领土与主权等核心利益外，从未划定任何势力范围，也反对大国瓜分势力范围。中国的影响力有其独特性和历史沿革，也从来不输出政治制度和价值观，相反鼓励其他国家人民探索适合自身发展道路。中国倡导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愿意承担更多与实力相当的国际责任，并不意味着中国背离力量多极化、政治民主化和关系平等化的一贯主张，而且中国从来没有试图建立全球霸权的历史记录和现实愿望。
纵观中美关系正常化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历程，对话与合作始终是主流，对抗与摩擦偶尔有之。中国依靠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并积极融入美国主导的经济、贸易、金融体系而获得长足发展。尽管中美存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发展道路差异，但双方交流日益加深，互信日益加强，合作日益拓宽，交往日益频繁，这都是天下皆知的事实，也着实给双方带来实惠。美国自身实力衰落的责任不在中国，美国全球收缩不是中国发展挤压的结果，美国影响力下降更不能归罪于中国。本质上说，这是美国社会特别是精英阶层抱残守缺而造成的此消彼长，也是历史发展和国力兴衰自身逻辑的演化结果。
即使将中国再次明确为竞争对手，本身也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相处就会有竞争，比较就会有差别，博弈就会有输赢。保持美国持续强大的主导权不在中国手里，而是看美国如何界定不断变化与发展的世界，如何不断创新和进取。面对中国的和平发展和更加积极融入世界，美国首先需要的是心态调整，姿态改变和策略灵活。
对中国而言，无论美国如何变化，做好自己最为关键和重要，美国的发达之处足以值得我们学习，美国的衰落也足以值得我们镜鉴，至于美国采取何种对华政策，都不是影响中国发展的根本性和决定性因素。同样，特朗普这份报告，也改变不了中美竞争与合作关系的基本大势和总体方向。

北京时间22日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签署了1.5万亿美元税改法案，这是美国最近30年来最大规模减税行动，同时也是特朗普上台后共和党取得的首个立法成果。
其实早在一两周前，21个州长联名致信众议院议长瑞恩及参议院多党派领导人麦康奈尔，共同表达对《减税与就业法案》的支持。
21位州长写信支持特朗普减税
信的开头，州长们引用50多年前肯尼迪总统的一句话——“当前，减税的目的并非增加预算赤字，而是实现更大的繁荣，拓展经济从而实现预算盈余”。
其实，这是在回答“减税是否加重赤字”的相关疑问。“李嘉图等价定理”就认为，减税无非增加收支缺口，引发赤字进而提高国债比重。但是，一个相对严谨的文明社会，几无可能让这种现象发生。
尽管美国国债逐年上升，比如，2009年至2016年，美国国债总额已从10.6万亿上升至20万亿美元，但是特朗普政府亦在通过各种手段削减开支。
在2018年联邦预算中，特朗普提出“平衡预算、以就业为中心的经济增长”施政原则。首先，严控联邦支出，未来10年，联邦支出减少3.6万亿美元，降低赤字总量5.6万亿美元，力争在2027年实现预算盈余；其次，减少福利支出，废除奥巴马医保，从而避免福利依赖，鼓励民众就业。另外，便是减税，降低企业及居民税负，简化税制包括废除过度管制这一隐形税收，减少民众纳税遵从成本，刺激经济增长，鼓励企业投资及居民收入增加。
接下来，州长们结合所在州的执政经历，分享减税的成功经验：“自2011年1月开始，一共为州内工薪家庭减税共计6200亿美元。”同时，实现预算收支的扭亏为盈，就业岗位明显增加。
进而，他们直指当前联邦税制的弊病——过时且复杂，亟须改革；并阐明这一税制对商业的负面作用：“致使就业的创造者——企业纷纷搬迁到国外。对于企业来说，一旦税后利润减少，将抑制居民工资的增长及生产的再投资。”
一般来说，美国企业按照纳税的不同大体分为C型（一般指大企业）与S型（一般指中小企业）。C型企业对于投资者来说，不仅需要承担企业所得税（即35%），还需要承担股东分红的个人所得税，俗称的“双重税负”。S型企业，企业利润归集为个人或家庭收入所得，直接按照个人所得税汇总申报。因此，S类企业，在税收负担方面，较为受投资欢迎，这也是近年来，美国C型企业其所贡献的企业所得税收入占联邦财政收入中不断缩小的原因。
与之相反，S型企业渐渐成为美国经济的第一推动力。全国范围内将近3千万家中小企业，雇佣超过5790万名美国工人，占就业人口比重为48%。国会两院磋商的减税方案版本，将使得美国境内99%的中小企业享受80多年来最低的税率——21%，以确保其就业创造功能的有效发挥，由此S型企业更为受益。
因此，州长们提出“在全国范围内，简化税制、降低工薪税负，以便为企业提供更多的成长、投资、拓展空间，助力经济增长，创造更多支撑家庭的就业机会，使得民众能够保有更多辛苦所得。”如果减税能够确立为法律，他们预言道：“将实现美国经济的再次振兴。”
最后，在信的结尾，州长们敦促国会两院能够通过一份有意义的减税法案，并呈送给总统。他们再次现身说法——“我们业已证明，如果减税，那么将持续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并实现预算盈余。如果这一规律在州一级发生作用，那么对于全国来说，同样适用。”
特朗普税改富人并非唯一受益群体
实际上，特朗普本次减税，实现了全国范围内不同群体的利益均沾。以个税为例，最高适用税率从39.6%下降至37%，对于富人来说，确实受益。但是，不应忽视的是，个税的免征额及儿童税收抵免方面，均提高至2倍，这对于中低收入者及家庭，受惠明显。
由此看来，此次减税，富人并非唯一受益群体，而是包括广大的工薪、中产家庭在内的全体美国民众。而这也是特朗普减税赢得多数在任州长、议员们拥护的重要原因所在。

网上身份证这种事情，保护公民的个人隐私，在我看来，这就是笑话，在网络时代，还有人个人隐私这样的权利的存在吗，特别是对于腾讯来说。

据新华社报道，近日北京市提出，到2018年底，在各项服务“提质不减量”的前提下，把全市1042家各类政府网站精简90%以上，只保留80多家。
自2015年第一次全国政府网站普查以来，对于一些基础薄弱、内容无法保障的网站进行精简、规范，成为各级政府网站升级的一项重要工作。上个月公布的绩效评估结果显示，目前全国政府网站运行总数已从2015年8月的8.4万余家精简到2.8万家。
对比可看出，北京提出到2018年底，把全市1042家各类政府网站精简90%以上，只保留80多家，这一精简幅度比全国平均水平要高出不少，这实质是规范政府网站建设的一种自我加码。
今年5月，国办发布《政府网站发展指引》提出，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原则上一个单位最多开设一个网站；乡镇、街道原则上不开设门户网站。这为政府网站的建设划定了标准，北京此次提出的精简计划，也是对此的进一步落实。
当然，精简政府网站只是手段，提升政府网站的运行效能，强化其信息公开与政务服务能力才是目的。事实上，北京的精简行动，其前提也就是要确保各项服务的“提质不减量”。
单纯压缩政府网站的数量并不难，难的是要使原有碎片化、低效化的网站功能升级为一站式、高效化的现代政务体系。其具体有两个衡量指标，一是，对政府机构而言，90%以上的网站被精简，其势必要求原有政府网站建设上的预算、编制要整合、分流，最终落脚到行政效能的提升；二是对民众而言，则是信息透明度和便民服务质量要明显提高，落脚到民众“获得感”的增强。
要实现以上两点，政府网站的精简就不只是加减法，而更是化学反应。要看到，过去一单位、一部门一网站的格局，除了形式主义外，根子还在于职能的割裂和行政壁垒的现实存在。因而，加速政府职能的优化、整合，实现服务本位，才可能以更少的网站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至于哪些网站该保留，哪些该精简，还应该新增哪些服务功能，是否考虑购买第三方服务来运营等，都不妨征求民众意见，其最大原则应是以便民服务效率的提升为优先考量因素。另外，精简过程中，如何实现服务功能的无缝对接，要有过渡方案。
信息化时代，“一站式”公共服务已是大势所趋。在服务“提质不减量”的前提下精简政府网站，就是对此的顺应。而理想化的政府网站生态，当是服务功能最大化和运营成本最小化的平衡，期待北京能够在这方面树立榜样。

日前，最高法、最高检就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联合向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作中期报告。最高法院院长周强表示，下一步“两高”将加强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中法官、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依法监督，坚决防止发生徇私枉法、滥用职权等违法情况。
2016年9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授权两高在全国18个地区进行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迄今已逾一年。新增制度之所以需要试点，在于其并不成熟，需要在试点实践中不断摸索，从问题中寻找解决办法。对试点做系统的中期回顾，有助于具体制度与国家整体法治运行的彼此磨合，而制度的设计初衷正如周强所言，涉及“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司法资源合理配置”、“当事人权利保障”等诸多棘手且根本的刑事法治基本问题。
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寻找与现行刑事法治语境重合的关键词，公众不难发现熟悉的“从宽”表述，传统刑诉逻辑下，“坦白从宽”的传播与普及度可能要远超其他刑诉原则。严格说来，“从宽”的决定权自始至终仅在司法裁量一端，刑事案件侦查、起诉期间的“从宽”表述，更多是一种向司法审理的建议表达，此次“认罪认罚从宽试点”亦不例外。试点中期报告显示，检察机关对认罪认罚案件提出的依然是“从宽量刑建议”，当然法院对相关从宽建议的采纳率颇高，数据显示达到92.1%。
认罪认罚从宽实践中反馈出的突出问题，以其对司法效率的影响尤为集中。刑事案件办理效率和推进速度大大提高，在提高效率的同时也要注重实体正义的维护，这正是周强在报告中强调加强对法检从业人员自由裁量权予以监督的用意所在。认罪认罚从宽试点，办案人员处理好多项关键原则的互动关系对司法实践至关重要。以“认罪”、“坦白”与公民沉默权为例，从宽是基于罪责刑相一致原则的司法判断，而非超越底线、准则的泛自由裁量。同理，认罪从宽的对应面并非对无罪辩护、不认罪进行从重裁量。从宽是刑法标准下对量刑的裁量，但法律并未赋予司法从业者以刑事标准之上的从重决定权。认罪认罚案件更多采用简易程序审理，也说明通过正常司法程序寻求裁量正义的必要性，案多人少的解决思路从来不包括对简易程序的依赖和对当事人认罪的追求。
中期报告数据显示，认罪认罚案件当事人被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比例达到42.2%，这无疑是刑事司法对羁押必要性原则具体实践的突破。现代刑事法治的原则中，针对公民人身自由的态度一直是“逮捕是例外，取保是常态”，刑诉法对逮捕设置的前置要件包括“采取取保候审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的要求，实践中长期居高不下的逮捕比例已经为高层决策所瞩目。非羁押类强制措施在认罪认罚案件试点过程中得到相对广泛的应用，为羁押必要性审查在刑事案件办理过程中的充分实践奠定了扎实基础。非羁押措施并非认罪认罚案件从宽的充要条件，不满足认罪认罚从宽标准不是排斥非羁押措施的理由。2015年10月，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发文要求，公安机关提请逮捕犯罪嫌疑人，应当同时移送证明犯罪嫌疑人具有社会危险性的证据，这是审慎适用逮捕措施的一个起点。此次认罪认罚从宽试点有望改变传统刑事逻辑对羁押措施的过度依赖，重申法庭在对限制公民人身问题上的决定性作用。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需要更充分实践和进一步调适其与现行诸项刑事法律制度的衔接。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践，具体的法律原则和精神更需要在细节的实施中得到贯彻和彰显。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正是对诸如罪刑法定、无罪推定等宏大法治原则在实践中的探索和运用。让民众真切体会到具体司法改革对社会生活的切实影响和改变，让陌生的刑事法治原则和精神落地生根，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也需要在实践中得到普及和训练。

我个人认为，佛系的心态不适用于年轻人，年轻人要有冲劲，奋斗，而不是像中老年人一样的稳妥，年轻人应该有自己的气象，是充满激情的，而不是死气沉沉的。

凤凰网财经讯 12月25日消息，北京银监局批准海航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将注册资本从80亿元人民币增至260亿元人民币。

据海航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官网介绍，该公司组建于2003年12月，是经中国银监会批准由海航集团有限公司等7家股东投资设立的一家全国性非银行金融机构。公司成立初期注册资本3亿元，经2006年、2008年、2010年和2015年四次增资扩股后，注册资本达80亿元（含500万等值美元）。

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公司经营范围包括：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经批准发行财务公司债券；承销成员单位的企业债券；对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有价证券投资；成员单位产品的消费信贷、买方信贷及融资租赁。

北京银监局关于海航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变更注册资本的批复原文如下：

海航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海航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关于变更注册资本金的请示》（海航财综〔2017〕187号）及相关材料收悉。根据《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中国银监会令2006年第8号）、《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非银行金融机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中国银监会令2015年第6号）等相关规定，现批复如下：

一、批准你公司将注册资本从80亿元人民币（含美元500万元）增至260亿元人民币（含美元500万元）。

二、本次注册资本变更后，你公司的股东名称、出资金额和出资比例如下：

（一）海航集团有限公司，出资金额为1,072,800万元（含250.00万美元），出资比例41.26%；

（二）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出资金额为607，200万元（含156.25万美元），出资比例23.36%；

（三）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出资金额为274，000万元，出资比例10.54%;


（四）天津航空有限责任公司，出资金额为200,000万元,出资比例7.69%;

（五）海航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出资金额为176，469万元，出资比例6.79%；

（六）海航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出资金额为137，000万元，出资比例5.27%；

（七）中国新华航空集团有限公司，出资金额为64,000万元（含62.50万美元），出资比例2.46%；

（八）三亚凤凰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出资金额为63,531万元，出资比例2.44%；

（九）海航酒店（集团）有限公司，出资金额为5,000万元（含31.25万美元），出资比例0.19%。

三、你公司应自批复之日起6个月内完成有关法定变更手续，并将有关变更情况报送我局。如你公司未在规定期限内完成变更，此行政许可决定文件自动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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