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世界大学排名 德国三所大学入围Top 100

新闻来源: 网络综合 于 2016-08-19 22:37:25 大字阅读 敬请注意:新闻取自各大新闻媒体,观点内容不代表本网立场!

8月19日电 据开元网报道，在2016年8月15日发布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中，哈佛大学蝉联第一，斯坦福大学仅次于哈佛大学，排名第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超过麻省理工学院，排名第三，剑桥大学从第五名上升至第四名，牛津大学从2015年的第十名，上升至第七名。日本东京大学排在第二十名，成为亚洲唯一上榜世界二十强的大学。排名前二十的大学中，前十八名均来自英美，随后是瑞士的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第19名）以及日本东京大学（第20名）。

在排名前一百的大学中，美国大学有50所，英国大学有8所。其中，德国有三所大学入围，分别是：海德堡大学（第47名），慕尼黑工业大学（并列第47名）和慕尼黑大学（第51名）。中国大学今年首次入围世界百强，分别是清华大学（第58名）和北京大学（第71名）。

除去入围百强的三所大学，德国有34所大学入围五百强，排名在101-150区间的大学分别是：波恩大学、法兰克福大学、弗莱堡大学、哥廷根大学、明斯特大学；排名在151-200区间的大学分别是：德雷斯顿工业大学、埃朗根-纽伦堡大学、基尔大学、莱比锡大学、图宾根大学、维尔茨堡大学、卡尔斯鲁厄大学、亚琛工业大学、汉堡大学、科隆大学、美因茨大学、乌尔姆大学、汉诺威医学院、柏林工业大学、吉森大学、哈雷-维滕贝格大学、耶拿大学、马尔堡大学、比勒费尔德大学、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拜罗伊特大学、不来梅大学、杜塞尔多夫大学、汉诺威大学、康斯坦茨大学、波茨坦大学、雷根斯堡大学、罗斯托克大学、斯图加特大学。
三所入围百强的德国大学亦在德国十一所精英大学(Eliteuniversität)之列。

海德堡大学，全名鲁普莱希特-卡尔斯-海德堡大学（Ruprecht-Karls-Universität Heidelberg），位於德国巴登-符腾堡州的海德堡市。如今，海德堡大学拥有12个学院，是一所在人文、社会、自然、医学等科学领域全面发展的综合性教学与研究机构。现在，大多数院系均有权颁授学士、硕士与博士学位，只有法律、医学、牙医与药学四系学生依规定仍须通过国家考试，才视为取得学位。

慕尼黑工业大学（Technische Universität München， 缩写：TUM），坐落于德国南部巴伐利亚州首府慕尼黑，是德国的一所全球著名的理工科大学，亦是是德国最古老的工业大学之一，属TU9成员，于2006年10月被选为德国首批三所精英大学之一。因其卓越的创新精神和优异的科教质量被德国科研联合会(DFG) 在2006年和2012年连续两度授予“精英大学”(Elite-Uni)的称号。

路德维希-马克西米利安-慕尼黑大学（Ludwig-Maximilians-Universität München），简称为“慕尼黑大学”或“LMU”，是一所位于德国巴伐利亚州首府的综合性大学。慕尼黑大学共设置有18个学院，并提供广泛多元的学科选择。

more horrible is that the world keeps in silence when china government did this kind of bullshits 

这种义工是义务性质的，不是强制性质的，所以他们有权利拒绝。 单这种人还是早点遣返的好

“法乃公正善良之术”

caonimabi !!!!!!!!!!!!!!!!!!!!!!!!!11

即使大陆再次闭关锁国，台湾也没事

据悉，联署声明于8月18日发起，截至19日，已有超过百名律师签名。

操你妈逼韶山腊猪肉

四川两律师被控妨害作证罪 百余律师发表联署声明
2016-08-19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renquanfazhi/yf2-08192016102531.html


四川广定律师事务所两名律师被控“辩护人妨害作证罪”一案，日前在成都开庭审理，引发不少律师的关注。日前，百余名律师发表联署声明，认为控方的指控并不成立。有参与联署的律师向本台表示，希望外界关注律师权益问题。

四川《成都商报》日前报道，2016年8月16日，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法院开庭审理了四川广定律师事务所詹肇成、刘勋两位律师被指控辩护人妨害作证罪一案。两位律师被指控对詹肇成律师所辩护的一个案件的证人取证形成笔录提交法院，证言内容与公安部门侦查取证时不同，此后公安部门再找到这些证人，这些证人则再次变更证言，并称两位律师及家属要求他们改变证言。

案件引发律师们的关注，日前，有律师发起联署声明，认为仅凭这样的证据，指控两位律师犯有辩护人妨害作证罪，起诉证据严重不足，远不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未满足中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一百六十条、一百六十八条之规定，不应该启动刑事追诉程序，更遑论定罪。声明认为证人翻供即归罪于律师，将严重破坏律师辩护制度；本案如果定罪，或将敲响律师辩护制度的丧钟；尽管调查取证艰险，但真正的辩护律师依然在行动，他们需要更多的支持，而非打击。

参与联署的葛永喜律师8月19日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我个人签名是觉得在现实的环境中，律师可能与证人进行一些接触，司法机关就开始追究律师所谓的诱供、所谓的诱导证人改变证言，以伪证罪进行追究的话，我们认为这个不利于刑事辩护的发展，不利于保护辩护人的权益，也不利于保护被告人的辩护权。 ”

据悉，联署声明于8月18日发起，截至19日，已有超过百名律师签名。

另一名联署者庞琨律师向本台表示，律师被控“伪证罪”的案例由来已久，而在7.09案之后，律师权益是否能够得到保障更加引人担忧，希望通过这样的声明能让外界关注相关问题。

“律师的权益律师同行还是比较关注的，每年可能都有几个案例，由于律师在取证或者在刑事辩护过程中，被控伪证然后判刑的。如果我们把律师权益放在7.09案件的背景下看的话，（签名是）去年7月份以来大家对律师的权益的感到担忧的集中表现。”

声明最后说：将持续密切关注詹肇成、刘勋两位律师被指控辩护人妨害作证一案的进展，并且随时愿意提供力所能及的法律帮助。声明也呼吁有关司法机关，能够践行“法乃公正善良之术”的精神，摒弃部门利益和个人喜恶，严格恪守法治精神。

（特约记者：扬帆／ 责编：石山/吴晶）

大家谈中国：论“超级低俗屠夫”吴淦

网友 苏星河

http://www.bbc.com/zhongwen/simp/comments_on_china/2015/07/150703_coc_activist_wugan_mode


2015年 7月 3日


“屠夫”吴淦出现在公众视野，有据可查的当属2009年湖北的邓玉娇案。他称该案维权模式为“杀猪模式”

2015年6月27日，据“屠夫”吴淦的代理律师燕文薪发布的消息，“屠夫”吴淦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诽谤罪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三个罪名批捕，这比他5月27日被刑事拘留时多了一项“煽颠”的罪名。而此前中国党媒掀起的对吴淦的高调批判表明，他将受到严厉的打击；其不合作的态度经由律师会见之后传出，根据以往当局对待抗争人士的态度，这种结果难以避免。

“屠夫”吴淦出现在公众视野，有据可查的当属2009年湖北巴东的邓玉娇案。吴淦的参与使该案及相关细节、进展迅速传播开来，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对涉案官员的声讨和对邓玉娇的声援。或许是迫于公众的压力，该案最终以判决邓“有罪”而“免于处罚”结案。该案为吴淦此后参与维权、抗争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模式：揭露涉案、涉事地区官员的各种劣迹、犯罪行为，以此吸引对事件的广泛关注，形成公众压力，促进事件向有利于被侵权者的方向发展。这种模式后来被“屠夫”称为“杀猪模式”。
2009年以来，每当出现热点事件，吴淦几乎无役不与。个人当然很难承担如此支出，参与的事件和参与的人数也越来越广泛，于是有了后来的各种针对事件声援、围观等的募捐，这也是引起有些人非议的重点。

以上背景，随着吴淦被抓广为人知。本文并非要还原什么、记录什么，或者向公众展示什么，想要了解自然有多种渠道；本文试图围绕屠夫吴淦，对其价值、模式等作出阐述，并希望能够对相关的讨论作出评价。




一、 关于维权与抗争

维权是民众权利觉醒的开端。极权在统治过程中，必然包含着对民众权利的剥夺，维权因此而生。因极权的区域治理结果产生了对民众权利的侵犯，参与者以上访、传播、诉讼等为主要方式，期待通过对权利的持续争取，改善权利被侵犯的处境。从最初的一些案例，如2008年的“结石宝宝”，以及维权方式看，维权包含着对当局统治合法性的默认，而主要针对其治理的有效性，即治理结果。

这在2012年之前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至少权利被侵害的个体，在维权律师、公益人士等的热心扶助下，境况得到了改善，有些权利也得到了实现。而在2012年之后，形势变得严峻起来。参与维权的律师和公益人士受到了广泛的打击，如许志永因其主导的公盟广泛参与各类公益活动而获刑四年。

形势的变化说明，维权对当局治理有效性的冲击已经形成了持续的社会压力，治理有效性充分暴露在公众面前；同时，随着社会矛盾的加剧，治理有效性的归因已经越来越难以覆盖侵权的广泛和深重。对于治理有效性的冲击，已经构成了对当局统治合法性的反对，这是维权、公益被打击的根本原因。

吴淦所参与的维权，往往属于矛盾更加尖锐、侵权行为更加突出的那一部分。在2012年之后，维权和抗争在政治上已经合为一体，吴淦也因此处于抗争的前列。抗争是实现自由权利的唯一途径，极权不会因为民众的服从而有任何改善；中共建政60余年的境况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抗争与极权之间的对抗，也很难有调和的余地，统治者用行动表明了镇压的决心。




二、 关于异地参与

对自由权利的追求只能起于失去自由者本人，本地化的抗争是最为主要的抗争形式。在近年来的热点事件中不难发现，本地化抗争的水平，最终会对事件的走向起到关键性的作用——这并不是说一定会取得怎样的效果，而是指参与的程度——毕竟，极权的一意孤行，使很多抗争行动最终没能取得积极的结果。

屠夫的参与是外部力量的介入，他认识到了这种介入的必要性。外部力量介入的必要性则表明了本地化抗争的不足——或者是抗争力量的不足，或者是抗争水平的不足，而屠夫的参与，提升了本地化抗争的力量、经验和烈度。

一次次的参与就相当于一次次的示范。本来并不为公众所知的恶行，因为参与而被暴露在公众面前；本来不敢主张自己的权利，默认顺从会避免更大损失的民众，因为参与而变得勇敢起来，迈出了主张权利的第一步；本来只是少数人的觉醒，因为参与者的带动，而被当地的民众分享，从此意识到了权利的缺失，以及因此造成的苦难。人们在参与中学习、分享了抗争的经验和勇气，得到了权利的觉醒和人格的提升。

这种作用是决定性的。当人们选择不再沉默，也不再顺从的时候，也就是极权的末日。本地抗争和异地参与的联合，形成了民间的自组织化，这是当前能够实现的最高级别的抗争形式；这样的抗争进而产生各地抗争的同步，就是极权最大的恐惧。这一点，极权当然是清醒的。这种提升本地抗争烈度和抗争水平的行为，也就必然成为当局重点打击的对象。屠夫因此被打击，而打击本身也就最终确证了他的价值。




三、 关于募捐

抗争者与极权的斗争，根本上还是资源的斗争。与极权相比，抗争者在资源上处于绝对的劣势，这就使抗争、尤其是异地参与的抗争，必须整合抗争资源。

募捐就是很好的整合方式。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像屠夫那样有着充分的行动力。而有了募捐，不能参与现场行动的人，就能以捐助行动者和受害者的方式参与到抗争当中——这事实上就成为对抗争的认知，也成为抗争的行动。和表达者一样，捐助者以他想做的、能做的形式参与其中。行动存在更大的风险，这是每个人都知晓的。募捐使参与的门槛降低到了任何人。

每一次募捐，也和每一次异地的抗争行动一样，在提示着人们权利的缺失，也在呼唤着社会资源越来越广泛的参与。捐助者或者虽然没有捐助但是一直关注着自身权利的人们，因此而感受着争取权利的勇敢。募捐不仅仅是资源的整合，也是对社会的动员，它的价值已经超越了纯粹的经济支持。

募捐当然也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某些人的非议。这些非议主要包括了两类。一类是对于效果的评价，一类是关于募捐者是否获利的问题。

关于效果，必须承认，在极权没有最终崩溃之前，所有的抗争行为都很难在效果上具有充分的说服力；极权的崩溃是一个效果累积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当前的每一个抗争者，都是在充当“炮灰”的角色，这是他们的勇气和决心。既然如此，抗争就不仅仅是为了追求可见的效果，而是对争取权利的表达。任何对于效果或者效率的质疑，也就都成了不负责任的假设：假设可以取得某种结果才行动，假设换一种做法能够取得更好的效果，这些都是对抗争的不了解，对极权本性的认知不足。假设这些资源可以如何利用，最好的证明方式应该是由假设者来完成。

指责募捐者从中获利，则充满着对募捐者的恶意，也是抹黑募捐的最常见方式。募捐者并非生活于真空，他们为抗争所付出的，不仅有自己的经济支出，还有着各种各样的风险。他们也不是孤身一人，有家庭成员需要安置。如果说，这些人是“职业”的抗争者，那么这个职业就是这个国家最富有理想价值，风险最高、收益最低的职业。从事这个职业需要的，也恰恰是指责者最缺少的良知。同时，如果把这当作一个职业，那么通过这个职业取得一定的收入，在那些饱学“国奥”（国产奥地利经济学派）思想的指责者看来，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吗？对于募捐者和募捐行为的恶意，就是这些指责者把实际上的抹黑，以道德洁癖呈现的唯一方式。




四、 关于“杀猪”

“杀猪”是“屠夫”对于他的模式的称呼。

久处极权之下的人们，也因其权利水平的低下，充满着对自身权利的麻木，他人权利的漠视。那些侵权行为被人们了解，也往往只能收获一些廉价的同情。这就是一个令人悲愤的现实。 极权令人发指的侵权行为，都伴随着侵权者个人的丑恶。杀猪模式则把重点放在了挖掘、传播、唤起关注的过程。既然对于权利水平漠不关心，那么对于官员贪腐呢？对于官员的男盗女娼怎么看？对于官员的奢糜生活有没有感觉？这些人都在怎样暴露着统治者的无耻？杀猪模式对涉事作恶者丑恶的充分挖掘，并且公之于众，使事件本身得到了更加广泛的关注，形成社会热点话题和一定的舆论压力。这或许并不必然推动事件的解决，甚至不能确保事件朝着有利于被侵权者方向发展，但是它成功地使关注、认知、传播得到了充分的放大和提升。

既然在极权尚未崩溃之前，抗争者所作的一切努力都只能归结为表达——对极权的反对，对自身权利的主张，那么杀猪模式无疑就以屠夫和众多参与者的努力，充分地实现了表达。而对于涉事作恶者的充分揭露，甚至丑化，也就是这种表达的题中应有之义。这个国家或许只有人们不知道、难以想象的，而没有极权不能为、不敢为的罪恶。所谓“诽谤”，是对于新闻联播或者共产党员悼词而言，并非对现实而言。




五、 关于“争议”

很多人把“屠夫”吴淦看作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在一些平台上，“屠夫”的展示让他们不安；更有甚者，认为屠夫募捐自肥，是为了成就自己的名望。这些所谓的争议，始终跟随着“屠夫”。

抗争本身就是对所谓主流的“争议”。不仅是对屠夫，所有参与抗争的人，都会成为旁观者眼中的“争议”。所谓争议，不是就抗争者所为“对不对”，而是“应该不应该”。抗争者最大的失败，就是他们因为冒犯了长期对统治表示顺从的人们的选择，因此不能得到他们的谅解；抗争者最大的悲哀，就是使那些心中反对但是从不敢说出口、还要掩住他人之口的人，使那些恬不知耻跟随极权一起获利的人，在抗争面前暴露了他们的理中客、无所作为和旁观者洁癖。

“屠夫”本身并没有争议，有争议的只是选择：是反对极权，还是默认极权统治的合法性；是选择抗争，还是认为顺从能够获得最大的利益；是选择革命，还是幻想极权可以改良、愿意改良。用争议这一个意思模糊、立场混淆的词汇，根本无法涵盖反对和支持、抗争和服从、革命和改良这样的意识分野；争议，也就是极权的支持者、统治的顺从者、改良的幻想者们用于掩盖自己真实立场的借口。

“屠夫”是一个受难者，我并不把他当作圣徒，而是当作同道。并不讳言，我压抑着满怀悲愤，写下这些文字，其中带着强烈的个人情绪。把它写出来，是我作为同道的责任，也是对那些抹黑他的人所下的战书。

注：《大家谈中国》的文章不代表BBC的立场和观点，

写得好

日媒：奥巴马招牌政策或遭遇同盟国反对尴尬

2016-08-18 13:05:00环球网 王欢 分享 7参与

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6-08/9327636.html

　　【环球网报道 记者 王欢】围绕美国总统奥巴马推进的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构想，日本等同盟国表示反对的情况浮出水面。原因是，这一构想可能导致对朝鲜的威慑力下降。《日本经济新闻》8月17日认为，奥巴马追求的“无核武器世界”的理想和现实的鸿沟正日益加深。
　　美国《华盛顿邮报》8月15日报道称，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向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哈里斯表达了反对的想法。据日本外务省表示，访问日本的哈里斯7月26日在首相官邸与安倍举行了会谈。双方宣布就加强同盟关系达成一致意见，但并未提及是否就美国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构想展开磋商。
　　影响安全保障
　　报道称，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是除了针对敌方核攻击的反击之外不使用核武器的政策。避免以核武器应对常规作战力量、化学及生物武器攻击，将核武器的作用限定为“核对核”。奥巴马希望在其任期结束的2017年1月前为“无核武器世界”这一招牌政策铺平道路，因此在政权内部讨论提出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构想。
　　不过，以美国“核保护伞”的威慑力作为后盾的日本的安全保障政策将受到这一承诺的显著影响。有消息显示，朝鲜有能力实现核武器的小型化、进而配备于将日本和韩国纳入射程的弹道导弹。如果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令朝鲜得到鼓舞，对日本的威胁将随之提高。东北亚局势有陷入不稳定的危险。
　　日本政府并未公开对美国媒体的报道作出反应。关于7月26日安倍与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哈里斯的会谈，当天的与会者之一仅仅表示，“必须与美国积极展开沟通”。对于美国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构想浮出水面，日本外务省高官之一表示，“在中国和朝鲜的行动不断升级的背景下，美国又将如何参与这一地区的安全保障呢？”
　　《日本经济新闻》称，日本作为唯一的战争核爆受害国一直坚持无核三原则，另一方面，却一直依赖同盟国美国的“核保护伞”。一位日本政府相关人士表示，“韩国也一样担忧实力均衡发生变化”，表示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构想并非仅涉及日本一个国家的问题。
　　美国国内存在谨慎论
　　对于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美军此前就存在强烈的谨慎言论。2009年，时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迈克尔•马伦表示反对称，“存在迅速且显著损害(核政策的)灵活性的危险性，无法接受”。美军的看法至今仍未改变。除了日本之外，韩国、英国和法国等同盟国也表示反对。很多观点认为，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构想越来越难以实现。
　　奥巴马在担任总统第1年的2009年在布拉格发表演说，提出了“无核武器世界”构想，并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当初看起来朝着核裁军顺利迈进，但拥有世界核弹头数量90%以上的美国和俄罗斯因乌克兰危机产生对立。削减核弹头的氛围减弱。
　　奥巴马5月27日以美国现任总统的身份首次访问核爆受害地广岛。其意图是再次营造推动核裁军的氛围。在广岛发表的演讲中，奥巴马并未提及核裁军的具体举措，但白宫高官显示出再次提出措施的想法。在奥巴马政权内部，除了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之外，还出现了通过禁止核试验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决议的方案。
　　日本长崎市长田上富久8月10日与广岛市长松井一实联名，向安倍等人发出请求书，敦促日本政府支持美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承诺的实现。

客座评论：偶然、反讽和团结——中国的膜蛤文化

http://www.dw.com/zh/%E5%AE%A2%E5%BA%A7%E8%AF%84%E8%AE%BA%E5%81%B6%E7%84%B6%E5%8F%8D%E8%AE%BD%E5%92%8C%E5%9B%A2%E7%BB%93%E4%B8%AD%E5%9B%BD%E7%9A%84%E8%86%9C%E8%9B%A4%E6%96%87%E5%8C%96/a-19489403

过去两年间，中国的“膜蛤”文化突然间引发了外界关注。这个独特的文化存在，到底具有怎样的性质，是去政治化的粉丝结社，还是单纯的搞笑？或者反映了中国怎样一种复杂的权力斗争图景，抑或新兴的新媒体政治框架内一种“静悄悄的反叛”？

 


江泽民（资料图）

（德国之声中文网）就在这周，8月17日前后，膜蛤指向的中国前总书记江泽民的90岁生日那天，一些国际媒体报道了中国的膜蛤现象和"蛤丝"群体。
中国当下，各种各样的怀旧情绪弥漫在社会，有自由派知识分子和党内老人们对1980年代的怀旧，他们以《炎黄春秋》杂志的20万订户和数百万读者为代表；还有当年的红卫兵和造反派、1990年代的下岗工人们对毛时代的怀旧，他们在薄熙来的重庆时代尤为活跃，其中很多就是所谓的"毛粉"；还有一些年龄层各异却缅怀民国时代，他们多是业余的现代史爱好者，在中国当下也创造出了一个规模不小的民国风文化。相比之下，对1990江泽民主政年代的怀旧情绪可谓最新的，也是经过胡温时期的僵化和后任习氏政权的紧张，而对江时代由开明技术官僚统治所保有的政治宽松、"闷声大发财"的怀念。

只是，根据笔者的经年跟踪和观察，蛤丝文化的兴起却属偶然。只是因为一、两位业余研究者对江氏"大人物、小故事"的不懈收集和解读，通过互联网悄悄的传播，因为中国微信新媒体的结社左右慢慢形成。甚至连"膜蛤"的蛤蟆，最初也是江任内全力打压的"邪教"组织法轮功长期建构的符号，却被蛤丝们取用，只是政治立场大不相同。而占据蛤丝文化核心的"蛤三篇"和身份认同，他们把江氏的著名语录改成日常生活的切口，十分私人化，也暂且不顾时局紧张或者更严肃的异议分子、更苦难的维权运动的正义诉求，而充满了以娱乐达成反讽的意味。

如果再考虑到蛤丝群体的构成，主要以北上广大都会的文化青年、IT创业家、以及海外青年知识分子等为主，他们恰好也是习近平最新统战政策的目标对象既所谓新社会人群，一群有着鲜明自由主义色彩的社会活跃分子，不能不说，膜蛤文化的形成非常符合已故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的名著《偶然、反讽和团结》一书所建构的现实图景。他们，蛤丝们，代表着中国一个新兴的文化群体，也是罗蒂所定义的：私人主义者、非理性主义者和感受主义者。他们亲历剧变中的中国社会，深刻感受着社会和政治转型带来的压力和乐趣，却无法效仿或者跟随那些伪装理性的"公知"群体，同时作为活跃的新媒体用户群也与各种正义运动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姿态，这后一点尤其受到貌似坚持"苦难正义"群体的抨击。

重要的，这一自发群体的偶然选择，似乎也继承了90年代王朔风格的反讽，就像王朔剧在最近两年中国青年群体中重新受到追捧，而在更广泛的文化自觉意义上产生了各种对当下政权与江时代两种威权主义统治对比的反讽话语，堪称真正的犬儒主义，颇类古希腊时代的第欧根尼，也代表着中国北上广政治中心城市里最有活力的一部分人群的情感的共情。他们有着几乎相同的美剧和王朔剧的趣味，也站在中国文化创造力的前沿，然后创造了一个只属于他们自己的膜蛤话语体系并且相互联结，不属于任何一个现实政治力量或者任何一种商业性、追星式的粉丝文化，最典型不过地实践着罗蒂意义上的自由、非暴力的情感自觉。

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蛤丝群体和他们的膜蛤文化，几乎就是捷克1970年代"宇宙塑料人"乐队的集体版，颓废、犬儒，政治性和娱乐性参半，形成于2013年的新威权主义开始，或许将终结于未来的时代巨变前夜。然而，一个真正有中国特色的文化自觉和情感自觉的窗口已经打开，一种新的团结的可能，这或许是中国当下充满紧张、撕裂和暴力的城市和互联网文化当中最别致、有趣、乐观的一面吧。

白信为政治学博士、北京独立政治观察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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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ck  china government

尖阁列岛属于日本

SBCCP

腊肉比元首更恶心

China's Zhejiang Bans Religious Activities in Hospitals as Crackdown Widens

2016-08-18

Authorities in the eastern Chinese province of Zhejiang have banned all forms of religious activity in hospitals in an ongoing crackdown targeting the region's burgeoning Protestant Christian community.

A public notice posted at the Central Hospital in Zhejiang's Wenzhou, a city that has been dubbed "China's Jerusalem" because of its high concentration of Christians, made patients and their visitors unequivocally aware of the new rules this week.

"Religious activities are banned in this hospital," the notice said. The Wenzhou Central Hospital was originally set up as a Protestant hospital.

An employee who answered the phone at the same hospital on Thursday confirmed the new measures.

"Religious activities in hospitals have never been encouraged ... but some people have been doing it on the quiet, which is understandable, seeing that we are all here to support patients," the employee said.

The new rules don't just ban patients from carrying out religious activities like prayer or preaching; they also prevent ministers or pastors from holding prayer meetings for patients in hospital.

"Some people were really giving it their all, praying aloud and reading out the Bible," the employee said. "That's not allowed."

"The order is shown to patients when they are admitted to hospital telling them that no religious activities are permitted in the hospital," the employee said. "If they do that here, then the nurses and doctors will have a word with them."




Further interference

Guangzhou-based pastor Ma Ke, of the southern city's Guangfu Church, said the rules represent further state interference with freedom of religious belief in China.

"They are interfering with people's religious beliefs, which is against the constitution ... because Chinese citizens should have the freedom to choose their religion, or to have no religion," Ma told RFA.

"I think it's perfectly normal ... people depend psychologically on their religious beliefs to a certain extent," Ma said. "If they are dying, for example, they know that they have nothing to fear."

"Religion empowers people ... to be more optimistic and accepting of their treatment program," he said. "It helps them face up to times of illness, and also to face up to their own mortality."

An employee who answered the phone at the Zhejiang provincial religious affairs bureau declined to comment, saying they didn't know much about the issue.

The ban comes after a province-wide crackdown on churches and an urban "improvement" campaign which has seen crosses removed from dozens of buildings.

Earlier this year, Zhejiang Protestant pastors and married couple Bao Guohua and Xing Wenxiang of the Holy Love Christian church were sentenced to 14 and 12 years' imprisonment respectively by the Wucheng District People's Court in Zhejiang's Jinhua city after they opposed the removal of crosses.

Police-run detention centers in the province have also denied family members’ requests to deliver Bibles and food to the detained, according to the U.S. State Department's 2015 religious freedom report.




'Hostile forces'

Meanwhile, the authorities view many forms of religion as dangerous foreign imports, with Zhejiang officials warning last year against the "infiltration of Western hostile forces" in the form of religion.

And the crackdown looks set to intensify and widen to other regions of China.

Zhejiang has been lauded by the ruling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ideological arm, the United Front Work Department, for "tackling ... the difficult-to-tackle problems, grasping norms, strong management and promoting harmony and stability," according to a report on the official website of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for Religious Affairs.

Furthermore, this "new situation in religious work" will require an even stronger policy response, the article said, adding that responses will be "problem-oriented, targeted, and pay attention to guidance."

Bob Fu, founder of the U.S.-based Christian rights group ChinaAid, said the Zhejiang crackdown is now being extended into other provinces, including Anhui and the northern region of Inner Mongolia.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taking its persecution of religious believers to another level," Fu said.

"They are doing it in the name of the rule of law, but actually it's very clear that there is an element of wanting all religion to be Chinese in character," Fu told RFA in an interview on Tuesday.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should be aware that are stepping up the pressure on religious practice, so that there is gradually less and less freedom," he said.

The State Department appears to agree with Fu, saying in its latest report that Beijing continues to exercise state control over religion, restricting the personal freedom of religious believers.

It cited a 2012 Pew Research Center report estimating that China is now home to some 68 million Protestants, of whom 23 million worship in state-affiliated churches, and some nine million Catholics, 5.7 million of whom are in state-sponsored organizations.

Reported by Lee Lai for RFA's Cantonese Service, and by Qiao Long for the Mandarin Service. Translated and written in English by Luisetta Mudie.


http://www.rfa.org/english/news/china/religious-08182016132355.html

何清涟：支撑全球化的基石正在动摇


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从2015年开始的欧洲难民危机，以及2016年的英国退欧与美国大选的极度不正常，少数愿意做宏大思考的学者及观察人士，都不约而同的在思考民主制的危机。由于第三波民主化之后，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已经与民主制度在全球的推广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这种反思多从全球政治秩序受到强烈挑战切入。前大摩高管罗奇因为政治上要与美国主流精英保持一致，总体上否定特朗普，但在有一点上他却坚持：“特朗普说的没错，全球化体系已支离破碎”。

全球化与本土利益的冲突

今年5月，前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布兰科·米拉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和耶鲁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E.罗默（John E. Roemer）在《哈佛经济学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上撰文指出，在全球化趋势下，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发展中国家的快速上升大大降低了世界不平等程度，但在多个国家内部，贫富分化却在不断扩大。从1988年到2011年，发达国家中下层家庭的收入几乎没有变化，增长速度相当缓慢。在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像印度、美国、俄罗斯这样的大国，其国内贫富差距在加剧。如果人们更加关注的是国内的不平等，则自然会忽视全球的不平等，因此引出了一个严峻的结论：即使全球化的发展必然带动世界整体收入的上升，并很大程度上缩小全球收入差距，但同时也引起了国内不平等的加剧。在后者所引发的不满情绪的主导下，全球化也许会被认为是在制造一个更加不平等的世界。

美国的现实也证明了上述结论的正确。20世纪50年代初，中产阶级人数占全美人口的60%左右；到2013年，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人数已不到全国人口的一半。今年4月22日，美国劳工统计局资料带来的警示更强： 2015年全美共有8141万家庭，全家无人工作的家庭有1606万，比率高达19.7%，意味着美国每五个家庭中，就有一个家庭没有人工作。不少美国工人及部分白领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原因是全球化，工作机会外移，以及持续的移民大军抢占了工作机会。

今年5月9日，华府智库“移民研究中心”（CIS）公布关于移民花费的最新报告，指出无证移民家庭每年享受的联邦福利平均为5692美元，超过户长为“美国出生”（native）的家庭享受的联邦福利4431元许多。报告指出， 享受最多联邦福利者为墨西哥和中美洲移民家庭，他们获得纳税人付费的联邦福利，每年平均达8251元，超过土生土长美国人家庭86%。

上述情况带来的诘问是：一国政府应该先照顾本国穷人还是外国移民？这种诘问被政治正确压制住，但却无法消失。移民问题因此成为今年美国大选的一个激烈争论的话题。

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民主国家的选举权与纳税人权利已经不是一回事。普选制事实上终止了早期民主制下纳税人权利与责任政治的关系，全球化带来的移民问题，更使西方国家的福利成了从未交过税的外来者可以名正言顺分享的蛋糕。美国华尔街运动的发起者代表的是一切人都可分享免费蛋糕的利益主张，认为这世界的矛盾是以华尔街精英为代表的1%的资本所有者与其他99%的各阶层人士的矛盾；让这场运动失败的则是“我们是那53%”（在美国，交纳个人所得税的人占劳动力年龄人口的53%）。“我们是那53%”的支持者认为，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参加者不应该要求政府用税金满足不纳税者无上限的福利要求，他们应该去工作。

西方国家无法承受之重：福利分享与价值冲突

全球化的另一个后果就是移民，直到欧洲难民潮发生之前，移民一直受到西方国家的价值肯定，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其任期的最后两年，一直在发动移民制度改革，要打开大门欢迎。欧洲各国因为德国总理默克尔2015年9月初宣布的接收难民无上限政策，目前正陷入难民带来的强奸、杀人、抢劫、偷盗、贩毒与恐怖袭击之中。德国面临的问题正好从两个层面上反映了全球化带来的问题。

第一个层面是欧盟内在的危机，欧盟大一统的目标是欧洲各国成为一个5亿人的大家庭，设定的目标是欧洲无国界、货币统一、财政统一、税收统一以及福利制度统一。但是这个目标只行进到货币统一，先因希腊等国的债务危机而陷入停滞与纷争，接着遇上了难民危机，各国不得已恢复边界，导致《申根协定》名存实亡。曾被奉为“欧洲女王”之称的默克尔失去了她所有的光环：理性之声、经济繁荣的化身、德国人的母亲、欧洲稳定与安全的保障等等。目前德国已经陷入政治与经济的双重危机，尽管默克尔半个月前发表电视讲话时仍然坚称“我们就是办得到”，但她这一讲话得到的民意支持只有8%，这样低的政策支持率，在民主国家几乎前所未见。著名的美国政治学家福山8月3日在接受英媒Express采访时令人震憾地声称：对欧洲来说，默克尔是比ISIS更严重的威胁（SHOCK CLAIM: Merkel is BIGGER threat to Europe than ISIS, claims US professor）。

第二个层面是数百万难民（数字还在不断增加）给德国财政带来的巨额负担，让其掉入了慈善陷阱。德国Ifo经济研究所所长汉斯·维纳·辛恩教授透露，2015年德国的难民开支是210亿。经济学家拉斐尔旭申Bernd Raffelhüschen计算结论是，难民危机可能要耗资近1万亿欧元，纳税人每年负担170亿。如难民能在6年内融入劳动市场，此间需9000亿欧元，相当于德国国民总产值的1/3。德国已经在讨论德国人退休年龄将延迟到69岁，这里的所谓延迟，不是真正延迟退休年龄，而是开始领退休金的年龄。

德国是欧盟的经济支柱。辛恩教授认为，欧央行最新所做的银行压力测试少有说服力。欧元一如既往是问题。在欧元现今的形态下，问题导致让几乎所有参与者都“双输”。法国经济学家Jacques Sapir 做过计算，为了让欧元区在现有的状况下保持存活，德国必须每年承担2300亿欧元转移支付，约相当于德国联邦2016财年财政收入3169亿欧元的75%，而且持续时间至少为10年。这一比率远远高于中国中央政府为各地地方政府承担财政转移支付的比例，况且，中国政府对地方拥有征税权，德国并不能对其他欧盟成员国家征税，却得承担财政转移支付职能。面对这种困局，有点税收财政常识就明白有多危险。

以上估计有个前提，难民在若干年后能够融入接收国的劳动市场。但这个前提得不到现实支持。贝塔斯曼基金会资助、由经济学家Iván Martín主持调查的欧盟9国让难民融入劳动市场的研究，研究组对9国的94项措施进行了分析，结果：无一国成功地让难民融入劳动市场。

全球化的三块基石都已破碎

以上分析只涉及全球化经济层面上的一个侧面，即跨国公司与资本精英们得到全球化好处的同时，西方发达国家人民的逐渐贫困化，以及福利系统的不堪重负。除此之外，文化价值层面与政治层面的支离破碎状态也非常严重。

一是文化价值理念上的支离破碎。穆斯林移民在移居国的文化融合几乎少有成功，引起的激烈社会冲突让欧洲失去了安全感。

在欧洲国家的外来族群中，因穆斯林移民持续不断的迁入和出生率居高不下，这个族群已成为第一大外来族群。但由于族群、宗教、文化价值观和国家认同等方面的巨大差异，穆斯林族群无法融入欧洲社会，成为与欧洲国家主流社会相隔离的“平行社会”和“边缘社会”。欧洲国家的第二、三代穆斯林，他们自小出生或者生活于上述国家，都获得了欧洲国家的国籍，是法律和政治意义上的国家公民。但21世纪以来的英国伦敦地铁爆炸案、西班牙马德里火车站爆炸案、法国《查理周刊》枪杀案、巴黎恐袭事件等系列恐怖主义事件，实施者多为在欧洲出生、具有欧洲国家国籍的穆斯林移民。欧洲国家多年来受困于“政治正确”不愿意正视这些问题，但现在也不得不承认穆斯林移民在个人、族群和国家公民三重身份上，与本国存在着严重的紧张与冲突。

二是政治层面的失败。这一层面的失败在数年前迹像非常明显。自由之家2010年报告明确指出，全球自由化接连五年受挫，是自由之家发表自由评论报告40年来连续最久的倒退。尤其在非洲，民主化节节败退，俄罗斯和中国的专制政权对自由民主人权的迫害更是有增无减。2011年中东北非地区的“阿拉伯之春”后来变成漫长的“阿拉伯之冬”，再由反政府力量衍生出极端黑暗的伊斯兰国，已经让极少数西方学者意识到，每一个社会都有其自身的文化，强力推行民主化也许会欲速则不达。

哈佛大学教授桑德尔的看法，也许代表着现阶段绝大多数西方左派学者的看法：右翼民粹主义正在西方兴起，但这并不代表民主观念和理想失败了，而只是反映了精英的失败，因此，依然应该相信民主与多元文化。

必须承认，目前西方国家的当政者普遍短视与自以为是，但这不是全球化支离破碎的唯一原因。西方国家确实到了冷静下来，对全球化进行全面反思的时候了，否则，不仅无法继续推行全球化，甚至无法将本国从政治挫败中解救出来。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从德文资料的翻译及细节的查核了解上，得到德国网友野罂粟@WilderMohn大力帮助，特此鸣谢）

http://www.voachinese.com/a/heqinglian-cornerstone-globalization-20160818/3471103.html

日媒称中国在距钓鱼岛300km的南麂岛新建军舰码头

【环球网报道记者王欢】日本共同社8月19日援引知情人士消息透露称，中国在距离东海钓鱼岛西北约300公里、作为军事基地不断完善的浙江省温州市南麂列岛新建了军舰码头。

报道称，南麂列岛距离钓鱼岛较美军基地所在的冲绳本岛近100公里左右，中国已在此设置最新型雷达，并建造了可能供军舰舰载机使用的直升机坪，码头的建成将进一步强化军事基地的功能。

共同社分析认为，中方可能是假想与批评其在南海的军事基地化动作的美日发生突发状况，力争提高危机应对能力，还有意加强对东海上空防空识别区的监视力度。

报道援引相关人士消息透露，该码头建在南麂列岛最大岛屿的南麂岛上，长约70至80米，装卸车辆与物资的登陆舰也可停靠使用。截至目前已目击到多艘军舰出入。此外，被认为南麂列岛规划中的军用跑道建设工程似乎尚未启动，但据悉今春举行了军用机也参加的演习。

负责东海等地监视活动并不断派遣公务船前往钓鱼岛附近海域的中国海警局，似乎也正计划在温州市建造大型船只可停靠的大规模基地。

共同社报道称，2015年5月日本爱知县一名50多岁男性在温州市被拘，之后遭到起诉。报道分析认为，被拘前该男子被认为调查了南麂列岛的军事设施。