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木: 警界之恶在上梁不正和没有监督

东网 时间：2016-06-13 06:09

http://www.mingjingnews.com/MIB/blog/blog_contents.aspx?ID=0000803700002305&utm_source=[Suspicious link removed]&utm_medium=twitter

最近的大陆警方麻烦不断。北京警方由于所谓抓嫖，致使当事人意外死亡，酿成群情激奋的雷洋事件。甘肃警方由于两个大学生拍摄其执法不当，就把人抓起来打得屁股血肉模糊。广西的法警搜身立案受阻来申诉的律师，竟把律师在法院弄得衣不遮体。而最新的案例是深圳一警官，由于查身份证把两姑娘带往警局，在车上威胁“裤子脱了看是男是女、犯贱、把你们和爱滋病强盗等关到一起慢慢享受”，舆论哗然。

中国的警察是极有争议的一个群体。一方面，社会治安、公共秩序离不开警察。基层的警察非常辛苦，待遇不高还有风险，家属也跟着担惊受怕。官方媒体不断宣传警察的贡献、奉献，当局强调他们“刀把子”的作用。另外一方面，又爆出太多的警界丑闻、警民冲突，人们除了对他们在强拆、截防、维稳方面，一贯维护少数权贵资本的利益而不满外，对他们的贪赃枉法、刑讯逼供、蛮横执法、恶言恶行更是愤慨至极。就说最近，上海警方开展交通整治运动，对一些轻微违章的骑车妇女，言语不和，动辄就按倒在地强行上铐。网上爆出许多这样的视频，让人觉得实在过分。

所有这些事，可以责怪个体警察的违法乱纪，但作为穿制服的群体，警风不好、警纪不严、问题不断，不得不怀疑上面出了问题，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有太多的已披露的案例证实这方面的问题。中央一级有公安部领导李纪周、李东生等，省市一级有文强、王立军等，地方县市的警察局长、队长，由于贪赃枉法、滥用权力和武力、充当保护伞等下台的实在太多。他们只要政治上正确，跟紧上面，根本没有法治意识，或者没有把法律放在眼里，认为那只是对付敌人、对手的。因此经济贪、生活乱、执法恶，很多人被百姓称为就是穿着制服的土匪。

比如重庆警界的大佬文强，据媒体报道，手下对其说话，经常要跪着，稍有不遂，就言语训斥、拳脚相加。手下又会如何对付他人？最近下台的河北政法王张越，常年在北京警方任领导，后升任河北政法委书记。此人政商勾结、绑架勒索、刑讯逼供、指使手下滥用暴力，为所欲为，这样的人能带出什么样的队伍？而这样的人决不是少数。平时目无法纪，自己专横滥权，对手下纵容放任，出了事要么充耳不闻，要么轻描淡写。像深圳警方迫于压力，也只是让涉事民警停职学习。北京警方的派出所领导，自己本身涉嫌雷洋案，却在媒体上欺骗误导公众。上海最近的交通整治运动，从媒体披露来看，也是上面定指标、下命令、从严从重，使得下面的警察不顾情节和公平，对女性一再动粗。

除了领导的问题，最大的原因还在没有监督。内部监督已失效，外部的监督又很难。总有人说美国警察也会动粗，手铐枪械常用。但美国警方无时不刻、无处不在地处在公众、社会团体、反对党、议会、特别是媒体的监督之下。媒体从总统的水门事件，到部队的虐囚丑闻，都可以穷追猛打，何况警方的违法滥权？
而中国有关军队、警方的负面新闻绝对是禁区，主流媒体不报道，社交媒体动辄被删帖销号，雷洋事件上再次验证。警方帐号、或对警方有利的媒体报道大行其道，而公众的质疑、分析、呼吁不断被删杀。甘肃武威记者监督采访，被当地警方先以惯用的嫖娼抓捕，又以敲诈勒索起诉，后迫于舆论压力释放。内蒙包头的武警老兵打新兵，惨无人道、令人发指，最后未见处理，反而是把网上的视频处理了。

最近的一系列事件，正是由于网络的爆料监督，公众才得以知晓，产生舆论压力。这短期会让警方难堪，但如果真能有长期有效的监督，对维护警风警纪、提升警方的公信力，何尝不是好事。
dong

墙外文摘:屈原成了统战工具吗？

端午节悼念屈原引发民族主义争议。中国台商何去何从？香港能否“民族自决”？

http://www.dw.com/zh/%E5%A2%99%E5%A4%96%E6%96%87%E6%91%98%E5%B1%88%E5%8E%9F%E6%88%90%E4%BA%86%E7%BB%9F%E6%88%98%E5%B7%A5%E5%85%B7%E5%90%97/a-19324462

（德国之声中文网）台湾《联合报》发表评论《别再救屈原--官方民族主义的龙舟还要赛多久？》，作者温宗翰认为端午节与屈原的关系，根本是一套"官方民族主义"的诠释系统，用以强调官方立场的民族价值观。端午起源其实与夏至有关，传统端午节不仅被视为气候转折过渡的时节，同时也是冀求驱疫去恶的节日。
温宗翰说，端午竞渡在官方立场的操作下，本真性已然流失严重。真正民俗活动，需要一股地方社会自主筹办的凝聚力，着重形式上的模式无法长远深入民心。"龙舟划了数十年，既救不到屈原，也唤不回大众对民俗的热情，反而有些不办竞渡之地，还保有一些古朴渡节的情致及信仰热情"。



香港人如何过端午节？

香港大、中、小学学生组织，因不满端午节仪式僵化，特地举办联校端午论坛，探讨港人应否为悼念屈原划上句号。获邀讲者冯睎乾在《苹果日报》发表评论《香港人该悼念屈原吗？》，引述论坛发言。一位发言者说，"本土派主张悼念屈原去龙舟化，并非叫人遗忘屈原，这是事实。不悼念屈原，不代表不追求普世价值，何况忠臣烈士又岂止屈原？"

冯睎乾发言说，"屈原跟我说，……说端午节古已有之，原意是禳灾驱邪，不是悼念他，请我们'勿忘初衷'。我认为，悼不悼念屈原，可以讨论，但端午节假期是天打雷劈也不能取消的"。



中国台商与台湾新政

端午长假期前夕，在中国的台湾商人返回家乡举行座谈联谊活动，新总统蔡英文出席餐会并讲话。台湾《自由时报》发表社论《让台商回来一起打拼》，指出台商的表现颇受关注。"对台湾政党再度轮替很看不顺眼的中国官方，多方施压台商不要参加，以致北京等地若干大咖台商会长缺席，但出席台商人数反而踊跃"，"在与陆委会、海基会闭门会谈，所言尽是业界经营实际问题及期盼政府协助，未提'九二'两字"。

社论说，蔡英文号召台商回乡打拼、全球布局最值得强调。"台商对外布局不能把鸡蛋都放在中国这一篮，本来是对外投资的基本常识，偏偏二、三十年来众多台商背道而驰，以致整体经济产业饱尝苦果。如今新政府倡言包括印度、东协的新南向，是必要之举，且国际大环境相对有利；但有鉴于以往南向的教训，新南向须积极行动，确实耕耘，长期经营，才足以有效开创新局"。



香港能否"民族自决"？

香港《明报》发表法律学者陈文敏文章《民族自决》，认为1961年香港被联合国列入殖民地之列，但在1972年由于中国的反对而将香港剔除于该表列，这令香港失去独立自治的机会。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公布，香港人被排除于中英谈判，令香港第二度失去行使民族自决的机会，随后香港人参与制定《基本法》，回归十多年亦无重提民族自决，当普遍大部分人均认同香港为中国的一部分时，除非香港人权受到严重侵犯，否则外在的民族自决权可能因而丧失。"民族自决权表示香港人有权参与制定年后的体制，较有意义的民族自决的焦点是在承认中国作为主权国的基础上，争取更高度的自治权和民主体制"。

随后《明报》发表王慧麟的回应文章《你的故乡 我的本土 他的分裂》，认为国际法不断演进，有关"分裂"是否属于天赋权利的讨论，已经有三十多年了，从加拿大最高法院讨论魁北克公投独立的法律案件之中可见，有关分裂的国际法律理据，相当丰富。"现时，温和泛民青年的内部自决之主张，仍是国际法上，自决权解释的主流。但假如北京长期不愿意给予香港人充分的自决权利，那么部分香港人就有足够理由，要求外部自决，决定香港的政治地位了"。

[摘编自其它媒体，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

观察：央视姓党 舆论阵地没有真空？

蒙克
BBC中文网
2016年 6月 10日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6月9日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关于孟买爆炸案的纪录片不代表中国政府立场。
此前中央电视台播放了关于2008年孟买爆炸案的节目，强调了巴基斯坦因素。记者注意到央视纪录片同中国政府的立场有出入，提出中国政府的立场是否有变化的问题。

外交部发言人说央视不代表中国政府对立场引起媒体关注，因为就在今年2月，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视察了中央级别媒体。央视则特别在习近平到访时打出“央视姓党，绝对忠诚”的标语。现在央视不姓党了？

在相关的网络议论中，有人认为“这是意识形态失控的一个典型案例”。还有人说，“央视长期做美国喉舌，重大事件上总是持美国立场、美国角度”。但也有人质疑说，“难道中国政府就能代表人民的想法吗？”


中国视角？
来自巴基斯坦境内的武装分子在孟买发动恐怖袭击，为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宿怨又添新仇。巴基斯坦最初将攻击归咎于孟加拉国和印度的阴谋者，否认巴基斯坦有任何责任。后来迫于美国和联合国的压力，巴基斯坦逮捕了数名激进分子。

中国官方立场并没有附和印度和西方媒体对巴基斯坦的指责，而是认为巴基斯坦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作出了巨大努力，并且应该受到国际社会的肯定。

尽管中国在十多年前就认识到建立有国际竞争力媒体的重要性，努力加强报道的中国视角，同西方媒体争夺话语权，但是按照某种解释，许多记者理解的中国视角侧重在涉及中国的内容以及对西方媒体报道中国偏见的警惕。对于一般国际报道，中国媒体经常照搬西方媒体。

研究中国媒体国际报道的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聂保真（Pal Nyiri）教授对BBC中文网记者引述《人民日报》高级驻外记者的话说，过去《人民日报》的报道紧跟《纽约时报》和其他西方媒体，人云亦云，在许多问题上，并没有自己的立场。

聂保真认为，对于大部分中国记者来说，“中国视角”不过是找到中国角度，即能够吸引中国受众的中国角度。

一位中国驻海外记者对聂保真讲述了同另外一名《南方周末》记者在2010年一起去日本的事。这位记者主要对日本人关注什么感兴趣，而那位《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则集中谈言论自由问题，因为他要比较中日两国言论自由。



价值中立？

《南方周末》的记者秦轩因此感叹中国媒体在国际新闻报道方面同西方媒体距离太大。他还引述前《21世纪经济报道》的国际版面负责人左志坚的感慨：中国没有真正的国际新闻。

据荷兰学者聂保真在《为中国报道：中国海外记者中的普世态度和中国视角》一文中引述，《21世纪经济报道》一位专门报道中国海外商业扩展的记者认为，在报道中不存什么国家利益，只有专业报道和不专业报道的区分。

中国斥数百亿人民币扩大中国媒体的国际影响力，扩大中国的软实力。用2008年中国国务院新闻办主任王晨的话说，是要“争取话语权，打破西方媒体的舆论垄断”。
新华社社长李从军在2013年强调要牢牢掌握舆论工作主动权，要记者“积极宣传我党和政府的政策主张，有力批驳西方媒体不实言论，增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但聂保真认为，官方舆论导向指示在中国官媒驻外记者中似乎并无共识。



立场还是市场？
也并非所有记者把中国立场理解为支持政府。一名新华社驻非洲记者对聂保真说，新华社需要的不是立场，而是市场。另外一位在非洲的新华社驻站负责人认为，她的本职工作并非为中国战略利益服务，她理想的工作不是写宣传，为政府做公关，而是做专业报道，做一名职业记者。

应该说，强调媒体职业道德和专业标准同中共一直强调的新闻观格格不入。最近，中共机关刊物《求是》杂志社社长撰文提出要“捍卫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坚决打赢新闻舆论争夺战”。

他把新闻舆论争夺比作战场，并说“舆论阵地没有真空”，等于否定了所谓“价值中立”的新闻媒体观的存在。而受一些记者推崇的职业或专业精神，就是指媒体能够不受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影响，为“公益”服务。

http://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a/2016/06/160610_cctv_party_media_independence

Stephen Hadley,

His argument is that after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there is a scenario that post-war international order of freedom triumph. In fact,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is being affected by "authoritarian state capitalism in Russia and China ... ... Turmoil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Korea in the area of nuclear proliferation "and other factors to weaken.

突发：上海浦东机场航站楼疑似发生自制爆炸物爆炸事件

字型大小： N N | 2016年6月12日 | 大陆 | 无评论

【博闻社】今天下午2时31分许，浦东机场2号航站楼值机柜台靠近安检处2件行李发生爆炸，2件行李当时相隔15米，爆炸时间间隔5秒。

当地媒体引述消息说，目前医院共收治4名伤员。其中一位重伤，伤势为左侧颈潜静脉横断，颈内静脉损伤，气管离断。另3名伤者 2男1女，为轻伤。


http://bowenpress.com/news/bowen_106335.html

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邀请，德国总理默克尔将于12日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三天的正式访问，这将是默克尔任内第9次访华。默克尔访华期间，中德两国总理将共同主持第四轮中德政府磋商。

中德政府磋商机制建于2011年，此次双方将共有20余位部长或副部长级官员参加，用德国驻华大使柯慕贤的话说，是中国和德国的“内阁共同会议”。

那么，这一轮中德政府磋商有哪些看点呢？日前，新京报记者针对这一问题专访了德国驻华大使柯慕贤。

中德或签署网络安全协议防范商业间谍活动

新京报：默克尔这一轮中德磋商的主要议题是什么？

柯慕贤：德国是唯一一个跟中国开展这种高级别政府磋商的国家。因为它不仅是简单的政府磋商，而且是由两国总理主持的，可以说是两国政府内阁的共同会议。因此，我们的议题也非常广泛，从农业到工业的创新，从外交政策、安全政策到文化等。当然，一些议题是备受关注的，比如在创新方面的合作，其实已经开展了，这就是德国工业4.0和中国制造2025的对接。

此外，我深信我们会签署一个共同的网络安全协议，是为防范网络的商业间谍活动。G20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中国是今年G20的轮值主席国，德国紧随其后是2017年的G20轮值主席国，我们都希望能进一步推进G20的议程。

我们还希望进一步增进民间往来。中方提议把2017年作为中德旅游年，这也是一个正在考虑的建议。

新京报：此前，中德已经进行了三轮政府磋商，你如何评价这几次磋商的成果？

柯慕贤：这三次磋商都非常成功。2014年，在柏林举行上一轮政府磋商期间，我们提出了两国中长期合作行动纲要。

我想强调一下行动纲要的两个内容：第一个是，2015年我们开始共同创新。这是一个很大的项目，包括德国工业4.0与中国制造2025的对接。第二个是，在中长期合作行动纲要中还确定，要在签证方面实现很大的便利，已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现在，双方已经可以保证在48小时内办理商务签证，旅游签证在72小时内可以颁发，大大提高了多年有效的多次往返签证的发放率，商务签证中很多是一到五年有效的多次往返的签证。

德国自动化领域做得好值得中国企业参考

新京报：德国工业4.0和中国制造2025对接的情况怎么样，在实际操作中遇到了什么困难？

柯慕贤：现在已就合作机制签署了两份谅解备忘录，有些企业已开展对接合作。

首先是数据安全。今后，中德企业会把他们的商业数据文件储存在云端，这些数据需要紧密的保护，要防止一些没有权力介入的单位和个人拿到这些数据。

我们也要认识到，工业4.0和中国制造2025的对接，并不是一两年能够完成的项目。它无异于第四次工业革命，还需要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新京报：德国工业4.0和中国制造2025，有没有一些对接成功的案例？

柯慕贤：德国的西门子公司在成都有一个工厂，非常现代化，也许还达不到工业4.0的水平，但可能是工业3.7。它是世界上最现代化的工厂之一。

新京报：就工业发展而言，德国已经迈出朝向4.0阶段发展的步伐，中国制造的水平还达不到德国制造的水平，在这方面，德国有哪些经验可以跟中国分享？

柯慕贤：截至目前，中国以它以往的经济模式取得了非常辉煌的成绩，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如今要想促使增长，必须提高生产效益。德国在自动化领域做得比较好，机器人普及率很高。在一些生产的过程中，通过引进自动化、引进机器人，可以降低出错率，把产品不合格率控制在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甚至万分之一以内。这是德国的一些成功的经验，可以供中国参考。

技术可以引进，但如果中国希望走在前列，中国的经济应该更有创新性，要提高创新能力。现在中国有几家创新力强的企业，但企业的数量跟中国整个经济的规模相比还是小。

中国技术方面的进步大幅促进中德贸易发展

新京报：你一直强调，中国与德国在制造业领域是合作伙伴，但德国国内有没有一种担心，认为中国的制造业水平提高后，会成为德国的竞争对手？

柯慕贤：其实要承认，中国肯定会在技术方面有很多新的发展，也取得不少成绩，有一些领域中国甚至早已领先于德国。比如，在电信设备生产方面，最好的例子就是华为。

一方面，提高制造业水平后，中国当然会成为德国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但另一方面，这样也会开辟新的合作机遇。

如果看一下最近几年的统计数字，会发现中国在技术方面大幅追赶德国；另一方面，中德贸易也发展得非常迅猛，有几次跨越式的发展。所以可以说，中国技术的发展并没有影响贸易或阻止贸易，而正好相反是促进了贸易发展。

新京报：今年，默克尔还将与中国领导人在G20峰会上见面，她也是在任内访问中国次数最多的外国领导人。你如何评价两国之间领导人的这种密切交流？

柯慕贤：德国在欧洲国家当中是与中国政治关系最密切的国家，默克尔与中国的领导人也有很好的个人关系。默克尔很重视对华关系，亲自推动中德关系发展，她个人也希望至少每年访华一次。

在经济方面，两国经济是非常密切地交织在一起的。出于自身的利益，我们希望看到中国实行改革，也希望中国经济继续积极良好地发展，希望看到一个强有力的中国，看到中国成功。因为中国经济不好，对德国也有负面的影响。   

http://news.6park.com/newspark/index.php?app=news&act=view&nid=169844

maybe you are right

right now Merkel in Beijing without Michael Brand

but dont make me angry since i care less political interest than democracy and freedom.

In China, more journalists--even former ones--vulnerable to government wrath

By Yaqiu Wang/CPJ Northeast Asia Correspondent

https://cpj.org/blog/2016/06/in-china-more-journalists-even-former-ones-vulnerabl.php


Most of the journalists imprisoned in China reported or commented on issues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inds threatening to its rule. They were likely aware that their work could invoke the wrath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t any time, but still choose to go ahead for the sake of truth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Other journalists choose to stay away from the political red lines, writing and speaking within the realm of what is believed to be allowed--and they have generally been spared persecution. However, such certainty has increasingly eroded. Since Xi Jinping assumed the presidency in 2013, more and more journalists are vulnerable.

One recent example concerns Wujie News. On March 4, an open letter criticizing Xi for concentrating power in his own hands and calling for him to resign was published on the news website--a joint venture between private companies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Xinjiang region in northwest China. The letter was removed soon after it was posted and it received scant attention in the tightly-censored local media and Chinese Internet. Yet, in the wake of such critical material appearing on a partially government-owned website, authorities launched a broad operation to determine who was behind the offense, affecting former as well as current employees of Wujie News.

In the ensuing days, over a dozen people disappeared or were detained, including family members of two journalists based overseas, out of the government's reach. Most of those detained have been released, but at least three senior managers at Wujie News are still in police custody, according to news reports and a former journalist for the website who asked not to be named for fear of reprisal. Around April, the government also ordered Wujie News to be dissolved, and everyone was let go, according to news reports. (CPJ was unable to access the website). What's more, nearly 150 people--all employees of Wujie and its affiliate technology company Wujie-Xinhui, as well a number of former employees who had left Wujie News before the letter was published--have been banned from leaving the mainland, according to the former journalist.

"About two months ago, I went to the Beijing Capital Airport, planning to go to a foreign country on a tourist visa. I was stopped by the border police and told that 'we have received notice. The Beijing Public Security Bureau prohibits you from leaving the country because you have a case pending,'" the former journalist told CPJ. "I asked what the case was, when the travel ban would be lifted, who should compensate the lost value of my plane ticket. The police could not answer any of the questions."

The former journalist told CPJ that many former colleagues have encountered the same problem: "We first found out about the travel ban on March 28 when an international correspondent was stopped at the airport. Later, my former colleagues who tried to go abroad to claim awards, to go on vacation, to participate in exchange programs, have all been prohibited from leaving mainland China. No one knows when the travel ban started or when it will end." Wujie News's former general manager confirmed that all previous employees are banned from traveling, according to the former journalist. CPJ was unable to reach the general manager directly. The employees sent several applications to the Beijing police requesting the travel ban be lifted but have not received a response, the former journalist said.

A police officer at the Beijing Public Security Bureau told CPJ over the phone that he did not have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 travel ban. The officer also questioned the work of CPJ, referring to it as part of "American hegemonic power" that tries to "interfere in China's internal affairs."

The former journalist expressed surprised at being caught up in the world of political dissent. "I had not thought this was a big deal because I had no experience in such things. When I realized that I was banned from leaving the country and the company was facing dissolution, I became very very angry. I am not angry at whoever published the letter, nor the management of Wujie News, but the all-powerful state," the former journalist said. "Just as the saying goes--even if you don't go after politics, politics will come after you."

You could say that veteran journalist Gao Yu "went after politics." Before she was jailed in May 2014 on accusations of leaking state secrets and was paraded on state TV appearing to confess without having been tried, Gao knew the risk when she continuously published articles critical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on news outlets based overseas. Gao had no illusion about the authoritarian nature of the state or that China's press environment would change for the better, as she told CPJ in 2008. Gao learned this from hard personal experience, having been jailed previously for five years for leaking state secrets and for 15 months for participating in the 1989 Tiananmen democracy protests.

But business reporter Wang Xiaolu, who also appeared on state TV making a confession in August 2015, may not have expected to be in such a position. He was not known for critical reporting, and the article for which he was held in an undisclosed location for six months--about a regulator examining ways for securities companies to withdraw funds from the stock market--was not on a topic traditionally considered delicate. (If it were, it would not have been published in a mainstream magazine, given how stringently print media in China is controlled). Yet, as China's economic growth slows and its markets become more volatile, reporting on financial issues has taken on new sensitivity.

In a similar situation is blogger Wei Manyi, who has been detained since May 17 over an article he published on the Chinese social media service WeChat saying Buddhist temples were linked to allegedly corrupt businessmen. Reading through Wei's previous articles online, CPJ did not find them to be overtly critical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 fact, some were passionately nationalistic and in prais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Titles of his articles include "China will inevitably lead the world in the next 20 years;" "From revolution to violent revolt, the Western world is collapsing," and "GDP growth hits record low, but China is due for the best era."

Zhang Ping, a Germany-based journalist whose family members in China were detained for several days in connection to the open letter on Wujie News, told CPJ that he believed that in a country where press freedom is not guaranteed, no journalist, regardless whether one reports critically of the government or not, is truly safe. "Though journalists have different beats, be they entertainment reporters or financial reporters, we should all speak for free speech, information freedom, and social justice. We can only be safe through fighting for such rights and causes as a whole."

How to rattle China’s foreign minister

By Emily Rauhala June 2

Wang Yi did not like the question.

At a news conference in Ottawa on Wednesday, Canadian journalists were granted the chance to ask the Chinese foreign minister a single query, plus a follow-up. They asked about human rights. Wang lost it.

"Your question is full of prejudice and against China and arrogance. ... I don't know where that comes from. This is totally unacceptable," Wang said, speaking through an interpreter.

"Other people don't know better than the Chinese people about the human rights condition in China, and it is the Chinese people who are in the best situation, in the best position to have a say about China's human rights situation," he said.

Wang asked the journalist whether she had ever been to China. "Do you know that China has lifted more than 600 million people out of poverty?" he asked.

"And do you know that China is now the second-largest economy in the world from a very low foundation? ... And do you know China has written protection and promotion of human rights into our constitution?"

The heart of what Wang said — that only China is equipped to understand China — is not new. The ruling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often expresses anger and frustration over what it considers the ignorance and hypocrisy of the West, particularly when it comes to human rights. They think China is targeted unfairly and willfully misunderstood.

What's surprising and revealing is that Wang let himself look rattled.

The question, which was broad, left plenty of room for Wang to articulate China's position on specific issues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y. Given the restrictive format, he could have held the floor, fending off a follow-up by sticking to his notes. Instead, he lost his cool.

The outburst is a reminder of how rarely China's top leaders face the news media. At home, their public appearances are rare and tightly scripted. At Premier Li Keqiang's annual news conference, for instance, a select group of local and foreign journalists are "invited" to ask screened questions on live TV.

During President Obama's November 2014 visit to China, a journalist from the New York Times surprised President Xi Jinping with a question about journalists being denied visas based on their coverage. Xi paused, gazed across the room, then took a question from state media. Later, he returned to the Times reporter, awkwardly comparing journalists to broken-down cars.

Xi, unlike Wang, managed to look composed, but his words conveyed frustration and unease. "When a car breaks down on the road, perhaps we need to get off the car and to see where the problem lies," he said.

"And when a certain issue is raised as a problem, there must be a reason. In Chinese, we have a saying: The party which has created a problem should be the one to help resolve it."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worldviews/wp/2016/06/02/how-to-rattle-chinas-foreign-minister/

沙特外交大臣答尖锐问题 王毅真该看看

http://news.creaders.net/china/2016/06/08/1684232.html

German legislator denied visa by China for pro-Tibet remarks

German legislator Michael Brand, who reportedly criticised China's human rights record, sought a clear response from the German Foreign Ministry about the denial of visa to him.

By: PTI | Beijing | Published:May 13, 2016 8:39 am

China has denied visa to a German legislator heading the human rights panel for his remarks backing “Tibetan independence”, saying his position is against Germany’s one-China policy, state media reported on Friday.

Michael Brand, Chairman of the Committee on Human Rights and Humanitarian Aid of the German Bundestag, is not welcome to China,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spokesman Lu Kang said, defending Beijing’s move to deny him a visa.

Brand’s position of backing “Tibetan independence” is against Germany’s one-China policy, Lu said on Friday.

Brand was denied permission to visit China purely because of his position on Tibet, not for his comments on the human rights situation in China, according to the state-run Xinhua news agency.

Brand, who reportedly criticised China’s human rights record, sought a clear response from the German Foreign Ministry about the denial of visa to him.

Lu said the Chinese Embassy in Germany and relevant departments have done a lot of work preparing for the visit of the Human Rights Committee of the Federal German Parliament.

“The German government knows that very well. The remarks by the specific person you mentioned are calling white black,” Lu said in his comments posted on the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website.

“We don’t invite him to China, not because of what he said about China’s human rights, since you know that he is not the only one that has something to say about China’s human rights. But a lot of people still made their visits to China.”

“He cannot come because he blatantly breached the commitment of the German government to the “one China” policy and stuck his heels in advocating “Tibet independence” which is so wrong,” he said.

“I can say for sure that China will not welcome such a man. I have to say that the Human Rights Committee of the Federal German Parliament is very unwise in issuing the statement and hurling accusations at China,” Lu added.

CDU-Abgeordneter darf nicht nach China
Stand: 11.05.2016 14:56 Uhr


https://www.tagesschau.de/inland/tibet-visum-bundestagsabgeordneter-101.html


Der CDU-Bundestagsabgeordnete Brand wird von der chinesischen Regierung an einer Reise ins Land gehindert. Brand ist Vorsitzender des Menschenrechtsausschusses des Bundestags. Die Reise der Delegation war für Ende Mai geplant.

Die chinesische Regierung hat dem CDU-Bundestagsabgeordneten Michael Brand die Einreise verweigert. Brand ist Vorsitzender des Menschenrechtsausschusses im Bundestag. Er hatte zuvor Menschenrechtsverletzungen in China kritisiert. Der Politiker wollte Ende Mai mit einer Delegation des Bundestags nach Peking, Lhasa und Urumqi reisen.

Brand erklärte, der chinesische Botschafter habe im Vorfeld der Reise wiederholt versucht ihn zu erpressen. So hätten der Botschafter und Mitarbeiter gefordert, Brand solle Artikel von seiner Internetseite löschen, in denen es um Tibet ging. Auch versuchte demnach die Botschaft Brand davon abzuhalten, auf einer Tagung der Tibet-Initiative in Frankfurt zu reden.

Menschenrechtsausschuss will seit vielen Jahren nach Tibet

Der Menschenrechtsausschuss versucht nach Worten Brands schon seit vielen Jahren erfolglos, nach China zu reisen. Bei anderen Bundestagsausschüssen sei dies auch kein Problem. Vor drei Jahren habe es eine Einladung nach Peking gegeben, die allerdings immer wieder verzögert würde. Nun habe die Botschaft vorgeschlagen, der Menschenrechtsausschuss solle im Herbst ohne den Vorsitzenden Brand die Reise antreten. Bei der heutigen Sitzung des Gremiums soll dies zurückgewiesen werden.

Brand rief Bundesaußenminister Frank-Walter Steinmeier zum Protest gegen das Vorgehen der Regierung in Peking auf. "Wir können es nicht akzeptieren, wenn autoritäre Regime wie China, Russland oder die Türkei dort Zensur und Unterdrückung praktizieren, schon gar nicht wenn sie diese Methoden auch noch nach Deutschland exportieren wollen." Gerade vor den für Juni geplanten deutsch-chinesischen Regierungskonsultationen müsse die Bundesregierung ein Zeichen setzen, forderte Brand.

德语媒体：德国总理访华 小心窃听大王？

默克尔访华是德语媒体关注的焦点话题。《柏林报》指出，为了降低黑客侵袭风险，德国联邦信息安全办公室提出建议，默克尔一行在中国期间应减少手机的使用。《法兰克福汇报》则关注到装在默克尔背囊中一件棘手的"行李"--库卡收购案

（德国之声中文网）"最迟在NSA丑闻爆发之时，人们已知道，默克尔的手机是外国情报部门的目标之一。不过在飞往中国之前，安全人员格外加强了安保措施。"德国《柏林报》（Berliner Zeitung）一篇文章开头这样写道。

因为中国的间谍攻击愈发"凶猛"，德国联邦信息安全办公室（BSI）发出警告，一旦默克尔的手机连接上中国网络，她的电话极有可能失去安全保障，受到监听："不能排除通讯设备持续、长期受到监听的可能。"

文章写道，中国被怀疑长期对西方政府和企业进行大规模的间谍活动："据悉，去年，北京派出的黑客盗取了超过2500万美国官员、商人以及军人的信息。在华盛顿眼中，中国早已被列入'网络空间中最有威胁的一员'"。

作者写道，"手机总理"默克尔的手机使用率频繁，也爱发短信："她使用一个加密移动电话进行通话。德国联邦信息安全办公室在一份文件中警告，一些国家，包括中国、俄罗斯尤其存在安全风险。手机或会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监听，短信内容也可能遭到窃取。因此，德国联邦信息安全办公室建议，给手机信息加密，关掉蓝牙，不要让电话离开自己的视线。"

题目为"安全部门给默克尔中国行下手机禁用令"（Sicherheitsbehörden verhängen Handy-Verbot für Merkel in China）的文章写道，默克尔在访华期间将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共同主持第四轮中德政府磋商。随行的包括诸多政界人士和商界代表。文章援引BSI指出，默克尔代表团成员的手机、平板或是手提电脑一旦连接上中国的网络，这些电器“几乎会完全受到控制"。

安全专家提出建议，访问中国的全程，默克尔应该尽可能避免使用黑莓手机接拨电话，因为中国可能会令手机的加密功能瘫痪。另外，所有的代表团成员在与中方举行会议时不必带手机，而应把电话放到屏蔽箱，交给安全人员保管。





对库卡收购案的担心

《法兰克福汇报》一篇报道指出，德国总理府与社民党主席加布里尔(Sigmar Gabriel)少见的态度统一："他们都不愿中国企业美的收购德国工业机器人制造商、行业领军者库卡。"

有圈内人士表示，来自柏林的信息十分明确：阻止（中方拿到）50%的股份。美的虽然表示只想拿到库卡30%的股份，但是德国政界不相信美的会满足于此。据悉，西门子总裁凯瑟尔（Joe Kaeser）也被卷入了库卡收购事件，他与默克尔进行了沟通，作者写道："凯瑟尔现在是左右为难。一方面，来自总理府的暗示难以拒绝，因为人们知道，收获的这份感激总有一天会拿到回报。但是另外一方面，据信，西门子内部认为库卡不仅价格过于昂贵，而且这笔收购也与西门子的战略不符。"
作者Carsten Knop 和 Rüdiger Köhn指出，目前美的还没有正式公布收购计划，不过有知情人士透露，这家中国企业将在这两个星期迈出这步："美的集团提出以每股115欧元的报价购买库卡股份，目前库卡每股108欧元。"

 
文章指出，美的表示有意收购库卡后，德国和欧洲的政坛人物表示，希望看到其他来自德国或者欧洲投资要约，他们担心，欧洲重要的未来技术会流向亚洲。反对中企收购的一方希望，ABB集团能以"白马王子"的形象出现，从中国的手中"救出"库卡。然而，如果这机器人生产商巨头加入竞购行列，最终拿到库卡，又有垄断之嫌。
题目为"总理访问中国 库卡难题随行"（Kanzlerin reist mit Kuka-Sorgen nach China）的文章指出："周末陪同默克尔前往中国的包括大众总裁穆勒（Matthias Müller）。据悉，德国政坛现在或把希望放在他的身上，因为戴姆勒现任董事会主席蔡澈（Dieter Zetsche）在库卡事件表示了拒绝的态度。中国是大众最重要的市场，双方有着长年的伙伴关系。可能德国政坛现在希望，能从大众着手找到一个能够不伤及相关各方脸面的理想的解决方案。"



摘编自其他媒体的内容，不代表德国之声的观点或立场

你这种逻辑就活该地沟油和雾霾

德国议员：必须对北京亮出警示牌

http://www.dw.com/zh/%E5%BE%B7%E5%9B%BD%E8%AE%AE%E5%91%98%E5%BF%85%E9%A1%BB%E5%AF%B9%E5%8C%97%E4%BA%AC%E4%BA%AE%E5%87%BA%E8%AD%A6%E7%A4%BA%E7%89%8C/a-19322824

在即将启程的默克尔访华代表团中，没有联邦议院人权委员会主席布朗特的身影。这位基民盟政治家因为批评北京的西藏政策而被中国拒绝入境。布朗特呼吁默克尔不要躲闪，在人权问题上明确表达立场。

（德国之声中文网）德国联邦议院人权委员会主席布朗特（Michael Brand）要求总理默克尔在访问中国期间对北京干预公民自由权利的做法予以批评。"对话绝对是重要的，但也不能为了对话而对话"，他在柏林接受德新社采访时表示。

"如果像中国、俄罗斯或者土耳其这样的伙伴国家做出了超越红线的事情，德国政府就必须亮出警示牌，并且要确保对方理解这个信号"，他说，"躲躲闪闪是不能够给自己赢得尊重的，恰恰相反。"

今年5月，北京方面拒绝给这名基民盟政治家发放入境中国的签证，因为他没有按照中国驻德国大使的要求，将涉藏的批评性文章从其个人网页上删除。
默克尔周六夜晚在六名内阁部长和五名国务秘书的陪同下启程飞往北京，周一将参加第四轮德中政府磋商会。

布朗特说，联邦政府已经为取消针对他的入境禁令作了一番努力，"但是中方不为之所动。……议会期望，联邦政府这次不要从北京空手而归。"

他还警告道："我们目前所经历的，是有目的地针对个别议员采取的打破禁忌的行动。事实上，这些行动是针对整个议会的。这是一种系统性的行动。"他指出，有些国家试图通过对议员施加压力、破坏其名誉或者是加以威胁，来达到对有理有据的批评加以阻止的目的，不仅仅在自己国内，而且还在德国，包括阻止德国的议员发声。
布朗特认为，在土耳其的问题上，联邦议院议长拉默特（Norbert Lammert）已经以必要的明确方式表达了正确的立场。"我希望联邦政府也能做到这一点--不管是对土耳其还是中国。"

这位基民盟政治家认为，自从新的政治领导层上台之后，中国人权状况出现了进一步的恶化。"作为德国联邦议院的议员，我们可以对这种现象作斗争。我们有义务为那些在中国因为自由发表言论而受到生命威胁的人发声。"

布朗特指出，长期以来，西藏存在严重的宗教和文化压制现象。"超过140例藏人自焚的事件就是一个警示信号，一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人类文化正遭受严重威胁。"
对于中方对其采取的拒签行动，布朗特感到十分愤怒："我以前也和一些践踏人权和试图洗白自己的国家的使节打过交道。然而中国大使的这种试图要挟的做法，让作为德国议院人权委员会主席的我把自己的行程安排和有关人权问题的文章发表都交给北京去审批，这已经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层面。这绝对是无法接受的，也是两国关系的最低点。"

灭亡的预兆

一个李汪阳倒下去，千万个李汪阳站起来 

夏伟：习近平还能紧绷多久？

(博讯北京时间2016年6月11日 转载)
     
    来源：美国之音

http://www.boxun.com/news/gb/china/2016/06/201606110217.shtml


在反思文革发动50周年之际，面对中国种种文革思维和做法的回潮，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主任、历史学家夏伟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认为毛的革命已经在中国消失是天真的，但习近平并非要重演文革，而是只捡对他有用的毛的工具；经济增长放缓使中共失去了一党统治的合法理由，继续放缓会使习近平更加集权以维稳，但问题是紧绷可以维持多久？夏伟说，所有一切提醒人们，历史非常重要，任何国家试图摆脱过去、遗忘历史，终将被清算。
   
    反思文革对于一位终身研究中国历史的西方学者究竟意味着什么？历史学家夏伟告诉美国之音，一个国家要用忘记过去来摆脱自己的历史是非常困难的，“如果历史被抹杀，一种溃烂的方式几乎会使文化从内里变质。” “任何国家，抹杀过去、压制过去，最终将付出很高代价。”
   
    中国必须重新评价自己的历史
   
    夏伟认为，尤其是镇压自己人民的政权，将无法摆脱历史的惩罚， “我认为，在某个时刻是会被清算的；我绝对肯定，中国必须重新评价自己的历史，更客观、更真诚地看待历史。这对任何国家都是痛苦的。”
   
    在反思文革发动50周年之际，人们发现文革思维和做法仍在中国大行其道。夏伟认为，文革不可能重演，习近平捡起的只是毛的部分对他有用的工具。 “习近平发现毛的革命、毛的文革中有用的东西，就是强调权威、党的团结、纪律，但不是群众运动、大规模阶级斗争和社会大乱。”
   
    但现实中国社会中，存在着否毛、捧毛尖锐对立的两大派。夏伟说，习近平处于两难境地， “他们需要毛的革命所提供的许多东西，但另一方面他们又要对这个革命保持一定的、但不是彻底的距离。毛泽东只是个符号，丢了它就丢了革命。因此，习近平在走非常脆弱的钢丝，试图在否定党自己的历史和支持某种被许多人强烈反对的东西之间保持平衡。”
   
    夏伟认为，文革思维和做法的回潮并不涉及意识形态，其根本原因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下滑。 “现在增长放缓了，他们失去了在中国保持一党统治的最重要理由。其中并没有很多意识形态的介入。”； “他们唯一可以依靠的，只有两样东西，一个是民族主义，另一个就是党的纪律。这就是为什么要强化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地位。”
   
    过于集权很危险
   
    夏伟表示，如果中国经济继续疲软，习近平可能更加集权，因为他对维持稳定的信念十分坚定。 “但问题是你能紧绷多久？我认为关键是权力过于集中于一人手中，如果不成功，那么这个人就要承担全部责任。这是很危险的。”
   
    夏伟是美国著名资深中国问题专家。他60年代毕业于哈佛大学，同期在台湾学习汉语； 70年代中进入中国访问。1979年，他全程报道邓小平访美。曾是《纽约客》等杂志记者和自由撰稿人，担任过加州大学伯克利新闻研究生院院长。他是历史学家、记者、媒体人、教授、活跃人士。他出版过17本著作，多数与中国有关，最近一本是2013年与鲁乐汉合著的《富强》。
   

    夏伟专访实录：
   
    记者：今年是毛泽东发动文革50周年。50年过去了，但是中国国内没有像样的文革研究，没有认真的文革讨论，甚至连一个文革博物馆都没有。当局一方面试图让人们遗忘文革，另一方面又对歌颂赞美文革网开一面，你如何解读这一现象？
   
    夏伟：70年代末、80年代初，有些想法有点天真。那时邓小平开始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于是有人认为，他掌权了，文革正式结束了，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中国整个革命阶段不重要了。那时候许多人天真地认为，现在革命结束了。但今天我们看到的，那些在延安和其他地方的共产党人，其实是几十年的经验，他们的人生就是马列主义革命、阶级斗争、整风、群众运动，所有这些事情，都深深埋在这个体制和中国人的灵魂中。它并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么容易摆脱，或者说，那么容易摆脱文革。因此，我们今天看到中国政府和总书记习近平，看到那类思想观点、态度和处理问题的方式又回来了。它对我的提醒是，历史非常重要，你不能忘掉历史，你不能逃避历史，你不能仅仅说它结束了、它过去了，把它推到一边，其实它仍深埋在人们心里，并不时回来，不时以难以最终彻底摆脱的社会文化意识的方式再现自己。
   
    习近平发现毛文革对他有用
   
    记者：习近平上台后，种种文革式思维和做法大行其道，比如个人崇拜、用侮辱人格的方式强迫未经审判的嫌疑人公开认罪，对律师、维权人士的大规模抓捕等等，使人们越来越担心文革要卷土重来。你认为可能吗？
   
    夏伟：我认为文革要完全再回来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因为文革的重要部分是毛泽东利用年轻人攻击共产党，我的理解是，习近平并不愿意这种情况发生。但是，习近平确实把一些革命的和文革的东西带回来了，这些东西就是马列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关于社会、阶级斗争的学说；列宁主义是关于建党、领导、服从、统治集团、纪律的理论。我认为，习近平发现了毛的革命、毛的文革中有用的东西，就是强调权威、党的团结、纪律，但不是群众运动、大规模阶级斗争和社会大乱。
   
    增长放缓使一党统治失去最重要理由
   
    记者：是什么原因使习近平让部分毛的东西又重新回来呢？因为中国经济放缓了？因为中共对文革的结论给习近平留下了被他利用的余地？还是因为习近平本人的知识结构使他缺乏治理一个国家的必要手段而必须从毛那里借用？
   
    夏伟：我认为，邓小平以来的新认识是中国共产党合法性的最重要部分就是经济增长。现在经济增长放缓了，他们失去了在中国保持一党统治的最重要理由。其中并没有很多意识形态的介入。因此随着这一缺失，任何共同的统一政治力量，在经济增长减弱的情况下，唯一可以依靠的，只有两样东西，一个是民族主义，另一个就是党的纪律。这就是为什么要强化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地位。
   
    记者：习近平上台后明确提出了中共前30年与后30年两段历史不能相互否定，以打通并不一致的毛时代和邓时代。你认为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这种提法真能帮助他吗？
   
    习近平在走脆弱钢丝
   
    夏伟：我认为，习近平主席试图显示的是，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彻底否定毛主席的革命是危险的。因为这是他们的革命，是党的革命，是他们拥有的革命，是他们完成的革命。因此，他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一部分人要否定它、忘记它，但是另一部分则不能忘掉它、不想忘掉它。我认为，忘不掉它的人多数是要强调如何健全党、如何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专制的党，如何有一个统一的国家。因此，这是个极大的矛盾：他们需要毛的革命所提供的许多东西，但另一方面又要对这个革命保持一定的、但不是完全的距离。毛泽东只是个符号，你丢了它就丢了革命。因此，习近平在走非常脆弱的钢丝，试图在否定党自己的历史和支持某种许多人强烈反对的东西之间保持平衡。
   
    记者：人们常说，距离越远对历史看得越清。文革距今50年了，应该对它看得更清楚了。你认为文革究竟是什么？
   
    文革是人类历史上的巨大骚乱
   
    夏伟：我第一次到中国是在文革期间，你记得、每个从那时过来的人都记得，那是一个很复杂的混合物。我认为，一方面毛泽东认为，有必要把中国社会整个翻个个儿，要翻身；但另一方面显然他利用文革来维持权力。因此，文革的复杂性在于，一方面有其确实的政治动机，有一定的道理；但另一方面，文革变成了非常险恶的权力斗争。毛泽东赢得除大跃进后期到文革前短暂时期外的几乎所有权力斗争。
   
    你问什么是文革，文革是人类历史上一种巨大的骚乱，是由一个国家的领袖发动的、有着严重后果的骚乱。我认为也有积极意义，但大部分是非常残酷、非常野蛮、非常具有破坏性的。问题是如果有一个把你带入文革的党，而这个党仍然掌权，那么我们能对文革采取什么态度呢？或者说能对毛领导的整个革命采取什么态度呢？想想吧，最突出的态度就是算了吧，别说了！
   
    记者：你认为毛为什么要发动文革？
   
    毛是个复杂人物
   
    夏伟：我认为毛是个非常聪明和复杂的人，他正确地发现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的弱点，官僚主义很严重。它是个大问题，它非常保守，等级观念很强。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确实需要改造。但当然，毛的处方是极端的，从这个角度你可以理解中国的文革是五四运动的产物，或试图去找到彻底重塑自我的途径。但是，强烈的自我权力斗争因素也在起作用，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看到，彭德怀、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所有这些人在不同的时期反对毛，毛则利用红卫兵，利用群众运动，把他们都打败了，那是很具破坏性的。这是毛在30年代发展起来的非常明确的哲学思维，和一个对权力很残酷、很现实认知的混合物，即，认为如果你要当个领袖就必须不断控制。从许多方面看，毛泽东就是个有着旧式帝王心态的皇帝。
   
    记者：研究毛文革的学者有的认为他发动文革有理想主义成分，也有的说纯粹出于权力斗争的需要，甚至有的认为，毛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建立家天下。你认为呢？
   
    夏伟：从很多方面来看，毛是一个很卓越、很聪明、很有战略智慧的人。他建立了一些很有趣的理论，他关于社会如何运作、如何消灭某些阶级以使另一些阶级得到福祉，他有一整套对中国革命的完整世界观，毫无疑问，他是个理想主义者。但他也是个很懂得现实权力的人，他从不反对在非常务实的层面上去为某些事情斗争。他知道他可以非常理想主义，他也知道如果他没有权力，就不能影响任何事物。因此，他是非常复杂矛盾的人物。这两方面的特点使他既是无情的、有能力进行权力斗争的人，又是具有中国社会必以非常极端方式改变的非常理想主义的乌托邦式人物。
   
    记者：毛自己说他一生只做了两件事，一是打赢了内战，一是搞了文革。可见他赋予文革的份量。你认为毛、毛文革的遗产是什么？什么是你刚才说的有积极意义的东西？
   
    夏伟：我认为某些东西，比如中国最终使语言得到统一，普通话，60、70年代听那些老领导人讲话，都是地方话、方言。你很难听得懂毛泽东、邓小平和周恩来讲话，都是不一样的，这是一件事，我认为是积极的。中国还建立了一些基本的保健制度，一些基本的农村教育，统一了国家——有人认为这不是个好主意，但它统一了所有老的秦帝国，汉、满、蒙、回、藏，重新到一起了，除了台湾、香港和澳门。因此，我认为中国成就了一些事情。但是我认为，毛有他非常反叛的东西：大闹天宫、造反有理，为乱而乱，继续革命，永不停止，他脑子里就是有这种观念，但是实践中是很悲惨、很残酷、破坏性很大的。
   
    毛是希特勒吗？
   
    记者：有文革和毛泽东研究者把他比与希特勒相比，你认为他们有可比性吗？
   
    夏伟：我认为拿一个领袖跟另一个领袖、一个运动跟另一个运动比较，总是很冒险的。因为希特勒是绝对反马克思主义、反共产主义的，他没有阶级斗争观念，他是个法西斯主义者。你可以说他是个列宁式人物——如果从强调一个党、民族主义、服从、纪律、团结的角度看，这些对毛以及以后的中国领导人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从这些方面来看，他们跟每个专制独裁领袖有共同点，但是在其它方面，中国的文革又是独特的。
   
    记者：文革对你个人而言有什么意义？
   
    夏伟：我第一次到中国是在毛死前、文革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很难理解当时的情况。我认为，我理解的是毛的理想主义部分：他是五四运动的产物。而五四运动对于他们而言是什么呢？他们确实在研究中国，在问为什么我们这么弱？为什么我们无法保卫我们自己？为什么日本可以从德国手上拿走山东？为什么我们不能抵抗所有的侵略？不能抵抗通商口岸的上海新殖民租界？那个时期是毛的成型期，他担心的是中国怎么能再强大，怎么能成为受尊重的大国。为使中国强大，他做了常常是矛盾的不同努力。有趣的是我们看到习近平现在也继承了这个传统，“中国梦”就是要使中国再强大，在世界上成为经济大国，受尊重的强国，其他大国都必须听其国民的声音，我认为这是整个一以贯之的情结，毛也是其中一部分，除了他的有关阶级斗争的、非常激烈的社会骚乱理论——这种理论孙中山、蒋介石没有，邓小平没有，甚至习近平也没有。
   
    记者：在反思毛发动文革50周年之际你还有什么特别的感想？
   
    夏伟：我用一生研究历史。我热爱中国历史。我确实认为，一个国家要用忘记过去来摆脱自己的历史是非常困难的。如果历史被抹杀，一种溃烂的方式几乎会使文化从内里变质。我认为，我们可以从日本的例子看得很清楚，日本仅部分面对自己的过去。做得较好的是德国，二战后他们确实敞开心胸，扪心自问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我们是怎么走向疯狂的？是怎么对自己、对世界、对邻国做出了这么可怕的事情的？我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从来不允许中国的学者、记者、研究者深入探讨和询问的问题，因为威胁太大。
   
    虽可能蒙羞，但必须面对
   
    记者：如果你看一下中共的整个历史，他们对历史研究的控制越来越紧。你认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不能真诚地对待自己的历史会有什么后果？
   
    夏伟：讽刺的是我认为中国一贯操纵自己的历史。实际上从历史上看，历史对中国人总是很重要的，在繁荣的帝王时代，当新朝代开始，他们必须写前朝历史，尽管如此，他们仍有一个对历史的深切的尊重，试图找到某种程度的历史真实。我担忧的是，这种对历史真实性和准确性的关照是这整个制度的弱点。因为我认为任何国家，抹杀过去、压制过去，最终都要付出很高代价。你无法摆脱它，尤其是如果你虐待自己的人民。我认为，在某个时刻是会被清算的；我绝对肯定，中国必须重新评价自己的历史，更客观、更真诚地看待历史。这对任何国家都是痛苦的。历史上美国曾经在民权、奴隶制、黑人、对原住民的屠杀等问题上有过艰难时刻。我认为，一个伟大社会的真正挑战是你能否诚实地对待自己的历史，虽然你有可能因此为难、蒙羞、不太好看，但你必须面对它。
   
    记者：明年将举行中共十九大，今年夏天的北戴河会议引人注目。已经有很多关于国家主席、总书记习近平跟总理李克强矛盾公开化的报道，有人认为习近平一定会在十九大上有颠覆性动作。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夏伟：我认为不管习近平治理国家的理论是什么，也不管他认为国家主席、党的总书记的权力应该有多大，最重要的因素是经济。如果经济越来越疲软，他可能就会越来越集权，因为他对维持稳定的信念十分坚定。但问题是你能紧绷多久？我认为关键是权力过于集中在一个人手中，如果没有成功，那么这个人就要承担所有责任。而这是很危险的。没有人愿意看到中国失败或崩溃，这对中国和世界都很危险，所以我希望他能找到某种方式，多一点放松、多一点开放，也许使权力有所分散，使之多一点平衡，因为像他现在这样集权是非常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